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政府建设面临的问题

A. 寤鸿炬硶娌绘斂搴滃簲璇ユ敞鎰忎簺浠涔堥棶棰橈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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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何建设法治政府

建立法治政府总的目标包括：建立职能明确而有限、法律统一、透明廉洁、诚实信用、便民高效的政府。法治政府是有限政府。职能明确而有限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第一要求，明确并限制政府职能是建设法治政府首要的也是关键的一步。政府职能没有约束，没有限制，政府的职权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其初衷良好，但实践证明是力不从心的，造成了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却管了许多，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限制了政府职能有效地发挥，造成了政府的低效率。法治政府的建立必须牢固树立“凡未经法律禁止的，都是许可的”观念来替代“凡未经法律允许的，都是禁止的”观念。将于今年7月1日施行的《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职能作了严格的限制，并且为如何限制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提供了一整套可操作的办法。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行业垄断、地方保护，行业和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了法制不统一和政令不畅。建设法治政府必然要求改变这一现状，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真正做到“全国一例”、“全省一例”。透明廉洁是建设法治政府的一个更高要求。透明的政府也指阳光下的政府，要求政府保证公众充分的知情权以及这种知情权行使的可能性和社会公众通过知情权来行使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权。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透明是政府廉洁的保证，没有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温床，也正因为政府的透明保证了这种监督的可能性。诚实信用是对政府信用的要求，是法治政府的更高一层的含义。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也是社会公共权力的执行者。政府的失信，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使政府失去公信力，甚至将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以及大量政府侵权行为的发生，民事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便民高效是法治政府所应具备的基本内容。便民与高效相互促进，政府管理社会在便民的前提下去保证高效，而不能盲目的追求高效而忽略了便民。

C. 如何提高建设法治政府

建设法治政府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是走依法治国的道路，依法办事、依法管理、依法行政。

D. 政府如何突破法治政府建设的瓶颈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对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具有示范带动作用，要率先突破。率先突破法治政府建设，首先这是从政府的行政地位来考虑的。

在我国，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机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依法管理地方事务，负责执行或保证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可以说，它们是法律法规制定和实施的重要主体。再者，从职能上看，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守护者，更是服务者。

如何突破法治政府建设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最主要的要求就是依法行政。各级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所有权力都来源于法律，都是由法律明确规定。要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健全政府守信践诺机制，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律首先要明确好政府的职能界限，并对政府以及下属部门的执法行为和范围进行细化、规范。

E. 如何坚持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一、建设法治政府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
对如何治理国家，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探索。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迄今为止，法治是治理国家最好的模式。“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无不奉法治为治国之道。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期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治理国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曾走过一段弯路，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党的十五大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埋贺上，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要求，适时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以此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这一治国方略写入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予以保障；党的十六大又将依法治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社会是法治社会，政府是法治政府。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立法治国家，依法行政的目标必然是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就是用法律来规范、约束政府。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把坚持依法行政作为本届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之一。为了更扎实、更有成效地推进依法行政，国务院在集中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智慧的基础上，研究制定消锋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
（一）建设法治政府是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战略思想。为了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我们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本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形势对我国总体有利，我们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环境。国内也具备加快发展的条件，经过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在新的形势下，要加快发展，尤其是经济要上一个新台阶，需要认真研究解决四个问题：一是降低经济活动中的行政管理成本；二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创业积极性，利用各种制度和机制构建一种只要付出辛劳就能获得成功的社会预期；三是打破因行政管理而形成的垄断，以更加合理、高效地配置资源；四是维持统一、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确保政令畅通，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制裁。就政府而言，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转变职能、改革体制、从严治政、依法行政。在我们这样弯桥派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有待进一步协调，更需要厉行法治，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来解决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与矛盾。总之，要加快发展，要富民强国，就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作为政府的基础性、全局性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法治政府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二）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基于民意、依靠法律实施统治，是当代政治统治的最为普遍的准则和规律。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第一，确保我们的政权不变质、不变色，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首要任务。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由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如果我们不能摆正自己与人民的关系，不能正确对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人民的公仆就可能变成人民的主人，人民的权力就有可能转化为个人的权力，由此就会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甚至站到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就会产生消极腐败现象。行政权力在本质上是非平等的，是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公共力量，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维护公共利益最有效的工具，又可能成为侵害公民个人权利最严重的手段。同其他权力一样，行政权力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力，其本意是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分配，其主体在本质上应该是非人格化的（这一点与权利是不同的，权利的主体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人格化的，这样才能使支撑权利的利益在取得、分配和维护上落到实处）。但是，行政权力在运作过程中，又必须靠有意识、有利益偏好的特定人来行使，因而又有一种本能的人格化倾向。这种倾向是行政权力往往成为谋取私利的主要根源。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要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确保行政权力的设立和运作真正顺民心、合民意，真正做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第二，提高执政能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政府工作涉及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诸多方面，任务繁重，要求很高。政府既要维持社会秩序、提高管理效率、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及时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又要公正执法、尊重并充分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行政决策和行政决定还要瞻前顾后、相对稳定，考虑行政管理的社会成本。这就要求我们加快推进政府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创新，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统筹协调的能力。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和依法行政的水平。总之，要完成宪法、法律赋予政府的各项职责，不负人民重托，不辱历史使命，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和行使行政权力，并以此作为提高执政能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基础。
第三，及时化解矛盾、妥善处理纠纷，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环节。随着社会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纷繁复杂、突出多变。如何及时化解矛盾、妥善处理纠纷，是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长期任务。矛盾可遇不可躲，可解不可结，可疏不可堵。政府化解矛盾、处理纠纷的总的要求是：风险分散，责任分担，瞻前顾后，及时处理。经验证明，只有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纠纷、矛盾，才能符合这一要求，才能使纠纷、矛盾的解决更具理性、更有预期，而且后遗症较少。
（三）建设法治政府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也好，依法行政也好，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对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更在于它们本身就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追求的重要价值。人们在社会中工作、生活，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理性的预期，有一个为多数人所认同、遵守的是非标准（准则）。这是人类对规范的本能渴求。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这种渴求，更多地表现在人们希望了解自己的政府是如何为大众谋利益的，明白在与强大的公权力打交道时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何不被侵犯。这是现代法治重在治“权”、治“官”的人文基础，也是现代文明得以永续发展的制度保证。因此，一个文明国家、进步的社会必须要有一套完备而又得到良好实施的法制，而且这种法制能够真正地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的取得和运作。
二、建设法治政府，必须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认真落实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是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重要政治责任。当前，需要结合实际，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制度建设质量、确保法律实施、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等方面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体制保障。为此，需要抓紧四项工作：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落实“三个优先”原则。“三个优先”原则是行政许可法确定的重要原则，其基本内涵是：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落实“三个优先”原则，首先需要认识三个问题：（1）人民的政府，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的一切事情都要政府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2）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成为一个“经济人”。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市场是第一位的，政府是第二位的，尽管市场中的一些问题有时需要超市场的力量——政府权力去解决，但总的来说，政府不能凌驾于市场之上，更不能试图改变市场的运行规则。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要善待各类市场主体。（3）社会中介组织通过自律来解决某些问题,比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来解决更有效、成本更低廉、副作用更小、更具亲和力。我们的政府要大力培育中介组织，克服两个“不放”：不放心、不放手。
第二，恪守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基础，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必须全面、准确、真实；行政机关发布的政策和作出的决定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确需改变的要尽可能给相对人合理的预期，由此造成相对人损害的，行政机关要依法予以补偿。落实这个原则，要求政府想问题、办事情务必缜密、周到、慎重，切忌出尔反尔。做到这一点，实践中会有难处，也要付出一定代价。但是，该负的责任、该承担的风险、该付出的代价是躲不过的。分散风险、分别解决矛盾总比积攒风险、集中解决矛盾要好得多。因此，遵守信赖保护原则说到底就是化解风险、分散责任的有效办法。
第三，公开透明。凡是需要老百姓知晓、执行的政策、决定，都要公开；凡是老百姓比较关注且需要他们遵守执行的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应当多听老百姓的意见。这是确保决策科学合理的保障，是决策得到老百姓认同并执行的社会基础。公开透明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行政机关的信息资源应当尽量共享。这是树立规则权威（由服从组织到服从规则的转变）、克服部门保护主义、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基础。
第四，创新管理方式。我国现行行政管理方式主要是以权力导向型管理为特征的，这种管理方式的缺点是随意、没有预期、强调命令，而且副作用大。规则导向型的管理方式的优点是比较稳定、规范、有预期且副作用小。其具体要求是：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之间，重在间接管理；在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之间，重在动态管理；在事前管理和事后管理之间，重在事后管理；在管理与服务之间，强调服务。总之，规则导向型的管理方式要求具有间接、选择、协商的特点。政府管理方式体现这一特点，就会最大程度地减少因管理方式不当而引起的问题。
三、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提高包括立法在内的制度建设质量
（一）对制度建设要有科学认识。制度建设是一门科学。制度建设是国家机关的权力活动，具有权力的一般特性；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权力，它属于决策权范畴，具有决策的一般特性和理论基础。从认识论上讲，制度建设是一种认识活动，制度建设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过程。从事制度建设工作，研究制度建设问题，必须善于认识、把握制度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规律。
第一，制度建设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这是认识、把握制度建设规律的认识论前提。从根本上说，制度是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反映，一方面，制度是依据人的主观认识来制定的，一项制度制定的好与坏，与制度建设者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制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要解决的问题）又是客观的。因此，制度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从本本、概念出发，不能搞土教条，也不能搞洋教条。
第二，制度建设是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统一。应然性是指所确立的制度应当是什么样，实然性是指所确立的制度实际上是什么样。制度建设的应然性要求：所确立的制度必须符合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必须符合人们本来的价值追求，具有公认的道德基础。制度建设的实然性要求：一切制度必须符合客观现实的需要与可能，对客观条件不具备或者目前还过高的一些要求，在制度建设中就要注意加以避免，否则，所确立的制度就会行不通，改革时期制度建设的应然性与实然性矛盾非常突出。理想与现实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也正是这一矛盾，制度才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因此，做好制度建设工作必须善于发现问题和矛盾。一方面，要力求实现制度建设的科学性，使制度符合事物的本质、规律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对一些问题由于实践经验不足，人们的认识还难以统一，可以暂不予规定，待条件成熟时再作补充。
第三，制度建设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制度所规范的社会现象是纷繁复杂的。做好制度建设工作，首先，必须善于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及个案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把握，以从中抽象出普遍使用的规则。其次，任何普遍规则都有例外，要在确立普遍规则时，妥善地规定例外，以保持制度的适用性。第三，在研究、确定规则时，对重大原则问题必须是非分明，态度明确，敢于坚持，同时又要注意照顾各种具体情况和不同意见，实事求是地灵活处理各种矛盾。
第四，制度建设是民主性与集中性的统一。多谋才能善断，体现多数人的智慧是制度优越性的表现。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基层单位、基层群众、基本群众的意见。集中性主要是把各种意见集中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二）认识、把握衡量制度建设质量的标准。衡量制度建设质量的标准，是一个复杂、动态的体系。从实际情况看，这个体系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以维护法制统一。“法不公则不善”，立法应当严格遵守宪法和上位法，避免各自为政、相互矛盾。（2）遵循并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包括该制度所调整事项的规律，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要避免一些法律规范成为影响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财富增加的绳索。（3）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任何制度都应当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多数人所认同，而不是相反。这是制度得以实施，充分发挥其效能的社会基础。（4）制度内容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内在逻辑要严密，语言要规范、简洁、准确。
（三）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应当采取的措施。
第一，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科学安排立法项目。立什么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把握立法规律。要统筹考虑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继续加强有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方面的立法的同时，更加重视有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需要明确：制度是要解决问题的，但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是主观想象的；必须是反复出现的，不能是偶然发生的；必须是普遍的，不能是个别的。对需要用制度调整的事项，也要“当时而立法”。要特别注意，不能事事都要求助于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避免法律对社会的过度干预。
第二，总结经验，把握规律，确保制度的科学性。制度建设是科学性、规律性很强的工作。只有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握规律，才能确保制度建设的质量。为此，需要处理好以下关系：（1）正确处理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的关系。制度建设必须维护公共利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同时，也要注意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做到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平衡。为此，要对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合法权益，都要切实维护。要确立这样的观念，只要是不损害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都不应受到制度的干预。（2）正确处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责任是行政权的核心。制度在赋予行政机关必要行政权力的同时，必须规定其相应的责任，并有严密的程序作保证。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确保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3）正确处理强制与引导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特别注意发挥制度的引导功能。为此，我们的制度建设要重在为解决问题提供一种供人们自己判断是非、自己承担风险、自己分配责任的规则来解决问题。要鼓励、引导市场主体之间以契约等自治形式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以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4）正确处理立足现实和改革创新的关系。当前，我们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如果制度建设不顾现实，就会行不通；如果不加区别地把现实肯定下来，有可能妨碍改革。因此，制度建设要立足现实，着眼于未来，把制度决策与改革决策紧密结合起来，体现改革精神，用制度引导、推进和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对现实中合理的东西，要及时肯定并采取措施促进其发展；对那些不合理、趋于衰亡、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能一味迁就。总之，制度建设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力求在体制、机制、制度上不断有所创新。（5）正确处理实体与程序的关系。实体与程序都非常重要，且相辅相成。当前，制度建设要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要下功夫研究如何通过设定程序制约权力的行使、保障权利的实现。
第三，改进工作方法和机制，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对制度建设的参与程度。为此，需要建立以下制度：（1）公开征求意见和听证制度。确保制度能很好地反映群众，尤其是基层群众的意见，这也是确保制度得以很好实施的基础。（2）制度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这里的成本主要是制度得以实施所需的成本。（3）专家咨询制度。（4）争议协调制度。（5）定期清理制度。这项制度旨在及时消除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提高制度的适应性。
四、建设法治政府，必须理顺执法体制、确保法律实施
法律得以顺利实施，一般取决于三个条件：（1）该法律本身是一部良法；（2）有一套比较健全的法律实施机制；（3）具有有利于法律实施的社会基础。其中，良好的实施机制是确保法律得到实施的关键。从理论上讲，法律由预期效益到实际效益客观上是递减的。因为法律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有成本的，成本支付带来的往往是效益递减。法律实施机制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整合各种成本（支付必要成本、降低甚至取消不必要的成本），以确保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将效益递减降到最低。我们现行的法律实施制度，往往重在机构的设立，而不重视机构的保障，包括人员与经费保障，更不重视法律运行机制的建设。结果是，没有机构法律效益要递减，有了机构法律效益递减有时甚至更快。因为机制不畅，就往往从增加人员上找对策，这势必增加法律运行成本；经费无保障，执法人员又往往只好“自费”执法，甚至搞“执法者养违法”。就行政机关而言，确保法律实施，需要从理顺体制、完善机制着手，抓紧以下工作：
第一，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行政执法体制的总的要求是：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1）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尽量改变“大盖帽”满天飞的状况；目前需要继续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2）减少行政执法层次，改变行政执法“上下一般粗”的状况。目前可考虑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机关实施。上下级行政机关的执法职能要分解。基层行政执法机关重在解决事实问题，上一级行政执法机关重在解决法律问题。（3）行政执法权与执法者的利益要彻底脱钩，执法经费必须予以保障。（4）下大力气建设清正廉洁的高素质执法队伍。
第二，行政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乱执法与不执法是目前行政执法中最突出的问题。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严格按程序办事。要克服“运动式”执法的弊端，纠正领导批示才执法、领导不批示就不执法的现象。要公平、公正执法，平等对待当事人，不得滥用权力。在执法过程中，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第三，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应当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要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第四，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这是确保法律实施的重要举措。这项制度的核心是：记录真实，立卷归档，公开查阅。凡作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决定以及对有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监督检查，都必须有记录，记录有签字，有关证据材料、执法文书连同有关记录都要立卷归档。归档的案卷必要时可以公开，供有关人员依照规定查阅。这有利于增强行政执法人员的历史责任感，促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兢兢业业、依法办事。
第五，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1）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积极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2）强化行政复议监督。（3）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4）强化社会监督，完善群众举报违法行为的制度，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监督。（5）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
五、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下大力气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关乎依法行政进程，关乎行政机关的形象，关乎行政权力的行使是否符合人民的意愿，关乎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养成，关乎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客观地说，法律素养的提高是一个漫长过程，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的国家更是如此。当前，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需要把握以下几点：（1）要掌握法律知识，包括宪法和宪法性法律知识，规范行政机关共同行为的法律知识，自己所从事专业的法律知识等。通过掌握这些知识，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知道手中的权力从哪里来？权力边界在哪里？（2）要提高法律意识，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与忠诚。法律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且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我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律的信仰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信仰，对法律的忠诚就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3）要培育法律思维和能力，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能用法律思维来研究情况、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法律思维就是一种权衡利弊、瞻前顾后、照顾其它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既要考虑解决眼前问题，又不能给将来埋下隐患；既要考虑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又要顾及所支付的成本；既要考虑当事人的利益，也要考虑其他相关人员的利害得失。越是情况紧急，越是问题突出，就越要用法律思维、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具备较高能力的标志。

F. 法治政府部门建设面临哪些新形势

注重法治实践的新形势，向法治政府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治权威是关键。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法治的权威。没有法治的权威，再多的法律体系也难以真正执行和落实。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我们面临着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变，把好看的法律变成管用的法治实践。这就需要：一是在政治体制上和权力配置上确保法治权威的地位。改进治国理政的方式，“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二是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强化社会监督的作用。不受监督的权力，会导致腐败。政务公开下的社会监督，有利于权力行使的及时纠偏，决定着权力运行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三是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责任追究机制，使党委和政府能够及时回应社会需求和群众呼声，使社会监督发挥其积极作用。
其次，科学立法是基础。法治政府制度体系虽已形成，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当前，行政管理领域的建规立制，往往都是由主管部门主导完成的，即所谓“部门立法”。“部门立法”有其先天性缺陷与不足，需要弥补。需要建立多元参与的立法机制，确保立法程序上的公开、参与以及监督审查。在启动立法阶段，需要充分说明立法理由。在立法过程中，保证公众的有效参与。完善立法审查机制，确立规则制定的纠错机制。另外，提高立法质量需要强化立法的可操作性，在立法过程更加注重利益的协调平衡，更加注重立法的细化和可执行性。
再次，严格执法是重点。行政执法是政府日常的行政活动，事关法律要求的实施和落实。十八大报告强调，推进依法行政，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以执法为中心的法治政府建设，应该更加注重执法的全面建设。一是配套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法律执行的过程，需要相应的配套规定和配套制度，没有细化的、辅助配套规定和配套制度，法律就难以真正贯彻落实。二是执法体制、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从执法实践看，执法体制、机制是制约行政执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没有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再严肃的法律在执行中都会被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扭曲。三是严肃执法严格执法的权力保障和体制保障的加强和完善，反特权，反干扰，遏制随意性执法和选择性执法。四是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的约束和规范。所有的法律都要人来执行，法治建设也是人在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就会有什么样的执法实践。法治建设应当更加关注人这个因素，加强对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的规范，提高队伍素质，强化责任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规范和引导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另外，政府守法是核心。政府不守法是对法治政府的严重伤害。十八大报告要求全民守法，如果政府不带头守法，不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规则和制度的实施必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让行政机关不敢违法、不能违法，确保政府依法决策、依法履责、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和关键。要重树公民对政府的充分信赖，重要的是政府机关必须首先“奉公守法”。既要“奉公”，公平公正，也要“守法”，遵守法律，不得违法行政。
最后，公正司法是保障。司法是一国实施法律的最后防线，没有公正司法的国家就不是法治国家，也不可能建成法治政府。当前，干预法院依法受理、审理诉讼案件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与政府相比，法院总体上还比较弱势，甚至有时司法机构成为政府意志的工具。因此，完善司法机构设置和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完善诉讼程序、强化司法民主和法律监督，努力提高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成为规则和制度实施的保障。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要积极支持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禁止违法干扰司法机关的司法审判活动，公正裁判各类案件，尤其是涉及政府机关的案件。支持政府机关负责人积极出庭应诉或旁听本部门的案件审判。

参考：建成法治政府面临哪些新要求
http://www.chinapeace.gov.cn/2013-03/18/content_7030867.htm

G. 如何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重点要抓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依法履行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进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强化省政府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强化市、县（区）政府执行职责。

二、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提高行政决策水平。着力规范行政决策程序，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加快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

三、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推进公正文明执法。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按照减少层次、整合队伍、提高效率的原则，全面梳理各部门执法权，合理配置执法力量，大幅减少执法种类，积极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多层执法的问题。

四、强化行政权力制约，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加强权力运行监督，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完善群众举报投诉制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权利；高度重视舆论监督，认真对待网络监督。

五、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打造阳光透明政府。按照“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工作体制机制，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六、牢固树立法治意识，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完善行政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建立法律知识学习培训长效机制，推动各级行政工作人员带头学法、用法、尊法、守法，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

(7)中国法治政府建设面临的问题扩展阅读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

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实施是当前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任务，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强调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H. 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的认识

（一）法治理论指引的滞后现象
在权威理论建构的层面，以往的法治理论在内容上还不够完善，在地位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确定。 虽然依法治国的权威理论在社会领域得以广泛传播，但是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法和其他社会规范的应然关系、贯彻法治的具体途径等重要法治理论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澄清。亚里士多德说：“法治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我们对于依法治国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则一直存在模糊认识。 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层面，法学界关于法治理论的论述要么是直接引入西方主流法治理论，要么针对中国的法治现象进行简单的解析或一对一地进行功利性对策研究。 学术成果普遍遵循“现状揭示———西方经验———中国对策”的三段论式的、过于简单的理论逻辑。 对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导向坚持与深入研究始终缺乏强劲动力。
至今，中国法学界始终没有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的、能够切实地解决既存法治问题的内生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在这个意义上，我国法治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盲目性的特征。
（二）法治道路选择的自信不足
法治中国建设推行至今，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道路的选择就是一个重大问题。 经过冷静反思，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前苏联的法治意识形态还是西方传统法治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实际上都会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假想，并不符合中国法治运行的实际逻辑。 事实证明，未经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检验的、假想的法治模式，根本无法评价乃至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 自信才能自爱，自爱才有自省。 法治中国建设首先要对中华文明持有文明自信，对中华民族持有民族自信。
其实西方法治理论早已注意到亚洲国家的“儒释道”宪政理念和政治智慧在治理国家中的精妙作用，我们自己却丢失了这份本该有的选择法治道路上的自信。 当前在法治道路上，既要防止“左”的僵化教条，又要警惕和反对右的倾向。 法学学术上的“西化”、崇洋媚外、浮华赶时髦，都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三）法治实践运行的失衡失序
中国法治建设历经数十载，在法治实践领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应接不暇的新型社会现象与法律现象使得我国立法者不得不采取“运动式”的法律移植方式来健全法律体系，尽量做到有法可依。 我们却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用近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进行理论磨合和信仰构建，这必然会造成我国法治实践在精神和行动上的“消化不良”现象，主要表现为立法不良、司法不公、执法不严、守法不诚、监督不力的失衡、失调、失序现象。 立法在内容上缺乏科学性、实用性、操作性；司法在过程中缺乏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执法在实践中缺乏严肃性、严格性、文明性；守法在行动中缺乏诚信性、主动性、自觉性；监督在落实中缺乏实效性、实质性、具体性。 “政府权力越位、错位、缺位导致微观经济活动受干预过多；导致权力寻租、行政效率低下，投资消费失衡、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法治建设的根基不牢不实
法治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法治建设一贯采取“自上而下”的建构主义模式。 学术型、精英型的立法模式与广大中国法治实践者存在着不同的话语体系，欠缺话语沟通平台的基层法治实践者只能绕过成本高昂的法治解决途径，运用老百姓自己的“智慧”寻求一套有利于法治体系外的法律规避式的潜规则。 法律规则与法治现实的脱节导致了中国法治建设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层级中的发展不平衡。 尤其是在基层领域，法治状况存在着大量的严重问题，法律制度的贯彻程度较为有限，民众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法治建设的基础不牢不实，发展很不平衡。基层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与难点。
这种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思想深处的认识基础不牢不实。 上级机关与领导人员对于法治建设的认识模糊以及重视不足，直接导致法治理念的贯彻与法治实践的推行缺乏足够的动力与支撑。二是群众基础不牢不实。法律法规虽然明存于纸上，但是无法得到广大群众的广泛认同与深入理解，许多群众不信任法律，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律。 三是基层基础不牢不实。 就总体而言，越是接近于行政级别顶端的领域和地域，法治效果越好，越是贴近基层的领域和地域，法治的贯彻就越不充分。四是行业基础不牢不实。许多行业的实际运行更加依赖行业内部的各种“潜规则”，而偏离法治的轨道，甚至排斥法治力量的介入，大搞“独立王国”。 五是法治队伍基础不牢不实。 法治的顺利推进应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专业队伍为基础，而当前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执法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整体上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准。
（五）法治的权威信仰亟待提升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源自西方，而西方世界也经历了从对法治的美化甚至神化，转而跌入法治神化破灭、“礼崩乐坏”的社会阵痛过程。 法律应该被信仰，法治应该成为社会机制中的权威力量。 中国真正的法治信仰构建的图景应当是，民众的个人价值与法治的核心价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统一性。 民众的法治信仰应该是民众内心洋溢出来的，法治权威应该是民众自愿崇拜并推崇的。
反观现实，中国法治力量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远未树立起来，人们在遇到社会纠纷与社会矛盾时往往寄希望于“托熟人”、“找关系”、“走后门儿”等非法治途径的“潜规则”，而对司法、执法等法治力量缺乏起码的信任与依赖。 在司法领域，公信力缺失的情况尤为严重。 正如澳大利亚大法官马丁所言：“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 ”长此以往，理应成为基本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就会逐渐因失去社会民众基础而被边缘化、空洞化，这无疑对法治中国建设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六）法治“硬的一手”运用不够
法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与社会治理机制，在途径和手段上既要有“软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既要有柔性的一面，也要有刚性的一面，二者都要灵活掌握、适时运用，不可偏废，共同服务于法治目标的最终实现。 忽视软和柔而片面强调硬和刚，抑或忽视硬和刚而片面强调软和柔，都是错误的。 就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的现状来看，尤其要注意，法治理不可失之于软，失之于柔，失之于弱。 对人民应爱之又爱，对敌人要恨之又恨。 对于践踏法律、破坏稳定、危及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行为，法治力量不能毫无声息、视而不见，要充满自信，该出手时即出手，并正确运用有利策略，分化敌对阵营力量。 要始终牢记，对不法分子和不法现象的姑息，就是对损害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纵容。 要坚决克服模糊认识，要有执法的底气，要充满自信、理直气壮地把专政的一手用起来，把刀把子的一手用起来。 刚性严明、严格执法与野蛮的粗暴执法泾渭分明，与现代文明并不矛盾。
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建议与对策
（一）把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到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法治中国虽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视，但是没有将其上升到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中，法治中国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待进一步加以明确。 只有将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地位明确下来，向权力机关与社会公众宣示其极端重要性，才可能真正将法治的理念与精神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联系紧密。
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中，可以考虑将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相并列，以使其获得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基础性的重要地位。 我们也可以进行充分的论述，在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高度重要性的同时，倡导将其渗透、贯穿于“五位一体”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明确提出：没有法治中国建设的顺利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就不可能获得保障和成功。 具体来说，第一，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应进一步得到提升，引起全党、全国、全社会、全体人民的高度重视；第二，要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权威的理论定位，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获得重要地位；第三，应通过各种途径，使法治活动成为每个公民工作、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走中国特色法治道路
中国的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与要求。 在学术氛围日益“西化”与部分学者盲目崇拜西方社会法治理论与经验的背景下，我们更要着重强调法治中国建设所秉持的“中国特色”。 西方社会的法治建设确有可资借鉴之处，但其成功也是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基本特点和固有属性而来的，并非依靠某种学说观点就能即刻点石成金。 “凡是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较好地坚持了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 ”
对于中国法治道路的选择，一方面，我们要拥有兼包并蓄的宽广胸怀，只要是有益的文明成果，我们都可以加以吸收与借鉴；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守“中国特色”的基本思维路径，始终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指引，紧紧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民族传统与现实状况，切实着眼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扎根客观现实，把握时代规律，不管风吹浪打，不怕说三道四，决不时髦献媚，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将中国特色法治道路坚持下去。 法学教育的课堂，学术理论的阵地，各级各类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课题确定，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等职能部门，都要切实纠正在法治道路问题上存在的偏差。
（三）全面加强符合国情的法理论建设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是对未来的理性谋划。 任何社会实践活动，没有科学的理论来加以指引，都不可能获得预想的效果。 经过长期努力，法治中国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法的理论建设还不完备，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整体上看，当前法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很多学说观点与现实存在较大的脱节，使得看似科学的法学理论及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在全面加强法的理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导向。 反思当前法理论研究现状，不难发现，“表面繁荣、实际贫困”。 空泛、繁复、玄奥、花俏、重复、媚外，缺少适合国情、自主原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们在法学研究中应充分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践出真知”的基本原则，注重法治调研与对策研究，以客观效果为归宿考量相关法律理论，全面纠正“书斋里面出学问”与盲目崇拜西方学说的理论建设思路。 法治中国建设真正需要的是内生性理论，它是从中国本土自生自发的法治现象中抽象出来，经过理论提升后形成的规律性结论。 对此，一要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具有强烈现实意义与实证效果的研究活动应给予充分的资源投入；二要加大导向力度，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充分树立注重国情和立足现实的基本导向；三要加强实证研究，鼓励现实研究与国情探索，摒弃坐而论道和崇洋媚外；四要加强基层实践调研，充分重视法治在基层的运行和影响；五要突出法治经验的提炼，及时总结与推广有益的成形机制与实际做法；六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型人才的培养、使用，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建构复合型法治人才库。
（四）重建符合中国国情、基于平衡的法学理论大厦
对于当前的法治中国建设， 我们应在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大力倡导和体现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权力与义务、权力与权力、义务与义务平衡的法理观，切实解决社会各领域严重失衡的问题。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严重失衡，都有赖于法的平衡治理。我们还应深刻地认识到，从义务法、权利法到平衡法是法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法是平衡法，平衡理论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新发展，平衡是法的总特征，平衡是法的内在力量，平衡是法的核心价值，平衡是良法的灵魂，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平衡是法的本质体现，法是平衡之法，法治是平衡之治，法学是平衡之学。 只有在平衡法理观的理念统御下的法治中国建设，才会被纳入有序发展和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五）注重立法的系统性、统一性、适用性、操作性
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任何必要环节都不可或缺。
立法的科学与完备，是良性法治过程的起点与前提。法律规定与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问题，立法后的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环节就不可能正常运转下去。 中国法治的诸多问题，均与立法缺乏科学性、操作性密切相关。 注重立法的系统性，就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将法律视为一个系统，统筹兼顾地考虑其中的每一个要素与问题。 不论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言，还是对于某一部具体法律而言，都要仔细考量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协调关系，要通过设计使其内部的各要素协调一致，共同服务于整体目标的实现。 注重立法的统一性，就是要求同级的法律法规之间以及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不能在内容上相冲突，不能在指向上相矛盾，否则就会使执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尴尬境地。 注重立法的适用性、操作性，主要是指不论法律规定本身多么符合逻辑、多么完整和严谨，如果在实践中不接地气，不能被有效适用、操作甚至根本落实不到社会生活中去，也都是徒劳无功的。 因此，密切着眼于法实践的环节，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 《劳动合同法》、《新刑诉法》、《婚姻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的遗憾。 我们必须明确反对立法上脱离实际的“精英路线”，积极倡导符合实际的“群众路线”。 对于立法主体，要设定严格标准，要求其具有实际的法治理工作经验或生活经验。 例如，简单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接触过婚姻的未婚者，怎么有能力参与到《婚姻法》的制定、修改与实施中呢？
（六）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在效果上是顺利而卓有成效的，在方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权力机关自上而下地“推行”来实现法律制度与法律治理的运行。 但事实上，更为科学与更为合理的法治模式应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密切结合，没有权力机关的主导，科学的立法无以产生，而缺失了民意的基础与民众的反馈，法治也无法得以有效推行。 因此，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要将法治事业、法律活动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要让广大民众充分理解到与切身体会到，法治事业需要他们的深度参与，法治活动需要他们的意愿来加以支持和推动，法治过程不仅仅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与执法机关来加以主导，更要由每一位社会成员来加以主导。 “要使每一项立法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维稳的前提必须是维权。 ”
如此，法治中国建设的民众基础才会不断地得以扩大，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才会更加顺利。
（七）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
法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方式，并不是独立地在社会领域与国家层面发挥作用的。 我们研究与推行法治中国建设，不能将法治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与独立的体制来进行考量，而要充分考虑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社会氛围与具体环境，处理好涉法工作部门与其他部门、法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 法治中国建设若想在社会领域得以顺利推行，其前提在于社会公众对法律拥有普遍的敬畏和坚定的信仰，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营建敬法、信法、用法的有利氛围，将法治、政策、习俗、信仰以及道德等充分加以融合，共同指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正如伯尔曼所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在以往的法治建设中，我们更多地将思路局限于法律制度建构本身，更多地争论于某项规定是否科学和合理，往往忽略了法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规范总体上在社会实践中被人们认可、接受与应用的程度。 因此，非常有必要将“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纳入今后的法治中国建设的各项工作当中，并认真对待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应是贯穿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软实力和润滑剂”。
（八）切实提高法治队伍建设的专业水准
没有一支忠诚、敬业、专业的法治队伍来践行法治，没有千千万万具有高素质和高水平的法律从业人员来操作法律，再科学、再完备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止步于各种规定之中，再宏大、再高远的法治理想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各项措施，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切实提高立法、司法、执法、法监督法教育主体的职业意识、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严格准入标准，精心进行培育，将培养、使用法律人才的目标落到实处。 同时，要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司法独立性，完善司法工作人员任用制度。
当法治中国建设事业在拥有了一支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建设队伍时，其不断进步与发展即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坚强有力的支撑。
（九）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自由裁量空间
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效推进，要靠良法的有效实行，良法的有效实行，要依赖法治主体的具体操作。 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不可能穷尽规定社会主体可实施的所有行为，不可能覆盖社会领域中出现的所有现象。 这就为法治主体的自由裁量空间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权力寻租腐败空间的存在提供了各种可能。 如果运用得当，自由裁量权能够很好地沟通形式正义和实体正义。 但是，如果自由裁量权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并未巩固，那么这种权力反而会削弱法治的力量。
对此，我们必须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法律监督者等法治主体进行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基本层面和技术层面想方设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
（十）充分认识法治中国建设的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在以往的法治中国建设中，我们往往依赖“运动式”的建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涵盖的领域十分宽广，涉及的矛盾十分复杂，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有一用百灵的灵丹妙药，只能依靠我们下定决心、脚踏实地、逐步积累、立足长远地渐进推行。 事实证明，“运动式”的法治中国建设无法实现其最终目标，而只会为形式主义、犬儒主义提供大行其道的空间。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法治中国建设不是一时的“运动”，而是一项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 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与全面性，要求我们开展的法治事业必须涵盖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群体，既要拥有高瞻远瞩的视野，又要秉持时不我待的作风，坚持法治建设要“从娃娃抓起、从现在抓起、从全民抓起、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
同时，要深入研究法治建设的特殊规律和特点，有针对性地研究、确定法治建设的具体措施和方式方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和解决，真正在取得实效上下真功夫，日积月累，长期坚持，必见成效。 具体来说，一要系统谋划法治方案，明确法治建设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主要途径、破解难题、注意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运用系统思维统筹兼顾地考量法治建设；二要下真决心与大气力，在社会舆论导向上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要性，在资源上舍得投入成本，光说不练只会空谈误国；三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充分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四要上下联动、全员发动，同时获得上层领导和基层支持的法治事业才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正确指向；五要深入探索内在规律，注重策略方法，只有准确把握规律才能全面推进法治全局，只有灵活运用策略方法才能有效解决法治问题，最终在动态平衡中引导法治中国建设事业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