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性立法

① 如何构建我国的民法体系

构建我国的民法体系，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认清民法典制定的目标。

民事立法的混乱会导致民事司法实践的标准不统一，使民法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民法典的制定，可以消弭立法上的混乱，填补立法空白。这正是民法典的优越性所在。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统一的立法体系。

在接下来的立法工作中，我国民法的体系化要围绕民法典制定而进行。制定民法典应适合我国国情、体现时代要求，更好地促进我国的民事立法以及民事司法的完善，保障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加强民法理念研究。

民法的体系化是对民法典的体系、编纂技术、所采用的指导思想、法律原则甚至法律适用的总结。民法典不能涵盖所有的民事生活，而不断发展的民事法律关系也需要不断进行规范调整。

因此，民法典的制定不单纯是为立法而立法，而是为了调整民事生活。为了使民法更好地体系化，制定出合乎需要的民法典，应加强对民法典编章结构、立法技术、法律概念以及司法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三、正确区分法典编纂与法典汇编的关系。

制定民法典，有汇编式与编纂式两种法典方案。就我国而言，编纂式法典具有一些汇编式法典不具备的优点。编纂式法典具有紧密的体系，能够克服体系的漏洞，有利于制度之间的协调，更能彰显民法典的形式理性，体现民法典的价值。

而法典编纂存在的缺陷，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案来弥补。当前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在我国《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制定之后，应紧接着进行人格权法以及债法总则的制定。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法律进行全面体系化，从而编纂出我们时代的民法典。

(1)构建性立法扩展阅读：

探究民法的体系化，根本目的在于形成一个法典化的完备体系，从而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逻辑性与系统性的民法典。我国民法的体系化，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及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民法体系化是制定民法典的内在要求。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决定的逻辑性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民法的体系化可以将涉及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既定原则的指导下进行通盘规划，从而确立起民法典的支柱与骨架，发挥其预先规划、提纲挈领的作用。

民法体系化是制定民法典的保障。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确立民法体系，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法规中的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

民法体系化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民法的体系化，就是将市民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从而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便利。体系化有助于通过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稳定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

②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及意义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

《劳动合同法》第一条表明，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意义：

《劳动合同法》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立法标本，不仅仅在于其演示了一场极为复杂、激烈的立法博弈，它对于中国未来的社会立法，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

《劳动合同法》提高了劳工标准，用工成本的增加会给企业带来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动力，间接可能推动劳工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对于处于世界工厂核心的制造业工人而言，可以改善其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虽然遭遇了金融危机的打击，但长期来看，《劳动合同法》对工人待遇与利益的促进应该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而在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劳动关系主体双方中劳动者一方处于弱势地位，因而 《劳动合同法》更加强调对劳动者的保护，同时也对保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作出了相应的法律规范。

因此，只有正确全面地理解法律的立法宗旨，自觉增强法律意识，认真研究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全面推进法律的贯彻实施。

(2)构建性立法扩展阅读：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背景

《劳动合同法》从立法伊始，就受到了相当的关注，全国人大第一次审议之后，2006年3月20日至4月20日，《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191849件意见，这一数据创造了改革开放后全国人大立法史的新纪录。

在关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以及劳动合同期限、劳务派遣、经济赔偿金等一系列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各方通过各自渠道发表意见，以期能在草案的修改中发挥影响力。尽管各方讨论的议题有所不同，但却最终以各种形式回归于劳工标准的提高与否上。

经历了各方的争论和角力，《劳动合同法》几易其稿最终颁布实施，和初次公布的草案相比，部分条款发生了变化。虽说立法过程中有多方的参与，但很明显资方作为一个整体，发出了较为一致的声音，具有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因此最终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在资方的强大压力下，作出某些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

③ 什么是立法构建

对＂立法构来建＂一词，能大概意会自，达到一知半解，就足可矣。实没必要知其然，还需深知其所以然。因为至今尚无一权威性的解释，故对所有人的理解，都可认为是其大概意会的。如此，何不顺应而为，随逐大流呢？怎么理解，怎么就是。我也没必要献丑，把自己的半瓢水理解显出来了。

④ 根据企业所得税税收总额的规定谈谈我国税法发展方向和立法构建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税收事业发生翻天履地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作用日益突出。本文在回顾三十年来我国税制发展变迁的基础上，分析了市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深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税制改革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从完善增值税制度等七个方面探讨如何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税制改革、机遇与挑战、若干思考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我国开始了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全国人民努力建设国家，造就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三十年国运昌盛，三十年殷民阜利，税收事业发生翻天履地的变化，作为经济体制配套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税制改革稳步推进，催生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税收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作用日益突出。认真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税制发展变迁，探讨如何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与实践意义。
一、简要回顾我国税制改革三十年历程
三十年税制改革经历两大时期、六大变革，实现税收收入总额由1978年的591亿元上升至2007年的49449亿元，年均增幅达2.79倍创世界奇迹，并深刻影响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一个时期是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3年，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国营企业全面实行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的需要，1994年进行改革开放后第二次大规模税制改革。
1978－2007年税收总收入增长变化图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随着改革开发带来的经济发展，需要通过税收调节来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我国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于1980年9月公布实施。之后，涉及个人利益分配的税收法规相继出台：1985年先后发布了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暂行规定、集体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奖金税暂行规定；1986年至1988年先后发布了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个人收入调节暂行条例、关于征收私营企业投资者个人收入调节税的规定。1994年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施行，将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个人所得税；1999年《个人所得税法》再次修订，对储蓄存款征收利息税；第三次修订将起征点调整为1600元；2008年3月起将起征点调整为2000元。
（二）涉外税制初步建立。1980年9月公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与1981年出台的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极大促进了涉外经济的发展。1980年到1990年，外资从无到有，引资成效初显。十年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06.92亿美元，涉外税收收入1980年仅有100万元，1990年达到49.15亿元。1991年7月起施行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以及外国企业实施统一的所得税法。由于所得税负担水平普遍降低，极大地鼓舞了外商的投资热情，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1991年到1993年外资由少变多渐成规模，不仅带来建设资金，还带来先进技术经验，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提高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起到促进作用。但一个内外有别的税收双轨制，形成对国民的歧视和对外籍人士的超国民待遇，致使税收不公平。
（三）利改税及工商税制改革。在认真总结国内流转税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1980年在柳州、长沙、青岛、上海等城市进行增值税试点，1983年起实施增值税暂行办法，并对国营企业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国营企业所得税和国营企业调节税形成雏形；1984年对国营企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把现行工商税按照性质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等4个税种；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开征资源税和利润调节税；将国营企业缴纳的固定资产占用费改为固定资产税；恢复征收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印花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和集市交易税，开征土地使用税和城市建设税，建立起多种税多环节多层次的复合税制，我国税制建设开始步入新轨道。并相继发布了烧油特别税、牲畜交易税、建筑税、建筑税、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城市维护建设税、进出口关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筵席税、印花税、特别消费税、教育附加、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农业税、耕地占用税等税收法规，合理调节各方面经济利益，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充分发挥税收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⑤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意义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意义：
第一，制定《劳动合同法》是尊重劳动，保护劳动者的重要举措。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和优越性的体现。《劳动合同法》通过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终止等作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我国国情的规定，在尊重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基础上，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全面履行劳动合同、引导用人单位合理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规范用人单位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行为、要求用人单位在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时必须依法支付经济补偿，从而在劳动者十分关心的这些问题上，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制定《劳动合同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劳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所以，以人为本，重要的是要以劳动者为本；社会和谐，重要的是劳动关系的和谐。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是保证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和基石。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一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是一对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共同体。《劳动合同法》在维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同时，侧重于维护处于弱势一方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实现双方之间力量与利益的平衡，从而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三，制定《劳动合同法》是完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劳动合同在保护劳动者各项劳动保障权益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劳动合同一方面可以从形式上确立劳动关系，从而为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各项法定权益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从内容上具体约定了劳动者的工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等权益，从而为劳动者实现和保障自身的权益提供了依据。劳动合同的重要性，决定了《劳动合同法》在劳动保障法律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制定《劳动合同法》，不仅可以直接维护劳动者的劳动合同权益，而且还可以起到间接维护劳动者的其他各项劳动保障权益的作用。由此可见，《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完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⑥ 如何更好地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更好地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措施：

一、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
根据《中国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的有关规定，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包括规划与计划、起草、审批与发布、适用与解释，以及备案、清理与评估等环节。每一部党内法规都要走完这几项规定动作。以规划与计划为例，2013年11月，中央公布《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这实际上是给中央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制定相关的党内法规过程中，根据这部党内“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制定过程应遵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在党内立法过程中，按照分级立法的原则，由中央办公厅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规划和计划，中央纪委、中央各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责权限，按照一定的程序对党员和党组织的行为做出规范，并适时予以公布，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有规可依。此为其一。其二，按照开门立法的原则，鼓励党员甚至党外群众有序参与到党内立法工作中来，鼓励和尊重专家学者对党内立法提出咨询意见和政策建议，一些党内法规的初稿和征求意见稿可以通过媒体、网络予以公布，广泛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做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其三，按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整合的原则，将基层一些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政策，成熟的并带有普遍适用性的上升为党内法规。条件成熟时，可以将党内法规经过法定程序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成为国家法律。
二、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力度
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由党内法规工作负责实施，自发布之日起30日内由制定机关报送党内法规工作备案审查。备案审查的主要内容，是对该党内法规进行政治性、法律性、政策性、合理性、合规性等进行审查，即看该党内法规是否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是否同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是否与其他同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规定的内容是否明显不当；是否符合制定权限和程序。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存在上述的不一致、相抵触、相冲突以及明显不当的情况的，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经批准可以建议制定机关自行纠正，制定机关应当在30日内作出处理并反馈处理情况，逾期不作出处理的，中央办公厅提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建议，报请中央决定。

党内法规解释制度，是指党内法规制定机关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党内法规的含义以及法规所使用的概念、术语等进行进一步说明的活动。党内法规的解释同党内法规具有同等效力。党内法规的解释是党内政治生活中法规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法规实施的重要前提。
不管是党内法规的备案审查，还是党内法规的解释，都是为了提高法规立法质量，党内法规的立法质量，增强党内法规建设的合法性，彰显党内法规的严肃性、权威性，目的是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三、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制定机关、制定程序、调整对象、适用范围、实施方式不同。从制定机关和制定程序看来，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中央各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党内立法程序制定的，而国家法律则是由国家立法机关依据立法程序制定的。从调整的对象来看，党内法规主要调整的是党内关系和党内政治生活，而国家法律主要调整的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从适用范围来看，党内法规仅适用党组织和党员，而国家法律则适用于包括中国党组织和党员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从实施方式来看，党内法规主要是以党的纪律作为强制手段，而国家法律则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尽管有上述明显的不同，但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都是中国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重要依据，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国家法律规范体系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来说，二者又是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也就是说，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是国家法律的重要保障。党内法规在条件成熟时可以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此为其一。其二，党内法规的制定与实施都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开展，不能超越、逾越、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外、之上。其三，党内法规要严于国家法律，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加入中国，成为中国这个执政党组织的一员，就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如何实现二者的衔接和协调？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要用两手，两手都要硬，即运用国家法律法规这一手，规范约束包括党组织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使他们的行为符合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同时也要运用好党内法规这一“软法”之手，加大党内法规的执行力度，使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既有国家法律意识，也有党内法规意识。两手同时抓，才能使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发挥出合力，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走好。
四、党内法规制度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
从法的位阶来看，国家宪法和法律要高于党内法规，也不是说党内法规不能与国家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对党内法规进行清理过程中，所坚持的一条原则是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符合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但是在制定党内法规和党的制度中，应按照比法律的要求更加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党员和党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中国是先锋队阶级，才能体现党的先进性。
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党组织的规范和约束要严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党组织作为先锋队组织这一特性要求对党组织的约束不能低于、松于其他组织。特别是党组织应该率先遵守由自己提出的国家法律或法令，为全社会守法做出表率。二是对党员的规范和约束要严于一般的公民。这是因为党员入党誓词中就有遵守党的纪律，它的意义就是说，入党时就已经把自己的一些权利让渡出去，自愿接受更为严格的党纪约束，这是一种承诺。从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看出，在党内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应该按照严于法律的要求约束自己、约束自己所在的党组织。
比如，我国的现行法律，没有“通奸罪”条款，而“性贿赂”也未入罪。从国家法律的角度，“通奸”不是罪，无法纳入法律惩处的范畴，顶多是道德谴责，是社会层面违反道德规范的问题。但从党内法规的角度，“通奸”的性质就比较恶劣了。也就是说，对于党员干部来说，“通奸”行为尽管不“违法”，但却“违纪”了。根据《中国党员纪律处分条例》把“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专列为第十四章，其中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与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与现役军人的配偶通奸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重婚或者包养情妇（夫）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一规范，显示的是对党员要求的严格，对“先进分子”的要求原本应该如此。
五、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
对于当代中国来看，党内法规的执行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法规的执行力与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密切相关。提高党内法规的执行力，让党内法规不再“悬空”，不再贴在墙上，印到纸上，而是切切实实地走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功课。比如，法规的执行离不开良法的制定，一些法规为什么执行不了，是因为法规本身无法执行，可操作性差，因此，要提高党内法规的立法质量。此为其一。其二，加强党内法规工作队伍建设，特别是党内法规的立法、执行、监督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将大批具有党建专业和法学专业背景的同志充实到党内法规的工作队伍当中来。其三，严格执法。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办案线索”，这条规定实际上就大大提高了党内法规的执行力，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党内法规的范围内得到切实有效的推进，避免了一些地方在纪律查办案件时受到同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一把手”的干涉、干扰。

⑦ 民法体系的构建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体系，也 可以说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在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然 启动的情况下，学者与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应当如何建构与确立民法典的体系 。本文拟对此谈几点看法。
一、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探究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获致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的体系，从而 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说，民法典体 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 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所决定的逻辑性 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 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之为民法典。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 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其体系的完整性之上。并且，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 化的理念，即将涉及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而首先确立居于民 法典的支柱与骨架地位的民法典的体系可以发挥预先规划、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民法典 层次分明、构造严谨。因此，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 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第二，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 等、诚实信用、私法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等，同时有助于消除防止整个法典价值观念彼 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单行的法律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领域贯彻一种或多种民 法价值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 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先生所言，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化的理念，即将涉及 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王泽鉴：《民法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例如，现代民法不同于古代民法的一个 主要方面在于，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对交易安全的维护 。当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与对所有权的保护发生冲突之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 全。此种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又分别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编章之中。例如，总则中 的表见代理制度，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等，都体现了优 先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选择。因此，只有通过对民事法律规范的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 的各种价值贯彻如一，并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 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由于我国许多单行民事法律 法规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也是为了适应改革的不同阶段对法律调整 的需求或者是为了适应特定的目的或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由于在立法之初对嗣后所 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缺乏通盘的考虑，也由于没有考虑到民法自身的体系化，这就使 得各个法律法规之间经常存在着冲突与矛盾的现象。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通过确立 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 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在民 法典的体系建立之后，就可以形成民事普通法与特别法的逻辑结构，在民事普通法中形 成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内在结构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各个单行的民 事立法尤其商事特别法之间的和谐体系。这个体系构建之后，就可以形成一套严格的法 律适用规则，可以有效的为行为人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为法官提供完整、和谐、 清晰的裁判规则体系。
第四，依照科学的、完备的体系所构建的民法典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一方 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民法典之所 以不同于判例法，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适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 工作者在适用民法之时形成体系化的思维观念，体系化要求我们去掌握体系化的民事法 律规范，例如关于债的请求权的确立之时，应当考虑债的请求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才 能使我们用一种体系的观念来适用法律。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种请求权 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然后才能考虑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 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体系化可以促 使法律工作者用体系化的观念分析解决个案，从全方位的角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 (注：Dieter Medicus:Burgerliches 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1999,p5—9.)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 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所言，法的 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综览性”，从而提高其适用上之“实用性”，而且可以提高 裁判上之“可预见性”，从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构成的体系“圆满无缺 ”，则光凭逻辑的运作便能圆满解答每个法律问题。(注：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 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 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 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的某项政策而随意发生改变。
关于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五编制模式，而应该在此基础上有所创 新，有所发展。一百多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高度复杂化、多样 化，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体系与内容理应与时俱进。世 易时移，变法宜矣。“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构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 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这样才能使民法典的制定发挥出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 用，并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构建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一大难题。2002年12月22日 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即 ：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对 此种体例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哪一些不应 当被纳入民法典。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学者认为 ，各种知识产权法如著作权、专利法等应当纳入到民法典中。还有的人认为，信托法、 劳动法等也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并独立成编。各种观点都是不无道理的。
应当看到，民法典的体系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 变动，如果将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确实需要将某些重要的民事单行法纳入到民法典的 体系当中，那么届时对民法典体系作出突破也是极为必要的。但是，民法典不是无所不 包的、庞杂的法律汇编，编纂民法典绝非意味着将任何属于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应当 尽可能的纳入到民法典中。民法典不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建立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 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相互关系。我认为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 考虑：
第一，民法典是对各种民事活动的基本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作的规定，民法典规定 的是市民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它在整个国家民事立法体系中属于最普通、最基础的民 事立法，然而，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为此需要大量的单行法律以调整各 种民事关系。但这些单行民事法律并不都需要纳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 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对那些技术性很强的、仅仅适用个别 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规则不应当民法典规定，而应当由单行法来解决，例如物权法 主要解决的是物权中人们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 遍适用的规则，而信托法仅仅调整的是信托关系，它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产生的，它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应当作为民法 典之外的单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确立的制度、规则应当保持较强的稳定性。民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 文法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具 有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功能的基础。民法典中有些 甚至是千百年来人类市场活动所共同遵循的规则的总结。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 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权、债权的 许多规则是交易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有关知识产权的具体规则 则常常不断变化发展，如果将各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技术性很强的 知识产权规则都纳入民法典，无疑会妨碍民法典内容的稳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调整那些私法领域内的基本民事法律规则，至于处于公法与私法交 叉地带的法律规则，例如劳动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由于其本身并非单纯的民事 法律规则，而体现了较强的国家公权力干预的性质，所以应当制定单行立法。例如，德 国的学者就将劳动法称为“特别私法”，其原因就在于，劳动法并非完全的纯粹的私法 ，劳动合同的订立也并非基于完全的合同自由，国家常常要做出许多的干预。
第四，民法典主要规定的是实体的交易规则以及对与实体交易规则联系极为密切的程 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如不动产登记规则可以在物权法中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但 是那些非常琐碎的具体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的规定，应当由单行法加以规定。 例如，知识产权法涉及到有关专利、商标登记的具体程序规则就不应当在民法典中作出 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收养法由于涉及到大量的具体的程序性规则，其中更 多的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收养条件等作出的严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收养法不 应被纳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处理民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之时，争议最大的就是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如何安排的问 题。毫无疑问，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的一种类型，知识产权法也应当属于民法的范畴 。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这些法律是否都应 当都纳入民法典?对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将各个单行的知识产权法律都 收入民法典是不可取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一个内容非常庞杂 的规范体系，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既涉及到程序法也涉及实体 法，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既涉及国际法也涉及国内法，显然，将其放到民法典是困 难的。与其如此，还不如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第二 ，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体系。知识产权本身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自新技术 革命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产权法中出现了一种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 的若干规则，创设出一种工业版权制度，如集成电路部图设计，即属于此种情况。再如 ，著作权邻接权的范围正在随着传播技术的提高逐渐扩大，如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都 纳入到知识产权的范畴。所以，一旦在法典中将知识产权的类型固定化，不一定适应知 识产权的发展需要。第三，将知识产权单行法收入民法典，会妨害民法典的体系的和谐 。民法典是基本法，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这决定了其规则应当具有普 遍适用和相对抽象的特点。而知识产权法的技术性规定较多，且变化性较大，若将此一 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相对稳定、系统化的民法典中，无疑会极大地损害民法典的稳定性 。我认为，知识产权不应当作为独立的一编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民法典对此作出规定 可以考虑采纳第二种或第三种模式，即仅规定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或仅在民事权利的 客体中确认知识产权，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宣示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二是共性的规 则在特别法中不好规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规定。
三、应当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为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模式，但我认为应当借鉴德国模式，采取法律关系的要 素来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潘德克顿学派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在于，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 为构建民法典总则体系的骨架，“德意志编别法创设总则编之一举，意义甚为重大，当 时德国法律学者皆认为：对各种法律关系共同事项，另有谋设一般的共同规定之必要。 ”(注：陈棋炎：《亲属、继承法基本问题》，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3页。)也就 是说，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法 典的体系结构。具体来说，在总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制度，然后在分则中确立法 律关系的内容，该内容主要是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债权、物权、亲属、继承权利，当总 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与分则中的权利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例 如总则中的主体、行为、客体与物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完整的物权法律关系。由 于法律关系的各种要素都已具备从而形成完整的法律关系，这种构架模式体现了潘德克 顿体系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如果我们要采纳潘德克顿制定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那么总则按照法律关系的要素 来构建，至少需要规定以下内容：第一，主体制度。主体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体制度是独立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说必备的民事权利能 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规定，是商品关系的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体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伙等。第二，客体，客体是民事权利和义务指向的对象。根据概念 法学的体系思想，应将作为法律规定的客体的构成要件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类别概念，并借着不同层次的类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并因此 构成体系。(注：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56页。)总则中规定客体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国民法总论已经在总则中抽象出来了法律行为的概念，对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 素的客体是应该也可以抽象出来的。建立抽象的客体概念，可以涵盖未来发展出来的客 体。因为客体本身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形 财产权利在迅速扩张，近来有学者认为，像养老金、就业机会、营业执照、补贴、政治 特许权利等都属于财产权范畴。(注：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权利客体一词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这就需要使客体概念的包容性更强。第三，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它是指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 义务，以意思表示为内容的行为。作为民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关 理论在现代民法学说中居于重要地位；尽管在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承认婚姻 为契约行为，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仍然是十分广泛的。这一制度作为观念的抽象，不仅 统辖了合同法、遗嘱法和收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了民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 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它不仅可以对现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行为进行调整，而且能 够涵盖许多新的交易形式，并对其进行规范；而且又以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法 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注：参见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为》，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四，民事责任。民事责任 是不履行民事义务的结果，也是对不履行义务行为的一种制裁。关于总则中是否应当规 定民事责任制度的问题，曾经在学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学者建议，我国《民法通则 》单设民事责任制度，因此总则中应当规定民事责任制度。我认为，总则不可能对民事 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全面的规定，因为无论是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都不属于 总则的内容，而是分则的内容。尽管总则中不应当规定“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则，但总 则规定民事责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则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总则中规定一般民事责任的 概念确定了民事责任的特殊性，因为民事责任的概念只有在总则中规定才合适的，在总 则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对此作出规定。另一方面，总则在规定了法律关系的主体客 体以及简单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民事责任，也是顺理成章的。由于侵权行 为将独立成编，因此总则中应当有相应的制度与分则中的制度相适应。另外，侵权责任 和违约责任存在着一些共性，例如关于归责原则、免责条件、刑事附带民事、民事责任 与刑事责任的关系、责任形式等。这些应当在总则中设置一般规定。
人格权、亲属权、继承权、物权、债权，是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权 利，是民事主体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所必备的权利，而且其内涵都已经比较 成熟，因此，有必要通过民法典而非一些单行法来确认。分则的权利体系应当以已经发 展成熟、并且已经为社会生活广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权利为基础来构建，当然也应当为 未来新的权利成长提供足够的法律空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民事权利如何进行排列，从而合乎民法典体系的逻辑性。我认 为，确立这一体系，应当着眼于以下思路：首先应当强调人格权应当优先于财产权的基 本理念，因此，人格权应当置于民事权利之首。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完整，应该 置于比财产权更重要的位置，它们是最高的法益。因为一方面，现代民法要充分体现人 本主义得精神，强调对个人的终极关怀，因此应当将就个人利益而言更为重要的人身利 益置于财产利益之前，优先保护。另一方面，财产权与人格权相比较，毕竟不如人格权 那样对个人更为重要。试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谓“万贯家财” 又有何用?还应当看到，人格权财产是个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严等涉及社会利益 。这正如美国侵权法重述第85节认为，“人类生命和肢体的价值不仅属于他个人，而且 属于整个社会。因此其价值高于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 法草案之中，将物权法置于民法典分则中的各编之首，这主要考虑到民法通则第五章“ 民事权利”中的体系，在该章中首先规定了物权的内容，因此立法机关最终将物权放在 分则中的各编之首，我认为这种体例虽然不无根据，但从理论上说仍然值得商榷。毕竟 物权与人格权相比，人格权更为重要。其次，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优先于一般财产 权。因此，有关亲属权、继承权也应当优先于物权债权等财产权。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 与人格权同属于人身关系的范畴，两者具有更密切的联系，所以将其置于人格权之后、 财产权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关于物权与债权的关系，民法典草案将物权置于债权 之前是比较科学的，毕竟物权是产生债权的前提，只有在产权明确的情形之下才能发生 交易关系。第四，关于债权的概念，我国民法典草案未设立独立的债权总则，有关债的 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几种债的形式(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是在总则中的民事权利一章中规 定的。我认为，在侵权行为法独立之后，尤其在我国合同法总则已经非常充实和完备的 情况下，没有必要再规定与合同法总则大量重复的债法总则。但从民法典体系构建考虑 ，物权是与债权相对应的概念，物权法已经独立成编，债权法也应当独立成编，债权制 度的确立，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应有的位置 ，并且为这些关系确立了适用的规则。设计债法总则还是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它可以 使民法典的条文更为简约。现实中的各种债都是具体的，通过归纳其共同事项，将具有 共性的部分规定在债法总则中，可以起到一种立法经济与俭省的作用。当然，有关债权 的总则应当尽量简化，可以考虑对合同法总则中没有规定的内容作一些补充性的规定。 按照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民法典的分则体系应当为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 权总则、合同法的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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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法典分则关于民事权利的各编之后，应当规定一个对各类民事权利加以保护的侵 权责任编，这就需要将侵权法独立成编。从表面上看，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编似乎与以 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则的做法相冲突，因为总则规定了主体、客体与行为，而分 则应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及权利展开，如果增加民事责任制度，似乎分则的体系就形成了 与总则不和谐的现象，即分则以双重标准展开。我认为，以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 则体系的思路并未因增加独立的侵权责任编而受到破坏。因为：一方面，法律关系的要 素，不仅仅应当包括主体、客体、行为及内容还应当包括责任，因为责任既是对民事权 利侵害的结果，也是违反民事义务的后果，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义务的违反也不 会产生责任，因此既然规定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就必然要规定民事责任。所以在分则体 系中详细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完整的侵权责任制度这在逻辑上是更为严谨 、自恰的，可以更为清晰完整的表现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发展的过程。反之，仅规 定权利而无责任，无法确定对权利的救济措施，法律关系的要素并不完备。另一方面， 由于我们已经在总则中规定了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例如各种民事责任的共性问题已经 在总则作出了规定，因此在分则中规定侵权责任可以与总则遥相呼应，在民法典中构建 一个完整的民事责任体系。侵权行为是对各种民事权益侵害的结果，所以侵权行为法应 当置于各种权利之后。在民法典分则中先列举各类民事权利，然后规定对民事权利的保 护措施，即侵权责任制度，这也是符合逻辑顺序的。
四、关于人格权制度的独立成编问题
我认为，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适应丰富和发展民法典体系的需要，也是符 合民法典体系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 情况出发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应当重视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民法是 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我国要制定一 部反映中国现实生活、面向21世纪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须在体系结构上与我们这个时代 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继承合理的传统，又要结合现实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当然，创新 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更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创新”，任何创新都必须与客观规律相 符、具有足够的科学理论的支持。人格权的独立成编不仅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和重大的 实践意义，而且从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看，完全符合民法典体系的发展规律，并对民法 典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格权独立成编是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的。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 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 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应该在其中占有 重要的位置。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未将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甚至对 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 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人格权没有单独成编，不能突出其作为民事基本权利的属性。在 民法中与财产权相平行的另一大类权利是人身权，其中包括人格权。人格权作为民事主 体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应当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 名誉、隐私等各种权利，乃是人身权的主要组成部分。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 类基本权利，规范这两类权利的制度构成民法的两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权利，或者包 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如果人 格权不能单独成编，知识产权等含有人格权内容的权利也很难在民法典中确立其应有的 地位。由于在民法体系中，是以权利性质的不同来作为区分各编的基本标准的，所以人 格权单独成编是法典逻辑性和体系性的要求。
第二，从民法的调整对象来看，人格权理所当然应当独立成编。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 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点不仅得到了立法的确认，而且已经成为学界的共 识。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两类基本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因民法的调整而表现为各类 财产权，而人身关系作为与人身相联系并以人身为内容的关系主要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 关系，在民法上应当表现为人格权和身份权。
第三，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不会造成原有体系的不和谐，相反是原有体系的完整展开 。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则体系是按照民事权利结构构建的。将人格权确认为一项独立 的权利，其实还是在按权利体系构建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可以说将其独立既继受了既有 的权利体系，又是对这一体系的适当发展。

⑧ 怎样构建民法体系

构建民法体系的方法：
1、第一，增强民法学研究的本土性。
民法虽然具有相当的普适性特征，但其本质上仍根植于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传统。因此，民法学研究不可避免的具有相当强的本土性，这尤其表现于民事主体、物权、人格权、婚姻和继承等制度。由此，民法学内容和体系的构建也一定要从本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着眼于解决实际需要。
2、第二，提升民商法学研究的国际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民商法学研究必须具有国际视野。一方面，我们要广泛借鉴国际上两大法系的先进经验，服务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我们要有广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不能成为“井底之蛙”，我们要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来把握民商法学的发展趋势。此外，我们还应当加强与国外民法学者的对话和合作，未来中国民商法学应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争夺话语权，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为世界范围内民商法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3、 第三，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过去我们的研究方法比较偏重于法律本身的解释，过多依赖逻辑解释方法，导致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方面存在某些缺陷。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唯有发现真实存在的问题，才能发展出真正有用的学问。为此，我们应当提倡在未来的民商法学研究中加强实证研究，广泛的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例如鼓励多开展实地调查，抽样分析等，致力于把握法律在社会现实中的实际运行状况和社会效果，发现从“纸上的法”向“行动中的法”转化的规律，揭示各种利益冲突和纠纷的解决机制及社会正义的实现途径。
此外，我们应当注重民商法学与其他法学学科以及法学以外的其他的人文社科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交流，避免形成“隔行如隔山”的学科封闭和知识割裂。法学学科的发展还必须加强法学内部各学科的知识融合，加强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知识融合，唯有如此，法学才能形成知识有机关联的学科体系，才能真正融入整个社会科学知识系统之中。

⑨ 如何更好地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更好地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措施：

一、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的有关规定，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包括规划与计划、起草、审批与发布、适用与解释，以及备案、清理与评估等环节。每一部党内法规都要走完这几项规定动作。以规划与计划为例，2013年11月，中央公布《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这实际上是给中央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制定相关的党内法规过程中，根据这部党内“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制定过程应遵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在党内立法过程中，按照分级立法的原则，由中央办公厅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规划和计划，中央纪委、中央各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责权限，按照一定的程序对党员和党组织的行为做出规范，并适时予以公布，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有规可依。此为其一。其二，按照开门立法的原则，鼓励党员甚至党外群众有序参与到党内立法工作中来，鼓励和尊重专家学者对党内立法提出咨询意见和政策建议，一些党内法规的初稿和征求意见稿可以通过媒体、网络予以公布，广泛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做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其三，按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整合的原则，将基层一些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政策，成熟的并带有普遍适用性的政府上升为党内法规。条件成熟时，可以将党内法规经过法定程序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成为国家法律。
二、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力度
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由党内法规工作机构负责实施，自发布之日起30日内由制定机关报送党内法规工作机构备案审查。备案审查的主要内容，是对该党内法规进行政治性、法律性、政策性、合理性、合规性等进行审查，即看该党内法规是否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是否同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是否与其他同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规定的内容是否明显不当；是否符合制定权限和程序。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存在上述的不一致、相抵触、相冲突以及明显不当的情况的，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经批准可以建议制定机关自行纠正，制定机关应当在30日内作出处理并反馈处理情况，逾期不作出处理的，中央办公厅提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建议，报请中央决定。

党内法规解释制度，是指党内法规制定机关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党内法规的含义以及法规所使用的概念、术语等进行进一步说明的活动。党内法规的解释同党内法规具有同等效力。党内法规的解释是党内政治生活中法规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法规实施的重要前提。
不管是党内法规的备案审查，还是党内法规的解释，都是为了提高法规立法质量，党内法规的立法质量，增强党内法规建设的合法性，彰显党内法规的严肃性、权威性，目的是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三、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制定机关、制定程序、调整对象、适用范围、实施方式不同。从制定机关和制定程序看来，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中央各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党内立法程序制定的，而国家法律则是由国家立法机关依据立法程序制定的。从调整的对象来看，党内法规主要调整的是党内关系和党内政治生活，而国家法律主要调整的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从适用范围来看，党内法规仅适用党组织和党员，而国家法律则适用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和党员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从实施方式来看，党内法规主要是以党的纪律作为强制手段，而国家法律则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尽管有上述明显的不同，但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都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重要依据，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国家法律规范体系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来说，二者又是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也就是说，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是国家法律的重要保障。党内法规在条件成熟时可以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此为其一。其二，党内法规的制定与实施都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开展，不能超越、逾越、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外、之上。其三，党内法规要严于国家法律，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党组织的一员，就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如何实现二者的衔接和协调？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要用两手，两手都要硬，即运用国家法律法规这一手，规范约束包括党组织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使他们的行为符合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同时也要运用好党内法规这一“软法”之手，加大党内法规的执行力度，使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既有国家法律意识，也有党内法规意识。两手同时抓，才能使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发挥出合力，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走好。
四、党内法规制度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
从法的位阶来看，国家宪法和法律要高于党内法规，也不是说党内法规不能与国家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对党内法规进行清理过程中，所坚持的一条原则是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符合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但是在制定党内法规和党的制度中，应按照比法律的要求更加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党员和党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阶级，才能体现党的先进性。
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党组织的规范和约束要严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党组织作为先锋队组织这一特性要求对党组织的约束不能低于、松于其他组织。特别是党组织应该率先遵守由自己提出的国家法律或法令，为全社会守法做出表率。二是对党员的规范和约束要严于一般的公民。这是因为党员入党誓词中就有遵守党的纪律，它的意义就是说，入党时就已经把自己的一些权利让渡出去，自愿接受更为严格的党纪约束，这是一种承诺。从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看出，在党内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应该按照严于法律的要求约束自己、约束自己所在的党组织。
比如，我国的现行法律，没有“通奸罪”条款，而“性贿赂”也未入罪。从国家法律的角度，“通奸”不是罪，无法纳入法律惩处的范畴，顶多是道德谴责，是社会层面违反道德规范的问题。但从党内法规的角度，“通奸”的性质就比较恶劣了。也就是说，对于党员干部来说，“通奸”行为尽管不“违法”，但却“违纪”了。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把“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专列为第十四章，其中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与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与现役军人的配偶通奸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重婚或者包养情妇（夫）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一规范，显示的是对党员要求的严格，对“先进分子”的要求原本应该如此。
五、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
对于当代中国来看，党内法规的执行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法规的执行力与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密切相关。提高党内法规的执行力，让党内法规不再“悬空”，不再贴在墙上，印到纸上，而是切切实实地走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功课。比如，法规的执行离不开良法的制定，一些法规为什么执行不了，是因为法规本身无法执行，可操作性差，因此，要提高党内法规的立法质量。此为其一。其二，加强党内法规工作队伍建设，特别是党内法规的立法、执行、监督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将大批具有党建专业和法学专业背景的同志充实到党内法规的工作队伍当中来。其三，严格执法。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办案线索”，这条规定实际上就大大提高了党内法规的执行力，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党内法规的范围内得到切实有效的推进，避免了一些地方在纪律查办案件时受到同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一把手”的干涉、干扰。

⑩ 构建完善的教育法规体系在立法技术上有哪些要求

构建完善的教育法规体系在立法技术上的要求：
（1）教育法律规范表现形式配套版：
不同层次权的教育规范性文件形成自上而下的实施体系。
（2）教育法规内容全面：
教育法律规范所涉及的教育活动及其行为要全面；不同类型的教育法律规范要全面。
（3）教育法律规范的要素完整：
教育法律规范内部的逻辑结构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