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立法制度
⑴ 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
外国法制史》—两大法系
法系是按照法历史传统和法的外部特征对法内进行的分类。法系这一术语容，是19世纪以来随着比较法学的兴起而提出来的。后来在西方法学中被广泛采用。西方学者对划分法系的标准说法不一。在众多的划分标准当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法国著名比较学家勒内·达维关于法系的解释和所做的分类。他把当代各国法律划分为三大法系，即大陆法系、英国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在《外国法制史》课程中会学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日耳曼法系，它的主要历史渊源是罗马法和日耳曼法，此外还有教会法、商法和城市法。西欧大多数国家历来通行以日耳曼法为基础形成的习惯法，通称“普通法”。罗马法在这里是指经过意大利的前后期注释学派整理，为适应西欧各国新的需要而复兴的罗马法
⑵ 西方法律传统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西方法律传统有以下主要特征：法律制度与其他类型的制度存在较为鲜明的区分，法律的施行具有职业性，法律职业者受到法律学问的专门训练，法律中的学术传统，法律是一个在时间上连续发展的整体系统或实体，法律实体的活力取决于其世世代代发展能力的信念，法律的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法律的历史性与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相联系，法律体系的多元性，西方法律传统在思想与现实、能动性与稳定性以及超越性与内在性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等。
⑶ 现代西方法律制度
简论教会法对西方法律制度的贡献
简论教会法对西方法律制度的贡献
秦旭东
从法律的起源上来说，法律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基督教作为西方人信仰的支柱，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演化以及实在法的制定、在社会中的实际运行，具有巨大的影响。教会法，即在中世纪长有重要地位的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贡献。
首先，在观念层面，基督教在西方人的灵魂中普遍植入了信仰精神和宗教情怀，为西方法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几乎完全统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教会法的效力甚至高于世俗法。人们普遍信仰上帝，而信仰是一种发自人们心灵深处的神秘的感情，它源于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渴望与敬畏，不会随着生活状况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对上帝、对教会的法律的这种恒稳的信仰，使人们容易以一种宁静而平和的心态去接受神圣的权威，当法律站到这个圣坛上时，法治大厦就有坚实的基础了。从现代西方法庭的布局和法官的服饰（假发、法袍）中的强烈的宗教色彩，从西方法官、律师以及诉讼当事人或证人宣誓的那种宗教气息，我们可以宗教的深深印记。另外，基督教教义中倡导的一系列理念，也为现代法治社会成长的土壤增加了肥力。比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重视生命的价值，弘扬博爱和人道主义，讲究信义与诚实信用，等等。教义中蕴涵的伦理道德和善良习俗也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发挥作用，成为软化法制的刚性的润滑剂。
其次，在制度和法技术层面，由于教会法是一个达到系统化和较完备状态的法律体系，它的一些制度和法技术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教会法的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在西方一直发挥着作用，至今仍为各国所承受；在刑法和方面，教会法对感化、矫正罪犯的充分注意给后世刑事法律以有益启示；在诉讼法方面，教会法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以国家追诉原则取代私力报复，废止神明裁判而采证据裁判原则，较原来的弹劾式诉讼是一个进步，为后世刑事诉讼制度奠定基础。 由于中世纪各国天主教的联合，罗马教廷位居各国之上而可以充当仲裁者的角色，教会的一些教义也往往成了调整国际关系的准则，呼唤和平和以协商解决国际纠纷的做法对后世国际法产生了影响。
其三，从法律思想层面看，教会对知识的垄断使之不自觉的成为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传递者，教会法也成为从古希腊、古罗马法律思想到后世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尤其是古典自然法学派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古希腊法律思想以及经过“希腊化”时期而深受古希腊思想浸润的罗马法曾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日珥曼“蛮族”的入侵给这些文明以致命的打击。正是基督教驯服了“蛮族”，并在引导他们走向文明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教会法受到过古希腊哲学和罗马法的影响，特别是吸收了罗马法的一些原则和制度，而在日珥曼王国时期，由于教会法地位很高，许多僧侣同时又是法学家，他们在各王国的行政、司法和立法中发挥着作用，对日珥曼法产生了影响，同时也使罗马法得以保留。而在12至15世纪罗马法复兴的过程中，正是教会法和教会法学家的努力，为罗马法的传播和罗马法学家的培养做出了贡献。在这里最值一提的是阿奎那，他将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巧妙结合。他承认人的理性，有将其归功于上帝的赋予。他在对法律的分类中用自然法作为永恒法与人法之间的纽带，认为自然法是人对上帝智慧的理解和参与。这就使自然法披着神的外衣在人间发挥作用，并成为后世资产阶级法律思想，以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学派开创了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伟大时代。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的强势存在，造成了宗教势力与世俗政治势力之间的制衡，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尽管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这两种势力或此消彼长，各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或势均力敌，而且互有渗透，但总体而言，基本上形成了两相匹敌的政治法律权威，即精神的权威和世俗的权威，达到“恺撒的归恺撒，耶稣的归耶稣”所言的状态。既然不存在绝对、唯一的权威，也就不容易产生钳制一切的专制。“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可以两边躲藏——得罪了世俗政府，可以躲到教会；得罪了教会，可以请求国王的庇护，”教会与世俗政府之间的张力给人们带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
伯尔曼在其两本传世名著《法律与革命》和《法律与宗教》中对教会法与西方法律传统之间的关系作过充分的阐释。他认为以11世纪末教皇革命（格里高利七世改革）为起点，教俗两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构成了西方法律传统得以产生的基础。他甚至认为教会法是西方第一个近代法律体系。由此我们也可窥见教会法对西方法律制度的贡献
⑷ 西方法律制度源头
西方人认为他们是古罗马人的后裔，虽然他们现在不用罗马文。
⑸ 中英立法体制的区别！
中英两国委任立法制度的比较及思考
在当代，无论是西方法律体系还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都在发生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即制定法的中心正逐渐由议会立法、法典转变为行政机关或地方国家机关的委任立法、行政立法，中英两国也不例外。但是，中英两国委任立法制度存在很多不同之处：
一是从起源和发展来看，中国的委任立法制度较英国相对较晚，同时英国通过议会主权确立了议会的唯一立法权，行政机关不具有立法权限，因此不会出现行政机关职权性立法和授权性立法并立或者冲突的情形，这是由两国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性质所决定的。
二是从委任立法的主体来看，议会是两国的共同授权主体，而且经议会授权的机关在特定情形下也可能成为授权主体；但是中国不同于英国的一点就是由于其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授权主体的多元化，不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且行政机关、地方政府都可以成为授权机关。虽然从理论上说，具有某一权力的国家机关，都有权将其权力授予其他机关，但是，我国立法授权主体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没有限制授权主体的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各立法主体都在进行立法授权，而主体的不明，必然导致我国立法授权的混乱。如果不改变这种现象，我国的立法权就有被分解的危险，而且立法权的影响力也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害。鉴于这种状况的存在，我们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缩小授权主体的范围，即在中央层次上，将授权机关限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应给行政机关立法授权的权力；在地方层次上，将授权机关主要限定在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三是从委任立法的受权主体方面来看，除了与英国一致的行政机关以外，我国受权主体与授权主体的范围基本一致，除了全国人大，上述的授权主体都可以作为受权主体。这样人们就会产生疑问，人大和其常委会之间能否进行委任立法？在西方国家，把这种立法机关之间的授权称为“内部授权”，主要包括国家议会对地方议会的授权和议会两院之间的授权。一般情况下，西方国家是不提倡这种立法授权发生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会造成宪法权力分配的重新安排”。此外，我国委任立法实践中的受权主体都是国家权力机关或者国家行政机关，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受权主体是以行政机关为主，同时也有其他性质的主体，如英国的教会、社会团体等，这一点值得我国借鉴。
四是从对委任立法的监督来看，我国与英国相比，从监督体制到监督力度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中国一直没有宪法监督制度和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宪法和其他法律的贯彻执行很不得力，这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建议建立报批制度作为事前监督，防止立法资源的浪费；建立完备的备案登记制度作为委任立法的事后审查。建立完备的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制度，将为我国委任立法监督的体系化和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
⑹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有哪些
一、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具有多样性和共同性
西方国家是一个政治的概念，这里的“西方”不是一个纯理意义上的概念，它是指欧洲、北美洲、大洋洲以及亚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各国都呈现了本 国的特点，都是为了适应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需要而建立的。比如议会制度，在不同的国家就有不同的内容。
二、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
“主权在民”最早是一种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为反对“君权神授”的专制思想而提出来的。它把国家政治权力的来源从天上搬到人间，以“天赋人权”的权力观代替了“神授”的神秘权力观。
三、代议民主制
在专制统治被推翻，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建立之后，关于人民如何行使权力的问题，“主权在民”的原则没有回答这一问题。启蒙思想家有的主张直接民主，如法国的卢梭；有的主张间接民主（代议制），如英国的洛克。
但是，近代资产阶级宪政实践表明，民族统一国家出现后，适合于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已经无法实现。因此，英国资产阶级在封建议会基础上，首创代议制，并认为“议会主权”就是“人民主权”，从而代议民主制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共同特点。
四、分权制衡原则
西方国家把分权与制衡作为对待国家权力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他们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交给不同的机关行使，并且三者之间相互制约。三权分立的制度实际上是分权和制衡原则的结合。
五、政治统治与管理的“法治”原则
法治就是根据法律治理国家的一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运行的一项原则。法治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提出来的,最初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君主的权力只能是来自法律，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立法和司法的监督；
第二，要法治,不要人治。后来法治就成了西方国家政治统治和管理的方式，成为其政治制度的特点。
(6)西方立法制度扩展阅读：
自近代以来，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中，始终面临着“西方优势”的巨大压力。
伴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西方标准”在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彰显着西方优势，即使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道路“无可奈何”的整体性衰落，“西方崇拜”情结在政治制度建设中仍很有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
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发展中，必须坚定树立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理论自觉，清醒认识到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三重意蕴”：“照搬”西方不仅无用，而且危险，更不用照搬。
⑺ 世界中世纪东西方法律制度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1、共同点：反映了奴隶主阶级和集团的利益与要求；法律镇压的锋芒都指向广大奴隶；都调整着自由民内部的关系，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在法律产生的初期都带有等级色彩、原始社会的参与，以及适用的范围都比较狭小。
2、不同点：在古代东方，因长期保留土地的公有制和原始社会的残余，法的发展十分缓慢，也比较简单、粗陋；而在古代希腊、罗马，由于其商品经济的发达，促使法律发展十分迅速，并达到了比较完善的水平。
在古代东方，法律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而在西方，多数奴隶制国家采取民主共和国或贵族共和国的形式，所以，法律的民主色彩比较浓厚。特别是雅典，其民主政治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7)西方立法制度扩展阅读：
1、在古代东方，立法权多由君主一人执掌；而在西方，法律渊源比较分散，如雅典和罗马共和国时期，既有执政官、裁判官的告示，又有民众大会的法律、元老院的决议以及法学家的著作等。
2、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
3、古代东方法中，宗教的色彩很浓，不仅印度法和希伯来法是法律与宗教合一的体系，就是埃及、巴比伦等世俗国家，也都宣称法是神所授予，是神意的体现；而在西方，希腊和罗马后期的法律中，基本上消除了宗教的影响，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