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道德差

⑴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很伟大的科学家或者文学家，但是人品很差的

培根，叔本华，阮大铖，有毛病的人多了．嘿嘿．

⑵ 谁能给我说几个历史上的人品很差的文学家或者哲学家

朱熹 康有为 郭沫若 胡兰成
培根 叔本华 海德格尔

⑶ 结合文学创作实际 论述道德批评

1、 文学批评的五种形态 1） 伦理批评：伦理道德为标准；“美善相乐”或“寓教于乐” 2） 社会历史批评：社会根源与社会意义；“知人论世”“种族、环境、时代” 3） 审美批评：情感体验与美感价值；印象主义 4） 心理批评：作家心理，人物心理，形式心理的论析 5） 语言批评：语言本体论，语言本文结构论，语言艺术技巧论 2、 文学活动与批评途径（方法、范式） 1）文学与世界——社会文化批评——伦理批评、社会历史批评 本质论 2）文学与作家——创造主体批评——心理批评、女性批评 创造论 3）文学作品 ——艺术本体论 ——语言批评、结构主义 作品论 4）文学与读者——接受反应批评——审美批评、结束美学 接受论 文学活动 基本范式 具体方法 说明： 其一，批评形态或批评途径范式与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活动是相对应的。 其二，一部文学理论就是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它实质上阐明了四大批评途径及相应的批评方法的基本理论。 （三）社会文化批评 1、社会—历史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是当今批评类型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方法体系，也是人们最熟悉的、惯用或滥用的批评方法。同时，它又是一个在不断发展中、仍有其生命力的方法体系。 司各特：“据埃德蒙·威尔逊考察，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源于18世纪维柯对荷马史诗的研究，他的研究揭示了希腊诗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但使之完全确立的则是一位叫丹纳的法国人，他的名言是：文学是时代、种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真正使社会—历史批评获得广泛而有成效的运用的是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 1）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 认为文学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学本质上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 2）社会—历史批评的评判尺度 评判尺度主要是真实性、倾向性和社会效果。如鲁迅：“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3）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操作 其一，对文学作品社会历史内容的阐释 其二，联系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说明其艺术形式 其三，考察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和作家的关系 2、道德批评 道德批评主张将文学和人生结合起来，坚持用道德的观点看待文学现象，主要采用道德的尺度评价文学作品。 道德批评的基本特征如下： 1）强调文学的道德作用 《毛诗序》：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新人文主义”白璧德：“需要尽可能地澄清那种以为内心生活所最终赖以存在的克制原则只不过是教条和传统的想法，而肯定克制原则是一个心理上的事实，并且还是一个既不‘冷冰冰’，又不‘粘糊糊’的事实”，从而批评浪漫主义强调情感，否定克制，造成精神混乱。他认为文学批评的意义就是“作出最终为世间良知所认可的判断”。 2）注重文学作品道德内容的阐释和评价 蒋大器评《三国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惟昭烈汉室之胄，结义桃园，三顾草庐，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彰彰可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 3）考察作家道德和创作的关系 孔子《论语·宪问》：“有德者必有言” 徐干《中论》：“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枝干也。盛德之士没，文艺必众。”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约翰逊：“一个作家的职责历来是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公正则是一种不依附于时间和地点的美德。” 劳伦斯：“一部长篇小说，如果揭示了真正的鲜明生动的关系，它就是一部有道德的作品，不管它里面包含一些什么。” （四）创作主体批评 主要有精神分析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的运作如下： 1）探讨作家的创作心理 司各特《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用D·H·劳伦斯的话来说，作家在作品中‘掩藏了他的病态’，批评家于是成了分析家，以作品为症状，通过分析这种症状，发现作家的无意识趋向和受到的压抑。” 2）分析人物的心理结构 拉甫涅列夫《第四十一个》中红军女战士马柳特卡看到白匪中尉那双碧蓝的眼睛时，莫可名状的冲动突破了她意识和理性的堤坝，而最后开枪打死了情人兼敌人。在自我的调节下，本我终于被压抑，以责任、荣誉的名义出现的超我控制了意识。 3）阐释作品的潜在意义 精神分析批评认为，作品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显在的情节，而这些情节下面隐藏着的内容则是关于性欲的。水池、山洞、门户等凹陷的形象被认为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山峰、塔、旗杆、剑等带尖端的东西被认为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舞蹈、骑马、飞翔、锯木头等被认为是性快感的象征；截肢、伤残、失明等象征着阉割，等等。 4）探究艺术创作中的集体无意识 荣格分析小诗《逐日的飞蛾》： 在太阳和飞蛾的象征下，我们经过深深的挖掘，一直向下接触到人类精神的历史断层。在这种挖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深深埋藏着的偶像——太阳英雄。“他年青英俊，头戴金光灿烂的王冠，长着明亮耀眼的头发”，对一个人短促有限的一生来说，他是永远不可企及的；他围绕大地旋转，给人类带来白昼与黑夜、春夏与秋冬、生命与死亡；他带着再生的、返老还童的辉煌，一次又一次地从大地上升起，把它的光芒洒向新的生命、新的世纪。 （五）艺术本体批评 1、俄国形式主义 2、英美新批评 3、法国结构主义 （六）接受反映批评 接受反映批评的理论特征： 1、对读者性质的重新认识 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读者对文学作品意义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本的社会意义、审美价值乃至潜在的意义都需要在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中才得以实现。 2、突出文学文本的未定性 伊瑟尔的“空白”理论：空白是交流的基础，没有空白就没有交流的必要；同时空白又是阅读中不可或缺的积极动力，它作为读者想象的催化剂，将促使读者补充被隐藏的内容，干预或调整已建立起来的联系。 文本的未定性不仅存在于文本结构之中，也存在于历史之中。文本的全部潜在效能决不会在一次或几次阅读过程中完全被实现，每一次具体的阅读只能发掘文本的部分潜能。 3、强调文学史的接受因素

⑷ 文学家是否都是有道德的人

并不！
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和ta的道德是没有什么因果必要关系的。
不然你当衣冠内禽兽这容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实在抱歉举不出例子，但例子绝对是有的……有了！秦桧！一代奸臣，但确实是个才子，这样的人就不算有道德了）

⑸ 历史上没有道德的人

李斯是很有才但也很没道德的人；司马迁则是英雄！
李斯，姓李，名斯，字通古。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赵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
人们所熟知的“焚书坑儒”是李斯建议为打击儒生以古非今、诽谤朝政的倒行逆施，为巩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非常 措施。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无积极作用，但它毕竟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对我国秦以前文化典籍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后，李斯为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 附和赵高伪造遗诏，立少子胡亥为帝，赵高篡权后又施展阴谋， 诬陷李斯“谋反”，将其处以五种酷刑：黥刑（在脸上刺字）、劓刑（割掉鼻子）、断舌、砍趾后腰斩于市，并夷灭三族。

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后，汉武帝罢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汉武帝元朔二年，司马迁从夏阳迁居长安，后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随后他继承父业为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笔写《太史公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他因“李陵事件”，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其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遂遭受宫刑。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对后世史学具有深远的影响。

总之一句，司马迁是站在泰山上的巍巍君子，李斯是匍匐在泰山脚下的戚戚小人。

⑹ 求史实或文学中满口仁义道德的虚伪权贵形象例子

《雷雨》中的周朴园
周朴园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的资本家，是半封建半殖民 地社会里统治势力的代表。他较早地接触了资产阶级文明，曾到德国留学，甚至接受过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以其留学的经历和后来的经济地位而言，他本应发展为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式的人物，但他却转化为一个封建性很强的资产阶级人物。他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是极凶狠狡诈的伪君子。他行为放荡，道德沦丧。年轻时玩弄女佣侍萍，并跟她生了两个孩子，为了赶娶有钱有地位的小姐，又把侍萍遗弃了。当“死去”多年的侍萍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可能破坏他努力维持的大家庭的秩序时，他软硬兼施，前后矛盾的言行彻底撕下了穿在身上的伪装，露出伪善、肮脏、丑恶的灵魂。在家庭生活中，他更是一个封建暴君。他十分重视自己家庭的秩序和自己在家庭中君临一切的地位，专横独断， 唯我独尊，他的意见就是法律。

⑺ 文学家是否都是有道德的人谈谈文学与道德的关系。

如果没有道德，谈文学也是空谈，写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为接受，就像如果学艺术，要想学艺，先学做人。这是很重要的

⑻ 结合文学创作实际，论述道德批评1000字

文学的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是由聂珍钊教授在2004年首次提出的，因为其不同于一般的文学观察视角而得到了文学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聂珍钊教授已经将文学的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建设完成并提出了有效的批评方法，聂教授将文学的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进行对比，发现了其异同点。这就使得国内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及道德批评的研究热潮，越来越多的文学爱好者投身于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研究当中来。因此，文章将以浅谈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及道德批评为题，对二者的混淆点进行分析。
葛红兵发表于2000年《芙蓉》杂志的长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引起了较大反响，有人拍手叫好，有人不屑一顾。但以一篇论文刺激一下世纪末喧嚣混乱而又死气沉沉的文坛，应该说很有意义。而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给我们留下一份什么样的遗产”， 的确是一个值得作家、批评家、学者甚至普通读者认真思考的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葛红兵的态度是严肃的，结论是悲观的，表达方式是刻薄的。但深刻的分歧在于:我们可以同意葛红兵的总体评判，但他做出这种总体评判的思维方式和论证角度却是错误的。

在我看来，葛红兵的失误在于他用一种简单的道德批评，来对待异常复杂的作家及文学现象，而他对道德的理解有时相当浮泛，有时相当极端，有时又相当狭隘。这主要体现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家”中。

归根到底，文学的历史是作家的历史，作家的历史又只能是作品的历史。作家所以是作家，乃是依赖于他毕其一生精心创造的作品。“与其说歌德创造了《浮世德》，不如说《浮世德》创造了歌德”，作家由作品来创造的，除此之外，他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他有着每个人都必须承受的生老病死的苦难，他的内心矛盾重重，他的人格也可能相当分裂。正如心理学家荣格所精辟论证的那样:我们应该区别作为作家的“他”和作为个人的“他”。作为作家他应遵循作家的道德——那就是创造出不朽的作品奉献给人们，但作为个人的他未必成为所谓“人类道德的楷模”。非要在一个作家身上寻求“伟大的人格”，乃是用“圣人”、“勇士”、“殉道者”的尺度来衡量作家，表面上是提升了作家，实际上是取消了作家。而“伟大的人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常因历史的变化、立场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内涵。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作家人格的分裂性、变异性、多重性，但不能把人格作为判断作家的主要标准。作家存在于他的作品中，对作品的忽视乃是对作家最残忍的方式。而且，作品与人格并不存在着绝对的正比。圣雄甘地写不出《罪与罚》，特蕾沙修女写不出《呼啸山庄》，但放荡的拜伦留下不朽的《唐磺》，同性恋的王尔德留下迷人的《道林·格雷的肖像》，李白沉溺酒色孕育了那么多壮丽的诗篇。既然如此，葛红兵的道德批评，就不能有力地切入文学的本质，切入作家创造的本质，因而显得表相、空洞，“不得其门而入”。何况葛红兵心中的“道德”是超越了一般“道德”的极端化的“道德’，，当这“道德’，在他心中膨胀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时，他就会愤愤不平地指责鲁迅拒绝回国刺杀清廷的走狗。没有成为徐锡麟，就是“怯懦”吗?如果成了徐锡麟，鲁迅又何在?我们到哪里去倾听一个伟大先知激越而苍凉的呐喊?难道一个民族文化上的伟大成就不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价值?葛红兵又用一种窥探者的口吻大惊小怪地问道:“因为童年长期有性格压抑以及成年后长期的性压抑，鲁迅真有没有一点性变态?在我看来，鲁迅有没有性变态和作为作家的鲁迅是一种更深入、更内在、更隐秘的精神联系，但不是道德联系，有性变态不能贬低鲁迅的伟大，没有性变态也不能证明鲁迅的伟大，这个问题如果从心理批评的角度探究，能够获得对鲁迅作品的一些新的感悟、新的认识—一个作家的生理现象怎样通过文学转变为精神现象，其被压抑的本能又如何在作品里奇妙地升华。但葛红兵在道德的意义上、层面上批评鲁迅的性变态，恰恰证明了自己本身怀有一种性变态的激情。谈到钱钟书的时候，葛红兵更摆出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架势:“他实行的是乌龟哲学，驼鸟策略，他假装专心于学术，对周遭正在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不见，强权之下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首先，说钱钟书“假装于学术”已近乎人格抵毁，说钱钟书“视而不见”只是葛红兵的头脑简单，他还缺乏一点人生阅历去领悟一个乱世隐士内心的痛苦和煎熬——不是视而不见，而是无能为力。最后一句“强权之下不反抗”，说得是义正辞严、理直气壮，但这类漂亮得有点令人厌恶的话，也只有没有经历过十年文化大革命血腥恐怖的“新人类”葛红兵，才会这样轻飘飘地说出来，但也会轻飘飘地随风消逝，因为这是一种脱离了具体时代、具体环境的不切实际的苛求。固然，我们对顾准、张志新的“以死抗争”表示崇敬，但我们没有理由要求钱钟书也变成他们。在“兼济天下”只是一种非非之想的情况下，退而“独善其身”，当时又谈何容易!当葛红兵浮光掠影地谈及“端木蕻良对萧红、杨骚对白薇、茅盾对孔德紫都是始乱终弃的典型”，还有什么“丁玲与叛徒冯达同居”之事时，我就越来越悲哀地感到，葛红兵的“道德义愤”已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了。只要是一个稍明白事理的人就会知道，私生活永远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就是置身其中的当事人也说不清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但葛红兵竟在多年之后以“批评家”的身份充当起他们的“道德法官”来了。把一个作家和情人之间恩恩怨怨的情感纠葛，也当成作家“人格的垮台”、“良心的失落”，除了显示出葛红兵的道德批评走向荒唐之外，在观念上并没有更新的花样，他不过是又一次重复了在小市民中广泛流行的“文人无行”的陈腐观念。最终，我们看到葛红兵抛弃了一个文学评论家应该具备的审美立场，向道德批评无保留地屈从、无保留地认可，他“哗众取宠”地说:“我宁可认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是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虽然他们当中有的人一生没有写过什么文学作品，可是他们的人生就是一篇完美的诗章，他们写出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能叫文学大师吗?在这些文学大师的名字后，为什么加不上雷锋、刘胡兰、董存瑞?他们的人生从另一种角度看，不也是一篇同样完美的诗章吗?

“一切真正热爱文学的人都会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感到遗憾”，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这样真诚地感慨，我们也有着同样的心情。但怎样全面、系统、有效地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如果不能够细读作品并深入作品的内部结构里，如果不能够贴进作家备受凌辱的心灵并且理解他们创造的艰辛，对一些优秀的作品缺乏审美意义的感知，如果对一些杰出作家缺乏尊重与理解，如果仅仅以一种外在的、简单的而又相当粗暴的道德批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那么，我们要说，这篇悼词并不具备文学批评的意义。

⑼ 为什么真正的文学家那么少

汉语几千年来博大精深。
古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谁也别想把自己抬得高高的专！
文学界有口属皆碑的，那是自己的作品影响很大很大，成名成家可不是自封的。
古代的诗词大家都属于文学家之列。
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当代，现代的文学界也有不少知名人士。
生活节奏愈发加快，社会在诸方面都要有人研究探索发现创造。
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按说分量很足，比诺贝尔文学奖要高一个层次。但是界内界外都对老外的这个奖项很推崇，尽管它并非以正能量教育为要旨。
这是我们必须引起思索和注意的。
（题主或许感觉此回答是顾左右而言他？非也）。

⑽ 古文经学家和今文学家有什么差别

尚书第三
作者：朱自清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记言大部分照说的话写下了，虽然也须略加剪裁，但是尽可以不必多费心思。记事需要化自称为他称，剪裁也难，费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①，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数，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应该分别的看。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②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③；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④。“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⑤；不过也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干净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叫孔安国的。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这便是后来所谓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⑩。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的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满不是的。成帝便将张霸下在狱里，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⑾，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⒀，正是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约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做“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开。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⒁。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⒂；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到朝廷上去。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了。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才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便用的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更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⒃，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⒄。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辩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指出。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的劳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该分别的看。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这么着，《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注释
①“雅言”见《论语·述而》。
②《说文》言部：“谟，议谋也”。
③《说文》书部：“书，著也。”
④《论衡·正说篇》。
⑤《劝学篇》。
⑥裴骃《史记集解》引张晏曰：“伏生名胜，《伏氏碑》云。”
⑦《论衡·正说篇》。
⑧《汉书》本传。
⑨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⑩《后汉书·杨伦传》。
⑾《家语》托名孔安国，《孔丛子》托名孔鲋。
⑿桓谭《新论》作五十八，《汉书·艺文志》自注作五十七。
⒀见真德秀《大学衍义》。所谓十六字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伪《大禹谟》里，是舜对禹的话。
⒁以上引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辩》第二册）。
⒂《晋书·荀崧传》。
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
⒄见《朱子语类》七十八。
《经典常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