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书评

㈠ 什么才是苏力的贡献——《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转）

早就很多人推荐这本书，终于在期末的时候拜读了。在别处看到的书评，感觉还不错，拿来了------- 这是一位曾经在美国留过七年学的法学家写的书，但任何学科的人都可以读懂它，并或许可以从中受益不少。并不是因为他有野心做启蒙者，而仅仅因为他一直深情地关注着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他“有强烈的社会、民族责任感”，是一名“很有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员”、并希望中华民族繁荣、强大。”（《阅读秩序》，苏力著，山东教育出版社，序言3页） 面对那个概念法学和政治哲学充斥法理学研究的时代——当大部分法学专家们还沉醉于谈论或者附和“法律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以及“法制现代化”的1990年代，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对这些热门词汇却不以为然。 他不是在愤世嫉俗，也没有抨击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太满意的地方，相反，他强调学者要“理解中国”，去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合理之处；他也不是在标新立异，试图抢占学术领地、圈地为牢。相反，他追求把“通俗”的东西纳入理论分析的视野。他似乎离经叛道，竟然研究这样的故事——在当时有人看来简直是没有任何研究价值的问题：一个叫秋菊的农村妇人为她丈夫被村长踢伤而去“讨说法”以及一名偏远山村的党支部书记（山杠爷）惩罚不孝顺的村民的故事等等。这本书里没有高深的词汇和故弄玄虚的成分，更不会有指点江山、为这个“落后的”文明如何实现现代化而激扬文字的痕迹。 当一些朋友善意地批评苏力“不够专一”，建议他应该系统地著书立说的时候，他依然面不改色，还为自己辩解，“在现代，已经无法在理性上发现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学术也许只是去研究、回答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阅读秩序》，苏力著，山东教育出版社，序言2页。）就这样，他在一阵阵怀疑的浪潮中毅然前行。他不断提醒自己，“关注现实、反思自我和认真读书，大致构成了我认为一个法学家的‘应为’。” 他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广，也越来越杂。他关注农民回避法律选择私了解决纠纷、最高法院对奸淫幼女罪的批复以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的问题。甚至，他对戴安娜之死也有话要说。这些问题都很杂，而且和法哲学中那些“权力”、“义务”和“正义”等等主题想去甚远。二时间就是检验一切的最好方法。 当年他那曲高和寡的论文如今已经变成了入门读物了。说句毫不夸张的话，今日若有人想研究中国社会的法治问题，必定绕不过的一道门槛，便是苏力的这本《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是苏力的第一本著作——严格意义上，它只是一本论文集。 他以“什么是你的贡献”作为序，既是对整个中国学术界，或者主要是指法学界的拷问，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反思和鞭策。也许，他想对那些善意的批评者作一个交待吧，表明他的问题意识以及对中国问题的关切。这里说的“贡献”是指，中国学术本土的知识生产，而不是搬用外国的东西来诊断中国。他说，“因此，从理论上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完全有可能根据我们的经验做出我们的贡献……，这种贡献并不是以我们的经验、体悟为目前主要是由西方学者提供的理论、模式提供一些脚注，充实或者补充他们的理论框架，而是一种真正的无可替代的贡献。”（序言第三页） 紧接着，他还进一步解释了“本土资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的众多的人民（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变革时代给了我们一个学术的‘富矿’，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因此，关注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学者有可能做出独特学术理论贡献的必由之路。”他特别指出，我们学者应该如何对待历史，不是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来品头论足，抑或褒贬，而是“真正的贡献，只能产生于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的和真诚的关怀和信任”。这就是苏力的立足点。 苏力主张一种实证的、解释性的法律社会学进路，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这一点。譬如在序言中，他说“首先是研究中国的现实”。对于法理学的研究，他还主张“交叉学科”的研究，这不仅在他的书评中体现出来了。例如，在“什么是法理学”一文中，他赞赏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的分析”，并提倡从各个学科的角度研究法理问题；在“法学研究的规范化”一个章节中，他对《走向权利的时代》的批评更是对法律社会学方法的一种强调和修正，强调考据和例证。 他毫不掩饰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是美国式法理学的崇拜者。他主持翻译了波斯纳的几乎全部文章，对于法律经济分析和后现代法学的浸淫路人皆知；他还介绍了美国法理学的发展，并在阅读了波斯纳的《法理学问题》后，写了“什么是法理学”的文章，洋洋洒洒地介绍美国的法理学，还乐此不疲地列出了这对于中国法学的借鉴意义。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他把这些理论发挥到了极致。例如，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他用经济学观点分析了中国农民规避法律的原因；在“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中分析了后现代法学对于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制进程的利弊。 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些观点都是但开风气的。当“法学是幼稚的”还弥漫在法学世界上空的年代，能够且敢于对法理学研究提出这么多根本性的反思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在我看来，这也许是中国法理学的一个转折点。三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苏力、黄宗智和季卫东的研究风格各有千秋。苏力喜欢解剖麻雀，黄宗智重视知识考古和田野工作，而季卫东能将理论论证和社会调查结合起来。 比较巧合的是，关于中国法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季卫东、黄宗智和苏力的观点也很不同。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与社会》中，季卫东认为后现代思想的引入对于中国法学和法制的发展不利，理由是，后现代思想的破坏大于建设，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完成现代化。据苏力分析，季的论点有两个前提预设：一是单线社会进化的理论，社会必然是从现代进入后现代；二是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紧密联系。苏力否认了这两个前提预设。苏力虽然也觉得自己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觉得后现代思想对于法学的建设还是有一定裨益的。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的反思和批判，这有利于现代的建设；并且，哪怕它存在“破坏”作用，但只是在研究层面。在中国的语境下，研究不一定会对制度产生、直接影响。黄宗智则与以上两者的观点都不同。黄认为，中国法律的“现代性”不在于理论上如何界定，而在于实践中.。“现代性”在法律实践过程之中存在，而不在于性质的层面。三者的观点虽然迥异，但都是对中国问题的关切。这些都是有意义的。毕竟，学术在于争鸣。 然而，尽管苏力对本土资源的挖掘下了很大的功夫，他的考据工作还是有些瑕疵的。仅仅以《秋菊打官司》和《山杠爷的悲剧》这两部电影，以及相应的官司来刻画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这是值得商榷的。这类似于国内的影评家们批评张艺谋的电影一样，往往把中国人丑陋的一面展示给外国人看。虽然苏力先生不至于展示中国国人的丑陋，但他仅仅从这两部电影来作分析中国的法律文化，难免陷入以偏概全的境地。没有田野

㈡ 如何评价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苏力教授作品的更新再版，特别是《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第四版，引起法学界广泛关注。这本书自1997年首次出版，至今已影响中国法学界多年。经过近3个月的修订，苏力教授删掉了三篇他认为已过时的文字，对语言文字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强调了简洁明了的表达。苏力对自己的要求极高，对旧作深感失望，甚至一度打算放弃修订，但考虑到《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在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最终决定更新再版。

在新版序中，苏力反思自己过去的作品，承认存在语言粗糙和文字表达芜杂的问题，他希望能够通过修订改进这些问题。尽管修订过程中充满挑战，但苏力还是坚持完成了对书籍的更新，展现了他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和对读者的尊重。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再版引起了法学界的热烈讨论。读者们对书籍的修订持不同观点，有人认为这是对过去研究的回顾和反思，有助于读者理解法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也有人认为，苏力教授对书籍的自我批评和修订反映了学术的开放性和自我完善精神。

除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苏力教授的其他几部作品也进行了更新。《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和《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迎来了第三版，《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则首次修订。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苏力教授在法学领域的代表作，为法学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思考。

在学术出版领域，书籍的更新再版是常见现象。这不仅反映了作者对作品的持续完善，也体现了学术界对经典著作的持续关注和研究。《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第四版，以及苏力教授其他作品的更新，无疑为法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探讨苏力教授作品为何受到广泛关注时，可以看出他作品中所呈现的社科法学精神和对中国法学的独特贡献。苏力教授对“本土资源”的挖掘，以及对于“法律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深入探讨，为中国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观点和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学学者，使得社科法学在法学界占据了重要地位。

对于苏力教授作品的更新，读者和学者们可以从中看到作者对于学术的追求和自我超越，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学术界对经典作品的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无论是作为法学研究的参考，还是作为学术探索的起点，苏力教授的作品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在法学新书讯中，我们希望为读者提供最新的法学书籍出版消息，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和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籍。

㈢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一编第一节]内容概括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一编第一节]内容概括如下：

一、当前法治本土化背景的对比与意义 本节首先探讨了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历史背景，通过对比这些国家在法治建设中的经验，强调了推进法治本土化的重要性。

二、法律的主要功能 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构建稳定的预期，如在市场交易中，法律是对习惯的国家强制力确认，是习惯制度化的体现。它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行为准则和预期结果。

三、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难点 法律与惯例的冲突：法律不能完全替代惯例，在现代法治建设中需要找到法律与惯例之间的平衡点。 法律移植的问题：法律移植成本高且效果不确定，过分依赖国外法律体系可能并不适合中国国情。 历史资源的利用：过分依赖历史资源可能导致缺乏批判性思维，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法律变革与国情的适应：法律变革应与国情相适应，符合时代要求，不能脱离实际。 法治建设的逐步推进：法治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逐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

四、地方性知识与有限理性在法治本土化中的作用 本节强调了地方性知识和有限理性在法治本土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指出在法治建设中需要充分考虑地方特色和实际情况，强调“创造”的重要性，即根据本土资源进行创新和发展。

五、中国法治建设的长期性与渐进性 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的特点，需要依赖本土资源的积累，不能一蹴而就。当前的重点在于解决经济改革背景下的实际问题，通过法治手段保障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㈣ 【读书笔记—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

在《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一文中，苏力老师回答了当下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发掘和利用本土资源的重要性，苏力老师在文中试图论证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

苏力老师在当下沸沸扬扬的“变法”声中提出要注重中国本土资源和传统，所谓变法，是指借助国家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苏力老师认为这一模式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因为这一模式过于强调上层建筑（法律）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第二这是因为各国的法治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模式并不总是成功的。（对此，苏力老师通过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光荣革命进行论证，并且在文中提到，尽管日本被视为法律移植的成功典范，但是“日本的法律的社会运作根植于其本土”）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全面理解法律的功能”中，苏力老师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能不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运用本土资源。从社会学的角度上来看，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人们提供一个相对确定的预期，法律“求稳”之功能更甚于“变革”之功效。法律的制定应当尽量符合人们的预期，因为这样法律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当然人们的预期可以通过成文法的方式来帮助形成，当然更普遍的方式是人们在广泛的实践中对彼此的行为产生预期，这种预期通过习惯和惯例展示出来。好的法律往往不是在人们的预期之外塑造新的预期，而是对人们固有预期的固定。注重本土资源本质上就是挖掘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并将之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难点”中，苏力老师指出，中国和西方市场经济的建立方式不同，与西方自下而上的变革不同，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西方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与之对应的法律制度是在总结其实践中的经验，习惯，惯例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制度的法律与作为制度的习惯差距并不大。而中国并为形成这样的习惯或惯例，“可以说当代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几乎完全没有规矩的条件下，一下子进入或被抛入市场。”因而试图通过法律移植在我国建立起西方的法治经济容易水土不服，需要借助本土资源。

在文章的第四部分“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新的习惯和传统”苏力老师提出寻找本土资源要注重本国传统，可以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但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寻找。

另外，之所以要借助本土资源是因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和有限理性，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法律扎根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之中。法律的重要功能在于为人们提供稳定的预期，不同的民族受不同的文化和传统浸染会在实践中形成不同的预期，因而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并不当然的适用于我国。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注重本土资源也是发展我国法治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