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法治

㈠ 为什么中国人重人治大于法治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讲法治的法家人物及思想全清除了，中国长期强调儒家思想的仁治，即人治。

㈡ 中国应该需要人治，还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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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人治（即德治）是两种治理国家的制度和原则。
在国家治理上，前者认为版主要依靠权法律，后者认为主要依靠道德、统治者的理性和智慧。二者相对而称，自古以来，不可并立。
从15大提出法治的概念以来，“我党”一直倡导法治。而且，在“我党”看来，人治，是封建君主专用，势必要与之划清界线的。

㈢ 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哪些进步

中国抄法治建设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人人享有平等权利，人人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活动，做事不超越法律底线，为了国家安全，制定了《反分裂法》，为了环境保护，制定了《环境保护法》，为了国家的利益，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制定和修改了一百多部法律，这些法律对于建设祖国，保障人民生活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向小康社会迈进。

㈣ 改革开放后中国法治怎么从人治走到法治

从人治到法制的转型，曾在法学界和理论界有过一场非常大的争论。就是1978年后伴随着思想解放、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有过一场人治和法制的讨论。那次讨论在“文 革”的大背景下展开，无数的老干部受到了非法制的迫 害，所以对于法制的要求很强烈。但我认为当时的讨论是一场浅层次的讨论，并没有对现代法制理念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但那场讨论也留下了贡献，即启动了对于法的全面认识。什么叫法？究竟什么是法制和法治？
中国30年法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1978年开始到1994年，这是从人治到“刀”制的法制的转变，也可以叫做非正式制度治理阶段。法学界一直在讨论，中国有两个“法治”，一个是Ruleoflaw，即法治，一个是Rulebylaw，即法制，就是通过法律进行统治的“刀”制，把法制当作一个专政的刀把子，当作专政的工具。这是在1994年之前的法制的主要理念。这体现为一直把法律看作是执政统治的工具，“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讲的更重要的是“抓”这个概念，是把法制作为保境安民的工具的性质。在这个阶段，我们很少看到法制对于社会生活、对于经济活动、对于国家制度文明、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展的制度价值。这个时期，很多立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围绕着“刀”制这样一个基点来进行与实施的。
从1993、1994年开始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转变，一直到2003、2004年，这10年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政策之治的阶段。这实质上是一个非正式的制度治理的阶段，但是这里的政策有一定的程序和权威性，有一定的公开性，又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它有文件、规范、规章，都以合法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这10年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用政策来治国，用文件来治国。非正式制度在这一段时间发挥了很大作用，对改革，特别对整个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里面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非正式制度开始都是以法律的方式出现，立法依赖型的改革我认为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所谓立法依赖性改革，就是依靠一部或几部重要的立法来带动社会观念的变化，带动社会整个制度的变化。但是这种立法仅仅是政策层面的，因为它不考虑可诉性，不考虑可操作性，更带有一种宣示性。这种政策宣示性的立法在1993年到2003年出台的非常多。比如1993年的《公司法》，明显的是只照顾国有企业，排斥非国有企业，也没有可诉性。违反了《公司法》怎么办？公司的有限责任怎么实现？很多条文没有规定相应的诉讼条款。如《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的无限责任怎么承担？都没有相应条款和配套法律的支持。再比如《中小企业法》、《乡镇企业法》，也是一种政策宣示，或者是一个短期政策目标的广告，某种程度上不是对社会政治制度的一种治理。所以，第二个阶段是以政策之治为主的一个阶段，这个政策之治就是它的短期性、它的立竿见影性，它的追求短期效果以及缺乏法律的一些基本特点。法制要求规范，要求它的规则性可预期性很强，要求有相应的司法机构来支持，要求计算执法和司法队伍的成本。这些在这个阶段是没有的。
这个阶段弹性、原则性非常大的立法多，比如刑法中关于盗窃罪量刑的幅度很大，强 奸罪量刑的幅度也很大，甚至许多新型的金融犯罪没有法律规定。这就给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就出现了“捞人”的律师，“捞人”的法官。这种情况下对司法人员的道德要求、司法伦理要求非常高，专业要求反而低了。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3、2004年开始的，从政策之治向法治之治的转型。这一阶段的立法，针对的是涉及中国改革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解决的最深层的矛盾、最重大的利益冲突，出台的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和百姓关系最直接的、利益最密切的一些法律。比如，2004年修改宪法，第一次把尊重保障人权写进去了，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第一次把保护私有财产及其权利写进去了。第一次有了《紧急状态法》，用法治手段来应对社会突发事件、重大事件。2004年修改《宪法》是在法律价值上的重大突破。然后是《物权法》的制定、《破产法》的制定、《反垄断法》的制定，《公司法》的修改、《证券法》的修改，还有《劳动合同法》的制定，这都是涉及老百姓利益最密切的法律，涉及民生的问题，同时又涉及到这么多年改革开放形成的利益集团、利益主体、利益群体等诸多利益方利益关系的调整的法律。对于重大利益、重大权利、重大关系的调整，是法律不能回避的。但同时，我们发现在2003、2004年开始的立法当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特点，或说一个立法技巧，就是对于那些没办法解决的问题的回避，即本届“人大”立法有一个条文是出现最多的，即“国务院另行规定”。从有利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立法技巧，对于暂时解决不了留到时机成熟时去解决。从不利的角度来说，它是回避矛盾、回避冲突，回避这些最深层的、改革当中最困难的东西。
从1997年到2007年，根据我的统计，这10年来我们立法220件左右，这是指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构制定出来的正式法律制度。这220件的法律当中80%以上是有关市场经济的，有关依法行政，有关民生的，有关科学发展观的立法。也就是说中国有了一些基本的制 度，虽然这些制度还有非常多的缺陷。这些法律的覆盖面非常广，而且对我国政治进步、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护航作用，也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可以重复的有权威的预期。
这30年来，虽然我们在法律的执行上、实施上还有很多问题，但是客观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进展。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冲突比较多、利益冲突比较大、纠纷多的情况下，我们的统计显示，从1997年到现在，各级法院审结的各类诉讼，包括刑事纠纷、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各市级法院受理审结的诉讼案件是4800多万件。在社会转型期，应该说司法机构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下一步的法治之路实际上还是面临很多问题。首先面临着十七大报告谈到的“两个不适应”，即“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那么，下一步我们重点要做的，一个是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现在的立法很多不科学，很多立法打架。比如，《物权法》出台了，但只有这部法律提物权，《宪法》没有提物权，《公司法》没有提物权，很多市场经济法律没有一部法律提物权，都提的是财产。这使得法律的概念体系不一致或者很模糊。这是科学立法不够的问题。
民主立法就更不用说，很多立法还都是政府部门在立法，其他的利益博弈体没有参与进来。比如涉及民营企业的，民营企业不知道；涉及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参与不进来；涉及外资的，外资企业也参与不进来；涉及其他市场主体的，一般都参与不进来。等等立法的公众参与度还较低。所以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需要制定出具体的参与规则来。
我们现在不仅要有立法上的推进，在公务员用法、依法执法行政方面也要进行推进。在司法上，就是法院、检察机关等司法机构要在依法裁判、依法监督方面取得推进。我们的司法审判体制也要进行改革，以前一直不提司法“体制”改革，最近几年一直在提司法改革，这次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明确提出来要理顺法院、检察院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比如审判权、监督权的关系。法学界对此有过很多讨论，比如说法院体系能不能建立双层制的、国家层级和地方层级的法院体系，双层级法院各司其职，以遏制司法不公与司法的地方保护现象。检察机关能不能够让它转为政府的诉讼机关。司法审判中的一些制度，比如像审判委员会的制度能不能改成主审法官制度，现在都是集体负责，实质是淡化个人责任。还比如实践中广泛流行的请示制度，现在好多具体案件动不动就下层法院跑到上一级法院去请示，上一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受理的案件给出一个具体的意见。这种请示制度最大的恶果就是把老百姓的上诉权给剥夺了。

解决老百姓权利贫困的现象，不要通过行政手段，应该更多的通过法治手段去解决。实际上，法治应该转化为一种公平分配正义的技术，让老百姓共享正义的分配，这比分享改革成果更重要。
我还想强调一点，依法治国的重任，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承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由受过良好法治训练的专业人士，比如说公务员、律师、会计师、审计师、法官、检查官等组成，整个改革、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一批职业的专业人员的推进，法律很难实施下去。这批职业的专业人员怎么推进下去？一方面要他们在专业上受过很好的训练，另一方面要强调的是解决他们的执法伦理和司法伦理的问题。执法的伦理和司法的伦理非常重要。某种程度上说，法律教育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执法伦理和司法伦理的培育上担当着很大的责任。

㈤ 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历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

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

㈥ 人治和法治有什么区别啊中国历来是重人治而不重法治吗

没有区别,

人治需要法律,法律要由人来执行,

㈦ 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之间中国如何法治

侯成强 前面完成的《如何成为当代中国法律人》，主要是讲在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人应当具备的学识基础，《当代中国法律人的困境与作为》则明确指出：在无法避免的可能面前作任何的努力好像只能是一种延缓，但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延缓中社会变得更理性一点，人们看到改革和希望，于是中国社会日积月累得到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历史转机：平和地实现社会法治化改造！ 虽然我对当代中国社会平和地实现社会法治化改造没有多少信心，但是无论怎么样，平和地实现也好，暴力地实现也好，将来的中国必须也必然地要实现法治。我提出这一问题就是根据这一种坚信。但是，一是这个问题应当是遥远将来的问题，二是这个问题涉及法学专业化的思考与分析，基本上也就没有了用口水话说下去的必要。但是我在完成前两篇后，本已经思考到这个问题，一冲动，提前预告了出来，于是也就尽力用口水话把自己的认识与思考罗织一点文字表达出来。 我在此也强调，如果不弄清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之间区别的关键所在，我国将来的法治向西方学习则可能出现理论与实践上的混乱。比如很多人在传播的“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一说，让中国法律人听后有振耳发聩之感，后悔得要烧掉已经读过的那些皇皇法学巨著。其实这只是以普通法系的认识和方法基础来理解法律的一面之说而已。正如普通法系中逻辑对法律都不那么重要，从大陆法系来看，经验之于法律也没有那么重要，于是这句话从大陆法系也可以反过来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经验，而在于逻辑”。因此，只有在弄清楚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根本不同，才能够明白一些说法的真正法律意义，才能够在选择法治模式时正确借鉴与提升为自己所用。此为强调区别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重要意义。 法治是理性之治，因为是理性之治而成为一个社会理性地存在和发展的最高准则。但套用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的说法，我认为理性有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分。按康德所讲，纯粹理性指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理性，实践理性则指实践主体的意志。而我理解的纯粹理性指在理性活动经验之上抽象出来的理论理性，指可以用科学方法，特别是逻辑方法，进行抽象和推理的理性。实践理性则指直接运用理性活动的实践，按“相似问题相似解决原则”进行的理性。所以，虽然同为理性之治，有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分，与这种区分很相似的，恰恰在现实中就有了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两种区分。 大陆法系源起于罗马法，经意大利文艺复兴而再兴，复经法国拿破仑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而达到现代大陆法系的高峰。在公元前后，英国为恺撒统帅的罗马军团征服，被纳入欧洲大陆文明，这时英国也适用罗马法体系。但在11世纪中叶的诺曼底征服之后，英国从此有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再未受到外侵，英国于是围绕王权发展了自己的一套独立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首先指适用于全体英国人的集权制的王室法院法官发展的新程序和法律补救措施，即以王室令状为基础的普通法。令状诉讼由于令状种类有限，无令状则无诉讼，不能适应社会生活需要，也由于令状疆化性的判决结果而让多样化的案件出现不公平。国王开始自己衡平办理一些案件，后则设立“大法官”以“国王良心”根据公平正义原则审理案件。这就是英国法律中的衡平法。因为有了普通法与衡平法，英国法律有了独自的特征，是为普通法系。 大陆法系经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注释法学派的理论研究与分析，特别是德国的法学家们的理论研究（德国民法典的基础建立在研究德国历史上施行过的罗马法之上），法学成为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一门科学。于是大陆法系的法学强调概念的研究与解释，强调法学的系统化与法律制度的秩序化，运用的研究方法根基于传统形式逻辑。法学的发展则建立在新事物中抽象新的法学概念。这是大陆法系走上纯粹理性发展的历史选择。 衡平法是普通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衡平法，也许英美的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之间也就没有了现在的重要不同。当然，普通法系长达近900年的独立发展历史，依据“相似问题相似解决原则”，从先例而判决审案，也为普通法系在实践理性的发展道路上形成了可以与大陆法系并驾齐驱的法律理性之治。它们之间不可分出优劣，只有不同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学的思维和认识方式。大陆法系认为法学是一门科学（social science，在有些场合简化为SS），以概念为基本元素，从而建立规则和制度，再从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因此大陆法系的法学首先就包含了法学是一门系统的逻辑自恰的科学，强调分门别类与理论体系完整，也强调法律规则制度的系统完整，法学理论研究对现实立法司法有重要指导意义，法学教授重要于法官。我称之为纯粹理性的法治。普通法系认为法学只是一种社会研究（social study，也在有些场合简化为SS），完全应当以解决实际案件为中心，理论体系对于普通法系的研究与指导并不重要，相反是典型案例才是法学的重点，典型案例中法官反复引用表述的要义才是法律。因此普通法系缺少很多逻辑上能够自恰（并因此而绝对的）的概念分析与部门法学的分门别类，甚至缺少大陆法系的法学基本原则，普通法系有的却是一些实用的规则与法谚，法官重要于法学教授。我称之为实践理性的法治。 二，法律形式。两大法系的法律都为理性之治，但在表现方式上却各不相同。大陆法系因注重理论抽象与逻辑推理而以系统立法为法律形式，任何案件只能以现行立法为依据。普通法系因注重实践解决问题与依先例判案原则，判例法占有重要地位。虽然现在普通法系也有通过立法活动的制定法，但制定法远没有判例法重要。制定法可以指导判例，但判例也可以修正制定法。 三，法律的运作方式。大陆法系的审判是从制定法适用于案件事实进行案件审理，普通法系则是在以前的案件与现在的案件中用区别技术（distinguishing technique）进行案件审理。在法庭审理案件的具体表现中，大陆法系倾向于由法官主导又符合逻辑的审理，由法官适用法律判决。普通法系则强调对案件事实的还原式审理，诉讼双方当庭展示和主导各种事实和理由，并以区别技术对先例进行引用参照，对包括法官或陪审团的观众进行法律说服。这一区别，无论是我国法学者亲身到普通法系法庭观摩，或是通过影视的大众传播，让我国人们都得到了深入人心却又混乱非凡的印象。 四，法律职业化。普通法系庞大的案例体系决定了法律的专业化，也决定了法律职业是一个重要的专业行业。相反，大陆法系由于制定法的明确规定性，反而削弱了法律职业的专业化，这一情况又特别严重地表现在一些后进的大陆法系国家。因此普通法系的法律职业因专业化而成为社会重要部分，大陆法系则因制定法、法学理论研究与法律实践相区别这两个因素而削弱了法律的职业化。比如问大陆法系中的法学教授，他们很可能会否认自己是在从事法律职业，甚至他们还不愿意与从事法律具体事务的人相提并论。 以上四个方面是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之间的根本区别。我国要建立法治国家，必须要清楚认识以上两大法系的相同和不同之处，然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取舍予夺。我们的法律人，更应当为这种取舍予夺作出自己的理论的与实务的贡献。不要听了“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而否定法学理论，也不要因为普通法系的还原式审理而直斥大陆法系审理过于简单而缺乏律师的当庭雄辩。再举专业一点的例子，不要因为大陆法系物权的绝对性而根据普通法的二元所有制在中国物权法立法讨论中来鼓吹什么“所有权、占有权两元结构之物权理论”，在讨论物权法定原则时又提出否定意见。我认为物权法定原则应当坚持，但也应当研究现实情况，法定尽可能多的符合现实需要的物权种类，并在必要时修订增加物权种类，实行立法上的绝对主义和开放主义的结合。 我这样举例，也许有人认为我已经自己的倾向。是的，我国有制定法的传统，更容易接受制定法，清末以降也是学习大陆法系的法律模式，我国走向大陆法系是基本已经既定的历史事实，将来如果没有意外，也应当是走大陆法系这条路。 但是，回望中国历史，我更愿意在我国更多的借鉴普通法系的法律模式。我国昌盛的文明更多地集中在文学艺术之上，墨客骚人成为文化传统的主流，也成为社会变更的思想性的指导。科学技术层面并没有非常巨大的发展，至少中国社会还没有出现因为科学技术的变革而引发的社会制度变革，这也许有中国太大而科学技术的变革推不动的原因。中国社会在文艺感性认识的昏昏中落后，没有科学和科学研究方法上的发展，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科学，可见中国理性发展的落后。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三百年则相当落后。文艺的感性空谈容易浮躁误国，科学实用主义的缺乏加上专制，则又导致社会的务虚与假大空。虽然现代中国社会能够在平稳中后发追赶，科学技术层面的追赶又反过来形成实用主义精神，但中国崇尚抽象思维缺乏务实精神是一种历史顽疾，需要多多借鉴普通法系的实践理性的务实模式加以克服。甚至一些过于抽象空洞的法律原则也需要普通法系的规则来加以改造。比如“以事实为依据”这个法律原则，对什么是法律事实就需要按务实的普通法系观点解释，而不是按唯物的事实真相标准来解释。又比如司法不独立司法不权威的情况，除了呼吁司法独立外，我认为也需要引进普通法系的“藐视法庭”制度以加强法院的权力，至少让那些自相矛盾，当庭撒谎，逃避审判不到庭的人得到法律惩处。 题外的话，一谈起加强法院的权力就让我光火。中国法院的多数可都是有法律教育背景的人，我不敢把他们称之为法律人，因为他们先天就是或后天被驯服成为了没有骨头的另一种动物，不敢为法治的正义而在司法活动中作出一点抗争与努力，连立法已经确实的法律也要歪曲适用或不适用，比如法律明确规定的支付令制度、法律规定的强制传唤制度，现实中执行过几回？最后连自己作出的判决都不执行了。现在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是有刑法博士学位的最高法副在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还向全国法院发出指导：醉驾不一定都要入罪！可想这些法院的人还有学术与职业的基本标准吗，只有一味的向主人摇尾。 中国选择大陆法系模式有相当的道理，即使香港现在成功地实施普通法系的法律模式，我也不赞同大陆要走普通法系。但是，我还是要说，在确定走大陆法系的同时，除了要保持开放心态并及时发现研究解决问题外，也应当多借鉴普通法系的一些规则制度以提升大陆法系适应于中国。总之，选择大陆法系是必然与可行，但要法治现代化则也需要借鉴普通法系中的相当制度资料。这之中更重要的是，法律人不要弄混了两大法系的不同法理精神，把一些两大法系不同的东西进行胡乱引用而发出错误的呼号。民众是不太懂得这些区别的，在专家成砖家没有真正学术研究与批评的庸俗社会，真正能够廓清这些法治迷雾并发出声音的人并不多。 谈中国如何法治，即使界定在两大法系之间，这个问题也是如此之大，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不是一个人几个的能力所能有成效，而是一代人几代人的事。法治本为理性之治，理性是需要代价的，这个代价我认为非常高。首先，我国要实现法治需要多少代价？这个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其次，我国将来要实施的法治又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运行成本代价之上？一个运行成本过低的法律模式将不会达到现代法治标准。

㈧ 中国古代是法治还是人治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专"德"上,其本质是人治属.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㈨ 中国现在是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

依法惩治不能凌架于法律之上的弱势群体.
适度减少对国家机关或机关个人合理捐赠财物者的刑罚.
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空话为基本依据,以国家暴力机构日益下降的执法素质为主要准绳,实行以法治国.

㈩ 中国是什么时候从人治走向法制的

应当说现在的中国正走向法治的国家，而且中国从来不是什么纯粹的人治和内法治，而是人治和法治两种容力量互相此消彼长。
一个国家要从人治发展到法治，不仅是制度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转变。
只有大部分人观念上真正转变了，才能从制度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