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之暗妒成伤

㈠ 老子韩非列传的文言文注释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①。 ①藏室：国家的藏书室。即国家图书馆。
孔子适周①，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②，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③，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④。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⑤，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⑥，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⑦，游者可以为纶⑧，飞者可以为矰⑨。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①适：往，到……去。②子：古时对男子的尊称。③时：机会，时运。驾：坐车，引申为外出去做官。④蓬累而行：像飞蓬飘转流徙而行，转停皆不由已。蓬，一种根叶俱细的小草，风吹根断，随风飘转。累，转行的样子。⑤贾：商人，古代指坐商。深藏若虚：隐藏其货，不让别人知道，好像空虚无物地样子。比喻有真才实学的人，不露锋芒。⑥态色：情态神色。淫志：过大志向。淫，过分。⑦罔：捕具。同“网”。⑧纶：钓鱼的丝线。⑨矰：系有丝绳，用以射鸟的短箭。
老子修道德①，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②。居周之久，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③。”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④。 ①道德：此指道家学派的术语。道，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宇宙的精神的本原。德，宇宙万物所含有的特殊规律或特殊性质。②自隐：隐匿声迹，不显露。无名：不求闻达。务：宗旨。③强：勉力。④莫：没有人。
或曰①：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②，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③。
①或曰：有的人说。②有：又。③养寿：修养身心以求长寿。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①。”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②。老子，隐君子也。
①“始秦与周合”三句：《索引》按周秦二本纪并云“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又合，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然与此传离合正反，寻其意义，亦并不相违。②然：是，是这样。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①，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②。
①玄孙：曾孙的儿子。②家：居住。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①，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②，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③。
①绌：通“黜”，贬斥。②这一句的意思是说，主张、原则不同，彼此不相商议、合作。语见《论语·卫灵公》。③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语本《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王弼注本《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七章，魏源《老子本义》本第五十章)。这是主张缓和社会矛盾，让事物保持原状的保守思想。无为，一任自然，无所作为。清静，内心清虚明静，无所索求。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①，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②，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③。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④。作《渔父》、《盗跖》、《胠箧》⑤，以诋訿孔子之徒⑥，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⑦，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⑧，指事类情⑨，用剽剥儒、墨⑩，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11)。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已(12)，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13)。 ①尝：曾经。②窥：从小孔或缝隙里看。此引申为涉猎、研究。③要：要旨。本：根本、源头。④大抵：大略。率：通常。寓言：有所寄托或比喻之言。《释文》，“寓，寄也。以人不信已，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⑤《渔父》、《盗跖》、《胠(qū，区)箧(qiè，怯)》；均为《庄子》中的篇名。⑥诋訿(dǐzǐ，底子)：毁辱，诽谤。⑦《畏累虚》、《亢桑子》：均为《庄子》中的篇名。⑧属书：连缀文辞。离辞：犹“摛辞”，铺陈辞藻。⑨类情：描摹情状。⑩剽剥：攻击，驳斥。儒、墨：春秋战国时期两大著名学派，儒家和墨家。(11)宿学：博学、饱学之士。(12)洸洋：犹“汪洋”。水势浩大、浩渺无际的样子。这里形容文辞宏瞻，议论恣肆。恣：放纵无羁。适己：适合自己的性情。(13)器之：使用他，利用他。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①，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②？养食之数岁③，衣以纹绣④，以入大庙⑤。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⑥，岂可得乎？子亟去⑦，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⑧，无为有国者所羁⑨，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①使使：前一“使”为派遣，后一“使”为奉使命办事的人，即使者。币：古人对礼物的通称。泛指用作礼物的玉帛、马、毛皮、禽等。迎：聘请。②郊祭：祭祀天地。牺牛：用作祭品的牛。③食(sì，四)：喂养。④衣以文绣：给它披上带有花纹的绸缎。衣，穿、披。⑤大庙：太庙，即宗庙。大，同“太”。⑥孤豚：小猪。《索隐》：“孤者，小也，特也。”⑦亟(jí，急)：急、快。⑧渎：小水沟。⑨有国者：掌握国家政权的人。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候①，昭候用为相。内修政孝，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②。著书二篇，号曰《申子》③。
①术：指法家的刑名法术之学。或特指君主控制和使用臣下的策略与手段。干：求取，指求官。②黄老：黄帝和老子。先秦儒家只谈尧舜，不提黄帝。道家为了和儒家争夺学术地位，把传说中比尧、舜更早的黄帝搬出来与老子并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所以汉时有“黄老之学”的称呼。刑名：即实与名。法家主循名责实，以推行法治，强化上下关系。刑，通“形”，指形体或事实。名，指言论或主张。③《申子》：已佚。《汉书·艺文志》有《申子》六篇。有《大体篇》保存于《群书治要》中，又有清人马国翰等辑本。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①。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②。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③，斯自以为不如非。
①诸公子：贵族子弟。②归：归宿，引申为宗旨。③事：师事，随师求学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①，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②，执势以御其臣下③，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④。以为儒者用文乱法⑤，而侠者以武犯禁⑥。宽则宠名誉之人⑦，急则用介胄之士⑧。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⑨，观往者得失之变⑩，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11)。
①数：屡次，多次。书：奏章。谏：下对上规劝。②疾：痛恨。务：勉力从事。③执势：掌握权势。御：驾驭，控制。④举：提拔任用。浮淫之蠹：指文学游说之士。浮淫，虚浮淫夸。蠹，蛀虫。比喻像蛀虫一样危害国家的人。功实：注重功利而有实际贡献的人。⑤文：指儒家典籍，如《诗》、《书》等。⑥犯禁：违犯国家禁令。⑦宽：宽缓。指国家太平时期。介胄之士：指顶盔穿甲的武士。介，甲。作战时穿的护身铠甲。胄，头盔。⑨廉直：廉洁正直的人。⑩往者：以往的，历史上的。得失：成功和失败。(11)《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均为《韩非子》书中的篇名。 然韩非知说之难①，为《说难》书甚具②，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①说：用话劝说，使之听从自己的意见。②具：完全、周详。具，通“俱”。
《说难》曰：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①；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②；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③。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④，可以吾说当之。
①知：才智。说之：游说君主。②辩：口辩、口才。一说分析。明：阐明，表达。③横失(yì，逸)：纵横奔放，无所顾忌。失，通“佚”、“逸”。④所说：游说的对象，主要指君主。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①，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②，必弃远矣③。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高名，则见无心而远事情④，必不收矣⑤。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⑥，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⑦；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⑧。此之不可不知也。
①为：这里有博取、贪图的意思。②见：被看作。下节：品德低下。遇：待遇。陈奇猷《韩非子四集解》引刘师培曰：“‘遇’当做‘偶’，谓退与卑贱相偶也”。或谓“遇”疑当做“迩”。④无心：没头脑。远事情：脱离实际。⑤收：录用。⑥显：明显，引申为公开。⑦阳：表面上。身：指游说者自身。⑧阴：暗地里。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①，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②，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③，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④，说行而有功则德亡⑤，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⑥，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⑦，说者与知焉⑧，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⑨，乃自以为也故⑩，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为(11)，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12)，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13)，则以为间己(14)；与之论细人(15)，则以为粥权(16)。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17)；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18)。径省其辞(19)，则不知而屈之(20)；泛滥博文(21)，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22)，则曰草野而倨侮(23)。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①及：到，至。引申为涉及、牵扯。匿：隐藏。②过端：过失，过错。端，端倪，即刚刚有些迹象，而尚未昭著。按以下一段文字句序与今本《韩非子》有异。③善议：巧妙的议论。推：推导、推论。④周泽未渥：意谓交情还不够深厚。周，亲密。泽，恩泽，恩惠。渥，浓厚、深厚。语极知：把知心话尽其所有都说出来。极，穷尽。⑤德：功劳，功德。亡：通“忘”，忘记。⑥见疑：被怀疑。⑦得计：计谋可以实现。⑧与知：参予此事。⑨出事：做事。⑩也：疑当作“他”。盖形近而误。今诸本《韩非子》作“乃自以为他故。”他故，别的事情。(11)强(qiǎng，抢)：勉强。(12)已：停止。(13)大人：达官贵族。此指在任重臣。(14)间已：离间君主与大臣的关系。(15)细人：地位低下的人。(16)粥(yù，育)权：卖弄权势。粥，通“鬻”，卖。(17)借资：借助别人的力量，以为己助。(18)尝己：试探自己含怒的深浅。尝，试探。(19)径省其辞：说话简略，直截了当。径省，简略。(20)知：通“智”，智慧。屈之：使他遭受委屈。(21)泛滥：水势漫溢横流。比喻夸夸其谈，没有边际。博文：追求浮华之辞。(22)广(kuàng，旷)肆：谓谋虑远而放纵无所收束。广，通；“旷”，远也。肆，放纵。(23)草野：鄙陋粗俗。倨侮：倨傲侮慢。
凡说之务①，在知饰所说之所敬②，而灭其所丑③。彼自知其计④，则毋以其失穷之⑤；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⑥，则毋以其难概之⑦。规异事与同计⑧，誉异人与同行者⑨，则以饰之无伤也⑩。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11)，辞言无所击排(12)，乃后申其辩知焉(13)。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得旷日弥久(14)，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15)，直指事非以饰其身(16)，以此相持(17)，此说之成也。
①务：要旨。②饰：粉饰，美化。③灭：遮掩、掩盖。④自知：自己认为高明。知，通“智”。⑤穷之：指使君主困窘、难堪。⑥多：推崇，赞美。⑦概之：压抑、限制他。概，古代量谷物时，用以刮平斗斛的器具。《管子·枢言篇》“釜鼓满，则人概之”。此是引申义。⑧异事：他事，另一件事。同计：与君主谋划相同。这一句的意思是说谋划另一件事与君主计策相同，谋划他事等于谋划此事，可以不犯扬己之嫌，不掠君主之美。⑨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另一个人与君主同德行，称赞那个人等于称赞君主，可以不露阿谀君主之迹。⑩无伤：没有害处。(11)拂悟：违逆，抵触。悟，通“牾”。(12)击排：攻击，排斥。(13)申：同“伸”。舒展，伸直。引申为施展。(14)旷日弥久：犹今语“旷日持久”，即多费时日，拖得很久。旷，荒废，费。弥久，很久。(15)明计：明白权衡剖析。致：达，得到。(16)直指：直陈，讲话无顾虑。饰其身：正其身。饰，修治，整治。(17)相持：指君信臣，臣忠君。
伊尹为庖①，百里奚为虏②，皆所由干其上也③。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④，则非能仕之所设也⑤。
①伊尹为庖的故事见《韩非子·难言》，说他为了游说商汤，“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墨子·尚贤中篇》也提到这个故事，说伊尹是“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相”。《史记》卷三《殷本纪》则谓伊尹想求得商汤的任用而无由，于是就做了随同有莘氏女出嫁的“媵臣”。说他亲“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②虏：奴隶。百里奚为虏的故事，《韩非子·难言》，又《难一》、《难二》，均及之，但语焉不详。《史记》卷五《秦本纪》说他原为虞国人，晋献公灭虞以后，他被俘虏，做了秦穆公夫人即晋公子夷吾的姐姐的陪嫁臣到了秦国，后亡秦走宛，被楚国人捉住。秦穆公知其贤，便用五张黑公羊皮把他赎回来，与语国事三日，秦穆公大悦，于是“授之国政”。卷之十九《晋世家》亦略及其事。③由：经由，经此。干：求取。上：君主。④役身：自身做贱役。涉世：涉足社会。⑤非能仕之所设也：当依《韩非子》作“非能仕之所耻”。能仕，智能之士。仕，通“士”。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①，暮而果大亡其财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③。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④。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⑤，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⑥，薄者见疑⑦。非知之难也，处之则难矣。
①父：老者，老人。亡：丢失、被窃。③知其子：以其子为智。④子：指女儿。古代男、女都称子。妻之：嫁给胡君为妻。⑤兄弟之国：亲戚的通称。春秋战国时，两国虽非同姓，但有婚姻关系也叫“兄弟之国”。⑥甚者：重的。⑦薄者：轻的。以上两句谓，言重则被杀，言轻则见疑。按此段文字与诸本《韩非子》多有不同。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①。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②。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③，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④，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余桃⑤。”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受憎之至变也⑥。故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
①刖：断足酷刑。②矫：擅称君命。③甘：感到甜美。④弛：松缓，松懈。这里有疏淡、减退的意思。⑤食：给吃。余桃：咬剩下的桃子。⑥至变：最大的改变。至，最、极。
夫龙之为虫也①，可扰狎而骑也②。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③，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④。
①龙之为虫：古人认为龙属虫类。②扰狎：驯熟。扰，驯养。狎，亲近，戏弄。③婴：碰，触犯。④几：近，近于善谏。
人或传其书至秦①。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②，死不恨矣③！”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惊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④，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⑤，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⑥。”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⑦，使自杀。韩非欲自陈⑧，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①或：有的。②游：结交，交往。③恨：遗憾。④害：嫉妒。⑤并：吞并、兼并。⑥过法诛之：加以罪名，依法处死他。过，硬加罪过。⑦遗：送给。⑧自陈：当面剖白。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②，放论③，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④，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⑤，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⑥。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①虚无：指道的本体无所不在，而又无形可见。②散：散布，这里有推演、宣演的意思。③放论：犹“放言”，即纵意随心地发表议论，不受约束。④卑卑：勤奋自勉。⑤绳墨：木工用以正曲直的墨线。引申为规范，法制。⑥惨礉(hé，核)：惨酷苛刻。礉，核实。引申为苛刻。

㈡ 商鞅 申不害 韩非思想主张的共同点

他们均为法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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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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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思想。它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战国时期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思想来源编辑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立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3]
战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铁制工具的普及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个体家庭得以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战国时期法家先贤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剧辛相继在各国变法，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可以使平民通过开垦荒地、获得军功等渠道成为新的土地所有者。让国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机会，瓦解了周朝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政体。平民的政治代言人是法家，法家的政治口号是“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4]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依法治国，“以刑去刑”，不重视道德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以此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一个君王，如果他能给予官员及百姓利益，官员和百姓就会拥戴和支持他，同时这个君王还擅长“术”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很有可能能够强盛；但如果这个君王不具备以上的任何一条的话，这个国家就很可能走向衰落，甚至是灭亡。所以，法家理论的一个很大的不足在于过度依赖君王个人的能力。但秦能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还是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教育思想编辑
法家是先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利益的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他们都是一批主张“变法”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极力辅佐一些国君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并从某些方面为维护地主阶级统治提供了理论、原则和方法。法家学派在政治上、理论上，一般说来都是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力求做到“富国强兵”，以达到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目的。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法家也提出了许多有别于其他学派的教育理论和政策。其中杰出的思想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
商鞅变法是当时各国变法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是对立的。他指责“儒学”为“虱子”,他说:“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如果用这些复古主义的教条来治理国家，就会“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农战》)。敌人一来，国土就必被侵削；敌人不来,国家也必定贫穷。他同时痛斥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画策》)的奴隶主贵族和儒生都是“□民”。必除之而后快。而当他们利用“诗”、“书”作为“以古非今”的舆论工具，企图进行反对活动的时候，商鞅则坚决主张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打击和镇压。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特别重视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革新变法的人才。他提出：“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所谓“游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满脑子腐朽、保守思想意识的儒生及一些游食者。他们摇唇鼓舌，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商鞅认为必须加以禁止和打击。商鞅要培养和提拔的“耕战之士”，就是那些在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发展封建经济中对新兴地主阶级作出了实际贡献的人。商鞅认为对待这样的革新分子则必须按“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的原则大胆地培养、提拔和任用。
在教育内容方面,商鞅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他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不切实际的“浮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他提出“壹教”的教育纲领。“壹教”的实质就是执行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教育，它的主要内容是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政策统一人们的思想。商鞅认为：“壹教则下听上”(《赏刑》)。他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字分》)。明确指出“法”是地主阶级的生命，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对民众必须加强“法治”的教育。“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论，不听；不符合法令的行为，不赞扬；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一切的言论、行动必须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为标准。为了使“法治”教育能够贯彻执行，商鞅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定分》)，把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新兴地主阶级官吏的手中。如果遇到“主法令之吏”有迁徙、死亡的情况，得立即选派接替者“学读法令”，可见商鞅对树立法家对教育的领导是十分重视的。商鞅为了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强调“法治”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漠视了学校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取消了专业的教师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是违背文化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对旧文化又采取一概削除的简单粗暴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商鞅为了使秦国富强，他把农战作为治国之要。他奖励农战，主张加强农战教育。他说：“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慎法》)。
在教育途径方面，商鞅重视在通过农战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增长人们的才干。并认为人们的智谋是在长期的作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所实施的“法”教和奖励“农战”的政策，却包含着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一面。
韩非总结了战国前期和中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五蠹》)，是造成祸乱的重要原因。并认为当时的“私学”和统治者是“二心”的。这种“私学”是新兴地主阶级实行“法治”的绊脚石。因此他断然主张采取“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的措施，即禁止办私学的人的行动自由，禁止言论和结社的自由。
韩非猛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反对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他指斥儒家的那一套“礼、乐、诗、书”的教条和“仁、义、孝、悌”的道德准则都是“愚诬之学”，“贫国之教”，“亡国之言”，是致使国贫兵弱，乃至亡国的根源。在韩非看来，其他学派的理论都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是非不分，统治者如果兼听他们的意见，就必然引起乱子。因此，韩非主张禁止这一切互相矛盾、只能惑乱人心的学说，而定法家于一尊。特别是要防止老百姓受到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要对他们的思想实行严格的统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非的法家思想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中的激进派利益的，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对建立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韩非的法家思想也反映了地主阶级反动性的一面，即对劳动人民实行思想统制的愚民政策。韩非的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学术流派的繁荣也是极为不利的。
韩非主张培养“智术之士”或“能法之士”(《孤愤》)。这些“智术能法之士”就是懂得和坚决实行法治路线的革新人物，并且是积极拥护“耕战”政策而为它进行斗争的战士。韩非对“智术能法之士”必须具备的品质和能力做了详细的阐明，这种革新家必须是一个忠于封建国君“北面委质，无有二心”的人，并能做到“能去私曲，就公法”，“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有度》)，一心一意为封建主义国家效力的所谓“贤臣”，“良将”。这种革新家应该具有“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孤愤》)的品质。就是说他应该在思想上具备进步的历史观和变革思想；在政治上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有坚定地执行法治路线的坚强毅力和刚直的品质。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韩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他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奴隶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这一套东西，并从而实现他的“以法为教”的主张。

伦理思想编辑
法家思想内容丰富，结构较为完整，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人性观
法家伦理思想中最具主题色彩的就是相关人性论的主张。在法家看来，好利恶害，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从传承思想文化的角度看，法家的人性论观念是对荀子人性恶思想的承续。荀子的性本恶思想主要表现为：人的感官欲望的无法满足状态，他在《荀子·性恶》说：“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他认为，正是在人的本能的基础上，产生了人的财产占有欲和好利之心。《荀子·荣辱》中写道：“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秀，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同时还认为，人的共同心理是好荣而恶辱，从尧舜到庶民百姓没有什么差别，而人世间最值得荣耀的就是掌握政治权利。《荀子·王霸》里谈到：“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认为人的这种本性是不尽合理的，这就应该借助于开展深入的社会实践来矫正，即‘化性起伪’。法家先驱及代表人物或先于荀子谈到了或在荀子之后拓展了这一人性论思想。《管子·禁藏》说：“夫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人性好利的主要表现为人的生存欲望和生存需要。《商君书·算池》里指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由于人有这种生存需要，因此，每一个人在利弊之间都要趋利避害。《商君书·算池》：“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商鞅认为，人的本性与生俱来，人的一生就是追逐名利的一生，人的所有行为都受制于好利的本性。这种人本性论应用在政治上就是追求爵位，经济上就是追求田宅。《商君书·错法》中指出了统治者恰恰可以利用此人性论实现自己的统治，“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韩非的人性论，部分的受了荀子的性恶论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商鞅的人性好利的观点。韩非认为，人的好利主要根源于人们的生存需要，他以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每个人都有欲利之心，人的任何行为都受好利的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韩非举出了社会上的溺婴习俗说明这一已经演化为自私自利的思想。《韩非子·六反》：“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韩非认为，儒家所说的君臣之间以忠信仁义相待，是不可靠的。《韩非子·难一》：“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间，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总之，法家人性论是那个时代的反映，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等价交换在人们利益上的反应，也为法家法治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讲具有历史进步性。

诚信观
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带有普遍的成人立身标准，自古至今中国的先哲们都有所指。法家思想精英也不例外。“诚”，真心实意，开诚布公。“信”的基本含义为诚实、不疑、不欺。法家先驱管仲认为讲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如何讲诚信，他从两个方面做了阐释。首先他重诚信，把诚信纳入德行的范畴。 “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贤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攻，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卒谋之间耳。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 （《管子·枢言》）。“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圣也？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明信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祸”（《管子·四时》）。第二，管仲把诚信的道德观念拓展到刑罚和军事领域中。他分别在《管子·权修》、《管子·版法解》和《管子·九废》中指出：“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岂敢为之乎？”；“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之”；“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而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此兵之三暗也。”
吴起和商鞅等改革派，把诚信置入改革措施中，在倡导践行变法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诚信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是靠诚信为变法打基础，他懂得用诚信赢得民心，从诚信入手树立改革者的形象。吴起靠诚实守信受到老百姓的拥护，维护了自己的道德形象。《吕氏春秋·慎小》记载：“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如邑中如前。邑入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有描述：“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既具，未市，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吸取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诚信观念，崇尚信，宣扬信，首先，他为功利而信。《韩非子·难一》有记载：“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不必无兽；以诈谕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也。’”第二，韩非不吝美言，颂扬诚信美德。《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高调赞美了晋文公以诚信将卫国的事情。“晋文公攻原，裹十日粮，遂与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攻不下，击金而退，罢兵而去，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谏曰：‘原之食竭力尽矣，君故待之。’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原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归乎？’乃降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

义利观
法家先驱人物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提出：“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即从物质生活中寻求道德的根源，肯定了“利”对“义”的决定性意义。不仅如此，法家还认为道德观念会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而变化。韩非在《五蠹》篇中论述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法家坚持人们的道德水平与社会的物质基础有着直接且紧密的联系，当社会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时，人们就会行仁义、讲道德。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民众而物寡”、“争于气力”的时期，仁义道德退而居之。商鞅提出“利出于地”、“名出于战”，韩非也明确提出“务力而不务德”，否则国家将面临贫穷落后甚至是亡国的危机。法家认为儒家所谓的“爱人之心”实际上是“伤民”，而儒家那套繁杂的仁义礼节不但于民无益且有害，是暴政的发端。而法家坚持，利乃是人们的行为的唯一动因，这既是社会事实，也是社会应该倡导的原则。这与法家好利、自为的人性论思想一致，并由其沿袭而来。商鞅提在《商君书·开塞》中指出：“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总之，在法家看来，人性好利，人与人之间也是纯粹的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利”则是人的一切行为和交往的唯一动力。在这种义利观的支配下，法家思想家们也触及到了公和私的话题，法家肯定“利”，但有“公、私”之分，他们主张去私行公。法家所言的“公”是以君主的利益为大；“私”当然是指受君主统治的群众。商鞅在《商君书·修权》断言：“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因为“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他的意思是必须“任贤举能”，而不是“任人唯亲”，这样才能达到公正、公平，才不会引起争议和争夺危害君王的统治地位。慎到的《慎子·威德》中所言：“凡立公，所以弃私也。”韩非《韩非子·饰邪》里也指出：“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意在为了维护“人主之公利”，必须去私利、私欲。

思想概论编辑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5]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
法家思想
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性论评价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6]

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7]

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作用编辑

法布于众
。

依法办事
”

刑无等级

保持法律稳定
“

局限编辑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8]

法律绝对
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
法家的“强国弱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

“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

表现性质编辑
法家被认为只是在战国时期才发挥其历史作用。其实不然,中华其后二千年的政治表现都可以看到法家所表现的重要作用,其中最为显然的就是吏治。中华所谓的法治其实是强意志理论。法家的思想重心只是一种对权势的体现方式,而几乎没有重要的理念。它没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认识，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无“法”精神的律治，着重于对统治者意志的律令体现，从而助长了中华形成了权力单极的社会形态，政治强盛而民间力量无有。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古代中华的人的权力被极大的压迫。而且人民也有被压迫的意识，使得中国的国民性极其的淡漠，在近代战争中表现出无国家性的麻木。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可以说是法家所刻意打造的，也是它对政治建设的最大功绩。可惜它是反面的。

法治的意义编辑
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其实，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现代法治借鉴的东西。法家的法治也有诸多负面性。

法律万能主义
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法律专制主义
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王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极权主义
诸子百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法家也不例外。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法家认为是农战。

重刑主义
在法家看来，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止犯罪的根本，可以导致“无刑”。“

㈢ 法家学派的伦理思想

法家思想内容丰富，结构较为完整，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带有普遍的成人立身标准，自古至今中国的先哲们都有所指。法家思想精英也不例外。“诚”，真心实意，开诚布公。“信”的基本含义为诚实、不疑、不欺。法家先驱管仲认为讲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如何讲诚信，他从两个方面做了阐释。首先他重诚信，把诚信纳入德行的范畴。 “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贤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攻，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卒谋之间耳。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 （《管子·枢言》）。“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圣也？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明信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祸”（《管子·四时》）。第二，管仲把诚信的道德观念拓展到刑罚和军事领域中。他分别在《管子·权修》、《管子·版法解》和《管子·九废》中指出：“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岂敢为之乎？”；“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之”；“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而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此兵之三暗也。”
吴起和商鞅等改革派，把诚信置入改革措施中，在倡导践行变法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诚信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是靠诚信为变法打基础，他懂得用诚信赢得民心，从诚信入手树立改革者的形象。吴起靠诚实守信受到老百姓的拥护，维护了自己的道德形象。《吕氏春秋·慎小》记载：“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如邑中如前。邑入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有描述：“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既具，未市，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吸取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诚信观念，崇尚信，宣扬信，首先，他为功利而信。《韩非子·难一》有记载：“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不必无兽；以诈谕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也。’”第二，韩非不吝美言，颂扬诚信美德。《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高调赞美了晋文公以诚信将卫国的事情。“晋文公攻原，裹十日粮，遂与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攻不下，击金而退，罢兵而去，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谏曰：‘原之食竭力尽矣，君故待之。’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原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归乎？’乃降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 法家先驱人物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提出：“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即从物质生活中寻求道德的根源，肯定了“利”对“义”的决定性意义。不仅如此，法家还认为道德观念会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而变化。韩非在《五蠹》篇中论述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法家坚持人们的道德水平与社会的物质基础有着直接且紧密的联系，当社会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时，人们就会行仁义、讲道德。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民众而物寡”、“争于气力”的时期，仁义道德退而居之。商鞅提出“利出于地”、“名出于战”，韩非也明确提出“务力而不务德”，否则国家将面临贫穷落后甚至是亡国的危机。法家认为儒家所谓的“爱人之心”实际上是“伤民”，而儒家那套繁杂的仁义礼节不但于民无益且有害，是暴政的发端。而法家坚持，利乃是人们的行为的唯一动因，这既是社会事实，也是社会应该倡导的原则。这与法家好利、自为的人性论思想一致，并由其沿袭而来。商鞅提在《商君书·开塞》中指出：“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总之，在法家看来，人性好利，人与人之间也是纯粹的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利”则是人的一切行为和交往的唯一动力。在这种义利观的支配下，法家思想家们也触及到了公和私的话题，法家肯定“利”，但有“公、私”之分，他们主张去私行公。法家所言的“公”是以君主的利益为大；“私”当然是指受君主统治的群众。商鞅在《商君书·修权》断言：“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因为“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他的意思是必须“任贤举能”，而不是“任人唯亲”，这样才能达到公正、公平，才不会引起争议和争夺危害君王的统治地位。慎到的《慎子·威德》中所言：“凡立公，所以弃私也。”韩非《韩非子·饰邪》里也指出：“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意在为了维护“人主之公利”，必须去私利、私欲。

㈣ 诚信重要性

1、齐家之道

唐代著名大臣魏徵说：「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只要夫妻、父子和兄弟之间以诚相待，诚实守信，就能和睦相处，达到家和万事兴的目的。若家人彼此缺乏诚信、互不信任，家庭便会逐渐四分五裂。

2、交友之基

只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才能达到「朋友信之」，推心置腹、无私帮助的目的。否则，朋友之间充满虚伪、欺骗，就绝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朋友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

3、经商之魂

在现代社会，商人在签订合约时，都会期望对方信守合约。诚信更是各种商业活动的最佳竞争手段，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企业家的一张真正的「金质名片」。

(4)道德与法治之暗妒成伤扩展阅读：

诚信的相关故事

1、刘廷式坚娶盲女

刘廷式本是农家子弟，与邻女定有婚约。后离别数年，刘廷式入太学读书，并考中进士。刘廷式回乡时，准备与邻女成亲。这时才得知邻公已死，其女双目失明，家道中落。

不过，刘廷式并不因此违背婚约，还选好日子准备完婚。邻女打算退婚，她说：“我如今双目失明，形同废人，门不当户不对，怎能嫁你为妻呢？”刘廷式回答说：“既然我早与邻翁有约，岂可因翁死子疾而违背婚约？”结果，二人终成眷属，家庭和睦，并生数子。

2、宋就以诚感人

宋就曾在梁、楚交界处当县令，梁、楚边亭四周都种瓜。由于梁亭人勤劳，所以瓜长得很好；而楚亭人懒惰，所以瓜长得不好。

于是，楚亭人心生嫉妒和恼恨，在深夜践踏和扯断梁亭的瓜藤。梁亭人发现后，去请示县令宋就，认为要报复，去践踏楚亭瓜藤。

宋就即摇摇头说：“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与人结怨，是招祸的门径。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也对人家不好，这多么狭隘呢！你们如果听我的话，那应以诚感人，每夜派人暗中为楚亭浇瓜地，不要让他们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