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引入中国

1. 中国谁最早引进法律概念

“法治”一词很早就出现在古书中。亚里士多德发展了柏拉图的思想,明确提出以回法治国的政答治。
《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
《淮南子·氾论训》：“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
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2. 中国传统法治对现代影响

影响很大，现在中国的法治几乎完全继承了传统法治。因为政治需要，中国现在仍然是王朝时代，而不是共和时代。

3. 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历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

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

4. 为什么说从加强法制建设到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再到全面依法治国,在中国是一项

从加强法制到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再到全面的依法治国，在中国它体现了一个法治的不断的进化的过程。

5. 法治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原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版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权。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实行依法治国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代表和体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的。
第二，实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因此，只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最大限度的调动亿万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落后的状况。
第三，实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
第四，实行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6. 中国引入鞭刑,是否有利与法治社会建设

法制建设的本质不在于处罚是否严厉，而在于要让法制观念深入人心，让法律渗透到民版众的生活。影权响中国目前法治建设的不是说法律的多少，和处罚的轻重，而是法律的执行，法律观念的形成。中国有很多法律，但是又有多少法律被依法执行，民众在生活中是否尊崇法律。所以，中国引入法律仍然不能促进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7.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法律不能引导中国走向法治

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围绕着“家族”以及“阶级”这两条主线展开的，所以它散发着浓重的“血缘”和“特权”的味道，因此就决定了它自身具有难以融入当代法制建设的局限性，与当代法制建设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罚不徇私情”等原则格格不入。
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肯定国家的绝对合理性，有国家、民众而无个体、有君权无人权，缺乏普遍正义和人民民主思想，国家、家族、男性至上；社会人际关系自家族开始，以血缘纽带贯穿始终，国家自然化，一切立足于治理国家，法律、国家一体，仁义礼法道，人性善恶无不如此；法律决定于国家需要、完全工具化，反之亦然，国家也工具化，成为君主实行统治的手段。

中国自然法的法律观始终是法制、道德合一。如仁法、道法、博爱互利法，都十分强调道德规范的重要性，所谓以家国天下为先，舍生取义，自我牺牲。

一、周公制礼

1、[1]西周初期，相传“周公制礼”，即在周公主持下，对以往的传统习惯进行了补充、整理，制定出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2]｛1｝它始终贯穿着这样几个原则，即“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也。”｛2｝“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必须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就是要下级服从上级，必须做到不许犯上，不许违抗。

2、周公认为，统治者应勤政修德，加强自我克制，实行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礼治，推行德政。

二、仁论

1、[1]｛1｝孔丘提出，治国执法必须从“修身”开始：“修己以安人”。统治者“身正”即能以身作则，他的政令便可通行无阻；反之，“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令便无法贯彻。｛2｝孟轲也认为法律关系首先是上行下效的关系，君主的道德维系天下的纲带，“身正而天下归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2]孔丘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赞扬周公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因此以”克己复礼“为己任。[3]孔丘认为，”仁“是最高尚的道德，最完美的人格。｛1｝君子时时刻刻都不能违背”仁“的要求，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在任何场合都要坚持”仁“。｛2｝仁的基本精神是重视人，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将”爱人“用之于处理家庭关系，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用之于处理政治关系，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用之于处理统治者内部关系，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之于处理君子与小人的关系，即使”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会则足以使人“。｛3｝”爱人“必须从”亲亲“开始，由亲及疏，由己及人。

2、以“爱人”为中心，以孝悌为根本，以“克己”、“忠恕”为手段，以恢复和完善礼治为目的，这就是孔丘“仁”论的实质内容，也是他自然法思想的主要结构。

三、兼相爱，交相利

1、墨子说：“子墨子置立天志，以为法仪”。他认为，天（自然或上帝）最公正无私，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而没有丝毫偏向，它给人们吩咐的恩泽却不要求感恩戴德，它的权威普及四方经久不衰，所以圣王治理国家应该效法这种“天志”来制定法令和政策。

2、用“天志”作为测定是非善恶的客观依据，作为衡量人们言行的最高标准，是因为，1）“天志”爱人，“天”是为了庶民百姓的利益而造就世界万物得。2）“天”具有主宰人间赏罚的最高权威，君主也必须按照“天志”办事。3）“天”兼有万物，一视同仁，“天志”的公正无私是普遍和永恒的。4）“天”是人类的良知和正确认识的总根源。

3、1）“兼爱”和“交利”是墨家用来消除混乱，改造社会，实现理想的总纲领。2）[1]墨家强调谋求公利、众利，即“百姓之利”、“万民之利”，坚决反对之为一己一身而损害他人的私利，即“亏人自利”。[2]墨子说：“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四、无为之法，道法自然

1、1）老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天下有道”的社会，而判断是否“有道”的关键在于是否合乎“自然”。2）[1]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法”是效法，遵从的意思。“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听任万物自由发展，没有任何人为或者强迫的成分。[2]老子把“自然”当作一切事物的起点和归宿，作为支配和决定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

2、老子的自然法观念主要表现：1）道是宇宙的本体，主宰着天地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正是这无所不生、无所不有的道，化生和主宰着宇宙和人类社会。2）[1]道充满与天地，普遍而且公正无私。[2]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久”，“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3）道“独立而不改，周兴而不殆”。“反者，道之动”。“其中有精”、“其中有信”。老子认为“道”是客观的。4）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大道废，有仁义”，只有道菜是最高的准则。5）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燀然而善谋”。因此，“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3、老子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处无为之是，行不言之教”，“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即人类最高的德行，就是真正地按“道”行事。总之，人定法要服从“道”。

8. “四中全会”将把中国法治引向哪里

古人论法治：治国必尊法，无法必国乱。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慎子》逸文：“治国无其法必乱，守法而不变则衰。”《韩非子•饰邪》：“明法制，去私恩。令必行，禁必止。”《韩非子•有度》：“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可见依法治国在任何时代都非常重要。从“法制”到“法治”，再从建设“法治国家”到建设“法治中国”，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体现党把法治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决心，不容迟疑或迟滞。
毋庸置疑，共产党人在当前情况下要依法治国就要依法改革。只有进一步通过完善法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更好深化改革，实现改革目标，才能最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怎样依法改革？值得国人期待。虽然此前已推出防止冤假错案指导意见、通过废除劳动教养法规的决定、出台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意见、司法公开力度前所未有、政法队伍害群之马被清除……但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触及到深层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中央需要拿出“刮骨疗伤”狠劲，重塑司法独立、公正形象。
四中全会如何研究全面推进以法治国，令人瞻望。一是需要推进法院、检察系统去行政化改革，让法官检察官享有更大审判权、检察权，减少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手中权利；二是需要推进探索建立省级以下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统一管理体制能有效减少外部干扰，提高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能力；三是需要推进深化司法公开、人民陪审员制度，严格减刑程序等司法改革举措。等等。总之，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改革行动须要像做手术一样精准，需高超的决策智慧，才能让中国民众逐步确定对法律、法治的信念、信仰！

9. 把西方法治思想引进中国的人是谁

严复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在中国近代乃至现代历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是他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引进中国，对当时的中国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严复先生出生在晚晴时期，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对时代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企盼国家富强，人民安乐。严复的一生，处于国力积弱、战乱频仍的时代，在政治上难以发挥，转而引介西方学术思潮，从事中西文化的整合与重建工作，对中国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影响。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遭失败，严复先生无比悲愤，他认识到，中国要想强大起来，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就必须认清中国人自己的缺点，吸收西方的优点，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再造富强。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政治上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十几年里，也就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他开始转而引介西方名著，从事中西文化的整合与重建工作。其间，他倾注自己的全部心力，集中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社会通诠》《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群学肄言》《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8部西方名著。他首先系统地把西方的观念和学说引进中国，这也是他维新思想的理论基础。他翻译这些著作，并把他的所学、所思、所为贯穿其中。1931年，商务印书馆集中再版了严复的这八种著作，“严译名著丛刊”从此得名并成为商务印书馆品牌。1981年，商务印书馆再次校勘重印了这套丛刊。台湾商务印书馆在1965年和2009年两次重印《严复先生翻译名著丛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此次出版的这套“严复先生翻译名著丛刊”，即引自台湾商务印书馆。此次引进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在编排体例上做了较大改动，一是根据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原版繁体字转为简体字，竖排转为横排，标点和字词用法则保留台湾商务印书馆版本原貌；二是对版本进行了校勘，更正了若干明显的错讹；三是将中西译名对照和注文与内文进行了核对。
严复翻译西方名著，不是直译原文，而是加进了很多他个人的见解，并结合中国的历史以及当时的状况，这样可以很好地将西方思想与中国历史和现状结合起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标。严复这八种译著，典雅流畅，他自己还提出了“信、达、雅”之说，这在他以后的很长时间，成为中国人翻译外文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