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立法难

㈠ 国债的法律属性

国债是国家公债的简称，是指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发行的以人民币支付的国家公债。它是国家为维持其存在和满足其履行公共职能的需要，在有偿条件下筹集财政资金时形成的国家债务。
从财政=税收+费用+利用+债务+其他收入这一等式中可以看出，在收支的总体平衡中，是由支出来决定收入的。因为有了支出的需要，才有了对足以支撑这些支出的收入的要求，因而才产生了财政。这是现代国家“以支定收”的基本财政理念。同时，也可以看出 ，收入是随着支出的变动而变动的。在支出一定的情况下，各种收入之间则存在着此增彼减的关系。一个人在自身收入足以满足生产、生活支出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去借债的，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只有当以税收为主的其他收入不足以满足国家预算的情况下，才需要发行国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债在财政收入中扮演着一种补充性的角色。所以从根本上说，国债只是赤字的伴生物。因此，只有当税收、利润和费用等既定的收入形式不能满足政府的支出需要时，国债才能作为某种调节器在灵活性上使财政收支的公式得以平衡。由此可以得出国债的基本功能就是弥补财政赤字。

在市场经济下，政府需要满足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需要。如此种类繁多、项目庞杂而经济效益又非常隐性的公共物品决定了政府用来满足这类支出的财政收入就必须具有稳定可靠、数额庞大等特征。与国债相比，税收恰好具有这一特性。税收凭借其强制性、固定性与无偿性这三大特性稳居财政收入的第一位，相形之下，国债的特征则是自愿性、有偿性和灵活性。自愿性是建立在群众自愿承受的基础上的。所以其收入的量不是很稳定可靠。有偿性是任何债务本身都具有的一大特征，借债就必须偿还。灵活性则是指国债的确立是以财政收支之间的差额为依据的，既不具有发行时间的连续性，也不具有发行数额的固定性。

国债在财政收入中所承担的角色就决定了国债应有的规模。从理论上讲，一国在每一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必然客观地存在着某种适度债务规模的数量规定性，也就是说，在这一规模上，国债功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对经济生活的正面积极影响作用最大，相对而言负面的不利作用最小。在现实生活中，决定或影响适度债务规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市场健全程度，国债的结构状况、筹资成本与所筹资金的使用效益等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对国债总量的把握。

因此，国债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如何通过实体、程序上的各种规定以保证、维持国债的发行最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

熊比特在1918年发表的《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中，最早提出了税收国家危机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即在于由于国家职权的过度扩张，导致国家的支出大量扩充，无法由常规的税收收入来支应，最终将导致国家过度举债。如何避免这种危机是国债法的根本任务所在。

国债法是调整在国债发行、使用、偿还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就十分重视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政府财政收入和调控经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但至今，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国债立法，有关国债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是发行一次国债，就对此进行一次的国债立法，在效力层面上也主要集中在法规和规章的层面上。
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就决定于1950年发行一批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通过《关于发行人民胜利建设公债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债发行的国债立法的开始。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1958年开始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制定《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在，又无外债”的国家，相应的国债立法也就停顿下来。1981年1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决定从当年起恢复发行国债。随后从1982年—1991年，国务院先后又发布了当年的国库券条例，在此期间国务院、财政部又先后发布对已发行的国库券进行偿还、付息等的法律规定，以及特种国债等其他国债方面的法律规定。1992年3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从这次的条例规定中，不再象以往那样是针对某一年发行国库券的规定，而是对国库券的有关内容作出了较为统一的规范。

自1994，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就已经超过了50%，而且一直呈攀升之势。,在1997年我国整个国家财政有1/4以上的支出、中央财政有近3/5的支出需要靠发行国债来维持。如果说26.8%的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还没有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的话，那么55.6%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大大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15-20%）。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要目标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的一半以上要依赖于发行国债，这不仅与政府活动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照此发展下去，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调控这种风险，我认为主要的手段应该运用法律进行。法律的完善也就意味着这种风险在社会中可期待地被降低。

通过法律对发行国债的程序的规定以防止国债发行权的滥用。从根本上说说，国债的发行应纳入国家预算的范围之内，由权力机关进行，不应该随意下放。同时完善法律法规，尽量杜绝在各个方面的漏洞，以保证国债的正常运行并被用于正当的用途。国债，作为财政信用，它以国家为后盾，而国家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才能把这种信用制度强制地、稳定地建立起来，使其来源更具有可靠性，才能使国债的购买和转让者更增强信赖感。建立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法律环境，要在国债方面形成一个完整、配套的国家信用法律制度。只有通过对国债法的制定才能增强国债市场的透明度，才能预防和解决国债发行和转让中的矛盾和纠纷，促进国债市场的顺利发展，为国债市场的顺利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㈡ 美国国债危机是什么

美国国债危机主要是美国现在已经触及到了国债的上限，美国政府不能再通过国债的发行来筹集所需资金。美国政府赤字庞大，由于大量即将到期的美国国债，美国政府无力偿还而导致的违约风险，就是美国国债危机了！
美国国债上限是由美国国会审议和设定的，所以如果美国政府能成功说服国会修改这个上限，那美国国债危机就会暂时渡过（如果是提高上限的话，那以后还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现阶段还是国会两党的议员们上演政治SHOW的时间，他们提出要求美国政府必须拿出有效缩减财赤的方案。但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不能即时修改上限，八月初即将到期的部分债务就将面临违约的风险。这些议员心里清楚如果美国出现违约会给美国带难以想象的恶果，所以市场普遍认为国会最终会在债务到期前通过修改上限的方案。
ps 很多国家根本就没有关于债务上限的设置。美国也完全可以放弃掉这个债务上限的约束。

㈢ 论述我国财政管理法律体系的不足与完善

一、有关财政危机问题的共识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已进入全面小康的发展轨道，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而在此新形势下，如何避免出现财政危机，以及财税法治改革应当何去何从，是我们在进行财税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应对的新课题。
我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财政危机的讨论一直未停。特别是近几年来，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国家曾一度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使财政支出大涨，赤字与国债规模激增。通常，评价一国财政运行状况的指标，主要有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国债负担率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等等。通过这些指标的变化轨迹，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一国的财政运行是良性状态还是危机状态，以及这些状态的转化趋势。财政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债的多少和偿债能力的强弱。因此，如果政府的负债过多，就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近几年来，我国的财政赤字规模一直很大，每年都有数千亿元①；与此相适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这几年，已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达9000亿元②，国债发行总额累计已经达到26000亿元。这只是最为直观的政府负担的国家公债的数额。有些学者正是以此作为计算债务依存度、国债负担率等指标的依据。除了上述以发行的国债数量作为衡量政府负债的依据以外，还有人提出了其他的测度方法，较为重要的是把政府负债分为四类，即显性负债、隐性负债、直接负债、或然负债。因此，上述的国债发行规模，只是一种显性的负债或直接的负债，如果从其他的角度去考虑政府的负债，则政府的债务负担应当更重。例如，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量拖欠的工资、公共卫生等问题的解决，主要需要国家来承担经济责任，或者最终承担责任，这些“实质上的债务”，都是导致财政危机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财政危机比金融危机更值得关注，因为金融危机也会转化为财政危机，并最终由财政来“买单”。
由此看来，无论对影响财政风险或财政危机的指标如何确定，也不管对政府的负债如何量化，人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国家的债务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大量债务负担的积聚，至少已构成发生财政危机的潜在可能性。由此产生一系列需要研究的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如国家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增发国债的做法，是否会给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压力，并影响到“代际公平”，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和精神，等等。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探讨产生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
二、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分析
由于专业分工等诸多原因，传统的法律界往往对财政问题少有问津，但财税领域恰恰是体现近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园地。从历史上看，如果没有财政危机，如果没有财税方面的分权及具体制度安排，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可见，财政危机作为财政运行的一种极端状态，作为一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危急情势，同宪法、宪政也有着紧密的关联。事实上，财政直接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行使，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宪政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当在相关法律中对财政权和财产权做出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以有效地平衡和协调国家财政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冲突。这些法律精神，应当贯穿于相关的财政法、税法、民法等领域的具体立法之中。上述的法律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法治精神，即通过有效的、具有合法性的分权，综合协调、平衡各类主体的利益以及实现其良性互动。如果不能有效地贯彻这种精神，就不仅可能侵害国民的财产权，也可能使财政权的行使受到损害，并最终导致财政危机。从现实情况来看，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具体法律原因，最为显见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算法形同虚设
由于我国宪法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其经济性和法律性特征相对较弱，因而对预算的规定十分匮乏。这些不足本需预算法加以弥补，但现行预算法却较为空泛，可操作性较差，以致许多现实财政收支管理活动都游离于预算法规定之外，严重影响了预算法的权威性；简而言之，预算法已形同虚设，亟待改造或重构。具体体现在：（1）预算法明确规定“一国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纳入预算”。但在我国这一原则未能体现在具体的制度规定中，致使在“预算资金”之外，又形成了所谓的“预算外资金”，甚至在“预算外资金”之外，还积聚了许多“制度外资金”，从而导致国家分配秩序的极度混乱，财政活动失序、失范的问题大量存在，使正当的财政收入受到了很大的侵蚀，赤字规模由此不断扩大，而财政危机也由此潜滋暗长。（2）财政收支平衡是预算法的基本原则。但在一国预算法刚性不足，形同虚设的情况下，收支平衡的原则往往很难被实际执行，这同样也是导致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3）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置预算法精神与规定于不顾，随意变更预算和随意追加、追减预算，以及改变预算项目等，还有预算支出的失控以及凭长官意志所进行的非法支出，更加大了滋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危害十分巨大。（4）预算缺乏透明度。特别是政府部门预算的透明度不够，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纳税人不知道自己的钱被用在了什么地方，怎么用了。众所周知，法律执行的监督是任何一项法律是否正常运作的关键所在，但是由于预算缺乏透明度，不仅使预算缺少了社会和舆论的监督，甚至有可能为不法之徒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国家的巨额资金成了少数人的囊中之物。
在预算法上，类似的问题还非常多，如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非法律化、国库收付制度的不严格执行、对预算收入征收的随意性所导致的收入流失等，都是无视预算法规定的重要现实问题，都是将预算法束之高阁，使其形同虚设的问题，也都是衍生财政危机的重要问题。
（二）国债法有待完善
财政危机直接体现为大量的显性赤字或隐性赤字，而对于赤字的弥补危害较小和最常用的，则是发行国债的形式。发行国债是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的，尽管是债，但毕竟是公“债”，因而也具有很强的公法属性。它要求国债的发行规模、结构、利率、偿还等很多方面，都必须要严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因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有“法”可依。但是，我国目前国债规模立法还相当薄弱，尚无专门的国债法对相关的问题作系统规定。在缺少专门的国债法的情况下，有关国债的一些基本规范，主要体现在预算法的几条原则性规定中：（1）在发行国债的法律依据上，由于预算法强调中央政府的公共预算不列赤字，且地方各级预算也应当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进行编制，不列赤字。因此，在理论上就不存在通过发行国债的手段来弥补上述赤字的问题。但事实上，不仅是中央政府，许多地方政府都发生了赤字，而且欠债规模还十分巨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漏洞如何弥补，已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对于化解不同级次政府的财政危机也会有好处，否则，就会进一步加大财政危机的可能性。（2）从现行制度来看，只是在中央预算所必需的建设资金出现资金缺口时，才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等方式筹措，但是借债应当有合理的规模和结构”。然而，对于借债的合理规模和结构，却缺少明确的规定，因而，在国债的实际发行过程中，无法有效控制和实施监督。（3）在对权力机关的国债发行行为进行监督时，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没有专门的国债法来全面规定国债的发行问题，因此，这里的预算监督行为也是无效的，从某种程度上放纵了国债的发行，从而也会增加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4）在预算法规定中缺乏一个较为系统的对国债风险进行防范的制度。国债是一个涉及比较多的经济学工具和技术的制度，国债的风险管理包括：发行的规模、发行的结构、发行的方式、国债流通的规模风险、国债的偿还规模和结构风险等。完善的国债法是能够有效防范国债风险的，对于这些问题，不是立法者拍拍脑袋就可以制定的；而且既定的标准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变化，因此需要法律经济的分析方法，从技术上彻底降低国债的风险。
（三）税法刚性不足
从总体上说，在与财政危机相关的各类法律规范中，税法规范的数量最多。在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下，我国虽然没有完全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但还是做到了最基本的“一税一法”原则，从而使现在开征的各类税收，基本上都能有至少相当于国务院行政法规级次的立法与之相对应。由于大量税收立法主要都采取了行政法规而非“法律”的形式，税收立法层次相对较为低下，在执行过程中有法不依的问题突出，因而税法的刚性明显不足，这也使得税法的执行弹性较大。其具体表现是既存在“征收过度”的现象，也存在“应征未征”的问题。而“应征未征”既可能是放弃国家的税收征收权，也可能是应征的税款无法征收或无力征收。“地下经济”、税收逃避现象的普遍存在，必然会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从而降低国家的财政支出能力，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税法的刚性不足，与我国税收优惠过多过滥有关。大量的税收优惠使得“税式支出”的规模十分巨大，从而人为地减少了应入库的财政收入，影响了对财政赤字的弥补，这同样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如此，税法的刚性不足，还与某些国家机关对法定课税要素的非法变动有关。总之，税法刚性不足的表现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缺少税收基本法、税收立法层次低、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以及在实践中不依法办事，则是导致税法刚性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全面提高立法层次，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切实在执行中做到有“法”可依，对于防范财政危机尤为重要。
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法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笔者只是选择了与财政危机的形成密切相关的几个领域来探讨，从中不难发现这些领域所存在的许多立法和执法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状况。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所涉及的制度内容并不限于市场制度本身，市场制度、财政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中国社会不可能在进入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却排斥与之紧密相连的公共财政模式与政治模式（宪政制度）。因此，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财税法学而言，建立一种合理的财税法律体系和推动已经制定的财税法规范的准确实施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完善财税法律体系是促进财税法治化进程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三、完善财税法律体系的思考
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完善的财税法律体系，既能够从总体上体现宪法的精神，又能够在具体的分税制中，形成一种良好的宪政制度。这样就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对于我国来说，财政危机的主体承担者是政府，所以，政府承担规避财政危机的工作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建议修改现行宪法，建立财政法立法依据
目前，我国财政法表现为各自独立的单行法，尚无一个可供共同遵循的统一的财政法典。因此，建议在宪法中增加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明确各财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范围，界定各财税部门的职能、权限、义务和法律责任。各财税单行法都必须以财税基本法为依据，不得与其相抵触。这就要求在财税基本法的统领下，根据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职能的要求，对现行财税法律体系进行修订和完善，将财政税收等涉及国家和社会、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内容在宪法中做出规定，以推进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依法治税。
（二）建立健全国债法律环境
全面清理现有的国债法规，进而采取相应措施在全面清理现有法规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对已经完全不适用和部分不适用的法规，该废止的废止，该部分失效的失效，该修改的修改。我国尽管多次颁布《国库券条例》和《特种国债条例》等，但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国债法》。即使是这些已颁布的法规中，也存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不相适应的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中国国债市场日益与国际接轨，今后境外资本也将进入国债市场，这将为国债市场带来更多的机遇。起草一部完整的《国债法》，规范国债市场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设定制约手段，规范国债的发行、流通、使用、管理和偿还全过程，是健全我国国债市场的迫切需要。
（三）加紧修改《预算法》，推进各类相关体制的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
由于体制转轨时期利益调整的难度以及制度设计本身的一些问题，中国预算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一直都在低水平上徘徊。结合当前财政支出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和世界财政法治发展的潮流，以规范和保障政府财政行为为己任的预算法应当予以积极的回应。无论是预算编制、预算审批还是预算执行，都需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做出很大程度的调整和改革，这是从源头上防范财政危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四）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税法
在完善税法时，要注意税法与其他相关的经济、社会立法的配套，特别是与相关财政立法的配套。否则，税法再完善，也可能会存在许多因制度不协调所造成的成本问题。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基础，税法的制定和执行不仅影响同业竞争的纳税人在同一市场中的竞争力，还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制定、变更税法不仅直接影响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款给付义务，而且当国家以征税行为介入市场运行以后，税法的制定和执行更会影响纳税人的预期和行为，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五）尽快拟定和颁布《财政监督法》
从法律上确定财政监督的地位，增强财政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法监督体系中的地位。通过法律程序明确监督机构的职权、责任、监督程序、监督方法、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违反财政法规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问题，为财政部门行使财政监督职能、加强执法力度、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财政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创造良好的法制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法的随意性。既抓立法，又抓执法，真正把财政活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健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财政监督法律体系。
总之，要建立健全一整套严密科学、协调有序的财税法律体系，使之既有分权，又有限权；既有自由，又有约束，从而在财税法制中，通过法律的全面制定和有效实施来体现宪政精神，形成宪政秩序，这样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而只有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才能真正解决财政赤字、债务风险和财政危机等问题，才能形成良好的公共经济秩序，推进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㈣ 国债发行的规律

国债发行有筹措军费、平衡财政收支、筹集建设资金、借换国债的发行等规律。

国债，又称国家公债，是国家以其信用为基础，按照债的一般原则，通过向社会筹集资金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

国债是由国家发行的债券，是中央政府为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是中央政府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由于国债的发行主体是国家，所以它具有最高的信用度，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

中国的国债专指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家公债，由国家财政信誉作担保，信誉度非常高，历来有“金边债券”之称，稳健型投资者喜欢投资国债。其种类有凭证式国债、无记名国债、记账式国债三种。

国债的发行方式：

1、公募法：即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公开招标的方式发行国债。

2、承售法：即由金融机构承购全部国债，然后转向社会销售，未能售出的部分由金融机构自身承担。

3、出卖法：即政府委托推销机构利用金融市场直接出售国债。

4、支付发行法：即政府对应支付现金的支出改为以国债代付。

5、强制摊派法：即国家利用政治权力强迫国民购买国债。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国债

㈤ 德国债务多是不是造成德国国债发行难的原因

不是，是欧元危机。
德国政府周三(11月23日)标售了36.44亿欧元的10年期国债，息票利率为2%，平均得标利率为1.98%，今年平均水平是2.74%；超额认购率为1.1，低于1.56的年内平均超额认购率，暗示国债的市场需求不佳。由于欧洲多国受债务危机缠绕，较为安全的德国国债一直比较抢手，但周三拍卖表现相当不佳，金融分析家认为这是一个危险信号，表明投资者对整个欧元区投了不信任票。

德国在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中承担的责任提高之后，国债带来的风险自然也随之提高，联邦国债成为欧元区风险的一部分。

10年期国债招标被看作是金融市场的风向标。在欧债危机中德国是最安全的国家，多次在国际评级公司的风险评估中获得AAA而完全没有借贷问题。欧元区其它国家目前则失去了这个“待遇”，借贷利息日渐高涨，例如，法国的10年期国债利息上升到了3.6%，比利时甚至上升到2002年以来的最高点5.16%。

英国莱斯银行(LloydsBank)策略师AchilleasGeorgopoulos表示，“售债结果着实不佳。由于市场不得不考虑欧元区共同债券的情况，且德国非常接近于为其他国家的债券提供担保，因而德国国债正开始失去吸引力。”

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AG)高级外汇策略分析师LutzKarpowitz表示，德债表现不佳，进一步显示债局的艰难。Karpowitz预计，欧元区2012年经济将出现衰退，风险厌恶情绪持续维持高位。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Poor's)主管David Beers在一次经济论坛上表示，很显然德国国债收益率面临显著上行压力，该机构对于德国应对欧元区债务能力前景的看法将可能会有所改变。

㈥ 国债的法律法规

国债法
国债法，是指由国家制定的调整国债在发行、流通、转让、使用、偿还和管理等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主要规范国家（政府）、国债中介机构和国债投资者涉及国债时的行为，调整国债主体在国债行为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国债关系。
与民法中的债法不同，国债法调整的是以国家为一方主体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与财政法主体的一方始终是国家这一特征是一致的，而且国债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其目的是满足社会需要，实现国家职能。因此，国债法是财政法的重要部门法。但是，国债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核心是国债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国家作为债务人与其他债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国债法与民法特别是与民法中的债法有密切的联系，民法中有关债的理论及其具体规定常常也可适用于国债法。
国债法虽属于财政法的重要部门法，但与税法等其他财政法的部门法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如国债法主体的平等性即明显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尽管国债法的一方主体必须是国家，但在国债法律关系中，国家是作为债务人与其他权利主体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的，其他权利主体是否与国家发生债权债务关系，一般都由自己的意志决定，在国债法律关系中，他们与国家处于平等的地位，但在其他财政法律关系中，主体间的隶属性则明显区别于国债法。另外，国家取得国债收入的权利与其还本付息的义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其他权利人要享有取得本息的权利，也必须履行支付购买国债资金的义务。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债法是具有公法性质的私法。
立法概况
1．国外的国债立法国有
美国；法国；日本；韩国。
2．中国的国债立法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1954-1958年、1980年至今发行过国内公债。各期国债发行以前，由国务院制定国债条例，具体规定国债的发行、转让、利率、还本付息及其他有关管理事项。国债条例是规范中国国债管理活动、调整国债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依据。1968年国家偿付了全部内外债本息，1968-1981年，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1981年1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以下简称《国库券条例》），决定发行国库券来弥补财政赤字，以后又发行了国家重点建设债券、财政债券、重点企业债券、保值公债、特种公债等。到1992年止，每年都颁布一个国库券条例，对发行对象与方式、发行数额及利率、还本付息的期限、国库券及其他债券的贴现、抵押和转让、国债法律责任、国债管理机构等内容予以规定。1989-1991年每年还颁布了一个特种国债条例，对特种国债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额、发行期限、利率及偿还期等内容予以规定。现行的国债法是1992年3月18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国库券条例》，但是，该条例作为国债法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是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国库券而不能对所有的国债各类予以规范，
二是它主要规定的是国库券发行方面的有关事项，对国债流通、国债的使用等未作规定，
三是没有规范有关发行的审批程序等。
因此，有关部门正在积极起草《国债法》，以期对国债行为和国债关系予以明确规范。
国债法：是指调整国债在发行、使用、偿还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是财政法的重要部门法，其许多基本原理与财政法是一致的。其调整对象是以国家为一方主体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国债法具有公法与私法的双重属性；二是国债法具有财政政策的属性；三是国债法具有宏观调控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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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完善我国国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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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债市场 货币政策
【论文摘要】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表明，经由国债市场的发展来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比较有效的改革路径之一，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看，真正能够成为基准利率的是国债市场的利率。文章提出完善我国国债市场的建议与措施。

一、利率市场化需要完善的国债市场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表明，经由国债市场的发展来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比较有效的改革路径之一。十多年来的中国国债的市场化改革对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债二级市场及其收益率的形成、国债一级市场引入竞争性的招标机制、国债回购利率的市场化、国债期货交易的试验等改革举措，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快了改革的进程。近年来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引导市场利率，以及各种利率市场化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为最后放开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准备了基础条件。但是，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逐步加快，中央银行亟需确定一个市场基准利率来引导市场利率。
所谓市场基准利率，是在多种利率并存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利率，是金融市场上所有金融产品价格确定的重要参考依据，是人们公认的并普遍接受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利率。目前，中国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实际上起着基准利率的作用。但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看，真正能够成为基准利率的是国债市场的利率。
首先，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般规律来看，能够成为基准利率的必须是流动性好的金融商品的利率。国债利率具备这一特点。国债有“准货币”之称，变现力极强，它的价格形成与波动能够灵敏地反映资金市场供求的变化，因而可以成为其他金融工具定价的基础。诚然，国债利率也会受到通货膨胀和到期风险的影响，但由于国债到期还本付息是一个固定额，在通货膨胀率与利率变化可以预期的条件下，国债利率就自然成了基准利率的代表。实际上，美国、日本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基准利率就是国债利率，国债利率处于整个利率体系的中心环节，它的变动决定其他金融工具利率的变动。
其次，作为基准利率，必须能够较好地反映不同期限的利率水平。国债利率也具备这一优点。在债券期限结构理论中，预期理论与市场分割理论从不同侧面解释了不同期限债券利率水平差异的原因。预期理论在债券具有完全替代性的前提下证明了债券利率差别的原因是期限的长短，即将长期利率等于债券到期之前未来短期利率预期的平均值。市场分割理论则在市场不完全性与不同期限债券不是替代品的前提下说明了各种期限债券利率取决于各种债券市场的供求状况。期限结构理论与流动性升水理论则综合了上述两种理论，将长期利率等于债券到期之前未来短期利率预期的平均值加上反映不同期限债券供求状况的期限升水，从而比较全面地解释了不同期限债券利率差别的原因。非国债（如企业债券）不同期限利率的决定虽然也可以用以上理论解释，但由于存在违约风险，因而无法用来决定利率的期限结构。而国债的发行主体是政府，一般不存在违约风险，其利率结构也就不受违约风险的干扰，因而可以较好地反映不同期限利率的差别，能够成为基准利率的最好选择。同业拆借利率虽然也是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利率，在市场交易规模、交易者数目和规范化程度上与国债市场也有可比性，但同业拆借市场毕竟只是一个短期拆借市场，同业拆借利率也只是对短期利率有参考作用。国债市场则是提供短、中、长期不同期限债券种类的市场，可以反映不同期限的利率水平。
一旦国债基准利率形成，国债市场的发展对其他金融市场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不仅改变金融市场规模格局，而且还影响其他市场利率水平的确定，出现明显的利率市场化的传递效应，其中影响最明显的是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存款市场。因为国债市场发展后产生的大量资金需求，首先会冲击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存款市场，结果必然是，在国债市场发展以及国债利率市场化的影响下，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机制将更加完善，银行存款市场也将逐步放松利率管制。
二、完善我国国债市场的建议与措施

完善我国国债市场，提高国债市场流动性，推进利率市场化是充分发挥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必要条件。目前，完善我国国债市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完善国债发行机制
（1）进一步规范滚动发行机制。扩大基准国债期限品种范围，进一步健全滚动发行机制，使一级市场国债发行形成更加持续的发行利率曲线，也使一级市场国债招标价格更好地发挥对国债定价与估值的参考作用。
（2）尝试推出国债预发行机制。为建立发行前债券价格揭示机制，规范一级市场债券分销行为，借鉴国际成熟债券市场预发行做法，在中国国债市场尝试进行国债的预发行操作。
2、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和持有者结构
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和持有者结构，增强国债市场的流动性，提高国债市场的调节功能。
（1）合理设计国债的期限结构。国债期限结构的形成往往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过程。政府必须兼顾自身与应债主体这两方面的要求和愿望，同时考虑宏观经济条件和清偿能力等因素，对国债的期限结构做出选择。
（2）优化国债的持有者结构。国债持有者结构单一是我国国债市场的一大痼疾。这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国债市场的规范和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中央银行持有的国债规模要加大，配合货币政策的运用，提高公开市场操作的传导效果。第二，取消对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某些限制，使国债成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促进现有养老保险基金等机构的发展并培育国债投资基金。 这将有效地提高国债市场的参与程度，促进国债市场发行效率的提升。第四，允许国外投资者购买一定比例的国债。这既有利于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实施，又有利于调节国债持有者的结构。
3、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
目前市场交易主体还比较单一，现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主体虽然己增加到900多家，但仍然主要是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现在还很少进入这个市场，这样就限制了这个市场的覆盖面。在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却是债券市场的主要投资人。应大力发展非金融机构投资者进入国债市场，尤其是债券投资基金，由于债券投资基金具有专业投资和规模经济的优势，它们的投资风格更加稳健，有利于国债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4、发展国债投资基金
国债基金有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种基本形式，同一般的证券投资基金相比，国债投资基金是国家信用和非国家信用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国家信用是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国债基金的绝大部分资金是投向国债的，同其他类型的投资基金相比，国债投资基金具有信誉高、风险小、收益稳定的特点。
5、大力发展国债市场中介机构
（1）扩大一级自营商范围，完善做市商制度，活跃国债市场。第一，扩大一级自营商范围。我国中央银行应在严格要求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扩大一级自营商成员，尽早让一些业绩好、信誉高的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加入到一级自营商队伍中来。第二，完善做市商制度，扩大做市商队伍。我国虽已经建立做市商制度，但由于制度不完善，导致报价券种偏少，很多债券不能及时报价或没有报价，价格信息难以及时发现和披露。
（2）大力发展国债市场经纪人。一些国家的政府为了提高国债市场的流动性，非常重视经纪人业务。经纪人作为给交易商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是连接交易商的重要媒介，经纪人本身不参与交易，只是将市场交易进行有效的配置，提供价格发现机制，提高交易的成功率。随着我国国债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市场参与者的增多，直接交易不利于提高市场效率。目前我国同业经纪人只有一家，缺乏竞争和效率。因此，培养一大批活跃的经纪人队伍对发展我国场外债券市场显得尤为迫切。
6、建立统一、规范、分层次的国债市场体系
（1）一个竞争、有序、统一、高效的国债市场是央行公开市场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在国债市场的建设中，当前应集中精力建立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核心市场。继续拓展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吸收各类金融机构投资者进入，以之作为批发债券市场。
（2）我国目前的国债流通市场呈现分割的状态，银行间国债市场和交易所国债市场各自存在。国债市场的两个子市场之间既独立运作又互相沟通。但市场交易具有连续性，人为地把不同交易主体分割到不同的市场，不利于扩大市场规模，完善市场机制。而且两个市场价格差的存在也不利于管理层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情况。因此，应逐步将两个市场统一起来，促进国债交易在更广的范围内开展。健全国债交易的基础设施，构建统一的国债托管结算清算系统，是统一流通市场的关键。
7、积极发展国债期货市场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没有衍生金融工具，在现有的交易体系和交易手段下，投资者无法有效地解决利率波动带来的巨大风险，使得机构投资者难以进行避险与对冲操作，阻碍了其对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参与。市场上投资者追涨杀跌，不利于债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国债期货等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可以为投资者提供规避风险的有效手段，促进市场价格发现，对于长期进行大量债券投资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用社、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来说，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 景学成、沈炳熙：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2] （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㈧ 国债价格、国债利率、和国家付息压力和债券发行难度的问题

1，固定票息率的话，国债付息永远=票息率*票面价格。如果这个债券是平价发行且票息率为3%，那么任何一年的票息都是3亿元。

2，并非没有后顾之忧。试想如果第二年之后，市场利率下跌，也就是说发行一个同样等级的新债，只要付更低的票息，岂不是亏了？

3，是的，固定票息率是在发行时就约定好的。不能更改。

㈨ 国债突破上限会怎么办

现在额度到顶了如果要再发国债必须提高国债的上限。上限的提高需要立法通过。而立法程序是需要众议院和参议员加上总统三道程序通过后才能立法生效。

㈩ 什么是地方国债发行地方国债的利弊

国债是国家公债的简称，是指财政部代表中心政府发行的以人民币支付的国家公债，包括具有实物券面的有纸国债和没有实物券面的记账式国债，它是国家为维持其存在和满足其履行公共职能的需要，在有偿条件下筹集财政资金时形成的国家债务。国债的性质是一种国家负担的金钱债务，是国家与国债买受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国家和一般债务人不同，其“举债”的方式要受到种种限制，表现在发行问题上，就是国债的发行从实体到程序都受到法律的严格控制。国债发行的种类、规模、方式，都要列入政府的财政预算，直接由立法机关进行审查。我国国债发行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由中心政府对国家预算进行编制，对国债的发行由中心统一安排和部署，地方只起到贯彻执行的辅助作用，没有单独的“举债权”。这种制度是在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因为计划经济要求将一切国民经济的相关活动纳入计划，而财政权尤其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根本权力保障之一，假如国家答应地方政府随便发行国债，则势必对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国家将国债发行权牢牢控制在手中。而当前时期，我国经济制度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许多权力正在逐渐放开。国债发行作为调整宏观经济运行的有力手段，也应当扩大其作用范围。仅中心政府进行国债发行，不足以及时和适当地对经济的运行情况做出反应，财政本身的宏观调控作用要求国债发行制度的进一步灵活和放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债发行权普遍下放到了地方，中心除了自身发行国债以外，还对地方国债的发行起到一定的监督和治理作用。日本的《地方财政法》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发行国债，但必须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专项投入，而不能仅仅为了解决政府暂时面临的财政危机，通过不断举债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信用风险。地方发行国债还要经过地方议会的审查和批准，并受到中心政府发行额度的限制，经中心政府同意方可发行。美国的国债发行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完成，由联邦政府负责其中的大部分。州政府虽然不在发行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却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根据美国宪法，州政府有权自行制定州年度预算方案，其中即包括了州地方国债的发行方式及额度，经州议会批准后即可生效，但一般也向联邦财政部上。
正如中心政府是为了全国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而设立的，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也是向地方辖区内的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地方相对于中心来说，是在一个较小的地域范围内享有一定自主权的实体。因此，其在公共服务方面也应有一定的设定范围和实施方式的权力。在地域范围内对地方消费者的共同消费、地方交通、地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方行政事务治理等事项，地方政府应有自主决定权并能够依法自筹资金。而在资金筹集当中，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税收和债务。地方一般应以税收为资金的基础来源，债务为辅助手段。但由于我国的现实是，中心近年为了加强对地方行为的控制、防止分裂，不仅缩小了地方的税收权限，也减少了地方税收的相对数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在大幅度提高，资金需求迅速扩大。这样，就造成了地方财政缺口的扩大，引起了财政赤字的风险。所以，应当答应地方在税收之外，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所需资金，解决地方公共服务资金的供需矛盾。从资金支出来看，地方政府支出也是全国财政支出的一部分，在地域范围内对社会经济同样具有宏观调控作用。因此，让具备一定条件的地方政府发行一定数量的国债用于扩大地方财政支出，不仅可以拉动地方经济的加速发展，同时可以通过地方经济的活跃，搞活“全国一盘棋”。由于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不同，所需资金的数量和投入方向也千差万别，所以应当由地方自主决定发行的数量和用途，只要在法律法规和中心政府规定的限度内即可。否则，中心政府“大包大揽”，替各地政府发行统一方向和数额的国债，就会导致各地的财政盈亏状况混乱和投资项目的混乱。这不是正确的“宏观调控”手段，而是对宏观调控的误用，把地方财政导向了尴尬境地：既不能白白拿到分配的国债却不投入实际使用，又只得将其投入本地回率低、效益差的行业企业中，这就造成了国债资金无法有效、充分地利用，是对社会和人民的不负责任和浪费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离开了民众的积极配合是无法完成的。只有尽量吸纳民间资本才能更好地利用资金，带动经济体内部的增长点。当前，我国的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已经超过了6万亿，若能答应地方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把这些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参与到国民经济的运行当中，尤其是投入到具有关键意义、能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重大改善的政府项目上时，就可以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且民众往往既有资金，又有参与社会治理、改善自身福利的热情，所以利用国债吸收民间储蓄存款加速建设具有很大的可行性。不过这需要国家和中心政府对其进行严格的监控，否则很轻易在资本市场中滋生更大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