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史

⑴ 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心得

中国法律思想史是中国各专题史中最能体现智慧、最具社会行为影响力的一门史学。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可以直面各历史时期最直接、最真实、最基础的历史事实和矛盾。在古代，中国法律思想与政治思想基本是合一的，因为在人治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各种政治主张即等同于法律。我国的法律思想经历了夏商周的神权法思想，之后到春秋战国后，经历了由“礼治—法治—礼法结合”的融合发展过程。这门课程有其独特的特点：即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为纬，通过各时期的法律代表人物阐述了各自社会阶层、集团的政治主张、利益诉求。学习这门课程，可以从“法律”的角度看待历史事件，分析阶级斗争。比之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更直观，更容易理解。学习这门课程，可以对诸多历史人物有更深更独特的了解，比如说韩愈，可能大多数人都只知其是文学造诣，但不知其法律思想贡献。学习法律思想史，同样能继承和理解诸多社会思想，如我们传统的儒、法、墨等思想，他们的产生、发展、融合的过程其实是他们各自代表的阶层、集团在一定历史时期政治主张的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儒的创始人孔子是春秋时末落贵族，其政治思想温和保守，不着意改革，不苛刑法治。法家的创始人可追朔到管仲，他是新兴地主阶级代表，所处奴隶社会末，为确立新的统治秩序，具有强力性。墨家是小农工代表，提出的主张是维护下层人民的利益，表达的是平民主张。从法和律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历史动荡期的思想最为丰富和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春秋战国时和清末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国家各种思想纷呈的原因，“百家争鸣”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产生。这些思想，都是在历史紧要关头，先祖们对社会进程进行引领和把航的探索，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学习这门课程，有助于我们理解法律为政治服务，法律为经济服务，法律在社会生活、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有助于我们认识思想的承接发展，制度的更替扬弃。学习法律思想史，对我们今天今天的法治建设有借鉴作用，对我们个人的综合素质有提升作用。这是一门思想和智慧大餐，专供有品味、有内涵、有素质、有兴趣的人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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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中国法律思想史 论述题 论述法家的“法治”理论

先秦儒家从荀况开始由主要代表封建贵族转向新兴地主服务。荀况适应战国末期的新形势，对孔子的思想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而与孟子却存在明显的对立。荀况不死守“仁”、“礼”，也不排斥法家。他以“礼”为基础对法家之法进行批判性地吸收，并在吸收中改造了孔孟之礼。因此，荀况思想主要特征与贡献是治礼、法于一体，使儒法两家趋于合流。 荀况认为礼、法起源于两种前提：一是人类为了生存和战胜自然，必须组成社会，即“能群”；组成社会之后，还要必须有“分”，即区别职业和等级。礼法就是为了“明分使群”而产生的。二是人性恶，为了避免因为人性恶所造成的恶果，必须对人进行改造，圣人和礼法就是为了改造恶性而产生的。 引法入礼，礼法结合，荀况引法入礼，将体现贵族利益的旧礼改造成为维护封建官僚等级制度的新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明分使群”的礼法起源论论证封建官僚等级制度的必要和合理。荀况的“明分”实质就是要确立体现封建等级名分的新秩序。二是强调礼的实质和作用在于“分”、“别”，即区分等级。使高贵与低贱，尊长与卑幼有所区分。三是突出了礼的客观性、强制性和制度性。四是主张以礼“举贤能”，确立官僚制度。荀况否定“世卿世禄”，但并不反对宗法等级。 荀况强调教化与刑罚并用，即“隆礼重法”。他论“礼”比孔孟都要多，且把“礼”的地位抬提很高，同时他对“法”也最为重视。荀况提出了“隆礼重法”两手并用的方针，要求将“礼”的基本原则法律化。

汉代董仲舒的法律思想的特点及其影响。他以儒家思想为主，吸收阴阳五行家、法家以及殷周的天命神权等各种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因素，创造了一种新儒学。他提出了“三纲、六纪、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后来成为指导封建立法、司法的基本原则。董仲舒把《春秋》看成是治国理民的法典，凡是遇到政治、法律等一切疑难问题，他都从《春秋》中找到答案，并按照《春秋》的精神，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董仲舒的“一统”，就是“一统乎天子”，也就是要实行君主集权。为了维护和发展当时政治、经济的大一统局面，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要求以儒家思想统治其他各家。 董仲舒为了论证“君权神授”，创造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把天描绘成创造一切、支配一切的神，人的情感、意识是与天相适应的。君主的统治是天意的具体安排，君主必须秉承天意来行事。董仲舒的“君权神授”等说教，实际上是人间大一统专制下“神圣”君权的反映。 董仲舒根据人间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仁义道德思想，以及“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董仲舒总结秦朝骤亡的历史教训，认为汉朝必须改弦易辙，实行“更化”并提出“大德而小刑”的法律原则，用儒家的仁德代替法家的严刑。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是由天道引申出来的。他主张德治，强调礼乐教化的作用，但也重视刑罚。在实施德和刑时，要根据人们不同的“性”而各有侧重。

近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立法指导“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总称。它是随着孙中山思想的不断前进而逐步充实和完善起来的，并经历了由旧三民主义到新三名主义的巨大转变，它不但是孙中山政治、经济主张的理论基础，而且是孙中山法律思想的指导原则。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中的第一个主义。在旧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驱除鞑虏”指推翻满族通知的清政府，“恢复中华”指光复汉民族国家，“视满族为异类”。这种民族主义包含以汉族为本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当时清王朝已经成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代表，并在其通知中国的二百余年中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所以要求推翻把持国家政权的满族贵族的统治，显然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孙中山一再强调，民族革命的对象主要是残酷统治中国的满清皇帝和贵族，应既反对民族要破，也反对民族复仇。后因帝国主义列强日益瓜中华民族，他的民主主义愈来愈朝向反对帝国主义的方向前进，主张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废除领事裁判权，恢复关税自主，收回租借和失地等。这些对民族主义的诠释，体现了孙中山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认识的飞跃。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她的基本内容就是推翻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国。孙中山的旧民权主义基本上未超出西方的天赋人权的范畴，即人人平等，同为一族，决不能以少数人压迫多数人；人人有天赋之人权，不能以君主而努力臣民。在新三名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已具有不同意西方的一些特点。侧重突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并鲜明的指出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虚伪性。这在近代宪政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见。五权宪法也就是在保障民权的思想指导下出台并践行的，体现出当时宪政法制的民主性、科学性与前瞻性。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名主义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他从民生主义处罚，把着眼点放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问题上，这与当时对农民革命采取敌对态度，根本默示农民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宪派具有完全不同的区别。他把土地问题的解决列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认为只要通过土地问题的解决便可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预防”资本主义的祸害。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用来解决“资本”问题的具体办法，是实行一种所谓“集产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并幻想能有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充分显示出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端，但又低估了封建主义对社会的严重束缚，其理论带有一定的空想性。在旧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曾将他三民主义的一贯精神概括为“自由、平等、博爱”。具体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自由；民权主义意味着平等；民生主义意味着博爱。孙中山这一时期的法律观也就是旧三民主义的法律观，即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指导的法律观。在为中国革命奋斗的过程中，他对清政府专制法律的批判和对中华民国法律的制定都灌注着这种思想。孙中山在反对清政府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法律的斗争中，曾多次提出“大小讼务，伤欧美之法，立陪审之员，许律师代理，务为平允。不以残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身体力行的倡导公民权利平等观念；要求法院审理要充分重视证据，强调人道主义，批判腰斩、枭首、凌迟等酷刑；主张治理国家依靠法治，以“平等、自由、博爱”精神之法指导执法机关的活动。在重视法律的同时，孙中山也很重视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的重要性及其独立性。他曾反复指出：共和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根本在国会。他这种过高估计法律与国会作用的观点，在北洋军阀的教训下，在他向新三名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终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其晚年的法律思想中，他还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体现了他为追求平等互尊主权而奋斗不息的民族自爱精神。

⑶ 中国法律思想史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法治”观,其理论根据是什么

法家的“法治”其核心思想其实不是“法制”，而是“权治”。法家思想成熟的很晚但其诞生得很早，法家的创始人是管仲，他依靠“霸道”帮助齐桓公称霸，具体做法就是查户口、定编制，是把人民分成四种人：士农工商，分居不同的地方，永世不得改行或串门，然后建立十五个士人之乡，再从里面征兵。其实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保证君主的最高权力。由此可见，法家的是通过法规律令和行政手段治国的学派，因此西方把法家称为“行政管理学派”或者“司法与行政管理学派”。
法家的理论依据是人性本恶，这个思想来源于荀子，但荀子并不是人性“本”恶论者，荀子的观点是人性“有”恶。荀子认为人性分成两个部分“性”（人的自然属性，是恶的）和“伪”（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人为的意思，是指人的社会属性，是善的）。荀子在王志篇中说，天下万物可分为四等，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有义，所以是天下至贵。由此可见，荀子是承认人性有善的。而且荀子认为人必须通过“伪”去改造“性”，因为如果没有伪，只有“性”，那么人是无法生存的，因为人的动物性的生存能力不及动物，叫做“力不如牛，走不若马”。用“伪”改造“性”必须由圣人来做，叫做“化性起伪”，改造的结果是“涂之人可为禹”，这与孟子的“人皆可为舜尧”殊途同归。如果荀子不承认人性有善，很难想象可以把普通人改造成圣人。但荀子同时认为“性”是很顽固，必须通过圣人的改造，才能去除，而圣人的做法是“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这个做法已经离法家很近了，而韩非在荀子人性有恶的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认为人性本恶，因此没有改造的可能性，只能防范。所以法家才是诸子中真正的性恶论者。

⑷ 中国法治发展历史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是体现法家思想成就的最高形式，也是法家学派被称为“显学”的突出标志，即使秦王以后儒家学派占据了统治地位，法家所奉行的法治精神，也依旧长远地影响着后世。先哲们对法治苦苦思索和孜孜以求的历史踪迹，值得我们去追寻和考察，以使今日法治建构的根基更加凝重和深厚。
法治思想理论的提出
与儒家“礼治”、“德治”思想相对立的法治思想，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韩非子·心度》中说：“治民无常，惟有法治。”商鞅在《商君书·君臣》中说：“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成熟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更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学派对“以法治国”是充满信心的，它可以使政令统一，权威集中，如此，则举措之间可以治国。
（一）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和韩非。春秋末期的管仲、子产、邓析是法家的先驱者，战国后期的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法家法治的含义，是“以法治国”，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制定为法，以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方法。

⑸ 跪求！！！中国法律思想史平时作业(1)（2）（3）（4）的答案！

1、"以德配天"是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周公的权力被认为是“天”授予的，称为“天命”。然而，这种权力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有德者才能承受天命，失德者将失去天命。
2、"宗法"是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
3、"周公制礼"是在周公主持下，对以往的宗法传统习惯进行补充、整理，制定出一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
4、"明德慎罚"是西周统治者汲取殷商灭亡的教训而提出的思想。"明德"意味着加强自我克制，实行德政；"慎罚"主张谨慎用刑，反对滥杀无辜。
5、"律学"是法律注释学，原是经学的一个学支，用儒家经书中的经义研究、解释法律，属于正统儒学。律学始于汉，晋代达到鼎盛。
6、"理学"产生于宋，完成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哲理化的官方学术。它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为主流，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本源，是先天地而生，忠孝仁义、三纲五常千古不变。理学弥补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理论形式上粗浅直观的缺欠。
7、"铸刑书"是春秋时期郑国子产的一项法律改革。即将刑法铸造在金属器物上，予以公布。它开创了世界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冲破了秘密刑思想的束缚；打破“刑不上大夫”的传统。
8、"《春秋》决狱"是以《春秋》的精神和实例作为审判的法律根据，从而把儒家经典法律化。这是董仲舒最先提出的。其实质是一种“原心论罪”说。
9、"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主张。即以儒家思想统治其他各家，使儒家的仁义礼乐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10、"神权法"是夏、商、西周三个历史时期的法律指导思想，它形成于夏代，极盛于殷商，动摇于西周。夏、商时期神权法的主要内容是“天命”、“天罚”，到了西周就演变成“以德配天”的君权神受说。
11、"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西周时期礼治的基本特点之一。所谓“礼不下庶人”，是指礼主要是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的，各级贵族按礼规定所享受的各种特权，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刑不上大夫”是说刑罚的锋芒指向劳动人民，而不是指向奴隶主贵族。
12、"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是邓析思想的主要倾向，也是他主张改革、反对周礼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主旨。意思是说：“先王”极其“礼义”并非不能改变的圣物，“先王”的所作所为、“礼义”此宴的宗法原则也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先王的礼义法令是可以批评，可以否定，可以废弃的。既然“先王”不值得效法，“礼义”不见得正确，那么从现森如银实出发制定新法便是必然的、正当的。
13、《竹刑》是邓析私自编定的一部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刑法。因为写在竹简上，所以称为“竹刑”。《左传》曾记载“郑四喘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的说法。
14、"为国以礼"是儒家礼治论的主张，儒家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要求恢复和加强以贵族政体为核心的一整套宗法等级制度，主张“复礼”。“ 为国以礼”的具体内容有：礼是根本的国家制度；礼的范围扩大到民间，突破了西周的“礼不下庶人”原则；“举贤才”补充周礼的“亲亲”原则；礼是“五伦”原则的条文化、制度化。
15、"为政以德"是儒家德治论的主张，儒家继承和发展了西周的“明德慎罚”，但也进行了改造。儒家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民力的主要方法；二是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主的权力，高于国家及法律，是区分“仁君”与“暴君”的标准，是执政、司法的指导方针。"为政以德"表现在法理思想上，就是“以刑辅德”、“以德去刑”、“恤刑慎杀”。
16、"父子相隐"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是“为亲者讳”的周礼原则在判断是否与犯罪问题上的反映。孔子认为，父子之间应该互相隐瞒犯罪，而不应该互相告发。这一主张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在司法方面的具体表现，也是后来封橡宏建法律允许亲属相隐的张本。
17、"化性起伪"是荀况提出的礼、法起源的一个前提。因为人性的放纵会造成不可收拾的恶果，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改造，即“化性起伪”。“伪”，指后天的人为作用。圣人极其礼、法就是为了改造人类的恶性而产生的。
18、"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家法律观的核心，墨家以“兼爱”和“交利”为标准衡量各国的法律制度，评价各家的思想学说，特别要将它贯彻到立法司法之中。"兼相爱"是针对“别相恶”而言，指不分亲疏、贵贱、贫富，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人。"交相利"是针对“交相贼”而言，主张人们互相帮助，共谋福利，反对互相争夺。
19、"天志"是墨翟实现其“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而提出的表现形式。"天"有赏善罚恶的意志，“天志”规范制约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天志”是法律的来源，“天志”是最好的法律，“天志”的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墨翟推崇“天志”的目的在于强调法律的公正和平等。
20、"无为而治"是一种政治原则，在春秋末期已经出现。使“无为而治”系统化而成为理论的是《老子》。他们认为统治者的一切作为都会破坏自然秩序，扰乱天下，祸害百姓。要求统治者无所作为，效法自然，让百姓自由发展。"无为而治"的理论根据是“道”，现实依据是变“乱”为“治”；"无为而治"的主要内容是“为无为”和“无为而无不为”，具体措施是“劝统治者少干涉”和“使民众无知无欲"。
21、"以刑去刑"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商鞅是第一个系统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论思想家。他的重刑理论，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以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商鞅的“以刑去刑”是针对仁君“以德去刑”的观点而提出的。主要包括刑主赏辅、不赏善、轻罪重刑等内容。
22、"信赏必罚"是韩非提出的执法要求。韩非将赏和罚称为君主手中的“二柄”，是贯彻法令的关键，要使赏罚必信。而且还要注重公平，一律依法行使赏罚。
23、"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是韩非提出的维护君主利益的法律观，意思是治理民众没有什么常规可循，只有用“法治”才行。“法治”是对付那些奸佞之民的唯一有效的办法。
24、"事皆决于法"是秦朝的法治思想，秦朝统治者秦始皇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就要求任何方面都要有法律法令来进行统治。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制定各种法律，使“皆有法式”；二是严刑峻法，深督轻罪；三是视法治为万能，要求后继者遵循他制定了法度行事；四是秦始皇集国家权力于一身，完全实现独裁政治。以上各方面都体现了“事皆决于法”的法治思想。
25、"黄老学派"黄老学派产生于战国中期，是齐国稷下学宫的一个学派。黄老学派的代表作是《老子》，学说的核心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西汉王朝总结秦朝骤亡的教训，主张黄老学派的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将它运用到政治和法制实践中，并取得显著的成效。
26、"三纲五常"这是董仲舒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提出了的理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体现了整个封建统治的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