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系国家遗嘱自由的现状及其限制立法

1. 罗马法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

成为统治者维系统治的重要手段,成为制约人民遵纪守法和贵族的重要工具,成为现代成文法律的基础.是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古代法律,现在很多重要的法律的制定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相同的地方,成为人人平等,公正至上法制的先声.
罗马法是古代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也是世界法律史上最有影响的法律体系之一，其发源地原为罗马——公元前七五三年建成的一个小小城邦，随着罗马国家的形成，反映罗马奴隶主阶级意志、保护奴隶制的剥削关系、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的社会规范体系——罗马法也就相应的形成了。公元四世纪起，日耳曼人开始了民族大迁徙，其直接结果就是西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的消失和一系列日耳曼帝国的建立，但是这并没有造成罗马法的消亡，甚至日耳曼法和罗马法在当时是并存的状态。因为西罗马帝国的故土上建立国家的日耳曼族深知自己那从原始部落习惯脱胎而来的日耳曼法无法适应征服带来的一切矛盾，允许一定条件下对罗马人适用罗马法，由此可见，罗马法强大的生命力。恩格斯也精辟的指出：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罗马法是罗马奴隶制国家的全部法律，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王政”时期、共和时期、帝政时期。在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前期，也随着政治制度的兴替和社会性质的改变，被打上了不同的阶级烙印，其表现形式也有了深刻的变化。然而罗马法为其本质特征所规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提供了现成了的法律形式，推动了资产阶级统一国家法制的法律进程。恩格斯对罗马法的历史地位也曾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认为罗马法是建立在简单商品生产基础以上的最完备的法律体系，它对简单商品生产的一切重要关系如买卖、借贷等契约以及其他财产关系都有非常详细和明确的规定。可见，罗马法是全人类的精辟的文化遗产，是一部珍贵的法律文献，成为后世立法的基础。 通常所说的罗马法仅指罗马私法而言，按盖尤斯《法律阶段》一书的结构，罗马私法的体系为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三部分。罗马法的内容和立法技术远比其他奴隶制和封建制更为详尽，它所确定的概念和原则具有措辞确切、严格、简明和结论清晰的特点，也被近代以来的法制所采用。原则如公民在私法范围内权利平等原则、契约自由原则、财产权不受限制原则、遗嘱自由原则、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等；权利主体中的法人制度、物权中有关所有权的取得与转让制度以及他物权中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制度、契约制度、陪审制度等。概念如人格及其取得和丧失、所有权定义以及关于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各种全能的界定，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术语。对民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多为后世立法继承和发展。 罗马法学家的思想学说以及罗马法学发展的成果，也成为后世资产阶级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学说汇篆》的著述，成为19世纪世界最发达之德国法学的历史渊源。在罗马法学家的手里，法律第一次完全成为科学的主题，罗马法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正如一个西方学者所说，“罗马法学家的力量不仅在于，他们有能力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上创建和操纵这些抽象原则，而且还在于，他们清楚的察觉到社会生活和贸易生活的需要，注意到如何采用最简单的方法取得所希冀的实际结果。当自己规则体系的逻辑与适宜性所提出的要求发生冲突时，他们乐于摒弃这种逻辑。罗马法学家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占有理论、契约效力理论等，已成为资产阶级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罗马法学家的著作，特别是《查士丁尼学说汇篆》，更是后世广为流传的极其珍贵的法学遗产。在中世纪中后期，罗马法的复兴给予整个欧洲以法律概念的共同库藏，并在不断变化的范围内提供了共同的法律规则。罗马法的复兴表明了罗马法的巨大生命力和无可比拟的历史地位。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欧洲中世纪法律的不足，使得新兴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了赖以发展的法律依
据，使欧洲封建割据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为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民族国家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对世界法制发展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西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野。起源于欧洲的两大法系之一的大陆法系就是罗马法法系。 总之，我们在研究罗马法历史地位的同时，恰当的提出它对后世主要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影响，肯定它的历史作用。罗马法的历史地位，只能把它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来理解它。透过这个历史事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罗马法与资产阶级法律它们赖以产生与发展的私有制基础是相同的，各自反映的经济条件没有本质的区别，尤其在维护私有制统治这一点上。当今世界，任何一种法律思想和法律体系，都程度不同的受到罗马法的影响。西方学者认为：“在我们的文明史上，罗马法占据着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作为世界古代最发达和最完备的法律，罗马法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它不仅符合了中世纪封建社会各国的需要，推动了西欧法制建设的发展进程，而且对近代以来的法律和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私法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罗马法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虽然历经2000多年的沧桑变迁，至今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具有重要价值。可见，罗马法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是一部弥足珍贵的法律文献。源于网络分享。。。

2. 罗马法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

对社会影响

随着罗马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法律逐渐影响到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法规的及时制定和有效执行，提高了国家各级官吏的办事效率，规范了他们的从政行为；

裁决了大量的商业纠纷，保护了正当的商业利益；同时还调节了债务，继承等个人财产关系，减轻了社会各阶层关系的紧张程度，有利于罗马帝国的长治久安与繁荣进步。

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说：“罗马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而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和平、最为持久的征服。”文中的第三次征服是指罗马法对后世各国影响深远

对法律影响

罗马法对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影响是很大的，罗马法中所蕴涵的人人平等，公正至上的法律观念，具有超越时间，地域与民族的永恒价值。尤其是对欧洲大陆的法律制度影响更为直接。正是在全面继承罗马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今世界两大法系之一的大陆法系，亦称为罗马法系或者民法法系。

罗马法对后世法律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罗马法的有关私法体系，被西欧大陆资产阶级民事立法成功地借鉴与发展。

《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就是对罗马法的继承和发展。如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就继承了《法学阶梯》的人法、物法、诉讼法的体例；

而1900年实施的《德国民法典》则是以《学说汇纂》为蓝本的，形成了总则、债法、物法、亲属法、继承法。法、德两国的民法体系，又为瑞士、意大利、丹麦、日本等众多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加以仿效。

2.罗马法中许多原则和制度，也被近代以来的法制所采用，如公民在私法范围内权利平等原则、契约自由原则、遗嘱自由原则、“不告不理”、一审终审原则等，权利主体中的法人制度、物权制度、契约制度、陪审制度、律师制度等。

3.罗马法的立法技术已具有相当的水平，它所确定的概念、术语，措词确切，结构严谨，立论清晰，言简意赅，学理精深。

(2)英美法系国家遗嘱自由的现状及其限制立法扩展阅读：

影响的原因

1.罗马法是建立在简单商品生产基础之上的最完备的法律体系。

它对简单商品生产的一切重要关系如买卖、借贷等契约以及其财产关系都有非常详细和明确的规定，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成为后世立法的基础。

2.罗马法的内容和立法技术远比其他奴隶制和封建制法更为详尽。

它所确定的概念和原则具有措词确切、严格、简明和结论清晰的特点，尤其是它所提出的自由民在“私法”范围内形式上平等、契约以当事人之合意为生效的主要条件和财产无限制私有等重要原则，都是适合于资产阶级采用的现成的准则。

3.罗马法中体现的理性原则、平衡观念也非常适合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专制黑暗的封建法制、克服诸侯割据和政治分裂局面以及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法制的重要武器。

4.罗马统治阶级运用武力扩大其版图，强行适用罗马法律，以及被征服地居民折服罗马法的完备发达而自愿采用，是罗马法对后世，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立法发生巨大影响的又一个原因。

5.罗马的人权主义到目前为止都是适用于整个世界的，它的设立对于整个世界的法律设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3. <罗马法>在法学史上的地位如何

罗马法，一般泛指罗马奴隶制国家法律的总称，存在于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整个历史时期。它既包括自罗马国家产生至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期的法律，以及皇帝的命令，元老院的告示，成文法和一些习惯法在内。也包括公元6世纪中叶以前东罗马帝国的法律。
[编辑本段]二、罗马法的产生和《十二表法》的制定

罗马法的产生

罗马法大约起源于公元前7世纪前后的古代罗马王政时代，当时，罗马的法律有人民大会的法律和平民大会的法律，共和时代的末期，元老院的决议逐渐取代了王政时代的人民大会和平民大会的法律。
●(1)氏族公社时期：
公元前8世纪以前，罗马处于氏族公社时期。传说罗慕路斯于公元前754至前753年创建罗马城。
●(2)王政时期：
公元前8至前6世纪的罗马，称为王政时期，此时的罗马尚处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公元前7世纪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罗马社会产生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基本对立的阶级，氏族制度趋于解体。与此同时，“平民”阶层逐渐形成。平民承担罗马大部分的税收和罗马军事义务，但因其不是氏族公社成员，不能享有政治权利，不能与贵族通婚，也不能占有公地。正是平民为争取权利同贵族进行的长期斗争，客观上加速了罗马氏族制度的瓦解，促进罗马奴隶制国家与法律的形成。
●(3)共和国时期：
公元前6世纪中叶，罗马贵族被迫让步，第六代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对罗马社会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原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以地域关系来划分居民，并按照财产的多少将居民划分为五个等级。这次改革标志着罗马氏族制度的彻底瓦解，罗马奴隶制国家正式产生，罗马从此步入共和国时期。
随着罗马奴隶制国家最终形成，罗马法也随之产生。当然，共和国早期的法律渊源主要是习惯法。罗马法是一种反映罗马奴隶主阶级的意志，保护奴隶制的剥削关系，巩固奴隶主阶级在国家机关中的统治地位以及对奴隶的无限权力的社会规范体系。

《十二表法》的制定

●1.制定背景
共和时期，罗马法的主要代表是著名的《十二铜表法》。 《十二表法》是罗马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此之前由于使用习惯法，司法权又操纵于贵族，任其解释，进行司法专横，引起平民不满。结果是元老院被迫于公元前454年成立了十人立法委员会，
公元前454年，罗马元老院设置了法典编纂委员会，还派人到希腊考察法制。于公元前451年制定法律十表公布于罗马广场。次年，又制定法律二表，作为对前者的补充，构成了所谓的《十二表法》，由于这些表法当时都是由青铜铸成的，所以又称《十二铜表法》，这是古代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可惜的是铜表在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罗马时被毁。
罗马帝国时代，皇帝的权力扩大，立法权逐渐被皇帝掌握，法律和法令都开始采用皇帝敕令的形成颁布。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法典包括《格雷戈里安努斯法典》（大约编于公元前294年）、《海摩格尼安努斯法典》（大约编于公元324年）和《狄奥多西法典》（438年颁布）。
●2．结构与内容
《十二表法》的篇目依次为传唤、审理、索债、家长权、继承和监护、所有权和占有、土地和房屋、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的追补及后五表的追补。
其特点为诸法合体、私法为主，程序法优于实体法。《十二表法》的某些规定虽反映了平民的要求，但其主要目的在于严格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及其统治秩序，保护奴隶主贵族的私有财产权和人身安全不受侵犯。
●3.历史地位
《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罗马固有习惯法的汇编,它总结了前一阶段的习惯法，并为罗马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一切公法和私法的渊源”。许多世纪以来，《十二表法》被认为是罗马法的主要渊源。
[编辑本段]三、罗马法的发展

市民法和万民法两个体系的形成

●1.罗马共和国前期——市民法
罗马共和国前期，形成了一个仅适用于罗马市民的法律体系——市民法。其内容主要是国家行政管理、诉讼程序、财产、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方面的规范。其渊源包括罗马议会制定的法律(如《十二表法》)、元老院的决议、裁判官的告示以及罗马法学家对法律的解释等。
●2.共和国后期——万民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外来人口的增多，共和国后期形成了适用于罗马市民与外来人以及外来人与外来人之间关系的万民法。万民法是外事裁判官在司法活动中逐步创制的法律，它吸收了市民法和外来法的合理因素，但又有所发展和突破。它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关于所有权和债权方面的规范，很少涉及婚姻、家庭和继承等内容。万民法的产生，使罗马私法出现两个不同体系。但是市民法和万民法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后来，查士丁尼将两者统一起来。

法学家活动的加强

在罗马法的发展中，法学家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推动了罗马法和罗马法学的发达。
公元前1世纪，罗马进入帝国时期。在帝国前期，法学家活动非常活跃，罗马法学的发展也进入繁荣时期。许多法学家还被皇帝授予法律解答权，其解答成为法律的重要渊源。
法学家们著书立说，解释法律，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主要有普罗库尔学派和萨比努斯学派。其间出现了最著名的五大法学家：盖尤斯、伯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莫迪斯蒂努斯。
五大法学家的法学著作和法律解释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概括罗马法学家的活动和作用是：解答法律；参与诉讼；著书立说；编纂法典，参加立法活动。

《国法大全》的编纂

到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执政期间，罗马法发展到成熟阶段。查士丁尼皇帝(公元527～565年)为重建和振兴罗马帝国，成立了法典编纂委员会，进行法典编纂工作。从公元528～534年，先后完成了三部法律法规汇编。
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编纂了拜占廷帝国的第一部法典，这部法典在公元12世纪开始被人称为《查士丁尼民法大全》，这部法典主要包括《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三部分，人们还把公元534年到查士丁尼逝世时的法律编纂后称为《新律》，作为法典的第四部分。
●第一，《查士丁尼法典》
这是公元528～529年编出的一部法律汇编。它将历代罗马皇帝颁布的敕令进行整理、审订和取舍而成。
●第二，《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又译为《法学阶梯》)。
它是以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为基础加以改编而成。
是阐述罗马法原理的法律简明教本，也是官方指定的“私法”教科书，具有法律效力。
●第三，《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又译为《法学汇编》，
于公元530～533年编成。这是一部法学著作的汇编，将历代罗马著名法学家的学说著作和法律解答分门别类地汇集、整理，进行摘录，凡收入的内容，均具有法律效力。
●第四，公元565年，法学家又汇集了公元535～565年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所颁布的敕令168条，称为《查士丁尼新律》。
以上四部法律汇编，至公元12世纪统称为《国法大全》或《民法大全》。《国法大全》的问世，标志着罗马法已发展到最发达、最完备阶段。
[编辑本段]四、罗马法对后世法律的影响
罗马法对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对欧洲大陆的法律制度影响更为直接。正是在全面继承罗马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今世界两大法系之一的大陆法系，亦称为罗马法系或者民法法系。
罗马法对后世法律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罗马私法体系。
罗马法的有关私法体系，被西欧大陆资产阶级民事立法成功地借鉴与发展。《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就是对罗马法的继承和发展。如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就继承了《法学阶梯》的人法、物法、诉讼法的体例；而1900年实施的《德国民法典》则是以《学说汇纂》为蓝本的，形成了总则、债法、物法、亲属法、继承法。法、德两国的民法体系，又为瑞士、意大利、丹麦、日本等众多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加以仿效。
●2.罗马法中许多原则和制度，也被近代以来的法制所采用，如公民在私法范围内权利平等原则、契约自由原则、遗嘱自由原则、“不告不理”原则等，权利主体中的法人制度、物权制度、契约制度、陪审制度、律师制度等。
●3.罗马法的立法技术已具有相当的水平。
它所确定的概念、术语，措词确切，结构严谨，立论清晰，言简意赅，学理精深。
[编辑本段]五、罗马法对后世立法产生巨大影响原因
●第一，罗马法是建立在简单商品生产基础之上的最完备的法律体系，它对简单商品生产的一切重要关系如买卖、借贷等契约以及其财产关系都有非常详细和明确的规定，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成为后世立法的基础。
●第二，罗马法的内容和立法技术远比其他奴隶制和封建制法更为详尽，它所确定的概念和原则具有措词确切、严格、简明和结论清晰的特点，尤其是它所提出的自由民在“私法”范围内形式上平等、契约以当事人之合意为生效的主要条件和财产无限制私有等重要原则，都是适合于资产阶级采用的现成的准则。
●第三，罗马法中体现的理性原则、衡平观念等，也非常适合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专制黑暗的封建法制、克服诸侯割据和政治分裂局面以及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法制的重要武器。
●第四，罗马统治阶级运用武力扩大其版图，强行适用罗马法律，以及被征服地居民折服罗马法的完备发达而自愿采用，是罗马法对后世，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立法发生巨大影响的又一个原因。
[编辑本段]六、罗马法的分类
罗马法学家依据不同标准，从不同角度将法律划分为以下几类：
(1)根据法律所调整的不同对象可划分为公法与私法。公法包括宗教祭祀活动和国家机关组织与活动的规范；私法包括所有权、债权、婚姻家庭与继承等方面的规范。
(2)依照法律的表现形式可划分为成文法与不成文法。成文法是指所有以书面形式发布并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包括议会通过的法律、元老院的决议、皇帝的敕令、裁判官的告示等；不成文法是指统治阶级所认可的习惯法。
(3)根据罗马法的适用范围可划分为自然法、市民法和万民法。市民法是指仅适用于罗马市民的法律；万民法是调整外来人之间以及外来人与罗马市民之间关系的法律。
(4)根据立法方式不同可划分为市民法与长官法。长官法专指由罗马高级官吏发布的告示、命令等所构成的法律，内容多为私法。其主要是靠裁判官的司法实践活动形成的。
(5)按照权利主体、客体和私权保护为内容可划分为人法、物法、诉讼法。人法是规定人格与身份的法律；物法是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诉讼法是规定私权保护

4. 高一上历史 十二铜表法 内容 历史意义

《十二铜表法》内容庞杂，包括民法、刑法和诉讼程序，基本上是习惯法的汇编。法律条文反映了罗马奴隶占有制社会早期的情况。明文规定维护私有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权益,保护私有财产,严惩破坏私有权者。债务法规定债权人可以拘禁不能按期还债的债务人，甚至将其变卖为奴或处死。家庭法给予家长对其家庭成员的绝对权力，可把子女出卖为奴。该法典禁止贵族与平民通婚。继承法既实行遗嘱自由，又规定财产在氏族内继承；惩罚方法既采用罚金，又保存同态复仇。这表明当时社会中还存在氏族制度的残余。十二铜表法对贵族滥用权力作了一些限制，按律量刑，贵族不能再任意解释法律，是后世罗马法的渊源，对于中世纪和近代欧洲法学也有重要影响。

《十二铜表法》与现代法典不同，它不是各类法律规范的总和，而是法律规定、宗教教义、道德戒律、伦理习惯等的混合物。

罗马奴隶制时代的这些规定，在产权法、债权法与财产继承法方面多有创新，并且在立法建制中使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形成了较为严密的法律制度内容，它为后来科学而系统的罗马财产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此，古罗马在这些立法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它在产权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精神及其具体作法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律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恩格斯对罗马法予以高度评价，称罗马法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部世界性法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8页，它对世界法律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地方的法律都沿袭了罗马法的传统。欧洲大陆上的许多国家甚至欧洲以外的日本以及中国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民法制定，都明显受到了罗马法的影响，即使是独立于罗马法之外的英国法律和英美法系，在一些法律规定方面也参照了罗马法的某些规定。

5. 国际私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局限性和合理性

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principle of the autonomy of will)，是指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自由选择合同准据法的一项法律选择原则，是国际合同领域法律适用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国际私法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观念，最早于十六世纪由法国人查理•杜摩林提出。18、19世纪，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意思自治原则在当时政治、经济诸要素的推动下，最终得以基本确立，现已成为国际私法的一项重要理念，涉及到国际私法的方方面面。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同时，世界各国立法对意思自治原则也进行了限制，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没有限制便无所谓的自由；没有限制，“自由”不过是一种任性，或者是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是对理性、正义和进步的否定。因此可以说，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法律上所讲的自由也必须是为国家法律所认可所保护的自由。随着传统意义上的意思自治的衰落，国际私法体系也不断完善，但真正意义上的意思自治不但未衰落，反而被赋予新的内涵，其内涵将愈益丰富，其适用将愈益广泛。私法如果不实行自治，便不能充分有效地实现其功能。国际私法只有秉公私法自治的精神，才能切实实现对国际民商事关系的适当调整，并使其本身不断得到充实、发展和完善。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基本理论
1、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
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从民法角度出发，认为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有的学者从公、私法划分的角度出发，认为意思自治即私法自治，私法主体有权依自己意志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私法主体自愿达成的协议优先于私法而适用。也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原则具有双重含义，即不仅意味着当事人有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而且意味着当事人有不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还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就是合同自治，即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包括缔约自治、履约自治、内容自治、形式自治和违约补救自治。从法哲学、法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每一个社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主负责。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所谓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地处理与自己所从事的民事活动有关的一切事务，而不受国家或其他民事主体的非法干预。意思自治原则必须基于这样的出发点，首先要公平、公平，不能以意思自治为由恶意欺骗对方当事人；其次是它必须符合当地的公序良俗，不能造成法律规避。其主要表现为，在不违反强行法规定的情况下，民事主体仅对基于自己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民事行为而负责。换句话说，意思自治要受到限制。
2、国际私法领域内意思自治原则的形成发展
（1）早期阶段（16、17世纪以前）
私法（或民法）的很多原则、理念以至制度都能从罗马法中找到其产生、形成的渊源，意思自治原则也不例外，它是起源于罗马法的。但这种起源只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换言之，罗马法孕育了意思自治原则的思想和精神，但并未提出意思自治的概念，并未将意思 自治抽象为私法原则。事实上，意思自治说产生时更准确的说法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说”（T he Theory of autonomyof the arties）, 正式提出这一学说的是十六世纪的法国学家查理•杜摩林。杜摩林认为，对合同应适用双方当事人都愿意让该合同受其支配的那种习惯；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择哪个习惯法，则应推断其默示的选择法的意思。当事人可以以明示的方式选择契约的准据法，即在合同中订立法律适用条款，或在争议发生后达成选择适用某国法律解决其纠纷的协议；也可以是默示的选择，即在当事人未订立法律条款或达成法律的意思进行推断。无论是明示的选择还是默示的选择，其遵循的主旨都是当事人意志决定论，即当事人有权依其自我意志作出自由选择，当事人的自我意志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约束契约的关系的准则，当事人可以而且应该对依其自我意志作出的选择负责。可见，意思自治原则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是为解决适用习惯法的冲突而设置的，为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开辟道路。
（2）充分发展阶段（18、19世纪）
18、19世纪，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意思自治原则在当时政治、经济诸要素的推动下，最终得以基本确立。经济上，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意思自治的形式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政治上，19世纪欧洲大陆的资本阶级革命风起云涌，资产阶级政权相继建立，几乎统治了整个欧洲，它的建立也为意思自治理念的形成奠定了政治上的前提。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倡导平等、自由、人权、博爱，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的学说。这些理论和主张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被广泛传播，尤其是社会契约论，已成为当时欧洲最流行的政治哲学。
（3）完善阶段（20世纪至今）
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都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张适用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且，越是晚的国际私法立法，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场合便越多。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典》是目前最有影响的一部国际私法典，而该法典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也最为广泛。而且，正是这部法典，受到了各国冲突法学界的普遍关注，并被誉为是包含了目前最优的确定法律选择的原则。综观各国立法及判例，目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已经在下列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夫妻财产关系、继承、物权、侵权行为、不当得利、信托以及司法管辖、国际商事仲载，等等。
3、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领域
就其内容而言，意思自治的核心是当事人的自治，是自由实现的主要法律形式。
民事立法对意思自治的规定体现在许多方面：（1）可以提供选择的机会，增加自由选择的效能。即用共同规则的形式，预先为民事者设定可供选择的行为模式，以规范民事者的自由民事行为； （2）为民事者自由意志的外化，排除人为的不正当障碍，以保证民事行为的自由开展；（3）把自由上升为受国家强制力保护 的客体，使之成为“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4）在具体民事活动中，法律保护民事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合作伙伴、可以自由地选择合作形式、可以自由地选择合作内容等。
同时意思自治还表现在民法领域的各个方面，如在所有权领域，则表现为所有人得依法任意处分其财产；在契约领域，则表现为契约内容、契约形式、契约对象等方面之充分选择自由；在婚姻家庭继承领域，则表现为结婚自由、离婚自由、遗嘱自由等；在民事责任领域，则表现为自己责任，即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责任由自己独立承担。但意思自治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合同领域，表现为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原则从萌芽到发端，从兴起到发展，每个阶段都有其历史原因，曾经的辉煌与曾经的冷落都是历史使之然，都只印证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应有地位。
4、意思自治原则的价值意义
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意思自治无论是在传统私法中还是现代入私法中，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
意思自治说的直接法律价值在于：一是有利于当事人形成权利义务的预期，当事人可根据自己选择的准据法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二是有利于契约争议的迅速解决，节约交易成本。
从更深远一层说，意思自治理念肩负着呼唤人类自由本性，打破封建等级制度枷锁的历史重任，顺应了近代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蕴涵的个人本位、权利至上的价值取向，要求以权利制约权力，公民权力存在的目的只不过为了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的理念，在当时无疑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的，它有助于解放封建宗教神学桎梏的人性，更新伦理法律观念，对建立近现代民主国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及实施现状
1、意思自治原则运用及实施的理论依据
意思自治原则在确定合同准据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在合同法领域引起的争议也最大。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理论分歧中有一种就是关于什么是首要原则的争论，即主观论和客观论的对立。
主观论认为，在合同中当事人既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协议创造某种权利义务，他们当然有权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的合同法律。
客观论认为，合同的有效成立及效力是与一定的场所相联系的，因而合同应适用何国法律不能完全根据当事人自己的选择，而应根据合同与一国或哪几种有最密切联系的客观标志来确定。
相比之下，客观论的渊源较早，后被主观论取而代之。但是近来，客观论修正后卷土重来，人们又倾向于在主观论的基础上，吸收客观论的合理成分，将二者加以结合，来确定合同的准据法，合同自体法理论即其中一种。
合同自体法（the proper of the contract）的名称最早由英国学者提出来，关于具体内容，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韦斯特来克指出，合同自体法是支配合同内在有效性和效力的法律，是与合同有真实联系的法律。戴赛和莫里斯的著作称，合同自体法是当事人明示选择的法律，当事人没有明示时，根据合同的条款、性质和案件的总体情况推断当事人会意图适用什么法律，如果当事人意图不明确，不能通过情况推断的，合同受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支配。威希尔和诺斯教授也基本上持这种主张。这种确定方法也受到了多数学者的支持。该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既肯定了意思自治原则，又补充了意思自治的不足：对当事人没有选择的情况作出规定。后来《美国第二次冲突法》、1951年《比荷卢国际私法条约》、1980年欧共体《合同债务法律适用公约》、1986年海牙《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也采用了该种方法。
2、各主要法系国家中意思自治原则地运用及实施现状
在解决国际私法案件中的法律冲突时适用意识自治原则，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大多数国家均采用的方法，但具体理念有一定差异，现以合同为例做以分析。
传统的英国国际私法理论主张无限制的意思自治。该理论允许当事人选择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作为其合同关系的准据法，这个法律可以与合同毫无联系。但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行为及所选法律的范围同样有条件限制：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思必须合法，不能排除有关公共秩序及国家重大政策的强行法律规范的适用。此外，当事人选择合同准据法必须是善意的，必须有合法的目的，并且是合法产生的，不存在规避公共政策的意图。因而，所谓无限制的意思自治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无限制”。
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十分强调合同与准据法之间的内在联系，要求当事人不得选择与合同毫无实际联系的法律，这被称作有限意思自治。如，波兰1926年的国际私法规定，当事人合同准据法的选择只限于当事人国籍所属国、住所地、合同缔结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的法律。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第187条第2款也指出：允许当事人在通常情况下选择准据法，但当事人在选择某一法律时，必须有一种合理的依据，这种合理的依据主要表现为当事人或合同与所选的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合同或在那里缔结，或合同谈判在那里进行，或合同在那里履行，或合同的标的位于该地，或当事人的住所、居所、国籍、营业地在该地。否则，选择被法院认为无效。
3、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的实施现状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便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自愿原则”。《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我国《合同法》分别从第三、第四、第八条，从不同的角度对合同自由做了阐述，对意思自治作了展示。其中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为合同自由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因为意思自治是平等的必然延伸；只有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各自独立，互不隶属，才谈得上意思自治，否则建立在特权和歧视之上的意思自治也只是徒具形式的自由。《合同法》第四条虽没有明确使用合同自由的字样，但却不折不扣的载负着合同自由的精神，是关于合同自由最为明确的规定。而第八条强调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受法律保护，更是提高了合同自由在合同法中的地位。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这说明我国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首用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同时也接受了合同自体法的观点。但是这些规定都是原则性的，仅体现我国立法承认了意思自治原则在私法领域的重要地位，还需要在实务中不断发展。

浅论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shu1000.com 三、世界各国立法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及原因
1、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
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就世界范围而言，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这种限制已发展得十分系统而完善了。单从经济发展史来说，当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逐渐被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所取代，市场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经济学说的推陈出新，使得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诘难与批评，各国都在立法中对其进行了限制。
2、对意思自治原则限制的原因分析
（1）从历史来看，无论在学说上还是在实践上，对意思自治的弘扬和对意思自治的限制总是相伴而生的、同时并存的。早在提出“意思自治”学说之时，杜摩林就指出，那些具有强制性的习惯，是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而排除其适用的。在社会学上，人们研究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平等制约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其他主体享有平等自由的限制。可以说，任何一种自由本身都包含着某种限制。没有限制便所谓的自由；没有限制，“自由”不过是一种任性，或者是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是对理性、正义和进步的否定。康德认为：“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行使自由的本身就是自由的妨碍，那么，根据普遍的法则，这是错误的；反对这种做法的强迫或强制，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对自由的妨碍的制止，并且与那种根据普遍法则而存在的自由相一致。于是，根据矛盾的逻辑原则，所有的权利都伴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格或权限，对实际上可能侵犯权利的任何人施加强制。”因此可以说，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法律上所讲的自由也必须是为国家法律所认可所保护的自由。“个人自由必须制约于这样一个限度内，即必须不使自己有碍于他人。”从法律的角度讲，各种自由权利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边际，在这个边际所指明的范围之内，权利的主体可以从事他想干的一切事情，别人的干涉是违法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自由就失去了权利的性质，他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因为这个时候他必然会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自由是一种权利，而限制则是一种责任。限制是对自由的制约，又是对自由的保障，它要求个人在行使自由权利时要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法律在把自由确认为权利的同时，也就确定了各种自由权利的范围，使之有可能在自由的法律通则之下互相协调。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的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2）对意思自治进行限制的另一个原因是任何社会主体的行为都必须受制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但是为了实现保障个人的自由的目的，国家权力有时候必须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适当限制。法国《人权宣言》规定：“自由包括从事一切不妨害他人的行为的权利。因此，行使各个人的自然权利只有以保证社会的其他成员享有同样的权利为界限。”对自由限制的主要途径是来自于法律的规定。之所以会产生这一限制，恰恰是因为自由是通过法律才得以固定下来的，法律是利用自身强制的力量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实现自由。只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人权宣言》也认为行使各人的自然权利的“界限只能够由法律确定”。当然，国家权力对个的自由的干涉必须以法律有明文的规定为限，而法律本身也“只禁止那些损害社会的行为，”而且法律禁止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即“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因此，对政府来说，政府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所有的政府都只不过是“有限的政府”。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即无权”，而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国家权力干涉个人自由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必须是一种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而决不能任意扩大到道德等领域。对于道德领域，有道德、宗教等规范来调整。
（3）就民事关系而言，自由民事同时也就意味着应当是正当的民事、合法的民事和有序的民事。在合同关系中，无论是为了维持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还是为了平等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并真正实现其合理期待，都要求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要真实合法。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可以保障双方机会均等，互利互惠。作为社会关系，合同所引起的各项交易，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得失，也会进而影响社会的荣衰和他人的利害。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一方面可以保障当事人的自主权利，另一方面可以保障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不致受到损害。因为在阶段社会中，个体的利益和要求只有通过与其他个体的利益相结合，才能形成为国家和法律所认可的普遍的社会利益。这种民事不但不会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反而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在契约自由问题上，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德国民法典》把契约自由表达为“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就是明证。这也正是国家必须把自由民事活动纳入规范化发展轨道的主要原因。
四、意思自治原则的发展趋势
合同准据法经意思自治原则为首要原则，目前国际上已无太大争议，我们必须注意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即它向合同以外领域的扩张适用。在不同领域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的优点在于：（1）它是针对传统冲突规范，尤其是其连结点所存在的机械、僵化的弊端而采取的一种改进措施。（2）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助于实现国家保护弱者和受害者的政策取向。（3）在某些国家，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应用是为了增加适用法院地法的机会，或者是为了增加内国法院对案件的行使管辖权的机会。（4）回避主权者意志的自治原则，符合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的主观愿望，也符合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客观要求，并且有着不同于其他法律适用原则的特殊优点，因而对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问题的解决有着独特的意义，展现出广阔的前景。
在合同自体法中，人们对意思自治原则加以限制，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对它的补充，已被广泛接受。基于这一理论，是英国学者在19世纪初提出来的一种名为“适当法理论”（the proper law doctrine）的冲突法学说。它发端于合同法理论，而后扩展到侵权行为及其他领域。其宗旨 以“适当”为原则来确定准据法，以期公正地处理涉外民事案件，合理地裁决当事人各方面之权利和义务。它提出的“当事人意图”和“最密切联系”的规则，实际即“适当”原则的具体化，是为确定“适当”的准据法所提供的准绳。它强调依据涉外民事关系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解决法律适用问题，反对传统冲突规范的僵固性和封闭性。“适当法理论”的形成和演变根源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反映人们对法律的公正与合理精神的追求，为正确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启示。它以其特有的体系、原则和方法，在学说林立的冲突法学说领域独树一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各国的冲突法产生着愈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意义和价值是如此受到人们的肯定和重视，以致被认为是英国学者对冲突学说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可以概括地说，不论在自由意志可以起作用的领域，还是在不包含意志因素的领域，适当法都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除合同和侵权领域外，适当法在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的所有领域，如无体财产的转让、遗嘱的处理、婚姻的实质要件、夫妻财产制度等领域也都是适用的。从发展趋势上看，适当法所适用的领域在逐渐扩大。从另一角度讲，适当理论是对意思自治原则补充的的完善与发展。
毫无疑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仍在继续发展着，其内涵将愈益丰富，其适用将愈益广泛。因为，国际私法就其本质而言毕竟属于私法的范畴，而私法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当事人实现自己的正当意愿和合理期待。私法如果不实行自治，便不能充分有效地实现其功能。国际私法只有秉公私法自治的精神，才能切实实现对国际民商事关系的适当调整，并使其本身不断得到充实，发展和完善。

6. 如何评价国际私法中的弱者ぶ贫

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principleoftheautonomyofwill），是指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自由选择合同准据法的一项法律选择原则，是国际合同领域法律适用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
国际私法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观念，最早于十六世纪由法国人查理。
杜摩林提出。
18、19世纪，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意思自治原则在当时政治、经济诸要素的推动下，最终得以基本确立，现已成为国际私法的一项重要理念，涉及到国际私法的方方面面。
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
但同时，世界各国立法对意思自治原则也进行了限制，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
没有限制便无所谓的自由；
没有限制，“自由”不过是一种任性，或者是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是对理性、正义和进步的否定。
因此可以说，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
法律上所讲的自由也必须是为国家法律所认可所保护的自由。
随着传统意义上的意思自治的衰落，国际私法体系也不断完善，但真正意义上的意思自治不但未衰落，反而被赋予新的内涵，其内涵将愈益丰富，其适用将愈益广泛。
私法如果不实行自治，便不能充分有效地实现其功能。
国际私法只有秉公私法自治的精神，才能切实实现对国际民商事关系的适当调整，并使其本身不断得到充实、发展和完善。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基本理论
1、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学者有不同的理解。
有的学者从民法角度出发，认为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
有的学者从公、私法划分的角度出发，认为意思自治即私法自治，私法主体有权依自己意志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干预；
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
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私法主体自愿达成的协议优先于私法而适用。
也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原则具有双重含义，即不仅意味着当事人有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而且意味着当事人有不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
还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就是合同自治，即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包括缔约自治、履约自治、内容自治、形式自治和违约补救自治。
从法哲学、法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每一个社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主负责。
综上可以认为，所谓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地处理与自己所从事的民事活动有关的一切事务，而不受国家或其他民事主体的非法干预。
意思自治原则必须基于这样的出发点，首先要公平、公平，不能以意思自治为由恶意欺骗对方当事人；
其次是它必须符合当地的公序良俗，不能造成法律规避。
其主要表现为，在不违反强行法规定的情况下，民事主体仅对基于自己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民事行为而负责。
换句话说，意思自治要受到限制。
2、国际私法领域内意思自治原则的形成发展（1）早期阶段（
16、17世纪以前）私法（或民法）的很多原则、理念以至制度都能从罗马法中找到其产生、形成的渊源，意思自治原则也不例外，它是起源于罗马法的。
但这种起源只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换言之，罗马法孕育了意思自治原则的思想和精神，但并未提出意思自治的概念，并未将意思自治抽象为私法原则。
事实上，意思自治说产生时更准确的说法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说”（），正式提出这一学说的是十六世纪的法国学家查理。
杜摩林。
杜摩林认为，对合同应适用双方当事人都愿意让该合同受其支配的那种习惯；
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择哪个习惯法，则应推断其默示的选择法的意思。
当事人可以以明示的方式选择契约的准据法，即在合同中订立法律适用条款，或在争议发生后达成选择适用某国法律解决其纠纷的协议；
也可以是默示的选择，即在当事人未订立法律条款或达成法律的意思进行推断。
无论是明示的选择还是默示的选择，其遵循的主旨都是当事人意志决定论，即当事人有权依其自意志作出自由选择，当事人的自意志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约束契约的关系的准则，当事人可以而且应该对依其自意志作出的选择负责。
可见，意思自治原则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是为解决适用习惯法的冲突而设置的，为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开辟道路。
（2）充分发展阶段（
18、19世纪）
18、19世纪，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意思自治原则在当时政治、经济诸要素的推动下，最终得以基本确立。
经济上，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意思自治的形式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政治上，19世纪欧洲大陆的资本阶级革命风起云涌，资产阶级政权相继建立，几乎统治了整个欧洲，它的建立也为意思自治理念的形成奠定了政治上的前提。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倡导平等、自由、人权、博爱，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的学说。
这些理论和主张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被广泛传播，尤其是社会契约论，已成为当时欧洲最流行的政治哲学。
（3）完善阶段（20世纪至今）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都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张适用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并且，越是晚的国际私法立法，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场合便越多。
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典》是目前最有影响的一部国际私法典，而该法典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也最为广泛。
而且，正是这部法典，受到了各国冲突法学界的普遍关注，并被誉为是包含了目前最优的确定法律选择的原则。
综观各国立法及判例，目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已经在下列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夫妻财产关系、继承、物权、侵权行为、不当得利、信托以及司法管辖、国际商事仲载，等等。
3、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领域就其内容而言，意思自治的核心是当事人的自治，是自由实现的主要法律形式。
民事立法对意思自治的规定体现在许多方面：（1）可以提供选择的机会，增加自由选择的效能。
即用共同规则的形式，预先为民事者设定可供选择的行为模式，以规范民事者的自由民事行为；
（2）为民事者自由意志的外化，排除人为的不正当障碍，以保证民事行为的自由开展；
（3）把自由上升为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客体，使之成为“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
（4）在具体民事活动中，法律保护民事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合作伙伴、可以自由地选择合作形式、可以自由地选择合作内容等。
同时意思自治还表现在民法领域的各个方面，如在所有权领域，则表现为所有人得依法任意处分其财产；
在契约领域，则表现为契约内容、契约形式、契约对象等方面之充分选择自由；
在婚姻家庭继承领域，则表现为结婚自由、离婚自由、遗嘱自由等；
在民事责任领域，则表现为自己责任，即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责任由自己独立承担。
但意思自治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合同领域，表现为合同自由。
意思自治原则从萌芽到发端，从兴起到发展，每个阶段都有其历史原因，曾经的辉煌与曾经的冷落都是历史使之然，都只印证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应有地位。
4、意思自治原则的价值意义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
意思自治无论是在传统私法中还是现代入私法中，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
意思自治说的直接法律价值在于：一是有利于当事人形成权利义务的预期，当事人可根据自己选择的准据法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二是有利于契约争议的迅速解决，节约交易成本。
从更深远一层说，意思自治理念肩负着呼唤人类自由本性，打破封建等级制度枷锁的历史重任，顺应了近代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蕴涵的个人本位、权利至上的价值取向，要求以权利制约权力，公民权力存在的目的只不过为了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的理念，在当时无疑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的，它有助于解放封建宗教神学桎梏的人性，更新伦理法律观念，对建立近现代民主国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及实施现状
1、意思自治原则运用及实施的理论依据意思自治原则在确定合同准据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在合同法领域引起的争议也最大。
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理论分歧中有一种就是关于什么是首要原则的争论，即主观论和客观论的对立。
主观论认为，在合同中当事人既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协议创造某种权利义务，他们当然有权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的合同法律。
客观论认为，合同的有效成立及效力是与一定的场所相联系的，因而合同应适用何国法律不能完全根据当事人自己的选择，而应根据合同与一国或哪几种有最密切联系的客观标志来确定。
相比之下，客观论的渊源较早，后被主观论取而代之。
但是近来，客观论修正后卷土重来，人们又倾向于在主观论的基础上，吸收客观论的合理成分，将二者加以结合，来确定合同的准据法，合同自体法理论即其中一种。
合同自体法（theproperofthecontract）的名称最早由英国学者提出来，关于具体内容，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
韦斯特来克指出，合同自体法是支配合同内在有效性和效力的法律，是与合同有真实联系的法律。
戴赛和莫里斯的著作称，合同自体法是当事人明示选择的法律，当事人没有明示时，根据合同的条款、性质和案件的总体情况推断当事人会意适用什么法律，如果当事人意不明确，不能通过情况推断的，合同受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支配。
威希尔和诺斯教授也基本上持这种主张。
这种确定方法也受到了多数学者的支持。
该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既肯定了意思自治原则，又补充了意思自治的不足：对当事人没有选择的情况作出规定。
后来《美国第二次冲突法》、1951年《比荷卢国际私法条约》、1980年欧共体《合同债务法律适用公约》、1986年海牙《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也采用了该种方法。
2、各主要法系国家中意思自治原则地运用及实施现状在解决国际私法案件中的法律冲突时适用意识自治原则，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大多数国家均采用的方法，但具体理念有一定差异，现以合同为例做以分析。
传统的英国国际私法理论主张无限制的意思自治。
该理论允许当事人选择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作为其合同关系的准据法，这个法律可以与合同毫无联系。
但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行为及所选法律的范围同样有条件限制：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思必须合法，不能排除有关公共秩序及国家重大政策的强行法律规范的适用。
此外，当事人选择合同准据法必须是善意的，必须有合法的目的，并且是合法产生的，不存在规避公共政策的意。
因而，所谓无限制的意思自治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无限制”。
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十分强调合同与准据法之间的内在联系，要求当事人不得选择与合同毫无实际联系的法律，这被称作有限意思自治。
如，波兰1926年的国际私法规定，当事人合同准据法的选择只限于当事人国籍所属国、住所地、合同缔结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的法律。
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第187条第2款也指出：允许当事人在通常情况下选择准据法，但当事人在选择某一法律时，必须有一种合理的依据，这种合理的依据主要表现为当事人或合同与所选的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合同或在那里缔结，或合同谈判在那里进行，或合同在那里履行，或合同的标的位于该地，或当事人的住所、居所、国籍、营业地在该地。
否则，选择被法院认为无效。
3、意思自治原则在国的实施现状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便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自愿原则”。
《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国《合同法》分别从第三、第四、第八条，从不同的角度对合同自由做了阐述，对意思自治作了展示。
其中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为合同自由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因为意思自治是平等的必然延伸；
只有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各自独立，互不隶属，才谈得上意思自治，否则建立在特权和歧视之上的意思自治也只是徒具形式的自由。
《合同法》第四条虽没有明确使用合同自由的字样，但却不折不扣的载负着合同自由的精神，是关于合同自由最为明确的规定。
而第八条强调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受法律保护，更是提高了合同自由在合同法中的地位。
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这说明国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首用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同时也接受了合同自体法的观点。
但是这些规定都是原则性的，仅体现国立法承认了意思自治原则在私法领域的重要地位，还需要在实务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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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
就世界范围而言，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这种限制已发展得十分系统而完善了。
单从经济发展史来说，当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后，以亚当。
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逐渐被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所取代，市场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经济学说的推陈出新，使得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诘难与批评，各国都在立法中对其进行了限制。
2、对意思自治原则限制的原因分析（1）从历史来看，无论在学说上还是在实践上，对意思自治的弘扬和对意思自治的限制总是相伴而生的、同时并存的。
早在提出“意思自治”学说之时，杜摩林就指出，那些具有强制性的习惯，是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而排除其适用的。
在社会学上，人们研究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平等制约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其他主体享有平等自由的限制。
可以说，任何一种自由本身都包含着某种限制。
没有限制便所谓的自由；
没有限制，“自由”不过是一种任性，或者是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是对理性、正义和进步的否定。
康德认为：“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行使自由的本身就是自由的妨碍，那么，根据普遍的法则，这是错误的；
反对这种做法的强迫或强制，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对自由的妨碍的制止，并且与那种根据普遍法则而存在的自由相一致。
于是，根据矛盾的逻辑原则，所有的权利都伴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格或权限，对实际上可能侵犯权利的任何人施加强制。
”因此可以说，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
法律上所讲的自由也必须是为国家法律所认可所保护的自由。
“个人自由必须制约于这样一个限度内，即必须不使自己有碍于他人。
”从法律的角度讲，各种自由权利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边际，在这个边际所指明的范围之内，权利的主体可以从事他想干的一切事情，别人的干涉是违法的。
如果超出这个范围，自由就失去了权利的性质，他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因为这个时候他必然会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自由是一种权利，而限制则是一种责任。
限制是对自由的制约，又是对自由的保障，它要求个人在行使自由权利时要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
法律在把自由确认为权利的同时，也就确定了各种自由权利的范围，使之有可能在自由的法律通则之下互相协调。
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的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2）对意思自治进行限制的另一个原因是任何社会主体的行为都必须受制于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但是为了实现保障个人的自由的目的，国家权力有时候必须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适当限制。
法国《人权宣言》规定：“自由包括从事一切不妨害他人的行为的权利。
因此，行使各个人的自然权利只有以保证社会的其他成员享有同样的权利为界限。
”对自由限制的主要途径是来自于法律的规定。
之所以会产生这一限制，恰恰是因为自由是通过法律才得以固定下来的，法律是利用自身强制的力量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实现自由。
只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
《人权宣言》也认为行使各人的自然权利的“界限只能够由法律确定”。
当然，国家权力对个的自由的干涉必须以法律有明文的规定为限，而法律本身也“只禁止那些损害社会的行为，”而且法律禁止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即“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
因此，对政府来说，政府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所有的政府都只不过是“有限的政府”。
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即无权”，而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
国家权力干涉个人自由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必须是一种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而决不能任意扩大到道德等领域。
对于道德领域，有道德、宗教等规范来调整。
（3）就民事关系而言，自由民事同时也就意味着应当是正当的民事、合法的民事和有序的民事。
在合同关系中，无论是为了维持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还是为了平等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并真正实现其合理期待，都要求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要真实合法。
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可以保障双方机会均等，互利互惠。
作为社会关系，合同所引起的各项交易，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得失，也会进而影响社会的荣衰和他人的利害。
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一方面可以保障当事人的自主权利，另一方面可以保障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不致受到损害。
因为在阶段社会中，个体的利益和要求只有通过与其他个体的利益相结合，才能形成为国家和法律所认可的普遍的社会利益。
这种民事不但不会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反而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在契约自由问题上，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德国民法典》把契约自由表达为“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就是明证。
这也正是国家必须把自由民事活动纳入规范化发展轨道的主要原因。
四、意思自治原则的发展趋势合同准据法经意思自治原则为首要原则，目前国际上已无太大争议，必须注意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即它向合同以外领域的扩张适用。
在不同领域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的优点在于：（1）它是针对传统冲突规范，尤其是其连结点所存在的机械、僵化的弊端而采取的一种改进措施。
（2）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助于实现国家保护弱者和受害者的政策取向。
（3）在某些国家，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应用是为了增加适用法院地法的机会，或者是为了增加内国法院对案件的行使管辖权的机会。
（4）回避主权者意志的自治原则，符合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的主观愿望，也符合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客观要求，并且有着不同于其他法律适用原则的特殊优点，因而对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问题的解决有着独特的意义，展现出广阔的前景。
在合同自体法中，人们对意思自治原则加以限制，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对它的补充，已被广泛接受。
基于这一理论，是英国学者在19世纪初提出来的一种名为“适当法理论”（theproperlawdoctrine）的冲突法学说。
它发端于合同法理论，而后扩展到侵权行为及其他领域。
其宗旨以“适当”为原则来确定准据法，以期公正地处理涉外民事案件，合理地裁决当事人各方面之权利和义务。
它提出的“当事人意”和“最密切联系”的规则，实际即“适当”原则的具体化，是为确定“适当”的准据法所提供的准绳。
它强调依据涉外民事关系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解决法律适用问题，反对传统冲突规范的僵固性和封闭性。
“适当法理论”的形成和演变根源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反映人们对法律的公正与合理精神的追求，为正确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启示。
它以其特有的体系、原则和方法，在学说林立的冲突法学说领域独树一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各国的冲突法产生着愈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其意义和价值是如此受到人们的肯定和重视，以致被认为是英国学者对冲突学说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可以概括地说，不论在自由意志可以起作用的领域，还是在不包含意志因素的领域，适当法都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除合同和侵权领域外，适当法在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的所有领域，如无体财产的转让、遗嘱的处理、婚姻的实质要件、夫妻财产制度等领域也都是适用的。
从发展趋势上看，适当法所适用的领域在逐渐扩大。
从另一角度讲，适当理论是对意思自治原则补充的的完善与发展。
毫无疑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仍在继续发展着，其内涵将愈益丰富，其适用将愈益广泛。
因为，国际私法就其本质而言毕竟属于私法的范畴，而私法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当事人实现自己的正当意愿和合理期待。
私法如果不实行自治，便不能充分有效地实现其功能。
国际私法只有秉公私法自治的精神，才能切实实现对国际民商事关系的适当调整，并使其本身不断得到充实，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