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突出问题导向

㈠ 贵阳拟为大数据发展立法

贵阳拟为大数据发展立法

8月25日，贵阳告敬市促进大数据规范发展立法工作座谈会举行。贵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忠在会上强调，要立足贵阳大数据发展的生动实践，突出问题导向，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推动贵州、贵阳大数据发展驶入法治轨道。

据介绍，贵州省人大常委会拟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贵阳市作为贵州省目前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工作起步最早、基础最好、效果最明显的区域之一，是该法规起草主体中的重要一方。

会议透露，开展促进大数据规范发展立法敏源工作，在贵州乃至全国都是创新，对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贵州有关领导强调，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把握国家和省的有关政策，按照省、市的要求和部署，以担担子、钉钉子、扣扣子的精神，敢于试错、勇于探索、先行先试，立足于贵阳大数据发展的生动实践，突出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加强立法研究，搞清楚“大数据发展为什么要立法”、“立法规范什么”、“怎么规范”的问题，确立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尽快向省人大常委会提交一份针对性、可操作性、实效性都很强的法规草案文本，推动贵州、贵阳大数据发展驶入法治轨道。

专家指出，当前不少地方与贵阳一样，存在数据主权、收集、存储、分析、流动、保护、应用以及产业发展等方面法律法规不完善的问题。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应注重规范数据标准，推动数据开放，加强数据安全，促进数据产业发展，让大数据沿着法治化轨道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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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厦门在全国率先立法 筑牢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防护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医疗卫生人员奋战在抗疫最前线，用实际行动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但他们所面临的职业暴露风险也随之增加。

为更好保障医疗卫生人员职业安全，关心关爱其身心健康，我市出台《厦门经济特区医疗卫生人员职业暴露防护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并于2022年12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首部医疗卫生人员职业暴露(以下简称“职业暴露”)防护的专项立法，是一部回应时代需要、满足广大医务人员期盼、体现厦门特色的地方法规。《若干规定》的出台，为我市做好医疗卫生人员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法治保障。

推动医疗卫生人员职业暴露防护立法工作有什么重要意义？

提升医务人员自我防护意识 营造尊医重卫浓厚氛围

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一级巡视员姚冠华表示，医疗卫生人员是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守护者，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医疗卫生人员的职业暴露防护工作关注度越来越高,我市自2018年就开始推动医疗卫生人员职业暴露防护立法工作，“该法规已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从12月1日起施行，市卫健委也在市人大常委会的大力指导下深入参与了该法规的立法工作。”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战斗中，广大医疗卫生人员，站在抗疫最前线，职业暴露风险倍增。为了做好医疗卫生人员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提高我市公共卫生健康水平，有必要从“小切口”入手，采取“小而精”的形式，对医疗卫生人员职业暴露防护的预防、处置、保障作出补充规定，进一步筑牢我市医疗卫生人员职业暴露防护体系。

他说，该法规的实施，将有力推进广大医疗卫生人员主动学习和掌握职业暴露防护知识和技能，不断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同时也让社会更加关注医疗卫生人员职业暴露问题，营造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

《若干规定》的出台和实施对医务人员职业安全防护具有重大意义。据介绍，我国曾出台《医院感染管理办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试行）》等法律和部门规章，以保障医疗卫生人员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但一直缺少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的专项法规。《若干规定》填补了这一空白，它明确了职业暴露防护中各方主体的责任范围，从人、财和物上保障医疗卫生场所中职业暴露的防护和处置工作能够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

什么是“医疗卫生人员职业暴露”？暴露后如何界定权责？

《若干规定》共十九条 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医疗卫生人员职业暴露，是指医疗卫生人员在工作中因接触有毒、有害因素可能引起疾病、危及生命或者其他人身损害的情形，包括感染性职业暴露、化学性职业暴露、放射性职业暴露以及其他职业暴露。

《若干规定》共十九条，围绕保障医疗卫生人员职业安全，关心关爱其身心健康、维护其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突出问题导向，从明确各方职责、完善预防措施、加强应急处置、健全事后救济、落实监督责任等方面进行规范。值得一提的是，法规在全国率先从立法层面对医疗卫生人员职业暴露的概念作出界定，明确职业暴露的损害情形。

“这部法规为保障医疗卫生人员的职业安全，预防减少职业暴露伤害发生，维护医疗卫生人员合法权益提供有针对性的法治保障。”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贺菊英介绍，该法规采用“若干规定”的立法体例，坚持“管用几条写几条”的立法思路，结合厦门实际，探索制度创新，细化落实国家有关规定，为医疗卫生人员职业暴露防护工作作了具有系统性、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

“这项规定的颁布让全市广大护理工作者备受鼓舞，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关心、关注和关爱。让我们能够更加心无旁骛安心地为广大群众提供健康服务。”市护理学会理事长张锦辉说，作为一名护理人员，应该进一步加强自身防护意识，在自己的工作中认真履职，“尽一切可能做好防护，减少职业暴露的发生。”

医疗卫生机构需要做什么？对高风险岗位有什么保障？

明确各方责任 配套制度即将出台

值得一提的是，《若干规定》第四条至第十三条针对医疗卫生机构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并规定对于医疗卫生人员因身体健康原因可能受到职业暴露伤害的，或发生职业暴露，经医疗卫生机构同意，可以暂时离开工作岗位。《若干规定》要求医疗卫生机构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职业暴露防护工作制度，建立职业暴露防护培训和考核制度，鼓励为医疗卫生人员购买商业保险，为发生职业暴露的医疗卫生人员提供更多保障等。

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负责人陈兰表示，该部法规明确了政府、主管部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职责，建立了职业暴露感染的预防、处置体系；提出了对职业暴露风险较高的岗位医疗卫生人员提供定期体检和接种疫苗的服务等内容。

接下来，市卫健委将按照《若干规定》的要求抓紧出台各项配套制度，推动各医疗卫生机构履行好本单位职业暴露防护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切实加紧完善各项应急处置预案，加强职业暴露防护技能培训，及时提供疫苗接种和健康体检，确保《若干规定》各项要求落地见效，全力推动我市医疗卫生人员职业暴露防护水平再上新台阶。

小贴士

哪里最容易发生职业暴露

2016年发表的《中国医务人员职业暴露与防护工作的调查分析》一文称，全国多家医院、科研机构和研究者对全国13个省份158所不同级别医院的职业暴露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锐器伤在各类职业暴露类型中占96.76%；职业暴露人员职业分布中，护理人员占53.90%，医生占21.31%；职业暴露人员科室来源主要为普通病房、手术室、重症监护病房等；引起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器具主要为注射器、头皮钢针、手术缝针等，高危操作包括静脉注射、针头丢入利器盒、手术缝针、采血、回套针帽等。

数据

据统计，截至2021年，我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2284个（不含部队医院），其中公立医疗卫生机构722个，民营医疗卫生机构1562个。医院中，公立医院20所，民营医院45所。全市卫生人员总数达50064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40602人。卫生技术人员中执业（助理）医师16859人、注册护士17798人、药师（士）2166人、技师（士）2464人、乡村医师451人，其他卫生技术人员1093人。 （文/厦门日报记者 陈莼 图/厦门日报记者 林铭鸿）

㈢ 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可适用广东省林木林地调解处理条例吗

《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16年1月21日由省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5月1日起施行。本人就《条例》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及特色亮点进行初步的学习解读。
一、《条例》出台的背景
（一）领导重视、亲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2014年8月28日《法制日报》报道，湛江市一些市县政府在处理集体土地、林地纠纷时，居然以“双方均无权属证明”为由，违法将集体性质的土地、林地收归国有，近年来引发多起纠纷。省委《值班要情专报》第225期对此转载。省委主要领导作出“要及时研究，依法依规，提出指导意见”的批示精神，建议省林业厅、国土资源厅归纳梳理全省不同山林土地纠纷的类型，并由省林业厅牵头，联合起草《全省土地山林纠纷调解处理适用法律规范》，由省府办公厅印发全省，分类指导各地准确适用法律规章。省人大常委会领导果断行动，突出问题导向，经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条例》补充列入了2015年年的立法计划，明确由省人大主导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安排由常委会法工委牵头组织实施。《条例》的起草，省人大黄龙云主任亲自部署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时任省人大肖志恒副主任带队调研、多次提出起草重点，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进行，省林业厅领导亲自主持调处部门《条例》研讨会，出席、列席条例起草评估会等，对有些条款作出具体修改意见的批示。
（二）现行调处规章不规范，不适应新常态对调处工作的需求。
一是原《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滞后于形势的需要。目前，已实施了八年的省政府规章《调解处理办法》局限性显而易见，该《办法》存在没有规定政府处理期限，对政府确权行为的责权利、对当事人争山抢林的法律责任规定得比较模糊等问题，造成许多纠纷久调不决、成为历史积案，矛盾不可调和，引发不少的群体性事件。
二是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需要。2015年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规制度，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尤其强调落实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等方面的法规规建设。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属行政确权的范畴，是政府的一项具体行政行为。在实践中各地调处部门普遍反映，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律原则，必须对省政府规章《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予以修订，并独立升格为地方性法规，才能更好地依法执法，提高执法的权威性。通过明确制定具体执法细则、裁量标准和操作流程，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强化程序约束，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做到步骤清楚、要求具体、期限明确、程序公正。
三是部门规章存在适用范围不清问题。对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确权案件，有部分市、县相关裁决机关认为，只有土地、林地权属证书才能“依法证明争议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实例中部分规章又存在依照《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广东省林地林权登记换发证工作补充规定》等。事实上，在处理山从山林权属争议时，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应当依照林业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而不能依照国土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如混淆使用，属定性不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因此，出台《条例》，才有利于在调处实践和参与诉讼实践中，不易造成处理林地纠纷适用了处理土地纠纷的相关法规的矛盾，有利于在行政诉讼中获得“适用法律正确”的裁定，有利于当事人息诉罢访，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四是林木林地权属变迁的复杂性需要有健全法规来规范保障。从山林土地权属确权的历史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山林土地权属历经了土地改革时期、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化时期、六十年代初的“四固定”时期、八十年代初的林业“三定”时期等多次变革调整，在分分合合中，存在大量山林土地历次改革均没有确权发证，已确权发证的又大量存在界址不清、权属不明、权属凭证缺失等问题，长期以来积存了大量的山林土地纠纷。若没有健全完善而且具有强制约束的法规保障，就会导致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运用有偏差，群众的合法权益就可能受到侵害。
（三）严格立法程序，科学严谨起草《条例》。
一是成立起草小组、制定工作方案。6月3日，成立了由省人大农委、常委会法工委、省法制办、省林业厅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组成的条例草案起草小组，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并报告常委会分管领导，全面启动起草工作。
二是密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条例》起草小组通过省内外的实地调研、召开林权争议案件审判法官专题等10多场座谈会，理清立法思路，突出重点，在现行的政府规章《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修改不下10次，形成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广泛全面征求意见建议。多次向省编办、省法制办、国土资源厅、农业厅、林业厅，省法院、检察院等10多个单位征求意见，由省山林权属争议调处办征求了全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调处机构的意见，向人大代表、律师、基层实务工作者、社会人士征求意见，通过省人大公众网平台向全省社会开放征求意见，据不完全统计，《条例》出台前共征求意见达到上万条之多，起草组认真研究吸收其好的制度设计和规定内容，将主要的修改意见均已采纳吸收。
三是开展重点制度规定的试点工作。本《条例》立法项目是实操作性很强的程序性、实体性立法。为检验《条例》是否接地气、有实效，实践是最有效的检验手段。先后在选择在林情不同、山林纠纷案情不一、管理体制各异的连山、仁化、五华三县开展《条例》试点工作。着重在试行公开聘请调解员参与调解制度及按照调处依据、调处程序和调处时限等规定试行调处。通过为期三个月试行，为《条例》的完善制度创设提供了实践依据。
四是严格遵守立法规定，立法程序科学严谨。《条例》是严格通过立法的程序要求，经过科学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及《条例》草案经过吸收了中山大学等9所地方立法研究与咨询服务基地、省法学会等4个地方立法社会参与和评估中心、66位立法咨询专家等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建议，经过了6次专题论证会、表决前评估会等，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共三次会议审议后，最终于2016年1月22日提请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
因此，《条例》的出台，凝聚了省委主要领导以民为本、爱民之心、为民之要，凝聚了省人大领导敢于直面问题、为民当家作主、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凝聚了专家、学者、社会人士等积极参与立法良好法治氛围。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群众利益高度关注并极力维护，体现了政府依法行政、全力以赴推进山林纠纷调处工作，体现了全社会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同责任与担当，将进一步推动山林纠纷调处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建设。
二、《条例》主要内容
《条例》共有六章五十七条，对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原则、调处依据、管辖与受理、调处程序、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作了规定。与原《办法》相比，增强新内容、创设了新亮点，突出“事要解决”的原则，着重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推进林区的平安边界建设，为我省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和谐氛围。
（一）重在调解，特别对民间调解制度作了设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处目的是明晰产权、化解矛盾、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先通过调解方式来处理，而且通过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能实现案结事了。为此《条例》将做好调解工作作为重点，放在制度设计的首要环节，力求通过调解解决大部分的林权争议。一是在林权争议受理前，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先行组织调解；二是林权争议受理后，调处机构调解正式介入前，先由社会调解力量组织一次公正公开的民间调解；三是规定调处机构应当根据需要组织多次调解，只要有需要或者调解有可能解决争议，就应当组织调解；四是调处机构应当组织一次有利于增加公信力的调解，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专家、技术人员、有关社会组织和双方亲友代表参与，见证调解。
（二）强化责任，特别对限定调处期限作了突破。为体现社会民众立法意愿要求，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提高林权调处的效率，《条例》从几个方面强化了调处机构及工作人员的责任：一是为强化调处具体工作的责任，规定了受理、调查、勘验、使用、处理、公告、送达、建档等各个时机应当进行的工作内容、程序和完成时限等；二是为强化管辖的责任，规定林权争议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就地处理的办法，由各级人民政府依照管辖权进行受理，依法调处并作出决定；三是为强化提高自身能力的责任，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培训计划，定期组织调处技能等培训；四是设置了法律责任，明确不作为将受到严惩。
（三）明确依据，特别对各类权属凭证作了规定。为解决林权争议双方各持一词，证据界定困难的突出问题，《条例》将现有的各类林权凭证结合历史和现实情况进行了梳理，力求调处依据更加明确和清晰，通过凭证效力认定等工作解决大量类似的林权争议。一是对法定林权凭证作出规定的同时，又规定有关材料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二是在规定不同时期权属凭证应当追溯权源依据的同时，又规定同一时期合法权属凭证处理的原则；三是在规定当事人凭证与所在地其他持证人属同一情形的予以认定的同时，又规定与发证机关档案存根或者登记台帐不一致的，以档案存根或者登记台帐为准；四是对鉴定凭证本身真伪作出规定的同时，又规定了权属凭证所载实地四至范围的确定办法。五是对登记发放、撤销、变更林权证作出指引性规定的同时，又规定了不能作为林权依据的情况。
（四）分类调处，特别对常见争议调处作了区分。《条例》归纳分析了当前林权争议的不同种类，依据法律法规对其调处作了原则性、选择性规定，力求解决几类普遍存在的问题，或者解决某类争议共同的焦点问题，促成全省林权争议的批量解决。在规定确认林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林业法律法规和本条例有关规定办理的基础上，对以下六类争议的调处作了规定：一是仅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发生争议的；二是因历史原因当事人对争议的林地均无法提出权属凭证，在不同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经营使用事实的；三是可以按照林地权属和林木权属分离的原则进行调处的；四是国有单位与乡镇、村农村集体发生林权争议的；五是对当事人提供的权属凭证提出异议的，可以通过司法鉴定确定真伪。六是跨行政区域发生林权争议的等。
关于限定调处工作期限，《条例》有所突破。林权争议千差万别，调处工作有其特殊性、复杂性，上位法没有对调处工作限定期限，已经立法的兄弟省市只有福建设置了办理期限。但从我省山林纠纷调处现实来看，必须对大量积存的林权争议及时调处，并争取通过制度保障来批量解决，决不能延办。为夯实政府调处机构的责任，合理加快问题的解决，《条例》规定了调处工作各个时段的期限，包括：受理期限、审查期限、调解期限、处理和重新处理期限、公告期限，以及有关特殊情况下延长的期限和当事人配合有关调处工作的期限。
（五）完善程序，特别对调处关键环节作了细化。林权争议调处工作需要一定的自主性、灵活性，《条例》对相关主体在几个关键环节应当遵循的调处程序进行了细化，以实现与正在进行相关政策改革相衔接，与可能进入的司法程序相衔接，既体现《条例》要结合调处实际赋予适度自由裁量权，又要体现出法规的刚性约束及执行严肃。
一方面，细化当事人在申请环节的配合义务：一是规定当事人申请林权争议调处应当提交申请书和有关证明材料等；二是规定申请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应当推选参加调处的代表并予以授权委托；三是规定行政村、居委会的法律顾问应当全程参加调处活动；四是规定被申请人提交书面答复书和有关证明材料等行为。另外，对当事人维护林权争议现状和依法参加、配合调处工作等管理重点作了规定。
另一方面，细化调处机构在调处环节的工作规范：一是对调查核实工作进行细化，规定通知勘验人、当事人、见证人及有关人员到场，并制作调查勘验笔录；二是规定签订《林权争议调解协议书》应有的附件和手续；三是规定作出《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书》后，送达、公开、归档等工作均应规范办理；四是规定一般只有五种情形才能中止调处；五是林权争议调处期间有三种情形之一的，调处机构可以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终止调处；六是规定对争议林地林木必要的管理措施以及补偿提存发放措施等。
三、《条例》创设的主要特色亮点
《条例》的制定坚持了以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省委有关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系列指示，从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实际出发，通过搞好制度创新和设计，规范相关行为，落实有关主体责任，调整相关利益诉求，着力解决林权争议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引导集体组织和人民群众运用法治方式、通过法治途径解决林权争议问题，为我省改革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法制保障。出台的《条例》主要特色亮点体现在“五有”：
（一）林权争议“有人受理”，解决了当事人“出路”问题。《条例》降低了门槛、放宽了山林纠纷调处申请条件，凡是当事人认为有权属争议并能提供证据材料的，向当地调处部门提出申请，政府调处部门必须先接受，经审查后对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并在林木林地所在地予以公告。这一宽进制度设计，解决了群众诉求有人理、申请有人管的问题，畅通了渠道，方便了群众，体现了政府要“以民为本、主动服务”的行政工作要求。
（二）林权争议“有人调解”，解决了权属争议“源头治理”问题。引入民间调解，是《条例》制度设计的首创，“多元调解、民间参与”也是最大限度发挥群众自治的力量。一方面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聘请熟悉林权历史和现实情况，既有相关法律法规专业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人士作为民间调解员，组织专门的履职培训，并向社会公布名单，充实调处力量。另一方面规定，民间调解员由当事人自主选择，政府不强加给当事人，尊重了公民自由选择权。还规定民间调解员参与调解的交通劳务费由调处机构支付。这一创设条款，既充分尊重民意，传承中华民族“和为贵”理念，又积极引导当事人自愿解决争议、化解矛盾，从源头上突出主动治理，减少了政府的因行政裁决的行政成本，达到了权属争议的“案结事了”、“案清人和”。
（三）林权争议“有限期结案”，解决了权属争议“久拖不决”的问题。林权争议千差万别，调处工作有其特殊性、复杂性，上位法没有对调处工作限定期限。但是，广泛存在的林权争议不能因此延办，否则以后更加难办。尤其是对目的全省积存着已受理未办结的案件达7841宗，因山林纠纷引发的信访量仍居高不下，这些矛盾纠纷、权属争议就象是埋在林区“地雷”，若不及时排除，将成为影响林区和谐稳定的老大难问题。因此，为夯实政府调处机构的责任，合理加快问题的解决，《条例》规定了调处工作各个时段的期限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行政行为的法律约束及行政高效原则，从原来没有时间限制到现每宗案件必须在15.5月时间内限期办结案件，否则将受到行政问责或承担法律责任，这从制度设计上防止了政府不作为情形，避免了争议案件从原来的只受理没期限解决处理规定，造成了当事人想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都没有法律救济途径，减少或者杜绝出现案件的“堰塞湖”现象，保障了争议案件解决有出路。
（四）林权争议“有规范程序”，解决了权属争议调处程序问题。调处林权争议是政府法定行政行为，属于程序和实体的裁决，既要充分依据证据、准确适用法律作出实体的裁决，又要严格依照调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否则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将因程序不规范等情况被撤诉。从调处实例中，就有不少案例因程序问题被法院撤诉，需要政府重新作出的处理决定。因此，《条例》在制定时已充分考虑、作了周全安排，严谨了调处程序、细化了工作规范、明确了各环节内容，同时条例颁布施行后，将对调处工作标准进行统一规范，以实现与正在进行相关政策改革相衔接，与可能进入的司法程序相衔接，尽可能减少因程序出错被法院撤诉的风险。
（五）林权争议调处“有问责追究”，解决了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尤其是“未按照规定时限调解和处理林权争议造成不良后果的”；以及“行政机关负责人负有领导责任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明确了调处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和具体工作期限，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若没有在规定期限结案，不仅调处具体工作人员、而且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制度上解决了调处人员及地方政府应当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依法行政的要求，减少或杜绝了机关工作人员懒政、不作为现象出现，压实了责任，提高林权调处的效率，实现了林木林地争议“定纷止争、案清人和”调处目的，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推动了我省平安林区建设。
当然，同时《条例》也规定了对林权争议调处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人民政府给予奖励。体现责任、权、利对等原则，将更好地调动调处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机关工作人员的“有为则奖、无为就罚”管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