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

㈠ 法治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原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版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权。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实行依法治国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代表和体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的。
第二，实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因此，只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最大限度的调动亿万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落后的状况。
第三，实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
第四，实行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㈡ 当前我国法制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重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继颁布了婚姻法、“五四宪法”等一批重要法律法规，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新生政权的巩固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但后来不太重视法制的作用，甚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法无天的状态，使党的领导也受到严重冲击，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到严重挫折。惨痛的教训告诫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必须发挥好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否则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艘航船顺利前行。

这30多年，我们之所以能创造发展的奇迹，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良好局面，可以说经验有很多条，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正确地处理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为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怎样完成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怎样应对严峻复杂的矛盾风险挑战？

说到底，一个是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一个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用法治方式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因此，在当代中国，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所在。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要始终正确把握两者的关系，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确保法治中国建设行稳致远。

(2)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扩展阅读：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国因法而治，因法而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定是依法治理的国家；一个先进的政党，必然是依法执政的政党。

对于行进在现代化之路上的中国，法治是繁荣稳定的基石；对于掌舵民族复兴航船的中国共产党，法治是执政兴国的支柱。现在，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面对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

我们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是党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要在党的领导下使国家治理能力跟上时代潮流，就必须转变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

只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真正做到“三统一”“四善于”，才能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是党完成执政任务的可靠保障。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的规矩，规定了每个公民、法人、政党、社团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我们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带领人民走好“中国道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以法治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法治为党攻坚克难提供有力武器。今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可以说前所未有。矛盾凸显期，面对多元利益诉求如何定分止争，促进公平正义？

改革深水区，面对多样实践探索如何划定边界，掌握改革航向？社会深刻变革阶段，面对多变思想观念如何广泛凝聚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越是在关键时刻，越需要发挥法治的作用，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实现中国富强振兴的征程中，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法治的有力保证，瑰丽动人的中国梦想将逐步变为现实。

㈢ 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的认识

（一）法治理论指引的滞后现象
在权威理论建构的层面，以往的法治理论在内容上还不够完善，在地位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确定。 虽然依法治国的权威理论在社会领域得以广泛传播，但是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法和其他社会规范的应然关系、贯彻法治的具体途径等重要法治理论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澄清。亚里士多德说：“法治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我们对于依法治国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则一直存在模糊认识。 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层面，法学界关于法治理论的论述要么是直接引入西方主流法治理论，要么针对中国的法治现象进行简单的解析或一对一地进行功利性对策研究。 学术成果普遍遵循“现状揭示———西方经验———中国对策”的三段论式的、过于简单的理论逻辑。 对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导向坚持与深入研究始终缺乏强劲动力。
至今，中国法学界始终没有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的、能够切实地解决既存法治问题的内生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在这个意义上，我国法治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盲目性的特征。
（二）法治道路选择的自信不足
法治中国建设推行至今，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道路的选择就是一个重大问题。 经过冷静反思，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前苏联的法治意识形态还是西方传统法治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实际上都会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假想，并不符合中国法治运行的实际逻辑。 事实证明，未经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检验的、假想的法治模式，根本无法评价乃至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 自信才能自爱，自爱才有自省。 法治中国建设首先要对中华文明持有文明自信，对中华民族持有民族自信。
其实西方法治理论早已注意到亚洲国家的“儒释道”宪政理念和政治智慧在治理国家中的精妙作用，我们自己却丢失了这份本该有的选择法治道路上的自信。 当前在法治道路上，既要防止“左”的僵化教条，又要警惕和反对右的倾向。 法学学术上的“西化”、崇洋媚外、浮华赶时髦，都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三）法治实践运行的失衡失序
中国法治建设历经数十载，在法治实践领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应接不暇的新型社会现象与法律现象使得我国立法者不得不采取“运动式”的法律移植方式来健全法律体系，尽量做到有法可依。 我们却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用近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进行理论磨合和信仰构建，这必然会造成我国法治实践在精神和行动上的“消化不良”现象，主要表现为立法不良、司法不公、执法不严、守法不诚、监督不力的失衡、失调、失序现象。 立法在内容上缺乏科学性、实用性、操作性；司法在过程中缺乏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执法在实践中缺乏严肃性、严格性、文明性；守法在行动中缺乏诚信性、主动性、自觉性；监督在落实中缺乏实效性、实质性、具体性。 “政府权力越位、错位、缺位导致微观经济活动受干预过多；导致权力寻租、行政效率低下，投资消费失衡、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法治建设的根基不牢不实
法治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法治建设一贯采取“自上而下”的建构主义模式。 学术型、精英型的立法模式与广大中国法治实践者存在着不同的话语体系，欠缺话语沟通平台的基层法治实践者只能绕过成本高昂的法治解决途径，运用老百姓自己的“智慧”寻求一套有利于法治体系外的法律规避式的潜规则。 法律规则与法治现实的脱节导致了中国法治建设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层级中的发展不平衡。 尤其是在基层领域，法治状况存在着大量的严重问题，法律制度的贯彻程度较为有限，民众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法治建设的基础不牢不实，发展很不平衡。基层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与难点。
这种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思想深处的认识基础不牢不实。 上级机关与领导人员对于法治建设的认识模糊以及重视不足，直接导致法治理念的贯彻与法治实践的推行缺乏足够的动力与支撑。二是群众基础不牢不实。法律法规虽然明存于纸上，但是无法得到广大群众的广泛认同与深入理解，许多群众不信任法律，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律。 三是基层基础不牢不实。 就总体而言，越是接近于行政级别顶端的领域和地域，法治效果越好，越是贴近基层的领域和地域，法治的贯彻就越不充分。四是行业基础不牢不实。许多行业的实际运行更加依赖行业内部的各种“潜规则”，而偏离法治的轨道，甚至排斥法治力量的介入，大搞“独立王国”。 五是法治队伍基础不牢不实。 法治的顺利推进应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专业队伍为基础，而当前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执法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整体上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准。
（五）法治的权威信仰亟待提升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源自西方，而西方世界也经历了从对法治的美化甚至神化，转而跌入法治神化破灭、“礼崩乐坏”的社会阵痛过程。 法律应该被信仰，法治应该成为社会机制中的权威力量。 中国真正的法治信仰构建的图景应当是，民众的个人价值与法治的核心价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统一性。 民众的法治信仰应该是民众内心洋溢出来的，法治权威应该是民众自愿崇拜并推崇的。
反观现实，中国法治力量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远未树立起来，人们在遇到社会纠纷与社会矛盾时往往寄希望于“托熟人”、“找关系”、“走后门儿”等非法治途径的“潜规则”，而对司法、执法等法治力量缺乏起码的信任与依赖。 在司法领域，公信力缺失的情况尤为严重。 正如澳大利亚大法官马丁所言：“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 ”长此以往，理应成为基本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就会逐渐因失去社会民众基础而被边缘化、空洞化，这无疑对法治中国建设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六）法治“硬的一手”运用不够
法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与社会治理机制，在途径和手段上既要有“软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既要有柔性的一面，也要有刚性的一面，二者都要灵活掌握、适时运用，不可偏废，共同服务于法治目标的最终实现。 忽视软和柔而片面强调硬和刚，抑或忽视硬和刚而片面强调软和柔，都是错误的。 就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的现状来看，尤其要注意，法治理不可失之于软，失之于柔，失之于弱。 对人民应爱之又爱，对敌人要恨之又恨。 对于践踏法律、破坏稳定、危及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行为，法治力量不能毫无声息、视而不见，要充满自信，该出手时即出手，并正确运用有利策略，分化敌对阵营力量。 要始终牢记，对不法分子和不法现象的姑息，就是对损害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纵容。 要坚决克服模糊认识，要有执法的底气，要充满自信、理直气壮地把专政的一手用起来，把刀把子的一手用起来。 刚性严明、严格执法与野蛮的粗暴执法泾渭分明，与现代文明并不矛盾。
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建议与对策
（一）把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到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法治中国虽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视，但是没有将其上升到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中，法治中国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待进一步加以明确。 只有将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地位明确下来，向权力机关与社会公众宣示其极端重要性，才可能真正将法治的理念与精神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联系紧密。
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中，可以考虑将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相并列，以使其获得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基础性的重要地位。 我们也可以进行充分的论述，在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高度重要性的同时，倡导将其渗透、贯穿于“五位一体”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明确提出：没有法治中国建设的顺利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就不可能获得保障和成功。 具体来说，第一，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应进一步得到提升，引起全党、全国、全社会、全体人民的高度重视；第二，要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权威的理论定位，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获得重要地位；第三，应通过各种途径，使法治活动成为每个公民工作、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走中国特色法治道路
中国的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与要求。 在学术氛围日益“西化”与部分学者盲目崇拜西方社会法治理论与经验的背景下，我们更要着重强调法治中国建设所秉持的“中国特色”。 西方社会的法治建设确有可资借鉴之处，但其成功也是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基本特点和固有属性而来的，并非依靠某种学说观点就能即刻点石成金。 “凡是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较好地坚持了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 ”
对于中国法治道路的选择，一方面，我们要拥有兼包并蓄的宽广胸怀，只要是有益的文明成果，我们都可以加以吸收与借鉴；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守“中国特色”的基本思维路径，始终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指引，紧紧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民族传统与现实状况，切实着眼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扎根客观现实，把握时代规律，不管风吹浪打，不怕说三道四，决不时髦献媚，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将中国特色法治道路坚持下去。 法学教育的课堂，学术理论的阵地，各级各类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课题确定，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等职能部门，都要切实纠正在法治道路问题上存在的偏差。
（三）全面加强符合国情的法理论建设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是对未来的理性谋划。 任何社会实践活动，没有科学的理论来加以指引，都不可能获得预想的效果。 经过长期努力，法治中国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法的理论建设还不完备，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整体上看，当前法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很多学说观点与现实存在较大的脱节，使得看似科学的法学理论及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在全面加强法的理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导向。 反思当前法理论研究现状，不难发现，“表面繁荣、实际贫困”。 空泛、繁复、玄奥、花俏、重复、媚外，缺少适合国情、自主原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们在法学研究中应充分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践出真知”的基本原则，注重法治调研与对策研究，以客观效果为归宿考量相关法律理论，全面纠正“书斋里面出学问”与盲目崇拜西方学说的理论建设思路。 法治中国建设真正需要的是内生性理论，它是从中国本土自生自发的法治现象中抽象出来，经过理论提升后形成的规律性结论。 对此，一要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具有强烈现实意义与实证效果的研究活动应给予充分的资源投入；二要加大导向力度，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充分树立注重国情和立足现实的基本导向；三要加强实证研究，鼓励现实研究与国情探索，摒弃坐而论道和崇洋媚外；四要加强基层实践调研，充分重视法治在基层的运行和影响；五要突出法治经验的提炼，及时总结与推广有益的成形机制与实际做法；六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型人才的培养、使用，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建构复合型法治人才库。
（四）重建符合中国国情、基于平衡的法学理论大厦
对于当前的法治中国建设， 我们应在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大力倡导和体现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权力与义务、权力与权力、义务与义务平衡的法理观，切实解决社会各领域严重失衡的问题。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严重失衡，都有赖于法的平衡治理。我们还应深刻地认识到，从义务法、权利法到平衡法是法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法是平衡法，平衡理论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新发展，平衡是法的总特征，平衡是法的内在力量，平衡是法的核心价值，平衡是良法的灵魂，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平衡是法的本质体现，法是平衡之法，法治是平衡之治，法学是平衡之学。 只有在平衡法理观的理念统御下的法治中国建设，才会被纳入有序发展和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五）注重立法的系统性、统一性、适用性、操作性
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任何必要环节都不可或缺。
立法的科学与完备，是良性法治过程的起点与前提。法律规定与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问题，立法后的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环节就不可能正常运转下去。 中国法治的诸多问题，均与立法缺乏科学性、操作性密切相关。 注重立法的系统性，就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将法律视为一个系统，统筹兼顾地考虑其中的每一个要素与问题。 不论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言，还是对于某一部具体法律而言，都要仔细考量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协调关系，要通过设计使其内部的各要素协调一致，共同服务于整体目标的实现。 注重立法的统一性，就是要求同级的法律法规之间以及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不能在内容上相冲突，不能在指向上相矛盾，否则就会使执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尴尬境地。 注重立法的适用性、操作性，主要是指不论法律规定本身多么符合逻辑、多么完整和严谨，如果在实践中不接地气，不能被有效适用、操作甚至根本落实不到社会生活中去，也都是徒劳无功的。 因此，密切着眼于法实践的环节，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 《劳动合同法》、《新刑诉法》、《婚姻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的遗憾。 我们必须明确反对立法上脱离实际的“精英路线”，积极倡导符合实际的“群众路线”。 对于立法主体，要设定严格标准，要求其具有实际的法治理工作经验或生活经验。 例如，简单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接触过婚姻的未婚者，怎么有能力参与到《婚姻法》的制定、修改与实施中呢？
（六）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在效果上是顺利而卓有成效的，在方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权力机关自上而下地“推行”来实现法律制度与法律治理的运行。 但事实上，更为科学与更为合理的法治模式应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密切结合，没有权力机关的主导，科学的立法无以产生，而缺失了民意的基础与民众的反馈，法治也无法得以有效推行。 因此，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要将法治事业、法律活动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要让广大民众充分理解到与切身体会到，法治事业需要他们的深度参与，法治活动需要他们的意愿来加以支持和推动，法治过程不仅仅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与执法机关来加以主导，更要由每一位社会成员来加以主导。 “要使每一项立法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维稳的前提必须是维权。 ”
如此，法治中国建设的民众基础才会不断地得以扩大，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才会更加顺利。
（七）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
法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方式，并不是独立地在社会领域与国家层面发挥作用的。 我们研究与推行法治中国建设，不能将法治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与独立的体制来进行考量，而要充分考虑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社会氛围与具体环境，处理好涉法工作部门与其他部门、法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 法治中国建设若想在社会领域得以顺利推行，其前提在于社会公众对法律拥有普遍的敬畏和坚定的信仰，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营建敬法、信法、用法的有利氛围，将法治、政策、习俗、信仰以及道德等充分加以融合，共同指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正如伯尔曼所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在以往的法治建设中，我们更多地将思路局限于法律制度建构本身，更多地争论于某项规定是否科学和合理，往往忽略了法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规范总体上在社会实践中被人们认可、接受与应用的程度。 因此，非常有必要将“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纳入今后的法治中国建设的各项工作当中，并认真对待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应是贯穿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软实力和润滑剂”。
（八）切实提高法治队伍建设的专业水准
没有一支忠诚、敬业、专业的法治队伍来践行法治，没有千千万万具有高素质和高水平的法律从业人员来操作法律，再科学、再完备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止步于各种规定之中，再宏大、再高远的法治理想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各项措施，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切实提高立法、司法、执法、法监督法教育主体的职业意识、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严格准入标准，精心进行培育，将培养、使用法律人才的目标落到实处。 同时，要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司法独立性，完善司法工作人员任用制度。
当法治中国建设事业在拥有了一支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建设队伍时，其不断进步与发展即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坚强有力的支撑。
（九）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自由裁量空间
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效推进，要靠良法的有效实行，良法的有效实行，要依赖法治主体的具体操作。 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不可能穷尽规定社会主体可实施的所有行为，不可能覆盖社会领域中出现的所有现象。 这就为法治主体的自由裁量空间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权力寻租腐败空间的存在提供了各种可能。 如果运用得当，自由裁量权能够很好地沟通形式正义和实体正义。 但是，如果自由裁量权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并未巩固，那么这种权力反而会削弱法治的力量。
对此，我们必须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法律监督者等法治主体进行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基本层面和技术层面想方设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
（十）充分认识法治中国建设的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在以往的法治中国建设中，我们往往依赖“运动式”的建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涵盖的领域十分宽广，涉及的矛盾十分复杂，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有一用百灵的灵丹妙药，只能依靠我们下定决心、脚踏实地、逐步积累、立足长远地渐进推行。 事实证明，“运动式”的法治中国建设无法实现其最终目标，而只会为形式主义、犬儒主义提供大行其道的空间。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法治中国建设不是一时的“运动”，而是一项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 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与全面性，要求我们开展的法治事业必须涵盖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群体，既要拥有高瞻远瞩的视野，又要秉持时不我待的作风，坚持法治建设要“从娃娃抓起、从现在抓起、从全民抓起、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
同时，要深入研究法治建设的特殊规律和特点，有针对性地研究、确定法治建设的具体措施和方式方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和解决，真正在取得实效上下真功夫，日积月累，长期坚持，必见成效。 具体来说，一要系统谋划法治方案，明确法治建设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主要途径、破解难题、注意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运用系统思维统筹兼顾地考量法治建设；二要下真决心与大气力，在社会舆论导向上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要性，在资源上舍得投入成本，光说不练只会空谈误国；三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充分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四要上下联动、全员发动，同时获得上层领导和基层支持的法治事业才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正确指向；五要深入探索内在规律，注重策略方法，只有准确把握规律才能全面推进法治全局，只有灵活运用策略方法才能有效解决法治问题，最终在动态平衡中引导法治中国建设事业不断前行。

㈣ 如何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深化国家治理转型的关键举措。这一战略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刻认识，旨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顺应人民愿望和时代发展需求，这一抉择展现出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特别决议，标志着依法治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党和国家历史上，这一决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表明中国在法治道路上的坚定步伐和决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提升了法治的权威性和执行力，还促进了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增强了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权利保护意识。

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而且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强法治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提高法治素养，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为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形成法治社会的良好氛围。通过法治教育、法治实践和法治监督，提升全社会的法治观念，使得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综上所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抉择，是基于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深刻洞察的明智选择。它不仅对于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权益、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正引领着中国走向一个法治、文明、和谐、繁荣的新时代。

㈤ 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有哪些成就

1、开创性地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轿滚祥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及其政权组织系统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全新的国家制度。

1954年9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

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闭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奠定了根本法基础。

2、重建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

任何一场剧烈的社会革命运动，要实现其预定目标，不仅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的本质与结构，而且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稳定的社会与法律秩序。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里，国家生活的重心就是要在逐步实现国家制度根本性变革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与法律秩序。

这一时期先后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贯彻婚姻法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司法改革运动以及“一化三改”等以群众运动方式推进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展开较大规模的法律创制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注重运用法律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治理国家与社会，借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1949年到1956年间，新中国的法律创制工作大致经历了两个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的法律创制，其特点是运用立法手段，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法律秩序，保障各项社会民主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

第二个阶段则是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加快国家立法进程，推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基础，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立法亦开始启动。

4、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进入了一个革命性变革的历史新时期。

这场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在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就在于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策型法律秩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法理型法治秩序的历史变革，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持续推进了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5、把依法治国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密切联系的，它要求法律的权威高于任何个人的权威，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的历史性任务突出地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6、把依法执政确定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且长期执政的党。随着这一巨大而深刻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面临新的重大课题。

7、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党的十五大在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同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〇一〇年形备腊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历史性任务。

设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具体时间表，这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性自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来的不懈努力，当代中国的立法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㈥ 为何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是法治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公布后，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热议和热烈响应。一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其中“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关键词。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共涉及经济制度改革等十五个方面的内容，法治中国建设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时隔一年，法治中国建设却率先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首次全体会议的主题，这是有深刻原因的。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历次全体会议，多以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为主题。不过，将近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两个决定联系起来解读，可以发现，党对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的理解和判断，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例如，两个决定虽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同时仍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词，分别只出现了一次。与此相应，“治理方式”和“现代化”则频繁出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开启的改革开放大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形态——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日益嵌入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进入了现代大规模人群治理的新阶段。在这个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中，之前由于物质短缺、极端贫困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基本上已经得到了解决。然而新社会结构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更复杂的问题，则凸显出来，从而对国家的治理体系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因此，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也必须相应升级，以适应和应对此种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常态。
根据人类社会现代转型的经验，法治是应对此种复杂性日益提升的现代大规模人群社会的基本手段和工具之一。由于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各种多元利益的分化与冲突，通过被纳入法律权利的框架之中，从而被转化成“权利”之间的冲突。而对权利冲突的有效化解，则是现代独立司法裁判体系的核心功能。通过司法裁判来化解权利冲突的好处在于，它并不着眼于“个案化”地化解权利冲突，而是通过个案冲突的解决，对权利进行类型化的构造，从而形成抽象的权利界限和规则，批量化和系统化地化解各种权利冲突，进而将个案纠纷的经验内化到治理结构中，变成治理结构的内化经验和知识，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和升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系统论述，正当其时。

㈦ 法治建设要什么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在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进程中，从本国的法治国情出发，适应国家的根本性质、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的要求，坚持走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与法治发展模式，这对于坚持法治建设与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也是我们党对执法规律的基本经验总结。

㈧ 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点是什么。

依法治国需要依赖于全体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大学生是公民中先进的特殊群体，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对实施依法治国具有长远性、配升根本性的意义。大学生不仅要掌握具体的法律知识，更要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培养法治精神。

由于一些社会上的错误观点的影响，一些人搞不清楚法治与人治的区别，因此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是也有必要的，这也有利于培育大学生守法、护法的法治精神。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需要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身处社会发展最前沿的我们，当努力学习、接受法治理念，以道德法治引领思想，用规则法律规范行为。

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点

一、是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尘卖搭和信心。任何权力规范和约束都应该也只能是自上而下进行。政治家要有倡导和推行法治的决心和信念，运用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厉行法治、自我限权、带头守法，那么，法治派拿中国建设就有希望。

二、是重点规范约束公权力，将其纳入法治轨道。特别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对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加以更加严格的硬约束。由于决策权是权力的最重要形式，理应受到最严格的制约，因此应当尽快制定《重大决策程序条例》，科学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和党委的决策权，健全完善决策机制和程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