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立法指导思想
1. 唐朝的立法思想
唐朝初期的立法指导思想。
答：（1）礼刑并用。
唐太宗李世民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魏征和封德彝辩论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以滑轿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由他主持制定的《贞观律》，就是以礼刑并用作为立法指导思想之一。
高宗李治继承“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德礼”而设的遗风。
（2）法令简约。
法令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
唐统治者认为隋朝败亡的原因之一就是法王太密，所以唐历代统治者提出“简而易从，约法之章，疏而不漏”的立法指导原则。
（3）宽仁慎刑。
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罪犯处刑采取慎段让孙重的态度。
唐统治者以隋灭亡为鉴，从长治久安的目的出发，采取宽仁慎刑的立法指导思想。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贞观律》是封建社会对同种罪行处罚最轻的法典。
问：《唐律疏议》的篇目内容。
答：第一篇《名例律》，相当于现代刑法总则，主要规定了刑罚制度和基本原则；
第二篇《卫禁律》，主要是关于保护皇帝人身安全、国家 *** 与边境安全；
第三篇《职制律》，主要是关于国家机关官员的设置、选任、职守以及惩治贪官枉法等；第四篇《户婚律》，主要是关于户籍、土地、赋役、婚姻、家庭等，以保证国家赋役来源和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
第五篇《厩库律》，主要是关于饲养牲畜、库藏管理，保护官有资财不受侵犯；
第六篇《擅兴律》，主要是关于兵士征集、军队调动、将帅职守、军需供应、擅自兴建和征发徭役等，以确保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并控制劳役征发，缓和社会矛盾；
第七篇《贼盗律》，主要是关于严刑镇压蓄意推翻封建政权，打击其他严重犯罪，保护公私财产不受侵犯；
第八篇《斗讼律》，主要是关于惩治斗欧和维护封建的诉讼制度；
第九篇《诈伪律》，主要是关于打击欺诈、骗人的犯罪行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
第十篇《杂律》，反不属于其他“分则”篇的都在此规定；
第十一篇《捕亡律》，主要是关于追捕逃犯和兵士、丁役、官奴婢握链逃亡，以保证封越国家兵役和徭役征发和社会安全；
第十二篇《断狱律》，主要是关于审讯、判决、执行和监狱管理。
问：唐朝维护贵族官员及其亲属的法定特权有哪些？
答：（1）议，即八议。
指八种人除了犯“十恶”罪以外，可以享受“议”的特权。
这八种人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
这八种人犯死罪，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审理，必须先将其所犯之罪行及符合“议”的条件，奏请皇帝，由大臣集议，最后由皇帝裁决。
（2）请，是通过上请的程序减轻刑罚。
上请者的限制比享受“议”者严格。
（3）减，指七品以上的官员及有爵位应“请”者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可以享受减刑一等的优待。
（4）赎，指应议、请、减和九品以上的官及应“减”者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刑以下的罪，享受以铜赎刑的优待。
（5）官当，指官员犯罪可以用官品和爵位折抵徒刑和流刑的刑罚。
（6）免官，指有品级的官员犯徒罪，通过免去官职折抵刑罚。
问：试述“十恶”。
答：“十恶”是以隋唐为代表的封建法律所规定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总称。
犯十恶者要受到严厉处罚，为“常赦所不原”，并不得享有议、请、减等优待办法。
一曰谋反，企图推翻唐王朝的统治，夺取皇位的行为。
二曰谋大逆，就是预谋毁坏宗庙山陵及宫阙的行为。
三曰谋叛，图谋叛国投降敌方的行为。
四曰恶逆，指殴打和杀害尊亲属。
五曰不道，犯罪者手段残忍，违背了做人的正道。
六曰大不敬，侵犯皇帝尊严的行为。
七曰不孝，严重违反孝道。
八曰不睦，即亲族间互相侵犯的行为。
九曰不义，本非血缘关系，根据名分，应遵守道义，但却被弃道义的行为。
十曰内乱，家族内部紊乱人伦的行为。
问：《唐律疏议》的主要特点。
答：（1）体例完备，结构严谨。
体例完善是说一部唐律几乎把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法律关系，都囊括其中，从而使它成为具有典型性的封建法典。
结果严谨主要表现在《名例律》和其他各篇的关系，以及律条彼此之间的照应，特别是篇目排列的次序，反映了立法者运用法律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轻重缓急。
纵观唐律篇目的排列顺序，结构严谨，一环扣一环，反映了唐代立法技术已达到相当成熟阶段。
（2）用刑持平。
首先，主刑都是采用一罪一刑，而不是采用一罪数刑的办法。
其次，唐朝处决死刑的方法比历代律典少，指有绞和斩两种。
再次，刑罚加减以从轻为原则。
最后，设立加役流，取代可杀可不杀而不杀的死刑犯。
问：《唐律疏议》的历史地位。
答：（1）唐律将秦、汉以来的法律思想和行之有效的立法、司法经验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成为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
（2）唐律不仅对唐朝封建法制秩序的形成以及保证经济的恢复、政治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3）唐律对亚洲许多国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朝鲜的《高丽律》和日本的《大宝律令》都以唐律为蓝本；
（4）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曾在古代大放异彩，在世界法律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2. 唐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
问：唐朝的主要立法。
答：（1）武德时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
（2）贞观时期的《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
（3）庸徽时期的《庸徽律》、《庸徽律疏》。
（4）开元时期的《开元律》、《大唐六典》。
（5）大中时期的《大中刑律统类》。
问：唐朝的法律形式。
答：有律、令、格、式四种。律、令、格、式，互为配合，互相补充，构成了唐王朝完备的法律体系。
律是刑事法规，相当于近代的刑法典；
令是关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
格是国家机关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据以办事的行政法规；
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
问：《唐律疏议》的结构。
答：（1）律文。即法律条文，十二篇，502条。
（2）疏议。即解释律文，三十卷。
（3）问答。作者对可能出现疑问律文的疏议部分，采用问答的方式，对问题作进一步阐释。
（4）注。作者对律文的解释比较抽象的地方，再用赎议的方式加以解释。
问：《唐六典》的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
答：《唐六典》是以唐朝现行各部门机关按卷分篇，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机构组织、职权、官员品级、编制员额、考课以及相关制度等方面的明确规定。
《唐六典》是保存至今一部最早的、完整的、具有封建国家行政法典性质的文献。在中国行政立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唐以后历代会典的编纂具有深远影响。
问：唐朝对科举制度有何发展完善？
答：（1）扩大考生来源，参加考试的由国子监和州、县学的生徒，还有不在学的自行向州、县报考，合格后由州、县举送中央的乡贡。
（2）增加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道举、童子八科。
问：唐朝科举制度的意义何在？
答：（1）打破了魏晋以来“门第”界限，改变了“上品无寒门”的现象，为中小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入仕创造了条件；
（2）为唐朝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政权，推动封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问：唐代吏部考试科举生的标准是什么？
答：（1）体貌丰伟；（2）言词辨正；（3）楷书遒美；（4）文理优秀。
问：唐代封建制五刑。
答：（1）笞刑。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十到五十下。
（2）杖刑。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六十到一百下。
（3）徒刑。刑期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
（4）流刑。里程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
（5）死刑。分绞和斩二等。
问：唐代管理犯赃罪的种类。
答：（1）受财枉法赃，是指官吏受人请求收人财物违法处断公事的行为。
（2）受财不枉法赃，是指官吏受人请求收取财物，对所请求之事并未违法处置。在量刑上比受财枉法较轻。
（3）监主受财枉法，是指官员接受下属或所管辖内百姓财物的行为。
问：唐代法律规定的其他物权的取得方式。
答：其他物权的取得，除了买卖、继承、增予等方式外，还有：
（1）山野之物的取得，以先占为取得原则。
（2）宿藏物即地下埋藏物，应与地主均分。如果是古器物，须送官府，官府给一定酬金。
（3）阑遗物，应归还原主。
（4）漂流物，先招人认领，原主要给予捞的人补偿；若无人认领，捞的人取得所有权。
（5）孳息物，应归原主。
问：唐代法律规定违律为婚的情况。
答：（1）同姓不婚； （2）非同姓有血缘关系的尊卑之间不得为婚；
（3）不准与逃亡妇女为婚； （4）不准监临官与辖区内之监临女为婚；
（5）不准良贱为婚； （6）不得妄冒为婚，如有意隐瞒身份、年龄、身体状况等。
问：“两税法”的主要内容。
答：（1）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
（2）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依照丁状和财产的多少定户等；
（3）两税分夏秋两次征收；
（4）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都取消，惟丁额不废；
（5）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粟；
（6）没有固定住所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
问：唐代的中央司法机关。
答：中央司法机关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
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与京师徒以上案件，以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
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的案件，发现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或迳行复判，死刑案则移交大理寺重审。
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也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
问：唐代御史台的组织。
答：（1）台院。参加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案件。
（2）殿院，掌纠察百官在宫殿中的违法失礼之事。
（3）察院，是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问：唐律的刑法原则。
答：（1）老、幼、废疾、笃疾犯罪减免刑罚。
（2）自首减免刑罚。
（3）同居有罪相为隐。
（4）共犯区别首从。
（5）二罪以上俱发，合并处理。
（6） 本条别有制与例不同。
（7）断罪无正条
（8）化外人相犯
问：唐律十二篇的篇名。
答：第一篇《名例律》；第二篇《卫禁律》；第三篇《职制律》；第四篇《户婚律》；第五篇《厩库律》；第六篇《擅兴律》；第七篇《贼盗律》；第八篇《斗讼律》；第九篇《诈伪律》；第十篇《杂律》；第十一篇《捕亡律》；第十二篇《断狱律》。
问：唐朝初期的立法指导思想。
答：（1）礼刑并用。唐太宗李世民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魏征和封德彝辩论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由他主持制定的《贞观律》，就是以礼刑并用作为立法指导思想之一。高宗李治继承“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德礼”而设的遗风。
（2）法令简约。法令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唐统治者认为隋朝败亡的原因之一就是法王太密，所以唐历代统治者提出“简而易从，约法之章，疏而不漏”的立法指导原则。
（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罪犯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唐统治者以隋灭亡为鉴，从长治久安的目的出发，采取宽仁慎刑的立法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贞观律》是封建社会对同种罪行处罚最轻的法典。
问：《唐律疏议》的篇目内容。
答：第一篇《名例律》，相当于现代刑法总则，主要规定了刑罚制度和基本原则；
第二篇《卫禁律》，主要是关于保护皇帝人身安全、国家主权与边境安全；
第三篇《职制律》，主要是关于国家机关官员的设置、选任、职守以及惩治贪官枉法等；第四篇《户婚律》，主要是关于户籍、土地、赋役、婚姻、家庭等，以保证国家赋役来源和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
第五篇《厩库律》，主要是关于饲养牲畜、库藏管理，保护官有资财不受侵犯；
第六篇《擅兴律》，主要是关于兵士征集、军队调动、将帅职守、军需供应、擅自兴建和征发徭役等，以确保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并控制劳役征发，缓和社会矛盾；
第七篇《贼盗律》，主要是关于严刑镇压蓄意推翻封建政权，打击其他严重犯罪，保护公私财产不受侵犯；
第八篇《斗讼律》，主要是关于惩治斗欧和维护封建的诉讼制度；
第九篇《诈伪律》，主要是关于打击欺诈、骗人的犯罪行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
第十篇《杂律》，反不属于其他“分则”篇的都在此规定；
第十一篇《捕亡律》，主要是关于追捕逃犯和兵士、丁役、官奴婢逃亡，以保证封越国家兵役和徭役征发和社会安全；
第十二篇《断狱律》，主要是关于审讯、判决、执行和监狱管理。
问：唐朝维护贵族官员及其亲属的法定特权有哪些？
答：（1）议，即八议。指八种人除了犯“十恶”罪以外，可以享受“议”的特权。这八种人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八种人犯死罪，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审理，必须先将其所犯之罪行及符合“议”的条件，奏请皇帝，由大臣集议，最后由皇帝裁决。
（2）请，是通过上请的程序减轻刑罚。上请者的限制比享受“议”者严格。
（3）减，指七品以上的官员及有爵位应“请”者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可以享受减刑一等的优待。
（4）赎，指应议、请、减和九品以上的官及应“减”者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刑以下的罪，享受以铜赎刑的优待。
（5）官当，指官员犯罪可以用官品和爵位折抵徒刑和流刑的刑罚。
（6）免官，指有品级的官员犯徒罪，通过免去官职折抵刑罚。
问：试述“十恶”。
答：“十恶”是以隋唐为代表的封建法律所规定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总称。犯十恶者要受到严厉处罚，为“常赦所不原”，并不得享有议、请、减等优待办法。
一曰谋反，企图推翻唐王朝的统治，夺取皇位的行为。
二曰谋大逆，就是预谋毁坏宗庙山陵及宫阙的行为。
三曰谋叛，图谋叛国投降敌方的行为。
四曰恶逆，指殴打和杀害尊亲属。
五曰不道，犯罪者手段残忍，违背了做人的正道。
六曰大不敬，侵犯皇帝尊严的行为。
七曰不孝，严重违反孝道。
八曰不睦，即亲族间互相侵犯的行为。
九曰不义，本非血缘关系，根据名分，应遵守道义，但却被弃道义的行为。
十曰内乱，家族内部紊乱人伦的行为。
问：《唐律疏议》的主要特点。
答：（1）体例完备，结构严谨。
体例完善是说一部唐律几乎把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法律关系，都囊括其中，从而使它成为具有典型性的封建法典。
结果严谨主要表现在《名例律》和其他各篇的关系，以及律条彼此之间的照应，特别是篇目排列的次序，反映了立法者运用法律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轻重缓急。纵观唐律篇目的排列顺序，结构严谨，一环扣一环，反映了唐代立法技术已达到相当成熟阶段。
（2）用刑持平。
首先，主刑都是采用一罪一刑，而不是采用一罪数刑的办法。
其次，唐朝处决死刑的方法比历代律典少，指有绞和斩两种。
再次，刑罚加减以从轻为原则。
最后，设立加役流，取代可杀可不杀而不杀的死刑犯。
问：《唐律疏议》的历史地位。
答：（1）唐律将秦、汉以来的法律思想和行之有效的立法、司法经验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成为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
（2）唐律不仅对唐朝封建法制秩序的形成以及保证经济的恢复、政治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3）唐律对亚洲许多国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朝鲜的《高丽律》和日本的《大宝律令》都以唐律为蓝本；
（4）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曾在古代大放异彩，在世界法律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3. 简述隋朝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是什么
通过对隋朝两位皇帝人生经历的考察，可以了解到胡汉南北融合后社会精神中所体现出的包容性使佛、道、儒三家互相影响，共同成为隋朝时期法制的指导思想。
4. 唐朝的立法与行政是怎样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实，在古代社会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发展的关键。隋唐封建社会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气象”的形成。就与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妥善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有很大的关系。
隋唐时期的法制建设，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中华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称为“中华法系”的代表。这一时期，无论是立法形式、法律内容及司法实践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鉴后世的东西。
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比较重视立法工作。并注意总结借鉴前代的立法经验与技术，使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达到空前完备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都有过不少大的立法活动，并前后继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脉相承，为隋唐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可资借鉴的良好基础。
隋唐的统治者，对立法工作比较重视。其中以修律为主的大的立法活动，进行过多次。如隋朝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一即位，就命大臣高颎等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经验，修定新律，强调要“取适于时”，贯彻宽简原则，删除前代残酷的刑罚。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审阅刑部的奏报时，发现律文还是太严密，又命苏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这就是垂范后世的《开皇律》。《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到了炀帝即位时，由于在实际贯彻中已经出现法制混乱、刑罚滥酷的情况，为了标榜宽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于大业三年（607年）颁行，即为《大业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复旧，在立法技术上逊于《开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袭隋朝的《开皇律》。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断加以调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动，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动，以修律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后期的立法活动，以编敕（皇帝下达的诏敕）和刑律统类（类似法律汇编）为主。
隋唐时期的法律形式，以律为主，同时还有令、格、式等。对于律、令、格、式的解释，史籍所载还不完全一致，综合各种解释，可以作一个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法规，但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仅限于刑事方面。从唐初法制的指导思想及唐律的规定来看，律在4种法律形式中最为稳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法规，几乎包括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赋役制等，都由令规定。③格。格是皇帝对国家机关分别颁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随时发布的敕，经过整理汇编的法规，故又称敕格。如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删定武德年间以来的敕格，定留700条，以尚书省诸司为篇名，其中有关诸司日常公务、留在司内施行的称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间特颁发州县实施的称“散颁格”。④式。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为繁多。国家的一切公务，都须依据令、格、式的规定进行。违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为，一律按“律”的规定断罪量刑。因此，这4种法律形式构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体，以此处理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是封建法制协调发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断狱》篇规定，“制敕”断罪，是“临时处分”，必须经汇编后确定为格的，才能引为断罪的正常依据，否则要负刑责。但是，制敕既能临时处分断罪问题，便是这一原则的例外。事实上，制敕对一切问题都可随时专断，这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制敕虽未被定为一种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却高于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还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还有一部《唐六典》。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亲自书写六条：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为指导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礼》的原名，大概是后人编撰的周朝的官制，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别主管治（唐玄宗写成“理”是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讳）、教、礼、政、刑、事六个方面的政务。由于这种分类法相当繁杂与困难，所以承担此任务的大臣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于开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于唐玄宗早已手书六条，故称《六典》。《唐六典》是系统地记载规定唐朝官制的政书，主要内容是关于国家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职责，以及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俸禄、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规定。有人考证后认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颁行，却又曾行用。说它不曾颁行，是指它制定后的200年问从未明诏颁行；说它又曾行用，是因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内容多见诸于中唐以前的史实，它是这一时期简化了的综合性的“史录”，在开元、天宝以后的长时期内，被唐人奉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别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表明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经验的成熟。因此，唐律不仅对后世，就是对当时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内容，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维护封建统治，巩固统治基础，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①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这是唐律的首要内容。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的法律条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严厉镇压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危及封建政权的犯罪；确保皇帝个人的绝对安全和尊严；确保皇帝独揽一切军国大权。②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如规定官员、贵族依法享有种种特权；严格划分良、贱，在婚姻、诉讼等方面加以严格区别等。③维护封建家庭的纲纪伦常。如确保尊长的权威；在婚姻关系中确保丈夫的优越地位；严惩亲属相奸等。④维护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如明确规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严惩脱户、漏口、相冒合户、私人道等行为，以保证国家控制充足的劳动力与纳税者。⑤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要求官吏必须坚守岗位，依法办事，忠于职守；必须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要求监临主司或监临主守这些握有实权的官吏，必须恪守礼法，办事必须实事求是，严禁悖礼、诈欺以及弄虚作假；严惩对军政事务的擅权、渎职行为。⑥保卫封建国家安全，惩治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行为。如强调封建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的治安秩序，严惩强盗、窃盗，惩治斗殴、伤、杀，严惩放火、决堤，维护城市和市场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还对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为，作了概括性规定，使违礼入律的所有行为，都无一能逃法网。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唐律的具体内容，就可发现，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一准乎礼”。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宽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为邦本”；礼，主要是指以封建纲常对臣民进行教化。德礼与刑罚相比较，前者是本，应为主；后者是用，应为辅。但德必须以礼为理论指导，并付诸实践。而以礼为准，赋予法的形式，或者说以礼入法，礼法结合，这个过程在汉朝便已开始，魏晋南北朝不断加以发展，日趋完善。唐律则是这种发展与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总的精神就在于贯彻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无论是《名例》篇还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十恶大罪，惩罚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纲”的行为。再如，唐律律条中，不少本来就是礼的内容，直接以礼入律。“八议”（议亲、故、贤、能、勋、贵、勤、宾）、“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宽容）、“同居相为隐”（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这些原则本来就是封建礼教的内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规定。依据礼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随处可见。又如，唐律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充分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而《疏议》具有与律条同等的效力，使礼教广泛渗透并指导律条的运用。正因为礼与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两汉以来，历久不衰的引经决狱成为多余，从而宣告终结。这也说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宽简、划一、持平。宽是宽大，简是简约。宽大主要指立法内容方面，基本要求是尽量轻刑，尽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后得到较轻处理；简约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简明，尽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内容，也使司法官便于掌握。划一，是要求法律条文精神要前后一致，该重则重，该轻则轻，不能法令不一，前后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钻。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规定不偏颇，比较适中，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减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对稳定。唐玄宗曾说：“法令不能经常变，经常变就烦琐，官吏记不住，又前后矛盾，执法之吏就会钻空子，营私舞弊。”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贯彻。唐初由房玄龄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终唐太宗在位之世，都无变更。当然，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对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修改，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严格的程序进行，否则，要算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惩处。尚书省审议修改法律，须召集七品以上京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奏报皇帝裁定。
还有，是立法技术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制定的。它充分运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经验，吸取过去的律学研究成果，以名例篇为纲，其余11篇为目，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将人们各个方面不利于封建统治的种种行为，甚至是设想可能的行为，尽量纳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议所说，唐律做到了“章程靡（无）失，鸿（大）纤（小）备举”，而律文只有502条，的确“简约”。《名例》篇与其他各篇之间的律条相互呼应，纲举目张，在同一篇中的各条之间，以及同一条中的各项之间，彼此关照。全部律条紧密相扣，可说是“滴水不漏”。至于律条的文字简要，概念明确，用语确切，逻辑严谨，疏议的理论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国古代法典中，无疑是空前的。后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进，有些则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为唐律是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点，故对于后世的封建法制有极大的影响，并且及于东亚邻国。
唐之后的五代时期，受唐律影响比较显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数与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统》，几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议》，只是将每篇律条分为若干门，在律条后附有关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请条”，对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引用唐律作为依据。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与唐律一样，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为30门，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为第一。《清律》采取明律的体例，但内容及原则基本因袭唐律。
唐律对东亚邻国的法律也深有影响。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宝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与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内容也多相似。在朝鲜，当时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诸国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寻出与唐律的源流关系。所以，如果说《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是西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典，那么，唐律至少在东亚邻国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当然，唐律对于东亚邻国封建法典的深远影响，是唐朝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对这些国家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具体方面和必然的结果。
在司法方面，对司法机构、诉讼制度、审判制度以及监狱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较明确、严格的规定。隋唐比较开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审慎用刑，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同时，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至滥用刑罚的情况。这些，从正、反两方面对当时社会发生着影响。
司法制度与执法的实际情况，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隋唐司法制度总的说来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则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时候。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构，中央以大理寺、刑部为司法机关，御史台也参与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对徒、流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之权，死罪的判决须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大理寺及州、县必须上报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审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审。御史台只是中央监察机关，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案，也参与审判或受理有关行政诉讼的案件。唐时，对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长官会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必要时，皇帝还命令刑部会同中书、门下二省集议，以示慎重。较次的案件，或各地发生的不便解送京师的大案，则派三司中的副职及其下属前去审理，称“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县行政机关兼理，但属吏较前增多。州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受理刑事案件；设司户参军，受理民事案件。县设司法佐、史等，协助县令处理民、刑案件。县以下乡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对有关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调解或裁判权，不服者可上诉至县重审，刑事案件则直接由县审判。
诉讼制度比较严格。唐律规定，告诉必须由下而上，从县、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诉，一般不许越级上诉，否则，要处罚。司法机关应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处罚。有严重冤案被压抑不能正常申诉者，可以向皇帝直诉，但有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为了防止滥诉和严惩诬告，规定告诉必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能称疑（即自己不能确定是否实有其事），与事实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诬告者则要反坐。对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任何人都必须揭举告发。对有些犯罪，则根据情况，有一些限制，有时告了反而获罪，主要是为了贯彻“亲亲得相为隐”、“卑为尊隐”、“奴为主隐”等礼教纲常。
审判制度比较严密。唐律规定，司法官在审讯时，必须首先弄清案件，仔细考察被讯对象的言辞、表情和陈述的理由，反复进行比较、考核、验证，了解有关事实。如果事实仍然不够明确，不能判断，而必须拷讯者，应立案，与有关人员共同拷讯，否则，要受惩处。罪状、证据已经明确，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据事实进行判决。在定罪量刑时，既不许“人人罪”，即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也不许“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无罪，重罪判为轻罪。否则，也有相应的惩罚。司法官断罪时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的正文，对于皇帝临时就某人某事而发布的“敕”，凡是未经编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错，也要负相应的责任。为了防止司法官因亲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规定了相应的回避制度。对于司法中的“拷讯”，也有严格限制，如拷囚不得过3次。总数不得过杖200，拷满200仍不招认者，取保暂放；依法应享有议、请、减者，均不得拷讯。孕妇犯罪应拷讯者，须等产后百日再拷，违者分别处徒、杖刑罚。案件审理完毕，凡是判处徒刑以上的人犯，应对囚犯本人及其家属宣告判决的具体罪名，允许其“服辩”，即申诉对判决的意见。如果不服，应认真进行复审。对死刑罪犯，更为慎重，其判决必须奏报皇帝，定罪执行死刑前，还要3次或5次奏报，得到皇帝的许可，才可执行。妇女犯死罪而怀孕者，须待其产后百日方能执行。
监狱的设置和管理，也比较完善。中央设有大理寺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有京兆府和河南狱，关押京都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都设有监狱，囚禁当地犯人。各监狱均设有专职的掌狱官，负责监狱管理。同时，对在押人犯应如何监禁，应上何种刑具，均有详细的规定。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看，隋唐时期比较开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办事，维护法律的统一、公正，赏罚分明，不徇私亲。如隋文帝开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则更是以此作为治国安天下的一项基本原则，他尤其强调执法要审慎，不肯轻易给人下结论，死刑三复奏、五复奏，就是由他提出并订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亲录囚徒，一旦发现冤滥，即刻昭雪。对于亲贵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惩处，不肯以私情坏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则的带动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受到赞誉的循吏、良吏，如高颎、狄仁杰等，都能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执法不阿权贵，同时注意防止严刑滥罚，平反冤假错案。这些都对当时的法制建设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宁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封建盛世在这一时期出现，与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一时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时候，又因各种因素所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赏罚不公，甚至随意变更法律，实行酷吏统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炀帝时期，往往将法律撇在一边。任意定罪论刑，滥加赏罚，以致“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使当时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唐朝的有些时期也有严重破坏司法制度的行为，如武则天当政时，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来俊臣、周兴等酷吏，滥刑滥杀，造成无数冤假错案，严重威胁到统治集团的安危，也给百姓带来灾难。到了唐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任情刑杀，中央根本无力过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诬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开杀戒，也成为常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着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许多可以垂鉴于后世的东西，如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等，都不乏现实意义。
重视法制建设，是国家安定、富强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人，往往以为在古代社会，包括封建社会，是根本没有什么法制的，全凭帝王一人独断，兴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贤明与否。其实不然，只要翻开几千年中国史，稍作仔细一点的研究，就不难得出结论，帝王的贤明与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设状况，也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秦的发家，靠的是商鞅变法，以及改法为律，健全法制，商鞅个人虽死，但秦法未败。汉代的兴盛时期也是与法制建设的良好时期相一致的。与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个时期的衰弱，又都是与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有关，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又必然引起或加剧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的和开明的统治者，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作为封建帝王，他们当然迷信个人在历史上的扭转乾坤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人民力量的厉害，意识到协调规范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目的，自然有利于统治阶级；作为国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协调各种关系的权威力量。正因为如此，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统治者，较此前历史上其他王朝的统治者，更为自觉地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这在这一时期重大的立法活动，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备，以及法律内容、原则的丰富与贴近实际需要之中，都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而这一时期社会的空前繁荣发展，自然与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的保障作用分不开。
注意宽猛相济，是中国古代的一条基本治国方法，也是法制建设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所谓宽，就是指政平刑轻；所谓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宽猛相济，是指要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该轻时用轻刑，该重时用重刑，交替使用，互为补充。当年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济宽。因为在他之前的蜀国，是刑网疏阔，政令废弛，人们不知道害怕刑罚，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终于使蜀国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国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网严酷、民不聊生的政权底子，所以应该以宽济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内容都是禁网疏阔，刑罚轻减，果然收到显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坏，其严酷程度几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后，一切废除，只是约法12条。建唐以后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网疏阔的《开皇律》为蓝本，直到《贞观律》、《永徽律》以至《开元律》，基本贯彻了这一宗旨。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趋于适中，以更好地适应治国安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文化的需要。到唐后期分裂割据，地方割据势力滥用刑罚，必然又激起民变，加深了社会动乱的程度。
妥善处理礼与法的关系，是隋唐法制建设中最有特色的一条经验。礼与法的关系，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理国家时非常重视，又一直难以处理好的一个问题。这与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国主张的影响也有关系。西汉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张以法为主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占上风，这有成功的范例，也有惨痛的教训，秦朝的兴与亡，同时证明了这两条，到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在治国方略中渐占上风，与之相应，以“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经典定罪量刑）为方式的礼、法结合的实践也开始进行。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礼与法都在不断地摩擦、碰撞之中渐趋统一。到了隋唐，特别是唐朝，则基本完成了这一结合的过程，故出现了“一准乎礼”的唐律。所谓“一准乎礼”，不是说全部礼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条文，而是说法律条文中渗透了礼教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这样的结合与统一，当然对统治阶级治国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是有利的，当然有时也有害。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唐律到底是宽还是严？有人说宽，因为它的确比前代的刑罚有明显的轻减；有人说严，因为它把本来只是违礼的言行，变成了违法的言行，把本来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变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这两说，当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综合起来看，唐律的确是宽严适中，当然这里有个立场问题，评价的标准问题。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历史问题。唐律的实践效应，也证明了它在那个时代，是宽严适中的，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然的话，它不会对后世及东亚邻国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
君臣带头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设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里指的君臣，并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对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会，君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的兴废，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们常讲封建社会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好像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实仔细品味一下，这里没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时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权、司法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在这种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质如何，他对待法律的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制建设的成败。隋唐时期法制建设卓有成效，首先与皇帝注意带头守法执法有直接关系。这里面有许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记载。法制破坏严重之时，与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关系，这同样也有许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众多臣子，对待法律的态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执法队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实施，有时，还可阻遏帝王的一些违法行为。开皇时期、贞观时期、开元时期，就是因为皇帝本人注意带头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办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国家复兴、兴盛和中兴。否则，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会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来。这涉及到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即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这一对关系中，起始和最终起作用的，还是人，不是法。因为法由人定，法由人来执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觉守法成为习惯之时，才可以做到法治优于人治或决定人治。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不能只截下一段来加以论证。
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也是隋唐法制过程中一条成功的经验，其中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个道理很明白简单，法不统一，人心不服；法不稳定，人难适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开明的君臣也好，都经常强调这一条。当然强调统一与稳定，不是不要调整与变革，只要实际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加以变通或变革时，就应该变通或变革，但这同样要依法定程序进行，否则，就会引起混乱。随意变更，朝三暮四，是历代包括当代法制建设的大忌，切不可等闲视之。
5. 唐朝前期的立法活动中,成就最大的是什么
唐太宗李世民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魏征和封德彝辩论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由他主持制定的《贞观律》，就是以礼刑并用作为立法指导思想之一。高宗李治继承“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德礼”而设的遗风。 法令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唐统治者认为隋朝败亡的原因之一就是法王太密，所以唐历代统治者提出“简而易从，约法之章，疏而不漏”的立法指导原则。 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罪犯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唐统治者以隋灭亡为鉴，从长治久安的目的出发，采取宽仁慎刑的立法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贞观律》是封建社会对同种罪行处罚最轻的法典~
6. 恤刑慎杀什么意思
第一节 隋唐统治者的立法思想 隋唐时期的律令、法规，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充分地、集中地体现着当时统治者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意志。而隋唐皇朝法律制度及律令条文的产生、形成、完善和系统化是奠定于开国建国时期的，故其中所贯彻的主要是两朝初期统治者的立法思想。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在立法思想和司法实践上所表现出的观念和做法主要有两点，一是采取宁枉毋纵、严刑酷法的威吓高压主义，即所谓的“刑以止刑”；一是采取执法有准，量刑有据的罪行法定主义，即所谓的“宽刑慎杀”。这二者虽因社会时事的变化而往往交替着使用，但殊途同归，都是要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隋初和唐初的统治者鉴于前朝覆亡的历史教训，在指导制定律令时都采用了后者。
隋文帝的立法思想 北周时，“高祖所立《刑书要制》，用法深重”，而宣帝“更峻其法”，“诛杀无度”，致使“上下愁怨”，“内外离心”。静帝年幼，隋文帝为相，“入总朝政”，立即抓住机会，利用这种情况，“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顺利地夺取了政权，建立了隋皇朝。可见，北周皇朝覆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所定律令的深峻，所施刑法的苛酷。所以，隋文帝即位后，有鉴于北周“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而亡国的历史教训，深知完善法制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从而确立了刑罚要轻、律条要疏的原则，并直接指导了隋初律令的制定。而参预具体修订律令的大臣也基本上贯彻了“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指导思想，于开皇元年所“定新律”，“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对此，隋文帝下诏加以充分肯定：“枭首�身，义无所取，不益惩肃之理，徒表安忍之怀。鞭之为用，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均脔切。虽云远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枭�鞭，并令去也。……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杂格严科，并宜除削。”较之前代，“新律”废除了许多酷刑，体现了隋文帝立法思想中较为开明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刑罚的野蛮性。“自前代相承，有司讯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车辐鞵压踝杖桄之属，楚毒备至，多所诬伏。虽文致于法，而每有枉滥，莫能自理。至是尽除苛惨之法，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而且于开皇六年特别下诏废除孥戮相坐之法。尤其在废除宫刑上，更显示出隋初立法的一大进步。古代刑罚之酷者莫过于肉刑，而肉刑之酷者又莫过于宫刑，也叫腐刑。因为施行宫刑，不仅残害人的肉体，更要残害人的心灵，所以，曾受过宫刑的司马迁悲愤他说：“诟（耻辱）莫大于宫刑”，刑罚中的“腐刑极矣！”隋代以前也曾有过废除宫刑之举，但是，“往往旋除旋复，其后盖又行之”。至隋开皇初年，这才彻底废除了宫刑。
隋文帝为稳定社会、缓和矛盾、笼络人心、维护统治而“深思治术”，把“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认为“刑可助化，不可专行”。所以，当他从审阅刑部所报狱案的数字上，发现断狱的数量还是多达上万件，“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于是又命令大臣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重新修定律令。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诞生了著名的《开皇律》，减少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余条，定留只有五百条，“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
隋文帝的立法思想，不仅贯彻于律令的文字修定中，也表现在律令的实际施行上，他多次指示对犯人的定罪处决要审慎，“命诸州囚有处死，不得驰驿行决”。又曾特地下诏说：“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决。”还规定“诸曹决事，皆令具写律文断之”。开皇六年，又严令各州担任长史以下、行参军以上的官吏，都要学习律文，定期到京城考试。并且给予犯人可进一步申诉声冤的权力，下诏“申敕四方，敦理辞讼。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如此按级上诉，直至朝堂之上，就可减少冤屈在滥的发生。
《旧唐书·刑法志》总结隋朝的立法情况说：“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政，以定律令，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因此，隋朝前期的法制是比较完善的，也较好地得以实施，这无疑对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达有很大促进。史书对此有所评论：“薄赋敛，轻刑罚”，“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虽不免有所溢美，但唐初撰修隋史的大臣如魏微等，都是隋朝旧人，曾亲身经历过，所以，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旧唐书》继续总结说：“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于亡。”隋炀帝废弃隋文帝创立的较为完善的法制，施行酷刑滥杀之法而招致了亡国。由此可见，法制的兴废对国家的盛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唐代“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 唐初统治者及时而深刻地从这正反西方面吸取教训，“动静必恩隋氏，以为殷鉴”。故在立法思想上较之隋朝更为宽松，律令修定更为完善，法制建设更为进步。
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史，始终贯穿着一种“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它的要点是以礼义教化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以刑事惩罚作为治理国家的辅助手段。就连“专任法令”、“专尚刑名”的隋文帝，也很赞同《礼记·礼运》中的话：“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而在诏令中特加引用。并说：“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要求大臣们“弘风训俗，导德齐札”。再结合前面所引的“以德代刑”，“刑可助化”，可见，隋文帝法制思想的核心仍是“德主刑辅”。而这样一种立法思想，自然会导致当时制定律令向宽松的方面发展。至于唐朝，更不例外。唐初统治者不但遵循了这一立法思想，而且还有所发展，并用以指导法制建设，从而取得封建社会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
唐初统治者在制定律令等立法活动中所持的指导思想，在魏徵等人奉唐太宗之命修撰的《隋书·刑法志》序言中有清晰的阐述：“先春风以播恩，后秋霜而动宪。是以宣慈惠爱，导其萌芽，刑罚威怒，随其肃杀。仁恩以为情性，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记》曰：‘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人有遁心。’而始乎劝善，终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罚。”就是将“礼”与“刑”合而为一，统一道德规范和刑律规范，以刑律这一暴力工具，确认并推行“礼”的规范。同时，魏征还有一段较形象的话：“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这是说，不用鞭打而能使马跑得很快，不用刑罚而能使人很服贴，是仁义教化的功能，如果失效，就用鞭打和刑罚。换句话说，先用礼义教化使人们服从封建统治秩序，然后再对那些违法犯罪者予以镇压。另外，在长孙无忌等人奉唐高宗之命所修撰的《唐律疏议·名例一》篇首也有概括的说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德礼为根本，刑罚为德礼的辅助，但决不可缺少，故能相辅相成。总而言之，目的都是用刑律的强制力量来确认和推行那些能体现封建礼教纲常的道德规范，反过来又用礼义道德的精神力量来加强刑律的镇压作用。可见，唐初统治者尽管以“礼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却丝毫没有忽视或排斥刑津的重要作用。论其实质，不外像陈子昂所说的：“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变，然后刑之。”只是先后次序不同罢了。因此上，唐初统治者摒弃了以往或持礼治、或持法治以相驳难的偏见，既兼收先秦儒、法两家的理论主张，也融和汉代以来运用礼、法两手进行统治的经验，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体系。
唐初，在“礼法并用”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所制定的律令，主要体现着礼的两个基本精神，一是君臣上下贵贱有等，一是长幼尊卑亲疏有别。就前者而言，唐朝律令根据礼教的原则，按照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给每个等级的人规定了不同的法律地位，赋予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例如，既定下“擅权”、“逾制”等罪名用来维护君臣名分，又对所有涉及到皇帝的犯罪都一律处以重罪；对于犯罪的贵族和官吏，原则上不处以刑罚，或通过“议”、“清”、“减”、“赎”及“官当”等措施，以减轻和改换刑罚，但又对于贵族和官吏的某些特定犯罪，则规定给予除名或免官、免所居官的特殊惩戒处分；一般良人与贱人犯罪同而处刑不同，家主与奴婢同样犯罪而处刑不同，从本质上区别开了良贱的大限。就后者来说，表现在律令规定上的主要有：诉讼方面，规定“同居相为隐”，子孙不许告发长辈的罪行，就连奴婢也不许告发主人的罪行，否则处以刑罚：量刑方面，规定以宗法、服制的亲疏尊卑为准则，对亲属之间的相互侵犯给予加重或减轻的处罚；尊长有绝对的财产权、主婚权、教令权，“尊长既在”，而卑幼私自动用家中的财物，对抗指定的婚姻，违反发出的教令，即处以刑罚。唐代统治者就是这样地借用法律的强制力，使礼的原则和规范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实现。
另外，“礼法并用”的立法思想，在对复仇杀人案件的处理上表现得更为具体而明显。自古以来，为亲人报仇而杀人的案件层出不穷，竟形成风尚，故也引起过封建统治者的注意。如北周《大律》中就有“报仇”的条款，而且后来又“除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但是到了唐代，仍积习不改：甚至还得到人们的同情。
例如玄宗时：张瑝张琇弟为父报仇，杀死仇人而披逮捕后，“时都城士女，皆矜琇幼稚孝烈，能复父仇”。等到兄弟俩被处死后，“士庶咸伤感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敛钱，于死所造义井，并葬瑝琇北邙”。类似之事尚多，可见此风之盛。由于此类案件单从礼的角度或单从法的角度来处理都显得很矛盾，“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所以，唐代统治者在案件处理上大都是折衷礼、法而用之。但是，“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往往是对案件临时进行集议决定，故在处分上依礼、依法的程度有所偏重罢了。例如武后时，徐元庆把杀父仇人赵师韫杀了，“自囚诣官，后欲赦死。左拾遗陈子昂议曰：‘……元庆报父仇，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然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庆宜伏辜。传曰：父仇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宜正国之典，置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时韪其言”。又例如宪宗时，“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杀仇人秦果，投县请罪。敕：‘仇复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于天性。志在徇节，本无求生之心，宁失不经，特从减死之法。宜决一百，配流循州”。
同时，在对孝子犯罪行为的处理上，也突出表现着唐统治者“礼法并用”的立法思想。例如穆宗时，有个叫张莅的人，欠下康宪的“钱米”不还，康宪索要，“莅承醉拉宪，气息将绝”。危难时刻，康宪十四岁的儿子康买得为救其父，“遂将木锸击莅之首见血，后三日致死”。司法官员报上案件，最后以皇上的名义作出判决：“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又例如文宗时，有个叫上官兴的人，因喝醉酒杀人后外逃，听说父亲受牵连被捕，于是返回自首。一部分大臣认为“其孝可奖，请免死”。文宗也认为“近于义”，下令“免死，决杖八十，配流灵州”。
不过，唐代统治者在依据“礼法并用”的原则来处理复仇杀人案件时，也有不少偏颇的事例，出入很大。如卫氏女子为父报仇，“以砖击杀”仇人，“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又如贾氏姐弟共杀仇人，“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高宗哀之，特下制……免罪。”这是依礼不依法。另外，如张琇、张瑝的复仇杀人案发生后，“中书令张九龄等皆称其孝烈，宜贷死，侍中裴耀卿等陈不可，帝亦谓然，……乃杀之”。又如余常安的父亲、叔父都被谢全所杀，十七年后，余常安终于杀了谢全报了仇恨，“刺史元锡奏轻比，刑部尚书李鄘执不可，率抵死。”这是依法不依礼。两种情况都是因为不辨其复仇的是非，不论其杀人的曲直，单凭帝王及大臣个人的意向所定。对此，柳宗元提出“穷理以定赏罚”的主张，因为“所谓仇者，盖以冤抑沈痛而号无告也”。所以，先要视复仇者有无“冤抑沈痛”的情况，如果有，“复仇可也”，是有理；如果没有，复仇便成了“仇天子之法”，是无理。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处理，“则合于礼矣”。韩愈也主张先用儒家经典来判断复仇之举是否合“宜”，如果复仇者的亲人无辜被害而死，则复仇之举合乎礼教，即可取；如果复仇者的亲人罪有应得而死，则复仇之举不合礼教，就不可取。然后，“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韩、柳二人的文章，不仅给当时的立法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而且从中可以推断，唐代统治者把礼的精神贯彻到律令中的作法有二，一是把礼的规定改作法律条文，二是直接引用礼义来说明立法的理由。
唐初统治者在制定律令的活动中，是较好地贯彻了“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立法“宽简”。唐高祖武德初年，韩仲良任大理少卿，“言于高祖曰：‘周代之律，其属三千，秦汉以来，约为五百。若远依周制，繁紊更多。……请崇宽简，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于是采定《开皇律》行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务在宽简，取便于时”。又指示主持修定律令的大臣说：“本设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为隐语，执法之官，缘此舞弄。宜更刊定，务使易知”。唐太宗即位不久，便对大臣强调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又指示主持修定律令的大臣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所以，贞观年间所定律令，“甚为宽简”，从而“比隋代旧律”，死罪减少九十二条，流罪改为徒罪的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由此可见，“宽”是相对以往律令的严苛而言，“简”是相对以往律令的繁多而言。律令严苛则民不堪命，因而力求做到刑罚宽平，以缓和阶级矛盾；律令繁多则相互抵触，因而力求做到简约明白，以防止任意出入人罪。这种思想对唐代的立法活动影响深远，直至后期修补“格”、“式”时仍遵循着。如唐文宗就曾指示：“刑法科条，颇闻繁冗，主吏纵舍，未有所征，宜择刑部、大理官，即令商量条流要害，重修格式，务于简当，焚去冗长，以正刑名”。
第二个方面是保持律令的相对稳定性。唐太宗既鉴于隋末任意废法的弊政，又认为“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即使立了宽简之法，也会变得烦苛。所以，他很重视律令的稳定性问题，曾引经据典地对大臣们说：“诏令格式若不常（恒）定，则人 心多惑，奸诈益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言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议，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这是说既不要轻易地制定律令，也不要轻易地改变律令，而一旦制定了，就要保持它的连续有效性。所以，“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迄太宗世，用之无所改变”。《旧唐书·刑法志》说“高宗即位，遵贞观故事”，高宗对维护律令的权威性、保持律令的稳定性有高度的认识。如育人于既定律令之外又撰《法例》一书，“引以断狱”，高宗就严厉批评说：“律令格式，天下通规……并是武德之际、贞观已来，或取定宸衷，参详众议，条章备举，轨躅昭然，临事遵行，自不能尽。何为更须作例，致使触绪多疑。”在修订律令条文方面，高宗所命人修定的《永徽律》及其《律疏》，前者只是太宗《贞观律》的翻版，后者只是为了加强人们理解律文的一致性而做的注释。另外，还对修改律令条文做出严格的规定：“诸称律、令、式，不便于事者，皆须申尚书省议定奏闻。若不申议，辄奏改行者，徒二年。”高宗能以身作则，其后代君主也就能遵守祖制。如《永徽律》对《贞观律》的某一处做了一个字的改动，于是在《律疏》中便作了详细说明。这以后，如在肃宗上元二年六月“刑部奏：‘谨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敕除削绞死罪，唯有四刑。每有思虑，须降死刑，不免还许斩绞。敕律互用，法理难明。……’敕旨：‘斩、绞刑宜依格律处分。’”这是当肃宗所下达的敕令与以前祖上所制定的律条，在内容上发生互相抵触后，肃宗还是收回成命而按律办事。又如在唐宪宗元和二年八月，“刑部奏改律卷第八为《斗竞》”。据《旧唐书·刑法志》的记载，以及传世的唐律，《贞观律》和《永徽律》第八卷的篇名都是《斗讼》。仅为改动篇名中的一个字，并不涉及内容，都得上报皇帝批准。唐文宗大和四年十二月，一部分司法官员请求修改律文中“议亲”、“议贵”的有关规定，文宗指示“且仍旧”，而未获通过。唐代君主对于唐代律令的自觉维护，使唐代律令相对稳定，这无疑对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保持法律效力，能够取信于民，都是有很大益处和重要作用的。
第三个方面是“恤刑”慎杀。唐高祖曾亲自审阅囚犯的案件材料，结果发现一些犯罪事实主要是因前朝的苛政、社会的动乱等客观情况造成的，于是下令“皆原之”。“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严甘罗行劫，为吏所拘。高祖谓曰：‘汝何为作贼？’甘罗言：‘饥寒交切，所以为盗。’高祖曰：‘吾为汝君，使汝穷乏，吾罪也。’因命舍之。”可见高祖是不轻易动用刑法的。贞观年间修定律令，为了以轻代重，便规定用断趾法代替死刑，随后却引起一番争论，从中可看出唐太宗很注意恤刑慎杀的问题。当时宰相房玄龄主持修定律令，而“戴胄、魏徵又言旧律令重，于是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应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寻又愍其受刑之苦，谓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断人右趾，意甚不忍。’谏议大夫王珪对曰：‘古行肉刑，以为轻罪。今陛下矜死刑之多，设断趾之法，格本合死，今而获生，刑者幸得全命，岂惮去其一足？且人之见者，甚足惩诫。’上曰：‘本以为宽，故行之。然每闻恻怆，不能忘怀。’又谓萧瑀、陈叔达等曰：‘朕以死者不可再生，思有矜愍，故简死罪五十条，从断右趾。朕复念其受痛，极所不忍。’叔达等咸曰：‘古之肉刑，乃在死刑之外。陛下于死刑之内，改从断趾，便是以生易死，足为宽法。’上曰：‘朕意以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书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后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又驳律令不便于时者四十余事，太宗令参掌删改之。弘献于是与玄龄筹建议，以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废，制为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备五刑。今复设刖足，是为六刑。减死在于宽弘，加刑又加烦峻。乃与八座定议奏闻，于是又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这样，唐太宗以流刑代替死刑，解决了因用断右趾的刑罚，实质是恢复肉刑而由轻入重的问题，达到了恤刑慎杀的目的。其后，唐太宗在亲自审阅囚犯的材料时，发现一件弟弟犯谋反罪被处死刑而牵连哥哥也要处死的案子。原来，依照旧律规定，一家兄弟中有一人犯了谋反罪，除本人要被处以死刑，而且其他兄弟也要“连坐俱死，子孙配没”。于是，太宗以此为例对大臣们说：“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何有不审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则反逆有二，一为兴师动众，一为恶言犯法。轻重有差，而连坐皆死，岂朕情之所安哉？”又命大臣们详细评议。于是，房玄龄等人对此进行了一番引经据典的讨论，得出“据礼论情，深为未惬”的结论，并议定：“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在太宗的干预下，对这条“连坐俱死”的严酷法令作了很大的修正。仅此一改，就“比古死刑，殆除其半”。由于连连废除死刑，以至出现了一年里判处死刑仅二十九人的情况，“几致刑措”。这虽然不免有所溢美，但多少也能反映出贞观年间推行“恤刑”政令的成效。尤其在对犯人的施刑和死刑的处决上，唐太宗的慎杀态度是很明确的，曾多次做出具体指示。如在贞观元年亲自规定：“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这在封建法制史上开创了九卿会审制度的先例。太宗曾在“盛怒”之下斩杀了罪不应死的人，十分追悔，便特别指示：“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即把原来在京城地区执行死刑之前必须履行”三覆奏”的复核程序改为“五覆奏”，以求在延长执刑时间的过程中再做“审思”，“庶免冤滥”。还指示：“决罪人不得鞭背。”因为“背”是人体上的重要部位，即使用“最轻”的鞭刑，也可能致人于死。另外，因刑具“皆有长短广狭之制”，对施刑的程度和范围也做了较细致的规定。高宗继承太宗的法律思想，“务在恤刑”，具体表现在对《律疏》的有关规定中。如《律疏》规定，禁止审讯犯人时一味地用刑逼供，必须“先察其情，审其辞理，反覆案状，参验是非”。如果主审法官违反此规定，对案情未加区别，“不以情审察及反覆参验”，就先用刑拷打，那么对主审法官也要处以杖打六十的惩罚。这样可大大减少因野蛮审讯，胡乱招供而产生的冤案。又如允许犯人在定案之后有申辩的权利，“囚若不服，听其自理，依不服之状，更为审详”。主审法官要根据犯人的申辩，再为之细审，如果拒不受理，也要受到惩罚。如果他审的是流罪、徒罪，就抽打六十，如果他审的是死罪，就杖打一百。这以后，唐代除武则天一朝外，各朝君主在不破坏既定律令的整体稳定性的前提下，对一些刑罚作的修改和调整，大致体现着恤刑慎杀的基本精神。如玄宗“废徒杖刑”；代宗纠正过去施行“痛杖”等杖刑，只说“一顿”而无数量限定的弊端；德宗废除原来“死罪皆先决杖”六十或一百的规定；宪宗废除“大逆及手杀人外”的其他死刑为流刑。又如文宗大和八年四月，一方面重申对犯人“不得鞭背”的旧规定，另方面又立新规定：“今年以后，每立夏至秋已前，犯罪人就州府常条之中，亦宜量与矜减。”这些都显示出轻刑化的趋势。
“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这一概括性评价，代表着前人对唐代律令的典型看法。那么，综上所述，再用这个观点来总结唐代统治者的立法思想，也可说较为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