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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立法解释

发布时间: 2022-01-15 03:16:15

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决议全文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几个法律以来,各地、各部门不断提出一些法律问题要求解释。同时,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某些法律条文的理解不一致,也影响了法律的正确实施。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加强立法和法律解释工作。现对法律解释问题决定如下:
一、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
二、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
三、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
四、凡属于地方性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制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作出规定。凡属于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解释。

㈡ 加强党的立法工作什么意思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刑法的立法解释与刑法的司法解释关系

立法解释
立法解释是指立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当然也有权对法律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具有与立法相同的法律效力。刑事立法解释对于弥补刑法规范中的漏洞,使刑法规范适应复杂多变的犯罪活动,维护刑法规范的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在1997年刑法颁行以后,我国立法机关开始注重通过立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立法意蕴。尤其是对司法机关存在异议的问题,通过立法解释加以明确。例如,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一)》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节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二)》),是在刑法实施以来,第一次在有关的法律问题已有司法解释的情况下,由于司法机关对法律规定认识不一致,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做出立法解释。其中《解释(一)》是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立法解释,《解释(二)》是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立法解释。这两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都曾经作过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存在不同意见,因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这些立法解释对于明确法律规定的立法本意,进一步规范司法解释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是指司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多功能解释。在刑法适用中,经常出现一些疑难问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明确。因此,司法解释对于刑法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司法解释是指最高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适用中有关问题所作的解释。根据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均有司法解释权。
从1997年刑法颁行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具体适用刑法的问题分别进行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同时就一些刑法适用的共同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名作出司法解释。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与有关行政部门共同对刑法适用中的问题进行解释,这可以视为一种准司法解释。我国的司法解释就内容而言,可以分为规范性解释与个案性解释。规范性解释通常以《规定》、《解释》等形式发布,而个案性解释则通常以《批复》、《答复》等形发布。此外,还有以座谈会纪要的形式出现的司法解释性文件,也同样具有司法解释的性质,只是在法律效力上略逊于正式的司法解释。根据2001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对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

㈣ 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

立法解释,是立法机关根据立法原意,对法律规范具体条文的含义以及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定义所作的说明。
凡属法律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是为立法解释。
在我国立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大各部门委员会以及省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我国立法解释的方式:事前解释与事后解释。

司法解释就是依法有权做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广义上是指,每一个法官审理每一起案件,都要对法律做出理解,然后才能够具体适用。因此,必须对法律做出解释,才能做出裁判。每一个案件都要这样做。由最高法院对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作出的解释就是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有时特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
司法解释只能由有权机关做出。司法解释,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有关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应当遵照执行。应该严格依法进行。没有法律具体明确规定的,也要严格依照法律的精神和法律的原则作出解释,供审判工作中具体适用。这就是我们对司法解释的一般理解。

㈤ 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

立法解释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司法解释的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行政解释的主体是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
我国法律解释制度分为立法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两种,(应用解释包括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1954、1978、1982年宪法和2000年立法法均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根据立法法第四十二条,最高立法机关关于法律问题的解释是完整的、当然的立法解释。
除此之外,还并存由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组成的“具体应用解释”;虽然立法法没有明确肯定这种制度,但也没有明令废止支撑这种制度的有关法律文件,如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等。具体应用解释的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其中,由“两高”对于在审判、检察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行使司法解释职能。因此,立法与司法乃至与之相适应的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区别,无论在字面还是法理依据上均是很明显的。不时出现的高级传媒的失误,从另一个方面实证了普法工作的必要性、长期性、艰巨性。

行政解释 是指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对法律、法规、规章的含义、适用、具体执行等所作的说明。它包括行政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如何具体运用所作的解释,称为执行解释;还包括行政机关对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的含义和适用所作的解释,称为制定解释。

㈥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问题

可以。
依据是《宪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
但愿能帮到你,希望采纳......

㈦ 立法解释的立法解释

我国立法解释的方式:事前解释与事后解释。
立法解释由于人们对立法机关和法律的界定不同,有狭义、中义、广义等多种不同的看法,狭义如立法解释是专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其制定的法律进行的解释;中义如立法解释是指有权制定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的常设机关对法律、法规所作的解释;广义如立法解释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对其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的解释,或者授权其他国家机关进行的解释。
在我国立法解释有三种情况:一是有关国家机关对其本身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所作的解释。如《立法法》第31条规定:“行政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作出补充规定的,由国务院解释”;2001年《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3条规定:“规章解释权属于规章制定机关。二是有关国家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所作的解释”。如《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下称《决议》)中规定:“凡属地方性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制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作出规定”。三是有关国家机关授权其他机关进行解释。如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第30条规定:“本办法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负责解释。”也就是说,立法解释不仅包含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且也包括所有立法主体。因此,我们认为广义的立法解释较全面的表达和反映了我国现有的立法解释体制,本文亦主要采广义之说进行分析介绍。

㈧ 加强立法是什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联合国的历史上,至今为止,一共举行过3次海洋法会议。第1次是1958年2月24日至4月27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2次是1960年3月17日至4月2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3次从1973年12月3日开始,先后开了11次共15次会议,直至1982年4月30日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简称UNCLOS)。

第1、2次海洋法会议,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参加会议的国家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只占其中半数。会议通过的4项日内瓦海洋法公约,即《领海和毗连区公约》、《公害公约》、《公海渔业与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和《大陆架公约》,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广大沿海国家)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而第3次海洋法会议是一次所有主权国家参加的全权外交代表会议,此外还有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成员参加,一共有168个国家或组织参加了会议。也是迄今为止联合国召开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国际立法会议。会议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斗争的结晶。

该《公约》共分17部分,连同9个附件共有446条。主要内容包括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国、岛屿制度、闭海或半闭海、内陆国出入海洋的权益和过境自由、国际海底以及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保护与安全、海洋技术的发展和转让等等。

其中,有些内容是对旧的法律制度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例如,对领海宽度的确定,对大陆架边缘的界定等;有些则是新建立起来的制度,如群岛水域、专属经济区、国际海底等等。《公约》是国际间多种势力相妥协的产物,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甚至严重缺陷,但就总体而言,仍不失为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综合的管理海洋的国际公约。自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后,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同霸权主义做了不懈的斗争,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产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该《公约》于1982年12月在牙买加开放签字,我国是第一个签字的国家之一。按照该《公约》规定,《公约》应在60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后1年生效。从太平洋岛国斐济第一个批准该《公约》,到1993年11月16日圭亚那交付批准书止,已有60个国家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就意味着该《公约》到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我国于1996年5月15日批准该《公约》,是世界上第93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

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件公约

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件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Relating to Intervention on the High Seas in Cases of Oil Pollution Casualties,1969)为确定沿海国对公海发生油污事件损害利益采取干预措施而签订的国际公约,简称《干预公约》。1969年11月10~29日,由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海上污染损害国际法律会议上通过。1975年5月6日生效。共17条和1个附录。

主要内容:在发生海上事故后,如有根据地预计到将造成严重后果,沿海国有权在公海上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减轻或消除由于海上油类污染或污染威胁而对其海岸或有关利益造成的“严重而又紧迫的危险”。但是,沿海国所能采取的只是那些被认为是必要的措施,而且必须与实际造成的损害或势将发生的损害相适应,不应超出为达到防污目的而采取的必需措施范围,并应在达到此目的后立即停止行动,而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应与有关利益方(包括船旗国、船舶所有人和船上所载货物的所有人等)进行协商,在情形允许的情况下,还应与为此目的而聘用的独立专家进行协商。沿海国应对超出公约所允许采取的措施所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缔约国之间的任何争议,如果不能通过协商解决,经任何一方提出要求,可以提请调解,倘调解不成,则提请仲裁:有关调解和仲裁的程序要求,公约附录作了具体规定。适用的“船舶”是,任何类型的海船和任何浮动船艇,但为勘探和开发海床、洋底和海底资源的设备除外,且不适用于军舰或国家拥有或经营的并在当时仅用来从事政府的非商业性服务的其他船舶。沿海国可干预的“海上事故”是指,船舶碰撞、搁浅或其他航行事故,或是在船上或船舶外部发生的对船舶或货物造成物质损失或有造成物质损失的紧追威胁的事故。截至1995年12月31日止,已有67个国家加入该公约。我国于1990年2月23日加入,1990年5月20日对我国生效。

㈨ 立法解释的作用

立法解释是一种完善补充法律的重要手段,又是介于立法和法律实施之间促进法律 实施的一种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立法解释对于衡量是否为违法行为具有决断作用。具体说立法解释有以下作用: 在有些情况下,立法解释实质上起着修改法律的作用,它可以改变法律原意,赋予那些已不适应客观现实的法律条文以新的含义。有些法律条文修改起来非常困难,而不修改又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有时只有通过解释来打破窘境。当然,通过解释改变法律条文的原意必须十分慎重,应严格遵守解释规则,符合语词与逻辑规范。
立法解释具有修改法律的作用。但笔者认为不能公开允许和提倡以解释法律来代替修改法律,否则会对法制的权威和统一产生不利影响。解释法律和修改法律不是一回事。在国外修改法律是议会的权力,解释法律是最高法院的事。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虽可制定法律,又可解释法律,但是它可解释宪法,就无权修改宪法。显然允许以解释来代替修改法律是有害的。 这是一项特殊的立法解释,与其他法律解释不同的是,宪法解释机关的专一性。它不存在对宪法的立法解释和执法解释的区分问题,对宪法的解释都是立法性解释,具有最高权威。宪法解释只能由一个专门的最权威的机关来实行。宪法解释机关专一性,并不意味着只能由立法机关进行解释,相反,在西方国家,有权解释宪法往往不是议会,而是最高法院或者宪法监督委员会。在我国,解释宪法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此外,任何人或组织都无权对宪法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
宪法解释的必要。解释宪法是宪法实施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主要是因为:宪法虽然有些规则条文,但条文含有更多的原则性。由于原则的特点是概括性,其含义比较模糊和不确定,实施起来就特别需要解释。同时,宪法与其他法律相比具有更长的适用时效,就是说,宪法需经得起历史发展的考验。一部好的、稳定的宪法,要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除了宪法制定得好以外,充分运用宪法解释是一门重要技术。可见,要实现宪法规范的直接适用性和规范性,使宪法具有较强的适应现实能力,宪法解释是不可缺少的。
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是一体。解释宪法就是为了使宪法得到适用实施。宪法实施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按宪法原则精神去制定法律和规范,从而保障宪法得以落实。所在,实施宪法的关键是监督审查法律规范是否与宪法的原则精神一致。而要审查判断法律规范是否与宪法一致的前提,就要阐明宪法条文的含义。所以,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是不能分开的,各国情况大致如此。美国和日本的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由联邦最高法院行使。德国和法国的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由宪法法院和宪法委员会进行。我国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
宪法解释一般是因宪法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提起,通常不是事先抽象解释,而是事后的,随具体案件进行的。就宪法中原则性条文的立法精神、含义、行为的界限作出确定的说明,使人们能根据这个说明准确判断某一行为或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 这里的法律是狭义的,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律从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看,处于中间层次,上有宪法,下有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它的这种地位决定法律解释的重要性和广泛性。法律对社会规范的广泛性和它承上启下的地位,决定法律规范有双重特点。一方面,对社会行为作出具体规定,能直接适用,这是些规则性条文。实践中,对规则性条文提出的解释,大量属于法律实施中对条文理解不同和具体应用性解释。这主要由司法和行政部门解释。有些法律不是由司法和行政机关执行,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工作机关直接实施的,如选举法、代表法、议事规则和有关国家机构的组织法等,实施中的具体问题,一般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或法制工作委员会解答。在法律的规则性条文中,也有少量涉及到明确法律界限、含义和补充意义的解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立法解释。另一方面,由于法律适用广泛性要考虑各地方、各部门的具体情况和技术性问题,法律有时只能作比较原则的规定,因而有些原则性条文的适用往往需要解释。这些条文适用大多又是间接的,它依赖于其他法规和实施细则来落实。法规和实施细则与法律不协调和矛盾时、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这方面的解释主要是立法解释。通过解释。以确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立法原则、精神。
对法律的立法解释权,宪法明确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所以在法律的附则中一般不规定解释权条款(许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有解释权条款),常委会也很少将法律解释权授予他人。由于对法律解释权缺乏充分认识,加上两个月一次常委会难以适应实际中经常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常委会实际上很少行使法律解释权。实践中,不管是对法律条文界限的阐明,还是法律适用中的具体理解问题的解释;都由执法部门和法工委进行。于是,不断有学者批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失职,最高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法工委解释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重视解决这个问题,行使立法解释权。解决这个问题有个相关的技术问题,就是区分法律解释和法律实施中具体问题解答的界限。当然,要想弄清这个问题的绝对界限是不可能的、目前,人大常委会能做到对一些重要的,特别是对有关国家机关和组织提交的对法律条文意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解释就可以。 国务院承担两种法律解释任务,一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在实施中对具体问题所作的解释叫行政解释。另一种是国务院对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所作的解释,叫立法解释。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后者。大量的行政法规是基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能而制定,一般比较具体,可直接执行,它不需要再制定具体规章或法规来贯彻实施,操作性比较强,因而需要作的立法解释较少一些。但实际上,由于立法的指导思想、经验和技术等问题,一些法规制定得比较粗,因而也需要国务院大力加强对行政法规的解释。
对行政法规的立法解释权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根据法律解释体制的推论,毫无疑问是属于国务院的。根据现行的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情况看,凡国务院自行制定颁布的法规,有些在附则中明文规定由国务院解释;有的没有规定由谁解释;有些主要涉及部门管理和专业性较强的行政法规,明确授权由部门进行解释;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在附则中明确该条例由证券委员会负责解释。如果是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颁布的法规,大多都规定由制定部门解释。凡没有明确授权部门解释的行政法规,都由国务院解释。 对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解释权,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进行解释或作出规定。可见,地方性法规的解释权由省级人大常委会统一行使。因为,这里的地方性法规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规和它的常委会制定的法规;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省会所在地的市和较大的市制定的法规;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然而,在实践中,对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解释并不是这么统一的。地方性法规对法规解释权现有四种情况:一是在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程序法中规定立法解释权属省级人大常委会;二是在法规附则中规定法规解释权属人大常委会;三是在法规的附则中没有规定解释权条款;四是将法规解释权明确授予其它国家机关行使。笔者认为,不管在专门法规还是在具体法规中有没有规定立法解释权属省级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它都是属于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所以,如果不是对某一法规解释权进行授权,地方人大制定法规时,可以不必规定解释权条款。对解释权进行授权的,现在一般有这几种情况:对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一般明确规定解释权属于该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如贵州省的自治法规都对此作了规定。对省会所在地的市和较大市的法规的解释权,有的地方在制定法规程序的规定中,或者在具体法规中规定,由报批法规的市的人大常委会行使,如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的法规制定程序法作了此规定。有的地方规定报批法规的市的人大常委会只有法规应用问题的解释权,如宁夏的地方性法规制定程序规定中有些规定。而四川省对成都、重庆两市制定的法规,有的附则中规定解释权是市人大常委会,有的规定解释权是市人民政府,有的规定为市政府的某个部门。有的地方将常委会议事规则的解释权授予给主任会议,将常委会联系代表工作条例的解释权授予给省人大代表工作委员会,有的直接将解释权授予给政府及有关部门。可见,地方性法规的解释权各地实际做法很不一致。

㈩ 全国人大法工委所作出的法律解释是立法解释吗

我国法律解释制度分为立法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两种,(应用解释包括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1954、1978、1982年宪法和2000年立法法均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根据立法法第四十二条,最高立法机关关于法律问题的解释是完整的、当然的立法解释。
除此之外,还并存由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组成的“具体应用解释”;虽然立法法没有明确肯定这种制度,但也没有明令废止支撑这种制度的有关法律文件,如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等。具体应用解释的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其中,由“两高”对于在审判、检察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行使司法解释职能。因此,立法与司法乃至与之相适应的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区别,无论在字面还是法理依据上均是很明显的。不时出现的高级传媒的失误,从另一个方面实证了普法工作的必要性、长期性、艰巨性。

行政解释 是指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对法律、法规、规章的含义、适用、具体执行等所作的说明。它包括行政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如何具体运用所作的解释,称为执行解释;还包括行政机关对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的含义和适用所作的解释,称为制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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