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学会

① 罗培新的人物荣誉

曾获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北京大学第九届“挑战杯——五四青年科学奖”一等奖、深交所第六届会员单位和基金公司优秀研究成果综合市场类一等奖、北京大学创新奖、美迈斯“面向二十一世纪法学奖学金”特等奖、君合律师人才奖学金第一名、宝钢奖等若干奖项。
2006年9月被上海市法学会评选为上海市第三届“优秀中青年法学家”。
2009年获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及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 2014年获评为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② 叶青的个人荣誉

荣获第五届上海市教学名师奖、上海市第三届优秀中青年法学家称号。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现兼任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法学会理事、上海市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综合治理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教育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特邀委员、上海律师学院特聘教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刑事诉讼法学、诉讼证据法学和中外司法制度。著有《刑事诉讼证据问题研究》（2002年）、《证据法学：问题与阐述》（2012年）。先后主编《刑事诉讼法学》（2010年）、《诉讼证据法学》（2006年）、《刑事诉讼法学专题研究》（2007年）、《刑事诉讼法学：问题与阐述》（2009年）、《上海法治发展报告2012》等教材、专著和论文集20多部。

③ 市法学会是什么单位,干什么的

法学会是人民团体、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

主要任务是：组织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学习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宪法法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提高政治素质、法律素质和业务素质;

引领、繁荣法学研究，推进法学理论创新、法律制度创新和法治文化创新，促进法学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转化，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智力服务;参加国家政治协商、科学决策和

民主监督，对我国改革开放和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学术研讨，提出对策和建议;组织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新经验，反映新情况，研究新

问题，加强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参与国家和地方立法总体规划的研究以及法律、法规、法律解释的咨询、论证、草拟、修改等工作，参与全国性、地方性和行业性法治评估工作;组织评选和表彰优秀法

学人才和优秀法学成果等活动，营造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良好环境;参与法治宣传，主管主办本会法制、法学报刊和网站，编辑出版法学法律图书、资料;参与法学教育，培养法学、法律人才;发挥人

才、智力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咨询、培训和法律服务发挥人才库和思想库的积极作用;反映会员和法学界、法律界的意见与要求，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3)上海法学会扩展阅读

市级法学会一般工作任务：

1、组织会员参加法学研究活动；

2、组织法学学术会议；

3、开展国内外法学学术交流与合作；

4、组织、推动会员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5、 组织有关立法、执法、法律监督等问题的讨论，提出建议或者咨询意见；

6、参与法制宣传和法学教育培训工作；

7、编辑出版法学刊物、书籍和资料；

8、 反映会员的意见、建议和要求，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9、开展法律服务；

10、承办领导机关交办的事项。

④ 郭为禄的介绍

郭为禄，1964年4月生于福建平潭，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兼任上海市法学会教育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海峡两岸法学研究中心理事会秘书长兼中心主任等职1。本科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在华东政法大学获得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师从于著名法学家王立民教授。

⑤ 陈旭为什么杀人

杀人是为了灭口。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陈旭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据公开资料显示，现年65岁的陈旭现任上海市法学会党组书记、会长，昨天上午还在上海为全国法学会系统首个慈善法治研究会揭牌。

⑥ 以新环境法的角度看柴静的穹顶之下

柴静《穹顶之下》的法治困境及未来（法治声音|李晨）

作者“李晨”介绍：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律师协会环境资源专业研究委员会主任；上海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低碳经济师。

昨天，手机被柴静的《穹顶之下，同呼吸共命运》刷屏，朋友们各种热议，再次唤起大家内心深处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思考。相信“穹顶之下”的热议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最终又会被“奔跑吧兄弟”、“我是歌手”、“一路上有你”、“抢红包”等各种此起彼伏的刷屏所淹没。民众内心被激发、唤醒的环保意识，将被时间又一次无情的磨灭。

作为一个法律人，在感谢柴静的同时，一个声音在问，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法律作为保护公民健康权益的最后底线可以做些什么？如何才能形成一个可持续的法治闭环，去长久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

先来说说中国的环保法治现状。环境污染问题并非中国独有，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极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阶段。很遗憾，我们也在走着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但当下环境污染越演越烈的现状，可以说与我们的法治环境密不可分。早些年，我们的环境法治可以说是一个缺手、缺脚毫无威慑的怪物。大家都知道法律责任分为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过去，环境污染问题几乎完全依赖于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即以罚款、限产、停业整顿等方式追究污染者的行政责任，其中又以罚款最为普遍。而我们的罚款额度相对于企业的治污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企业甘愿受罚，这是一个很划算的买卖。讽刺的是，罚款反而不情愿的成为了污染行为的“保护伞”！当公众的意识被唤起，当人们问道：“你们怎么能违法排污？”得到的答案可能是：“我们缴纳过罚款了”?

值得庆幸的是，另外两个被长期忽视的法律责任正在被逐渐完善、落实。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污染环境罪”做了较大的修改；2013年6月，最高院和最高检联合发布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对《刑法》中已经有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了进一步完善，扩大了污染物的范围；降低了入罪的门槛，对普遍存在的取证难、鉴定难、认定难等问题做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同年，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分别公布了典型案例，其中对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定罪处罚，给予诸多企业及相关管理人员敲响了警钟。当公众的意识被唤起，有人问道：“你们怎么能违法排污？”得到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再也不敢了。”

2014年，《环保法》在颁布了25年后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就我个人而言，印象深刻的就两点：加强信息公开、披露义务；开闸环境公益诉讼。2015年1月，最高院出台《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环境公益诉讼做了第一次较为完整的规制。至此，污染者所面临的民事责任从立法上得到了极大的落实。试想，当公众意识被唤醒，能够更为容易的获取环境污染信息，能够通过公益组织就污染行为提起诉讼的时候，有人问道：“你们怎么能违法排污？”得到的答案可能是：“我赔不起了！”

当我看到最高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心里非常激动！我认为：这是环境法治的未来方向！当公众能够真正参与监督、并且举起法律的武器，此时，污染者的违法成本将大大提高，而国家的环境治理成本将大大降低！依据这部解释，我看到了未来环境公益诉讼的如下发展趋势，与大家分享。

（1）适格原告会越来越多，未来公众监督的渠道会增多。

司法解释明确了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的范围：在设区的市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基金会等。最高院没有在将这个范文进行严格限定，在几种类型的组织后添加了“等”字，最高院的发言人也表示，这将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允许新的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拓展这个范围。这也是考虑到公益诉讼还处于开始阶段，希望更多的环保组织可以进入到环境公益诉讼中来。

（2）案件受理后应当发布公告，并允许符合条件的原告加入诉讼，未来公益诉讼会呈现抱团取暖的局面。

目前公益诉讼处于开始阶段，对于环保组织，虽然法院大门已经打开，但其自身能力、专业性和资金还会存在困难，因此在诉讼对抗中，法院允许符合条件的环保组织的加入诉讼，提升人力、财力和专业能力，有利于现阶段环境公益诉讼的开展。

（3）检察院扮演推动角色，作为原告的支持者出现，未来环境公益诉讼会得到司法的支持。

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目前的一些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院也频频现身，例如，在江苏泰兴的“12.19”公益诉讼案件中，一审中，泰州市检察院支持泰州市环保联合会对常隆农化等6公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二审时江苏省检察院又法庭发表支持意见。地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已经成为原告的有力支持者。

（4）公益诉讼将为私益诉讼扫清障碍，未来会形成先公后私的诉讼格局。

环境公益诉讼是对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在环境污染事件中，除环境受到破坏外，还有不少个人利益受到损失的情况，例如水域污染事件中的渔民。对于这些当事人，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赔偿，必须要证明包括污染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在内的法律要素。由于力量悬殊，他们要法律维权本来是困难重重的，但现在公益诉讼的出现，将为他们扫清障碍。依据该《解释》，在公益诉讼证明了污染和损害的因果关系等侵权责任要素后，他们可以直接适用，无需再另行证明。可以预见，未来个体受害者，将会在公益诉讼获胜之后再行提起个人私益赔偿之诉。

（5）诉讼型环保公益组织将会出现，未来公益诉讼会逐渐专业化和品牌化。

环境公益诉讼的专业性要求较高，可以预见未来环保组织的格局将发生变化。有部分环保组织会不断提起公益诉讼，并从中积累经验、资金、专业人才、专业技术等，从而成为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品牌和标志。相应的，其他环保组织可能会在环保宣传、培训等其他领域更加突出。

（6）公益赔偿款的执行和使用，需要信息公开透明，未来会形成专门针对公益诉讼的监督平台。

目前在公益诉讼胜诉后，所获赔偿款须进入环保组织的指定账户，用于专门的环境修复、治理等。现阶段，这些款项在胜诉后，如何执行到位，以及执行到位后如何运用，还没有具体的法律制度。公益诉讼中所得赔偿往往款项较大，例如泰州公益诉讼案件中获赔达1.6亿元，这些款项的执行到位和实际使用，必须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否则难免会诱生滥用或私占赔偿款的腐败以及和污染企业的内幕交易。未来，我们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监督平台。

也许有人会问，李律师看来你对中国未来环境法治很有信心，我只能回答：我看到了希望！再回到本文的开始，柴静的《穹》更多的是在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这非常非常重要！若公众没有这样的环保意识，以上所有预见的未来均不会出现。若没有公众的环保意识，根本就不会有人投诉、反映环保问题，麻木地戴着口罩出行即可；若没有公众的环保意识，环保组织也不过是一个摆设而已，我们根本找不到愿意起诉的原告；若没有公众的环保意识，检察院的支持也仅是为了完成某个试点案例而已；若没有公众的环保意识，律师们也仍然在低头忙于生计或者赚钱。这比什么都可怕！环境保护的法治未来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点滴努力，在于每一个法律人参与其中所汇聚的法治力量，与各位共勉！

⑦ 雷经天是教育家吗

1958年9月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兼政治法律研究所所长。曾兼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上海市法学会会长等职。因病逝世后，被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确认为烈士，这样看应该也算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⑧ 蒋传光的介绍

蒋传光，男，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和法律教育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理事。

⑨ 产权交易所规定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什么意思这样的规定有什么作用

日前，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将先前以各类名目设立的交易所，推到了被清理整顿的风口浪尖。今后，“野蛮生长”的各类交易所或许将结束监管真空期，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也将进一步加强。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各类交易所面临的诸多法律困惑仍有待解决
交易所乱象丛生
近年来，一些地区为推进权益(如股权、产权等)和商品市场发展，陆续批准设立了一些从事产权交易、文化艺术品交易和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等各种类型的交易场所。由于缺乏规范管理，在交易场所设立和交易活动中违法违规问题日益突出，风险不断暴露，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非经中央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种交易场所达300多家，交易标的涉及稀贵金属、艺术品、股权、碳排放权，以及农副产品、医药产品等。如今年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天津文交所，以及噱头十足的华西村商品交易所、中国期酒交易所等等。这些交易所质量参差不齐，存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
日前，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上海律协期货专业委员会、同济大学上海期货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交易所规范发展法律问题研讨会”上，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吴弘教授指出了目前国内各类交易所存在的四大“乱象”：
一是交易场所组织者放弃管理，或交易规则设计不合理，或擅自频繁变更规则，运营模式混乱、交易信息不透明，致使投机分子出没，违规炒作、价格操纵等风险事件频发，行情波动剧烈，完全背离规避风险、发现价格的初衷，沦为投机赌博者的舞台，组织者亦牟取暴利，给市场和投资者者带来了严重损失。
二是片面追求交易量，盲目扩大市场规模，通过各种手段吸引投资公众参与。一些未经正规合法注册的交易场所四处诱骗投资者开户交易；一些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平台吸收自然人参加交易，直接埋下社会不稳定的隐患。某交易场所试营业一年内，客户数量已经超过了1万户；某交易所的投资者为达到金卡开户门槛，不惜举债办卡，日开户量曾一度达到300人，平均每天吸收资金1.5亿元。
三是一些交易场所未经批准，违法开展变相证券期货交易活动，将股权、文化艺术品等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和转让，采取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或采用期货方式交易大宗现货商品。如个别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将不能分割的品种，份额化后集中竞价交易。
四是个别交易场所股东直接参与买卖，甚至发生管理人员侵吞客户资金、经营者卷款逃跑等问题，如2008年华夏交易所数亿元保证金被卷款潜逃，遗留问题至今尚未解决。
除此之外，光大证券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助理、法学博士胡茂刚也指出了目前国内类期货交易所泛滥，带来的一些不规范运作，例如，自营商代理自然人客户入市，交易占比畸高；交易制度权威性不足，修改没有法定程序；客户资金未实现三方存管；保证金较低或者仓单质押融资超过50%等。
各类交易所“野蛮生长”、“乱象丛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在吴弘看来，“既有地方政府受强烈的金融热情驱动，热衷于发展本地交易市场，忽视市场建设规律和政府监管责任的现实；也有相关法制尚不健全，存在监管盲区的问题。”
“当年"原始股"欺诈活动教训应该吸取”，吴弘谈道，“不法分子与非法中介机构就是借助了某些不规范的产权交易场所交易非上市公司股权，被害的投资者数量巨大且具有不确定性，其合法权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由于受让后没有合法流通渠道，其股东身份也难以获发行公司承认，投资者如同持有废纸一般；一些投资者用自己的血汗钱投入其中，结果钱款被卷走，肥了非法倒卖的中介公司；加上非法交易的行为人往往转移、挥霍部分或全部资金，查处和清退资金的工作也非常困难，以致酿成群体性矛盾，危及社会稳定。”
由此可见，不规范交易场所问题风险性大，社会影响大，如任其发展蔓延下去，极易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必须及时清理整顿。
上个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规定，“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专家指出，我们应乘着国务院38号文的“东风”，认真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对涉及社会公众参与、采用变相证券期货方式交易的场所坚决整顿。
监管真空期何时结束
各类交易所乱象丛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监管的缺失，因此，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制度至关重要。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院院长助理刘春彦一针见血地指出，“证券交易所受《证券法》以及证监会制定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调整的，受证监会监管；期货交易所受《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及由证监会制定《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调整的，受证监会监管。与之相比，文交所等各类交易所是新生的事物，目前处于模糊地带，既无配套的法律法规对其约束，也不受统一的市场监管机构的监管。文交所性质的难以定位，使得对其监管难以找到明确的归口。天津文交所目前发展形势类似于证券化交易市场，但其交易的又是文化类产品，证监会对其监管难以找到有效的法律依据。”
“现在国内各文交所主要是由文化部门监管，或者根本就没有监管部门。某文交所受到质疑后在媒体上声称向监管部门汇报，未见其下文。目前，郑州文交所因涉嫌违法经营文物被文物局核实调查，虽然最终结果未成定论，但对监管法律的缺位敲响了警钟。”刘春彦补充道。
的确，加强有效监管，是交易所规范发展急需跨过的一道门槛。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贝政明分析道，“目前，从交易所自律管理和对违规行为处罚的权力来源来看，证券、期货交易所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其权力来源，一是证券法律、期货条例和交易所管理办法的授权；二是会员大会或股东大会对相关规则表决通过的集体意志；而《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暂行规则》对此付诸阙如，可谓自设权力。与此同时，天津文交还自行免除义务。”
“二十年交易所潮起潮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政府监管缺位、急功近利、放任资本逐利与投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为此，贝政明律师建议，“建立统一的交易所监管机制势在必行。”
自国务院38号文发布以后，对各类交易所的监管，将提上日程。据了解，此前，对于文交所的监管单位，各方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文交所从工商局注册登记后就处于“放任自由”的状态，规则频繁更改、市场大起大落等问题接连不断。但根据国务院《决定》的规定，“凡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除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之外，必须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有业内人士猜测，可能会将判断文交所以及相关的艺术品交易是否合乎规定的权力交给地方政府。
不过，也有专家持不同意见，“地方政府是没有权力批准建立文交所的，文交所进行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实际上就是证券化的交易模式，所谓的文交所操作的是股份，操作的模式和规则应该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模式来进行，成立也必须通过证监委甚至国务院批准。如果有人将文交所的保证金卷走，地方政府是否有赔偿的义务？”
不过，“文交所如果让证监会来进行协调、监督、监管，也是存在问题的，证监会按照国家《证券法》规定，只对公募进行管理，而对于文交所涉及的私募，《证券法》并没有给予证监会管理职能。”业内人士表示。
除了文交所的监管职能需进一步明晰外，贵金属交易所和大宗电子市场也需要清理整顿。业内人士指出，“这场监管风暴其实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深层次体制上的问题。这一点在黄金上最明显，即中国分业监管的困惑。按照商品属性，黄金应归商务部，按货币属性则应归属央行，按照类似证券、期货的交易方式又属于证监会管辖范围。或许黄金可以作为混业监管的先例，应该成立一个综合监管部门。”
解决三大法律困惑
交易所要规范发展，一方面，需解决好监管难题，而另一方面，需直面三大法律困惑。刘春彦告诉记者，“一是各类交易所的规制法律体系建立；二是各类交易所的法律性质、组织形式；三是各类交易所的规则法律效力。”
首先，需建立各类交易所的规制法律体系。
刘春彦表示，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法律规范体系的主体是由2005年10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颁布的《证券法》和2001年12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修订颁布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构成。自《公司法》和《证券法》修订以来，辅助以中国证监会发布或者联合国务院其他部门发布的各种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基本上形成了覆盖证券市场各个主体、各个环节的规章体系，使证券市场法规体系基本健全。
我国虽未颁布《期货交易法》，但2007年2月7日国务院第168次常务会议通过颁布《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国证监会作为期货市场的监管机关，为贯彻执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制定了与之相配套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等规章，从而强化了对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明确了中国证监会对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的地位。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与各地文交所和艺术品权利份额发行、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出台专门针对艺术品份额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各地文交所的筹建和艺术品份额的公开发售和交易活动的法律法规依据不足。许多交易所实际上是一个金融机构或者类金融机构。根据一般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类的交易所或者交易场所一定要通过国家强制的法律监管起来，否则会引起系统性风险，引起社会不稳定。”刘春彦分析道。
其次，各类交易所的法律性质、组织形式待明确。
“我国目前没有对文交所等交易所进行规制的相关法律，现有二十四家交易所根据他们的官网载明信息，都是采用公司制的，这就决定交易所要受到《公司法》的调整。这产生两点问题，第一，我国《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第4条也将股东的资产收益权作为股东的第一项权利加以规定，体现了公司的营利性的特征。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等多家交易所在交易规则中规定其为非营利性的机构，其实际经营仍然是以盈利为目的，这就造成了矛盾；第二，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的组织形式都是采取的会员制，公司以会员的身份共同组成。根据会员制交易所的组织规则，只有取得会员资格的证券公司或期货公司，才可以参与证券交易所或者期货交易所组织的集中交易，非会员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可参与交易。而文交所没有类似A股券商的中介机构，基于文交所内部的电子交易系统，向文交所上缴一定比例的佣金，投资者可以进行艺术品份额交易买卖，事实上文交所还承担了"交易中介"的角色。由此看来，文交所其实是执行了交易所和券商的双重职能。这样就会造成各方责任不清、信息不透明等一系列的问题。现有的两家证券交易所和四家期货交易所从本质上属于场内交易，其他的交易所不都属于场内交易，场内交易的本质是交易所履行中央对手方职能，交易所也承担履约担保职能。这是其它交易所所不具备的。”刘春彦表示。
第三，如何体现各类交易所的规则法律效力？
据了解，现有的交易所都是公司制的，交易所单方制定的交易规则的法律效力如果存在疑问，交易所是否有权单方更改规则？投资者参与交易是否默认规则的法律效力，这些规则是否通过了有关部门的批准？根据《证券法》第118条的规定，证券交易所依照证券法律、行政法规制定上市规则、交易规则、会员管理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则，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期货交易所制定或者修改章程、交易规则，应当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而现有的这些文化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未经有关机构批准，其法律效力存疑。
而此次国务院发布的38号文件，则对交易规则规定非常严厉。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律师、高级合伙人曲峰分析道，“一方面，出台相关规定，控制现货和证券的交易广度，如禁止自行将权益均等化并连续集中竞价，且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另一方面，清理交易规则。如非经批准的电子交易场所，禁止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匿名交易、电子撮合等类期货的标准化合约交易方式，其中还规定同一投资者就一个产品的交易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不难看出，监管层试图规避频繁操作和高杠杆风险。”
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
此前，各类交易所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以及法律法规的规制，存在巨大的风险。尤其是艺术品证券化之后带来的大幅涨跌，使得一些人在暴富的同时，也让部分在高位买进的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
今年1月，画家白庚延的《黄河咆哮》以总价600万元在天津文交所上市，短短两个月后，其账面价值被推高到1亿元以上，但此后价格一路下挫，到了10月中旬，《黄河咆哮》的“股价”已从最高点时的18.7元下挫到2.59元，呈现出极端的价格走势，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
专家指出，文交所发行艺术品份额进行交易，将多余资金疏导到文化产业这个蓄水池里，具有一定的资源配置和融资的功能。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增加了艺术品的流动性，同一件艺术品在“上市”以后，可以给出更高的估值，因此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具有一定的价值发现功能。但是，目前的文化产权交易所都没有统一稳定的定价机制，艺术品的估值缺乏客观依据，没有客观衡量标准的估值体现决定了其涨跌无度的情势，就像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艺术品股票一个月暴涨十几倍，更为严重的是，这为市场操纵和投机行为提供了温床，很容易被用来误导和诱惑大众进入陷阱，加大普通投资者的风险。
如今，在交易所整顿风暴的影响下，各地文交所的投资者特别关注自身权益的维护。例如，泰山文交所投资者强调，泰山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如果是被直接清理，必须以保证所有投资人不受资金损失为底线，按投资人的买入成本价格回购份额。
而汉唐文交所投资者则表示，汉唐文交所无论整顿或关门，原先投资者与汉唐交易所签订的交易合同都将终止，投资者有权选择退出或者继续和汉唐交易，现在汉唐长时间停牌，给投资者带来很大的资金隐患和不确定性，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维护投资者权益。对此，汉唐文交所相关负责人回应，“无论采取怎样的解决方案，都会尽最大努力保障投资者的权益。”
对于投资者来说，如何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呢？有律师建议，“应该详细研究相关材料后再提出具体的维权方案。不能仅仅根据主体是工商登记过的，就认为其行为合法，设立交易所需要以国务院等批准作为前置程序，故即使主体注册合法，也不影响其交易所本身的违规性。”
此外，要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还需要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获得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这方面仍需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的投资者到底有哪些法律权利还不清楚，目前多数的文交所交易规则只规定了知情权和按份享有所有权，而对投资者的其他权利及其如何行使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刘春彦进一步指出，“如《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暂行规则》第15条规定，投资人享有对艺术品和份额交易信息的知情权，包括但不限于艺术品的基本情况、发售上市过程中披露的重要信息、交易过程中披露的相关信息；第16条规定，投资人按本规则规定享有份额交易权，购买并持有份额即成为该份额标的物的共有人。与我国的证券投资者相比，对艺术品份额投资者的权益保护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艺术品退市的交割机制，艺术品份额发行期间投资者享有哪些权利和应如何行使这些权利，都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进行规定。更为重要的是，投资者的投资如果受到侵害是否享有民事诉讼的权利不清。而《证券法》则规定了投资者可以对因虚假陈述、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受到侵害时享有民事诉讼的权利。”
“清理整顿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规范发展。”刘春彦告诉记者，“当然还有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如何发挥各类交易所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与加强国家监管之间的平衡，维护企业经营自由权。”

⑩ 张学森的主要论文

1. 《谈国际商事仲裁协议》，载《法律与社会》，1996年第1期。
2. 《国际冒牌货贸易的法律问题》，载《经济与法》，1996年第8期，第22-25页。
3. 《论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地位》，载《宁波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112～120页。据该文修改成文的论文《论世界贸易组织的几个法律问题》，于1996年11月获华东政法学院“第三届韬奋学术节”优秀论文一等奖。
4. 《论大陆架划界争议中的公平原则》，载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学报《法学研究生》杂志，总第16期，第32～35页。
5. 《浅谈国际贸易中冒牌货之法律问题》，载黑龙江省法学所主办《法学与实践》杂志，1996年第6期（总第72期），第15～18页。
6. 《美国商业银行法的新发展》，载上海市法学会主办《上海法学研究》杂志，1996年第6期（总第89期）“外国法制”专栏，第45～47页。
7. 《国际保理及其在国际贸易中应用的法律问题》，载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学报《法学研究生》杂志，第19期（1996年冬季号），第54～60页。
8. 《证券纠纷案件的新特点》，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7月22日。
9. 《国外投资银行业：发展特点及其借鉴》，载国家对外经贸合作部主办《国际经济合作》杂志，1997年第2期（总第134期）“国际金融”专栏，第48～51页。
10. 《“其士”内幕交易案审结，香港证监会以败诉告终》，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7月25日。
11. 《海外官司获胜，国内债务难偿——海虹控股有关公告的情况分析》，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7月31日第1版。
12. 《基础已经奠定，架构已经形成——析我国会计师从事证券业务有关法规》，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3日。
13. 《透支纠纷是非曲直可断定》，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6日。
14. 《品牌不能乱喊价，无形资产评估必须依法进行》，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10日。
15. 《陈年老帐怎么算，解放前“老股票权益申领须依法行事》，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15日。
16. 《国有股权管理的配套法规》，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0日，第1版。
17. 《规范国有股东行为，推动股份公司发展》，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1日，第1版。
18. 《亦喜亦忧谈质押——关于上市公司法人股股权质押的法律思考》，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1日。
19. 《谈香港加快处理内幕交易案》，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3日。
20. 《国有股权益不容侵害》，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9日。
21. 《连环纠纷尚未了，质押担保接踵来——析让人眼花缭乱的法人股“运作”》，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日。
22. 《法律意识增强，行为更须规范——中国上市公司中报述评》，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16日
23. 《遵守自律规范，推动市场发展——谈〈全国保险业公约〉的启示》，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0日。
24. 《保障市场健康发展的有力武器——谈新刑法实施对证券市场规范化建设的意义》，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8日，第1版。
25. 《贯彻罪行法定原则——析新刑法中有关“证券犯罪”的条款》，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8日，第1版。
26. 《如何认定证券犯罪》，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8日，第1版。
27. 《纠纷初审结，分歧未消除——宁波华通500万股法人股股权争议双方均称将上诉》，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1日。
28. 《抓住机遇，难中求进——析我国国企改革面临的突出矛盾和焦点》，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5日第1版。
29. 《联交所规范公司运作不手软，21家上市公司被停牌》，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7日。
30. 《既是稳定调节器，又是发展推动力——析投资基金对我国资本市场的促进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12日，第1版。
31. 《牵线搭桥，功不可没——谈证券商载我国证券市场上的积极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19日第1版。
32. 《建章立规重治理——析我国部分省市规范股份公司运作的做法》，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20日第1版。
33. 《有突破才有发展——谈上市公司业务突破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26日第1版。
34. 《用好证券市场的“壳”资源——上市公司“换壳”对市场发展的积极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2日，第1版。
35. 《股份合作制不是过渡形式》，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7日。
36. 《股权转让缘何日趋活跃》，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8日，第1版。
37. 《积极探索股票案件审判工作》，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12日。
38. 《健全法规，规范行为——关于上市公司股权运作与转让的法律思考》，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13日。
39. 《股权运作，规范现行——中国第一次规范上市公司股权运作研讨会综述》，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16日。
40. 《企业投融资效率亟待提高》，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2月3日。
41. 《股市投资须防盗》，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2月25日。
42. 《引入投资银行机制，推动证券公司发展》，载福建省政府办公厅主管，对外开放办及特区办主办《开放潮》杂志，1998年第3期（总第27期）第36～37页。
43. 《关于完善我国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律思考》，载《上海投资》杂志，1998年第九期（总第123期）“法苑”专栏，第59～62页。
44. 《资产重组：上市公司主业大转换透视》，载上海市国资委主办《上海国资》杂志，1998年第5期“财经广场”专栏，第17～21页。
45. 《日益活跃的股权转让原因透析》，载《上海国资》杂志，1998年第5期，第22～24页。
46. 《发展直接融资此其时矣――关于提高我国企业投融资效率的思考》，载《上海国资》杂志，1998年第10期“财经广场”专栏，第23～27页。
47. 《期货公司越权平仓改单，法院判承担赔偿兼堂费》，载《香港商报》1998年11月20日B6版。
48. 《期货市场国际规范的新发展》，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
49. 《GLOBEX及其法律意义》，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
50. 《国际期货市场法律规制的历程、现状和原则》，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
51. 《英国期货市场的立法与自律监管》，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
52. 《日本期货立法的特点》，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
53. 《美国期货立法探析》，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
54. 《证券法对外资股市场的影响》，载《香港商报》1999年1月7日，第D1版。
55. 《欧元：How do you do? 》，载《上海国资》杂志，1999年第1期第43～46页。
56. 《透视香港创业板市场――高科技中小企业上市融资的新途径》，载《开放潮》杂志，1999年第4期“关注金融”专栏，第19～21页。
57. 《中国大陆设立创业板市场的障碍与对策》，载办《开放潮》杂志，1999年第5期第35～37页。
58. 《产业投资基金规范发展引人关注》，载《上海证券报》1999年10月19日。
59. 《香港二板市场“特别快车”》，载《上海国资》，1999年第10期，第页。
60. 《创业板，香港的“那斯达克”？ 》，载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环球企业家》杂志1999年第11期。
61.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载《开放潮》杂志，1999年第6期（总第36期），“特别栏目”“加入世贸组织：影响分析及前景展望”，第25～26页。
62. 《中国证券市场直面入世冲击波》，载《上海国资》杂志，2000年第1期，第42～45页。
63. 《发挥监督功能 规范市场运行——论证券新闻与证券法制的辩证关系》，载《中国记者》杂志，2000年第3期。
64. 《中国信托业的创新与发展》，载《上海证券报》2001年3月26日第1版。
65. 《信托业迎来发展新契机》，载《上海证券报》2001年3月26日。
66. 《网上证券交易推动证券服务迈向更高层次》，与孙克任博士合作，载《上海国资》，2001年第2期，第40-42页。
67. 《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及其影响》，与孙克任博士合作，载《上海国资》，2001年第7期，第27-30页。
68. 《询价制是否带来市场博弈新格局》，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2月2日。
69. 《法律环境堪成有利，信托公司直面外资参股》，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7日。
70. 《信托业务创新有制度优势》，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7日。
71. 《证券法修改应注意与公司法协调》，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9日第8版。
72. 《2005：信托机构厉兵秣马》，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11日。
73.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法律问题研究》，独著，10000字，上海经济法论坛2006年首届年会论文，大会宣读，2006年7月15日。
74. 《构造我国金融期货法律体系》，独著，8000字，载《国际金融报》2006年8月17日第六版“论坛”专刊整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投资与证券》2006年第10期全文转载，第104-108页。
75. 《国外证券税制发展特点及其借鉴》，独著，10000字，上海市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财税法学理论研讨会核心论文，2006年11月18日大会宣读；刊载于《东方财税法研究》（2007），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载第88-100页。
76. 《论金融期货交易所及其独占权制度》，独著，4000字，载《金融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第45-47页。
77. 《关于财经院校法学人才培养的几个问题》，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承办“财经院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主题评论，2007年5月24-25日，山西太原。
78.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十大法律问题研究》，载陈大钢主编《创新型国家与经济法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22-134页。
79. 《中国法律翻译的回顾与建议》，独著，13000字，上海市浦东新区翻译协会2009年年会暨第二届浦东翻译论坛—“翻译推动浦东法治化进程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for Legal Transl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主题发言论文，2008年9月20日。
80. 《金融法若干术语的英汉翻译与应用研究》，独著，12000字，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60-67页。
81. 《商事调解及其在金融纠纷解决中的应用》，独著，8000字，为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2009年商事调解员大会撰写的论文，2009年6月18-19日。
82. 《金融监管及其国际化的法律问题》，独著，17000字，中国国际法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学术论文，2009年6月20-21日于华东政法大学及上海银河宾馆。
83.《研讨金融法治建设，普及金融法律知识》，独著，7000字，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84.《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优化法制环境研究》，独著，12000字，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中国城市金融法治论坛”学术论文，载中国法学会、同济大学《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中国城市金融法治论坛论文集》（上）第1-12页。
85.《WTO体制下大中华经济区的法律问题》，独著，12000字，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86. 《关于我国财经类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思考与建议——以上海金融学院产学研开放式合作与管理为视角的研究》，独著，18000字，被2010年全国高等财经教育分会举办了首届“中国高等财经教育论坛”采用，编入其年刊《高等财经教育研究》，于2011年4月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87.《关于浦东新区科普国际交流平台建设的思考与建议》，吴大器、丁海涛、张学森 合著，12000，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