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南皮

A. 三国时期的魏国的城池有哪些

魏国（公元220年-265年），始于魏文帝曹丕，魏元帝曹奂，曹丕之父曹操虽未称帝，但曹丕称帝后追封他为魏太祖，魏朝，计曹操共6帝。魏是三国时期最为强大的国家。

东汉末年，地方豪强势力迅速增强，各地豪强纷纷起兵割据自立，一时间全国又陷入内战混乱之中。曹操初据有兖州，复收编了青州黄巾军三十万，势力渐强。他又将洛阳的献帝迎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得到了优势。建安五年(200)，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展开决战，曹操大败袁绍，成为北方最强的军事集团。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又率军南下，占荆州，与在长江中下游的孙权对垒。此时刘备也起兵欲兴汉室，率荆州的残余势力与江东的孙权结合。孙、曹大军在赤壁会战。曹操大败，退回北方，刘备得以占据荆州，后入成都。从此，曹、孙、刘三大势力成鼎足之势。

曹操封魏公，迁都邺，后又进封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操死，子曹丕取代汉献帝，建国号魏。次年，刘备也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一般称蜀或蜀汉)。公元229年，吴王孙权在建业称帝，国号吴。三国分立时代正式开始。

三国初期，各国主要致力于整顿吏治，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其中以曹魏的成就比较突出。从曹操统一北方、开展屯田开始，生产逐渐恢复，曹操又改革了东汉以来的许多弊政，抑制大地主豪强的势力，扫除了宦官和外戚的专权，吸收中下层地主阶级人物参加政权。魏文帝时，又实行九品中正法，承认一般士族有做官的权利。蜀国丞相诸葛亮严格采用法治，纪律严明，赏罚分明，使蜀国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增强。特别是诸葛亮招抚西南夷，使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开发，加强了民族团结。吴国自公元211年孙权迁都建业后，东南地区很快得到开发，共得43郡313县，比东汉时大大增强。吴国土地开辟，农业发展，政治稳定，航海业发达。

三国时期虽然仍有不断的战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蜀、吴争夺荆州的战争，蜀、魏争夺汉中的战争，和魏灭蜀、晋灭吴的战争。三国的军事实力以魏国最强，吴国次之，蜀国最弱。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晋灭吴。至此，三国时代宣告终结。

三国曹魏君主与年号 编辑 庙号 谥号 君主名 年号 年期

－ 魏高帝(世祖追谥) 曹腾 － －

－ 魏太帝(世祖追谥) 曹嵩 － －

太祖(世祖追谥) 魏武帝(世祖追谥) 曹操 － －

高祖（世祖） 魏文帝 曹丕 黄初 220年-226年

烈祖 魏明帝 曹睿 太和 227年-233年 青龙 233年-237年 景初 237年-239年

无 齐王(厉公)废为「邵陵县公」 曹芳 正始 240年-249年 嘉平 249年-254年

无 废帝废为「高贵乡公」 曹髦 正元 254年-256年 甘露 256年-260年

无 魏元帝 曹奂 景元 260年-264年 咸熙 264年-265年

曹魏是三国时代的其中一方，始於公元220年曹丕篡汉。

曹丕之父曹操虽未称帝，但曹丕称帝后追封他为魏太祖，魏朝，计曹操共6帝。魏是三国时期最为强大的国家。
长安,许昌,洛阳,雍州,襄阳,衮州,幽州,豫州,汝南,扬州,淮南,南阳,青州,冀州,秦州,并州、凉州、徐州，辽东

B. 麻烦大家帮我一些关于曹操的资料,不要那种很常见的,

1）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②；“拨乱之政，以刑为先”③。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①。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②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③，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④。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⑤。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⑥。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①。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②。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歌以咏志 苏东坡在《后赤壁赋》中写曹操道：“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仅“横槊赋诗”这一点，就使曹操在三国英雄中出类拔萃，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也鲜有匹敌。 “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作为一世之雄，曹操并非一介武夫，除了有武略能气势豪迈的驰骋于战场外，他还有着不俗的文学才能。他的许多诗词还留传至今为人们所激赏。曹操的诗“苍凉雄健，才华纵横，”那诗中展现的气象，无人可比。 他的名诗《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蒿里行》等脍炙人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佳作。我们先看《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雀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此诗表达了曹操求贤若渴的心情，在人生的忧患与考验，建立起更坚定有力的乐观精神。诗中以周公自比，非大政治家不能言也。再读其《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大概是曹操晚年的作品。短短几句，凝炼刚健，慷慨激昂之情毕现，我们再看其《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打败袁绍以后，次年又北征乌桓，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统一了北方，巩固了北方。他胜利归来，伫立在碣石山，面对茫茫大海，心情激动，诗兴大发，赋此名作。此写登山观海之胜，情景交融，意境开阔，令人百诵不厌，充分展现了英雄志在天下的踌躇满志。再看曹操的诗史《薤露行》： 惟反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这首诗是叙述何进召董卓，祸国殃民。董卓为人残酷，进洛阳时，杀人放火，无恶不为。《薤露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痛斥了董卓凶残不仁、倒行逆施的罪恶行为。 清代诗人沈德潜曾说：“曹公四言，于三百篇（指《诗经》）外自开奇响。”其论颇为精到。可以说，曹操的诗代表了一个时代。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社会急剧动荡，人民流离失所。曹操的诗作，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表现了英雄豪杰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诗风苍凉悲壮，又不失刚健清新，是时代的“史诗”。 曹操在“外定武功”的同时“内兴文学”。 在曹操的影响下，曹丕 和曹植也是“登高必赋”，所作诗赋，文采斐然。父子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 他凭借政治上的优势，广罗天下知名文士，当时有名的建安七子多是曹操僚属，如“建安七子”，形成了著名的“邺下集团”。他们的作品，都具有苍凉悲壮、刚健清新的鲜明特色，所以后人将这种特色称为“建安风骨”。这种诗风，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极大。而曹操，无疑是“建安文学”的开山鼻祖，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当时诗坛上还有一位才女就是蔡文姬，是文学家蔡邕之女，在战乱中为胡人掳去，流落北方匈奴，曹操将她迎回，叫她整理其父亲的作品。建安时期的一些文人，多受曹操的影响，有一颗热情的心，想干出一番事业。这些文人都有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国家危亡，更加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诗中多有雄心壮志，想建功立业，开辟了一个文学新时代。,毛泽东对曹操的诗歌赞叹不已：“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作文赋诗对于曹操只是“经纶外，诗词余事”。曹操以参与镇压黄巾军起家，戎马倥偬三十多年，既熟读兵书，又身经百战，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魏书》说他“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兵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他还亲自撰写兵法著作，计有十余万言。

C. 李兰娟受到国家级表彰，还有哪些人和她一样也受到国家级表彰

李兰娟受到国家级表彰，还有哪些人和她一样也受到国家级表彰？

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情况下，有很多的突出人物。所以我国的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主要是给予在第一批疫情防控，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成果转换和创新创业，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这次的创新团队有三代半导体创新团队，并且授予李兰娟等个人创新争先奖状。

我国是一个法治的文明的社会，但是这些都有得益于每个人的努力，所以我们要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奉献社会，这样才有利于我国的建设。

D. 以权谋私和反腐倡廉自古均有,你能举例说明吗

以权谋私：

殷商王朝后期，由于昏君无道，政治腐败，导致奸佞、贪官横行，殷纣王在河北邯郸、沙丘建立宫阙，“肉林酒池”[①]，骄奢淫逸，靠的就是在这里的奸佞和贪官。
西周从一建立，就孕育着一批新的奸佞和贪官。周武王即位，封殷纣王之子武庚为殷侯，带领殷商遗民居住在商民的发祥地――河北中南部，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监视武庚，史称“三监”。而这三监，很快成为“三奸”，他们收受武庚贿赂，搜刮民财，与武庚联合叛乱，最后被周武王消灭。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大夫，大多数都是贪官，他们为争夺权利而征战，不惜置民众于水火。如晋国大夫赵鞅为了与邯郸大夫赵午争夺“卫贡五百家”（奴隶）[②]，大开杀戒，导致赵午之子赵稷与范氏、中行氏联合叛乱，在河北地区进行了八年战争。
赵鞅死后，其子赵襄子作为晋国正卿，为了与知氏争夺河北北部的代国，不惜让厨子在家宴上把自己的姐夫代王杀死，控制代国。一群残暴、无德的权奸、贪官，构成了春秋、战国河北地区残酷的战争史和政治史。
战国时期，出身邯郸的吕不韦，更是一个大贪官。公元前257年，秦国围邯郸，他收受秦国人质异人的贿赂，放异人逃回秦国。后来靠行贿在秦国谋得高官，继而大肆搜刮资财，家成巨富。
战国后期最大的贪官和奸佞，要数赵王迁的宠臣郭开。公元前229年，秦国大举进攻赵国，受到赵国名将李牧顽强抵抗，郭开接受秦国贿赂，在赵王迁面前诬陷李牧谋反，使赵王派人捕杀李牧，自毁长城[③]。随后，秦兵攻破赵国防线，一举灭赵。一代贪官断送了一个国家，成为赵国永恒的耻辱。
西汉王朝，由于恢复分封制，使得各路诸侯，势力逐渐扩大。一些诸侯王及其僚属都成为聚敛民财的贪官。如汉景帝时封于河北的中山靖王刘胜、常山宪王刘舜、燕王刘旦等诸侯，虽然其志趣不同，但都在自己的封域内大量聚敛民财，骄奢淫逸。刘胜“乐酒好内，子枝百二十余人。”[④]刘舜也是妻妾成群，子枝无德，引起内讧。燕王旦聚敛民财，扩建府第，自以为当为太子，最后因有僭伪异志被赐死。通过在满城县发掘的刘胜及其妻子窦绾墓、鹿泉市高庄发掘的刘舜墓，可以看出这些诸侯王通过聚敛民财而得到的大量金银珠宝。他们的贪婪导致燕赵间先后爆发坚卢、范生等农民起义，反抗贪官和贵族统治。
两汉贵族的聚敛之风，必然助长贪官的孳生。汉武帝时定州人李广利、李延年兄弟，依仗胞妹李夫人得皇帝宠幸而封官。李广利封“贰师将军”，西征大宛，通过克扣军饷、聚敛民财，成为著名的大贪官奸佞。最后兵败投降，不久被杀。
新莽时期河北邯郸的伪天子王郎，可谓一个贪欲无度的流氓。他本是卜相盲流，在起义军反抗王莽政权的背景下，自称汉成帝私生子，改名刘子舆，自立天子，控制河北南部，围剿刘秀军队，成为历史上“王郎赶刘秀”的元凶，并且大肆聚敛民财，骄奢淫逸。最后，刘秀攻入邯郸，他在逃亡时死于途中。
东汉末年，割据河北的袁绍，以及他的对头公孙瓒，都可算作贪官行列。袁绍，虽是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但他在建安年间长期控制河北，先后与董卓、曹操对抗。在河北搜刮民财，广征兵夫，构筑自己的割据势力。令支（今河北迁西）人公孙瓒，曾经通过镇压黄巾军发家，割据幽州（今北京市），与袁绍连年交战。由于贪得无厌，搜刮民财，不仅大失民心，也使得曾经追随他的真定名将赵云，背他而去，投奔了刘备。
西晋河北最为臭名昭著的大贪官，应数渤海南皮县的暴发户石崇。他因谄媚贾后，官至太傅、征虏将军。任荆州刺史时，拦路劫掠贡使、客商财产无数，成为巨富。晋武帝曾资助王恺与他斗富，居然胜不过他。足见其贪欲无度。他曾在“八王之乱”中与齐王结党，被赵王伦所杀。《世说新语》记载：他的府第“每邀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野蛮而残暴。他宴请大将军王敦与丞相王索，令美人行酒。王敦坚决不喝，石崇就连杀美人三个，王敦却面色如故，坚持不饮。王索劝王敦：“大将军还是饮上几杯吧！不然……”王敦却无情的说：“他杀他家的人，关你什么事？关我什么事。”一对残无人道的畜生，一朝毫无人性的狗官。真实反映了西晋后期贪官污吏的腐败和残暴。
西晋河北的诸侯王，大都贪欲十足。河间王司马禺页、赵王司马伦等，都通过聚敛民财，扩充势力。为了更多的私欲，发动“八王之乱”，对黄河流域造成巨大破坏。正是他们的贪婪，造就了象河间人张方这样的一批无知而贪婪的武夫。张方年轻时因骁勇野蛮受司马禺页重用。“八王之乱”中充当司马禺页的先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占领洛阳后，纵兵大掠。就这样一个由司马禺页亲手培养的匹夫加贪官，最后也因影响了主子的贪婪而被杀。
东晋十六国时期，最大贪官的代表，是后赵伪皇帝羯族石虎，字季龙，后赵创立者石勒的侄子。石勒死后，他杀太子石弘，自立为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大兴土木，广征民夫，修建豪华宫殿。刑罚苛暴，税负苛重，强圈民地，酷虐荒淫，抢劫民间妇女十万人置后宫。据宋代窦革的《酒谱》载：“石虎于太极殿起楼，高四十丈。上有铜龙，腹空，著数百斛酒。使人于楼下漱洒。风至，望之如雾，名曰‘粘台’，使之洒尘。” 用几百斛酒泼洒庭台，其贪欲奢淫程度可见一斑。
以往的史学，往往过分美化古代农民起义头领，这既不符合历史真相，也有悖马克思主义原理。其实古代农民起义头领中，也有不少集贪官与流氓于一身的恶徒。如北魏末年农民出身的贪官恶吏、鲜卑人葛荣，乘河北“六镇起义”而起家，招兵买马。在526年的博野白牛逻（今属蠡县境）战役中得胜，自称天子，割据河北，拥兵数十万，抢掠民财，拉拢豪强，欺凌汉族人民，民怨很深。后来为了满足私欲，袭杀河北农民领袖杜洛周，最终被其他土匪武装俘杀。
发生兵乱，朝廷派兵围剿，并下令诏安。2000多名叛卒投降。朝廷除坑杀429名重犯外，其余2000余人分到各州。李昭亮身为成德军(驻真定)留后、真定路都总管，与恒州(今正定)通判冯博文等人在奉命遣送保州叛卒过程中，乘人之危，强抢叛卒的女眷。当时正好龙图阁直学士欧阳修出制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查明此事后，将冯博文革职逮捕，并上奏朝廷弹劾李昭亮。而昏庸的宋仁宗不顾大义，竟放纵外戚，使李昭亮逍遥法外。但在欧阳修的严正压力下，李昭亮不得不将抢占的民女放出。
北宋后期的河北，是朝廷重兵控制的地区，也是贪官恶吏孳生的地区。权奸蔡京当政时在河北安置亲信，重用童贯等贪官，搜刮民财，大兴土木，挥霍无度。大观二年，因强令百姓输纳免夫钱（役夫钱），激起河北民众反抗。权奸童贯出任河北、河东宣抚使，不顾河北连年灾荒，贪婪聚敛民财。导致饥民纷纷造反。其中有高托山，聚众三十万。童贯出兵疯狂镇压民众反抗。
北宋末年河北最大的贪官，当数卖国贼张邦昌，河北东光县人，进士出身，历任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北宋末年把持朝政，卖官受贿。在金兵围攻开封时，力主割地赔款议和。出任河北割地使，卖国求荣。金兵攻陷开封，立他为伪楚皇帝，在位32天，就在民愤中去皇帝号。宋高宗即位后，流放潭州（今长沙），处死。
与北宋同时并立的辽朝控制河北北部地区，在这个契丹贵族建立的王朝，河北也遭遇了一批贪官恶吏。首先是耶律重元，辽圣宗次子，封秦国王，兴宗即位封为皇太帝，官历北院枢密使、南京（今北京）留守，在河北北部疯狂聚敛，扩充势力。清宁九年（1063）企图谋杀辽道宗，事泄，北逃大漠，自杀。在平灭重元叛乱中得势的耶律仁先和耶律乙辛等契丹贵族，分别被封为宋王、魏王，官高权重，仗势聚财，培植个人势力，给幽州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金朝灭宋过程中，河北出了一批卖国求荣的贪官恶徒，其中临漳人郦琼、雄州人李成最为臭名昭著。郦琼，原为宋朝统制官，北宋王朝南逃后，他乘机抄掠淮南地区，烧杀抢掠。后来背叛宋朝投降伪齐政权刘豫，为节度使，进一步抢掠民财，金朝废掉伪齐后，他被任为防御使，知亳州（今安徽亳县），积极为金兵攻宋出谋划策，借机从中抄掠资财，1153年病死。李成，原为弓箭手，宋室南迁，他割据江淮，烧杀抢掠。1131年被岳飞打败，投降伪齐，1136年他随刘豫攻打南宋，败归，金人废掉刘豫后，他随金兀术攻占洛阳，再次烧杀抢掠，被金朝任为河南尹，后为真定尹，封济国公。不仅拆毁真定潭园建筑，砍伐林木，而且聚敛民财，成为巨富的贪官。
在金朝河北的贪官中，永年人张炜因贪赃和克扣军饷《金史》留名。他原名张景，大定进士，1200年为同知节度使，借主持修筑漠南界墙，向商贩强行征息，充任宣差西北路军储，后改任户部郎中，曾利用聚敛手段使所掌管的财政增息14万。在浍河堡（今怀安县东南）兵败，被军士们指责克扣军饷。迁任按察转运使、代行六部事。这样赃官竟然能出任按察转运使，可见金朝吏治之腐败。
元代河北海运的贪官，是朱清和张王宣，他们原本是崇明（今上海）贩盐海盗和横行乡里的无赖。投降元朝后帮助元兵攻宋，押运宋朝库藏图籍到大都，后来受命造大船从江南运粮食到大都，任河北海运万户和海道运粮千户。控制河北到大都的漕运。因疯狂搜刮民财极多，被告发有叛逆之谋，一起被杀。
元代河北下场最惨的贪官奸臣是大名人卢世荣，一名卢懋。先靠行贿当上江西榷茶运使，不久因贪赃被废。至元间，靠游说被任为中书右丞，主持财政，严治钞法、盐法，提出实行沽酒、盐铁官营措施。并起用有商贾经历的官吏，受贿卖官，独断专权。“居中书仅数月，恃委任之，专肆无忌。”左司郎中周寅戈与他稍有不合，就被上奏杀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不久被御使陈天祥上奏弹劾，指责他理财“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将见民间凋耗，天下空虚”[15]。指责他不申报丞相，擅自支用国库钞20万锭，升六部为二品官。擅自安置自己的党羽，收受贿赂，中饱私囊。最终被处死，割其肉喂野禽猛兽。
河北由金朝士绅投降蒙古的汉族世族大地主很多，永清的史秉直、史天泽等史氏父子、藁城董俊、董文用等董氏父子，保州张柔、张弘范父子等等，在元朝都有很高地位。他们虽然都参与了攻伐南宋的战争，但史氏、董氏世族的官吏，多数为政清廉，为人仁厚，保护了大批汉族士民。唯有蒙古行军千户、保州都元帅张柔在保州借势聚敛民财。《元史》褒奖他“立市井，置官廨”，引泉水入城，通商惠工，保州随致殷富。他儿子张弘范是最后灭南宋的主帅。实际上他们在保州骄奢淫逸，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官邸园林。现存的保定古莲池，原名“雪香园”，就是张氏的私家园林。
明朝是一个宦官得势的朝代，甚至连最具有改革精神的丞相张居正，也要与宦官冯保勾结，才得以控制朝政。许多宦官依仗他们与皇帝、后妃的特殊关系，弄权玩政，聚敛财富，成为明朝最具代表性的贪官集团。而河北先后出现了王振、魏忠贤、冯保、曹吉祥等一批大宦官和大贪官、大奸佞。
王振，蔚州（今蔚县）人，明英宗时得宠，掌司礼监，权势日重，建造私第、佛寺，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安置党羽，卖官鬻爵，名臣下狱者不绝，英宗呼为“先生”；公侯大臣呼为“翁父”。他为了得到瓦刺良马，优待瓦刺贡使，用兵库箭镞换马。正统十四年（1449）他挟持英宗亲征瓦刺，在土木堡（今怀来东南）兵败，英宗被俘，他被乱兵杀死。其党羽全部被诛。最后，从他家中没收的财富，金银60多库，玉盘数百，高达六七尺的珊瑚珍品20多件，珍玩珠宝不计其数。
河北滦州（今滦县）宦官曹吉祥，依附王振，历任七次监军使，景泰中，分管京营，因帅兵迎英宗复辟有功，升司礼太监，总管三大营，子侄皆列爵，门下厮养冒官者达千百人，家财数万，权势倾朝，卖官鬻爵，无恶不作。最后贪婪至极，竟然与他的儿子曹钦拥兵在宫廷谋乱，结果被杀。
在刘谨阉党横行时，河北的太监谷大用、清苑的张永等人，成为深得武宗宠幸的“八虎”。虽然张永后来弹劾刘谨有功，但是他在九江监军时，也是贪得无厌聚敛民财，中饱私囊。
明朝中期大权奸冯保，字永亭，深州人，嘉靖中入宫为中官，靠引诱皇帝夜游别宫、进献奇巧之物得到宠幸。隆庆中提举东场兼管御马监事。深结张居正，穆宗死后，既掌司礼，又督东厂，兼总内外，专权朝政，神宗即位时年仅十岁，他依仗太后势力，赏罚皆出其口。疯狂借机聚敛资财，后来被弹劾，安置南京。他死后，籍没他的家产，获“金银百余万，珠宝瑰异”不计其数[16]。
弹劾冯保的宦官张鲸，河北新城人，初入宫，投张宏门下，后与冯保争宠，依仗权势，搜刮民财。万历十六年，御史何出光弹劾张鲸及其党羽鸿胪序班尚智与锦衣卫都督刘守等人“相依为奸、专擅威福”。但因皇帝庇护没能治罪，于是大理评事雒于仁给张鲸送了一幅“酒色财气”的四扇屏，指责他收受贿赂、贪婪聚敛的罪行。
臭名昭著的魏忠贤，可谓河北明代最大的贪官奸佞。肃宁人，少年无赖，万历中自做宫刑改名换姓为李进忠入宫，借机与熹宗乳母客氏私通，熹宗即位，任司礼太监，以善于引诱皇帝倡优伎乐及狗马射猎得宠幸，兼掌东厂，遂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以致于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走狗，陷害正直贤臣，将赵南星、杨涟、高攀龙等名臣下狱或杀害，无恶不作，遍置党羽，疯狂聚敛，媚事者竟然拜呼他“九千岁”，各地督抚竟为他建造生祠。思宗即位，将其逮治下狱，自缢而死。其党羽先后被诛或罢黜。其中河北东光进士霍维华、清苑进士阎鸣泰等本来都是学有所长的文官，可为了攀附魏忠贤，不惜为虎作伥，阿谀谄媚，成为阉党骨干、民怨极深的贪官。阎鸣泰，依靠魏忠贤总督蓟辽保定军务，进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师。“专事谄谀，每陈边事，必颂功德，”[17]首先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在他影响下，各地给魏忠贤建造生祠，“多者耗资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币，伐树木。”仅开封一处，“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18]宛如皇帝宫阙。这种误国害民的赃官恶吏，在河北贪官史上留下可耻的一页。
列入《明史·佞幸传》的有三个河北人，丰润人门达、安平人杲和宣府（今宣化）人江彬。门达，正统中袭父职为锦衣卫百户，天顺初，参与英宗复辟有功，升指挥使。因英宗依靠锦衣卫为耳目，权势益重，陷害忠良，重敛资财，卖官鬻爵，无所顾忌，文武官员多被冤死，无恶不作，十恶不赦。宪宗即位，遭到众臣弹劾，分配广西南丹卫充军。杲，以锦衣卫校尉成为门达走狗，借着朝廷清理奸党之机，清剿大臣家财。以皇帝名义称：派遣校尉“侦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门，多进伎乐货贿，”以祈免祸。甚至连亲藩郡王，也纷纷给他行贿。不进贿赂者，他就罗织罪名，逮至锦衣卫。一时间，疯狂至极。肆无忌惮。不仅引起极大民愤，也引起以前得宠的太监嫉恨。后来曹吉祥及其儿子造反，首先冲入他的宅第，割取他的首级。江彬，字文宜，正德时因镇压河北刘六、刘七有功，升大同镇都指挥使。专事纵恿谄媚，鼓动武宗四处巡游，到处抢掠民间妇女珍宝，倍受宠幸，封为平虏伯，提督十二团营，并且督管东厂和锦衣卫，权势显赫，为非作歹，疯狂聚敛，无恶不作。世宗即位后被处死。
清代河北的贪官，震惊朝野的是乾隆年间因贪污被处死的井陉知县周尚亲。他在贫困的井陉县为官，平时就横征暴敛，敲诈民财，民愤很大。1778年，他以每石六钱的价格向各村派购谷子3000石，他从每石谷子中贪污三钱三分。百姓们得知，非常义愤，接连到县衙与他交涉。而这个贪官，不仅不肯退脏，反辱骂百姓。井陉县廪生梁绿野等人出面代表乡民上告到正定府。正定知府方立经因为平时经常授受周尚亲的贿赂，因此，不问案情，将梁绿野赶出府衙，并且以梁绿野等人“挟嫌肇衅，敛钱告官”的罪名，报告上司。梁绿野为了讨回公正，便找到在正定主持重修隆兴寺的钦差大臣、工部侍郎刘浩。而刘浩借主持修缮工程，不问民案为由推辞。梁绿野只好到保定，向直隶总督周元理申告。周元理不问实情，直接将知府的呈文上奏。并将几位带头控告者逮捕入狱。梁绿野冒着被衙门巡捕的危险，叩宫上告御状。乾隆皇帝听了梁绿野控告之后，派要臣详察。最后钦定：将周尚亲处以绞刑，正定知府方立经等人革职发配新疆；直隶总督周元理革职；工部侍郎刘浩革职，保留三品官衔，与周元理一起在正定管理隆兴寺修缮工程[19]。
清末河北最大的贪官，要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他不仅为人狡诈残忍，而且卖国求荣、贪得无厌。早在清朝末年，他就是无耻的贪官。光绪三十年(1904年)井陉县士绅张凤起与德国人汉纳根合资开办井陉煤矿过程中，袁世凯依仗特权，为了向汉纳根索贿受贿，一连五次驳回呈文。最后，指责张凤是个“刁生劣监”，驳回张凤起办矿请求。暗地里他与汉纳根勾结，着手开办煤矿。派津海关道梁敦彦收买张凤起矿地，取消矿权，而与汉纳根签订官商合办合同，合办“井陉矿务局”。另外，在1904－1906年，获鹿县石家庄村（今石家庄市区）民奋起驱逐为非作歹的意大利奸商事件中，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不顾中国人民和获鹿县、正定府、津海关道等爱国官吏的极大义愤，竟然采取媚外外交，对查处奸商一再拖延，而且一再对意大利领事馆的无理要求采取妥协态度。最后，将奸商交给意方处理，放归青岛[20]。

反腐倡廉：
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措施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总结了元朝败亡的教训，认为纲纪废弛，官吏放纵，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大起义，这是元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为此，他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他曾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基于这样的认识，“重典治吏”成为明代特别是明初为政、立法的指导思想。

朱元璋认为吏治腐败是严重弊病，“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因此，明初治吏的重点在于惩治贪官污吏。“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大明律》沿用了唐律“六赃”的规定而略有改动。“明六赃”为：监守盗、常人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窃盗和坐赃。以“监守盗”取代唐律“受所监临财物”而正式列人“六赃”，说明明律加强了对主守官吏凭借职权侵吞国家各项钱粮之类贪污犯罪的惩罚。其他如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坐赃也是为惩治赃官而设置的罪名。《刑律》为《大明律》的主体部分。其中专设了“受赃”门，规定犯“枉法赃”，官“八十贯，纹”，吏“一百二十贯，绞”。犯“不枉法赃”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同时规定：“凡监临官吏挟势求索借贷所部内财物者，并计赃准不枉法论，强取者准枉法论，财物给主”。若是执法御史及督抚这类的“风宪官吏”犯赃，加二等治罪。犯赃官吏，官除名，吏罢役，永不叙用。至于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的贪污行为，明律规定“并赃论罪”，并于犯官右小臂刺“盗官钱(粮)”字样，耻辱终身，赃四十贯处斩。明律对官吏索贿也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此外，明律还规定了对负有监察之责的都察院、监察道、在外按察的御史之官贪赃枉法的，要加重处罚。

为了对贪官形成更大的威慑力量，明太祖朱元璋大量滥用律外重刑，刑罚手段令人发指。他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在众人围观之下活剥贪官的皮，然后实之以草，制成人皮草袋悬挂在官府门前，以示替戒。有人统计，仅《明大浩》载有案例的156个条目中，治吏者有128个，其中惩治贪赃官吏者占43个;多属于“株连人数多，且道杀最厉害的案件。”《明大浩初编》规定，官吏“贿路出人，致令冤者不伸，枉者不理，虽笞亦坐死”，《大浩三编》规定，官吏受赃而纵囚徒者，“本身处以极刑，络没家产，人口迁于化外。”此外，明太祖朱元璋还允许人民对“巧立名目，害民取财”的省、府、州、县官吏，“连名赴京状奏’，力图借民众力监戒和惩治贪官。洪武年间，仅贪污秋粮一案，贪官“系死者，数万人”。为加强监察杜绝贪奸之路，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把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纠察百官并随时检举弹劾。朱元璋还设立巡检司和锦衣卫，遍布全国各地，广布耳目，访察贪廉，要求百姓举报，从而使一大批贪官受惩。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不分亲疏，他下令凡贪官污吏都要治罪，不容宽待。明初有人检举他的侄儿朱文正违法乱纪，朱元璋立即罢他的官。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出使办事时私贩茶叶，朱元璋下令依法把他处死。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政策对肃整吏治、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发展经济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朱元璋“重典治吏”的弊端

尽管朱元璋的重典治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依托王权与专制制度，严法整治贪官赃吏，只可收一时之效，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明代虽有完备的廉政法制，还有系统的监察制度，但是，推动整个政治体制运作的最高权力（皇权）却不受任何制约。所以，廉政建设往往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腐败的滋生蔓延也就成为必然的事情。清代学者赵翼对宋代惩治赃吏的总结同样适用于明朝。赵冀说：宋太祖的严法治赃吏，到太宗时，“法令犹未弛”，但已出现“骶法(枉法)曲纵”的现象；真宗时，则“比国初已松弛矣！”到了理宗时，“已为具文，而官吏之睃削如故也。”总之，越是到后期，越是不能贯彻反贪立法的基本精神，越是不能惩治贪官污吏，社会也就越黑暗，这就是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通病，无一例外。因此，“重典治吏”可能会在一时起到一定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