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法的立法理念

⑴ 什么是社会立法

（一）社会保障法制制度的构建应与基本国情相适应
目前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实力不强,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应结合我国国情,一方面,在社会保障立项上应分重点、多层次,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并制定相比的必要的法律,依法保障实施;另一方面,要将社会保障定位在保障人们的最低生产生活要求,重点加强就业促进的保障项目,充分调动人们的就业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保障服务。

（二）由地方立法向中央立法发展，并确定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权限
目前，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大量表现为地方立法。当进入社会保障总体设计与整体推进阶段，就必须高度重视并有计划的颁布全国性的社会保障法律和法规，这是在全国范围内使社会保障法制走向统一的基本保障。

（三）树立正确的社会保障立法价值理念
有学者将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保障制度原则概括为四个方面：强制性和自愿性相结合原则；雇主责任原则；共同责任原则；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如德国社会保障的基本价值：公平与效率兼顾，自我负责和团结互助结合。因此，我国在完善社会保障法制时，要根据实际情况树立正确的社会保障立法理念。

（四）选择合适的立法模式
就国外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看，主要有三种：一是美式立法，即制定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作为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基本法。二是德式立法，即制定多部平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共同构成社会保障法系统；三是混合立法，就是在颁布有关社会保障的专门法律的同时，将另一些社会保障法的规范纳入其他法律部门，从而形成一种混合性的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王枞为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应采取以社会保障基本法为龙头，单行法律法规为主导，相关法律为补充的立法模式。首先应抓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法》，这是因为这是整个社会保障法体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也是目前最急需制定的一部法律。在此基础上，由国务院分别制定《社会救助条例》、《社会福利条例》、《社会优抚条例》等单行条例，待条件成熟时将其上升为人大的立法，最后再编撰为综合性的法典。

（五）完善社会保障法的监管机制
我们要明确划分各执法部门的职责范围，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和程序，从严执法，公正执法，建议充分调动广大市民，实施信息公开化，加强监督和监管，从而达到完善社会保障法的监管机制。

⑵ 简述社会保障立法原则

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则
1.人权保障原则。人权保障是社会保障法的立法之本。当今世界各国的宪法普遍确认了公民的生存权，规定了国家保障公民生存权的义务，因而保障基本的人权就成为社会保障法的立法依据。我国于2004年修正宪法时，首次将“国家尊重和保证人权”写入了宪法，表明中国政府对社会公民所固有的权利——人权的重视。生存权与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是维护人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物质享受权等内容。作为一名社会人，生存权是其生存的基本条件，国家应通过相关社会保障立法解决公民的温饱问题和物质需求，一方面保证公民个体能够正常的参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发展权是指个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能力获得的权利，包括学习权、就业权、社会交往权等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的价值的提升，社会保障法也越来越关注人的发展权问题，表现为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就业服务计划、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等方面。人权保障原则是社会保障法的最基本原则。
2.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原则。任何法律都应是一种普遍的规范，社会保障立法应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与需求，即普遍性原则。普遍性指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享有社会保障权，而不问其性别、种族、年龄、职业地位和信仰等。我国宪法第4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在保证所有公民平等享有社会保障权利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成员之间的阶层差别与个体差异，从而需要差别对待，即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成员制定内容有别的社会保障法律，即特殊性原则。比如，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现有构架是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优抚安置四大组成部分，我国社会保障在不同领域，将会针对不同的社会对象、层次和结构，制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比如，大体上，在社会救助层面，主要对象为贫困者;在社会保险层面，主要对象为工资劳动者;在社会福利层面，主要面对全体公民;在社会优抚层面，主要面对的是军人和军烈属。另外，由于地区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社会保障也不可能实行“一刀切”。所以，应在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下，因地制宜，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3.权利与义务相对等原则。权利与义务是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没有法律权利和义务，也就不存在法律关系。权利与义务相对等是指公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只要履行了义务就应当享受相应的权利。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因此，社会保障立法也必须遵循这种基本原则。社会保障是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与实现的。因此，每个劳动者都应该在履行规定义务的前提下，去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权利。比如劳动者必须履行劳动的义务，并按社会保险法规定的标准缴纳保险费用，才能在退休时享受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权利。
社会保障法中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是针对社会保障制度整体而言的，并不能理解为每个社会成员所享受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在数额上严格相一致。这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互济性质所决定的。另外，对于一些不具备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维护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是国家的责任，并不需要他们履行特别的义务。
4.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法律制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社会保障制度其实是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保障的二次分配，解决特定社会问题和实施相关社会政策，进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目标的宏观调控措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或者说经济发展水平是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所以，在社会保障的立法实践上，应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在制定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时，必须充分考虑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既要考虑保障国民的生活，又要顾及增强国民投身工作、参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结合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
5.集中立法原则。在社会保障出现的初期，社会保障的立法是零散的，但是这样的分散立法不利于社会保障的正常运行，社会保障立法应遵循集中立法的原则。综观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立法体系，有两种典型立法模式:一是“美国式”，即制定一部综合性《社会保障法》，作为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基本法;二是“德国式”即制定多部平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共同构成社会保障法系统，如“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等。
6.国际协调发展原则。社会保障立法在与本国本地区经济社会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要考虑与国际接轨，遵循国际协调发展的原则。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保障立法应考虑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创造处理缴费和支付待遇的国际平台，为全球劳动力流动创造条件。

⑶ 什么是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是依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定，为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而提供的救助和补贴。从广义上来说，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等。以养老保险、待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为主体的社会保险制度，是构成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社会救济是指国家对城乡困难户的生活救济。城市的困难户，是指无经济来源的鳏寡孤独和劳动能力差、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居民。农村的贫困户，是指因缺少劳动力、资金、技术或因长期生病、天灾人祸不能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农户，以及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无依无靠、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残疾人、孤儿等。此外，还包括对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灾民的救济。社会福利，是指国家为安置聋哑盲残人员和孤寡老人而兴办的各种社会事业、企业，各种社会福利基金，以及各种文化、教育、体育设施。职工福利通常也属于社会福利范围。优抚安置是国家和社会按照规定，对法定的优抚对象，如现役军人及其家属、退休和退伍军人及烈属等，为保证其一定生活水平而提供的资助和服务，是一种带有褒扬、优待和抚恤性质的特殊制度。

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险体系是在传统计划体制和低收入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特点是：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窄，保险费用来源单一，个人保险意识淡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管理和立法工作滞后；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差；社会保障基金的营运办法落后，难以解决保险基金的保值和增值等。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社会风险日益增大，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另外，据估计，我国现有60岁以上老龄人口约1亿人，预计到本世纪末达到1.3亿人， 超过总人口的1/10以上，将进入“老年型”人口国家。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安定的重大问题。因此，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对于深化改革，保持社会稳定，发展市场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⑷ 什么是社会保障立法

社会保障立法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按照立法程序而制定、修改和废止关于实施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的活动。
社会保障立法的原则
社会保障法的原则主要体现在立法的过程中，即立法原则，这是调整社会保障法律关系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它全面反映社会保障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客观要求，对社会保障法如何调整社会保障法律关系进行整体的指导和规范。

一、全面性原则
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其权威性，短期内不会随意更改。一个国家制定社会保障法规，目的是化解劳资矛盾，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关系，从而有利于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稳定。因此，制定社会保障法时要尽可能全面，避免挂一漏万。
二、普遍性原则
普遍性的基本含义是一切社会成员均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即任何一个公民在年老、疾病、失业或无法维持最低生活等生活困难发生时，有请求国家给予社会保障的权利。从世界范围来看，最早提出普遍性原则的是“现代社会保障之父”贝弗里奇，他在《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里首次建议“全面和普遍的原则”，把全体国民均作为社会保障覆盖的对象②，即要让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
三、公平性原则
社会保障法的公平优先原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保障范围的公平性，社会保障法通常不会对保障对象的性别、职业、民族、地位等方面的身份有所限制，全民保障实现的是全体国民社会保障权益的公平性，选择保障实现的亦是覆盖范围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权益方面的公平性。二是保障待遇的公平性，即社会保障一般只为国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超过基本生活保障的需求通常不能通过社会保障途径获得解决。三是保障过程的公平性。社会保障为社会成员解除了许多后顾之忧，维护着社会保障参与社会的起点与过程的公平，通过资金的筹集与保障待遇的给付，又缩小着社会成员发展结果的不公平等。
四、效率性原则
效率性原则是指在组织经营活动过程中投入资源与产出成果成正比。通俗地说，就是做某项工作时，必须首先确定付出和收获成正比。这一原则要求，在社会保障立法中要防止出现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负效应。这是因为，高福利制度体现了形式上的“公平”，却牺牲了经济效率。高福利制度导致社会保险和津贴标准提高，增加了企业产品成本，进而影响了国家对外竞争能力，同时也影响了企业的再投资，导致资金外移等一些不利的后果。
五、可操作原则
一部好的法律的重要特点就是其可操作性，制定的社会保障法规要避免仅是些原则性话语，如果不能解决实际具体问题，倒不如不制定出台或暂缓制定出台。例如，在我国，制定社会保障法要明确提出解决诸如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历史债务、基金保值增值难、统筹层次低、基金监管难、社会保险覆盖面应有多大等问题的具体建议。要把我国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实践当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加以吸收上升到法律层面，如“收支两条线管理”方法，建立“政府领导，税务征收，财政管理，社保支付，审计监督”的各职能部门分工协作机制。
六、可持续原则
一个国家制定社会保障法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一个部门的法律，而应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的，因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衔接，推进各类社会保障制度整合，共同发挥作用。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城市(镇)进程加快、就业形式多样化、经济全球化加深的大环境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要应对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养老、医疗基金支出快速增长的压力，还要面对大量农民变市民，以及被征地农民、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社会保障的问题。同时，也要考虑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与国际接轨的问题。
社会保障立法的意义
一、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
二、完善的社会保障立法体系是维护公民人权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根本保证；
三、社会保障问题的国际性，要求加快社会保障立法，促进国际交流。
社会保障立法发展的历程
一、社会保障法缘起及历史条件

社会保障法作为一种实体法，一般认为缘起于英国中世纪的济贫法。从1531年开始一直到16世纪结束，英王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规定国家对亟待救济的老弱贫民应予以救济。到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下令将以前各项济贫法令编撰补充成为法典颁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英国《济贫法》(Poor law)或称为《伊丽莎白济贫法》。但是真正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法的出现则是源自19世纪末德国所颁布的一系列社会保险法律。从1871年到1889年，德国相继颁布了《陆海军人养老金及遗属救济法》、《劳工疾病保险法》、《工伤社会保险法》、《老年及残疾社会保险法》等法律，确立了国家在保障国民生存权益方面的责任，促使社会共同责任机制的形成并得到确立；并且以维护人的尊严为前提，在保障项目上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生活需求的重点，其立法内容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险领域，重在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从而使社会成员的生存保障上升为合法权益。因此，社会保险立法的出现，才真正意味着现代社会保障立法的产生。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法之所以在19世纪末才得以产生，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工业革命的完成。虽然英国的工业革命在18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法、德、美等国直到19世纪中叶才真正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完成促成了机器化大规模生产的出现，社会财富得以大量增加，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在经济竞争机制中，越来越多的个体生产者失去生产资料，农民则失去土地，沦为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在机器生产的环境下，劳动强度增加，工伤事故不断，失业威胁增多，疾病治疗和老年生计等问题使雇佣劳动者忧心忡忡。这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危及各国政权的稳固，迫使统治者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与措施，社会保障法的诞生就是这些措施的主要载体。
第二，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寡头统治与赤贫阶级同在，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愈演愈烈，从直接破坏机器到进行集体政治行动，这些斗争迫使资产阶级思考对策。因此，社会保障法的出现也可以说是直接源于无产者的斗争。1881年11月17日，德皇威廉一世发表《黄金诏书》宣称：“社会弊病的医治，一定不能仅仅靠对社会民主党进行过火行为的镇压，同时要积极促进工人阶级的福利。”并说：“一个期待养老金的人是最守本分的，也是最容易统治的……社会保险是一种消灭革命的投资”。
第三，在历史法学派及其后续潘德克顿法学派的影响下，德国出现了法典化倾向。历史法学派出现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德国尚四分五裂，落后于其他先行工业化国家，因而该学派是作为“反现代化”的面目出现的，主张法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民族习惯法高于制定法，因而不主张法典化，但该学派的细致的法学研究却为后来的法典化打下了深厚的学术根基，培养了大批卓越的法学家。到19世纪下半叶，德国出现了统一趋势，为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历史法学派中出现了潘德克顿法学派，主张统一立法，注重对概念的分析和法律结构体系的构造，形成法典。因而，社会保险法在德国首先出现，是有其深厚的法学资源作为背景的，与当时德国法学的领先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四，生存权思想和社会改良思潮的兴起。生存权思想可以追溯至17、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诸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的天赋人权思想。生存权作为一种权利形态由德国法哲学家费希特(1762—1814)提出，他认为，人能够活，生存才有保障，这是国民应有的权利，不能生存时，他对国家有提出要求生活保障的生存权。而生存权作为法律权利，最早由奥地利空想社会主义法学家门格尔(1841—1906)在其1886年出版的《全部劳动史论》一书中提出，他认为劳动权、劳动受益权、生存权是造成新一代人权群——经济基本权的基础。社会财富的分配应确立一个使所有人都获得与其生存条件相适应的基本份额的客观标准，社会成员根据这一客观标准具有向国家提出比其他具有超越生存欲望的人优先的、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必须获得的物和劳动的要求的权利。同时，德国19世纪70年代还开始兴起名为“讲坛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桑巴特、布伦坦诺等一批知名教授在讲坛上极力鼓吹改良，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可以在不触动资本家利益的前提下逐步实行社会主义。这些教授于1872年创立了“德国社会政策学会”，明确主张劳资协调，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实施社会政策，保护劳动者正当权益，举办社会保险，缩短劳动日，改良劳动条件。他们支持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推行社会政策，直接促成了1883年几个社会保险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二、社会保障立法发展历程
社会保障立法发展历程根据立法理念的转变和各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具体实践，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济贫法阶段
它以1601年英国颁布的《济贫法》(称旧济贫法)为起始标志，直到19世纪80年代社会保险法律产生为止。如前所述，英国早在16世纪上半叶就进行了济贫立法，1601年的《济贫法》是将已有的济贫法令编撰成法典，后于1834年英国上下两院又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受英国的影响，荷兰于1854年颁布了《济贫法》。瑞典于1871年颁布了《济贫法》，还有一些国家也制定了自己的济贫法律制度。在这一阶段，立法理念在于救济与矫治贫民，立法的内容局限于救济事务，通过的立法虽然被冠以《济贫法》名称，但提供救济者仍然处于恩赐者地位，接受救济者却必须以牺牲尊严并接受奴役为代价。因此，这一阶段的立法基本上是一种对旧式慈善事业的规定，从而根本不能与现代社会保障立法相提并论。
(二)现代社会保障立法产生阶段
它以19世纪80年代德国颁布世界上第一批社会保险法律为起始标志，直到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进入18世纪中叶以后，一些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人的个人生存风险加大，由社会来承担风险的思想逐渐被接受，德国率先在19世纪8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保险立法。随后，德国的社会保险立法成为他国纷纷效仿的榜样，其影响逐渐波及整个欧洲、北美、拉美及大洋洲等地区。在欧洲大陆，波兰、挪威、意大利等先后建立了各自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英国于1908、1911年先后建立了老年社会保险与疾病社会保险制度。美国则于1935年颁布了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这是世界上首部规范多项社会保障事务的法规，具有综合性特点，在社会保障立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大洋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在20世纪初期也纷纷进入社会保障立法的第一个高峰期，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在这一时期就纷纷通过立法建立了老年、工伤、疾病等社会保险制度。智利还于1924年率先颁布了除工伤以外几乎包括了所有社会保险项目的综合性社会保险法，这部立法较美国的综合性立法还要早11年。与上述情况相反，亚洲、非洲地区的国家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却要滞后很多，这种现象与亚洲、非洲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缓慢及市场体制发育不足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现代社会保障立法成熟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立法理念的变化，社会保障立法进入了定型和成熟阶段。基本的标志有：一是立法的理念不再是单纯的社会稳定观念，而是引进了社会公平观念与普遍性原则；二是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不仅工业化国家进入了社会保障立法的又一个高峰期，亚洲、非洲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纷纷制定社会保障法律，构建实施范围有限的社会保障制度；三是立法的内容超越了社会保险而向其他社会保障领域扩展，除有关社会保险方面的立法继续得到了重视外，社会福利、国民保健及其他社会保障领域的立法均得到了重视，从而促使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成长为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独立法律部门，据此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亦能够为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全面的保障；四是一些国际组织开始出面推动全球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五是一些工业化国家根据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修订、充实了以往颁布的社会保险法律，使之走向定型，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亦能在借鉴发达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较为成熟的社会保障法律，进而促使社会保障立法在多数国家进入成熟期。因此，这一阶段的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是以整体形式(包括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社会救助法等各种社会保障法律在许多国家得以制定)和独立法律部门的面孑孔出现的，国民享受社会保障不仅成为一项基本的法定权益，而且扩大到享受现代文明进步的成果(即不再局限于基本生活保障)。
(四)现代社会保障立法的完善与发展阶段
进人20世纪70年代以后，工业化国家在社会保障立法已经定型的基础上，针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纷纷开始探索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途径，以求进一步完善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就必然需要对以往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进行必要的修订和完善。发展中国家则一方面需要制定新的社会保障法律以便建立起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同样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与国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的变化，进一步修订、完善以往制定的社会保障法律。总而言之，这一阶段还在继续发展中，但已经体现出的特色却会长期指导社会保障立法的发展。如在立法观念上，追求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基调；在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关系上，主张个人及家庭尽到自我保障责任的思想在一些立法中得到体现，这可以视为社会保障立法在某种程度上的回归，它是促使政府、社会、企业与个人合理分担社会经济发展构成压力的重要条件。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立法均进入了自我完善并与整个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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