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道德

A. 谁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宗教启示者，基督教的道德和精神领袖

耶稣

B. “道德宗教”

基督教入华以来，与作为中国文化砥柱的儒家思想交触，一方面相互抵制，另方面，也引发相互适应。如：一些西方传教士反对敬天、祭祖，宣导反儒、超儒，儒家卫道士则指责基督教“用夷变夏”、“夺人国土、乱人学脉”。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著儒服儒冠，“以儒释耶”，就是基督教对在中国占有法权地位的儒学所采取的适应举措。当然，适应并不是单方面的。儒学想拓展新的发展方向，呈现新的理论形态，也不得不适应基督教，并在其启发与促进下，维护自己的精神义理。
本文从剖析当代新儒学思想集大成者牟宗三的宗教观出发，寻觅基督教信仰在当代新儒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从基督教的立场，评价牟宗三的道德宗教观。

一、儒学宗教观的演变

自二十世纪初，一批儒家学者为了改变儒学“食古不化”的格局，开始重构儒学体系向现代形态转变。这个工作始自梁漱溟竭力复兴中国文化的合理价值，直到牟宗三的“即道德即宗教”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建立。笔者认为有必要以梁漱溟的宗教观为对比，审视整个发展的思想态势及理论方法。

1、儒家与宗教的关系
梁漱溟认为儒家不是宗教。他认为宗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宗教必以对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劝勉为他的事务；（二）宗教必以对人的知识之超外背反立他的根据。”1 在梁漱溟看来，宗教必须拥有超绝的实在、神秘的认识、情志劝勉的功能，缺一不可。2 儒学虽拥有与其他宗教同样伟大的作用，却不具备超绝和神秘性，因此它似宗教而非宗教。
牟宗三则认为，儒家思想就是宗教。首先，他视宗教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曰事，二曰理。事便是维持宗教信仰所需要的仪式和活动，理是“神”与人之间的沟通。自事方面看，儒家将宗教仪式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礼乐；自理方面看，儒学具有极圆成的宗教精神，重点为如何体现天道，强调道德意识、道德实践。其次，宗教应有两个功能：一、它须尽日常生活的责任。比如祈祷、礼拜、婚丧礼节等。二、宗教能启发人精神向上之机。耶稣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中，“道路”就是指导精神生活的途径。牟宗三认为，“儒教之为日常生活轨道，即礼乐（尤其是祭礼）与五伦等是”，而周公制礼作乐，定日常生活的轨道，之后孔子说明其意义，点醒其价值，就是指导精神生活的途径。牟宗三认为，宗教的信仰对象必须是超越的，这是宗教所以成为宗教的根本。在

儒家思想中，“天道”高高在上，具有超越意义。从儒学的内容、功能及超越性出发，牟宗三最终提出了“作为宗教的儒教”这一命题，认为儒家思想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儒教。3

2、宗教与道德的关系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认为中国缺乏宗教思想，应该以家庭伦理生活来填补其不足，进而提出“伦理有宗教之用”和“道德代宗教说”，4 换言之，宗教与道德在功能上堪称一致。但他似乎更看重两者间本质的差别。他认为：
“道德为理性之事，存於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於教徒之恪守教诫。中国自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这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5
相反，牟宗三将儒教称为“道德的宗教”。他认为道德和宗教是等同的，“此亦道德亦宗教，即道德即宗教，道德宗教通而一之者也。”6 牟宗三回到宋明儒学去寻求其理论渊源，认为宋明儒之重点，在道德的本心与道德创造的性能上。他试图以道德作为本体，开出整个道德形上体系，以个体有限的道德行为达於无限的道德境界。

3、基督教所起的作用
同样是面对“儒学”、“宗教”、“道德”，梁牟之间却演绎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撇开儒学体系内部的演进不论，从牟宗三的思想表述及体系的建构方法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基督教信仰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1） 启发作用。首先，是基督教信仰在西方文化中的作用。牟宗三认为：
“一个文化不能没有它最基本的内在心灵。这是创造文化的动力，也是使文化有独特性的所在。依我们的看法，这动力即是宗教，不管它是什麼形态。依此，我们可说：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当在宗教。了解西方文化不能只通过科学和民主政治来了解，还要通过西方文化之基本动力——基督教来了解。了解中国文化也是同样，即要通过作为中国文化之动力之儒教来了解。”7
显然，为了使儒学继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建设、发展中，发挥其核心基础的作用，牟宗三从基督教信仰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和文明的推动力得到启发：既然“西方道统在基督教，”8 那麼，何不将儒家的思想阐释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宗教？
其次，是来自基督教信仰的超越层面。牟宗三认为，儒家的道德实践，决不限於庸言之信、庸行之谨之类。因此，就不单是藉传承和长期习练，而把外在规则内在化的过程。儒家的道德自律，必须以心体为本，而心体的确立，就开出了展露本体界的道德进路。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的根基为：道德意识是先验的本体。他将“道德”提升到形上的层面，认为应当建立一种“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这种“道德形而上学”应用於宗教观，是以“仁”作为“创造力本身”，它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是宇宙万物最后的本体。而天道便是“仁”的客观化体现，是人们超越的信仰对象，相当於其他宗教裏“神”的地位。牟宗三甚至认为“儒家讲天道，天道是创造性本身，而上帝也是创造性本身。如果把天道加以位格化，不就是上帝，不就是人格神吗？”9

（2）促进作用。牟宗三道德化宗教观的形成，一方面是在基督教信仰的启发下所做出的积极适应，同时，也是在以基督教文化作为底蕴的西方文化压力下，对儒学的生存状况做出挽回式的辩护。在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陆高歌猛进；而西方学者认为儒学缺乏外在的超越层面，因而不能在世界文化整体中得到足够的关注；儒家思想在当时社会现实层面的失败已成定局。关於这一点，大陆学者郑家栋认为，不断地强调和凸显儒家思想的超越意识和宗教精神，是“五四”以后新儒学发展的重要趋势，这方面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中，挺立和维护儒家思想之精神义理的必要前提，同时也与回应来自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挑战有关。10

二、从基督教观点的评论
牟宗三对宗教的理解，及对儒教的种种诠释，为新儒家其他学者的进一步反思奠定了理论基础。杜维明和刘述先等人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阐述，都是发挥牟先生“超越而内在”的看法。但同时，牟先生的“道德的宗教”引发了众多非议，以下从基督教的角度，针对牟宗三的“即道德即宗教”，提出几点质疑：

问题一：“道德”能否作为牟宗三宗教思想的本体基础？
当牟宗三将“道德”或“仁”作为本体时，问题随之产生：有善恶限制的“道德”如何能成为绝对的本体？本体是没有任何规定性、或者说其规定性尚未展开出来；而“仁”或“道德”是有规定性的、相对的。不仅善恶互相对峙，整个道德意识也与认知意识互相对峙。作为有规定性的“道德”，无疑不能充当衍生万物的本体。正如汉斯·昆所说，一个没有传统宗教信仰的人，“即使在事实上让自己接受了绝对的道德规范，也不可能解释伦理义务的绝对性与普遍性。总无把握的是：为什麼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随时随地都要绝对遵循这些规范——甚至当这些规范与我自己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时，也要遵循？”11

问题二：牟宗三的宗教观有没现实意义？
对於牟宗三道德化宗教观的批判，另一个角度为现实性的质疑。劳思光对当代新儒家的批判，同样适用於牟宗三的思想：新儒家注重内在的心性工夫，舍事而求理。建立普遍性的观念理想是其所长，但是如何把普遍理想客观化，成为外在的规法、客观尺度，在事中显理，则缺乏交待。12 理论的有效性必须通过社会的实践来检验。牟宗三企图“以宗教成教化”，但是，儒学既缺少宗教的建制，也缺少意识形态的支持，剩下的只是一些空中楼阁，而道德本体的“创造”，也只能停留於道德的良好观念中。

问题三：“内在超越说”能否作为挺立儒家精神义理的途径？
有的学者认为，儒教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它内在超越的观点所导致的结果。由於儒学对内在与超越之间缺乏明确的区分和界定，在发展过程中，便出现了“屈天以从人”的现象，对神圣的向往缺乏应有的力度，导致前进的动力不足。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儒家的理想性，而是由於把现实存在混同於超越理想，从而对现实社会人生的评判，失去了超越的尺度和依据。例如：把现实的伦常法规等同於超越、永恒的道德之善，就会出现戴震所批判的“以理杀人”的情况。13
利玛窦讲过一段话，或许有助於我们对牟宗三的宗教观及中国文化的反思：“吾窃贵邦儒者，病正在此常言明德之修，而不知人意易疲，不能自勉而修；又不知瞻仰天主，以祈慈父之佑，成德者所以鲜见。”14（本人窃以为贵国儒者的弊病正在於，虽常谈道德修养；却不明白人能立志极易疲软，缺乏自勉的修习能力；又不明白应当仰靠上帝，祈祷天父的护佑，所以道德有成之士极为罕见。）

C. 基督教对西方人思想和行为的影响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和中国人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是基督教的深远影响。

D. 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的关系是怎样的

佛教为什么能在中国扎根？为什么基督教不能在中国扎根？

（佛教、基督教方面的书我都没看过，只是听人支离破碎地讲过。我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佛教与儒家的思想一样，所以能被中国人接受，能在中国扎下根。
儒家的意思是，晚辈听长辈的，下级服从上级，老百姓、大臣都听国王的，这样社会秩序就好起来了，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有好日子过。
佛教的意思是：你信我（信佛），行善，到一定程度才能到极乐世界去。但是必须是它来度你，你才能到极乐世界；它不来度你，你到不了。所以你必须信佛。所以，既信佛教又行善的人才能被它超度到极乐世界去；不信佛教的人，即使行善了也没用，它也不超度你。
佛教和儒家都是一个意思——让你听它的。

基督教也是让人们信它（信上帝），与信佛教是一个道理。但是，基督教是说死了以后去极乐世界（天堂），不是活着的时候去，而且不是上帝度你去的，是由自己在世上行善的程度来决定死后去哪里。

佛教与基督教的根本区别在于，佛教是活着的时候就要去极乐世界（天堂），基督教是死了以后去（极乐世界）天堂。这就导致——信佛教的人对世上的一切事情都不感兴趣，只对佛感兴趣，所以导致不求进取，不追求真理，不探索宇宙，不发展科学。这也同时导致——信基督教的人好好珍惜在世上的时光，为人类造福，为死后去天堂铺路。为人类造福，就要研究科学。

E. 宗教与道德的联系与区别

一、联系：

宗教与道德同为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宗教与道德之间的相互影响，既为经济基础所决定，也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原始社会，原始宗教通过宗教神话和宗教礼仪来强化道德的社会影响力。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宗教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用神和天命的安排来神化现在的统治秩序和人与人的阶级关系，用来世的天堂使被统治阶级安于现实的苦难。

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服务，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宗教对道德的影响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即把统治阶级的道德神圣化和成为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道德的宗教外衣。

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具有与以往阶级社会不同的特点。经过宗教制度的改革，我国的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中的封建剥削制度被革除；天主教、基督教中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使得这两个宗教成为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我国的宗教已不再是剥削阶级利用的工具。宗教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是因为还存在着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

在社会主义时期，虽然宗教道德中涉及人与神关系的部分仍然是约束信教群众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但是宗教道德中涉及人与人关系的部分，如佛教的"五戒十善"，基督教、天主教的"十诫"等等，与社会主义的道德有某些共同之处。

宗教信徒以宗教道德中涉及人与人关系的世俗性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与社会主义社会所提倡的道德原则对人们行为的要求并不冲突。这是宗教能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主义的道德应该吸收宗教道德和教规、教义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宗教道德只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存在。

二、区别

1、从存在的维度来看：

道德存在的领域始终不出人与人关系的现实维度，宗教则与道德不同，始终走在人与神关系的维度上。

2、从与生存活动距离来看：

宗教离生存活动远，而道德离生存活动近。

3、发挥作用的方式：

道德是非强制的，约束主要来自于内在的良知，而宗教对于信仰者是绝对的权威。

F. 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

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

一、丰富多采的佛教

各派佛学的百家争鸣。欧阳渐是唯识学巨擘，他以印度的瑜伽系佛学为准绳，推崇虚妄唯识宗，但对华严、般若、涅盘诸学也有深入的研究。《竟无内外学》二十六种是其代表性著作。太虚是出家新派的首领，基思想融贯中西学，崇尚真常唯心系，著有《道学论衡》、《楞严摄论》、《楞严研究》、《起信论研究》、《觉社丛书》、《佛乘宗要论》、《唯识新论》、《维摩诘经讲义》等佛学书籍。月霞是华严宗的代表，对传统华严系佛学如杜顺的法界观及法藏、澄观的著作都有研究，经常赴各地讲授《楞伽经》、《维摩经》、《华严经》。有《维摩经讲义》等书存世。弘一将南山律宗发扬光大，对佛戒律之学研究最精，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等佛籍。谛闲组织观宗学社、弘法研究社弘传天台宗教义，著有《圆觉经讲议》、《大乘止观述记》、《教观纲宗讲义》、《金刚经新疏》等。谛闲弟子倓虚、道阶、默庵也积极地宣讲天台宗。印光为净土宗第十三祖，在他的大力弘传下，该宗在佛教界影响很大，归依弟子遍及海内外。著有《净土决疑论》、《印光法师文钞》等。禅宗的代表人物虚灵积极主持南华、云门等道场，宣讲禅学，力图保持该宗的影响。各派人士学纷纷创办自己的刊物，宣传自己的教义思想。
当时著名的佛教刊物有《潮湿音》（注释：为民国最著名的佛教刊物，创刊于一九二0年一月，太虚、唐大圆等人曾为其编辑。该刊内容丰富，中外、新旧佛学一并介绍，尤大力倡导佛教革新。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大陆停刊，共出版地下十卷。）《佛化新青年》、《佛学月刊》、《佛学丛报》、《觉群周报》、《中国佛教季刊》、《现代佛教》、《正信》、《世间解》、《觉有情》、《佛海灯》、《佛佛周刊》、《人间觉》、《圆音月刊》等几十种。
现代佛教团体的组建。一九一二年，敬安、道阶等僧人发起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一九二九年，中国佛学会成立，太虚为会长，不仅吸收佛徒参加，而且吸收不信佛但又研究佛学的人士参加。该会定期举办佛学研究、座谈会。一九三0年，太虚、圆瑛、谛闲等人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以之为全国佛教的最高机构，但不久新旧两派失和，该会名存实亡。总的说来，民国时期，全国各省区都建立过佛教协会等现代团体，起了一些作用，但未能发挥大的功用。
佛教教育的现代化。民国佛教界受西方、日本新式教育的影响，开始对佛教徒进行现代学院式教育。全国各地，由出家僧和居士创立的佛学院为数不少，最著名的是欧阳渐创立的支那内学院和太虚创立的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一九二二年成立于南京，办学宗旨为“阐扬佛学，育材利世”。设教学、研究、述译、考验等学科，及刻经、宣传、藏书等事科。学样成立头五年，著重于教授学生法相、唯识要典；倡导居士右以住持佛法，奠定居士道场之基；编印唐代唯识学著作。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著力于整理佛典，编《藏要》三辑，共三百余卷，收佛典五十余种。一九四0年编印《精刻大藏经》，一九五二年停办。共培养学生数百人。武昌佛学院成立于。一九二二年，开设有法相唯识学、传统佛学、中国哲学、西洋哲学等课程，一九三二年学院设立了世界佛学苑图书馆，藏书二二四二八种。学院的学生可以自由地研习各派佛学教义和科学、哲学、外文等新知识，并将其融汇贯通，以期养成学通中西、富有革新精神的新一代佛教人才。武昌佛学院因其独特的办学风格而很快名震全国，成为僧学子们的向往的之地，为僧教育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在太虚、欧阳渐等人的带动下，各地佛学院纷纷成立，较有影响的有闽南佛学院、江南佛学院、法源寺佛学院、河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华南佛学院、华严大学、极乐寺佛学院等。这其中有的为革新派创立和主持，有的是由月霞等守旧派建立的。
佛教界还派人赴德国、日本、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留学，学习古印度佛学、密宗、小乘佛学及梵语、巴利语等。其中学成回国并较有成说的有持松、显荫、王弘愿等人。
上海还成立了佛学书局，专门印行佛书。佛学热使其他非专业书局也纷纷印行与佛有关的著作，如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等。
佛学研究的兴盛。先谈佛教界旧派对佛学的研究，具体而言，是指禅、天台、华严、净土、律诸宗人士及其团体地传统佛学的研究，成果颇丰，出版了一批专著。研究范围涉及《大乘妙法莲华经》、《楞严经》、《金刚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地藏经》、《梵纲经》、《心经》、《四十二章经》和《大乘起信论》等。
太虚新派的佛学研究。大虚的弟子中，法舫研究小乘佛教，大勇研究密宗，至于印顺，在印度大小乘佛学的澄清疏解方面，当时少有人能与之并驾齐驱。他把大乘佛教分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三系，认为性空唯名系最权威、最究竟，这就与其师太虚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印顺的观点得到了世界佛教研究界认同。印顺著述颇多，有《般若经讲记》、《大乘起信论讲记》、《佛法概论》等四十余部佛学、佛学史著作。
居士的佛学研究。这又以欧阳渐、吕澄、王恩洋、韩清净等人为代表。吕澄精通日、英、梵、藏、法、德等多种外语，对印度古佛学、中国传统佛学、藏学都有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国佛教源流加重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因明纲要》、《西藏佛学原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等。王恩洋研究唯识学，著有《佛法概论》、《八识规矩颂释论》等书。韩清净是北京三时学会的主持人，也是唯识学大师，撰有《瑜伽师地论科积句披寻记丛编》等。另外，梁漱溟年轻时笃信佛教，曾以居士的身分对佛教进行过研究。
梁启起对于佛学研究，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在研究中，坚持历史学的考据、辩伪方法：注意地理与佛学的关系；注重整理、研制佛典，特别是原始佛典；把目录学引入佛学研究，强调佛教经录的价值。其研究成果颇丰，著有《饮冰室佛学论集》等。
陈垣对于佛学的研究，主要在佛教史方面。著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书，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在学术界颇受推崇。
汤用彤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等书，在佛教史研究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胡适动用西方及乾嘉的治史方法研究禅宗，对禅宗史颇有研究，对禅宗人物、典籍也很能了解，考证出《六祖坛经》是伪经。但也没有自己的对于佛教大义、佛教整体特征等的宏观认识，而之怕以会如此，按耿云志的话来讲，就是“他的著眼点和用力处不在佛教的教义和禅宗的禅法透解，而重在揭示历史”。胡适本人后来则乾脆说：“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注释：转引自耿云志《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王月版。）。”
民国佛教繁荣的又一个表现，是佛学与西学的交涉、交融。在这一问题上，有关各方也是百家争鸣。在佛学与科学的关系上，既有“科学为本论”，又有“佛学超科学论”、“佛学统摄科学论”；在佛学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新思潮的关系上，佛教界人士一方面肯定后者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指出其不足，并在对比了佛家和世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观后，总结指出：佛家所说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要比世人所言高明得多。世人所言“根于权利，故其所豫期者，不必能实现，而先已召乱”，而佛家所言“根于心性，故其果报也，得涅盘大乐；而其华报也，善人满地，世成吉祥”。因此人类要获得真正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只有“宏扬佛化，随顺佛心”（注释：邢定云<现今文明生活之彻底的观察及提倡佛化之必要>，《佛化新青年》第一卷一期，一九二三年二月。）。
在佛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上，内部存在的教徒素质不齐、因人损教等问题相近，所面临的顺时代、改革图存、振兴自身等任务相似，因而也有所交流，甚至发生争执辩论。两教各有一些人撰文，对比评论双方的教义、思想。结总起来，共有四种代表性论点，即“佛耶相同论”、“佛耶相异论”、“佛耶同异兼具论”、“佛耶取长补短论”。尽管大家意见不一，但有一点是佛教界多数人士承认的，即基督教有三个长处值得佛教界学习：不离世间，建设人间宗教，以革命的精神来阐发教义；厉行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关于这些，我们在后文将详细论及。
民间佛教。当时禅宗、净土寺在民间最为流行，因为这两宗的说教和成佛方法最简宜。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阿弥陀佛和弥勒佛是一般民众最崇信的佛教人物。
民众拜佛的主要形式有烧香、叩头、吃素、念佛、上供、施舍、许愿还愿及自发参加各种佛教节日，如阴历四月初八的佛诞节、二月十五的佛涅盘节、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等。这些活动因人因地而稍有不同。如吃素，有的人长年吃，有的人则分期吃。一些人吃“观音素”，“自二月朔持斋，至是日（十九日……六月、九月朔至十九日，皆如是”（注释：极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第四五页。）
吃素、念佛、上供多是在信徒家中进行，而烧香、叩头、施舍、许愿还愿等大一些的佛事活动则多在寺庙中进行。当时寺庙把这些居士分为三六九等，对于官员、富人，多由方丈新迎，并好吃好住好招待，亲陪上香，亲受施舍。而这些人每次到寺，也刻意讲排场，摆阔气，为显示自己，也每每出手大方，施舍寺庙银钱，特别在还愿更是如此。对于一般信徒，“则是任其来往，称为是‘随喜群众’，只有寺内一般执事招待”（注释：《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二0七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0年版。）。
信徒到寺庙叩头、烧香、拜佛，一般是遇到大事、难事。他们认为观音菩萨心肠最软最好，所以重点参拜观音。信徒们“群往（寺院）拈香顶礼，尤以妇女为盛。多有联集观音会，醵资为礼神用费、热闹极盛”（注释：胡朴安《中华全民风俗志》下篇卷七，第一四页。）。
寺庙中的和尚、比丘尼从事的社会性质的佛事活动主要是为信众做水陆佛事、吉祥道场或荐亡道场，总称水陆道场。地点可在寺庙内，也可在信徒家。水陆道场费用大，用人多，一办就是七天，“迎神请鬼，普济孤魂，昼夜不断，经声佛号，钟鼓齐鸣，真是别有洞天”（注释：《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二0三页。）举行这种佛事活动的信徒，有的是为了追悼逝去的亲人，使共超升西方极乐世界；有的是为自己延年益寿，求福免难。
最热闹的佛事活动多发生在佛教节日里。除隆重的纪念活动外，还要举办打七、念佛、念经、拜忏、祝愿等活动。因为是佛的节日，所以信徒们格外虔诚，纷纷向寺庙捐钱捐物，还要举行仪式。最隆重的仪式叫“十供养”，又名“十献”，即献香、献花、献灯、献花、献灯、献涂、献茶、献宝、献如意、献衣等。其中以“献宝”为最表诚心。所献之宝，计有金无宝、金戒指、金手镯、裴翠饰品、玉石饰品、银具、珍珠、玛瑙等，至于金钱布施就更多了。

二、基督教的中国化潮流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对名种宗教一视同仁，基督教在中国遂有了惊人的发展。以新教为例，一九0六年，教团有八十二个，宣教师有三、八三三人，信徒十余万人。一九一三年，宣教师就增于五、三九四人，信徒则达二四五、九五九人。到了一九三五年，全国新教教会有七二八一个，信徒达百万余人（注释：邵玉铭《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第七页，正中书局一九八0年九月版。）。而天主教徒在一九三六年约有二百八十万人（注释：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三二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四月版。）。天主教、新教各教团，除积极传教外，还致力于各种社会事业，如办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孤儿院，设医院、书局、救济所等等。
据一九三七年的统计，是年教会男子中学有一百所，女子中学有九十五所，男女合校的中学有五十四所，共计二五九所，学生五万余人。教会大学有十五所，为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北京的燕京京大学、辅仁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藏自治区协和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广东的领南大学。教会书局有一三0家，仅一九三五年就出版基督教丛书四千余种，教会期刊也为数众多，抗战前史文杂志有二一一种，英文杂志有二十七种，合计总数为二三八种。教会医院及诊疗所一九三七年达二七一家。虽一方面，中国的自治教会，也逐渐增加并不断发展，终至遍及中国各地，还远及海外，使中国基督教呈现出日益“中国化”的特点。
民国时期基督教不断“中国化”，确实是该教的一大特点。由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现状，以及其他一些不利因素，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进程也未完成。谈到导致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因素，很多学者都把它归经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必然结果。而实际上，基督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民众斗争和外中传教士及其领导机构适应中国形势的变化转变策略的双重结果。这一进程的速度、规模、深入程度都受两个因素既妥协又斗争的具体情况的影响，五十年代初，基督教最终的彻底的中国化，则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第一个因纯素完全压倒了后一个因素的结果。
先谈天主教的中国化。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日益高涨，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思想也日渐深入人心。面对这种形势，罗马以天主教会做出了中国教区的天主教本土化的决定，以求得天主教在中国的继续生存和发展。一九一九年，教皇本笃十五世明令，“由于天主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外国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应当培养它本国的神职人员”（注释：德祖贤《天主教会在中国》，第六五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版。），中国的天主教地必须尽快起用中国人做神职人员。一九二二年，新教皇庇护十一世继位不久，就派刚恒毅为教皇特使出中国，具体实施天主教“中国化”的计划。
一九二四年，刚恒毅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教区第一届主教大会，提出必须迅速使天主教会中国化。大会决定重化中国教区为十七个大教区，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河北、东北、蒙古、湖北、湖南、四川、江西、浙江、广东、福建、苏皖、黔桂滇、甘肃教区。大会还强调必须加速培养、提拔中国籍的主教。
一九二六年，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庇护十一世为来自中国的六名神甫举行“祝圣”仪式，提升他们为主教。这六人是胡若山、朱开敏、赵怀议、孙德桢、成和德、陈国砥。一九三三年，教皇再次为崔守恂、李容兆、樊恒安三位中国神甫“祝圣”，任其为主教。到一九三六年，做主教中国天主教人士已尼达二十三人。
与引同时，在梵蒂冈的坚持和有意培训提拔下，中国教区的中国籍神甫和修女的人数也大大增加。民国初年只有数百人，到了一九三三年，已达到五千余人。
在天主教中国化的过程中，罗马教皇十分注意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在北洋军阀时期，教皇的特使恒毅就与曹锟等人有密切的往来，对其表示拥护，以换取其对教会在中国利益与行动的保护。在蒋介石执掌常国政权并在宋美龄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后，尽管蒋并非天主教徒而为新教教徒，但教皇庇护十一世仍感高兴。一九二八年八月，庇护十一世向中国教区下了圣谕：
……圣父的旨意是：希望天主教各修会对中国的和平、幸福和时步作出贡献。按照我先前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颁发的文件，现在重申：天主教宣告、教训和劝导它的教徒们要尊敬和服从中国合法组成的政府，要求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徒们在法律保护下享受自由和安全。
作为传教事业的公社圣父命令：中国各教区的主教们，要组织和发展天主教的行动，以使男女天主教徒，特别是可爱的青年教徒，通过祈祷、良善的语言和工作，对和平、社会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把福音的神圣而有益的原理常使人们知道，使中国更加伟大，并协助主教和神甫们传播基督的恩泽，用其督的慈善事业增进个人和社会的福利……。（注释：《教务杂志》，一九二九年一月。）
天主教会对蒋介石的支持和其“中国化”的政策，也确实换来了蒋对教会的重视和保护，考虑到民国兵荒马乱的现实，这种保护的意义是不而喻的。当时，军队占住寺院和道观是很常见的现象，而教堂因为国民政府明令禁止驻军，严禁军队骚扰，教会的财产和日常教务活动都其本能得到保证。
下面介绍新教及其“本色教会”。
新教教会在华教务策略的转变，始终一九二二年新教各差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大会提出了“本色教会”的主张，对其含义，大会的宣言做了阐释，“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呈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推扩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转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注释：《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一九二二年。）。
在这一策略指导下，“本色教会”的倡导者们，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诚静怡等人主张基督教由中国人“自养”、“自汉”、“自传”，要使中国基督教从形式、人事、思想上逐步实现中国化，一方面发挥中国信徒的作用，使其担负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消除掉基督教是洋教的恶名。他们建议盖中国建筑式样的教堂，也过中国的传统的节日，用中国民族曲调唱赞美诗，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婚丧礼仪，培养中国籍主教神甫等。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出现了民族化的教堂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音乐、宗教仪式。各教会大学的校长也换成了中国人。基督教学者赵紫宸、吴雷川、韦卓民等人还选写出版了论述基督教与另文化关系的著作，力图沟通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使二者相融合。但由于事实上教会的利益外国在华的整体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列强在华利益既不能由中国人“自有”，其教会也就不可能让中国人真正自主，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教会始终未实现“三自”目标，基督教也未摆脱洋教之名。
天主教和新教“中国化”策略的出台，是与中国众的爱国民主斗争的日益高涨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的。除了人们熟知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非基督教同盟运动等对外国在华教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爱国斗争外，基督教界中国教徒的斗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接著介绍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
早在十九世纪七0年代，广东基督教徒陈梦南就提倡另教徒应自主传教，自理自立，并发起成立华人宣道会，为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之始。民国成立后，中国教徒建立的自立教会越来越多，一九二0年有八十多所，一九二四年有三百十多所，一九四0年有六百多所，抗战胜利后则达到一千余所。不仅遍及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广东、辽宁、陕西、山西等省，而且远播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日本、美国等地。其中较有名的有“教会聚会所”、“中华基督教会”、“福音堂”、“真耶苏教会”等（注释：邵玉铭《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第八二～八四页，正中书局一九八0年九月版。）
民国的基督教自立运动，具有强烈的爱国色彩，其矛头直指各国强加于中国的各项不平等条约，要求废降这些不平等条约。如一九二五年，王治心发起成立中华基督教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开展废约运动，就受到了各自立教会的广泛支持。他们坚持认为外国人把持的中国教区各教会“不是为爱基督而来，更不是为爱华人而来”，因此坚决要求收回教权，脱离外国教会，中国教区各教会真正独立自主。他们也提了“三自”主张，但内容确是“自有”、“自理”、“自享”，这就远较“本色教会”的“三自”彻底。后者根本未涉及教会所有权问题，只求与外中国教会平等、均权。而后者理直气壮地提出了中国教会中国人所有，并付诸于实践。
中国的基督教自立，在当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其经历一波三折，颇为坎坷。蒋介石当政后，碍于和英美的关系，对宗教自治并不热心，又恐其有革命之嫌会加以防范，这给基督教的自立带来了负面影响。一九二七年中国自立教会就曾达到六百多所，但到了一九三五年只剩下二百多所，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情绪高涨，才又趁势而起发展了起来。
最后，我们来谈谈基督教文化的中国化问题。
由于上面所说的几个因素的影响，民国基督教文化越来越呈现与中国本土化交融结合的特点，这首先反映在教会的名称上，纷纷加上了“中国”、“中华”等字眼。如长老会、会理会、伦敦会、合并在一起，统称“中华基督教联会”，信义会改称“中华信义会”，浸礼会改称“中华浸信会联会”，监理会、美经美会、循理会、循道会、美道会合并，统称“中华卫理公会”。
在教义上，力图与儒家说教、佛家思想相契合。与儒家的交融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在于新译本《圣经》不仅引用儒家经典中的“上帝”、“神”来称呼基督教的造物主，而且《圣经》中的伦理道德说教也可经常与儒家经相参证。举例而言，“爱人如已”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仇敌”与“报怨以德”、“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惟有敬奉神，遵行他旨义的，神才听他”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等等都很类似，皆可与相参证。民国学者林悟真在其《宗教比较学》、周亿孚在其《基督教与中国》等书中都对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做了论述。教徒聂云台则乾脆主张“基督教儒教化”，完全用儒家思想来说明基督教。
基督教的仪轨，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中国佛教、道教的影响，而有些中国特色了。如上海宝兴路教会就曾采用佛教祈拜方式，在礼拜时燃香、跪诵经文。当时，经过变革有些中国化了的仪轨有以下这些：天主教徒通行“七圣事”，即领洗、坚振、告解、圣体、终传、神品、婚配。而新教徒即狭义的基督教徒则主要从事两种圣事：洗礼和圣餐（圣体）。

G. 道教和基督教区别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东汉末年出现大量道教组织，著名的有太平道、五斗米道。祖天师张道陵正式创立教团组织，距今已有1800年历史。

基督教是对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统称，亦称基督宗教。公元1世纪，发源于罗马的巴勒斯坦省（今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地区）。它建立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诞生、传道、死亡与复活。

H. 伦理和道德的区别是什么

1、事物的条理。
《礼记·乐记》：“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 郑玄 注：“伦，犹类也。理，分也。” 宋 苏轼 《论给田募役状》：“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州中略成伦理。一州既成伦理，一路便可推行。” 明 郑瑗 《井观琐言》卷一：“ 马迁 才豪，故叙事无伦理，又杂以俚语，不可为训。”

2. 人伦道德之理，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
汉 贾谊 《新书·时变》：“ 商君 违礼义，弃伦理。”《朱子语类》卷七二：“正家之道在於正伦理，笃恩义。” 明 谢镋 《四喜记·泥金报捷》：“弟先兄伦理非宜。” 冯雪峰 《苦力父子》：“他们也就常常表现了伦理的最高精神。”

I. 基督教和佛教道教的区别，震撼

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善良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能力。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人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民族的道德高低就重要了。一个官员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执政集团的道德高低就很重要了。好人可能错用坏人，但是坏人绝对不会错用好人。我们对干部进行这么多考核，但翻开干部履历考察表，居然没有一条是对干部的人性道德进行考核的标准。

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道德是不是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呢？

我还在思索这个问题。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善之处。民族性就是道德。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举反腐败为例。惩治腐败并不能根除腐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办法，但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
宗教。中国的三个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我把儒学也称为一种宗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证明，这三个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让我拿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做个对比，中国文化教育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它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人的本性也是恶的。因此，他要限制你，反思你。

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不少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西方文化把这个剖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是把它包起来，养着它。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我在美国时曾在教堂外坐了一整天，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景：人们总是愁眉苦脸地进去，神情轻松地出来。后来我才渐渐了解了其中的奥秘。

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心态和心灵特别健全的人。人是有欲望的。但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须自己（而不是别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中国人不会克制自己，不会对自己进行心灵拷问，于是他就去克制别人，去拷问别人。鞭笞和拷问自己是痛苦的。只有心中永远有信仰，有对永恒的神的信仰，才能如此。很多人去过西方的教堂，那里的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泪。那实则是人的化身，是人的苦难、思想的化身。西方宗教里的神看似是神，其实是人。耶稣的死亡就已经完成了他从神到人的蜕变。只有人才能死。

而中国的庙宇的神才是神。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嘻皮笑脸，享受着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肥肠满。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我们人间吃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中国人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

西方的教堂总是建在城市中心，与民亲近。中国的庙宇总是建在深山老林中，与民疏远。

我曾说过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

在西方国家一辆车要坏到公路上，几乎所有的车都会停下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中国，绝大多数车都会扬长而去，好不容易停下来问你，我可能还怀疑，你干什么？你有什么目的？一滴水珠是非常小的，但这个水珠确实能把整个太阳包容进去。

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宗教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中国人所缺少的，正是西方人所拥有的。

J. 孔子道德观和基督教道德观的区别

孔子的道德观仍被今人运用,求同存异的外交政策就是孔子和而不同的化身!他提出这些道德观的目的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而到今天是为治理国家~服务人民~严重声明~个人理解~别说我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