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案例

㈠ 情感道德与法律相互矛盾的事例

可可西里那群保护藏羚羊的人，就是情感道德与 法律的冲突的例子

㈡ 关于"道德"与"法律"的案例

道德与法律的辩论是法理学一直以来的主要命题，主讨论的是“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起源故事是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写了一个十分有名的叫做《安提戈涅》的悲剧。
安提戈涅是一名妇女。她的兄弟普雷尼克因为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而被国王克里奥判处死刑并已执行。后来，国王还宣布一项法律，规定不许任何人为普雷尼克举行丧礼。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安提戈涅仍然勇敢地向国王的法令挑战，按照希腊宗教所规定的仪式，埋葬了她的兄弟。
国王将安提戈涅抓起来，问她为什么违反国家的法律。安提戈涅说：“我应该服从国家的法律，但是，更应该服从高于国家法律的宗教法律。”按照希腊宗教，兄弟姐妹之间的爱是永恒不变的，在其中一个离开人世时，其他人要以宗教仪式举行庄严的丧礼。安提戈涅称，宁愿受国法的处置，也要将兄弟完好埋葬，这是她自己良心上的要求。

希望对你有用

㈢ 有哪些道德和法律相互冲突的例子

一个女的把自己刚几个月大的孩子送人了，还收了人家几万块钱。过了几年又想把孩子要回来，人家不给她就去法院起诉，理由是这家人没有办理领养手续。

㈣ 2010年法律与道德冲突案例

李刚案，就是量刑太轻，3年，撞死人判三年，对于一条生命来说是·····。

㈤ 有谁能给几个符合法律但有与道德冲突的判决案例

你好。

这个很多的。

昨天我看到一个案例是这样的，高楼中的1301室在除夕之夜着火，1401的某先生及时发现了火势，并且作为一个素质公民，某先生报火警并且去找物业，由于是除夕之夜，所以消防员暂时赶不过来，物业先派人来灭火，但是无法正面进入1301，于是决定从14楼灭火，但是14楼的住户都不愿意让物业进入他们家里作为灭火通道，这个时候某先生主动要求物业通过他们家来灭火，这时候所有的人都被疏散到了13楼，过了半个小时火势被控制，物业得知消防员快到了，于是陆续从房中撤出，但是某先生发现楼道内水漫金山，往上看发现都是从他家里溢出的，他想上去看，但是被保安拦住，说火势还没有完全扑灭。这时某先生抓住一个物业人员询问他是否关闭了消防龙头，那人说忘记了。10分钟后消防员来了，成功扑灭火势，又10分钟后消防员撤出。这时某先生回家发现自己的木质地板已经完全湿透，室内有20cm的积水，半年之后完全腐烂，家里电器完全不能使用，在梅雨季节满屋子的虫子，平均每平方米有上千条虫子，无法住人，于是将物业告上法庭，但是物业以住户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所为，也可能是消防员所为，最终一审判决原告某先生败诉。

另外一个案例：

2008年11月19日，福州鼓楼区某小学被一名不符合入学报名条件的新生之家长以返还原物为由告上法庭。
根据福州市教育局相文件规定，2008年福州市所有适龄入学新生按照所划片区学校入学时必须提供户口本、房产证及儿童预防接种证原件，且户口本与房产证所记载的住址必须完全一致。
2008年8月20日，一位新生家长持户口本及儿童预防接种证原件到鼓楼区一小学为其女儿报名上一年级，学校开具了一张收条给该家长。经过学校工作人员审查，发现该学生家长提交的证件中缺少报名必备的房屋产权证，于是当面告知该家长因证件不齐全不符合入学条件。该家长当即表示要回去开具证明，并于当天上午持两张小区物业证明到学校要求让其女儿报名，并称其家庭住址与户口本上的地址是一致的，学校工作人员当场告诉该学生家长证明不能代替房屋产权证，并当场将两张证明退给家长。8月20日当天晚上，学校工作人员按照该家长提供的家庭住址上门家访核实，发现该家长并不住在其向学校提供的家庭住址（事实上其实际家庭住址是在晋安区，其女儿小学划片也应在晋安区）。学校于8月22日通知该学生家长到学校领回证件，并告知因家庭住址不符合要求无法接受其女儿的入学报名。该学生家长22日到学校领取证件，学校工作人员要求其交回收条，该学生家长称来时匆忙忘记把收条带来，答应过一两天带来，学校老师考虑到学生报名在即需要证件，就答应了家长先把证件退还给家长，收条没有当场收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2008年11月19日，该学生家长作为学生的法定监护人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学校返还原物即返还户口本及儿童预防接种证，其证据是学校的为其开具的证件收条一张。作为被告的学校进行了答辩，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提供了证据。
本案件经过法院三度开庭，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2009年4月3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还在审理过程当中。

有问题可以继续联系我。

㈥ 急求几个关于法律和道德冲突的案例 最好有结果的案例。 不要太短。

1、洞穴奇案。

《洞穴奇案》讲述了美国20世纪法理学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举世闻名的“假想公案”：洞穴探险人受困山洞，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

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是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

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摩尔做牺牲者。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

这是美国20世纪法理学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假想公案，富勒还进一步虚构了最高法院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对此案的判决书。

作者编出这个案件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一些更为耸人听闻的真实案例为基础的。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案例，就是1842年美国诉霍尔姆斯案和1884年的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

这两个案件都是极端环境下的救生事件，都是在海难之后发生了杀人和追诉。在霍尔姆斯案中，杀人是为了让严重超载的救生艇减轻负荷。在杜德利和斯蒂芬案中，杀人是为了给行将饿死的幸存者果腹。

2、2008年11月19日，福州鼓楼区某小学被一名不符合入学报名条件的新生之家长以返还原物为由告上法庭。
根据福州市教育局相文件规定，2008年福州市所有适龄入学新生按照所划片区学校入学时必须提供户口本、房产证及儿童预防接种证原件，且户口本与房产证所记载的住址必须完全一致。

2008年8月20日，一位新生家长持户口本及儿童预防接种证原件到鼓楼区一小学为其女儿报名上一年级，学校开具了一张收条给该家长。经过学校工作人员审查，发现该学生家长提交的证件中缺少报名必备的房屋产权证，于是当面告知该家长因证件不齐全不符合入学条件。

该家长当即表示要回去开具证明，并于当天上午持两张小区物业证明到学校要求让其女儿报名，并称其家庭住址与户口本上的地址是一致的，学校工作人员当场告诉该学生家长证明不能代替房屋产权证，并当场将两张证明退给家长。

8月20日当天晚上，学校工作人员按照该家长提供的家庭住址上门家访核实，发现该家长并不住在其向学校提供的家庭住址（事实上其实际家庭住址是在晋安区，其女儿小学划片也应在晋安区）。

学校于8月22日通知该学生家长到学校领回证件，并告知因家庭住址不符合要求无法接受其女儿的入学报名。该学生家长22日到学校领取证件，学校工作人员要求其交回收条，该学生家长称来时匆忙忘记把收条带来，答应过一两天带来。

学校老师考虑到学生报名在即需要证件，就答应了家长先把证件退还给家长，收条没有当场收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2008年11月19日，该学生家长作为学生的法定监护人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学校返还原物即返还户口本及儿童预防接种证。

其证据是学校的为其开具的证件收条一张。作为被告的学校进行了答辩，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提供了证据。

本案件经过法院三度开庭，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2009年4月3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还在审理过程当中。

3、高楼中的1301室在除夕之夜着火，1401的某先生及时发现了火势，并且作为一个素质公民，某先生报火警并且去找物业，由于是除夕之夜，所以消防员暂时赶不过来，物业先派人来灭火，但是无法正面进入1301，于是决定从14楼灭火。

但是14楼的住户都不愿意让物业进入他们家里作为灭火通道，这个时候某先生主动要求物业通过他们家来灭火，这时候所有的人都被疏散到了13楼，过了半个小时火势被控制，物业得知消防员快到了，于是陆续从房中撤出，但是某先生发现楼道内水漫金山，往上看发现都是从他家里溢出的。

他想上去看，但是被保安拦住，说火势还没有完全扑灭。这时某先生抓住一个物业人员询问他是否关闭了消防龙头，那人说忘记了。10分钟后消防员来了，成功扑灭火势，又10分钟后消防员撤出。

这时某先生回家发现自己的木质地板已经完全湿透，室内有20cm的积水，半年之后完全腐烂，家里电器完全不能使用，在梅雨季节满屋子的虫子，平均每平方米有上千条虫子，无法住人，于是将物业告上法庭，但是物业以住户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所为，也可能是消防员所为，最终一审判决原告某先生败诉。

4、2006年4月21日，广州青年许霆与朋友郭安山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许取出17.5万元，郭取出1.8万元。事发后，郭主动自首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而许霆潜逃一年落网。

2007年12月一审，许霆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案件发回广州中院重审改判5年有期徒刑。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被告人许霆来到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

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携赃款潜逃。

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全额退还赃款1.8万元。经天河区法院审理后，法院认定其构成盗窃罪，但考虑到其自首并主动退赃，故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而潜逃一年的许霆，17.5万元赃款因投资失败而挥霍一空，今年5月在陕西宝鸡火车站被警方抓获。日前，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许霆随后提出上诉，2008年3月，广州中院认定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许霆再度上诉，2008年5月，广东省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辱母杀人案”一经曝光，就引发热议，一是被刺杀者杜志浩的极端侮辱于欢母亲的行为引起公愤，二是对当地警方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引起质疑，三是当事人于欢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结果引起公众不满。

“辱母案”从一开始可能就注定了悲剧，首先于欢为周转资金而借款高利贷，后因欠款未能即使还上而招致暴力催款，中途母子二人有打过市长热线110却无人帮助，就在实发当天，警察还介入过此事，但只是说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草草了事。

造成警察走后于欢看到母亲被羞辱后，情绪崩溃，拿刀捅伤了三个催款人，其中杜志浩因失血休克死亡，其他两位一重伤一轻伤。

法院予以判处于欢无期徒刑的判决，一部分人认为法律即是法律无关于同情，一部分人认为，法律是为人而定，应该符合人性。归根究底是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冲突。

于法，法院认为，于欢拿刀捅伤他人不在正当防卫范畴，属于故意伤人，并造成一死两伤，又鉴于暴力催款行为恶劣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于德，人性上，如果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收人百般凌辱，又求救无助的情况下，人的情绪会处于崩溃状态，感受到人性的冷漠后，出于防止母亲再受到非人的侮辱，当事人只能动起杀人的念头，也可以说是预防性杀人。

(6)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案例扩展阅读：

法与道德的联系

社会主义法与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

它在思想建设方面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集体主义思想，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

㈦ 求一份法律案例分析，就是道德与法律有冲突的，从法律道德个人三方面分析，案例500字以内，大约2000字。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00）聊行终字第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化平，男1962年8月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冠县清水镇姚行村。
委托代理人：葛润民，聊城市东昌府区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邢天华，职业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岳其祥，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殷汝奎，冠县清水镇司法所所长。
上诉人姚化平因诉农业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冠县人民法院（1999）冠行初字第161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案经冠县人民法院审理认定：1998年阴历后五月初一，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以原告姚化平拒交农业夏征款为由，强行将原告姚化平的拖拉机扣押至本村杜学功家，其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姚化平所诉其工具箱内有现金一万元，查无实据，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3、4目之规定，冠县人民法院于1999年12月22日判决：一、撤销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扣押原告姚化平拖拉机行政强制行为；二、限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姚化平拖拉机；三、驳回原告姚化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由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负担。
上诉人姚化平不服一审判决，以冠县人民法院（1999）冠行初字第161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为由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为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维持。
本院对被上诉人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审查、质证。被上诉人清水镇人民政府提交的主要证据是：1、李凤梅的调查笔录；2、李春玲的证言；3、调查杜继凤的笔录；4、调查李春泽的笔录，以上证据均证明上诉人姚化平拖拉机工具箱内没有现金。5、调查李书玲、陈任祥的笔录；6、调查范玉岭的笔录，均证明上诉人姚化平的拖拉机被扣押在杜学功家中。
上诉人姚化平的委托代理人对被上诉人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提出异议，并提交以下证据：1、杜学功的谈话笔录；2、许以峰的询问笔录；3、杜玉娥等人的证言。以上证据均证明被上诉人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于1998年5月1日强行将上诉人姚化平的拖拉机扣押至杜学功家，不交钱不放拖拉机。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于1998年阴历5月1日，以上诉人姚化平拒交农业夏征款为由，强行将上诉人姚化平的拖拉机扣押至杜学功家之事实可以认定。该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属违法行为，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所扣押之拖拉机应予返还。上诉人姚化平所诉其拖拉机工具箱内有现金一万元，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其要求清水镇政府返还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依法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分别由被上诉人冠县人民政府和上诉人姚化平各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张玉录
审 判 员：薛振先
审 判 员：张法岭
二000年六月三日
代书记员： 周公法

㈧ 近一个月里，发生道德与法律相互冲突的新闻案例

一个城里人和一个农村人互殴，城里人被打成十级伤残，农村人被打成九级伤残，最后，计算赔偿数额，伤的重的农村人还要给伤的轻的城里人赔钱

㈨ 有哪些关于道德与法律产生冲突或矛盾的经典案例

南京彭宇案。

㈩ 法律与道德碰撞的案例有哪些

法律与道德碰撞的案例：
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83路车。人来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医药费花了不少。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老太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 彭宇表示无辜。他说，当天早晨3辆公交车同时靠站，老太要去赶第3辆车，而自己从第2辆车的后门下来。“一下车，我就看到一位老太跌倒在地，赶忙去扶她了，不一会儿，另一位中年男子也看到了，也主动过来扶老太。老太不停地说谢谢，后来大家一起将她送到医院。”彭宇继续说，接下来，事情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老太及其家属一口就咬定自己是“肇事者”。 2007年9月4日下午4点半，鼓楼区法院一审宣判。
法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两个争议焦点。
一、是否相撞；
二、损失数额问题。 法院认为本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此，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876.6元。 当天，老太的代理律师表示：对判决事实感到满意，但40％的赔偿比预期要少。而彭宇则表示不服此判决。
然而这件轰动一时的案子居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悄无声息的和解了。
2008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在两会新闻中心就“司法公正”问题接受中外记者的集体采访时透露，南京彭宇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且申请撤回上诉，最后案件以和解撤诉结案，且双方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都表示满意。
我们暂且不管该案为何会达成和解，而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来分析此案。
此案中，我们必须确定老太太是自己摔倒的还是被彭宇撞倒的。这是本案重中之重，同时也是本案定案的前提。是必须证实的，而不能靠推测。
如果是老太太自己摔倒的，那么不仅不能对其进行惩罚，当事人及其家属还应该向他道歉致谢，社会也应该支持和鼓励，并加以弘扬，而老太太及其家属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则应该受到谴责，以维护道德和法律的尊严；反之，如果是其将老太太撞倒，则其应该负担全部的医疗费用及相应的康复疗养费用。而法院更不能光凭推测来定案，从这个角度来讲，法院的判决可谓荒唐之极，是一种相当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对社会道德的践踏。
但是法律有它的准则，它是无情的，也不会考虑什么道德因素。此案中，由于没有弄清楚老太太是否是被撞到，因此无论法院做出什么样的判决，都是有悖于道德的。
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该案之所以在网络和新闻媒体上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国民的法律意识提升的表现，更重要的原因却是人们在生活中也会经常碰到类似情况。此事件发生之后，我多次听到有家长如此教育孩子，“以后碰到有人倒在地上一定不能一个人去扶，最好叫别人去，或者跟别人一起，如果附近实在没人的话就最好别管。”由此可见这个案件对人们的影响有多大，可能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危言耸听，可是有这么一个先例在眼前谁能不提防。毕竟人人都需要必要的自我保护，谁都不希望做好事还要承担所谓的法律责任。如果是这样那我宁愿不做好人也罢。但是根据法院做出的判决，我们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将被无情的践踏。
不可否认，当前社会的道德水准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即使不是人人都以助人为乐，很大一部分人可能不会出手帮助别人，不过也不至于违背基本道德去做伤天害理的事，违法犯罪的毕竟是少数，通过撒谎的手段去伤害别人的人也不多。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老太太及其家属即原告误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法官在判决书说理当中阐明的社会情理，并以此为由作出不利于被告的结论，在道德导向上确有不妥之倾向。如果这样来认识情理，那么我们还需要发扬雷锋精神吗？就算不是雷锋，难道我们当今社会已经不能相信存在这样做好事人了？我认为，我们生活当中并不缺乏这样的好人好事，至少我们应该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大多数人也许不会像雷锋那样天天做好事，但偶尔做回好事应该不是不可能的。而该案的判决却几乎把做好事的可能性忽略，事实上就是对当前社会的道德水准评价过低所致，而且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公民做好事的积极性。
因此，在执法机关处理类似的法律与道德有一定抵触的案件时，应当慎重抉择，既要维护司法的公正性，也要兼顾道德的尊严。而且立法部门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也要充分考虑道德的影响，千万不要让法律吧道德的腰给撞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