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法治
1. 隋朝施政相比秦朝,有什么重大进步
隋朝施政进步于秦朝，主要取决于其制度的革新；换句话说自秦始皇以来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到了隋唐之际已经日臻完善，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枢机构内部分工日益详细，新兴的三省六部制取代了原先机构设置相对简单的三公九卿制。宰相一人专权的现象被打破，中枢有尚书令、侍中、中书令三人共同分担和行使宰相的各种工作和职能。不仅如此，三位宰辅都有属于自己办事机构以及配套僚属，例如‘尚书省的不仅有尚书令还有左右仆射、左右平章等各级官吏、中书省除了中书令之外还有专门负责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舍人等人员、门下省亦然’。三省分别负责执行、监察、决策等工作，既相互配合有相互制衡，可以提高工作质量和办事效率。
原先执掌军权的三公之一‘太尉’的职能被名叫‘十二将军府’的机构所取代，十二将军府又叫‘鹰扬府’，各府长官为郎官和副郎官。各府郎官地位平等，互不统属，直接向皇帝负责，如此既方便了国家队军队的管理又避免了隋以前权臣依靠军权颠覆国家的隐患。
九卿的职能被六部和其专属机构所取代，礼、工、度支、民、刑、兵等各部均设有尚书、左右侍郎、郎中若干、主簿若干人。充实的人员班底不但将各部内部的分工进一步具体化而且还使得这些国家常设中央机构有了很大的抵御风险能力，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水平。这些都是机构设置简陋的九卿衙署所无法比拟的。
二、决策和制度更具有时代性、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隋文帝开国不久即宣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输籍定样’、‘大索貌阅’，成功的在第一时间掌握全国的信息，大大提高了国家‘数字化’管理水平。这种依据档案和调查来制定税收的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隋主宣布重铸和统一货币，新货币号‘五铢钱’，无论质量还是外观式样均优于前代。
均田制和府兵制的推行是在北朝社会大改革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新的均田制与府兵制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均田制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可以直接纳税的编户齐民，这一点与豪强世族的衰落和奴婢解放有着密切关系。府兵制是国家在义务兵征制和军事管理上的又一大改进，府兵来源于民间，战则为兵，闲则为民，兵农合一使得国家不仅获得了广泛的征兵基础还间接节省了军费开支，同时也简化了国家军事管理。
俗话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隋帝国的管理是在借鉴前朝经验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他的进步和完善与秦帝国所开创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始皇帝破天般所创造的一切，隋帝国的繁荣和强大是无法现象的！
2. 隋朝如何完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
隋朝时实行了 三省六部制，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为中央政府最高统治机构，三省相互牵制和制约,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吏、礼、兵、户、刑、工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从而完善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造。
另外实行了科举制，开放殿试有利于打破 特权垄断、扩大官吏人才来源、提高官员文化素质、提高了效率，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善。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隋朝建立后，将北周仿照周礼设立的官爵制度废除，设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隋设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秘书省类似于后来的馆阁，内侍省则是一个专门的宦官机构，主持中央政权的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三省互相牵制，共同向皇帝负责。其中，决策者为内史省，长官称内史令；审议者是门下省，长官称纳言；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是尚书省、置尚书令、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礼、兵、度支（后改称民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工六部。隋朝，三省长官均为相职，同时，三公、三师也参预朝政，也是宰相。
3. 隋文帝法治改革的作用
隋文帝杨坚(541年一604年）晚年，手下的开国功臣都被他或杀或贬，所剩无几也。尽管他笃信佛教，教育臣民一心向善，但他自己并未放下屠刀，而是变得更加残暴嗜杀，杀人的理由也是奇怪得让人吃惊。
公元581年_月甲子日，北周静帝以杨坚众望所归下诏宣布禅让。杨坚初为皇帝，曾大力革除前朝苛政，删减北周旧律，用轻刑代替重刑，把一些应判死刑的条律改为流放，称为“化死为生”。然而，在隋土朝政权逐渐稳固后，杨坚便开始随心所欲地狂屠滥杀，所有法律在他眼单，都变得一钱不值。
杨坚生性猜忌多疑，常以精通法制、明察秋毫自诩，对臣下非常苛刻。他经常命左右近臣充当特务，侦查中央和地方官员，谁若犯有小过，便处以重罪。
他担心臣僚和官吏贪赃枉法，就想出了“钓鱼执法”的高招，私下派人给一些县令、刺史送钱物，这些人如果收受，就立即处斩。不少人因见则眼开，一时糊涂，经不起“考验”，或以为是中央的赏赐兴高采烈地收下了钱物，结果却把脑袋弄丢了。
杨坚有打人的嗜好，经常在朝堂上打人。行刑的人若挥动 棍杖力度不够，他就大发雷霆，认为行刑者有私心，甚至下令 将行刑者砍头。
尚书左仆射高颎等人进谏，说朝堂不是责罚人 的地方，劝杨坚不要在殿廷上杖责大臣，杨坚却置之不理。不论是朝廷要员，还是文人学士，只要他一声令下，武士们就冲 上去按倒在朝堂，当着众臣的面杖击。被打者不但人格上受到 羞辱，肉体上也遭受巨大痛苦，轻则皮开肉绽，重则一命呜呼。
有一次，身为宰相的高颎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带领一帮大臣到朝堂请罪，说：“陛下养育天下生灵，致力革除弊端，而百姓无知，犯罪的人没有断绝，致使陛下处罚过于严厉。这都是我们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请让我们辞职，为贤才让路。”
杨坚一听说高颎等人要辞职，觉得事态有点严重，回头问站在身边的领左右都督田元：“我的杖重吗？”
田元觉得应该提醒皇上收敛一下了，便实话实说：“陛下的刑杖的确很重。”
杨坚又问： “我的杖难道有什么特别吗？”
田元用手比划说： “陛下的杖粗如拳头，比平常的杖大得多，打人30杖，相当于平常杖数百下，所以经常把人打死。”
杨坚龙颜不悦，但因高颎等人以辞职相劝，又不好发火，便很不情愿地下令撤去殿内的大杖，再有受处罚者，交有关部门处理。
事后，杨坚仍一如既往地凭自己的好恶在朝堂上杀人。一天，有位大臣上朝汇报工作，因言语触怒了杨坚，杨坚便下令将此人就地斩首。兵部侍郎冯基一再谏阻，杨坚不听，坚持要在朝堂上行刑。杨坚后来也觉得事情做得太过分，却又不愿认错，便轻描淡写地赞扬了冯基几句，又准备对那些没出面谏阻的臣僚动刑。
杨坚还经常随心所欲地制定法律条文。
开皇十六年（596年），有官员奏报称，边境合川粮仓少了7000石粮食。杨坚命大臣斛律孝卿负责查办此事。斛律孝卿调查后报告，粮食为主管官吏所盗。杨坚大怒，又令斛律孝卿即刻乘坐驿车驰往合川，将该主管官吏处斩，家属没入官府为奴，标定身价出卖，用以填补粮仓空缺。此后，杨坚对监管边境地区粮仓的官吏都很不放心，下令凡盗窃粮仓里粮食达1升以上者，均判处死刑，家属没官为奴。
在杨坚看来，地方官吏都是些阳奉阴违的人，经常会钻法律的空子，放纵犯罪者，使中央的政策难以贯彻执行，他于开皇十七年 （597年） 下诏说，各级政府所属官吏，如有犯罪者，可以在法律规定之外酌情处以杖刑。结果各级官吏上下驱逼，宁左勿右，对被审讯的人重复施以重刑，致使冤案日增。
尽管杨坚一意推行严刑峻法，但全国的犯罪率仍居高不下，京城的治安状况也不断恶化，盗匪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市上抢劫，偷盗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杨坚为此向群臣询问如何处置。但群臣还没来得及发表意见，他又自问自答地说： “我知道该怎么办啦。”随后便诏令凡举报盗贼者，没收被举报者的家产，作为对举报人的奖赏。
诏令颁布后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有的地痞无赖却发现此法有利可图。他们故意在路旁丢弃财物，路人一旦拾取，便将其 扭送官府，诬为窃贼，以领取奖赏。此法执行的结果是人心大坏，不少人专以诬陷他人为能事。
杨坚随后又接二连三颁布更加严酷的法令：盗窃1钱以上者处死；官吏贪污1钱以上者处死；听到举报或亲见盗贼而不告发者处死；4人合伙盗窃1根屋椽、3人合伙盗窃1个瓜果者处死……
新法令颁布后，引来民怨沸腾。有人劫持了执法官吏，对他说：“狗官听好，你代我们奏报皇上，自古以来，不论哪个朝代，都没有盗窃1钱而死者。你要是不向皇上转告我们的话，我们会再来找你。到那时，你全家人都别想活命！”
这个执法官立即入宫奏告杨坚。杨坚正为自己下达的一系列律令使社会治安迅速改善而得意，听了官吏的报告，犹豫了半天才很不情愿地说：“那就把‘盗取1钱处死’这一条取消吧。”
有一年春节，有人向杨坚报告，御史监师没有弹劾那些穿戴与佩剑不整齐的官员。杨坚大怒，认为这是对皇帝的不敬，就对监师吼道：“你身为御史，为何放纵官员不遵守制度？”立即下命将他处死。
谏议大夫毛思祖觉得杨坚太过分了，上前劝谏，也被杨坚以袒护罪臣的罪名砍头。官员因各种小事被砍头的更是举不胜举：有因延误了收麦秸季节被砍头，掌管武器库的官员因办公地杂草太多被砍头，有因接受西域使者送的鹦鹉被砍头……
杨坚喜怒无常，一发怒就要打人、杀人。有一年六月，杨坚又要在朝堂上杀人。按法律规定，处死罪犯应在秋后，于是大理少卿赵绰谏阻道： “现在是夏末，是天地生长万物的季节，不可在这个时节杀人。”
杨坚辩驳道：“六月虽说是生长的季节，但也有雷霆嘛！天道既然在炎热的时候也会震怒，我效法天道行事，有何不可？”随即下令把那人杀了。
刑部侍郎辛亶听说穿红裤子有望升官，便穿着红裤子上朝。不料杨坚却说他是以巫术诅咒别人，下令将他处斩。赵绰上奏说：“按照法律规定，辛亶不应处死，我不敢奉诏。”杨坚大怒，便将赵绰抓到朝堂准备斩首。赵绰仍坚持己见，面不改色地说：“宁可陛下杀我，不可杀辛亶。”然后从容解衣，引颈受斩。
最后，杨坚怕杀了赵绰引起太多人反感，才下令把赵绰放了。
杨坚无视法律，凭自己的情绪、好恶决定群臣的生死，一些佞臣看准这一点大钻空子。
宰相杨素善于玩弄权术，经常在杨坚面前进他人的谗言，公卿大臣无不心怀畏惧。杨素与鸿胪少卿陈延有矛盾，一日，他经过陈延的官衙，见庭院中有马粪，几个仆从正在地毡上赌博。杨素觉得报复的机会来了，立即向杨坚报告。杨坚大怒，吼道：“主官不打扫庭院，仆从玩游戏把官府的毡子弄脏弄坏，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严重的？”当即下令将赌博的人拉到西市乱棒打杀，陈延遭到鞭笞，被打得死去活来，险些丧命。
杨坚在位最后几年，法网越来越密，上至功臣勋将，下至官吏小民，被冤杀者无数。他翦除了一个又一个心腹之患，自以为江山可以永固传万代，却没有想到，在他咽气后才十几年，儿孙便被别人砍瓜切菜般一一宰杀，隋王朝江山也改成了李氏唐王朝。
4. 隋代法制的历史教训有哪些
仿北齐律的结构,确立并完善了封建刑律的十二篇体制,删除了北周不少苛酷的刑罚内容,标志着封建刑罚制度趋于成熟,很好地维护了封建宗法关系,有效地巩固了封建皇权与封建国家的统治,为隋初的社会兴盛和国家统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直接影响到唐代.隋文帝统治后期和隋炀帝在位期间以法坏法、有法不依、滥用酷刑,使自己制定的良法如同具文,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隋王朝的灭亡
5. 隋文帝在位时实行了什么政策使当时社会出现了繁荣现象
隋文帝在位时，改革（制度），发展（生产），注重（吏治），国家出现（统一安定）的局面，人民负担较轻，社会经济繁荣。
隋文帝杨坚（公元541年7月21日－公元604年8月13日），隋朝开国皇帝。汉族，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
鲜卑小字为那罗延（金刚不坏），鲜卑姓氏为普六茹，普六茹鲜卑姓氏是其父杨忠受西魏恭帝所赐的。后杨坚掌权后恢复汉姓“杨”，并让宇文泰鲜卑化政策中改姓的汉人恢复汉姓。
杨坚在位期间，军事上攻灭陈国，成功地统一了严重分裂数百年的中国，击破突厥，被尊为“圣人可汗”；内政方面，开创先进的选官制度，发展文化经济，使得中国成为盛世之国。开皇年间，隋朝疆域辽阔，人口达到700余万户，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时期。
6. 唐朝和隋朝时代的经济,文化,思想,政治发面实施的政策
隋朝：
1、政治：隋朝开创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唐朝进一步完善三省六部制而加强了中央集权。
2、经济：出现了开皇之治。
3、思想文化：兼收并蓄，由于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民族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出现了文化的全面繁荣,影响很多国家.
4、军事：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 革府兵制。
5、民族关系：隋朝在对外交往上，主张众国臣服的朝贡体制。各藩属国奉隋朝为宗主国，定期朝贡，各国和平相处。如果有国家不愿意臣服，必要时隋朝会采取战争的手段威服之。如果有国家侵犯另一国，隋朝为了维护朝贡体制会帮助弱国击败强国。如果各国臣服隋朝，隋朝也给予优惠回馈。在这样外交理念下出现万邦来朝的恢弘局面，然而隋炀帝过度夸耀，浪费不少人力与物力。
6、对外交往：隋唐经济文化繁荣，对各国有很强的吸引力；隋唐与东南亚的骠国（缅甸）和南亚的天竺有使节、技术、宗教等交流。隋唐与中亚的波斯和大食有交往。
唐朝：
(1)政治方面：①知人善任,虚怀纳谏.皇帝充分发挥臣僚作用,减少了政策的失误.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唐朝的长治久安.②革新政治.唐初部分沿用隋制,但又有改革,沿用的部分隋制是因为那些制度不仅适应隋朝,在隋朝发挥了一定作用,而且在唐朝也能适应,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鉴于隋亡,制度又有所革新.关于革新、完善制度,将在“隋唐制度的革新”一节里讲,这里不必重复.
(2) 经济方面：① 轻徭薄赋,劝课农桑.隋炀帝无休止地征发徭役,迫使农民起义,唐朝吸取了隋亡的教训.封建统治者立国的基础在农业,此项措施可以看做是“贞观之治”局面出现的最基本的原因之一.②戒奢从简.这与上面的措施互为表里,一方面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大力提倡节俭,“贞观之治”的出现,与这种风气不无关系.
(3)文化方面：兴科举.以儒为师,大办学校.唐朝的文化策略,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兴科举是继承隋制,以儒为师是继承汉制.但是,在继承的基础上,都有较大的发展.大办学校,就其规模、种类、数量和课目设置,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
7. 隋朝法制的得失与隋朝的兴亡有何关系
仿北齐律的结构,<开皇律>确立并完善了封建刑律的十二篇体制,删除了北周不少苛酷的刑罚内容,标志着封建刑罚制度趋于成熟,很好地维护了封建宗法关系,有效地巩固了封建皇权与封建国家的统治,为隋初的社会兴盛和国家统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直接影响到唐代.隋文帝统治后期和隋炀帝在位期间以法坏法、有法不依、滥用酷刑,使自己制定的良法如同具文,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隋王朝的灭亡
8. 分析隋朝灭亡的原因,从政治经济文化法治角度分析
隋朝的灭亡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隋炀帝好大喜功，耗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修建大运河以及三征高句丽导致的
9. 中国古代法制的三大时期
奴隶社会时期
原始社会末期以祭祀祖先仪式为核心的 “ 礼 ” 由习惯逐渐演变为法 。夏朝国家形成伊始，法制尚处草创阶段，奉天罚罪的法制观 《左传》中记载的 “ 禹刑 ” ，大抵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至商朝，刑法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法已初具规模，所谓“ 刑名从商 ” 。以残害人体为主的五刑(墨、劓、刖、宫、大辟)在商朝已较为通行，但处刑的手段尚未规范化，还没有一套严格的刑罚制度。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叶以后，井田制遭到破坏，郡县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权旁落，政权下移，宗法制日趋衰落，奴隶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确立。由于经济基础的变革，阶级关系的变化，从而引起法律制度的变革，最重大的改革莫过于各诸侯国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郑国执政子产， “ 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 ，这 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郑国邓析所作竹刑，便于携带和流传，在法律发展史上又是一大进步。
封建社会初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中取得了政权的地主阶级，运用政权的力量先后在各国进行旨在发展、巩固封建生产关系，建立封建政治的变法运动。魏国李悝制定《法经》，分为盗、贼、网(或作囚)、捕、杂、具六篇，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封建法典，为以后历代法典的滥觞。
后来商鞅入秦国主持变法革新时，携《法经》入秦，并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性、稳定性、必行性，是稳定而普遍的规则，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为名。秦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商鞅变法以来的法家思想和政策。其中韩非的以法治为中心 ，法、术 、势相结合的思想，对秦始皇政权和法制活动影响极大，成为其指导思想。秦朝法律令名目繁多，体例和内容已经相当完备，司法机构和诉讼制度逐渐形成。
汉朝建立后，萧何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章，制作了《九章律》，就是通常所说的汉律。汉朝董仲舒提出的 “ 德主刑辅 ” ，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刑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至此中国刑罚制度从野蛮走向文明和进步。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中央和地方司法机构，诉讼与审判制度。“春秋决狱 ” 是儒家文化渗透法制的直接体现，其要旨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颇有建树，魏国的《新律》，东晋的《晋律》(又称《泰始律》)，北魏的《北魏律》和《麟趾格》，西魏的《大统式》，北齐的《北齐律》，北周的《大律》等。这时期的封建法律形式日趋完备，篇章体例的设置日趋科学，刑罚制度日趋规范，礼律日趋融合，其中《北魏律》为隋唐律典的渊源。为维护地主阶级特权， “ 八议 ” “ 官当 ” 入 律。所谓 “ 八议 ” ，是指八类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减刑的规定。“ 官当 ” 即官员若犯徒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与爵位抵罪。在诉讼制度方面建立了 “ 登闻鼓 ” 直诉制度。登闻鼓设于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击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长官诉 冤，这种制度经过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
封建社会发展时期
承上启下的是隋朝的《开皇律》，无论在篇章体例和基本内容上， 较以前的封建法典均有显著 改进，是对秦汉律以来的法律的总结，也为唐律奠定了基础。
唐朝以“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 为法制指导思想上，将封建立法推向高峰，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及《律疏》、《开元律》及《开元律疏》、《大中刑律统类》、《唐六典》 等。其中《永徽律》及《律疏》合称《永徽律疏》最负盛名，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 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而且尽可能引 证儒家经典，用以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使 “ 疏 ” 与 “ 律 ” 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从此 “ 天下断狱，皆引疏分析之 ” ，成为统一解释律文的法律依据。 民事、行政、刑事立法空前完备。
宋朝初年制定的《宋刑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这一时期的法律特点是：确认封建的租佃关系和田宅典卖制度，加强活动对司法权的控制，刑罚更加野蛮，折杖法、刺配之法、凌迟等酷刑的滥用是刑罚制度的倒退。
元朝的立法有《大札撒》、《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这一时期的法制发展没有显著进步，有几个特点：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把人民划分为高下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残酷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确认蓄养奴婢的合法性；在继承汉族法律的同时又保留了蒙古族的习惯法。
封建社会后期
明律于唐律比较，大为严苛，所谓“轻其轻者，重其重者”。明太祖以“重典治乱国”为指导思想。《大明律》增加、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明太祖亲自制定《大诰》，汇集了当时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制定了新的法律规范，兼有明太祖对臣民的训诫，直接反映了重典思想。为调整封建国家各机关权力职责更好地集权于中央，制定了行政法典《大明会典》。
《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清会典》康熙时仿《明会典》制定《康熙会典》，此后雍正等四朝均加以修订。其详细记载了清朝从开国到光绪朝各级行政机关的执掌、事例和活动原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完备的行政法规，也是中国封建时代行政立法的总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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