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体例

㈠ 先诉抗辩权的立法体例

自罗马法保证人对债权人得主张“顺序”之利益以来，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均纷纷效仿，并在立法中予以规定，不过，对其认识程度有很大差异，从而导致了各国的立法例不尽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以奥地利等国家为代表，认为保证人并不享有严格意义上的后诉利益。《奥地利民法典》第1355条规定，只要债权人对于主债务人已为审判上或者审判外的催告，就可以对保证人为请求，且并不将此催告视为一种抗辩，而看作是对于保证人请求的必备要件。根据这一规定，保证人并不享有后诉利益，只要债权人已为催告，保证人即应代为履行，而不以“先诉”为条件。保证人拒绝债权人请求的前提，是债权人对主债务人为催告。这种立法体例，实际上只是赋予了保证人催告的权利，而否认了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
第二，以瑞士为代表的国家，认为如果债权人要对保证人要求履行债务，必须证明主债务人的财产已被强制执行但无效果。如《瑞士债务法》第485条规定：债权人仅于保证契约成立后，因主债务人破产、遗产缓期、债权人为必要注意之追索并做成损失证书、主债务人将其住所迁移国外无法在瑞士为请求或因其住所迁至外国，致权利诉追发生重大困难时，始得向保证人请求支付。依照这一项规定，债权人受到先诉抗辩权的最大制约，就是在保证人行使此权利之前，债权人须预先证明已尽了向主债务人索债务的义务。如果证明就主债务人的财产已为执行并不满足时，就可以对保证人为请求。
第三，债权人并无向主债务人先为追索的义务，只有在保证人主张先诉抗辩权的时候，才须就主债务人的财产主张先为执行。法国、意大利、德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均采取此种立法例。《法国民法典》第2021条规定：保证人仅于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对于债权人负履行责任，债务人之财产应先受检索；保证人抛弃检索利益或与债务人连带负担债务时，不在此限，于此种情形，保证人之债务，其效力依连带债务之原则定之。《德国民法典》第771条对先诉抗辩权的行使作出规定，即保证人于债权人未对主债务人为强制执行而无效果前，得拒绝向债务人为清偿。一次规定，债权人在未就主债务人的财产为执行是，亦可以向保证人请求履行，只有在保证人主张先诉抗辩权时，债权人才须就主债务人的财产为执行。这种立法例，债权人并无先向主债务人追索的义务，只有保证人主张先诉抗辩权时，才向主债务人追索。
第四，将催告与追索义务同时加以规定，综合调整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关于先诉抗辩权的权利和义务，《日本民法典》就采用这种立法例，分别规定催告与检索之抗辩。《日本民法典》第452条规定：债权人请求保证人履行债务时，保证人得请求向主债务人为催告；但主债务人受破产宣告或行踪不明者，不在此限。其第453条规定：债权人虽已依前条之规定催告债务人，若保证人证明主债务人有清偿能力，而且容易执行时，则债权人应先就主债务人的财产为执行。其第455条还规定：保证人已依第452条及453条之规定为请求，但债权人怠于催告或执行，致事后不能由主债务人为全部之清偿责任时，保证人于债权人即时可受清偿之限度内，免除其义务。这种立法例，兼以催告及检索为拒绝清偿债务之抗辩，即当债权人请求保证人履行保证债务时，保证人可首先请求债权人先行催告主债务人清偿；债权人催告主债务人清偿债务后，应先就主债务人的财产予以执行，但先决条件是要由保证人证明主债务人有清偿能力且方便执行。这一立法实质上是同时赋予保证人催告抗辩权和先诉抗辩权，而且既可以择其一而行使，也可以二者均行使，最大限度的体现保证合同的补充性。显然日本将奥地利和瑞士的规定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的抗辩制度。先诉抗辩权只是大陆法系国家所特有的一种制度，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保证人没有先诉抗辩权。但尽管如此，在担保协议中，一般还是明确规定债权人有权立即向保证人追索，以排除保证人主张先诉抗辩权的可能。

㈡ 试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在立法体例和内容上的重大变化

试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纳礼入法”的刑法原则和刑罚制度。
刑法原则：
1）确立“八议”原则
最先确立“八议”原则的是三国时期的《魏律》。以《周礼》的“八辟”为依据，规定司法机关对八种人（即各种贵族及一定地位的官员）犯罪，必须奏请皇帝，由皇帝交有关大臣集议减免刑期罚。从此，直至清朝，各朝法典均规定了“八议”原则。
2）确立“减轻妇女从坐”的原则
秦、汉时期，妇女随何亲属从坐，法律无明确规定。往往父家或夫家有人犯罪，妇女皆可能从坐。至三国曹魏，开始明确规定：未嫁之女，随其父母从坐；已嫁之妇，随其夫家从坐。这一规定虽然废除了妇女的双重从坐，但因族诛而从坐的妇女仍处死刑。至东晋，则进一步减轻对坐妇女的处罚。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东晋明确规定，对因族诛而从坐的妇女不再处死刑。这一规定对后世的刑法原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确立“准五服以制罪”原则
最先确立“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是西晋时期的《晋律》，即《泰始律》。五服，原是中国古代标志亲属的丧服制度，西晋以前，曾用来确定人们的赡养、继承等民事关系，自《晋律》规定“准五服以制罪”后，则又成为处理亲属相犯等刑事案件的原则。依据这一原则，服制若近，以尊犯处卑处刑则轻，以卑犯尊处刑则重;服制若远,以尊犯卑处刑相对变轻。“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自《晋律》确立后，一直沿用到清朝。明、清律还附有丧服图，以便司法机关量刑时参考。
4）确立“官当”原则
“官当”就是用官职折抵刑期罚。《魏律》和《晋律》规定的“杂抵罪”是“官当”之源。《北魏律》规定的犯官可用其官爵折抵徒刑的内容是“官当”之实。至南朝《陈律》则始有“官当”之名。《陈律》规定：官员可用其官当徒刑二年。“官当”原则是自南北朝时期确立后一直沿用到宋朝。
刑罚制度：
进一步朝着废除肉刑时未彼废除的宫刑，也基本上被废除。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期罚制度，亦逐渐趋于简明和规范。为隋《开皇律》确立新五刑二十等奠定了基础。

㈢ 民法典基本原则有哪些

一、关于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民法典基本原则，是指其效力贯穿于民法典始终的民法根本规则。

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中有两条价值线索。一条是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另一条是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公平原则。

（1）平等原则使得民事主体适用相同的经济社会生活规则；自愿原则使得民事主体可以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凭借自己的自由意思追逐合理利益；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使得民事主体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合理利益能够得到法律保障。

以上三原则是社会效率的源泉，构筑了市场经济及自由竞争的法律基础，被称为“基本体制原则”。

然而，基本体制原则的功能经充分发挥，时日既久，民事主体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成败效果会逐步累积，导致日益严重的强弱分化。严重的强弱分化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使社会正义价值受损。

（2）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后一条价值线索逐渐在民法中突显出来，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公平原则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前一条线索形成限制和修正。其实质是国家以公权力之手对自由市场机制进行一定的干预，从而使社会正义价值得到体现。以上三原则被称为“体制限制原则”。（《民法总则》第九条确立了一条全新的基本原则即“生态环境保护原则”，也被誉为“绿色原则”。也属于体制限制原则。）

（3）基本体制原则与体制限制原则并非平行关系，而是有主有辅。平等、自愿、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构成基本体制原则，居于主导地位，这条价值线索若不存在，民法本身就不复存在，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机制也不复存在。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公平原则、绿色原则构成体制限制原则，居于辅助地位，其功能在于使基本体制妥当发挥功能，故其虽对基本体制原则形成一定的限制和修正，但决不是颠覆和取代。

从根本上讲，社会正义价值主要依靠公法和社会法去实现，作为私法的民法虽然也对社会发展和需求做出回应，并在自己弹性范围内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绝非否定自我；否则，社会效率价值在法律上就无从贯彻了。

二、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原则

民法，就是民事权益保护法。民法典的根本目的是保护民事主体的利益，维护经济社会秩序。而民法典对民事主体利益的保护，是通过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实现的。没有保护，就没有权利。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可视为整个民法典的核心。《民法总则》审理时，将其从草案的第九条前移至第三条，就是因为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是民法的基本精神，统领整部民法典和各民商事特别法，进一步突出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的理念。

《民法总则》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区别《民法通则》第5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这一条就是关于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规定。也简称私权神圣原则。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其基本含义在于：（1）民事主体可以充分自主地行使自己的各项民事权利，以实现一定的利益；同时不得侵犯其他民事主体的正当合法的权益。（2）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受到不法侵犯，依法可以请求侵害行为人停止侵犯、赔偿损失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受国家强制力保障。

（一）、理解此原则需要注意的问题

（1）注意这一条的表述中，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前面没有“合法”二字；而其他权益前限定“合法”二字。如何理解？梁慧星在《民法总论》中认为，权利乃使主体享有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既然权利内含“法律上之力”的保护，则其本身并不存在“不合法”的问题。利益因其并非尽皆受到保护，故可以在之前加“合法”的限定。

（2）确立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的意义。民法性质上属于权利法，奉行权利本位。民法典认可民事主体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民事权利和合法利益能够被法律所保障，这是市场经济中激励机制的源泉，有构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意义。

（3）本条不是规则，不是法官裁判的依据。只是作为一种法律理念，主要是在法律解释与漏洞补充中发挥作用。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必须遵循民法典上权利保护的价值取向，在考虑案件中涉及的“合法权益”要素，尤其在合法民事权益不予保护之时，必须严格谨慎地进行论证。

（4）“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可以拆分为四部分：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合法利益。其中的其他权利是指兼具人身性、财产性的综合性权利，如股权、继承权等。

（5）保护权利除了公力救济（诉诸法院）外，还包括私力救济，主要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及自助行为三种。

（二）关于民事主体范围问题

一切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均受法律保护，相对于《民法通则》及以前的民事法律规定，《民法总则》有以下几种特殊的民事主体需要注意。

（1）其他组织。

其他组织通常不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他们对权利的享有具有从属性。如个人独资企业的权利从属于投资人、分公司的财产权从属于总公司等。

（2）胎儿的利益保护。

具体体现在《民法总则》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视为自始不存在。”胎儿在这里拟制为人。胎儿的权利只是一种期待权或者说是一种或有权利，该权利的享有以胎儿娩出时存活为前提。

（3）死者名誉等权利保护。

死者虽不享有民事权利，但是死者的遗物、遗骨、姓名、名誉、荣誉等仍为其近亲属权益之客体。如果损害公共利益，还可以通过公益诉讼予以保护。

（4）设立中的法人的权益保护。

设立人已经开始设立法人，但是法人尚未成立，此时法人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其权益如何保护？《民法总则》第75条第1款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可见，设立中法人的权益仍受法律保护，但以法人成功设立为条件。

（三）、民事权利保护的客体范围要注意以下几点。

（1）民事权益既包括法定权益也包括意定权益。

（2）民事权益具有开放性。

（3）注意公共利益的保护。

（四）、司法实践中，关于民事权益的保护还要注意的问题。

（1）我国没有债权侵权制度。

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原则上及于所有权利，既包括人身权也包括财产权，既包括物权与包括债权。但是债权具有相对性，因此债权只存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或不适当履行债务，不存在侵权问题。

（2）人格权不允许放弃。

例如当事人不能放弃生命权或允许他人剥夺自己的生命权。

（3）身份权也不允许放弃。

例如监护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不事人不能放弃、随意处分自己的权利。

（4）公权力介入。

公权力介入民事权利主要体现在对民事征收和征用。《民法总则》第117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征用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5）禁止权利滥用。

滥用民事权利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民法总则》第132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三、立法体例问题

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传统民法典没有首章规定“基本原则”的立法体例。平等、自愿、公平、权利受保护这些民法基本价值理念，一般不会在民法典中明文规定。将基本原则作为民法典首章的立法体例来源于社会主义法系。基本原则与立法目的、调整对象一起，是社会主义民法典的重要的“体系标识”之一。

我国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种立法体例？可以这样理解：大陆法系法治发达国家具有绵亘久远的私法传统，民法是其自身历史自然发展的一个结果。自由、平等、公平等理念并非民法典的衍生物或是民法典的结果，而是民法典赖以产生的前提，这些前提性因素含在其久远的私法传统之中，不需要借助民法典规定的方式去“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而且，这些价值理念也不是裁判规范，规定在民法典中也没有裁判意义。

与之相反，中国没有私法传统。制定《民法通则》时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自觉改革，而非自下而上的自发演进。这种法制发展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经验和需求与西方恰恰相反。《民法通则》立法时，我们的社会上尚不存在自由、平等、权利这些前提条件，当然也就无法向民法供给；相反，社会上到处充斥着民法的反对因素。所以当时需要，是先在法律中“创造”出这些本不存在的前提性因素，再向社会输出和渗透，以期克服社会上的反对因素，促进社会变革。这是我国特殊背景下的特殊需求。


参考文献：

①2017年4月，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主编沈德咏）。

②2017年4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司法适用》（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民商事专业委员会编著）。

③2017年5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民法总则评注》（主编陈甦）

㈣ 涉外民事诉讼的立法体例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的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内内容：一般原则；管容辖；送达、期间；财产保全；送达取证、判决和仲裁的相互承认和执行等司法协助活动。
涉外民事案件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有特别规定的，适用特别规定；没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同民事诉讼其他程序的一般规定，都是以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为指导，贯彻基本原则的精神。
各国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体例各有不同，从立法看，大致有三种体例：第一种是在民事诉讼法典之外制定单独的涉外民事诉讼法；第二种是在民事诉讼法典的有关章节中，对涉外民事诉讼设立特别条款，分别加以规定；第三种是在民事诉讼法典中设立专编、专章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问题作集中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采用了第三种立法体例，将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作为一编单独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这种立法体例既便于当事人掌握和遵循，又便于法院办案，成为各国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立法的新趋势。

㈤ 契税法草案的立法体例是什么

《中复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制（草案）》2019年12月23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契税法草案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将契税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

按照落实税收法定的要求，财政部部长刘昆23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说明时指出，根据草案内容，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房屋买卖、赠与、交换应当依法缴纳契税。

草案规定契税税率为3%至5%，具体适用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规定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草案维持现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军事设施的土地、房屋免税的规定，将现行有关文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上升为法律。

㈥ 什么是契税法的立法体例

你好，朋友契税法的立法体制就是说它的一个规范管理的体现。

㈦ 保险法49条立法体例

我国的保险立法进程
解放前，我国曾进行过一些保险的立法工作，由于政局不稳，没有相应的执行措施，所以大部分没有真正的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保险立法工作很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保险立法工作才有了很大进展，我国先后颁布了一些单项的保险法规。这此法规有些属于保险合同法的范畴，有些属于保险为法的范畴，有些属于保险特别法的范畴。
1992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次法律的形式对海上保险做了明确规定。
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保险法》，这是建国来我国的第一次保险基本法。采用了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集保险业法和保险合同法为一体的立法体例，是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保险法律。
2002年，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根据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决定》，《保险法》做了首次修改，并于2003年1月1日起实施。
最新的《保险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修订通过的。
中国第一部社会保险法是于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2011年7月1日将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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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什么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立法体例

主观主义就是没有任何事实的凭空设想，天马行空的“空想”，
客观主义是根据事实或者事物去推理，离不开事实，有理有据的，和主观主义相对。
但是注意一点，两者不是相互绝对的对立的，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至今都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相互作用才发展前进的，主观的东西可以在以后用客观事实证明出来，世界著名的科学理论以及发明创造，都是天才们主观上的事物，经后人逐渐证明修改出来的，伟大的地球引力、相对论，到现在的量子力学，光学等都在先主观后客观，可以说主观才是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客观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

㈨ 民法典第1012条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历经曲折的立法过程和激烈的理论争议，最终形成第4编“人格权”（以下简称人格权编），共计51个条文（第989~1039条），建立了比较详尽的人格权类型及其保护的法律规则，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民法典》人格权编究竟有哪些创新规则，这些创新规则对人格权立法的发展具有哪些历史性的作用，特别值得研究。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在《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立法的创新发展》中从人格权立法体例、人格权权利性质等方面阐述了《民法典》人格权编具有的重要创新。

一、人格权立法体例
《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针对其分则是否设置人格权编以及人格权编应当置于何种地位，民法学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立法机关采纳了设置人格权编的学说，在分则中专门设置人格权编，在世界各国的民法典中具有创新性。
二、人格权权利性质
人格权的权利性质，解决的是人格权究竟是总则性权利还是分则性权利的问题，即解决的是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类型是否有本质区别的问题。这也是我国学者在《民法典》是否应就人格权独立成编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
人格权虽然与物权、债权、身份权和继承权等民事权利有所不同，但就其性质而言，仍然是民事权利，只不过人格权的客体不是特定的民事利益，而是人的人格利益的具体要素，如生命、身体、健康等。所以在民法的保护上，不能用一个笼统的人格权来进行保护，而是要把具体的人格要素设置成具体的人格权，与物权、债权、身份权、继承权等民事权利并列，使之回归民事权利体系之中。
三、人格权权利体系及权利类型
就权利体系而言，《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基本确立了抽象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的体系结构，并按照这样的人格权类型划分，进一步展开其权利体系。
就权利类型而言，《民法典》人格权编共规定了14种具体人格权，包括我国目前所确认的所有具体人格权，其明确规定了物质性人格权，突出身体权的地位；明确规定了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并明确精神性人格权的内容和具体保护方法；特别规定了性自主权、人身自由权、声音权、信用权。
四、人格权权利内容
（一）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
《民法典》第1002条规定，生命权不仅包括维护自己生命安全的内容，而且包括维护生命尊严的内容，为生前预嘱、临终关怀以及安乐死等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提供了立法依据。第1006条和第1007条对自然人人体组成部分以及遗体的支配权做了规定，既维护了权利人的权利，又尊重了权利人的意愿，同时兼顾了社会利益。对于为研制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进行临床试验等，第1008条和第1009条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二）姓名权和名称权
姓名权和名称权，分别是自然人和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以文字标表其具体人格标识的权利，《民法典》不仅保护其文字的人格标识，更保护姓名权和名称权不被他人所侵害。《民法典》第1015条和第1016条确立了自然人姓氏的确定和变更原则；第1017条规定，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参照适用姓名权、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三）肖像权
肖像权的客体即肖像具有美学价值，在市场经济中使用可产生财产利益。《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为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益、合法利用人之间的利益，《民法典》第1020条规定，合理实施的肖像权利用行为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许可使用行为是肖像权人行使公开权的基本方法，必须进行规范。对此，第1021条和第1022条分别对肖像使用许可合同做出详细规定。
（四）名誉权和荣誉权
《民法典》第1025条规定，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捏造事实、歪曲事实，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行为，构成侵害名誉权。第1027条规定，名誉权受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该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第1028条规定，报刊、网络等媒体报道的内容失实，侵害他人名誉权的，受害人有权请求该媒体及时采取更正或者删除等必要措施。
（五）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
对于隐私权，《民法典》第1032条第2款明确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隐私权就是保护这些利益的人格权。此外，《民法典》第1033条还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做了具体规定。对于个人信息权，《民法典》第1034条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内涵和外延；第1035条确立了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的行为规则；第1036条规定了处理个人信息的免责事由；第1038条规定了信息处理者的保护义务；第1039条特别规定了国家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职责。
五、人格权行使规则
人格权的行使多数可以消极方式为之，不过，当代人格权的行使越来越向着积极方式发展，特别是对以自然人人格要素为客体的公开权的行使。
《民法典》人格权编针对具体情况，规定了比较详细的人格权行使规则，使我国的人格权行使更具有可操作性，更有利于权利人行使权利，并保障其权利和利益。例如，人格权编规定了具体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行使规则：第1037条规定自然人可以向信息处理者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第1031条规定获得的荣誉称号应当记载而没有记载的，民事主体可以要求记载。除此之外，《民法典》人格权编对身体权、肖像权等都规定了可操作的行使规则，保护权利人权利和利益。
六、人格权保护方式
《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了人格权请求权，是其主要的创新规定之一。首先，《民法典》第995条前句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从而确认了人格权请求权的概念和作用。其次，995条后句规定，“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从而确认了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的区别。再次，第997条规定了人格权请求权的禁令，进一步丰富了人格权请求权的具体内容和作用。最后，第998条规定了确定民事责任应当考虑的因素，第1000条规定了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民事责任的确定办法，进一步完善了人格权请求权的具体内容以及与相应民事责任的确定方法。
《民法典》将侵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和身份权请求权分别规定，划清了不同的权利保护请求权的界限和具体方法。
七、人格权具体保护方法
《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人格权具体保护方法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人格权请求权的禁令和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
（一）人格权请求权的禁令
人格权请求权的禁令包括诉前禁令和诉中禁令。对于人格权的保护，预防损害比救济损害更重要。因此，《民法典》第997条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这一规定既包括诉前禁令，也包括诉中禁令。
（二）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
《民法典》第996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条是对违约行为造成精神损害可以直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救济的规定。长期以来，我国采取违约行为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做法，当事人如果坚持主张，那么应通过民事责任竞合的方法，选择侵权诉讼来获得支持,这样的做法对当事人形成讼累。规定因违约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以直接起诉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有利于受害人方便、及时地行使权利。
（三）请求承担民事责任应当与其行为方式和影响范围相当
《民法典》第1000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当精神性人格权受到侵害后，救济该种精神损害的民事责任就是侵害精神性人格权请求权的具体内容。
八、结语
《民法典》人格权编开创了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人格权立法方法，无论是在立法体例上还是在人格权种类、行使规则和保护方法方面都实现了创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立法、司法和民法理论研究紧密结合的发展结果。尽管《民法典》人格权编在内容上还有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相对《民法通则》中的人格权规定而言，有了重大的发展，对于民事主体确认人格权、行使人格权和保护人格权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为保护好民事主体人格权提供裁判依据，也有利于引导建设尊重人格尊严、保护人格权的良好社会风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㈩ 从世界范围来说，知识产权基本上采用（ ）的立法体例。

知识产权法基本上采用单行法的立法体例。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的范畴，但由于知识产权具有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的特点，因而采取民事特别法的方式给予保护。
C.单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