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人权的关系

『壹』 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是民主优先还是法治优先

(一)民主是法制的基础
1.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由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掌握政权，才谈得上制定出体现自己意志的法制。现代意义上的法制，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反对超越法律的特权。这种法制只存在于民主政体中，决不能存在于专制政体中。
2.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原则。法制的民主原则是指在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法制的种种环节上。都实行民主。坚持法制的民主原则是由社会主义法制的本质决定的。
3.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源泉。充分发扬民主，使人民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方面都发挥作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就有成功的保障。
4.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不断完善、健全、发展。相应地，法制也必然随之发展、健全、完善。

(二)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
1. 社会主义法制确认社会主义民主。民主要得以存在、实现和发展.需要法制加以确认、肯定。
2. 社会主义法制规定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
3. 社会主义法制规定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法制规定实现民主的程序和方法，为人民行使各项民主权利提供有效措施。另一方面规定对行使民主权利的制约，保障人民能正确地行使民主权利。
4.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危害民主的违法犯罪行为，这就需要用法来制裁这些行为，使民主得到切实保障。同时，法制也是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武器，通过这种斗争，保障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只是一种确保权力掌握在多数人手里的政治机制，它并不能自动实现“正确使用权力”这个最终理想。而要让后者得到真正落实，前提必须是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保护，这就离不开独立与健全的法治。

因此，法治应当是优先于民主的更为本质的东西

『贰』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关系是 什么

社会主义民主来是法制的源基础 ，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 。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由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掌握政权，才谈得上制定出体现自己意志的法制。现代意义上的法制，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反对超越法律的特权。这种法制只存在于民主政体中，决不能存在于专制政体中。

社会主义法制规定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法制规定实现民主的程序和方法，为人民行使各项民主权利提供有效措施。另一方面规定对行使民主权利的制约，保障人民能正确地行使民主权利。

(2)民主法治人权的关系扩展阅读：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意义

首先，民主法治促进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其次，民主法治培养和规范社会的诚信友爱

再次、民主法治为社会充满活力提供激励机制和规则

第四、民主法治是保持安定有序的前提条件

第五、法治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要手段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民主法治

『叁』 民主、法治、人权与分权的关系

宪法已对这些问题交待的很清楚了，您到底要问什么呀？

『肆』 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是向互保证的，民主可以让人们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法治是对民主起到维护的作用，保证了人民追求自由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才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伍』 民主法治和人权关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人权保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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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合理借鉴中外法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个理念的提出为当前和今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南。本文拟就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系和人权保障关系进行探讨和论述。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确立是保障人权的政治基础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人权入宪开创了用宪法保障人权的新时代。继而，中共中央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共五个内容，前四个理念是对宪法规定的保障人权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为尊重和保障人权奠定了法律基础和政治基础。
人权入宪是人民民主宪政和人权法律保障的重大发展。第一，确立了人权原则，完善了民主宪政。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颁布实施的《共同纲领》和四部《宪法》都没有使用“人权”概念，而只使用“公民的基本权利”概念。虽然从实际内容来看公民权利与“人权”概念并无二致，但是，由于宪法中没有“人权”概念和原则，使得我国的人权法律保障和人民民主宪政建设显得不够完整。此次修宪引入“人权”概念，完善了人民民主宪政的内涵。
第二，突出了人权价值和理念，为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注入了新的意义。此次修宪在写入“人权”概念的同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宪法关于公民权利原则性规定的条款之一，既赋予人权概念以确定的内涵，又从原则上提升了公民权利概念的实质含义和价值，实现了两者的统一。
第三，完善了公民权利保障的原则规定，强化了宪法的人权精神。人权作为一项原则写入宪法，不仅使《宪法》第33条关于公民权利的原则规定更加完整，对第二章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对整部宪法有关人权的内容起到统率作用，对宪法的基本精神和未来发展将产生导向性影响。从宪法上宣告和确认人权，仅仅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要变宪法原则为实际行动，在现实中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
切实遵行宪法的人权原则，就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和执政、行政各个环节之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要进一步突出人权主题，突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将宪法规定的人权原则和各项公民权利具体化到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去，建立健全以宪法为基础的行之有效的人权法律保障体系，使公民各项人权的保障做到了有法可依。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具体法律保护人权的科学指针

人权的改善和进步需要法制作保障。法制则需要科学的理念作为指南。刑法作为我国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涉公民基本人权的保护。从目前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具体法律保护人权的法治理论 依据，顺应时代要求，进一步从制度上强化了对公民人权全面而有效的保障。

其一是确立三大刑法基本原则，为人权保障提供坚实基础

首先是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现行刑法第3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一规定以具体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了罪刑法定这一现代刑法的首要原则。它表明，当代中国刑法由偏重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向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与保障个人权利并重的价值取向转变，体现了民主思想和法治精神，因而在中国刑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使公民能够清楚地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同时，罪刑法定还能够使公民预测到他人的行为性质和后果，避免因担心自己的利益受他人侵犯的恐惧和不安。

其次是确立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治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化，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现行刑法第4条：“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其实质是：任何犯罪人均应当平等地承担刑事义务，并平等地享有刑法所规定的刑事权利，不允许犯罪人因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财产、性别、种族等的不同而适用不同的刑罚。

再次是确立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罪、责、刑相适应，亦可称为罪刑相当、罪刑均衡、罪刑相称，其基本意义是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现行刑法第5条明确规定：“对犯罪分子量刑的轻重，应当与其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人权保障的实质是：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必须公正，从而使犯罪人的权利得到法律合理的剥夺、限制与保护，同时被害人的权利也得到合理的刑法保护。

其二是强化和突出了对特殊群体人权的保护

对社会特殊群体的特殊保护是人权保护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就刑法的人权保护而言，强化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的人权保护，无疑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1.关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尚不成熟、责任能力不完备且易于教化等特点，成为现代各国刑事政策和刑事法律上普遍予以从宽处理的特殊对象。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特殊待遇，表现在：（1）明确规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2）明确规定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即一律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得判处死刑，即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判处死刑，包括不得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此外，为了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现行刑法进一步强化了对侵害未成年人之犯罪的刑法惩治，明确规定了一些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新罪名，如猥亵儿童罪、拐卖儿童罪、嫖宿幼女罪等。对于一些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刑法也明确规定要从重处罚。

2.对精神病人、盲人、又聋又哑人的特殊保护。现行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考虑到了精神病人由于存在精神障碍，其责任能力减弱甚至不具备的特殊情况，有助于维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盲人、又聋又哑的人由于重要的生理功能丧失而影响其接受教育、学习知识和开发智力，进而影响到其刑法意义上的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不完备。我国刑法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对生理功能缺陷者的特殊保护。

3.对妇女的特殊保护。我国现行刑法对妇女的特殊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1）保障妇女在犯罪时受到适当的从宽处理。现行刑法第49条规定：“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对孕妇不适用死刑，这既是对妇女作为母亲的尊重，也是对胎儿的保护，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2）在妇女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刑法给予特殊保护。现行刑法强化了对妇女合法权益的特殊保护，关涉妇女合法权益特殊保护的罪名主要包括强奸罪、强制猥亵妇女罪、侮辱妇女罪、拐卖妇女罪、重婚罪、组织卖淫罪等等，这些罪名构架起了我国刑法对妇女的特殊保护机制。

4.对少数民族公民的特殊保护。相对于1979年旧刑法而言，现行刑法在解决民族问题上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必要的修改，进一步强化了对少数民族公民人权的保护。具体表现为：（1）继续在刑法总则中对民族自治地方如何适用刑法典作出专门规定。（2）完善刑法分则关于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的规定，以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其三是刑罚更加人道化

刑罚人道无疑是用刑法保障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现行刑法也充分体现了刑罚人道主义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保留并更加重视人道性的刑罚种类“管制”。管制是一种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由公安机关予以执行的刑罚方法。作为一种开放性的刑罚方法，管制的人道性特征十分明显：首先，它仅仅限制犯罪分子的部分自由而并非剥夺其自由；其次，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未与社会隔离，仍在其工作岗位上；再次，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还可以享受同工同酬的劳动待遇。二是限制和减少了死刑。我国现阶段在死刑问题上一贯坚持的刑事政策是：保留死刑，限制死刑，坚持少杀，防止错杀。这一政策是符合中国现阶段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现行刑法较好地贯彻了这一政策，对死刑进行了严格地限制和削减，主要表现在：（1）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条件，将死刑的适用对象严格限制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2）放宽了死缓减轻为无期徒刑的条件，将1979年旧刑法规定的“确有悔改”修改为“没有故意犯罪”。（3）削减了死刑罪名。比如，将旧刑法规定的流氓罪分解为强制猥亵妇女罪、侮辱妇女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淫乱罪，这几种罪均未设置死刑，这等于取消了原流氓罪之死刑。三是刑法分则体现了反对酷刑、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我国政府一贯反对酷刑，在立法和司法上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予以遏制。现行刑法规定了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等酷刑范畴之罪名，这是我国政府反对酷刑、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乃至犯罪人人权的法治理念的具体体现。

由此可以看出，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各自反映出对人权保护的重要意义，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我国法治建设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陆』 人权与法治的关系是什么

法治又称“法律的统治”，是指以法律为准则统治或治理国家。它与“人治”相对，即治理国家依靠确定的、公开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则，而不是依靠统治者个人的意志。法治与法制不同，法制是指法律制度，不涉及治国原则和法律的价值与权威。不同国家对法治的理解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法治有三层含义：第一，依照法律治理国家，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第二，宪法和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必须严格依法办事；第三，保障民主、平等和自由。

法治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提出来的，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政府优于人治政府进行了论证。我国古代的《管子》一书中就含有“依法治国”的思想，并且法治学说一直在传统社会中发展延续。进入20世纪后，我国传统的法治概念与民主、自由、人权相结合，成为社会改良和革命的口号。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不断探索人民当家作主、依法保障人权的道路。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其确立为宪法原则。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载入宪法，这成为我国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在制度发展上的新的里程碑。

法治与人权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法治是保障人权的前提条件。没有法治，就不能充分尊重和保障民主、平等、自由等基本人权。在国际上，人权也必须通过公正的国际法律秩序来保护和促进。正因为如此，《世界人权宣言》将法治确立为一项重要原则。其次，权利是制定宪法和法律的根据。人权作为一个权利体系，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这对创设和发展法律权利和义务关系有很大的影响。第三，人权作为一种“应然”的道德权利，可以为法律权利和相应的法律原则、制度提供道德基础，从而解决法的道德性问题，并在某种程度上补救法律形式的不足。

『柒』 民主,自由,人权三者之间的关系

民主、自由、人权，核心是民主。公民权利的实现和发展，都要通过国家政权。只有人民掌握政权，巩固和发展政权，人民才会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民主、自由和权利。
三者都是对等的关系。有民主就有自由，有自由就有人权，有人权就有民主。反之就是。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人权，没有人权就没有民主。

『捌』 人民民主和人权的区别 ，也就是民主权利和人权的区别

• 民主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权和公民权的关系十分密切，人权的内容和公民权的内容有交叉，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人权实质上就是公民权利。但是，人权和公民权利两者是有区别的。两者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相互代替。我们即要讲公民权，也要讲人权。不存在讲公民权就科学，讲人权就不科学的问题。人权和公民权虽然有联系，但是不是一回事。人权和公民权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是：

• 第一，从产生上看，人权是人性反对神性是产物。人权概念形成于16-17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人权概念，是为了同神权和王权相对抗，为了在政治上向封建统治阶级夺权，以便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扫清道路。而公民权是随着国家和法律的产生而出现的，民主概念在起源上早于人权概念。它最先出现在古希腊思想家的论述里和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实践中，民主的字面含义是人民的统治或权力。

• 第二，人权和公民权的内容范围不完全一样，人权，按照倡导者罗伯斯比尔最初的说法，它是指人的生存权利，包括自由权，平等权，参政权，社会权。所谓享有人权主要就是只这四个方面的权利。当然现代的人权的范围大大丰富和增加了。不仅有政治权，而且还有经济，教育，社会权利。今天的人权内容和公民权很大程度融合和重合了。但是人权本身相对来说是相当原则和笼统的，而公民权相比就具体得多，明确的多。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相对就容易是多。

• 第三，人权有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之分。多指个人人权，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概念有了相当的发展，人权由个人人权发展为集体人权，以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为中心的其他一切权利也属于集体人权的权利范围。而公民权就是公民个人的权利，它的主体是公民个人，根本不存在也根本不会发生集体公民权的问题。

• 第四，人权既有了个人和集体之分，人权既然已经从国内法进入国际法领域，这样就决定了人权的实施不仅靠国内法律的保护，而且要国际法的保保障，靠国际社会舆论力量的促进，靠各国的合作和支持，尤其是集体人权的实施更需要国际保护。因此，集体人权是更难得到实现的，而公民权不是，因为公民权是公民个人的权利，由一国的宪法和法律来得到确定的规定的，它的贯彻实施也只能靠一国的宪法和法律来保护和保障。即使一国某个公民向国际人权机构提出申诉，控告该国政府侵犯某个公民的人权，国际人权机构虽然可以接受这一申诉，也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还可以提出建议，但是问题最终如何解决，还得依靠该政府。国际人权机构无权向该政府直接=发号施令，否则就是干涉别国内政。

• 人权
  

  所谓人权,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或者说,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

  人权只存在于社会中，是在人的社会交往中，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对人的自然存在即最低限度存在的认可，是对人生而自有的利权的认可。人权是一种主张，是一种仅在社会生活中才存在的主张。

• 民主权利
  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已逐步得到普遍承认，实行民主已成为世界性潮流。在现代民主和法治国家，民主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丰富公民民主权利的内容，拓展民主权利的范围，创新民主权利的实现形式，完善民主权利的保障制度，是当代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中面临的共同任务。民主的精髓在于人民主权，主权在民的理论是近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核心，而近现代民主权利观念源于人民主权学说。公民民主权利的内容是人民主权的具体表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是国家确认和践行人民主权原则的必然要求。
  

•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公民的平等权.所有的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所有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公民都不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任何公民都不得强迫其他公民承担法律以外的义务.简言之,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宪法原则包括了司法平等,即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包括了公民在守法上一律平等.
  2.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即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有权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及政治上表达个人见解和意见的自由.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3.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国家保护.但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4.公民的人身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公民正常地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保障,是公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享受其他权利和自由的前提条件,也是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我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包括任何公民的人身不受非法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等.
  5.公民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和取得赔偿权.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为了保障公民的批评、建议和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权利的行使,宪法还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依据宪法,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侵害公民行使上述权利的行为也作了惩罚性规定.宪法和国家赔偿法同时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法取得赔偿的权利.
  6.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物质保障,宪法对公民享有的社会经济权利作了具体的规定.在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社会经济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公民的劳动权、休息权,以及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权和物质帮助权.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劳动就业和获得相应劳动报酬的权利,以及为保护身体健康和提高劳动效率而休息和休养的权利.值得一提的是,劳动也是公民的一项光荣义务,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必须通过积极参加劳动,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宪法还规定了公民在退休后,有获得生活保障的权利；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后,有权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
  7.公民的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接受教育,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作为权利,公民只要达到一定的年龄,就有权进人各类学校或通过其他教育设施和途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任何人包括其监护人在内都无权剥夺公民的受教育权；国家要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以保证公民受教育权的充分实现.同时,受教育作为一项义务,公民又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在一定形式的教育设施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其监护人也有责任帮助公民接受教育.另外,宪法还规定了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要给予鼓励和帮助.
  8.其他方面的权利.宪法除对所有公民应普遍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作出规定外,还对特定群体的公民,作了专门规定,给予特别保护.主要是指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华侨、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等.
  严格意义上,人权范围很广义是定性的,公民权利就定量了.
  

『玖』 以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为主题200字历史作文

民主与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与基本内容。民主与法治既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又存在本质区别甚至相互制约。正确认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有助于正确把握并深入贯彻落实“民主法治15条”的精神实质。

民主与法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

民主与法治本质上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系指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民主治国俨然成为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民主自由权利。”从根本法的高度，提出了民主政治要求。而法治则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基本含义可概括为“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司法公正”。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依法治国”在我国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得到正式确认。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宪法机制良性运作的双翼。两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体现为：民主为法治奠定基础，法治为民主提供保障，这也正是现代民主法治所追求的目标。具体来讲，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间，把民主容易偏向激情的特性引导至理性的轨道，为民主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法治则通过对一切私人的、公共的权力施以必要的法律限制，从而保障公民权利，维护民主秩序；同理，民主也为法治注入新的内容和动力，以民主机制形成的法律制度，更能体现公共利益的导向，使法治为保障人权、自由及促进人们的幸福生活服务。

民主与法治也非绝对的天然盟友。缺乏民主的法治，法律往往沦为工具，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成为“形式法治”。而缺乏法治的民主，由于缺欠宪法与法律制约，往往借“民主”之名，实施多数人暴政，人权无法得到保障，难免走向另外一种极端。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以法治支持民主秩序，并借助民主来完善法治。

综观世界各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经验，并不存在绝对普适的制度构建模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发达的法治制度，但却缺乏民主表达机制。或者有发达的民主机制，但却未形成完善的法治。中国是个大国，利益格局复杂，加之改革开放正处于推进的关键时期，积极稳妥将民主与法治协调推进是一种务实的做法。

『拾』 人权，国家权利，法律权利，主权的相互关系

规定在《宪法》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当中，其中规定的权利即人权，既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当然，其中有关服兵役、纳税义务的规定不属于人权的内容。
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
基本人权原则作为宪法原则的实质是使基本人权成为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成为判断宪法是否为“良宪”的重要标准。
对基本人权最先予以规范化的是作为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政治行动纲领的《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独立宣言》明确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则以更大的激情宣布：在权利面前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它还强调指出：凡权利无保障……的地方，即无宪法。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为了兑现过去对人民的承诺，不仅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作为1791年宪法的序言，而且还另外在宪法的正文中专门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美国的制宪者最初认为宪法存在本身就是对基本人权的保障，而且只要美国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人民固有的天赋的权利自然会得到实现，因此1787年的美国联邦宪法并未规定基本人权原则。后来由于杰佛逊等民主主义者的极力争取，美国于1791年通过了十条宪法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在明确规定公民一些基本权利之外，还进一步宣布宪法对某些基本权利的列举，不得解释为奋斗或者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它权利。法国和美国宪法对基本人权原则的确认构成了一种范式，对当时或后来许多国家的人权立宪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基本人权作为一个宪法基本原则在宪政体系中的适用，经常易产生的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何调适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从现代法哲学和国际法的角度，人权与主权本质上是统一的 。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权是人民的人权，主权也是人民的主权。随着战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出现，以及保护个人及少数民族、种族、群体免受国家侵害的国际人权保护原则的出现，使得国家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 趋于紧张。保护人权是否允许他国或者国际组织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有限度的干涉？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和范围到底是什么？在尊重国家主权与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之间发生冲突时应作何选择？等等，上述问题不仅是国际政治界讨论的话域，也是适用基本人权这一宪法基本原则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随着人类一体化的发展，人类相互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以及人类共有的自然性所产生的共同道德尊严，急需我们慎待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其具体做法是要打破主权概念的坚冰，反对将主权推向极端，反对笼统地讨论主权与人权关系问题。承认国际社会有权基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基本道德价值，在坚持公正、适当的程序的前提下，限制甚至制裁一国滥用主权、大肆践踏基本人权并构成国际犯罪的行为。
第二，如何处理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权利的实现有一个向度的问题。权利的正向度是权利所代表的利益和价值得到充分实现。权利的负向度是因为权利被侵犯或者权利发生冲突，导致权利所指向的目标不能实现。由于基本权利范围的不确定，又由于构成基本权利体系中的权利并不形成一种位阶等级，因此具体的基本权利在运行的过程中与其它基本权利发生冲突是自然的。比如，环境权与财产权的冲突，自由权与人格权的冲突等等。既往处理权利冲突的原则通常以牺牲一种权利来保全另一种权利，根据现代博弈理论，我们首先应该追求一种双赢的正和结果，即权利的同等保护原则，退而次之，我们才考虑社会利益优先原则和一般利益优于特殊利益并兼顾特殊利益的原则。
第三，如何对待基本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有些学者否定基本人权的普遍性，这除了马克思主义人权学者认为人权是具体的和阶级的以外，有些西方学者也强调人权与社会及文化环境的联系，并进而产生人权普遍性会产生人权世界主义的忧虑。 我们认为尽管如何具体确定普遍性人权的范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但只要承认人是一个类的存在，那么就一定存在一个适应不同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人权。
第四，基本人权条款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作为国家实行民主，倡导法治之象征的基本人权条款除了规范国家权力之外，能否直接在私人的法律关系中被直接适用，被直接援引，这就是宪法的基本人权条款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宪法私法化”的问题。对此有些国家的宪法条款明确作了规定。如1949年的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承担义务。”葡萄牙1982年宪法第18条规定：“关于权利、自由与保障的宪法规定，得直接适用。瑞士、印度、俄罗斯等国的宪法也有类似规定。 此外《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也规定：“人人对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之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管辖之法庭之有效救济。”在理论层面，各国学者则秉承不同的主张：比如美国学者主张“国家行为”说。 德国学者早期依据传统公权理论，主张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对于私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效力。二战以后，则形成“直接效力说“和“间接效力说”两种主张。 我国宪法并无公民基本权利条款适用效力的规定，理论界也仅在近两年内才关注这个问题，因而并未形成成熟的主张。我们认为，从中国的立宪背景来看，宪法的调整范围并不局限于传统公法领域，而且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也不认同公法和私法学说，以此推而论之，在我国似不存在宪法不能在私人关系领域适用的理论障碍。但如何具体适用却值得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