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法治

1. 怎么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决定》指出，法律和道德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应相互作用，共同发挥作用。我国在实践中将两者紧密结合，从实际出发，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要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的营养，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基础。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全球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传统文化中，“国”与“家”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根本，治国从治家开始。只有修好个人品德，才能理好家庭、管理国家。

中国人所讲的“家”不仅包括家庭，还涵盖了家族，家族内外长幼有序，强调道德礼仪。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伦理道德观念，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实际治理中，法律和道德应相辅相成，通过法律规范行为，通过道德引导思想，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秩序。

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注重道德教化，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通过教育、宣传、法律手段等多途径，增强人们的道德意识，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为依法治国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总之，弘扬传统文化，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通过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丰富法治内涵，提升道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属于浙江传统法治文化的有哪些

浙江传统法治文化可从多个方面来看：
1. 在法治思想方面，浙江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如越王勾践的“修宽刑”，东汉王充的“德力具足”“礼法兼用”，南宋叶适的“以法为治”、陈亮的“立法以公”，明代刘基的“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王阳明的“息讼罢争，讲信修睦”，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晚清沈家本的“立法以典民”等。这些思想和理念对浙江的法治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为法治浙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治文化基础。
2. 在传统文化方面，浙江的传统文化形式多样，如浙江版画，这是一种浙江的传统文化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法治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浙江版画，我们可以看到浙江人民对于法律和秩序的理解和体现。
以上是浙江传统法治文化的一些体现，但实际上，浙江的法治文化还有很多其他的形式和内容，这里只是简单列举了一些。

3. 如何调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结合

中国法文化源远流长，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是世界文明古国所少有的。中国古代法文化无论理论的、制度的、行为的，都有跨越时空的合理性因素。中国古代的法文化以人本主义为基点，“德育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是非常注重法、理、情三者一致的。由于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和生命，所以在法制上就提出“以法为教，民刑必教”的观点，以“教化”为先减少犯罪，这是中国古代法文化很优秀的精神。

比如，古代的死刑决定权很早就收归中央，这样的规定从汉以后一直贯穿下来。类似的制度在法典里也有明确规定，这在世界法制史上是很少有的，是重视人，以人为本在法律上的体现。为此，他援引《慎子》、《韩非子》、《商君书》中一些以法度治理国家的观点，认为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家的思想还有待发掘，其中与现在的法治建设有联系的一些思想很有价值。

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则提出，既要复兴我们传统文化的积极部分，更要防止“中国法文化、或者中国整个文化传统里的封建专制传统”的复辟。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刑事诉讼法学专家陈光中认为，面对传统文化，思想不要片面化，中国的封建法制文化，从主流来看就是封建专制文化、皇权至上的文化。孟子的民本思想非常鲜明，但是并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却是我们现在要发扬光大的;主流的专制主义甚至是残酷文化，也是不可取的。不能把过去的包袱与糟粕当成好东西。这种东西肃清起来很难，比如刑讯逼供。我们在研究与继承古代文化传统的时候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者秦晖在发言中说，在中国，不管是主张孔孟的仁义道德，还是主张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以“秦制”为代表的专制集权。

在今天，不想使中国走出秦制，就不是真正的儒家，不想使中国走出秦制，也不是真正的法治。“五四”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不是“反传统”是过分还是不足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确应该反传统，但我们应该区分反对哪一部分，保留哪一部分。

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认为，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但它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中国的人伦社会不是在对自由平等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从孔子起就提倡一种“无讼”的思想。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中国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一个熟人社会，不需要诉讼。这种文化体现了我们传统的对法的看法，平民对法的看法，官员、统治者对法的看法。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两个观点。

第一，不要将文化都推给古人，这样就把我们自己的文化权利和责任也都推给古人了，要立足于现实的中国理论与实践，着眼于整个民族。

第二，很多个人的表现，如果能被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整体上接受或执行，就不应该将其简单归结于个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重要的是从文化这个角度来反思大家曾经共同认可、共同接受的那些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辨认我们现实的主体的权利和责任。

中西方文化传统中，理念差异有多大

谈到文化与“法治”，西方文化的冲击及中西文化的比较是无法回避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楼宇烈从宗教文化角度，阐释了中西法治文化的差别:在西方，人和神分属两个世界，当过渡到法治社会的时候，法的神圣性就顺理成章。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强调以人为本，靠人的自觉较多，对法的遵守也是主要建立在对法的道德认同以及道德的自觉自律基础之上的。

外在约束一定是建立在内在约束之上，现在把内在道德约束放弃了，只靠外在约束是不可行的。“慎独”、“克己复礼”就是中国以前所依靠的底线。我们现在法治建设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就与我们对法没有一种神圣性的、绝对性的情感或者理性的认识有关。

陈光中以最近发生的两个法律事件为引，展开了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讨论。美国在校园枪击案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其联邦法院反而通过了更加放开个人持有枪支权利的决定。与之鲜明对比的，我国对枪支、弹药的管理从未松懈过，近期更是成果辉煌。这反映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把个人的自由权利凌驾于社会安全之上，而我们是强调安全第一、集体人权第一，这反映出两国主导价值观是有差异的，但都有合理性。所以对于“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不能片面强调一方，而应相互结合。

秦晖认为，中华法本身有些好的东西，应该发挥。反过来讲，在西方，不管是衡平法还是罗马法也都有它的中世纪时代，也很难说那个时代实行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治，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拜占庭帝国:《拜占庭政治史》提出了“““1“by1““”的说法，强调皇帝用罗马法来治理，尽管当时的罗马法非常发达，但它绝不是现代法治的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苏亦工认为，学习西方，也要认识和鉴别西方，注意不要盲目地接受它极端化的思想。对于西方的思想，如果我们吸收来的是其中很极端化的东西，在新的环境下没有了克制、没有了天敌，就可能无限蔓延，引发灾难。

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问题

如何化解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与会学者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到了法治与道德的关系上。

郭道晖提出“为政以德”应该作为“依法治国”的补充。他认为“德治”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先秦时期孔孟所讲的“以德治国”，是要统治者为政以德，实行仁政，并非针对老百姓而言。其实，要真正构建和谐社会，执政者也要为政以德。司法是社会规范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不讲良心，司法也不能实现公正。

《检察日报》副总编辑王松苗阐述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他认为:第一，“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不矛盾的，依法治国讲的是依法治权，以德治国讲的是以德治事。法治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靠道德教化反而更有效果。“依法治权”与“以德化人”应该也完全可以统一。

第二，“以德治国”是有中华传统的法律文化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庸，强调宽恕，强调“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与现代“调解”一脉相承，有利于息事宁人，和谐关系。

第三，“以德治国”与当代法治生活需要是合拍的，能够满足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需要。有时候非黑即白的判决非但不能缓和矛盾，而且加剧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我个人认为，法律在和谐社会里面只能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但是要实现诚信友爱，法律是做不到的，只能靠道德。法律永远无法浓化人的感情。

第四，我们要对法治充满信心，让法治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安排。同时也要让德治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使两者和谐统一，共同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高浣月教授认为前人创造的文化遗产中，有一些可以继承甚至照搬、照用的，还有一些是绝对不能照搬照用的，而是应该从精神的层面和价值的层面去借鉴。对调解制度要有一个辩证的态度。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行政法学专家应松年从当年公务员法的起草，联想到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他指出，中国古代有行政方面的规范、制度，没有现代的行政法制度。

所以，他在赞成文化对法治有巨大影响的同时，认为现代法治不能建立在某种文化基础之上，而应建立在某种经济基础之上。

当今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专制道路当然不能沿用，必然要走法治这条路，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套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之道。

吸取传统营养，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法治的建立要求法治观念的率先确立来作为其思想基础。对法治文化观念的理解和诠释成为与会学者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衣俊卿认为，任何法制体系、制度背后都有文化的影响，没有发现到是因为还未自觉，所以要“跳出来”看，要找深层的文化模式对中国法治确立所产生的影响。现代的法治应该是在一种理性文化基础上建立的，但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是理性文化，而是经验文化。从“辛普森案”可以看出美国当时对程序的尊重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从“赵作海案”可以看出我们对法律还是不够“敬畏”。

衣俊卿说，现在要做的工作不仅仅是拿几个观念来指导法治，而是要让法治成为一种自觉。对法的“敬畏”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参与，法治不仅仅是公、检、法机关的事情，它是一个法治国家从行政到公、检、法再到民众等所有社会层面对法律的态度，这也是对我们法治现状的诊断和治疗。

李德顺总结说，法治文化其实就是表达了一种理想，即让法治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司法部门的具体任务和特殊权力，法律应该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权利和责任。立足于中华文化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和改造，探索出应有的和合理的东西，将其按照法治的精神制度化、体系化、程序化。这样壮大的是我们自己，也让我们能理直气壮地面对世界。

4.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人法制观念的影响并分析当代中国人法治思想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诸说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者有诸多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观念，虽然在过去广泛流传，但是实际上不能起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还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论集，东方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精神为融和与自由"。（许思园：《论中国文化二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载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理性精神。集中表现为：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总的来看，否定对超自然的上帝、救世主的宗教崇拜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强烈主张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反对两者的分裂对抗，这就是中国民族的理性精神的根本。（2）自由精神。这首先表现为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统治的精神。同时，在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斗争中，统治阶级中某些阶层、集团和人物，也积极参加这种斗争。说明在中国统治阶级思想文化传统中，同样有着"酷爱自由"的积极方面。（3）求实精神。先秦儒家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人论世，反对生而知之；法家反对"前识"，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事功；道家主张"知人"、"自知"、"析万物之理"。这些都是求实精神的表。（4）应变精神。（见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见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发展的观点、自强不息和好学不倦的精神。（见丁守和：《中国传统文化试抡》，《求索》1987年第四期。）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见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摘编）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以工业化、教育普及化和科学化为重要特征的现代文明。现代文明主导世界的现实，决定了无论一个国家发展民族现在处于怎样的状态，走向现代化，这是它的必然趋势。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国情不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遇到的问题、阻碍也各自不同，中国是一个的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曾反复出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现代化的争论。这一历史现象鲜明地揭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现代化？如何走向现代化？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必须弄懂搞清问题。

一、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

文化，广义上讲，它是指人类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生产的能力及其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也是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所以，对传统文化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全部的吸收，只有站在时代高度，通过实践检验。汲取精华，清除糟粕，才是正确地发挥作用。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总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否定民族精神。人为地割断自己的“根”。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过：“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史，也就是发展和丰富传统的历史。同样，作为凝聚和激励人民重要力量的民族精神也是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与培育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一个民族陷入任何困境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民族精神支柱，精神上无所依托。所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决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民族命运发展的问题。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走上民族振兴，走向现代化，无不是从弘扬 民族精神做起。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否定传统文化，必然抹煞民族精神。那种认为中国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力量，企图以文化就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过程称为西化派是错误的。从认识论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

首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缺乏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像某些人所说，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而是有着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它的优良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是一切新的更高的文明的再生源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

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入世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强调人生幸福靠自己去创造。要实现现代化，这种自信自尊的精神是决不可少的。

二、知行合一观。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这与实践品格具有某种一致性。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现现代化，当然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

三、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与这精神世界，鄙视那种贪婪与粗俗的物欲。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并认为“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种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也是非常可贵的。

四、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一个国家只有走上现代化，国家才会繁荣富强。而实现现代化，全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五、追求真理，勇于奉献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蔑视那种贪生怕死，忘恩负义、追逐名利的小人。古人在谈到对真理的追求时，认为“朝闻道 ，夕死可矣“。宣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这种对真理执着、献身精神是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六、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社会只有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形成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社会才能充满温馨与和谐，才能给人带来希望与力量。上述种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地的一部分，仅此就足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罗素曾说过：“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合理的人生观”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刻认识和概括。

其次，是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传统文化并非一潭死水，而是一个动态系统。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传统文化，并在实践中革新与丰富传统。否则，就不会变为现实的文化传统。所以不能把传统文化简单地归结为“过去的历史”而应认识到它同时关系着现在与未来。把发展看成为“反传统”，其思维方式就是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立起来。其实，任何现代化只能从现实传统文化出发，否则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陈寅恪先生说过：“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波普尔曾针对那种妄图“彻底清洗社会这块布—创造一块社会的白板，然后在它上面画出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指出：“没有比毁掉传统的构架更危险的了，这种毁灭将导致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使一切人类价值漠不关心并使之瓦解。而且，一旦毁灭了传统，文明也随之消失。”所以对传统文化决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必须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清除那些过时的东西。

再次，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辩证关系看。世界文明并非是某一个国家民族作用的结果，而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当然，由于各方面具体条件的不同，在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各不同，但这只是作用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所以各民族的文化应是平等的，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不应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任何一个国家，作为人类世界组成的一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与发展，不能不对别的国家有所影响：也不能不受到其他国家这样那样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给世界文明以重大贡献。当代西方许多的中国古代文化热，也表明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因此，只有各个国家充分发挥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对人类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世界文明的发展，才会有可靠的保证。相反，一个国家不顾自己民族的特点，一味模仿或照搬别的文化，不仅不会有好的发展，甚至会走上灭亡的道路，世界史上是有这种教训的，其实，西方文化也是一分为二的，既有好的东西，也有糟粕，不可“拣进篮里都是菜“，如”拜金主义“之类，即使在西方，也是被批判的。西方文化也并不等于世界先进文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世界先进文化是以它的先进性、科学性及对人类社会的意义标志的。因此，学习与引进外国文化，必须作具体分析，一定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决不是全盘，引进西方文化，而是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一面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一面对本国文化进行革新，不断提高自己的现代化水平，由于传统文化能否现代化，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弘扬，关键在于人们用何种思维方式对待传统文化。

二、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形态，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对社会长期发生作用。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消极因素，这与现代化发展是不利的，就其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表现是：

一、缺乏民主精神。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意识对人们影响极深，封建专制思想一方面严重压抑和束缚个性发展，另一方面，造成特权思想，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缺乏民主意识。

二、法制观念淡薄。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法制，实行的是人治，如实行的是皇权至高无上，因而君言就是法。在我国今天社会主义社会里， 人民群众已经成为国家主人，国家的一切法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封建特权思想严重，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事，还时有发生。

三、商品意识差。中国是个农业国，重农轻商十分严重。过去，经商是被人看不起的，不知商业是产品流通的重要环节，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繁荣经济，方便，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现代，没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就无法走向现代化。

四、守旧意识严重。中国的小农经济广大，个体经济，靠天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容易满足于现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起来造反和自学接受新东西的。

三、由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是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

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抛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使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报务。传统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文化，但这种转化需要社会实践，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生活相结合，才能使之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根本的结合点 。

第一发展市场经济经济的需要。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是人治经济，一切由政府统管，政企不分，按长官意志办事，乱放炮抱粗腿界

得到合理配置，造成中国经济长期落后。现在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作为配制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是按照市场经济运动规律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管理体制。因此它能有效激励企业发挥主动性与竞争性，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与创造性，成为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一定的经济总是与一定的文化相联系的。经济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今天的经济，也就是明天的文化；而明天的文化，也将是后天的经济。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是具有一定观念文化的人去从事的，没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与思想首先素养的人，就无法胜任，所以，现代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将对人们现有的文化观念进行检验，新的取舍，另一方面，促使人们必须努力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这就是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决定作用

第二、它是建全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制意味着合法性、权威性、公正性。法治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一是引导作用—引导市场经济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二是规范作用—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与秩序；三是保障作用—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与正当权利。这些都是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体现，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却有很大的缺陷。中国传统文化在法制思想上强调实行人治。法律仅作为治国的某种辅助手段，这种缺乏权利意识的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就难以存在与发展了

第三，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君子谋道不谋食”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的旧的价值观的否定，从而增强人们的务实精神与进取精神。实际上，人们的实践活动，是离不开利益原则的。要保证市场经济所追求的价值的实现，不仅个人实践活动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学会按法办事，而且也促使政府及行政管理部门必须提高工作效率，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卢秀华副教、山东科技大学文法系)

5.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哪些体现(名言名句)

1、命运的尿性,就是公平公正公开地坑害世间万物。

2、在政府事务中，公正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力量。作者：拿破仑

3、基督徒如果生时虔诚，死后一定能进天堂吗，这个问题自我们无神论者看是不能回答的。其实如果能够回答的话，问题恐怕便多了。谁能保证死后的审判一定是公正无私的呢?万一我们竟发现人间的黑暗也被带入天堂，而死后面临的审判是不公平的，竟然有托人情、走后门、拉关系这种情形发生，那么虔诚的教徒会作何感想呢?作者：李零 出处：鸟儿歌唱

4、我们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许许多多的美德，而这些传统的美德深深地熔铸在我们的心中。廉洁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美德。廉洁，公正廉洁，公平的对待每一件事，不贪赃，不腐败。这就意味着我们从小就要学习廉洁文化，这就意味着廉洁文化即将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身边的每一件小事。

5、让我们记住，公正的原则必须贯彻到社会的最底层。作者：西塞罗

6、正直无私公平公正方显法律威严，情系百姓民情民心民生是法援本色。

7、公正是赏罚公明者的美德。作者：亚里士多德

8、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不管你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都会公平的分配给你大好的时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八万六千四百秒，不多不少，就看你如何合理安排了，也许有人会在一天里创造出一项伟大的发明或是研究探讨出一种新的元素，也许有人会在一天里碌碌无为、虚度时光。

9、心中常有公平在，手下自有公正书。

10、以爱之名做错事并不少见。爱经常会使人失去理智及正常的判断能力，让我们对所爱之人要么溺爱有加，要么过于苛刻，就是不能公平公正的对待，因此爱给我们带 ......

6. 如何理解传统文化在法治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全面依法治国的积极影响

第一禅咐，在学术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法学学术研究提供了资源。依法治国的战略的执行，需要法学学术研究先行，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而法学学术的研究要扎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同时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法学，将二者良性结合建立适合中国的现在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的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尚中有很多值得深入挖掘和借鉴法学思想，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可以为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提供宝贵的理论素材。

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德治”与“法治”并用值得借鉴。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法律思想主要包括“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等原则。儒家的这种法律思想主要强调道德和教化的作用，以法律作为辅助手段，主张“礼治”、“德治”、“人治”，通过道德与法律的高度相似实现儒法合流的。

在传统社会特殊的条件下，儒家的这种法律思想是治理封建国家的现实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儒家法律思想重“礼治”、“德治”、“人治”轻法治，固然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但是从另—个角度看，儒家法律思想将德治与法治较好的共用与统一，这对于今天我们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有启示意义。

第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思想可以为现代法治理念提供有益补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涵着大量优良的法治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郑国子产铸刑书，这体现了法律必须公布的理念；法家学说的创立者韩非子强调“法分明，则贤不得辱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爆寡。”

这体现了法律必须具有平等和正义的属性。又如“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强调了法治的价值；而“刑罚清则民服”则是说明刑罚目的。这些传统法律文化带有鲜明中国传统社会的色彩，在当今可以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供本土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消极影响

第一，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等级思想、特权思想对全面依法治国有消极影响。传统封建社会中，等级思想根深蒂固，上下尊卑，等级森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于人的自由和权利处于漠视甚至无情侵犯的状态，至今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仍有不良影响。

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采用强制的手段使人民接受等级安排，人民相对于特权阶级是没有平等可言的。统治阶级以“人治”作为手段，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维护森严的等级，其目的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能长期维持下去，这与法治中平等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治理念对全面依法治国有消极影响。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白诞生起就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儒家崇尚“德治”和“人治”，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上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上强调人治。

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和固化，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难以改变的影响，包括“人治”思想、义务本位思想、等级特权思想、尊卑有序思想以及惧法厌讼的思想。

可以预见的是，这些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会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法律观念中，还会以难以发觉和改变的形式得以保存和延续，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落后、信息闭塞的地区。这将会对新的法治观念树立产生不小的阻碍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民主、平等、个人权利意识长期以来也受到儒家人性论与天下论等观点的压抑。儒家学说认为人性本善，人应该每日修身养德。一个人必须拥有良好的道德，必须为集体利益牺牲自身利益。儒家迟袭猜思想还认为“百善孝为先”，个人对于家长要绝对服从，“天下”是一个“大家”，统治者则是这个“大家”的家长，所有臣民必须对于统治者要绝对服从。

第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较强的独立性和封闭性的码型特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几乎处于封闭隔绝的状态，与西方的法律体系有着鲜明的不同。儒家思想更加关注的是整体的利益，个人对于利益追求是不被重视和鼓励的。

儒家学者始终推崇整体主义精神，他们通过“修齐治平”积极入参与到社会活动和政治实践中，通过入朝为官掌握政治权力，进而将其推崇理念带入到治国安邦的实践中，最终形成得失一种整体化的秩序体系。

在这中秩序体系的支配下，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互相配合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牢固的宗法体制。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延续这种非常稳定的封闭性法律体系，使得一些传统法律文化的思维理念深入人心。中华法系封闭性强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树立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几千年形成的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理念产生碰撞其惯性也难以一下改变，至今仍然存在部分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思维理念深入人心却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悖，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造成了不利影响。

(6)传统文化与法治扩展阅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自成一体，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重视“德治”的作用。法治理念的根本出发点是用一套成型的法律体系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在传统社会中“德”恰恰就是约束和规范人们言行的最基本的原则，遵循传统的“德”的规范是法治思想得以产生、发展的基础。儒家思想尤其推崇“德”，以“仁”、“忠”、“孝”作为个人最根本的道德要求，以“三纲五常”作为社会的基本伦理准则。

儒家思想重礼轻法，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强调统治者先提高自身道德修养，身正则令行。在传统的“德治”思想的引导下，法律与道德规范、行政命令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道德高于法律，法律依附于道德，法律自我发展的动力受到了限制，成为了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

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重视集体和义务。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等级结构”。

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架起“大家”，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的叠加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皇权是国家政权的中心，是“最大的家族结构”中的“家长”，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纵观传统文化中的各家思想，凡是支持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思想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都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青睐，甚至使用国家强制力使这些思想成为必须被全社会认可的思维和观念。

在这种情况下，“国”和“家”本位主义不仅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更有了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强调“国”和“家”的集体观念，要求每个人以“国”、“家”为重，履行个人义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第三，中国传统法文化生长于君主专制的环境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别强调个人身份、等级的不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实际贯彻执行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严格等级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说，以法律体系确立等级制度，最为根本的目的就是自身的统治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是封建君主统治百姓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