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原理

❶ 法治的构成要件

法治的实体要件

法治的实体要件，是国家在建设法治国家过程中应该尊崇的基本制度。我们可以用制度构建的四个原则予以说明。

第一个原则，是一切公共权力都来源于法律，并且最终都受制于法律，没有法律授权的公共权力不得行使。这是法治国家最基本的要求。这个制度原则，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法治政府——英国提供给世界的宝贵经验。英国的法治是从剥夺王权开始的，王权最终被法律全部剥夺了，甚至它的王位继承也需要按法律来进行的时候，王权就变成了一个社会象征，就变成了一个国家的符号。

当年，约翰国王带兵打仗失败了，贵族们于是开会拒绝国王回国。国王不得不寻求妥协，满足贵族的要求，以达到回国的目的。贵族们开出了一系列条件。比如有这样的条件，“如果你今后要对我们增加赋税，必须通过由我们组成的评议会的允许”，“你要我们服兵役，也必须经过我们评议会的同意”，“通过依法审判，才能剥夺我们的财产，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个评议会就是英国议会的起源，也是世界议会的起源。今天，所有国家在向公民增加义务的时候应当经过议会，已经成为一条宪法原则。国王答应的这些条款概括起来被称作“自由大宪章”。在这个大宪章产生之前，总是法律服从国王；这个大宪章签订以后，人类第一次看到国王开始服从法律。它给人们提供的经验是，法治开始于对公共权力的限制，什么时候法律把公共权力束缚住了，什么时候法治就基本实现了，只要还有一个公共权力不受限制，可以超过法律，这个地方便没有法治。

第二个原则，国家责任的不可逃避。古典的法治理论，总以行政权为防范对象，其实，立法权和司法权同样可能侵害公民的权利。因此，任何公共权力的行使都要附带责任，这个责任最终都要转化为法律上的责任。只要启动了权力，就应预设责任于其行使之后，以避免伤害人权。

第三个原则，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我把它概括为“法治的真谛是人权”。这是实体法治和形式法治之间的本质区别。形式法治只是表面上的依法办事、依法行政，实体法治则是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最终保障人权。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就是把人的权利宣告出来。宣告公民权利的意义在于，每宣告公民一项权利，就给国家权力划了一个界限，所以宣告权利不是可有可无的。

2004年我国宪法修改的时候，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关于尊重和保障的含义，我认为，尊重对应的是公民自由，在公民自由这个领域里，要求国家尽最大的努力来约束自己不要侵入到公民的自由生活当中，让公民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法不禁止即是自由，所以简称为国家在这个领域里要不作为，一旦作为就是侵权。在这个领域，国家越是抑制自己，公民实现自由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叫尊重。

保障正好相反，它不是要求国家权力自我抑制，而是要求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为公民权利的实现去创造条件，所以这个领域对应的是公民的权利，每一个权利的实现都需要国家去提供条件，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要提供保障。比如说社会权、劳动权、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等，这些权利的实现依赖于公权力的保障和积极作为。我们可以从我国义务教育法的修订看到这一原则的影子。从过去的全民办义务教育，到今天由国家来办义务教育，从过去的收费的义务教育，到全部由国家财政支出的义务教育，都可以看到国家义务的变化。受教育权就是需要国家提供保障，这就叫保障人权。

第四个原则，公民义务的法定化。这也被称作“公民法外无义务”。就是说，公民只履行法律以内的义务，任何对公民施加的法律以外的义务，公民都有权拒绝。大家常讲的社会“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其实质就是要求公民履行法律规定之外的义务。中国还有一个有趣的“袖标”现象，除了戴黑袖标的，戴个其他颜色的袖标到街上都可以罚款，袖标的后边其实隐藏着一个公共权力。这实际上就是让公民履行法律以外的义务，属于变相剥夺群众的财产权，是法治国家所反对的。

上述四个基本制度原则，前两个是约束公权，后两个就是保障私权，这就是法治国家的实体制度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指的是法治实体要件的表现方式，即实现实体要件的技术条件。仅有理想的法治实体内容，而缺乏适合于它的形式，法治仍是不完整的。实体要件与形式要件的统一，才有良好的法治。

第一，要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性。

这一项实际上是对立法提出来的要求，法律的内部不能有冲突，立法的科学化、立法的一体化、立法的价值化都要在这里得到体现。这就要求下位的法必须服从上位的法，法规以外的东西要服从法规。比如，部门的规章要服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要服从法律，法律要服从全国人大制订的基本法，行政法规法律和基本法最终都服从宪法，形成这样一个效力体系，这是一个在立法上的形式要件。

第二，要有一支懂法、守法、并且对法律形成信仰的公务员队伍。

执法者一定要懂法，养成对法律的信仰，执法者如果不懂法，就如同盲人上路，别人危险，自己也危险。我国制定的《公务员法》，有这样一条，当公务员认为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有违法律时，可以要求上级纠正，这就是现在媒体炒作的下级可以对上级说“不”。这是媒体上的一个说法，是不准确的。这个条款的准确含义，是下级公务员对上级公务员不符合法律的决定和命令可以要求上级收回，而不是说“不”。这是法律赋予下级公务员的批评权、建议权。如果上级公务员不收回，那么执行了以后，由上级公务员承担法律后果，这便赋予了下级公务员一个免责权。所以，这里是两项权利，一项是建议权，另一项是免责权。下面一个条款更重要，明显违背法律的决定和命令，执行之后不得免责。也就是说，下级公务员要求上级公务员收回明显违背法律的决定和命令，但是上级没有收回还是要求下级执行，此时，如果下级公务员执行的话，他就要和上级一起负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种权利，我把这种权利叫做抗命权，其实质就是法律允许公务员对严重违背法律的决定和命令进行抗命。所以，在解释这个条款的时候，我的理解是，下级服从上级是公务员的基本义务，但是所有的公务员都向法律负责是公务员首要的义务。

第三，要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赋予法院以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的权威地位。

法学家们常常把国家权力析分为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这三个权力的区别在哪里?我认为，立法权是一个议决式的权力，它一定是集体行使的并且是定期而行的；而行政权追求高度统一，是用命令和服从的方式而展示出来的以效率为特征的权力。与这两种权力相比，司法权有自己的特性。具体来说：第一个特性，是被动性。司法权是被动行使的权利。在这一点上行政权和司法权正好相反，行政权一定要主动行使，行政权一旦被动的话，行政领域就可能被别人侵害；但是司法权不允许主动行使。因此，所谓的“上门服务”、“提前介入”等等，都有悖于司法权的性质，都是司法权滥用的表现。第二个特性，是程序性。司法权是最严格的程序主义的权利，程序是司法的生命，没有程序便没有司法。这一点又可以把司法权和行政权区别开来，尽管我们在一些领域里要求行政权有程序，但是更多的是要求行政权的自由裁量。司法权不允许在程序之外用法，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逻辑起点，没有程序便没有司法公正。程序公正有一系列的体现，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法官要“给予当事人同等的关注”，这是一条程序公正的原则，如果法官不能给予当事人同等的关注，当事人就感觉失掉了公正。第三个特性，是中立性。行政权要始终代表着公共利益，要始终代表群体利益，代表社会利益。司法权则是中立性的权力，它不能站在一个利益的立场上去代表谁，它必须是中立的。它要中立于两个当事人之间，甚至它要中立于政府和公民之间。所以我说，研究政治学的意义在于改善对公共利益的管理，研究经济学的意义在于改善对成本的管理，研究管理学的意义在于改善对效率和统一性的管理，研究法学的意义则在于改善对正义的管理，正义就是体现在它的中立上。法官与诉讼双方的关系就像一个等腰三角形，司法权是顶角，两个当事人是两个底角，法官与两个当事人之间的距离必须相等。等距，才能表明司法的公正性。第四个特性，司法权是只接受监督而不接受指挥和命令的权力。这一点它和行政权正好区别，行政权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它一定有一个指挥和命令它的权力存在。但是司法权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在司法权的面前，所有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上级，就是法律。所以，基层法院的判决和最高法院的判决在法律的效力上是完全平等的。因为他们背后的法律是同一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法官无上级。所以，对司法权要加强监督，但是要避免对司法权的指挥和命令。最后一个，司法权是终极性的权力。行政权的判断不是终极判断，只有当这个判断最后到达司法权面前并得到司法权的支持时，这个判断才可以称作终极判断，所以，司法的判断是国家的终极判断。

❷ 如何理解法治一般模式和司法客观规律

从国家工作人员的角度看，法治固有的取向是：权力来源于法律，权力受制于法律，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权力要尊重权利。一般来说，法治思维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1、法治思维是规则思维
规则是一定程度上凝聚众人意志并为众人所认同的行为规范，具有确定性、可预期、可执行等特点，是人们对事物理性期待的体现。规则思维的逻辑起点是：既定的规则告诉人们哪些可为（权利）、哪些不可为（义务），以及如何行为（程序）；人们的行为后果是可预期的；规则的确定性、可预期是可兑现的。对政法机关来说，维护社会稳定，首先要严守规则，维护规则的稳定，否则就会破坏人们的预期，理性就变成感性、心安就变成恐惧、有序就变成无序。作为规则思维，法治思维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普遍性优于特殊性。即使适用规则眼前会产生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也不能以需要解决问题的特殊性排斥规则的普遍性，更不能以下不为例为借口突破规则。二是恪守非人格化权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就要自觉接受非人格化制约，用法律规则推动工作、解决问题。
2、法治思维是权利义务思维
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的关键要素，是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法治思维的实质就是从权利和义务角度观察、分析、处理问题，通过权利和义务的运行，实现法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惩罚功能。法治思维以界定、分析权利义务为主线。既定规则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其意义在于：一是使人们知道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二是使人们对行为后果有明确预期。三是遇到矛盾时，当事人与裁判者能找到共同的评判标准。法治思维具有推定特性。权利问题上，凡法律所不禁止的，便应推定是公民的权利。权力问题上，凡法律未明确授权的，都应推定为不得行使。法治思维中，还有一些特定的推定内容，比如无罪推定原则、负面清单制度等。这些推定表明公权力的有限性，其功能是每做一项权利推定，就是给公权力划定边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要用法治思维认清、把握权力的本质，增强用制度约束权力的自觉性。
3、法治思维是程序性思维
程序的基本含义：一是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二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同等关注。三是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监督中行使。四是执法司法者不能从当事人那里谋利，否则会出现偏私。程序的本质是一种形式合理性。可实践的理性。借助程序这个“形式性操作杠杆”，就把利益的博奔和价值衡量转化为在法治规程上表达的诉求，人情、关系、偏见、恣意才会被消除，相应纠纷和问题最后都会在法治轨道上得以解决。
4、法治思维是权衡思维
法治作为定分止争的实践理性，突出特征在于对各种价值和正当利益的合理平衡，因而法治思维必然体现着权衡利弊、瞻前顾后、兼顾各方的思维特征。它所要求的是，看问题、作决策，要依法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尽可能把事情考虑得更周全，把方案设计得更缜密，努力把负面影响消化掉，不能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不管会不会引发新问题；为了出台一个政策，不管会不会引起负面效应。权衡精于度。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性，法治思维要求在利益与正义、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安全与限制、平等与差别、生存与发展等不问价值之间进行平衡，力求消除冲突，做到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既维护秩序又尊重自由，既维稳又维权，既注重形式正义又注重实体正义，以实现各价值追求的耦合，实现双赢甚至多赢。关键是依法办事。凡事要拿捏好，是很难的。
5、法治思维是建设性思维
建设性思维以建设社会、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为目的。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法治作为治国理政方式，从来都是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法治思维以建设性思路确定制度，修复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根据法治思维在不同领域、不同问题上的运用，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认知判断层次，即运用法治原理和法律规定对社会问题进行观察、认识，自行得出初步判断。这是普通社会成员应具备的法治思维。二是逻辑推理层次，即运用法治原理和法律规定，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判断、综合推理，得出相应结论或者拿出解决办法。这是法律职业人员应具备的法治思维。三是综合决策和制度建构层次，即在上述两个层次基础上，结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进行综合衡量，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决策或者建构法律制度，对更宏观的问题提出长远的解决方案。这是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法治思维。

❸ 依法治国有什么马克思原理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与完整法律体系的依法治国

实际上，关于什么是‘无产阶级’，在马克思学、在马克思学派看来，‘无产阶级’的产生，它是在蒸汽机大工业发展的阶段产物。也就是说，由于蒸汽机生产力在“生产过剩”，可是在操作蒸汽机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工人，却在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实际上，形成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也只是在当时的英国蒸汽机大工业发展阶级的工人，是在过着还不如巴士地狱的坐牢人的生活。
这才是《共产党宣言》在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作者在《共产党宣言》是观察到了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就是：在蒸汽机工业生产要比手工业生产而先进。因为，手工业生产是绝对不会有生产过剩的。然而，却在蒸汽机工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那是存在着生产过剩。
那么，只要当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而有其生产过剩的话，那就可以有解决贫困问题的物质基础、物质条件的现实前提。所以，从这个前提来看，马克思才认为：无产阶级比手工业阶级而先进。也就是说，只有进入到蒸汽机生产力的大工业才有可能去解决“生产过剩与极端的社会矛盾”。
实际上，马克思论述的革命，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论述的革命。马克思在界定的革命，是将“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对一般意识形态的革命。这就是马克思的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本质区别。
由此可见，在一般意识形态的革命，那是会来重新划分财产来让“贫穷者”过上有财产的生活。但是，当财产分光后，新的贫穷者又会产生。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坚持用一般普遍的共性来说话的。那么，从富人与穷人相比的话，富人在一般多数来说，是不是要比穷人一般多数而要肯吃苦得多呢？也就是说，成为一般多数的富人要比成为一般多数的穷人要辛勤得多？
当然，在现实中的贫穷那是多种原因在造成贫穷的阶层。不过，在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社会里，就是穷也不会没有吃的，这种社会现象在当代经济发达国家那是看到了。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将革命而定义在一般意识形态的政治前提，是极其错误的。因为，马克思对革命的定义，那是定义在对“改变现存的事物”的改变前提上，才是能促进社会发展的革命，才是能推动历史进程的革命。
实际上，在现实中真正地改变贫穷现象的基本前提：是能吃苦、是能用辛勤劳动来改变贫穷，这才是改变贫穷的唯一出路。同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改变贫穷的社会现象，是在对生产与交换的现实关系的创新和改革。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固化生产与交换的确定关系。这种确立固化生产与交换的经济体制，是不可能解决得了贫穷的社会问题。
然而，应当采用“集大成经济学”的方式，来重新划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重新建立“集大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来实现。也决不是曲振兴坚持“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这一谬论，能实现的。
从曲振兴的以下观点就可以看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三个基本原理，是阻碍深化改革开放的障碍。也就是说，坚持马克思主义三个基本原理的人，将会重新来划分创新者、改革者的财产。
实际上，在法制社会，是由法制来限制在用不合法手段取得的不合法的财产。也就是说，是由法治国家来没收那些不合法的财产所得，而不是由一般政治意识形态来没收——通过合法的劳动所得的财产。这就是马克思学、马克思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本质区别。凡是在用马克思主义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立场，才会说出以下的观点：
“——哪些人又是‘新生的无产阶级’？又是怎么‘新生’的?”
然而，马克思学、马克思学派，针对曲振兴所说的这一观点，就会说，曲振兴在凭什么来确定是“无产阶级”的呢？然而，贫穷阶层它能是《共产党宣言》在划分的无产阶级吗？其实，将贫穷的阶层当成是“无产阶级”只能是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阶级观。
实际上，在实现了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国家，哪有无产阶级？虽然在经济发达国家是有贫穷的社会现象，但决不是无产阶级。
在事实上，无产阶级早就被高科技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给消灭了。 ——这才是马克思学、马克思学派的原生形态的革命理论。
实际上，当下的中国是处在：一般意识形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三个基本原理与法治国家的二元论、二元观的社会现实之中。所以，真正的法治国家也就只是一句空话。
因此，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深化改革开放的唯一出路，只能走一元论、一元观的法治国家的道路。必须彻底地去否定俄苏化马克思主义三个基本原理，才会有依法治国的一元论、一元观的现实存在来展开。

❹ 什么是卢梭法治理论

卢梭著作：《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是西方17、18世纪资产阶级用以反对封建“君权神授”理论、争取平等自由的政治地位的思想武器，在此前提下，西方资本主义及其各项相应的制度才得以充分发展，因此，社会契约理论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家在政治上与法律上获得正当化的基础，同时亦为资产阶级国家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理念的法律制度得以确立并发达的先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西方的社会契约理论，将对我们透彻理解西方的法学理论构成无法克服的障碍，直至现在，西方学界仍有为数众多的学者在阐释和完善这一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其最重要的政治学著作，亦为世界思想宝库中的得要经典之一，在本书中，卢梭国家与人民、国家与法律、自由与平等、国家与社会等角度对社会契约理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处在革命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皆曾把它当作福音，并在革命胜利之后参照其理论确立本国的政治、法律制度。鉴于《社会契约论》的得要性，我国商务印书馆将其列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一种。
〔写作背景〕

18世纪的欧洲正是宗教势力逐渐退缩，各种政治启蒙思想方兴未艾的进修，卢梭早在1743年游历威尼斯时即已开始考虑政治问题，后来，其观点由于对道德风尚进行历史研究而大为开阔，并意识到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是政治问题，而且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方式，任何民族永远都不外是它的政府的性质所使它成为的那种样子，因此卢梭认为什么是可能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就可以转化为如下问题，什么是适合于形成一个最有德、最开明、最睿智并且从而是最美好的民族的那种政府的性质。卢梭原计划写一本名为《政治制度论》的书，本打算系统地论述政治制度的问题，并于1753年开始草拟该书，但到1761年，卢梭完成《新爱洛绮思》后，考虑到这部书的写作所需时间太长，于是转而决定放弃这本书，把其中可以独立的部分抽出来，于是最终形成了《社会契约论》。

〔主要内容〕

《社会契约论》由四卷四十八章构成，分别讨论了“人类是怎样由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的，以及公约的根本条件是什么”；“立法”；“政治法，即政府的形式”和“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等问题，其核心目的是论述政治权利的基本原理，因此该书又名《政治权利的原理》。

❺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解释依法治国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实践经内验,并使之容上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运用于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不懈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也在不断地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法治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正确解答了国家与政党、政党与法律、政党与人民、人民与法律、人民与国家等的关系问题,探寻了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治理方式,摸索了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基本路径。

❻ 依据马哲原理谈谈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论述题

依法治国有三个事关：
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版和国家长治久权安。
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体现出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
依法治国是提高决策科学化的要求；
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❼ 湿法治金炼铜的原理（化学方程式）

Fe+CuSO4==FeSO4+Cu
这就是湿法冶金炼铜的方程式

❽ 我国古代就发明了湿法治金技术,其基本原理是什么

我国古代湿法冶金的原理简单说就是就是金属矿物原料在酸性介质或碱性介质的水溶液进行化学处理或有机溶剂萃取、分离杂质、提取金属及其化合物的过程。有关的详解如下：
一、简介我国古代湿法冶金的情况以及原理：
中国古代的“湿法冶金”：西汉时期刘安所著《淮南万毕术》中记载有“曾青得铁则化为铜”其含义是把铁片放入硫酸铜溶液或其它铜盐溶液中，可以置换出单质铜。这种方法是现代湿法冶金先驱。
就是在铜的硫酸盐溶液中加入铁，可以得到铜。其实就是用金属性强的物质，去置换比它弱的金属（K、Ca、Na除外），如在硫酸铜溶液中加入金属锌或铁,可置换得到金属铜,这就是湿法炼铜的原理,主要反应为:(1)CuSO4+Zn=Cu+ZnSO4; (2)CuSO4+Fe=Cu+FeSO4
我国劳动人民很早就认识了铜盐溶液里的铜能被铁置换，从而发明了水法炼铜。它成为湿法冶金术的先驱，在世界化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二、必要补充解释：

中国在北宋时期已用湿法(胆铜法)生产铜，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有《浸铜要略》一卷,可惜已失传。1752年西班牙里奥·廷托(Rio Tinto)开始用湿法生产铜。工艺与我国北宋胆铜法基本相同,其重要进展是采用人工焙烧硫化铜矿而不靠自然风化。同期，俄国古米雪夫斯基（Гумещевсκий）矿也开始用湿法生产铜。1889年开始用湿法生产氧化铝，以后湿法炼锌、金、银、钴、镍等工厂相继出现。

❾ 结合材料，运用物质和意识关系原理，谈谈怎样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1）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回国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答，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2）意识具有能动作用。
①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自觉选择性和主观能动性，人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认真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同时要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
②人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正确的意识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要树立正确的意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