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领域立法挂挡提速

A. 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的意义有哪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建立健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并对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互联网领域立法等提出明确要求。这一部署明确了我国文化法制建设的性质方向和重点任务，为加强文化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

文化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在宣传文化领域依法执政的具体体现。加强文化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不仅是推进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没有完善的文化法律法规，就不可能形成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也不可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目前，文化领域立法相对滞后，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国家不断推进法治建设的整体进程不相适应。必须进一步加快文化领域立法步伐，推动文化领域的建设和管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2.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提高文化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提高文化工作科学化水平，需要从多方面努力。其中，加强立法工作，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引领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文化法律法规是对文化建设规律的概括和总结，相对于文化政策而言更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和强制性。通过法定程序把党在文化领域的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就使党的政策主张获得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把文化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新成果、新经验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为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更为科学、更为具体的遵循。这不仅有利于保证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文化工作不断从经验型向科学化转变。

3.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需要政策指引、改革推动，也需要法治保驾护航。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需要通过立法来确认和保障；国家鼓励扶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各级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责任，需要通过立法加以明确和强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做法，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化。加强文化领域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不仅有利于加快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而且有利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文化体制改革成果的巩固。

4.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手段。对我实行“西化”“分化”，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贯战略。近年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利用国际惯例和世贸组织规则，大量输出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从近年来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争端及世贸组织裁决来看，我们同发达国家在文化领域的竞争经常表现为法律层面的较量，掌握和运用法律武器的能力，已经成为成败得失的关键。面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和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特别是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后文化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不尽快做好立法方面的准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就难以有效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难以在文化软实力竞争中赢得主动。

（二）

近年来，文化战线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加快立法步伐，先后出台了一批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文化法律体系框架。与此同时，大力加强文化执法工作，建立综合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积极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有力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发展。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文化领域立法工作总体上比较滞后。一是立法数量少。在我国240多部现行法律中，文化类法律只有5部。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相比，文化立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所占比重偏小，低于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立法。不少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重要领域只有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新兴媒体管理方面的立法也比较欠缺。二是立法层级低。称得上法律的，只有《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这“三法两决定”，其余均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由于法律效力低，处罚权限、处罚力度有限，执行难度非常大，对违法违规者往往起不到约束和震慑作用。三是立法质量有待提高。少数法规规章调研不够，内容脱离现实，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贯彻执行；部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之间存在相互抵触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依法打架”的现象；一些部门规章更像政策性文件，只有原则性要求，没有具体的行为规范，没有违反规定应承担的责任和处罚性条款，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无所适从。

造成文化领域立法相对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讲，宣传文化领域立法具有特殊性，不同于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立法，意识形态属性强，许多问题十分敏感，不仅要处理好发展与管理的关系，还要考虑国内管理规定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关系，需要反复调研、反复论证。从主观上讲，长期以来我们强调文化工作的特殊性，重政策、轻法律，习惯于行政手段，对文化领域立法的紧迫感不强，对文化领域立法的总体需求、共同特点和应当把握的共性问题研究不够，对重要法律法规合力攻关不够。加之文化领域既懂文化又懂法律的人才非常少，立法力量严重不足。虽然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相继建立或恢复了政策法规部门，但人员很少且忙于日常事务，处于“小马拉大车”的状态，难以适应繁重的立法工作需要。

（三）

总结近年来文化领域立法工作，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必须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事业的拓展，文化领域自身的管理与过去已经有很大不同。不但要管事业，还要管产业；工作对象不仅有体制内的，还有体制外的；系统内部不仅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大量刚刚转制的企业；而文化企业中既有国有的，也有民营的，还有股份制的。做好面向全社会的文化管理工作，仅靠红头文件、行政手段、传统管理方式已远远不够，必须学会运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多种手段进行综合管理。

2.健全工作机制，提高文化领域立法的科学化水平。立法是十分严肃的事情，必须建立完善科学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立法质量。一是调研机制。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是立法的第一道工序，任何一部法律法规的起草、修改、出台都应当建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二是征求意见机制。这是立法工作必经的民主程序，有的法律法规要在全系统反复讨论，有的则需要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三是沟通协调机制。应当充分发挥文化立法协调机制的作用，加强与全国人大、国务院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加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及时研究有关重大和敏感问题，及时解决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确保各项法律法规从精神到原则、从形式到内容、从概念到规范相互衔接、彼此协调。四是专家论证机制。要组建文化立法专家库，联系一批法律专家学者，每一项法律法规的制定都要向专家咨询、请专家论证。

3.加强总体谋划，形成文化领域立法总体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立法是长线工作，一部法律法规出台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需要总体把握、超前谋划。一方面，要组织主管部门、立法机关、执法单位的研究力量和社科研究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领域立法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和评估，对国外相关情况和成功经验进行系统考察和了解，对文化立法工作的原则、思路、总体取向进行研究论证，提出对策建议。另一方面，要结合编制“十三五”规划，制定新的文化立法中长期规划，明确今后五到十年文化领域立法的重点项目和时间进度。要加大对文化立法相关研究工作的支持，把文化领域立法总体战略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相关重点课题、重要立法调研纳入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加大资助力度，组织力量合力攻关。

4.按照循序渐进原则，积极推进文化领域立法进程。对当前文化改革发展急需的法律法规，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等，要抓紧提出立法建议，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抓紧研究起草。要加快互联网领域立法步伐，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对目前讨论、制定中的法律法规，要抓紧工作，争取尽快出台。对列入国务院近期立法规划的法律法规，要抓紧组织修改完善，争取按计划完成任务。对那些难度较大又事关重大的法律法规，要适时启动调研工作，进行必要的研讨和论证。

5.充实机构队伍，为加强文化领域立法工作提供组织保障。无论是立法滞后，还是立法质量不高，归根到底是人才队伍问题。现在文化领域立法任务越来越重，立法机构不健全、工作人员少的矛盾非常突出。必须进一步健全各部门法规机构，适当调配编制、充实力量，特别是要吸收一批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同时，要抓好后备人才培养，把文化法律人才培养纳入“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参照新闻传播能力建设的做法，选择部分高校培养硕士研究生，不断壮大文化法律专家队伍，为推动立法工作提供智力、学理支持。

B. 2020年立法节奏提速 小区等场所人脸识别是否违法

2020年，虽然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同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例会不仅照常进行，还加开了3次常委会会议，确保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执行到位。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主任岳仲明表示，2020年度我国立法工作计划完成率高，立法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岳仲明强调，2020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9件，修改法律12件，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12件。“新制定法律数量占比非常高，涉及多个重要领域，这在近些年的立法工作中是不多见的。”
针对2020年的立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多位负责人围绕禁止“器官买卖”、人脸识别带来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宠物管理等相关规定背后的考虑，一一做了详细介绍。
禁止“器官买卖”和利诱器官捐献
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度的立法工作，岳仲明介绍，立法形式不断丰富发展，制定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民法典，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采取“决定+立法”方式出台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既有一些‘大部头’的，也有一些‘小快灵’的法律，例如提请审议的反食品浪费法草案，着眼解决消费环节食品浪费问题。”岳仲明说。
举例来说，对于引起社会广泛争论的人体器官捐献问题，民法典中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石宏介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自主决定捐献人体细胞、组织、器官、遗体，对于挽救他人生命、促进医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民法典人格权编对此问题作出了规定。同时，考虑捐献问题涉及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最基本的人格权利，民法典人格权编对同意捐献的形式作了明确限定。
民法典第1006条第1款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第2款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意捐献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订立遗嘱。
石宏指出，遗体捐献有利于医学研究和救治他人，应当予以鼓励，民法典在综合考虑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相关内容，对遗体捐献予以规定，并设定了严格的条件。
例如，第1006条第3款规定，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对于禁止“器官买卖”问题，第1007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违反该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
小区等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是否违法？
随着信息化与经济社会持续深度融合,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越来越广泛，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社会各方面广泛呼吁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王瑞贺表示，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安排，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同有关方面，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202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进行了初次审议。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开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王瑞贺称，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作为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情形之一。
根据草案的规定，为防控疫情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需要处理个人信息，也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处理规则，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公开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切实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同时，一些小区等公共场所通过安装人脸识别设备用于识别出入人员身份，其必要性和所收集的个人信息的安全性等问题引发高度关注。
对此，王瑞贺强调，除应当遵循一般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外，目前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还作了两方面规定：
一是对处理包括人脸等个人生物特征在内的敏感个人信息作出更加严格的限制，要求只有在具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的前提下，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并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二是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明显的提示标识；要求所收集的个人身份特征等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公开或向他人提供。
饲养犬只等防疫管理办法由地方制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0年4月通过了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修改动物防疫法是该计划确定的重要立法项目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富裕，饲养宠物犬、猫的人越来越多，而犬只伤人、犬猫传播狂犬病甚至致人死亡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王瑞贺介绍，在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中，有许多意见是关于加强养犬管理方面的。
“应当看到，我国不同地区、城市和农村情况有较大不同，据我们统计，目前全国有11个省（区、市）和105个市制定了养犬的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共137部，各地的管理措施也不相同。”
王瑞贺介绍，考虑到上述情况，同时也考虑到养犬管理问题是老百姓的身边事，而管理职责主要在基层政府，还需要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因此由地方根据本地实际出台具体的管理措施更为合适。
修订后的动物防疫法从防止传播狂犬病等疫病出发，就定期接种狂犬病疫苗、办理犬只登记、加强流浪犬猫管理等这几个重要环节提出要求，同时明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饲养犬只防疫管理的具体办法。
今年将修改反垄断法、企业破产法等
岳仲明介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委员长会议原则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对今年立法工作作出了预安排。
按照工作计划，乡村振兴促进法、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反食品浪费法、反有组织犯罪法、监察官法、海上交通安全法（修改）、兵役法（修改）、军事设施保护法（修改）、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案，今年将安排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争取早日出台。
同时，今年还将修改科学技术进步法、反垄断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制定期货法、印花税法等税收法律等。
此外，还将修改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执业医师法、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体育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畜牧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安全生产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制定家庭教育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湿地保护法、法律援助法、社会救助法等。

C. 形势与政策如何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

中国文化要征服他人，先要征服自己，要在别国为人所接受，就要先在国内为广大人民群体所实践、所接受。很难想像，当国内社会公德普遍缺失的时候，我们如何在国际上“以德服人”；当国内普遍缺乏诚信的时候，我们如何在国际上使人相信我们是“以诚相待”。 如何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是近些年来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也是刚结束不久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我国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文化遗产的国家，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软实力仍然非常有限。 上海交通大学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虽然有40.6%的人认为“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但也有多达72.5%的美国人不认为“中国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笔者也曾对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影响进行调查，发现那些肯定孔子学院的人，主要看重的是由此带来的与中国进行经济交流和商务合作的机会，而不是欣赏其中的文化内涵，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对我国传统文化颇有微词。可见，有文化并不一定等于有文化软实力，要把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文化变成世界普遍认知和欣赏的文化软实力，实现从“内生”到“外溢”，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一、从文化到文化软实力之路挑战重重 世界上的文化多种多样，有的兴起了，有的衰落了，有的只能孤芳自赏，有的却能风靡全球，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文化是否先进或落后的问题。在一个文化大众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先进性不是指学理上的玄奥与高深，而在于是否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引领时代潮流，最终为多数人所接受甚至认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延宕数千年，其中的优秀成分是勿庸置疑的。但以当代眼光观之，如要使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再放光彩，还有许多难以回避的挑战。 其一，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如何与现代社会基本价值有效结合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然而，中华传统文化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基本定型，此后虽不断有新内容加入，但基本上脱离不了诸子百家特别是孔孟儒家所立下的基本框架，如“礼治”、“仁政”、“民本”等思想。自近代以来，个体意识的上升、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日渐成熟，与此相应的是民主、自由成为中国社会所共同倡导的基本价值。作为成形于数千年前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思想未免出现一些与之不适应、不匹配的现象，因此出现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五四运动以来的实践看，我们对传统文化全盘拒绝的多，批判继承的少（如从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近些年来兴起的国学热，也仅停留在“盖房修庙”的阶段。显然，如何在现代化的基础之上恢复传统文化，现在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路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相结合的这一宏大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 其二，中华传统文化如何从精英文化走向大众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精英文化，而非大众文化。在古代社会中，上层士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命。但下层民众多不通文化，精神生活多以世俗化的佛教、道教为依归。时至今日，许多期盼生子的夫妇仍去拜观士音，一些虔诚的老人家遇事祈求“菩萨保佑”。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多停留在精英层次，所谓“礼不下庶人”，就形象地反映出精英与平民之间的文化隔阂。在一个知识、文化垄断在少数人手中的精英时代，儒家文化通过精英掌握一个社会的文化主流。但是进入近代大众社会以后，一种文化要继续占据主流地位，就必须跳出精英层次，与大众生活结合起来。如果脱离或拒绝加入大众这个文化主体，就难以避免被边缘化或被淘汰的命运。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发掘呈现出了一定的活力。但如要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就会发现它远未完成大众化这一过程。哪怕在国内，好莱坞大片的入侵，麦当劳遍布中国各地，也表明大众层面已被西方文化攻城掠地，传统文化全面失守。精英群体目前也没有成为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庞大的官员阶层在巨大的权力与利益诱惑面前，其道德水准已与传统儒家要求相去甚远。至于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后，整体上也早已失去对儒家思想的信仰，其中许多人甚至不再具备对儒学知识的基本掌握和修养。这样，在既无精英载体也无大众载体的情况下，目前中国传统文化仅仅停留在舞台上（如京剧），或保存在橱窗中（如博物馆），远未成为精英生活的一部分，更未成为大众生活实践的一部分。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要实现从“内生”到“外溢” 中国文化要征服他人，先要征服自己，要在别国为人所接受，就要先在国内为广大人民群体所实践、所接受。很难想像，当国内社会公德普遍缺失的时候，我们如何在国际上“以德服人”；当国内普遍缺乏诚信的时候，我们如何在国际上使人相信我们是“以诚相待”。一些国内道德事件，已经成为国际上损害中国形象、破坏中国软实力的“最好武器”，前段时间小悦悦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两岁女童被车反复碾压，十余名路人见死不救。该惨剧不但在国内被广泛报道，甚至还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结果，中国花了很大的精力与投入做好国家形象宣传片，但当小悦悦事件的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时，辛辛苦苦累积起来的一点成果被全毁了。这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必须先从内部开始建设，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必须先从内部开始累积。无论你在国际上包装得再好，如果里面一团糟，终究还是见不得人的。只有国内的道德水平、文化水平提高，它才会自然地“外溢”出去，成为对外输出文化软实力的不竭源泉。 人们常说，智慧的顶峰是道德，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这不但是从个体层次来说的，也是对国家、社会层次提出的要求。我们绝不能把文化软实力的国内建设仅仅理解为多做好人好事，多读点国学典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不能仅靠个体层次的道德修为，更要从社会和制度的层面加以促进和保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要抛弃“潜规则”文化，让公平、诚信回归社会。当我们对外讲与国际接轨、诚信待人的时候，国内却盛行着一种与此严重不相协调的“潜规则”文化。所谓潜规则，简单地说，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对一部分人是一套，对另一部分人是另一套。不搞人人平等，不按公开的规则办事，真正起作用的是基于利益交换的那套见不得人的“规则”。与之相应的是讲关系，在许多外国人眼中，关系已成为一种中国文化特色，当然是一种很不好的特色。因为在关系逻辑之下，没有公平，甚至也无所谓法律道德，唯一起作用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亲疏远近。 不在国内抛弃这种潜规则文化、关系文化，让公平、诚信回归社会，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很难好起来。 二是从制度层面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内部的和谐现实创造外部的和平形象。当前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很多，关键是缺少一种理性、和平、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所以贫富分化越来越大，仇官仇富情绪愈演愈烈，群体性事件也频频发生。传统文化强调以德服人、齐之以礼。目前的现实却是以力服人、以权服人。一些政府官员不讲民主，甚至不顾程序，强行搞政绩工程。一些老百姓在失去合法救济途径时，也逐渐把“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视为一种有效的对抗手段。结果，有的地方弥漫着一股戾气甚至是邪气，社会和谐和国家形象更是无从谈起。从国外的角度看，当外国人看到国内拆迁动用强制手段，城管执法时动不动就出手打人时，对中国是很难有一个好印象的。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从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等角度规范权力运行、规范社会运作。可以创造条件鼓励，或是通过法律的手段对一些道德败坏已达到违反法律程度的行为加以制裁。例如，严查那些制假售假行为，打击那些坑蒙拐骗的行为等等。只有个人、社会、国家几个层次共同作用，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准才能有一个大的提升。概而言之，国家形象与软实力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踏踏实实建设出来的。国内的形象与软实力上去了，国际上的形象与软实力才会成为有源之水而长流不绝。 三、非政府组织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当然，我们不能在等到国内的道德、文化建设完全搞好了之后才开始进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在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把握一切机会、利用有效方式把中华文化中优秀的一面传播出去。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已做得很多了，如在其他国家举办中国文化年、在海外开办孔子学院、派出各种文化交流代表团、推出国家形象宣传片等。其中的成绩无须赘言，但不足之处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例如，在中西文化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如何把握外国人的心理，以一种他们能够听得懂也乐于接受的方式开展交流，就变得十分重要。 笔者认为，非政府组织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在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的时候，应该要尽量淡化政府的作用。特别是面对西方开展文化交流的时候，政府主导的色彩如过于明显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在海外孔子学院的发展问题上，这个现象表现得特别明显。正如前述，我们曾对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发展情况进行过调查，发现美国媒体与民众十分在意孔子学院的“政治化”问题。因为孔子学院总部与中国国家汉办是“一体两面”，而国家汉办又是中国教育部的一个下属机构。所以，一些西方人特别担心，海外的孔子学院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中国可能会通过诸如孔子学院这样的文化权力来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反过来看西方的文化传播，真正深入人心的文化符号、文化现象、文化载体，如好莱坞的大片、麦当劳里的汉堡包、牛仔裤和流行音乐，都不是政府出面推动和形成的，都是无数西方社会中的个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自发努力打造的结果，并最终俘虏了许多国家的大众阶层。 在这个时候，有必要淡化孔子学院的官方色彩，推动其向非政府组织转型。在其他文化交流载体与方式上，也有必要大力加强和突出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中国人的习惯思维中，政府出面就意味着重视，意味着更多资源的投入，所以十分看重政府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适当的政府作用当然是必要的，但必须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参与进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充当主渠道。这就要求我们要突破那种习惯于政府包办一切的思路，特别是给予国内非政府组织，包括一些民间文化实体以充分的信任、扶持和发展空间，让他们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际舞台上中国文化的代表和中国软实力的发言人。特别是在对民众的文化交流层面，以及对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时，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它有利于破除彼此间的政治文化隔阂，使中国文化不但进入他人的生活，还能进入他人的心灵。

D. 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有那些积极影响

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有助于中国梦的实现。

E. 如何让中国文化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文化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能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而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产生重要的影响.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文化竞争力在综合国力的较量中越来越重要
文化产业是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特殊领域,所以国家重视发展文化产业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震撼力,当代中华儿女一定要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重任”,这道出了国人豪迈的情感,也预示了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任务的艰巨.文化实力是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支撑,如果两者脱节或不匹配,则我们很难赢得国际话语权、主动权,已经拥有的经济实力也会受到削弱,进一步的发展会受到制约.长期看,中国经济参与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就会变成“蹩脚的旅行”,人民的尊严和自豪感也将打一个折扣.这正是我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原因.可以说,发展文化产业是我们参与全球竞争的又一个战场.
按照中央部署,有关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正在加快出台：财政方面,中央和地方财政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文化产业税收减免政策相继颁布.金融方面,证监会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发行上市,鼓励文化类上市公司进行并购重组,稳步扩大文化企业债券市场融资水平,推动完善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的配套制度；银监会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推进适应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信贷管理制度创新,推动适应文化产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创新；保监会公布了首批11个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的试点险种.
为支持文化产业“走出去”,各部门还采取部际协调的方式,完善财税、金融、外汇和通关等配套政策,拓展对外文化贸易网络,积极扩大文化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可以说,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已经迈出积极有力的脚步.
这里要强调的是,文化体制改革是“两手抓”、“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一方面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两者,又都统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目标之下.
现实看,无论从文化传播的内容、渠道、技术哪一个方面衡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会有交叉.从文化的公益性来看,走向市场的文化产业也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是说,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要相得益彰,相互促进.也要避免文化产业搞一窝蜂和GDP崇拜,务求扎扎实实,稳妥推进.
当然,要构建文化发展促进体系包含多个方面.除了形成政府行政合力之外,还要认真细致梳理相关文化政策,及时进行政策修正才能实现文化繁荣的效果,同时要发挥行业协会对文化产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另外,还要积极发挥文化活跃骨干人才的带动作用,丰富文化样式的多样性.

F. 现在中国有搞文化封锁吗

有。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干扰的比较多，毕竟现在社会以汉族文化为主，对他人文化总有排斥的。少数民族人口多年来一直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也有这部分原因，这么多年来他们中部分甚至不曾被外人所知，说没中央的文化封锁谁都不信的。

G. 全国推进依法治国在文化领域特别提出加强哪些方面立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文化领域特别提出加强哪些方面立法？
答：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互联网领域立法。

H. 近年来,我国文化领域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1、5年出台4部法律1部决定

不到5年时间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审议通过了《网络安全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国歌法》以及《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4部法律、1部决定。出台和修订了一大批文化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可以说力度大、数量多、效果好。

2、推出原创首演剧目近2900部

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实施了一系列工程，包括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戏曲振兴、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国家美术发展和收藏等。

为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主题实践活动和大范围集中轮训，仅2016年就有10万人次参加基层采风活动。2015年和2016年，全国共推出原创首演剧目近2900部。

3、三分之二的村有文化中心
乡镇(街道)文化站41175个

近年来，我们坚持“重心下移、共建共享”，加快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县级文化馆有3153个，博物馆、纪念馆4109个，文化馆3322个，乡镇(街道)文化站41175个，已经有三分之二的村有了文化中心。

所有社区都有文化活动室，覆盖城乡的国家、省、市、县、乡、村(社区)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已基本建成。

4、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补助从每年1万元提至2万元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确立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着力加强保护传承能力建设。在大规模普查、登记基础上，启动实施了非遗记录工程。积极支持广泛开展传习实践活动，2016年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传习补助从每人每年1万元提至2万元。

5、中国已与20个国家签署合作拍摄电影协议

在对外合作方面，我们已经与20个国家签署了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中美、中欧各国、中亚各国的电影合作日趋活跃，开放竞争、合作共赢局面正形成。

I. 我们国家在文化领域的第一部法律

第一部是 1980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