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立法体制存在的问题

⑴ 当前新疆在法治建设实践过程中面临哪些突出问题

我国依法治国存在的问题
（一）公民法律素质有待提高
现阶段，我国社会成员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法制意识欠缺，与学法、懂法、知法、用法的差距很远，民主意识不浓，法制观念淡薄的情况很严重，甚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懂法律、不学法律、知法犯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屡屡可见。执法队伍群体的职业素质较差，群众对一部分执法人员缺乏职业道德甚至滥用职权、敲诈勒索、徇私枉法的批评常见报端。
（二）法律制度不尽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新时期建设需要，我国立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但很多法律质量不高，效果不佳。许多法律、法规制定的过于笼统，法律本身的逻辑结构不严密，条文规定过于原则，在执行中缺乏可行性。在法律体系内部，由于对立法活动协调和监督不够，对某些过时的法律法规没有及时清理，造成一些法律、法规的内容相互抵触，影响法律的整体和谐。在法律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基本法和单行法之间，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之间，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还没有完全配套，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出现了“断层”和“缺项”。
（三）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不够彻底
现行党的领导体制在遇到法律和党的新政策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忽视法律的权威，体现党的意志的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经常受到某些地方党组织的干扰，这些干扰往往以坚持党的领导的名义进行，原因就在于现行党的领导体制为其提供了制度条件，其结果是法律和中央权威受到影响。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其实际权力并未完全到位，作为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行使立法权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权力资源和程序保障。根据宪法规定，行政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并接受其监督，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干预太大，因而导致一部分法律带有明显行政部门利益的色彩，使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可行性受到影响。司法机关相对独立性程度较低，抗干扰能力较差，无法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维护司法机关的公正形象。
（四）封建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我国是一个具有二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受儒家思想影响严重，人治思想还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甚至许多人民群众还习惯于某个人说了算的政治格局，特别是党的许多中高级领导干部，为了取得荣誉、职位和利益，口说法治，实行人治，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是心非，弄虚作假，欺骗百姓的现象十分严重。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是一个非常艰难复杂的过程。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模式，仅仅是走向法治的起点，真正步入法治的轨道还要做出更大更多的努力。
三、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主要措施
（一）要加强根本大法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如果宪法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要求会流于形式。现行《宪法》是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可是它是否真正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级党组织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的根本活动准则，也就是说，使宪法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成为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还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首先要加强对根本大法的宣传力度。使广大人民群众深知维护宪法的极端重要性，增强宪法意识，依据宪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要严格执行宪法。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重要的是各级党政机关带头落实宪法规定。
（二）要加强党的建设
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领导核心。依法治国，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党的领导体制，使之与依法治国的要求相适应。党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和国家机关发生关系，在此基础上要形成制度化的法律关系，依法对国家实施领导。必须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认真研究现行党的领导体制与依法治国的矛盾，改革现行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探索党的领导的实现方式。
（三）要加强法制建设
进一步完备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力求做到：一要层次分明。按照调整不同类别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自身的重要性，决定不同层次的立法；要把调整同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尽可能集中在一部法律或法规之中，避免不同法律、法规调整范围的交叉、重复；要集中精力先把各个法律部门的主要法律制定出来，形成整个法律体系的框架。二要体系完整。凡是本系统的法律，要加以分门别类，有纲有目，完备齐整。既要有根本法，又要有单行法；既要有实体法，又要有程序法；既要有国内法，又要有国际法。总之，凡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规章都要一应俱全，不留空白。这不仅是保证法律的统一性，适用的可行性和整体的功能性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和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三要体例统一。这是就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外部结构形式的规格、标准而言。如法律的名称、制定机关、发布机关、发布日期等，力求规格一致，标准统一，科学化、规范化、定型化。这样，对于全国各种表现形式的法律、法规、规章，只要从名称上就可将其内容、适应范围和效力等级看得一清二楚。

⑵ 目前中国环境法的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中国环境法的发展存的问题：
第一，环境法发展较慢，在环境立法形式和内容等方面类似于前苏联的环境法。
第二，环境法以自然资源法或自然保护立法为主，防治环境污染方面的法律较少。
第三，环境法规的效力等级或立法级别较低，主要是一些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
第四，环境资源法规比较零星分散，内容比较原则、粗糙，法规的可操作性、可执行性较差，很少正规化、程序化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自然保护和污染防治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环境立法和执法还没有以现代环境科学理论和环境保护思想作指导。

⑶ 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我国行政立法现存的问题
（一）行政立法缓慢，严重滞后，不能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
尽管建国以来我国颁布了大量的行政法规、规章，但由于现代社会行政管理事务的日益繁杂，且变化迅速，我国的行政立法远远跟不上实际需要，在许多领域还存在法律空白，给依法行政带来困难，同时也给违法者以可乘之机。例如，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有些法规、规章中又没有最起码的程序和时效要求，造成行政机关依任意程序行使权力，或非法设置重重程序壁垒，故意刁难相对人，甚至玩弄程序为己敛财聚资，严重阻碍着依法行政的实现。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在某些经济管理领域还存在以政策代法律的情况，这种状况在短时期内是在所难免的，但必须尽快改善，以适应依法行政的需要。
（二）行政立法体制不健全，缺乏法制必须统一的观念。
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是根据权力机关的授权而进行的，属从属性立法，必须以宪法、法律为依据，不能与之相抵触，否则无效。同时上下级规范性文件之间也应和谐一致，级别低的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能同级别高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正如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1]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制定规章，[2]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3]
现行中国立法体制关于行政立法权的归属，已形成基本完善的制度，但是，关于立法权限的划分尚无统一、明确、具体的规定。各立法主体间立法权限划分不明确，政府各部门都认为自己享有立法权，都自作主张地制定规范性文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法律冲突问题，最为明显的是部委规章与地方性法规冲突，甚至地方性法规与国务院的规定不一致，使国家的法制统一遭到了破坏。
（三）行政立法程序缺乏民主性。
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立法程序，所有的只是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和一些省市自行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程序规则。据此，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大体是：规划、起草、协商和协调、审查、通过、审批和备案、公布等。从总体上说，这些程序基本属于内部程序，它的公开程度远未达到现代行政法制的要求。从内容上看，它主要涉及行政机关内部在立法工作上的协调，基本上是协调行政机关内部在立法上的相互关系，与行政机关外部无多大关系，没有公告于民众，更没有征求利害相关人意见的程序要求。因此说，规范性文件多是行政机关单方面作出的决定，缺乏民主性。
（四）缺乏对行政立法的有效监督。
行政立法权的行使非常重要，但对这种权力的行使有一个完备监督程序更为重要。我国在监督行政立法方面并无有效程序，可以说，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的种种问题都与此有关。在监督程序方面，我们同样偏重于内部监督，如审查、通过、批准和备案，这些都属于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自我评价。严格地说，行政机关的立法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取得普遍约束力，不能只由行政机关系统内部评价，它需要行政机关外部有关的第三者实施客观的审查和监督。我国宪法赋予权力机关撤销行政机关违法和不正当的法规、规章的权力，但这种监督并没有完整的程序予以保障，有名无实，难以落实。我国目前的法律只赋予人民法院对行政立法一定的审查权，但无撤销权。由此可见，行政立法在监督程序上缺乏有效性，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制度需要完善。

⑷ 中国现行立法体制国情

中国现行立法体制，根植于独特的国情之中。

首先，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的法律是人民意愿的体现，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代表全国人民最高意志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统一管理全国的立法工作。这些法律旨在反映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确保立法本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其次，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区、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立法并不能解决所有复杂问题，需要在分权方面有所考虑。除了中央制定的基本法律，还需要允许行政、地方和特殊区域制定相应的法规，以适应各地特定的需求。

中国经济结构中，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政治上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些特点决定了立法体制既要保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又要鼓励多方参与，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促进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的建设。

历史经验显示，1954年宪法的立法集权原则曾有助于国家统一，但过度集中导致了问题。因此，适度的分权立法制度显得必要。随着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兴起，立法需求日益增多。近年来，通过改革立法体制，实现了立法效率的提升，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最后，中国独特的国情，尤其是历史积淀，要求立法体制中包含一定程度的分权，以适应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

中国现行立法体制是特色甚浓的立法体制。从立法权限划分的角度看：它是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分权的，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统一领导，国务院行使相当大的权力，地方行使一定权力，是中国现行立法权限划分体制突出的特征。

⑸ 什么是税收立法体制

税收立法体制是指中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以及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之间有关税收立法权划分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在这一范畴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范畴：横向税收立法体制、纵向税收立法体制、集权模式、分享模式等。
税收立法体制的种类
根据行使立法权主体及行使立法权的层次不同，世界立法体制分为单一的立法体制、复合的立法体制和制衡的立法体制三种类型，相应地，税收立法体制也可以划分为同样的三种类型。了解了一般的立法体制，也就了解了税收立法体制。

l.在纵向效力从属关系上要合理、适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限。我国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按照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维护国家宏观调控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的原则.在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上做到合理分权.适荣建华：关于我国税收立法体制的探讨度下放。具体而言，就是主要税法.包括税收基本法、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如关税、消费税、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等税种的实体法.以及税收征收管理、税务处罚、税务行政复议、税务代理、发票管理等主要税收程序法的全部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对于地方.可在若干限定条件下经全国人大授权，赋予地方对地方性税收法规的立法权；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地方立法程序制定一些加强地方税收征管的规章 在若干限定条件下赋予地方开征新税种的权力.既体现在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又反映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还可以改变目前许多地方因为没有开征新税种的权力而变相地开征一些具有税收性质与作用的“费”和基金的做法
2.在横向协作分配关系和立法形式方面，合理划分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税收立法权限。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为提高我国税收立法级次，我国的主体税法应全部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制定相应的税收法律。对目前尚未制定税收法律的主体税法(如关税、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农业税、社会保障税、资源税、税务代理法)，按照《立法法》的规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制定行政法规。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和范围，国务院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税收行政立法权。授权立法的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及时制定税收法律。制定法律后，相应税收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尽管有许多人提出应当尽快完成立法手续，但至今这些税收条例依旧只是行政法规.而未上升为法律。这就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充分发挥监督职能，严格按照《立法法》规范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税收立法权方面的关系.尽快提高税收立法级次和税收立法质量。
参考文献
1.0 1.1 荣建华.关于我国税收立法体制的探讨.天津财经学院法学系.天津商学院学报2001年21卷4期

⑹ 谈谈目前我国法律在维护公民基本权利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目前我国法律在维护公民基本权利方面，主要还存在以下问题：现行有关公民权利的立法较粗，可操作性较差；有的立法违宪，立法空白不少；对公民宪法权利保护不力，执法犯法问题突出。

目前，我国公民宪法权利状况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与现代法治社会的目标相比，尚有不小的差距，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现行立法较粗，可操作性较差

1、受教育权。虽然已出台《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一整套法律法规，但由于立法较粗，可操作性较差，所以，仍然难以保证公民的受教育权。

2、劳动权。虽已出台《劳动法》及相关法规规章，但由于立法不完善、不详尽且缺乏刚性，因此，劳动权保护方面问题较多。

3、获得国家赔偿权。虽有《国家赔偿法》，但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尽管国家机关对公民的侵权行为时有发生，但受害人获得国家赔偿却十分艰难。

4、选举权。《选举法》由于立法较粗，缺乏民主性、公开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因此难以保障公民的选举权。

二、有的立法违宪，立法空白不少：

法分良恶，并非越多越好。限制公民权利、增加公民义务的法越多，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就越受到限制，甚至会化为乌有。如《选举法》规定了市民比农民有更高的政治地位。这与《宪法》确立的公民平等权相矛盾，它不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它以法律形式加深了我国二元社会的鸿沟。又如《集会游行示威法》设置了严格的行政审批程序，又缺少司法审查程序，政府主管部门不批，申请人没辙。因此，该法等于变相剥夺了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宪法权利。

保障公民宪法权利方面存在不少空白，比如平等权方面：一是农民与市民不平等。除前面提到的选举权、受教育权农民与市民不平等之外，在就业、就业前培训、获得物质帮助、社会保障等权利方面，农村都是被遗忘的角落。在户籍管理、担任公职等方面，农民都受到歧视。其他的如：外地人与北京人不平等。中国人与外国人不平等。根据《宪法》，本国公民比外国人有更多的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在我国投资的外国（境外）资本家都有比中国百姓多得多的特权。

批评、建议权和申诉、控告、检举权是《宪法》第41条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但由于立法上的空白和体制上的原因，在没有人身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谁敢批评、控告、检举官府和官员？

三、对公民宪法权利保护不力，执法犯法问题突出：

1、公民财产权。在现实生活中，公民财产权遭侵犯的事俯拾即是，如各地的强拆。

2、住宅权。在现实生活中，侵犯公民住宅权的不乏其例。如追捕犯罪嫌疑人或逃犯时，不分轻重缓急，破门而入、突闯民宅的司空见惯。

3、人格尊严权。有的“三资”企业像个监狱，工人们像囚犯。

4、人身自由权。目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非法搜身。二是超期羁押。三是非法拘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