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定义

❶ 有关刑法的 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

一、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概述

我国刑法学界对于行为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而没有将行为进行理论上的分类，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关于行为概念的表达，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法中的”行为“指的就是作为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即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危害行为“。即使是在”危害行为“这个层次的行为概念，也众说纷纭。

在我国刑法中，行为一词具有多种含义，有时把它作为犯罪的同义语使用，如刑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犯罪定义中使用的行为；有时把它看作纯粹的身体动静，如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精神病人的行为；有时它仅指在人的意识和意志支配下的身体动静，如刑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意外事件中的行为。危害行为，即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是指由行为人意识和意志支配的危害社会的身体举止。

行为是表现于外，对客观世界产生影响的身体活动，危害行为也是如此。危害行为的身体活动既包括举动，也包括静止。人的身体举止不限于四肢的举动，还包括诸如以目示、语言教唆、默示等有意义的动作。坚持危害行为的这一特征，对于防止惩罚思想的错误做法具有重要意义。

人的意识和意志，是危害行为的主观内在特征。刑法规定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目的在于调整这类行为，避免社会遭受危害。如果不是由人的意识和意志支配的身体举止，刑法是不可能起到调整作用的。因为刑法要最终达到调整目的，只能通过调节行为主体的意识和意志，从而间接影响其实施的身体举止。所以，缺乏人的意思的身体动静即使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后果，也不属于危害行为。

传统的研究思路对刑法中行为的研究只着眼于作为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要件要素的危害行为，认为危害行为自然是刑法中行为最重要的部分。通说认为“刑法上的危害行为，是指由行为人的心理活动所支配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危害行为是一切犯罪构成的核心。任何犯罪都表现为客观上的危害行为。犯罪构成四个方面中其他构成要件，都是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严重程度的事实特征，它们都以危害行为作为基本依托，并且围绕着危害行为而连结成为一个整体。没有危害行为，其他构成要件也就失去了表明的对象。

以上通说观点主要存在两处矛盾：其一，既然危害行为是”身体动静“，就应该是存在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性行为，怎么会是作为规范形式存在的”一切犯罪构成的核心“呢？危害行为如果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一个要素，在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中，它应该是与客体、主体、主观要件中要素居于同一序列的位置，并且在功能上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各自从不同的方面说明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这样危害行为中就不能包含意识要素，因为这会与犯罪主观要素重合。但是如果抛弃行为中的意识要素，就不能被评价为”危害“行为，意外事故和不可抗力即是其例。反之，如果危害行为包含意识要素，它就不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素，这就陷于两难的境地。其二，犯罪客观方面是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区分的关键，将危害行为定位于犯罪客观方面并不能实现此界限功能，因为危害性并不是犯罪行为的特有属性，其他一般民事和行政违法行为也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危害行为是一个从行为本质进行界定的概念，并没有体现个罪中行为的形式特征，所以它也不具有区分个罪之功能。

二、刑法中“危害行为”的定位

由于我国刑法理论存在对于行为问题的层次缺失，因此导致刑法中一般意义的行为、犯罪行为、刑法中的行为以及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要件相互混淆，难以区分。尤其是对于“危害行为”的概念，更是从称谓到定性，都需要进一步地探讨。“危害行为”究竟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件，还是犯罪行为的上位概念即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件与“危害行为”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可以说，以上问题是我国刑法学界长期忽视的问题，也是研究“危害行为”必须解决并加以澄清的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对于“危害行为”的称谓，不敢苟同。不如将“危害行为”的称谓恢复其本来面目，称之为“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要件”，将其性质概括为犯罪行为的客观性质反而更为科学。我国刑法理论将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的行为，称之为“危害行为”。这也是我国刑法的传统称谓。这种传统观点值得商榷。顾名思义，“危害行为”是对社会具有危害性的行为。据此定义的话，那么“危害行为”的范围就非常广泛了，诸如一般违法行为、民事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以及犯罪行为等等。“危害行为”的外延大于犯罪行为，不能将其作为犯罪行为的上位概念。而我国刑法理论却将作为犯罪行为客观方面的行为要件称为“危害行为”，这在逻辑上存在着偏差，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不如恢复其本来面目，将其准确定性为犯罪行为的客观性质，仅仅是犯罪行为的一个方面而已，并非实体意义的行为。即使为了理论研究的连贯性，套用“危害行为”的称谓也未尝不可，但刑法中研究的“危害行为”应当是具有特定意义的“危害行为”，而非一般意义的“危害行为”所能概括的。这一点必须在理论上明确。

（二）“危害行为”并不是独立的实体行为。行为应当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有机统一体，由于“危害行为”完全不包含主观方面的内容，其实质是犯罪行为的客观性质，因而不可能作为独立的行为存在形式。即使我国刑法理论将作为犯罪行为客观方面的行为要件特定化为“危害行为”，即赋予“危害行为”以特定含义，笔者认为，也不能将其视为独立的行为。原因就在于犯罪行为客观方面的行为要件是不包含主观要素的，仅包含行为的客观方面的行为要素。行为应当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有机统一体，缺乏主观因素就不可单独成立行为，其不具备独立存在的意义。

（三）刑法调整范畴的准人。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由于正当行为、精神病人的行为、意外事件等与犯罪行为在客观性质上相类似，因此刑法将其纳人刑法所调整的范畴。那么，应当如何判断行为的客观性质呢？笔者认为应当从行为的主体（包括行为主体的控制能力和控制义务）、行为的对象、利用何种客观条件等各构成因素来进行判断。正当行为、精神病人的行为、意外事件等这些非犯罪行为，在主体、主观方面和客体等方面均与犯罪行为不同，仅仅在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即行为的客观性质上与犯罪行为具有类似之处：一种是该行为给社会造成了与犯罪行为相同的危害结果，如意外事件、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和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的行为等。但这种结果的发生，不是行为人主观意志支配下的实施的，不是行为人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的体现，因而不是一般意义的行为，也就更加不是犯罪行为；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虽然在客观性质方面与犯罪行为类似，行为人也能认识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但由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与犯罪行为不同的内容，因而行为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刑法理论将这两种行为定性为正当化行为，只是由于在客观性质上与犯罪行为类似，刑法才将其纳人调整的范畴之内。

由此可见，应当将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危害行为”恢复其本来面目，称之为“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要件”，其实质是犯罪行为的客观性质。这样不仅与刑法中的行为、犯罪行为、刑法评价的行为等相近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而且弥补了现有行为理论的层次缺失，行为理论中存在的一系列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刑法中“危害行为”的基本形式

从社会所起的作用看，行为有危害行为和非危害行为之分。危害行为有危害社会的性质，这是危害行为的价值特征。任何行为在被刑法规定为犯罪之前，立法者均以一定的价值标准先对行为进行价值评判，对社会无害的身体举止不会被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规定下来，规定为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的身体举止本身必须具有危害社会的内涵。也正因如此，才称之为危害行为。危害行为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概括起来无非两种基本形式，即作为和不作为。

（一）作为

作为，即积极的行为，是指以积极的身体举止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作为是危害行为的主要形式，在我国刑法中，绝大部分犯罪一般情况下通常以作为的形式实施，如故意杀人罪、放火罪等；许多犯罪只能以作为形式实施，如抢劫罪、盗窃罪、强奸罪等。刑法意义上的作为一般并不仅指一个单独的举动，而通常是由人的一系列举动所组成。如抢劫行为由接近被害人、实施暴力或威胁、劫取财物等动作组成。作为不仅反映利用自己身体实施的积极举动，还包括利用他人、利用物质工具、利用动物乃至利用自然力实施的举动。如教唆幼童偷窃他人财物、使用剧毒物杀人、训练恶狗咬人、决水破坏农田等。

（二）不作为

不作为，即消极的行为，是指不实施其依法有义务实施的行为。在我国刑法中，有的犯罪只能由不作为构成，如遗弃罪，这种犯罪称为纯正不作为犯；还有的犯罪虽然通常情况下由作为形式实施，但也可以由不作为形式实施，这种情况下构成的犯罪称为不纯正不作为犯。需要注意的是，不作为犯并不是指行为人没有实施任何积极的举动，而只是指行为人没有实施法律要求其实施的积极举动。因此，行为人通过实施一些积极的举动而逃避法律要求其履行的特定义务时，并不影响不作为犯的构成。如行为人把年幼子女带至深山老林然后予以抛弃以逃避抚养义务，这仍属于不作为犯而非作为犯。

构成不作为犯必须以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为前提。根据来源的不同，特定义务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这种义务一般指宪法、法律和其他法规所规定并为刑法所认可的义务，任何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人都必须履行这种义务。如宪法和婚姻法规定了家庭成员有相互扶养的义务，刑法也要求履行这种义务，否则即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不履行扶养义务构成遗弃罪即是不作为犯。有的法律虽规定了特定义务，但刑法未认可的，则不构成刑法上的不作为犯。如依民法规定，债务人有清偿债务的义务，但债务人拒不清偿的并不属于刑法上的不作为犯，因为刑法没有规定或认可这种义务。

2、职务或业务上要求承担的义务。这种义务一般由有关法规、规章制度加以规定，但与前述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并不相同。两者区别在于这种义务是以行为人所担任的职务为前提的，行为人只有在履行职务或从事业务期间才谈得上对这种义务的违反，如值班医生负有抢救病人的义务，值勤消防队员负有灭火的义务。行为人在业余时间则谈不上对这种义务的违反，或至多只能说是违反了道德义务。而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一般以某种特定身份为前提，具备此种特定身份者任何时候都必须履行义务，否则即构成不作为犯罪。

3、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这种义务是指由于行为人的行为使某种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时，该行为人负有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防止侵害结果发生的义务。行为人不履行这种义务而发生严重后果的，构成不作为犯。如成年人带他的小孩去游泳，即负有保护孩子安全的义务。如果由于大人疏于照顾，小孩不慎进入深水区域，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但大人能够救助而不救助的，就构成不作为的杀人罪。

4、基于法律行为承担的义务。法律行为是指在法律上能产生一定权利义务的行为。只要发生一定的法律行为，不管这种行为通过口头还是书面形式发生，行为人就必须承担一定义务。如某人自愿受雇于他人当保姆，则其负有看护好雇主家孩子的义务，若其不负责任致孩子发生意外而伤亡，则需对其不履行义务的行为承担不作为的刑事责任。

此外，在刑法中还存在一种特有的行为方式，即所谓持有。持有是指行为人所有或者占有某一刑法规定的特定物品的状态。例如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的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的非法持有毒品罪等。关于持有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或者是独立于作为与不作为的第三种行为方式，在刑法理论上存在争论。笔者倾向于将持有归于不作为，因为持有接近于不作为，它没有法律禁止的身体外部动作，因而不是作为。同时，它又是以不履行特定义务为前提的，例如法律禁止非法持有枪支，因而非法持有者应当交出枪支，拒不交出者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

❷ 刑法名词解释

刑法学以世界各国刑法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罚、刑事责任及其罪刑关专系的科学。属它属于部门法学的范畴，是部门法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
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是近代才出现的。一般认为，1764年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论犯罪和刑罚》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刑法学的正式诞生。此后，经费尔巴哈、龙勃罗梭、菲利、李斯特等人的不断努力，先后出现了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包括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创立和发展了刑法理论体系。

❸ 简述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基本特征

犯罪构成的概念：

我国刑法学理论界一般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埂，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总和。

犯罪构成的特征：

1、犯罪构成是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

犯罪构成要件，是指成立或者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任何一个犯罪构成都包括许多要件，有的属于犯罪客观方面，有的属于犯罪主观方面，它们有机统一形成某种罪的犯罪构成。

2、犯罪构成是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

犯罪构成要件是指从同类案件形形色色的事实中经过抽象、概括出来的带有共性的，对于犯罪性质和危害性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任何一种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特征来说明，但并非每一个事实特征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意义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那些事实特征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因此，必须将构成要件的事实同其他事实相区别。

3.犯罪构成具有法定性。

行为成立犯罪所需的构成要件，必须由刑法规范加以规定或者包含。只有经过法律选择的案件事实特征才能成为犯罪构成要件。在立法者看来，某一行为成立犯罪的前提是构成要件缺一不可。犯罪构成要件的法定性与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具备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行为才具有刑事违法性。需要指出的是，刑法典对犯罪构成的规定，分别由总则和分则共同实现。因此，认定具体犯罪时，应以刑法典总则规定为指导，根据刑法典分则对案件事实逐一认定，以便得出正确的结论。

❹ 行凶在刑事法律上的定义

我国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了正当防卫的特殊情形，但并没有对“行凶”作出明确定义。

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拓展内容:

“行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相比，是一个更具生活化色彩的词汇，且本身还具有模糊性从而难以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义。但是刑法学界为了能够给司法实际提供一个准确的判断标准，对“行凶”作出了各种解释：

1.“行凶”的特征

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的整体结构来看，“行凶”与其他的四类暴力犯罪行为之间是并列的逻辑关系，据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行凶”与其他四类犯罪行为存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共性。对于并列关系存在的个体之间具有共性特征毋庸置疑，但如何把握其共性，就要结合紧随在五类暴力犯罪行为之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规定来考量。

“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作为一项概括性规定，一方面通过“其他”二字为无法穷尽列举的暴力犯罪行为提供了兜底性的补充，另一方面揭示和概括了前五类犯罪行为的共性，即严重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第二，“行凶”与其他四类犯罪行为并不是包含或交叉关系。“行凶”一词在日常的理解中趋近于“为非作歹”，很多严重暴力的不法行为都可以用“行凶”来概括。在“行凶”一词可以包括后面几类暴力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又在法条中处于并列的地位，为了保持《刑法》条文的内在逻辑结构完整性，有序性，则需要对“行凶”一词进行限缩解释。

据此，可以得出“行凶”具有以下特征：

（1）“行凶”是行为而非具体罪名。我国《刑法》，并没有关于“行凶罪”的规定，假如“行凶”是一个罪名，也只能作为一种或几种具体罪名的集合。但将“行凶”作为罪名的抽象概括就会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功能效用上产生冲突，立法者在立法时没有必要将两个概括性的集合概念放在同一个条文中。

所以从结果的矛盾来看，“行凶”是罪名的假设难以成立。因此，把“行凶”作为一种暴力行为进行理解不仅有利于在实践中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的适用，而且有利于维护《刑法》的周延性和体系性，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维护。

（2）“行凶”是具有物理性的暴力行为。特殊防卫作为一般防卫的情况之一，当然也要符合一般防卫的规定。防卫人对犯罪人的防卫行为应当处于一个基本相当地程度，由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物理的暴力行为，所以特殊防卫中防卫人为保护法益的反击也是物理性暴力行为。所以“行凶”作为特殊防卫的起因条件之一，仅指物理性的暴力行为，而不能包括精神性的暴力行为。

（3）“行凶”是一种具有严重人身危害性的犯罪行为。特殊防卫权是国家为了使公民在其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反击不法者的“压箱底”武器。通过对比其他并列的犯罪行为可知，暴力行为必须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从现行《刑法》列举的犯罪来看,主要是指侵犯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性权利和身心健康等权利的犯罪才可以认定为“行凶”。

（4）“行凶”是无法确定具体罪名的行为。从上文可知，对于《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应从行为角度进行分析，既然“行凶”与其他的四种暴力行为在保护范围上是不同的，对于能确定具体罪名的，例如故意伤害则属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的范围，对于无法确定具体罪名的，则属于“行凶”的范围。这样可以使《刑法》第20条第3款在没有立法重复之嫌的前提下，完全涵盖了行为可能存在的形式，在不违背刑法谦抑性的前提下，保障了《刑法》的规制范围。

二、“行凶”的现有解释及评析

（1）重伤死亡说。该说认为“行凶”是指通过暴力手段严重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且该行为会造成他人产生重伤或死亡的严重后果。重伤死亡说从结果的严重性来把握“行凶”，认为其危害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作为特殊防卫的起因条件，具有一定合理性。

但是该说也存在一定弊端：其一，《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采取重伤死亡说难以将“行凶”同其他犯罪为区分，使得“行凶”作为单独列举出的行为丧失其独立价值；其二，该说关注的重点在于行为导致的严重结果，对“行凶”本身并没有作出明晰的定义。因此，重伤死亡说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2）故意伤害说。该说认为“行凶”包括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两种含义，因为故意杀人被包含在“杀人”行为中，所以“行凶”仅指故意伤害行为。《刑法》第20条第3款中列举了“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四类具有代表性的严重暴力行为，故意伤害作为典型的暴力犯罪之一，用故意伤害取代除去故意杀人后的“行凶”，合乎应然层面的立法方式。

但是带来的问题也比较明显，在第3款规定了“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兜底性条款后，故意伤害的行为当然是可以被包含在内的，用故意伤害来取代“行凶”的行为并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如果认为“行凶”就是指故意伤害行为，那么在立法时就没有必要再用单独列举行凶这一犯罪行为，所以“行凶”并不是与故意伤害等价的概念，该观点也难以自圆其说。

（3）凶器说。该说认为“行凶”仅限于持有凶器对他人实施暴力的行为，将“行凶”从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中涤除，认为持有凶器是“行凶”行为成立的要件。该说的优点是，一方面使“行凶”在《刑法》第20条第3款中具有了明显区别于其他暴力行为的独立内涵；另一方面，以持有凶器和必须用凶器对他人进行暴力犯罪为前提条件，为实践中对“行凶”的认定提供了明晰的判断标准。

持本观点的学者通过限制“行凶”范围来防止防卫人对特殊防卫的滥用，但结果却差强人意。把“行凶”解释为“持有凶器伤害”这种解释本身难以被接受，更何况在许多杀人、抢劫等犯罪中，行为人一般会携带凶器完成其犯罪目的，例如甲持刀杀乙时，乙对甲的杀人行为进行了特殊防卫，此时只须将甲的杀人行为作为特殊防卫成立条件即可，“行凶”在与其他暴力犯罪行为的竞合中难有用武之地。所以，凶器说并不是最合理的解释结论。

（4）犯意不明说。该说认为“行凶”是正在进行中、犯意不明确、暴力手段难以判断、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首先，该说通过对“行凶”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进行概念辨析，使“行凶”的存在符合法条内在的逻辑关系；其次，通过“行凶”赋予“犯意不明时的严重暴力行为”这一概念，符合人们对“行凶”的认知；最后，犯意不明说解决了为何在法条中专门规定了“行凶”一词的问题，相较于其他学说更具有合理性。

❺ 我国刑法中构成犯罪的四要件

1、犯罪主体，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人，单位也可以成为部分犯罪的主体。

2、犯罪客体，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

3、犯罪的主观方面，指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危害结果所抱得心理态度，包括犯罪目的和主观罪过等要素。

4、犯罪客观方面，指犯罪活动在客观上的外在表现，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因果关系等要素。

四要件说认为符合上述四个条件可认定行为构成犯罪，而犯罪成立后也可因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原因而对犯罪认定进行排除。

(5)刑法学定义扩展阅读

四要件说中，主观判断和客观评价同时地、一次性地完成。客观判断涉及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及不作为）、危害社会的结果及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所使用的工具等附随情况。主观判断涉及罪过，即故意、过失。

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不清晰、犯罪主体与犯罪构成要件的关系纠缠不清这些问题。缺乏评价的层次性，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同等重要，在平面式结构中看不出哪一个要件需要优先评价，也就无法防止人们先判断主观要件符合性是否存在。

这种理论构架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在考虑主观要件之后才考虑客观要件，容易将没有法益侵害但行为人主观上有恶性的身体动静（但不是实行行为）认定为犯罪，从而人为扩大未遂犯的成立范围，刑法就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无可避免地陷入主观主义的陷阱之中。

❻ 刑法学主犯名词解释

一：定义：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人。
二#除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三：与“从犯”相对应的说法。

❼ 刑法学与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的区别

犯罪学与刑法学的联系：
犯罪学：关于犯罪现象及其产生原因和预防对策的知识和理论体系。
⑴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目的相同。
为了防止和减少犯罪而与犯罪作斗争是这两个学科的共同目的。
⑵刑法学是研究刑法的科学，所以，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犯罪学与刑法的关系。 “没有犯罪学的刑法是个瞎子，没有刑法的犯罪学是无边无际的犯罪学”。
刑法对犯罪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刑法为犯罪学提供了研究犯罪概念的逻辑点。 其次，法律所定义的犯罪始终是犯罪学所研究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对象。
再次，刑法和刑法学为犯罪学中的犯罪对策提供了最充分、最明确的刑事法律对策理论及其实践。
⑶北京大学法学院王世洲教授引用域外学者的论述，“犯罪学是刑法学的眼睛和牙齿”。犯罪学为刑法学提供了实证研究的材料与对策。
⑷刑法学的研究成果，如它对犯罪行为法律特征的确定、所确定的犯罪种类，为犯罪学研究方向及范围的界定提供了条件。
刑法学中所研究的刑罚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功能，也是犯罪学中犯罪预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犯罪学的研究成果也为刑法学的研究—诸如在犯罪的心理态度、量刑原则、刑罚种类、量刑制度等方面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服务。
⑸犯罪学与刑法学同属刑事科学。
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区别：
⑴刑法学是一门规范性的法律科学，它以成文法为依据，对犯罪现象进行规范性研究，侧重揭示犯罪的法律特征以及犯罪与刑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准确地惩治犯罪。
犯罪学从犯罪发生的过程入手，通过揭示犯罪原因，寻求预防犯罪的方法，以制定预防犯罪的对策体系。
⑵研究对象不同。
刑法学主要是研究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法律理论，不是犯罪和刑罚这两个现象的本身，而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现象本身及其产生的。
犯罪学是前犯罪学科，着重研究犯罪实际发生以前的情况（产生原因与预防对策）。刑法学是犯罪后学科，犯罪发生以后的情况（惩罚犯罪与矫治罪犯）
刑法学是研究法律的法学，犯罪学是研究事物规律的科学。
⑶两者研究的范围不同。
刑法学研究的是刑事法律中所规定的犯罪，即法定犯罪。
犯罪学研究的犯罪不仅仅限于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还要研究近似犯罪的违法行为和比较严重地危害社会的行为。
⑷两者研究的角度、出发点不同。
刑法学研究的角度是从犯罪的个体行为出发，着重个体行为的犯罪构成要件的研究。虽然目前承认单位也可以构成犯罪，但其最终的惩罚也要落到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犯罪学则把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
两者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概念的理解不同。把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本质特点，在这一点上，两者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在刑法学看来，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有达到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程度，才构成犯罪。

❽ 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 （1）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2）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3）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但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至今依然“远近高低各不同”；研究者皆各秉持己见，争论纷纭不休，到现在依然持续，未能达成普遍共识。 有关刑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分歧，要而言之，主要集中在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刑法基本原则认定的依据以及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等方面，后二者尤其为论争的焦点。 其实, 刑法基本原则之所以到今天尚不能明确，与人们研究这一问题的角度有重要关系。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虽然属于刑法学问题，研究着眼点却不宜囿于刑法学这一端口。欲看得清楚而符合其真实的状态，就须全方位地进行多维捕逐。 故此，笔者不揣冒大方之家所不韪而试从各个角度诸如法理学、刑法学、比较研究等对该问题详作推究。 一.法律基本原则法理探究 关于法律原则，国内外学者的认识颇为纷纭。依照英国法学家沃克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法律原则就是：许多法律推理所依据的前提，不断地、正当地适用于比较特别和具体规则解决不了或不能充分明确地解决的案件的一般原则。可见，这主要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所作的诠释。而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法律原则即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它规则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 。我国学者一般也都认为，“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它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 。从而不难看出，法律原则反映了人们对法律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包含了人们对法律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这才使得法的原则具有“内容的明确化程度较低” 非常抽象、较为稳定、覆盖面广 的特点。而且因为它是对法律基本规律的把握和法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才使之具备这样基本功能：（1）为法律规则和概念提供基础，对法律制定和法律规则理解具有指导意义。（2）可作为疑难案件的断案依据。（3）直接作为审判依据.以上这些，究其实质，乃是法的原则的内容施加于立法、司法活动的状况。 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法律原则可以做出如下分类：（1）按原则产生基础的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是国家关于必须达到的目的或目标，或实现某一时期、某一反面的任务而做出的方略，通常是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的发展目标、战略措施或社会动员等问题。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性质中产生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被奉为法律公公理的法律原则。这是法律原则最通常的涵义。（2）按原则的覆盖面的不同，可分为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原则。基本法律原则是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具体法律原则是基本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构成某一法律领域的法律规则的基础或出发点。（3）按法律原则内容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实体性法律原则和程序性法律原则。实体性法律原则指规定实体法律问题的原则，其功能为调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程序性法律原则是程序性问题的原则，具有调整程序上权利义务的功能。 当然，法律原则按照不同的标准（如按照法律部门的不同）还可以做出其它的分类，不一而足。 在这里。我们需要着意厘析的问题主要是法的原则和基本法律原则这两个基本概念，即这二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法的原则是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是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显而易见，法的原则是立足于“法”而非“部门法”的角度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因而它属于整个宏观法领域，可以说是万法之本，基础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存在法律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共处的问题，因为其本身即为最基本的，再行冠以“基本”二字，并不会增生出任何新的涵义。而通常所谓的基本法律原则是相对于具体法律原则而言的，不过，就目前理论界的认识而言，实际上普遍存在将法的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混谈的问题，甚至在解释这一概念的涵义时也模糊不清，所谓“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 “对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所依据的最基本的准则” 之类阐述，都不能清楚地说明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更无从确定与法的原则的分界。 实际上，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是不能等而一视的。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的研究背景，严格地说，是迥然有别的。一般地，基本法律原则是着眼于具体法律部门进行探究时的用语，是以有“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等等说法；也正是基于此，这一概念才有“具体法律原则”这一相对的概念，因为在宏观亦即抽象背景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具体法律原则。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差异之处。此外，二者在调整范围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法的原则所能作用的范围显然大于基本法律原则；在稳定性和抽象性上，后者也是显然逊于前者。 不过，这两个相形迥异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相关的，二者存在共性与个性上的联系。其一，离开法的原则，基本法律原则不能存在。因基本法律原则正是法的原则在部门法中的存在形式；同样，撇开基本法律原则而言法的原则也是空谈，因为法的原则之所以存在于法学领域，正是人们对各种部门法的各种规律认识的更深层次归纳提炼，各部门法是其存身的载体。其二，二者在作用、功能的范围上亦有相竞合之处，即很多情况下，二者都要依托于法的概念和规则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其三，在法的适用过程中，法的原则有助于或会影响基本法律原则的适用；而且有些情况下，基本法律原则就是法的原则的套用。 二.刑法基本原则探究 1. 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见仁见智，观点纷纭，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贯穿于刑法始终，必须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则” ；也有学者主张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义，并体现我国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的准则” ；也有人将刑法基本原则定义为“正确、科学地进行刑事法律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贯穿整个刑事法律活动过程、体现在刑事法律活动各个方面的、反映刑事法律活动规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准则或准绳” 或“在制定和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 。 上述几种观点中，除了第三种观点更侧重从法律适用角度予以阐释而外，并不存在原则性的出入，其实只是具体表述是否充分全面有所不同。故此，笔者拟参酌以上观点稍作补充而将其定义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特有的贯穿于形式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始终的根本性准则。 不难看出，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界定之所以众说不一，从根本上讲是人们对刑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标准的认识存疑而致。 如前文已述及，基本法律原则是法的原则表现于法律部门中的情况，故而它只能为部门法所特有；它有别于具体法律原则，故更为抽象深刻；法的原则是对法律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结果，因此体现于部门法中必然是部门法的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有意识掌握的产物，故此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必将对法律规范的制定、适用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具体说来，刑法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以下根本特性：（1）为刑法所特有而不是为许多部门法所共同具备，否则不属于刑法基本原则。（2）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根本性的准则，是刑事法律活动根本依据。（3）它贯串全部刑事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的全局，指导整个刑法立法、司法活动。（4）它是刑法领域中的规律的总结根本价值追求，而不属于具体现象或某方面活动规则。 尤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上述刑法基本原则的特性是有机联系的，不能孤立看待或者偏采，在作为判断标准时必须满足全部要求，否则不能确认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那么，究竟刑法基本原则包含那些具体内容？按照法学界的看法，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等原则为刑法基本原则似乎已成公论；有的学者还提出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刑罚个别化原则，奉之为刑法基本原则必不可少的内容。 依笔者愚见，虽然学界对刑法基本原则的前三项内容多持认同态度，从学理上讲，也不敢苟同。因为学者们之所以终于认可了适用刑法平等原则，很多都是以刑法典的规定为理由，落入“律学”的故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权衡，虽然这一内容已被我国刑法典奉为基本原则规定于条款之中，它的问题依然明白可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根据其涵义，显然是宪法基本原则活剥下来而置于刑法之中的结果，尽管其长期适用已表明其存在有利于刑法的发展，可以作为刑法的一个基点，但这毕竟是不审慎的，从法理而言，如此搬用并不符合立法科学，故不可助长。据笔者看来，若改作“刑法平等适用”或许更能为刑法所接受。 至于罪责自负、主客观相统一、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刑罚个别化能否树为刑法基本原则，笔者愿就此试作分析。罪责自负的涵义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只能是行为人本人而不能株连无辜 。对于这一原则，我们可以比照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具体分析。先看其是否贯穿刑法规范以及刑事司法活动的始终。通常，如果一种原则存在于刑法规范之中，也就会在整个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因为刑事司法活动必定要遵循刑法规范的规定，但将二者换位则明显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在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未必在刑法规范中亦有如此作用，因为二者的遵循关系是单向的，不能颠倒逆转。而从法理角度讲，刑法的基本要素自然也不外乎刑法规则、原则和概念。一种原则如若贯彻于刑法规范的全程，定然会对刑法规则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就是从前提、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方面作用于刑法规范；从而不难明晓，刑法基本原则发生作用的对象也须是一般公民法人等，即可以不论年龄大小、行为能力有无等状况的普通“人”，它所衡量的并非“有罪的人”。以此为绳墨，不难看出，罪责自负不能符合。因为罪责自负只涉及否定性法律后果也就是“罪”而无涉于相反的一方面即肯定性的法律后果；而且其针对的也只是认定为有罪的人，不然也谈不上“自负”，也就是说，若此“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等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涉及，因无行为能力人很多情况下是不会治罪的，何言株连不株连等等问题。有人认为罪责自负是贯穿于法律适用全过程的原则，依笔者所见，连这种观点也是不确的。因为很多情形里，判定的“罪责”也可以不负，比如身患绝症的被判为有罪的当事人或孕妇。也就是说，罪责自负甚至连法律适用的整个过程也会缺席，何言基本二字。 循同样的思路，笔者认为惩罚与教育结合，其实也“只有在非刑罚处置措施和量刑与行刑的规定中有充分体现，换言之，它只具有局部意义而非根本意义，既无实在法所赋予的实然性，也难于成为理念法的内容，因此也不具有应然性，它实际上是司法政策，和‘慎杀’‘两少一宽’等政策一样，不具有全局性意义。” 也谈不上基本。 刑罚个别化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判处”。关于这一概念的所指，有学者认为“即是指法官在适用刑罚时，要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根据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以期收到改造教育罪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之效。由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有无与大小，取决于犯罪人诸方面的‘个人情况’，因而，为了正确适用刑罚，就必须对犯罪人进行‘人身调查’，即对犯罪人的个性、身心状况、境遇、经历、教育程度等‘个人情况’进行调查。” 后来，有人提出刑罚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当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会生活需要而给予个别待遇的制度，即刑罚的执行，必须依据犯罪人的年龄、性别、性格特征、生理状况、犯罪性质、犯罪严重程度、人身危险性等给予不同的处罚改造方式。” 总而言之，甚至可以视之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演化或支原则。 唯主客观相统一尚有可讨论的价值。“我国刑法从犯罪概念到犯罪构成原理、从犯罪构成规定到犯罪形态的规定、从社会排险行为的判断与处置到对罪犯的量刑与行刑，无不体现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反对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也是刑事司法从愚昧走向科学、文明的结果，既是追求刑事法治的应然结果，也是实现刑事法治的必然结果。” 易知其基本符合前述要求；而所以认为仍须讨论，是因为这一原则也难脱引申“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嫌。故不敢妄作定说。 2. 下面，笔者拟对上文业已论定的原则用比较的方法做一深入研讨 。 从法律体系上看，刑法属于具体部门法，宪法则归于根本法；刑法又是公法范畴，与之可相对照的是私法范畴的民法。故以下笔者将着眼于这两个角度，从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以及刑法基本与民法基本原则两方面进行对比剖析。 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比较 宪法基本原则略述 人民民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已为世界各国宪法通行的原则，故本文只就此立论。人民主权原则也称主权在民原则，它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主权在民”学说，认为一切国家权力归属于人民而非主权在君或主权神授。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已经不是单纯针对神权、君权意义，而是进一步发扬了人民主权说，将人民定义为权力的来源，是对人民根本地位的确认。基本人权原则系由西方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说演化而来，主要强调人有不可剥夺的生存、发展、财产、自由、反抗压迫等权利。法治原则亦称宪法至上原则，诞生于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其内容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摒弃基于特权、特殊身份等对人的人格及基本权利采取的法律上的不等待遇；在当今社会，该原则更为发展丰富，具备了法律至高无上的含义。 二者之比较 首先，性质之比较。 在性质上，宪法基本原则更具根本性、政治性、优位性。因为宪法基本原则是国家根本大法建构的础石，故而更为根本，堪为宪法国家法律体系的屋脊；而刑法基本原则只是宪法治下的刑法部门的根本准则，之间明显存在层级差异。另一方面，宪法是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公民权利制度等制度得以确定的根据和蓝本，其基本原则起着全方位统摄的作用，故而有着极强烈的政治制色彩；刑法基本原则较之则当然逊色。再者，宪法基本原则概括了一国社会的总的和根本的要求，刑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乃至发挥作用无疑都须遵循，可以看出宪法进原则相比之下更为优位。此外，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的适用过程中可作为行为人某种或某一系列行为的参照标准进而约束其行为；宪法基本原则常常不直接作用于人的一般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宪法基本原则大多关乎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其次，效力之比较。 二者在效力上的差别是极为显豁的。效力，从法理上讲，指的是法律制度对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发生约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因其调整内容、制定过程的重大和严格，地位自非同一般，这就使得作为其根本内容和指导方针的宪法基本原则也具有类似的地位，因之其它部门法律的制定实施均须以之为根本准绳。刑法基本原则作为部门法的重要部分，其约束力面积和程度远不及前者。因此，从效力上看，宪法基本原则相比之下明显大得多。 再次，功能之比较。 法的功能，即法的做功能力，是法的内在的对社会有益的功用和效能 ，属于一种可能。与刑法基本原则相较，一则，宪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一般只具单重性，亦即刑法的基本原则的功能通常都具有保护或保障的功能，一般不造成损抑，如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一般都起到保障国家权力归于人民、保护公民的基本人身财产等权利、保障法治实现的作用。而刑法的基本原则却具有双重功用，它的实现既有保护一方相对人的正当权利的可能，同时也有损抑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的可能；对同一方当事人而言，既会造成积极后果，也会造成消极后果。二则，在功能的实现方面，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诉诸立法，刑法基本原则则既可以立法为径，也可以司法为径；之外，宪法基本原则还可以灌注于其它部门法以实现其功能，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三则，二者在宏观的结果方面也是有差别的。宪法基本原则所涉多为社会生活的重大部位，因此其功用与效能所系也为大端，一旦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必为重要后果；而从整体观之，刑法基本原则并不及于社会的根本方面与极重要领域，故其功用表现出的社会效果自难及前者的高度。 最后，价值之比较。 从法哲学的角度看，价值乃是客体（如法的原则）相对于主体（主要为人）的有益性以及从而产生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主体对客体有用性的认识和追求。相比之下，第一，宪法实基本原则的价值所向具有更强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控制政权，其目标和价值观最易于渗透于宪法基本原则的创设和采用上；刑法基本原则于此则远没有这样鲜明，这正是预防和打击犯罪无国界的印证，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认识和理念所旨。第二，在宪法基本原则的价值体系中，民主、自由、平等处于根本地位，是其它价值目标的生发点和归宿，并且一致地体现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的趋势；而在刑法基本原则价值体系中，处于首要位置的是秩序、正义和人道，且张扬公权力，突出公权力在立法、裁判和制裁等一系列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其它价值目标皆隶属这两方面。第三，宪法基本原则主要强调宪法的一般价值。宪法基本原则所提及的“人”“公民”等价值主体概念是很抽象的，也就是，其外延是一个集合或是全体人，是在法哲学意义使用的，过滤掉了人的个体性征；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以此为价值罗盘，因为刑法基本原则是与适用衔接的，而适用则是与具体案件、具体行为人打交道的过程，故而必当注重区别人的各方面的具体差异，由之矢中公平、正义等价值之的。 不过，作为法的原则的宪法基本原则和刑法基本原则虽存在各式各样的不同之处，却也不乏兼容的方面，即二者都是各自所属部门法的基本准则，都体现了法的原则；除此而外，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其基本原则必定对位在普通部门法中的刑法基本原则的产生、发展、演变等等方面有所作用，从刑法基本原则的角度来讲，则有刑法基本原则反作用于前者；但后者有遵依前者的必要性。 从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宪法基本原则与刑法基本原则无论在性质上、效力上、功能上还是价值上都有着显著的差别。在认识到二者的联系的同时，不论是在刑法基本原则的认定还是适用上都应予必要的注意。

❾ 刑法上的各种罪名，这些罪名的定义有分别出自哪里呢有没有一个寻找的方向

刑法典是有解释的，就是分则里的每条第一句话。比如什么叫盗窃罪。二百回六十四条说，盗窃公私财答物数额较大或者。。。这就是解释。另外有一些解释会有相关司法解释配套，是最高院和最高检之类的，还有立法解释这比较少，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你要找的话买本刑法法条就可以了。

❿ 犯罪学与刑法学的联系与区别

联系：

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中包含了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概念。两者都是把 一定的反社会行为视为犯罪行为，都以刑法的规定作为依据。犯罪既是一种 社会现象，也是由法律所确认的，它是一种社会法律现象，离开了法律特别 是刑法的评价，人们的所有行为都无所谓犯罪。在这一点上，两者的概念有 相同之处。

区别：

一、从犯罪概念的内涵上讲，两者对犯罪的本质特征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 理解不同。 刑法中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实际上是危害的客观性与主观判定的综合体。 刑法犯罪定义中包含的社会危害性，只是行为的客观危害性与统治意志不相 容的统一，是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行为的客观危害的统一。在刑法规定的意 义上，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天然地具有不真实的成分。

然而，犯罪学中犯 罪的社会危害性只在于危害社会的客观属性。犯罪学的任务是促成社会理性 认识犯罪并预防犯罪。 对犯罪的本质特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学和刑法是基于各自特 殊的立场去认识和把握的，是犯罪学犯罪概念与刑法犯罪概念区别的根本所在。

二、犯罪学中的犯罪不受刑事违法性要素制约 刑法学犯罪概念中必然包含有刑事违法性要素，而犯罪学犯罪概念不应包含 这一要素，这是两种犯罪概念对犯罪本质特征认识不同的逻辑结果。 犯罪学意义上，刑事司法中需要认定的犯罪只不过是立法者对客观存在的具 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进行有意识的筛选和分类的结果。但犯罪本身具有不依 赖于法的规范性而独立存在的属性。

因为，在本来意义上，犯罪并不是违反 刑法或法律范畴之内的行为。 对犯罪学而言，重要的不是现行法律是如何规定犯罪的，而是构成社会的人 是基于什么原因和如何实施危害社会秩序行为的。可以说，对犯罪的考察超 越刑法的规定性，并把“犯罪的法的规范性”本身也纳入自己的犯罪对策体 系中进行理性评价，是犯罪学完成自己帮助社会确立科学的犯罪对策观和促 进犯罪预防对策改善之独特学术职能的根本保证。

三、犯罪学中的犯罪不对应于刑罚处罚 在刑法中，刑罚是作为犯罪的对应物而存在的。只要是犯罪，就必然具有应 受刑罚处罚性。对立法者而言，只有当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超过了通过其他法律手段处理的界限，应当动用刑罚相威胁，方能防卫社会时，才会被规定为犯罪。

对司法者而言，只有当已发生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达到了触犯刑 律的程度，并且应当受到刑罚处罚时，才会将其判定为犯罪。正是基于刑罚 与犯罪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应受刑罚处罚性”成为刑法犯罪概念中不可 或缺的要素之一。 而在犯罪学中，与犯罪相对应的则是比刑罚方法要广泛得多的防治措施。

但由于刑法犯罪定义中所包含的刑罚处罚具有预防犯罪人再犯的基本功能， 因此，犯罪学犯罪概念并不排斥“刑罚”这一极端的反犯罪方法。因为，以 刑罚为手段的犯罪预防，是在事前预防归于失败的情况下，必须作为最后的 预防手段加以选择的。因而，这种预防方法也包含在犯罪学所研究的预防措 施体系中。

四、研究的角度不同。刑法中犯罪定义主要针对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关系； 而犯罪学中的犯罪定义则主要是从犯罪原因的角度来探讨的。 六、任务不同。刑法学中确定犯罪定义的目的或则说是任务是根据规范研究 如何准确惩罚犯罪。而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主要是研究预防犯罪，制定防控 方案。

拓展资料：

犯罪学（Criminology）是一门以犯罪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广义上还包括专门寻找犯罪行为出现的实际原因，以提供一个方法减轻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影响。

刑法学以世界各国刑法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罚、刑事责任及其罪刑关系的科学。它属于部门法学的范畴，是部门法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