古人的道德观

㈠ 古人道德 今人道德

提倡道德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这个社会更好。
中国古代的许多道德大都是儒家观点，当然儒家思想的目的是为了这个社会更好，但任何学说都会有有瑕疵。儒家过于追求思想上的禁锢，比如对于孝中的守孝三年就过于苛刻，父母大恩固然当尽心报答，但人死不能复生，守孝三年把自己弄得皮包骨头（守孝一般住草屋，只能吃素。），弄得半死不活，对自己、对父母、对整个社会又有什么意义？但如果在古代，在儒家主导的道德下，还能够作为一个楷模被别世人称道，成为国人尽孝效仿的榜样，让大家对父母等长辈好一些。若在今天，父母去世后你“不正常”三年，或者包拯那样延长到十年，那你肯定不会是楷模，也许某个精神卫生中心的大门会热诚为你打开。我们应该提倡尽孝，但我觉得不应当是儒家那样过于扭曲的孝，我觉得更多的是在父母有生之年，我们能够力所能及地多为父母考虑，多多地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这是我的想法，如有不同的观点，欢迎讨论。

㈡ 了古人的什么道德思想

1． 德者事业之基。《菜根谭》
译：道德是事业的基础。
2．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
译：做好事的家庭必给后代留下幸福，贯做恶事的家庭必给后代留下祸殃。
3．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译：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孤单的，一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和他相伴。
4．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尚书·周官》
译 ：讲道德，心安理得；做坏事，心劳日拙。

㈢ 什么是古人对诚信的道德要求

1.是否具有讲诚信的美德，对公民自身的人格形象影响巨大。

公民讲不讲诚信是其在社会生活和日常交往中是否具有信誉度的体现，并进而影响公民自身的人格形象。

当一个公民被他人和社会视为无诚信或低诚信之人的时候，其道德品性上的负面形象会破坏他（她）在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交往关系，而无诚信或低诚信的社会评价也将对其一生的生活道路产生无可估量的损失。

2.是否具有诚信品性，是公民能否承担社会角色的道德基础。

每个公民都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不可能脱离与他人和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而生存和发展，既享有着公民应有的各项权利，同样也必须履行公民应尽的各项义务。

因此，公民是否具有诚信品性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公民自己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公民要接受作为社会成员这样的角色，并承担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就必须讲诚信。

这是由公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伦理关系所决定的。

3.是否做一个诚信的人，是公民职业素质水准高低的标志之一。

在社会生活交往中，公民的行为不仅仅代表个人，还代表着其所在的部门、单位或组织。

如果公民在履行职务行为时，不能诚实守信或是出尔反尔，那么在这个公民代表部门、单位或组织与社会其他成员打交道时，就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当然也就无法与其他的个人、部门、单位或组织进行顺利的交往活动，也就不能实现其职业和职务所要求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诚实守信不仅是公民个人的道德品性，它还是公民职业道德的一种表现。

只有认识到诚信对个人道德品性养成的重要意义，才能自觉地践行诚信美德，而诚信本身所内含的“诚意”也是提高道德素质的一种修养方法。

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正心诚意”和“反身而诚”在个人道德修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修德的关键是有一颗诚心和一份诚意，诚意所达到的程度决定了个人修德所能达到的高度。

这就进一步表明了诚信和道德修养的内在关系。

㈣ 有什么道德高尚的古人

1.赵广汉

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

2.文天祥

文天祥在被捕后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文天祥明白：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

但文天祥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3.岳飞

岳飞是南宋杰出的统帅，他重视人民抗金力量，缔结了“联结河朔”之谋，主张黄河以北的民间抗金义军和宋军互相配合，以收复失地；治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又能体恤部属，以身作则，率领的“岳家军”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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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生平

1.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岳飞出生于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今河南汤阴县）的一个普通农家。传说岳飞出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故父母给他取名飞，字鹏举。

2.宣和四年（1122年），童贯、蔡攸兵败于契丹，河北官员刘韐于真定府（河北正定县）招募“敢战士”以御辽（一说是为征辽）。岳飞应募，经过选拔，被任命为“敢战士”中的一名分队长。

3.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赵桓反悔割地，两路金军于攻破太原后会合，二次南下围困开封。赵桓在求和的同时使人送蜡书命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征召各路兵马以备勤王。从平定军突围回到家乡的岳飞目睹了金人入侵后人民惨遭杀戮、奴役的情形，心中愤慨，意欲投军，又担忧老母年迈，妻儿力弱，在兵乱中难保安全。

㈤ 中国古代的道德标准是什么

中华民族自古尊师重教，并将这一传统视为社会文明进步之基。教师不仅是授业的经师，更要做传道的人师，其道德操守、行为举止，向来受到严格的约束。“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师道尊严”。社会重视教育，尊重教师，首先是由于教师德高身正，严于自律，所以教师必须从自身做起，修身养德，致知力行，方能做好教育工作，赢得社会尊重。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思考。

最早的师德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

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

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订《白鹿洞教条》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决定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

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明清书院的师德规范

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

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

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

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

“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

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

㈥ 古人讲道德的故事

古人讲道德的故事：
1.程母严格教子
北宋时期的程颢、程颐都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们又是同胞兄弟，因同是理学奠基人，被人们称为“二程”。“二程”的母亲侯氏，一共生过六个男孩子，只剩下程颢、程颐二人，其他都夭折了。侯氏自然非常疼爱兄弟俩，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哥俩身上。但是她深深懂得“慈母败子”的道理，从不娇惯溺爱。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只相差1岁，在他们蹒跚学步的时候，常常摔倒在地，乳母要上前扶报，侯氏劝阻说：“不要管他们，让他们自己站起来。”然后，又对孩子说：“你们走路时，慢一点就不会摔跟头了，你们试试看。”吃饭的时候，孩子爱挑吃挑喝，乳母就想由着他们的性子来，专门给他们爱吃的饭菜，侯氏制止道：“对小孩子不能惯，你惯什么毛病就会有什么毛病。小时候养成挑吃挑喝的毛病，长大后怎么办？”在母亲的严格教育培养下，“二程“从小就养成了很好的习惯。
2. 司马光教子节俭
司马光系北宋大臣、史学家，他的一生不仅自己生活十分俭朴，更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重要内容。他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他常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崇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糜，极力提倡节俭朴实，并明确指出：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他告诫儿子：“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司马光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具备这些道德品质，才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誊于后世。
3.成吉思汗母亲教子团结
成吉思汗是古代蒙古首领、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父亲也是一个部落的首领，在一次部落纷争中被人杀害了。成吉思汗的母亲只好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流浪在芒芒草原上，忍饥挨饿，备受煎熬。她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儿子成吉思汗身上。 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夫人为了教育年幼的几个孩子，经常讲自己母亲教育孩子们要团结的故事。她说：“记得有一天，你们的外婆阿兰阿豁看到五个儿子不团结，便拿出五支箭，让五个儿子分别去折，他们很容易就折断了。后来，她又拿了五支箭，捆成一束，让他们折，结果谁也折不断。这时，外婆就对她五个儿子说：“要知道最好的摔跤手，敌不过人多；最好的马，也经不起百条鞭子抽打。只有团结起来，握成一个拳头，才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 在母亲的教育下，成吉思汗茁壮成长，后来成了“一代天骄”。

㈦ 古代人孟子的道德观点它是客观唯心主义还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孟子的观点属于儒家学说。继承孔子基本思想，其基本思想基调是唯物主义的。孟子的主要思想有：
心性论
性善与四端 —— 道德价值的根源
孟子的“性善说”，主要发挥孔子“仁”的理念。孔子中的“仁”缺乏了理论基础及尚未解释“道德价值根源”的问题。因此，孟子要建立“道德价值根源之自觉心”，认为善是人的基本自觉，这种自觉是表现于恻隐、羞恶、辞让及是非四端。“四端”说明道德价值的自觉，是与生俱来的。这便能补充孔子“仁”学理论的不足。
义利之辨
孟子认为“四端”是内在于自觉心的，属于人的“本质”，即所谓人的“性”。人之性，必有异于禽兽之处，这种“异于禽兽”的性，便是“善端”。他指出，人之所以不善，是由于受私欲蒙蔽。因此，人应放弃私利，以达到社会的公义。目的是建立良好的个人道德观。
养气与养德
孟子提出必须靠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扩充存于内心的“四端”，孟子称之为“尽性”。“尽性”的修养，培养出浩然之气，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再以”心志统气“，控制自己的情感，便能成德。
道德天
孟子认为现实世界是道德的世界，而道德根源背后的标准，便是天。天表现于人,便是性。人苦能有足够修养，便能知天，达致天人合一。
政治思想
民本说： 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决条件。因此，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若君主无道，人民便可推翻他； 但若君主有旨，人民便应谨守岗位。
法先王：孟子主张行仁政，必须效法先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王道统治政治，这样便能把仁政施行於天下。
仁政与王道 ：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必须先有仁心，然后方推行仁政。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仁政，是统一天下者必具备的条件。而仁政的具体表现，就是使家给人民、百姓安乐的王道，要实行王道，又要尊贤使能。
德治观念
孔子论“仁”，是自觉的道德； 孟子的“仁”，则兼具教化的功能。君主应培养出德性，这是施行仁政的条件，故主张“有德者执政”。反对霸政 孟子提倡以德服人的仁政，反对武力服人的霸政，目的在减轻民生痛苦，缓和社会矛盾，故孟子主张“王道政治”，反对霸力服人。恢复井田制度 孟子认为理想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即土地为国家公有，国家授田人民耕种，但人民亦要助耕公田,当作纳税，因此，农民便有“恒产”(恒常固定的田产),国家自会安定。
教育主张
（贯彻始终 ）
孟子认为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且，孟子认为修养是求学的基点，但又认为人善性，是无法从外在培养(教育只可起感化作用),最终都要凭自己的思考来达致。修身方法上，主张自由发展，因势利导。
此外，孟子也十分重视学习环境，置学子于优良环境中，施以自发的教育，方能成功.孟子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启发未明理学 孟子提出“内圣之学”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只要每人扩充善性，压抑物欲之性，自身反省。这种内省的修养方法，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主流。程颢、程颐、陆九渊、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都是继承孟子这方面的学说。
形成道统观念
孟子时，更把尧、舜、禹、禺、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视为儒家的“道统”(一脉相承的知识系统)。从此，儒家的道统观念与儒家思想之间，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民本思想的影响 孟子的民本思想，行仁政的主张，一切以民心向背为标准。这套革命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创见，号然此说缺乏现代的民主精神，却成为传统治制度中，抑制君权的合理性渊源。孟子“为民制产”的主张，更成为历代经济制度的最高理想，如隋唐的均田制。
民本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而且，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㈧ 古人道德修养的句子

见贤思齐，闻过则喜。

㈨ 用当代的道德法律观来评价古人，就没有一个古人是好人了吗

不能以今人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要以当时的历史背景为依托。因为古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标准、人文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等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