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

Ⅰ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

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体制是指国家法律解释权限划分的制度。
我国的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为核心和主体的各机关分工配合的法律解释体制的基本含义是，在法律解释的权限上，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解释权，其目的和任务是对“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以及“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法律规范进行解释，行政解释、司法解释的目的和任务在于解决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在三种解释的关系上，立法解释是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的基础；在法律解释的效力上，立法解释的效力最高，其他国家机关对法律的解释效力低于立法解释。
（一）立法解释
立法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区别在于对于立法解释的主体即立法机关和立法解释的对象即法律的不同理解。
在我国立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大各部门委员会以及省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二）行政解释
行政解释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对于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以及自己依法制定的法规进行的解释。
（三）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做的解释。司法解释分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解释和这两个机关联合作出的解释。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有原则性分歧时，应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

Ⅱ 简述我国环境立法的目的及体系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生态基础和根本保障回。环境保护是答我国的基本国策,环境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法目的,并区别于其他部门法。

目前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主要由五部分构成：
（1）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这是各种环境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依据.（第九条、十条、二十二条）；
（2）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环境与资源保护单行法.一般规定的具体详细,是进行环境管理、处理纠纷的直接依据.
（4）环境标准.
（5）其他部门法中的在关环境的法律规范.（包括中国加入或签署的国际法或公约）

Ⅲ 《民法典》为何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观点摘要
1.民法自为民之法，是对人们真实生活中行为规范的一种素描。
2.中国民法典不仅仅是理论层面与思维层面的，而是源于生活实践的。它是一部鲜活的“社会生活网络全书”。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法律文本共包括七编，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以及侵权责任编。
4.民法不仅是人文的、有温度的，它更能帮助人们去对抗黑暗，体现出一种极强的保护理念。
中国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我国自1954年便开始第一次起草民法典，历经四次起起落落，直至六十六年之后的今天，一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的民法典才得以面世。以下内容摘自孙宪忠研究员的著作《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民法典立法笔记》。
1
1954年第一次起草
背景：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当时的中央政府明确宣布，包括《中华民国民法》在内的国民政府“六法”均被废除。
时间：
1954年—1956年12月
编制体例：
包括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525条。
特点：
这一“民法草案”以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为蓝本，其特点是采用“四编制”的模式，亲属法被排除在民法典之外；未采用“物权”概念而仅规定“所有权”；不适用“自然人”概念而用“公民”概念代替；仅规定诉讼时效而不规定取得时效；强调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特殊保护等。但是该草案大体上还是德国民法的模式。
2
1962年第二次起草
背景：
中国在经历重大政治和自然灾难之后，调整经济政策，中央的决策又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民事立法又受到重视。
时间：
1962年—1964年7月
编制体例：
这一次的“草案”采取了既不同于德国民法也不同于苏俄民法的“三编制”体例：第一编“总则”、第二编“财产所有”、第三编“财产的流转”。
特点：
这种模式有些类似罗马法的《法学阶梯》体例。该草案将“亲属”“继承”“侵权行为”等排除在外，却将“预算关系”“税收关系”等纳入其中；该草案且完全放弃了“权利”“义务”“物权”“债权”“所有权”“自然人”“法人”等法律概念，而采取人民化的财产权等概念。显而易见，此次民法典起草，显示了立法者一方面企图摆脱前苏联民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民法划清界限的立场。
3
1979年第三次起草
背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民法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视。
时间：
1979年—1982年5月
编制体例：
共8编、43章、465条。
特点：
该草案的编制体例和主要内容，参考了1962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和1978年修订的《匈牙利民法典》等。但是这一草案仍然没有予以颁行，因为，立法者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处在变动之中，体系完整的民法典无法制定。于是立法者改变立法方式，暂停整体的民法典起草，而采取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民法典的方案。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由于民法牵涉范围很广泛，很复杂，经济体制改革刚开始，我们还缺乏经验，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只好先将那些急需的、比较成熟的部分，制定单行法。……考虑到民法通则还不是民法典，草案可以对比较成熟或者比较有把握的问题作出规定，一些不成熟、把握不大的问题，可以暂不规定。”这一时期民法立法活动的主要成果是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4
2002年第四次起草
背景：
自1992年宪法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各界即酝酿制定编纂民法典。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编制的立法纲要提出了在2010年制定完成民法典的规划。该规划明确指出，民法典的制定完成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建设的完成。这一纲要对于民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对于编制民法典的重要性的肯定，不仅对于民法学家，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法学界鼓舞极大。
时间：
2001年—2002年12月
编制体例：
共划分为九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法、第三编合同法、第四编人格权法、第五编婚姻法、第六编收养法、第七编继承法、第八编侵权责任法、第九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特点：
这个立法方案有许多显明的特点——并不一定是优点的特点。
首先，从体系上看，该方案基本上遵守了“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模式。 其次，从立法的内容上看，除增加的物权法、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部分外，该立法方案基本上是现行民法体系中生效法律的简单聚合或者归并，不但在立法的内容方面没有任何积极的创新，而且也没有对这些有效的法律做漏洞的弥补或者重复的整合。再次，该法对于当时已经明显不适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许多规则也都予以了保留，很多内容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复次，从本人当时参加立法谈论的笔记看，在最高立法机关组织的立法讨论会上，多数人对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问题都表示不赞同，而立法起草机构对此也不做出说明，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保留到现在，理论准备显得十分仓促。最后，第九编国际私法的内容部分相当丰富，与其他部分的简易化立法相比显得不大协调。总体而言，2002年的“民法草案”实在不是法理上深思熟虑、实践上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立法方案。在当时，对于上述立法草案，民法学界一致认为毫无创新和发展，因此这个立法方案在提出之后就戛然而止。
5
2015年第五次起草
背景：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
时间：
2015年3月启动编纂工作；
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
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对全部6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二审，对各方面比较关注的人格权、婚姻家庭、侵权责任3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三审。在此基础上，将民法总则与经过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2019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经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编制体例：
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特点：
以《民法通则》《民法总则》《物权法》《担保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九部民事单行法为基础，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领域的司法解释，形成七编1260条的整体，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

Ⅳ 我国当前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属于集中立法型。

我国当前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是属于集中立法型;;.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证券市场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股票发行仅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企业。1990年，国务院决定分别成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地的一些股份公司开始进行股票的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的试点。1992年，又开始选择少数上海、深圳以外的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国务院总结了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股票发行和上市试点。从此，证券市场开始成为全国性市场，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由地方监管为主改为中央集中监管，并通过不断调整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逐步走向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1998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工作改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并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地方证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Ⅳ 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窄且难以扩大。

目前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单位绝大多数仍为原来的国有、集体企业，从人员构成看，个体、私营经济组织只占总数的8%。

大量现的个体、民营经济不参保或参保不缴费的现象突出。一些已参保单位采取尽可能少报工资总额的手段偷、漏社会保险费。部分企业停产、改制、破产等无力缴费，造成大量参保人员的流失。

（二）社保基金难以维持。

自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全国企业养老保险金收入，即使在“空账运行”下都无法满足支出需要，且年度赤字规模呈逐步扩大之势。在失业保险方面，随着下岗与失业并轨，失业保险体系在财务方面呈现难以持续的情况，部分省份的失业保险金出现收不抵支现象。

当前我国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正处于增速换档期、转型阵痛期和改革攻坚期三期叠加的关键历史阶段，就业压力巨大，现行失业保险体系难以保持长期的收支平衡。

虽然目前“统账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了收支平衡，但由于受益范围有限、部分参保人员个人帐户资金不足、个人负担过重等因素影响，医疗保险统筹基金运行存在隐患。

（三）社保基金管理漏洞多。

在医疗保险方面，部分参保人、非参保人、医疗服务机构采取非法手段侵蚀医疗基金，而医疗保险管理机构由于信息不对称、权限不足等因素，难以进行有效管理。

在失业保险方面，缺乏有效的方式甄别参保人员尤其是登记失业人员的实际就业状态，存在部分已经重新就业仍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现象。在养老保险方面，不合规的提前退休以及退休人员死亡后由家属继续领取养老金等问题难以根治。

（四）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健全。

我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比重相当高，占总人口的 80％以上，但是农业人口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比较少。

目前，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 80％在城市，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排在191个成员国的188 位。另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最小，待遇标准很低，有的地方陷入停顿状态，有的地方已形同虚设。

（五）社会保障法制滞后。

关于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滞后，地方立法分散，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社会保障的法律规范。群众在社会保障方面发生争议，进行仲裁或提起诉讼时，由于立法滞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大多是根据劳动法、民法或其他相关法律进行仲裁或判决，法律有效性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群众依法保障自身权益。

(5)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扩展阅读：

（一）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经济社会制度，必须纳入法治轨道，并依靠法制来保证实施。只有体制、机制、法制“三制”健全完善，才能保证社会保障事业的顺利发展。

为了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力度，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程，确保社会保障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在我国早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部门应当在积极进行改革实践的同时，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

目前，由于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在我国已经制定出来的社会保障法规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缺乏法律责任的现象，无法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功能，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加快研究制定《社会保险法》。

（二）加快完善城镇社会保险体系。

社会统筹必须具有较大的范围，不能过窄。“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广覆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互济，互济功能的发挥取决于社会统筹的层次，而社会统筹的层次又取决于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社会保险遵循“大数法则”，即参加保险的人数越多（覆盖面越大），互济功能就越大，抗御风险 的能力就越强，人数的广覆盖是做大做强社会保险的坚实基础。所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覆盖城镇全体劳动者。

社会保险应该是面向社会全体成员的，所有在统筹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和单位都要无一例外地参加社会保险。为了调动了民营企业参保的积极性，笔者认为对于非公有企业，可以采取“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的养老保险参保办法。

在降低缴费标准的同时，调低基础养老金的待遇标准。同时，社会保障必须实行多层次，不能“单打一”。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 保障的标准不可能高，只能保基本。

但是为了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为了满足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不同人群多层次的社会保障需求，为了调动家庭及社会各界的力量，必须通过大力发展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积极开展社会救助、鼓励进行个人储蓄性积累保障等多种形式，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如果不发展补充保险等多种保障形式、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保障也难以巩固和发展。

（三）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

社会保险的制度运行有赖于资金的支撑，社会保险远期基金支付压力很大，若要缓冲压力，填补缺口，必须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真正实现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的模式转换，同时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增收节支。

一是各级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必须提高比例，探索从国有资产收益、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等预算外收入中提取社会保障资金，以实现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二是将日益增大的社会保障基金基金投入资本市场，把保值增值的压力转变为良好的投资回报。

但要坚持如下的原则：始终把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实现社会保障积累基金和国家经济建设的良性循环；严格监管，确保完好。

三是建议在全国推行厦门等地已实行多年的社会保险费由地税部门统一征收的办法，以强化征缴管理，做到应收尽收。四是降低待遇，减少替代率。五是参照日本等国家的先行先试，适当推迟退休年龄，减轻养老资金支出压力。

Ⅵ 立法解释的现行体制

我国现行立法解释体制主要规定在《宪法》、《决议》、《立法法》、2001年《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之中。 《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决议》也有明确规定，《立法法》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专门的规定：“法律解释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同时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为了使事后的立法解释得以启动，《立法法》第43条还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另外，《立法法》第44条、第45条、第46条还对法律解释草案的拟定、审议、标记、公布等程序进行了规定。 法规分为两种：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31条规定：“行政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作出补充规定的，由国务院解释。”还对解释程序、效力和提出解释要求的主体作出了规定。字串5
《决议》规定：凡属地方性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出补充规定的，由制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作出规定。 规章分为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
《规章制定程序制定条例》第33条规定：“规章解释权属于规章制定机关。”

Ⅶ 动检法什么时候执行请知道的告一声。谢谢

您能说的再清楚些吗，动检法很早就有了。现在都在三检合一了。
【 文献号 】1-1313

【原文出处】中国软科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12

【原刊页号】24～26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003

【 标 题 】我国“三检合一”新体制与“三检”统一立法刍议

【 作 者 】陈大文/熊国忠

【作者简介】陈大文、熊国忠，江汉石油学院，湖北荆州，43

【内容提要】随着“三检”合一体制的建立，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已成为主管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以及商品检验的行政执法机构。这种执法主体的统一性，迫切要求加强立法工作，以规范“三检”活动，保障主管部门依法行政。同时，“三检合一”体制的确立，也标志着我国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国际通行做法相符合的、充满生机活力与科学高效的出入境检验检疫体制方面迈出了实质性可喜的一步。本文在研究“三检合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现实意义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了我国现行“三检”立法的缺陷以及“三检”统一立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主张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法》。

【关 键 词】检验检疫/立法/模式

【 正 文 】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由原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原卫生部卫生检疫局和原农业部动植物检疫局共同组建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由海关总署管理。这标志着我国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国际通行做法相符合的、充满生机活力与科学高效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新体制方面迈出了实质性可喜的一步。但必须明确，“三检合一”不能看成是工作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在改革中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检验检疫行政执法管理体系。在建立这个管理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我们加强理论研究，本文仅就三检立法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一、“三检合一”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又有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顾我国“三检”的历史沿革，可知进出口商品只由一家机构进行检验检疫的局面曾持续了35年之久。1929年旧中国政府设立商检部门以来，进出口商品的品质检验、卫生检疫和动植物检疫一直由该部门承担，当时卫生检疫部门只负责对进出境人员的检疫，动植检只是商检部门的一个业务处室，可见，在历史上，商检、动植检、卫检是不分彼此的，是三检合一的。1964年，动植物检疫才从商检分离出来，划归农业部管辖；之后，根据国家调整口岸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管理体制的要求，卫检部门于1990年起也开始行使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权，划归卫生部管辖。这样自从三检分离后，“三检”分兵把口造成的交叉重复查验、互相扯皮的现象愈演愈烈，到头来必然会对口岸运作限制过多，对进出口贸易限制过多，会大大削弱我国口岸能力的发挥，直接影响我国投资环境和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妨碍了我国实行“大经贸”的战略，阻碍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为了实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历史任务，毫无疑问地把“三检合一”作为改革卫检、动植检、商检管理体制的头等大事来抓，有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三检合一”有利于消除口岸查验政出多门所带来的重复管理、重复检验检疫、重复收费、通关效率低、企业负担重等一系列弊端，使“一次报验、一次取（采）样、一次检验检疫、一次卫生除害处理、一次收费、一次发证放行（即“六个一”）的工作规程具有现实可能性；

其二，“三检合一”更便于履行和实现国家统一意志和主权，也便于国务院统一管理和地方政府的监督；“三检合一”可以将目前存在的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外部矛盾，转变成为一个单位内部的不同分工的协调，可以从“根子上”减少或解决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利于变几个利益主体为一个利益主体。

其三，“三检合一”有利于减轻财政负担。过去“三检”均自成体系，而每一个体系都需要国家及地方投资建设。因此，不论是建立机构，配备人员，还是装备检验、检疫仪器设备，都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重复建设问题。“三检合一”后，这种由于重复建设而带来的人力、财力、物力浪费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样就更加方便了与国际检验检疫同行的技术交流活动，加快国际上先进管理经验及检测技术成果的引进与吸收，使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成为可能。

可见“三检合一”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要求和我国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精神，有利于优势互补，提高效能，促进我国检验检疫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现行“三检”立法已经不能适应新体制的要求，亟待完善

我国现行的调整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关系的法律，主要有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以下简称《卫检法》）、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以下简称《商检法》）、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以下简称《动检法》），以及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的有关条款。这些法律是在1986年到1995年期间，由卫生部、农业部、国家商检局等部门负责起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由于每一部法律出台的政治经济背景不同，负责起草的部门不同，其内部和外部的矛盾或不协调，难以避免，越来越不能适应新体制的要求：

其一，现行“三检”立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法律，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三检”法颁布施行后，刑法于1997年作了重大修改，而“三检”法规定刑事责任的条款所对应的是1979年颁布的刑法的条款。《商检法》第26条规定，商检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181条追究刑事责任，而现行刑法规定“玩忽职守罪”的是第397条。同理，《商检法》第27条所规定的刑法第167条应改为刑法第280条。《动检法》、 《卫检法》和《食品卫生法》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所对应的刑法条款都存在类似的情况。这种法律条款对应关系上的矛盾，也要通过立法活动来解决。

其二，现行“三检”立法规定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职能多头行使，甚至一件事情由两个部门负责。《动检法》规定，出口贸易性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由国务院指定商检部门负责，而进口贸易性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则由动检部门负责。《食品卫生法》规定，出口食品的检验监管工作由商检部门负责，而进口食品的检验监管工作则由卫生防疫部门负责。这些规定既分割了管理职能，又违背了管理规律。

其三，现行“三检”立法与有关的国际惯例也有不协调之处。按照国际惯例，进口国检疫机关有权对出口国产品产地、加工厂家，进口后的生产、加工厂家，贮存、运输部门进行考核和注册登记，给合格者发放许可证，但我国的法律却没有规定完善的检疫许可制度。按照国际惯例，各国有权根据本国情况立法，以行政或技术措施对入境动植物或动植物产品等进行强制检疫，但《动检法》第30条虽然作了申报规定，但缺乏可操作性规范，因此无法对入境旅客行李物品中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实施全面检疫，也无法对违规者追究法律责任。“三检”法也没有对“疫区”、“非疫区”、“土壤”等概念作出准确的界定，以致在按国际惯例办理检疫审批时难以准确掌握。

其四，现行“三检”立法关于行政复议程序的规定存在很大差别。《商检法》规定当事人对商检机构的处罚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必须遵循复议前置原则，即先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动检法》规定了复议选择原则，当事人不服动检机构的处罚决定，既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卫检法》则没有关于行政复议程序的规定，当事人对国境卫生检疫机关的处罚不服，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商检法》和《动检法》对申请复议、作出复议决定、提起诉讼的时限规定也很不一致。这种法律规定，不仅影响法律的公正性，而且在“三检”合一体制下，执法部门很难操作。

总之，现行“三检”立法不仅相互之间有矛盾，而且与刑法等相关法律以及国际惯例都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已经不能适应“三检合一”新体制的要求，亟待完善。

三、“三检合一”体制下，“三检”统一立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三检合一”体制，是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办发〔1998〕102号，以下简称《规定》）确立的。在“三检合一”体制下，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统一行使出入境卫检、动检和商检职能，成为《卫检法》、《动检法》和《商检法》（以下简称“三检”法）统一执法主体。执法主体的统一性，为进行有关机构及其职能的整合重组，实现人力物力和技术资源的合理配置，减少重复投入造成的浪费，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进而提高管理效能和竞争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为克服一件事情多头管理分头立法的局限，统一“三检”立法带来了难得的契机，使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法》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显得十分必要。

其一，“三检”统一立法是进一步确立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法律地位的需要。“三检合一”体制作为改革的成果，虽然已经有了法规依据，但还没有得到国家专门法律的确认。现行“三检”法关于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农业行政部门、进出口商检部门分别主管卫检、动检和商检的规定并没有废止。这种立法与体制的冲突亟待消除，否则，现行立法将成为“三检合一”体制顺利运行的障碍。要消除这种冲突，必须在新的法律中明确规定：国务院设立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简称国家检验检疫部门）主管全国的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和商品检验工作。

其二，统一“三检”立法是国家检验检疫机构转变职能的需要。为了保证新的检验检疫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与国际接轨，必须根据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将那些专业性很强的具体业务，交给事业单位或者企业单位。这样既可以使检验检疫机构从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又能集中力量强化其行政执法监督职能。国家检验检疫部门必须转变的职能主要包括：实验室检验检疫、隔离检疫等技术工作以及与出入境检验检疫业务和技术有关的研究、咨询、风险分析的职能；对认可的检验技术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实验室资格评审的职能；健康体检和预防接种的职能；技术标准的研究制定和技术开发、推广、服务以及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应用开发的职能；非法定检验检疫、鉴定工作，委托检验、鉴定工作，涉外资产评估等职能。

这些需要转变的职能都在现行“三检”法和相关的法律规定的“三检”机构的职责范围内。如果不修改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在新的统一立法中将这些职能分离出去，就无法实现职能的转变。从法理上讲，国家行政机关不履行其法定职责是失职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企事业单位未经法律授权行使行政职能，是越权行为，也是无效行为，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为了保障国家检验检疫部门顺利转变职能，同时保障有关的企事业单位依法办理委托业务。应该在统一“三检”立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检验检疫部门的职责范围，明确规定承担委托的检验检疫业务的企事业单位的设置条件和具体业务范围。

其三，“三检”统一立法是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调整机构设置的需要。《商检法》规定国家商检部门设在各地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管理所辖地区的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国家商检部门根据《商检法》的规定，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特区和重点口岸、进出口商品集散地设立了商检机构。《卫检法》和《动检法》规定在口岸设立卫检机关和动检机关。有关部门根据《动检法》和《卫检法》的规定，在国际通航港口、机场以及陆地边境、国界江河的口岸分别设立口岸卫检机关和动检机关。可见，商检部门既在省级行政区域设立商检机构，又在经济特区和重点口岸等处设立商检机构，而卫检、动检机关则只在口岸设立检疫机构。因此，内地无口岸地区只设有商检机构，而无卫检、动检机构。因国务院的主管部门不同，机构设置的标准不同，故同一地区的“三检”机构不仅隶属关系不同，而且级别建置和内部机构设置也有很大的差别。

“三检合一”以后必须对机构设置进行调整重组，必须与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相适应，应该遵循国际惯例，在立法上确认主要按行政区域设置机构的原则。按照行政区域设置检验检疫机构，有利于加强与地方党政机关的联系与协作，有利于减轻口岸压力加快口岸验放速度。同时还可以依托主要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商检机构，减少固定资产投入，减少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因此，必须在新的法律中明确规定：国家检验检疫部门根据需要可按行政区域设立检验检疫机构，依法管理所辖区域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这样规定，既确立了按行政区域设置机构的原则，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内地出入境检验检疫业务很少的地方，如果没有“需要”也可以暂不设立检验检疫机构，县（市）如果没有“需要”，也无须层层设立检验检疫机构。

此外，制定统一“三检”法，也是确认和完善国际上通行的质量许可制度、产品认证制度、卫生注册制度以及通关凭证等制度的需要，也是依法履行国家卫生部门，农业部门、外经外贸部门委托职能的需要。因为这些通行制度和委托职能在现行“三检”法中都缺乏明确而完善的规定，不利于发挥这些制度应有的效能，也不利于国家检验检疫部门依法履行委托职能。

四、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法》是立法模式的最佳选择

完善“三检”立法，有两种立法模式可供选择：一是分别修改现行《卫检法》、《动检法》、《商检法》和《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消除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解决它们与刑法等相关法律的协调以及与国际惯例接轨等问题；二是在废止现行“三检”法修改《食品卫生法》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将调整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和商品检验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集中在一部法律之中。我们主张选择第二种立法模式。理由主要有：

其一，从法理上讲，调整同一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应尽可能集中在一部法律之中。这样，可以减少同一社会关系因受多部法律调整而产生的不必要的麻烦和难以避免的矛盾。国家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和商品检验，都是体现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的职能活动。在国家检验检疫机关履行这些职能的活动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其性质是完全相同的。用一部统一的法律调整在出入境检验检疫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是符合法理的。

其二，从立法技术上讲，具备统一立法条件，就不应分头立法。过去，我国之所以对“三检”采用分头立法模式，主要原因是“三检”工作多头管理，而且“三检”工作的起点和发展都很不平衡。按照“成熟一个出台一个”的立法指导思想，对这类专业法律，习惯于由该项工作的主管部门完成立法的起草任务，然后以国务院的名义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这样，“三检”分头立法就难以避免。现在，“三检合一”体制已经确立，制定统一“三检”法的条件已经成熟。

其三，从执法主体的需要讲，统一的执法主体，需要有统一的执法依据。如果将现行的《卫检法》、《动检法》和《商检法》等法律统一为一部法律，对于方便执法，提高执法效益和执法水平都是十分有利的。

此外，从立法成本来看，大幅度地修改三、四部法律所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都会超过制定一部新法律。换言之，修改现行“三检”法的成本比制定统一“三检”法更高。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法》的创制工作，以适应“三检合一”新体制的需要，发挥法律在促进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应有的作用。

Ⅷ 中国现行立法权限划分体制

一.行政立法主体：行政立法活动是由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进行的，根据宪法、组织法以及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及直属机构有权制定部门规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经济特区市的人民政府有权制定地方政府规章。
二．行政立法权限：行政立法权限是指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与行政规章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权限范围，即行政法规与行政规章可以就哪些事项作出立法性的规定。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立法权必须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保留即凡是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其他规范无权规定，否则构成违法。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保留以下事项的立法权：国家主权的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其中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与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属于法律绝对保留事项。
行政法规规定的事项有以下三个方面： 1．执行具体法律规定事项。2．实施宪法规定职权事项，即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3．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立法的事项。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事项，国务院可以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授权决定先制定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即国务院各部门规章制定的依据是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并且只能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地方规章可以规定的事项是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以及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三．行政立法的效力等级
行政立法的效力等级是指行政法规与行政规章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法律、法规、规章不能同宪法相抵触；法律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规章；省级人民政府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较大市的人民政府的规章。
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Ⅸ 如何改革与完善我国当前立法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复（一）抓紧制定《制立法法》。使宪法等所规定的立法权限得以进一步明确、具体。界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范围，国务院的立法范围、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范围。对有关授权立法的问题也作出规定，如作出授权立法的机关、授权立法的内容限制以及授权立法的时限等。
（二）加强立法监督。我国立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大都与缺乏监督或监督不力相关联。各有关机关应充分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改变或撤销”之权，以保证法制协调发展。一方面，完善相关制度，健全有关机构；另一方面，加强监督力量，增加必要的人员，可考虑聘请一些专家学者作顾问，或直接参与审查，提供专家意见。
（三）加强法律、法规的审查清理。
（四）转变立法观念，完善立法技术。立法机关，尤其是法律、法规的起草者应下大力气调查研究，不能借口不了解情况，不熟悉业务而草率立法。应使立的法能够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