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法治
A. 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么
2月9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疫情防控2号责任令，要求制止无理由擅自升级管理措施，以及层层加码的简单化管理手段。比如随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随意关闭居民生活必需品门店等，确保科学恢复生产秩序。
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方略之一，即使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也必须坚持，本次抗击新冠肺炎当然不例外。然而从根本上讲，法治与应急处置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应急措施经常是“少法可依”。
原因有二：
首先，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者提供规则作为常备工具，执法者照章办事处理具体事务。然而突发事件出没无常，全社会都缺乏常备应对工具。尤其像新冠肺炎，不仅在医学史上从未见过，还一上来就暴击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再加上春节人口大迁移，可资沿用的应急经验不多，出现局部“乱作为”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法治的另一要素是规则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以便全社会形成稳定预期，将规则内化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习惯。然而面对“非常态”的突发事件，原本处理常态事务的规则可能不再适用，决策者必须“见招拆招”，甚至必要时“临阵变招”。如此一来，出现“乱招”也在所难免。
简而言之，“少法可依”的应急状态是对法治的天然考验。面对新冠肺炎这种突发疫情，不管政府还是个人，都没有“久病成医”的现成经验，只能在事发后见机行事。在迎难而上的应急处置中，一些措施虽以防疫为出发点，却可能引发“次生灾害”。比如有疫情轻微地区将疫情严重地区的紧缺防护物资征用，有地方挖断公路阻断交通要道，有小区禁止医护人员返家，有基层对湖北籍住户铁链封门等，不一而足。面对这些乱象，立法者固然无法一一预见并事先防范，但借助法治的基本框架，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解决应急措施的合法性问题：其一，政府应急扩权时，其手段的界限何在？其二，政府决定应急措施时，应受到何种程序约束？其三，个人对政府和他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第一、政府应急扩权的界限何在？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概括性授权，面对新冠肺炎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权力得以临时性扩张，可以强制隔离、限制聚集、管制场所/交通或停工/停业/停课等。视疫情发展，政府还可以灵活调整应急措施的种类和力度。然而公权扩张的代价是私权限缩，尽管立法上没有明确的红线，政府应急措施依然受到法治原则的强力约束。简而言之，可归结为“一条底线、三条准绳”。
“一条底线”指保障基本权利，至少是不得因应急措施危及个人生命安全。比如在强制隔离时，一要进行必要的医疗救治，二要满足饮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三要对被隔离者抚养的无生活能力者提供帮助，欠缺任何一项都构成违法。同理，大范围地关停粮油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商店，也因威胁到公众生存权而违法。
“三条准绳”指“禁止过度”的比例原则的三层意思。一是手段有效，即对私权的限制必须有助于维护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比如新冠肺炎期间限售退烧药，可以避免感染者私下购药压降体温以逃避隔离治疗，属于有助于保护公众健康的合法手段。相比之下，如果限售糖尿病人必须的胰岛素，则属于不合法的无效手段。
二是侵害最小，即在足以实现相同目标的多种手段中，选择对私权侵害最小的一种。比如对强制居家隔离的个人，可以采用贴封条、电子监控或锁死入户门等多种办法。前者的侵害程度最低，当属首选。后者固然效果好，但同时造成消防和急救等隐患，对私权侵害过大，不应采用。
三是损益均衡，即所保护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大致相称，不存在“高射炮打蚊子”的极端选择。比如若非疫情极其严重地区，不宜采用彻底封城、全民禁足的措施，也不能“一刀切”地关停包括民生必需品在内的销售门店，或是随意拔高复工标准阻止企业复工。由此，必须警惕抗疫措施“比谁更狠”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先有公安部反复强调不得擅自封堵交通要道，后有浙江省政府专门发文纠正过激措施，都值得各级决策者认真借鉴。
第二、政府应急决策应受何种程序约束？
决策程序本身不是应急手段，但却足以提升手段的正当性。应急决策与日常立法不一样，首先是紧急，必须迅速决策并立即实施；其次是独断，没有时间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充分论证。即便如此，法治原则也对决策程序有以下约束：
一是不得越权决策。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涉及限制个人权利的多数隔离/管制类应急措施，只有县级以上政府有权实施，街道/乡镇、派出所/卫生所、社区/村队以及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主体，都无权自行决定。像铁链封门、禁止医护人员进小区这种从未上过县级以上政府红头文件的做法，显然就属于非法越权决策。
二是强调专家参与。应急决策效率优先，大规模民主协商不可行，但应尽量小范围听取专业意见，尤其要注意一线专家的声音。比如面对新冠肺炎这种新型传染病，风险如何、应否封城等关键判断，国家高级别专家组的意见极为重要；但在确诊标准、是否人传人等问题上，一线医生的意见就值得特别关注。毕竟相比远程指挥的高级参谋，与敌人刀枪相对的一线将士可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是保留调整空间。应急决策事出紧急，又经常缺乏成例可循，考虑不周甚至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正是因此，在迅速“一刀切”实施的同时，必须保留调整空间。具体而言，首先要允许执行中对特殊情况“开口子”，并畅通“开口子”的决策通道，比如封城时要为非传染病重症患者保留异地求医可能，暂停公共交通时要考虑医务人员的出行需求等。其次要善于改进，该修正先前决策时绝不犹豫。毕竟应急决策重在效率和效果，而不求规则稳定。这就要求决策系统保持信息畅通，及时接收并处理决策实施中的反馈信号。
第三、个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就应急抗疫法律关系而言，个人主要有三种角色：一是政府行为的相对人，也即私权受到临时限制的个体；二是自治成员，包括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身份；三是市场主体，尤其是经营抗疫防护用品和紧缺生活必需品的商家。第一个角色相对被动；第二三类角色则可能成为侵犯他人权利的主体。
作为公权相对人，个人除容忍并服从政府的应急扩权行为之外，还应保持足够的权利敏感，一则避免自身权利受到过度侵蚀，二则提醒政府及时修正不合理的应急抗疫措施。
作为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自治成员，个人在应急抗疫中又很容易压制他人权利。比如集体投票禁止医务人员进小区、挖断村道阻止外人进村等行为，其非法性本来不难判断，但一则民众大多不熟悉法律，二则借口非常时期集体决策而有恃无恐。问题的解决，一要靠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严格执法，“该出手时就出手”，二要靠民众强化共情心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更多换位思考。
至于作为抗疫商品经营者的个人，必须认识到应急状态下的商品价格并不必然反映供需关系。或许多数经营者不懂相关法律，但只需记住一点即可：任何轻易赚大钱或快钱的方法，尤其是在应急背景下，都一定写在了《刑法》中。
（作者：兰荣杰，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律博士）
(责编：章华维、高红霞)
B.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疫情期间如何体现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原则，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科学立法，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组织编制法律体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是制定机构设置和组织编制方面法律的根本依据。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就要加快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组织编制法律法规体系，推动机构编制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改进机构编制管理方式。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制定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完善机构和编制方面的党内法规。协调发挥好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在规范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中的作用，把党政机构统筹起来考虑、设置，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党政机构新格局。要完善党政部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方面的规定，依法管理各类组织机构和编制，充分发挥法律引领、推动、保障机构改革的作用，保障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顺利、平稳、有序开展。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实现组织法定，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奠定制度基础。
深化改革，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在行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上，要做到职责明确；在履行职能和行使权力上，要做到依法行政。要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不够科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问题。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要。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精简整合办事机构，精干设置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简化办事手续环节，加快“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改革行政执法体制，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整合精简执法队伍，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解决执法不作为、乱作为、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营造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全面提高政府效能。
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发挥法治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把握好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的关系。实现改革与法治相向而行、同步双赢，要求立法要主动适应改革要求，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供法治保障。要按照改革方案和政策要求，全面清理与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相关的法律法规，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该制定的制定，为机构改革扫清法律障碍，为改革后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提供制度保障。凡涉及法律设定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事项，应当及时启动法律修改和废止程序，确保在法治的框架内推动改革。只有将改革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以法治的方式推动改革，以刚性的制度管权限权，才能增强改革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顺利完成改革任务。十三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用一节五条的篇幅规定国家监察机关的产生、性质、组成、体制、权限和程序等重大问题，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就是为了确保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于宪有源、于法有据，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既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用法治的方式促进改革，充分发挥法治规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又要在改革中完善和强化法治，主动适应改革需要，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C. 加强什么依法审慎决策严格依法实施防控措施
加强风险评估依法审慎决策严格依法实施防控措施。
法者，治之端也。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全省上下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依法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身体健康
疫情发生以来，陕西依法严惩“医闹”及伤害医护人员、生产销售伪劣防治防护物资、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恶意传播疫情谣言、故意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为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面对疫情防控的紧迫形势，各级各部门必须全面依法履行职责，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积极主动履职，抓好任务落实，不断提高疫情防控法治化水平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另一方面，要加强治安管理、市场监管等执法工作，加大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的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严厉查处各类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价格的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打击抗拒疫情防控、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造谣传谣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社会安定有序。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总体战，必须依法治理。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
D. 运用权力与义务的关系,说说我们如何树立战疫法治意识
在疫情防控期间，树立战疫法治意识至关重要。
2. 充分发挥自己作为公民的义务角色，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道德准则。
3. 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个人卫生，采取预防措施降低感染风险。
4. 监督他人是否遵守相关规定，一旦发型笑洞现违规卜枯行为及时进行举报，保护公共安全。
5. 加强对法制知识的学习和了解，增强自身的法律素养。
6. 消除“非我族类”的偏见和歧视，为统一战线贡献力量。
通过以上措施，我们可以树立起战疫法治意识，并在应对升袭突发事件时更好地遵守相关规定和法律，保护社会公共安全。
E.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如何依法防控依法治理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1、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2、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
3、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
要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
(5)疫情中的法治扩展阅读：
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
1、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执行有力，精准解决疫情第一线问题。要健全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临床治疗的有效协同机制，及时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形成制度化成果。
2、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
要平战结合、补齐短板，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支持一线临床技术创新，及时推广有效救治方案。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
F. 对比中西方抗疫答卷,我们的制度有哪些显著优势
中国制度显著优势：
1、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创建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国家制度，其承载的价值必然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即坚持人民至上。我们党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这次抗疫斗争，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的人民立场和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载的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
2、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
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既需要通过系统完备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来实现，同时又不断释放出推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政治效能。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迅速将疫情防控工作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和最重要的工作，全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
3、全国一盘棋的合力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提高站位看问题，配合大局作谋划，从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次疫情防控斗争，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构建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防控体系，充分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合力优势。
4、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内的科学制度体系，其显著优势涵括“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这次抗疫斗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科学有序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优势。
5、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就是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人民军队牢记习近平主席嘱托，牢记人民军队宗旨，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最危险的地方，奋战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