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称谓

A. 法律和法规的区别

【法律分析】：“法律”和“法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的立法权限和法律效力各有不同，不可混淆。“法律”，在我国，是专门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由国家主席签署公布的规范性文件，其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一般均以“法”字配称，如《刑法》、《民法典》、《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等。

“法规”是法律效力相对低于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性文件。“法规”主要有如下三种形式，一是由国务院及其所属政府部门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而制定和颁布的行政法规，也称行政规章；二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和颁布的地方性法规；三是较大的市(省会、首府)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法规”一般用“条例”、“规定”、“规则”、“办法”称谓，如《征兵工作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等。

法律的效力要高于法规。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六十五条 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

（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B. 化外人，谓蕃夷之国春秋时期的立法概况及其历史意义

“化外人”指对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法律称谓，最早见于《唐律》。《唐律疏议·名例版》卷六：“权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岂有同类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与百济相犯之类，各以国家法律论之。”，即同一国家侨民在中国犯罪，由唐朝司法机关按其本国法律处断，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侨民之间相犯，或者唐朝人与外国人相犯，由唐朝司法机关按照唐律处刑，实行属地主义原则。阿拉伯人与日本人在长安相犯，依据《唐律》规定，适用属地主义原则，应以唐律处断。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唐朝法律（永徽律）便有了历史上最早的冲突规范，也可以说是冲突规范的萌芽：“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其疏议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如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由于当时的法律是刑民不分，这条规定当然可以适用于涉外民事案件，至少就适用于涉外侵权案件。

C. 地方法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立法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据此规定，地方法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一、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审判业务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颁布了《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该《意见》首次规范了上下级法院间的审判业务关系。其中第九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案件、制定审判业务文件、发布参考性案例、召开审判业务会议、组织法官培训等形式，对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业务工作进行指导”。

该《意见》首次对高级人民法院在其管辖的区域内、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一些亟待统一法律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尚未出台时如何指导下级法院工作作了指引，使得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有了特定的称谓——审判业务文件；而且根据该条第2款的要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审判业务文件，应当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发现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审判业务文件与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相抵触的，应当责令其纠正。”

二、地方法院无权制定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规范性文件

尽管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意见的形式明确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制定审判业务文件的形式来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使得该类规范性文件得到了正名，然而，无论是1987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应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批复》（下称《批复》），2012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通知》（下称《通知》），还是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下称《立法法》），当中均对地方法院是否可以制定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规范性文件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1、《批复》规定“具有司法解释性的文件，地方各级法院均不应制定”。

2、《通知》规定“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一律不得制定在本辖区普遍适用的、涉及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等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在法律文书中援引”；“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制定的带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应当自行清理。凡是与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抵触以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应当予以废止”。

3、《立法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据此，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审判业务文件应是供审判人员参考、带有指导性意义的非涉及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规范性文件，而且，这种规范性文件应是非强制性，这也是其与法律、司法解释等的最大区别，否则，将难以理解《通知》中阐述到的“不得在法律文书中援引”的规定。对于地方法院已经制定并实施多时的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督促地方法院进行一场彻底的清理活动，真正履行其监督地方法院审判工作的职责，确保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法律所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权益能够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