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难题破解

1. 无人驾驶汽车的道德困境

“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中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在“电车难题”的场景中，五个无辜的人被绑在铁轨上，你正驾驶着一辆电车呼啸而来。如果你不拐弯，那么这五个人死定了，如果你拉下列车控制杆，使列车朝另一个方向驶去，问题又来了，在另一个方向的轨道上有一个同样无辜的人。自从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首次提出“电车难题”以来，哲学家们一直没有讨论出统一的答案。主流的观点渐渐变成两种，一种是道义论，另一种是结果论。按照道义论，所有生命皆平等，所以你不该转弯，但按照结果论，你应该转弯，毕竟只牺牲一个人才能获得最优的结果。这两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符合道德的，但行为却截然相反（详见《大科技·网络新说》2016年第2期《电车难题：转弯？不转弯？》一文）。

“电车难题”使哲学家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越是冥思苦想，就越来越陷入泥淖。然而现在，不仅哲学家要面对这个令人讨厌的难题，汽车产业的政策制定者和汽车生产商也开始受到它的折磨了。由于无人驾驶汽车已经上路，政策制定者和汽车生产商不得不考虑一下“电车难题”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

决策权和责任

对于前一个问题，也许通过技术的进步，汽车生产商们能够编写出无比复杂的程序，尽量让无人驾驶汽车在面对电车难题时做出合乎逻辑的选择。但是，想象一下，在未来的某一天里，乘坐在无人驾驶汽车中的你，生命处在出现“电车难题”的危急时刻，自己却无法做出决策，你会甘心么？

“电车难题”中的决策权至关重要，那么它应该属于谁？是汽车制造商、法律制定者，还是车主本人?谁来做决策，谁就有可能被推到道德的风口、伦理的浪尖上，而且，无人驾驶汽车在面临“电车难题”时决策权的归属会出现一些变数。比如，如果汽车生产商具有决策权，他们设计了一款无人驾驶汽车，让它在出现“电车难题”的情况下故意杀害车主，以降低事故中的人员伤亡。你如何保证司机不会自己修改程序，以确保自己永远不会被自己的汽车蓄意谋杀？计算机软件总有漏洞，总会有人能破解这些软件。

最后，如果无人驾驶汽车真的遭遇了“电车难题”，汽车软件在做出选择之后，谁需要站出来对后果负责呢?反正法律制定者不会让无人驾驶汽车本身来担责，“寻找明确的负责人”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

本文源自大科技*网络新说2016年第8期杂志文章、欢迎广大读者关注我们大科技的微信号：hdkj1997

2. 关于黑客道德的问题

作为一名黑客道德是非常重要的，这往往决定一个黑客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开始学习的时候就是为了扬名或非法获利，那就不能称之为黑客。但是虚拟的网络世界不能用现实中的规范去管理，而黑客又是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最渴望自由和共享的。虽然网络上的黑客道德或守则出现很多，也有很多黑客章程，但是这些所谓的道德往往成为一张白纸，而黑客们真正遵守的是来自内心真诚的道德，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人为的外在的一种守则。也只有这些来自于黑客们内心中的道德才可以真正的约束他们。 但你没有违背，作为黑客 要遵守以下黑客原则 1.没有任何人必须一再的解决同一个问题。
2.态度并非不等效于能力。
3.帮忙test和debug免费的软件。
4.公布有用的资讯。
5.帮忙维持一些简单的工作。
6.为黑客文化而努力。
7. 解决问题比绕过问题更可取
8. 一个人犯了错误，他一定会再犯
9. 流行和主流的观点往往都是错的
10.知识贡献,知识分享!有分享才有收获
11.创造出免费软件或免费破解软件与大家分享
12.遇到难题永不退缩即使是不吃不喝不睡也要把问题决绝为止(这也是为什么上海6岁小孩能造出惊人的蠕虫病毒)
13.捍卫使命.单个人.单位.甚至国家网络安全

3. 如何破解"扶不扶"这一社会难题

如何破解“扶不扶”难题，让助人者不再纠结？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深耕细作、寻求解决之道。
一是建立健全公共社会保障机制。我们不能仅仅试图用道德戒律来解决道德问题，“扶不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台湾岛内有一公交站，大家等公交、上公交都不排队，公交门一开，就蜂拥而上、异常混乱，尽管大众谴责、媒体呼吁，可是这种混乱场面依旧，舆论一边倒的批评台湾民众文明缺失。直到几年之后，这种混乱场面才消失，是公众文明意识提高了么？有媒体调查发现，这条线路的公交车增多了，3-5分钟就有一辆车过来，大家不用挤、不用抢就能上车，运气好还有位子。这个例子对“扶不扶”问题很有借鉴意义。老人的讹诈也许并非由于其道德的低下，可能是出于对医疗费用的担心，总之是为了转嫁“成本”。如果建立健全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机制，把这种公共成本降下来，“老人们”不再为“钱”担心，我想，讹人的事儿也就会慢慢消除，毕竟古语有云：人性本善。
二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约束机制。第一点是基于“老人们”的角度来考虑，消除他们讹人的诱因和动力。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不排除“坏人变老”的可能，或者心理疾病的因素。那么我们需要采取措施，保护助人者的利益。道德的约束不具备强制性，违约的成本可能仅仅是“对不起”“我错了”“我道歉”，起不到惩治的效果。这就需要依靠法制的力量来提升“讹人”的成本，从而约束他们的不良行为。因此，建议国家立法机关考虑制定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用法律武器打击“讹诈”行为，保护助人之人，捍卫道德精神。
三是引领普及社会主义道德观。自古以来，我国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修身”排首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可见传统文化对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视。在新时代，我们继承和发扬了道德教育的传统，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指明了价值追求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家庭、学校、媒体和社会机构等应当积极参与进来，构筑一条完整的德育链条，传播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营造全社会崇尚道德、践行道德的良好氛围。相信在国家、社会、媒体、学校、家庭等各方共同努力下，法制昭彰、正义归位，“扶不扶”将不再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