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法学家讲民法典

㈠ 民商法学的分类

民法学
本方向主要从事传统民法学的研究，其中包括民法总论、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侵权行为法等法律领域的研究工作。民法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法律，本方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我国法制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大法学院最早在全国设立民法专业，编写了第一部民法学教材，并担负起为全国许多大专院校培训师资的任务。人大复校以来，本方向的教师参与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许多重要法律的起草，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博士生、硕士生和近千名高级法官。本方向在在下列内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民法总则。佟柔教授生前曾经确立了民法的地位、调整对象和体系，这些观点一直成为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王利明教授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民法总则理论，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已完成了民法典体系问题的研究，并已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咨询报告。《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获得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人文社科类）。
2、物权法。早在80年代，本方向即多次组织国有财产权和国有企业经营权的研讨，出版了《国家所有权研究》等一系列专著。近几年来，又出版了《物权法论》、《物权法研究》等著作，并承担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的“物权法专家建议稿” 、《国有资产管理法草案建议稿》等重要的立法建议稿的起草工作。本方向还组织全国的专家学者撰写出版《中国物权法疑难问题探讨》一书（共120万字）。在举世瞩目的《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本研究方向的学科带头人及多名教授全程参与了物权法的制定过程，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说明和论证，并先后组织了10多次国际国内研讨会，对物权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这些学者的许多观点和意见为物权法所吸收，有力地推动了《物权法》这一极其重要法律的制定和出台。
3、合同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方向便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了合同法课程，自90年代以来，在研究生中首先推行案例教学，出版了《合同法新论·总则》、《合同法疑难案件研究》、《违约责任研究》等著作，王利明教授是合同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4、人格权法和侵权行为法。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人格权法的专著和教材，多次承担有关人格权法的疑难问题、人格权的法律保护等研究项目。出版了大量专著。本方向最早开设侵权行为法课程，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侵权法的教材，并承担了司法部统编教材人格权法、侵权行为法的撰写工作。本方向积极参与侵权责任法的起草制订工作，已完成中国侵权责任法专家建议稿并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
5、民事证据法。本方向受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从事我国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和研究工作。为此，以王利明教授为首，成立了“中国证据立法研究中心民事组”。并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多次举办了“民事证据立法”研讨会，出版了《证据法研究与实用丛书》共四本，近300万字，组织翻译了国外的证据法资料约100万字。
学术带头人王利明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1991年被国家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5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997年被教育部列入为“跨世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计划”。已出版民商法研究（1-6辑）、物权法论等个人著作10余部，合著作品10余部，主编各类教材15部。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论文6篇，现为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家重点文科基地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明教授作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国家许多法律的起草和研讨工作，是我国民法典和物权法起草小组成员之一。
家庭法学与社会法学
本方向分为婚姻家庭法学和社会法学两个部分。其中婚姻家庭法学主要从事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研究，包括婚姻家庭法、收养法、继承法等法律领域的研究工作；社会法学主要从事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学的研究。本方向在50年代就组织撰写了婚姻家庭法和劳动法方面的教材和学术著作，80年代初开始招收婚姻家庭法和劳动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是国内第一个招收婚姻家庭法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学科点。本方向在下述各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婚姻家庭法。最早开设婚姻家庭法学课程，在理论研究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出版了一系列婚姻家庭法学的教材与专著，其中《婚姻法》教材曾获教育部优秀教材奖。本方向的研究人员参加新中国两部《婚姻法》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的起草和立法研究工作，并是第二部《婚姻法》草案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草案的主要执笔人。曾就《婚姻法》的修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了专家建议稿，并参与了多次立法论证活动；并且承担了《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等大型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2、继承法。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继承法学》教材，并获教育部优秀教材奖。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比较继承法》的专著。本方向研究人员正在展开关于现代财产继承法律制度的研究。
3、劳动法。主编国内第一部《劳动法学》教材，并获得司法部优秀教材奖；还出版了一系列劳动法学的教材及专著。本方向研究人员参与起草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配套法规，并是《劳动法》草案的主要执笔人。本方向研究人员正在就《劳动法》的修订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细则进行相应的研究。
4、社会保障法。出版了《社会保障法》教材和若干学术专著。本方向研究人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社会保障法的法制讲座。该方向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是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的重要机构，举办了“中法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等许多重要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目前本方向研究人员参与《社会保险法》的起草工作；承担《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5、社会特殊群体保护法。本方向成立了国内第一家专门为残疾人提供权益保障的法学研究与服务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出版了《妇女权益保障法》专著和保护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有关教材。本方向研究人员参与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社会特殊群体保护法的立法起草与立法研究工作，并是这些法律草案的主要执笔人。目前本方向研究人员正在进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实证研究》科研项目的研究。
学术带头人龙翼飞教授是国内较早获得民法学博士学位的学者，现任人大法学院副院长，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个国家部委的专家顾问。曾参与了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的起草与立法研究工作，并是多部法律草案的主要执笔人。曾先后赴法、日、德、英和香港、台湾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发表了婚姻家庭法和社会法方面的个人专著10余部，合作著作10余部，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篇，并两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作《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的法制讲座。
商法学
本方向主要从事商法学各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包括商法总论、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部门法内容。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其理论发展与民法学理论发展密不可分。人大法学院自80年代起即在国内率先开设了商法总论、外国民商法、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课程，90年代又撰写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中国商法总论著作和第一部关于证券发行与交易法制的著作；本方向的教师参加了《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公司证券的行政法规的起草与立法讨论工作。本方向已被确定为国家文科重点基地(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主要学科，具有显著的学科基础优势和学科综合优势。
1.商法总论。本方向在国内(及港台受聘教学中)率先开设商法总论课程，本方向研究人员撰写了国内目前仅有的两部关于商法总论的著作和教材，该教材在国内教学科研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并被广泛使用。本方向的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进一步深化对于商法基本理论的研究，拟作出适合于我国商法各部门法发展要求的商法总论研究成果。
2.公司法学。本方向90年代初即为人大法学院及港台联合教学的研究生开设公司法课程，本方向研究人员撰写的《中国公司法》著作和相关教材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影响，并长期参与《公司法》和有关法规的立法活动。目前正在进一步深化对于公司法理论的研究，计划于近年来作出具有前瞻性和理论研究性质的公司法研究成果。
3.证券法学。本学科方向在国内证券法教学科研中居于领先地位，在国内(及港台受聘教学中)率先开设了证券法课程，招收证券法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并专门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国内40余家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开办证券法的培训班，讲授相关课程。国内首部证券法著作《证券发行与交易》（该书已再版5版）就是有本方向人员完成的，并进一步编写了首部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统编教材《证券发行与承销》与《证券交易》，此外本方向的研究人员撰写的《中国证券法》和有关证券监管制度的著作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
4.票据法学。本方向在国内率先开设了票据法课程，90年代初即出版了中国票据法的专著，在中国票据立法改革后又率先编写出版了票据法教材。本方向的研究人员计划对中国票据制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作出具有前瞻性和符合国际票据交易惯例的研究成果。
5.海商法学与保险法学。本方向人员自80年代中期率先在国内法律院校中开设了海商法及保险法课程，并撰写出版有关于海商法的教材6部、保险法的著作6部。
学术带头人董安生教授是国内较早获得民商法博士学位的学者，博士生导师，是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国家文科重点基地)研究员、金融与财政政策研究中心(国家文科重点基地)研究员、金融与证券研究所研究员。另担任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法学会理事等职。曾受聘在香港、台湾数所大学讲学。已撰写出版民商法著作12部，主编并撰写教材8部，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其撰写的《民事法律行为》、《英国商法》、《证券发行与交易》等书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方向学术骨干叶林教授等在民商法理论、公司法、证券法、外国民商法、仲裁法研究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所撰写的《中国公司法》、《中国证券法》、《商事仲裁法》等教材在国内均有很大影响。

㈡ 中国民法学的泰斗有哪些有哪些经典著作

中国民法学的泰斗有：

1、江平（1930—— ），最负盛名的民商法专家，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纂负责人，被誉为“中国民法三杰”之一。

江平教授1930年12月出生，浙江省宁波市人。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

2、梅仲协

梅仲协 （1900-1971） 字祖芳，浙江永嘉人。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硕士，1933年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和中央政治学校担任民法讲席，曾任中央政治学校法律学系主任，抗战期间重庆东吴大学教授。

3、谢怀栻

谢怀栻，男，汉族。湖北省枣阳县（现为市）人。1919年8月15日生。1938年在重庆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法律系，1942年毕业。次年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司法官考试合格。

1944年后历任重庆、台北、上海各地法院推事。1948年任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兼任上海大夏大学教课，讲授民法、民事诉讼法。

1979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工作，任副研究员、研究员，担任过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于1988年退休。

4、佟柔

佟柔(1921年6月20日——1990年9月16日)男，满族，辽宁省北镇县人，中共党员。生前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专业博士生导师。

国内法学界，尤其民法学界，公认佟柔教授是新中国民法的开创者、民法理论的奠基人，是民法学的带头人，称赞他是中国民法的权威或“泰斗”。

日本有的法学家誉其为“中国民法之父”，美国有的法学家称他是“中国民法先生”。

5、史尚宽

史尚宽先生（1898—1970），字旦生，安徽桐城人，生于1898年农历元旦，性厚重而颖悟，十一岁能文章，十五岁留学日本，由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而东京帝大法律系，获法学士学位。

史尚宽先生的“民法全书”对民国的立法时间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的法学的研究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民法学经典著作：

《民法要义》、《公司法概论》、《公司法教程》、《国际私法新论》、《中国票据法释义》、《法学绪论》、《中国司法大辞典》等。

㈢ 近代民法的代表是德国民法典还是法国民法典

1 应该是德国民法典
2 《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民法典）公布之后，立即风靡于当时的欧洲的大部分。欧洲许多国家都接受它的影响，或者直接采用它作为自己的民法典，或者以它为模式制定自己的民法典。在几乎一百年的长时间里，欧洲竟没有出现一部足以与《法国民法典》匹敌的民法典。这种情况，直到《德国民法典》的出现才得到改变。
当然在历史地位与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以及思想精神方面，德国民法典是无法与法国民法典比拟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革命性的法典，开创了一个时代，是公认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初期的法典，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的胜利成果。而德国民法典则是一部保守的、甚至守旧的法典。德国民法典的产生正在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可是它并没有表现出这个时代的特色（这些问题，本文将在下面详论）。对于德国本国说，德国民法典只完成了一个任务——统一德意志帝国的私法，并未能把德国社会向前推进。不过德国民法典较法国民法典迟出一百年，它在一百年来法典编纂与法学（特别民法学）学术发展所积累的经验与成就的基础上，在法典编纂技术与民法学发展两方面，较法国民法典有显著的进步。这是我们研究两部法典时应该注意的。这两部法典各从不同方面对法学作出贡献，并得到本国人民的爱戴和各国法学家的称赞。因此两个法典都成为寿命很长的法学杰作。
但是从我们中国人来说，德国民法典与我们的关系，远较法国民法典为密切。从民国初年直到现在，中国（包括现在的台湾）的民法一直受德国民法典的影响。中国的民法学者，从德国民法吸收的营养，也远较从法国民法得到的多。在中国，对德国民法典的研究，也胜过对法国民法典的研究（这从中国法学刊物上的论文和译文可以看出）。当然，我们绝对不应该对法国民法典有丝毫的忽视，特别对它所建立的自由解放的精神应该加深认识，不过就发展中国民法学的研究、建立中国的民法体系说，我们必须着重去研究德国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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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瑞士民法典的内容

内容丰富
瑞士民法典包含的内容之丰富，远超过了法国德国的民法典与商法典之和。
瑞士民法典以5编2000余条的容量，除包含了德国民法典与德国商法典规定的事项外，还包含有德国一些单行法所规定的事项，例如法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法》、《股份法》、《票据法》、《区分所有权法》、《不动产登记法》等。除此之外，瑞士民法典还包含有关于劳动法的内容（集体劳动合同）、关于户籍法的内容（身份登记）、关于合作社的规定、关于债券的规定等。如此丰富的内容，为其他国家的一个法典内所少有的。
瑞士民法典除了普通的实体法规定外，在许多地方规定了举证责任和诉讼程序。瑞士民法典没有集中规定时效，而将时效分散规定在有关事项之后。各种登记制度也分别规定在有关事项之后。这样的规定方法在适用时较为方便。
瑞士民法典关于法人的规定比较宽松。以政治、宗教、学术、艺术、慈善、社交为目的的及其他非经济性的社团，自表示成立意思的章程作成时，即取得法人资格（第60条第1款）。
瑞士债务法的内容极为丰富，例如劳动契约中，分别规定了个人劳动契约、集体劳动契约．标准劳动契约、学徒契约、推销员劳动契约、家务劳动契约。
最具特色的是有价证券部分，其中集中了其他国家在民法、商法和一些单行法里规定的各种有价证券，真是一个比较完全的“有价证券法”，在其他国家还少有其例。特别是在这部分的开头，给有价证券规定了定义，即“有价证券是与权利相结合的一种证券，离开证券即不能主张该权利，也不能将之移转于他人”。这个定义在其他国家还没有，现在已成为大陆法国家法律中有价证券的典型定义。
总之，瑞士民法典的条文数少于德国民法典，而其内容，即所规定的范围、事项远远超过了其他民商分立国家的民商法典。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条文简单
瑞士民法典条文数较少而内容含量多，因而就必然要把条文写得比较简单，这就是茨威格特和克茨所说的，瑞士民法典的“条文规定得有意识地不完备”，也就是“有意地不求条款的完备”。这种情况特别表现在前面4编。他们比较了瑞士民法典前4编与德国民法典在同一事项上所用的条文数，例如关于收养，瑞士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分别有18条和32条；关于夫妻财产制，有74条和145条；继承法有192条和464条。他们得的结论是：“瑞士民法典总共（包括债务法的前两部分，相当德国民法典的债编）约用1600条规定了德国民法典用2385条所规定的事项，而后者的条文一般地还要长些。”[5]
瑞士民法典的这一特点与德国民法典恰巧成为两个正相反对的典型。前者“有意地不求条款的完备”，而后者有力求包罗万象，力求完备无遗。这两种典型的后面存在着两种立法思想，存在着两种国情。德国民法典是有名的“法学家的法典”，立法者刻意要把一切问题予以解决，不给法官以裁量权。瑞士民法典是“大众化的法典”，要让那些由人民选举出来的、非法学家的法官读得懂、会运用。德国民法典要用全帝国（德意志帝国）的法律去统一、去扼制地方的旧法和习惯，达到“定于一尊”的目的。瑞士民法典则要尽量保留和尊重各州的旧法和习惯，只要求“基本一致”。这里表现出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的尊严（这种情形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发展到极点）与一个强调地方分权和尊重地方传统的联邦的不同气势。
“补充”、“充实”
法典既然简单，就必然要赋予法官以“补充”、“充实”的权力。这是瑞士民法典的另一个特点。
这一点表现在法典的第1条。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条文，包括3款：“⑴凡本法在文字上或解释上有相应规定的任何法律问题，一律适用本法。⑵如本法没有可以适用的规定，法官应依据习惯法，无习惯法时，应依据他作为立法者所制定的规则裁判之。⑶于此情形，法官应遵循公认的学理与惯例。”
这里最引入注意的是第2款里的“他作为立法者所制定的规则”。
在民事案件的审判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在法律不够用时，法官应如何判案。民事案件是千变万化的，不像刑事案件那样只限于刑法中明文规定的那些种类。法律要把民事案件规定得没有遗漏是不可能的。但是对民事案件，法官又不能不办。法国民法典第4条明文禁止“法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裁判”，同时又把规定“法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裁判”（第5条），但是法官究应怎样办，法国民法典未予解决。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条曾经规定：“法律无规定之事项，准用关于类似事项之规定。无类似事项之规定时，适用由法规精神所得之原则。”但以后德国民法典对此仍不作规定。可见这个问题在那个时代不是很好解决的。瑞士民法典直接规定法官可以“作为立法者”而制定规则并据以裁判。这确是一个异平寻常的规定。这个规定不仅在它以前和它当时是没有的，就在它以后也没有，真可谓是“空前绝后”的。
茨威格特和克茨一方面说，瑞士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基本上没有包含任何新意，”但终究不得不承认，这一条仍然是“令人惊异而赞赏的”，因为它“在清晰了然的位置，并以鲜明出色的语言形式表述了这种思想。”[6]把瑞士民法典的这一条规定的价值仅仅归结于其位置和语言，这种评论显然是不公正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表示对本国法官的信任。瑞士的法官是民选的，他们和议会的议员一样直接来自人民，让他们“作为立法者”也未尚不可。这样也不怕“混淆立法司法”的责备了。
慎重
其实，瑞士民法典还是很慎重的。这一条里的第3款就是对法官在“作为立法者”时应如何行事的指示。法官应该“遵循公认的学理与惯例”，而不能任性胡为。
在瑞士民法典以后，很少有采用这一条的。这说明别的国家不具备瑞士所具有的条件，并不是这一条有什么不妥，因为从瑞士近百年的情形看来，这一条规定似乎也没有发生什么流弊。
诚实与信用地位
瑞士民法典较之德国民法典在更高的程度上运用了一般条款。这就是它把诚实与信用原则提高到整个民法的最高原则的地位。
当然这也是它用来供法官补充和充实法律具体规定的一种手段。但意义不仅在此。诚实与信用原则在德国民法典里的适用局限于债法的范围。瑞士民法典突破了这一局限，在第2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这种规定不仅不再限于债法范围中适用，而且也不仅规范义务人的行为，并要规范权利人的行为。这样使诚信原则真正成为全部民法的最高原则。40年后（1947年），日本把这一规定移植到日本民法的第1条中。
瑞士民法的这一规定，以后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展现出它的理论意义和在实践中的价值。论者认为这是对19世纪个人主义民法的纠正，民法走向社会本位的标志。事实上，德国虽没有修改它的民法中的规定，但它的判例和学说也扩大了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
传统立法与制度
瑞士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地方的传统立法与制度．
瑞士也是个联邦，不过各州有分权的传统，而各州的制度上的差异也不易统一，所以瑞士民法典很尊重州法的地位，将许多问题交给州法去处理，也保留了某些固有的传统。瑞士民法典在许多条文中，特别在有关物权和监护继承方面，把许多权力交给州、甚至交给更下级的地方。例如在继承的特留分上，就允许各州自行规定而不要求一致（第472条），在所有权的范围方面，先许按照“地方通常习惯”或“地方通常见解”决定何为物的组成部分或者何为从物，而不要求有一致的标准（第642、644条）。在相邻权（相邻关系）方面，更是多处准许州法自行作出规定（第702、703、705、709条）。
从瑞士民法典对地方法制的态度，可以看出，在一个地方传统习惯甚至连语言都各不相同的国家里，“统一”和“分歧”是如何得到协调的。

㈤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是什么

《法国民法典》

法律是现代社会维系文明的重要制度基础，其中，民法专既是每一个现代人不可须臾离属开的生活准则，又是关系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秩序有效建构的关键。

谈到民法的历史，必然要提到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直译为《全体法国人的民法典》，也称《拿破仑法典》）。作为世界第一部成文民法典，它自签署颁布后，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事立法产生着持续的影响。

(5)百名法学家讲民法典扩展阅读：

《法国民法典》分为序言和三编。序言有6个条文，规定了法律及其适用的一些基本原则。第一编为“人”法，主要涉及民事主体权利，包括关于个人和亲属法的规定；第二编是物法，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的规定；第三编是债法，是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即民事权利客体转移的方法。

在这些内容之外，这部法典还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商品经济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即所有公民民事权利一律平等原则、财产所有权神圣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民事、商事法律的基础。

㈥ 求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渊源 越具体越好

1804年公布施行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民法典，是第一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和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民法典。它在1804年公布时的名称是《法兰西人的民法典》。1807年9月3日法律赋予它《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的尊称[3]。该法典有1804年、1807年、1816年3次的官方版本，特别以1816年的王政复古版留传下来。所以我国商务印书馆的译本中保留着"国王"和"王国"字样。别的版本则在"国王"下有"(共和国总统)"字样。
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虽然其中仍留有若干旧思想的残余，但终究是革命思想的体现。这种革命思想就是自由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自由思想和人权思想。法典虽然未能在家庭制度方面完成"人的解放"(在这方面，法典较之革命后的法令有些退步)，却在经济方面较为彻底地做到了这一点．法国民法典是"人权宣言"在法律形式上的体现。我们如果把依照这个民法典构筑的社会与革命前的社会(封建社会)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法国民法典的思想意义——它摧毁了旧社会，开创了一个新社会。当然，这个新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个时代，它是人类文化的顶峰。在封建社会中，"人"受着各种各样的束缚，受着各种力量的压迫，既没有意思自由也没有行动上的自由，法国人分为各种阶层，没有平等可言。但在民法典的规定下，所有的法国人是平等的、自由的，只受自己意思的支配．总之，法国民法典是"解放"人的法典，而不是"束缚"人、更不是"奴役"人的法典。就是在今天，法国民法典的这种精神仍对我们有启示作用、指导作用，我们仍可从这方面去学习它。
二、法国民法典的思想内容
根据上面所说，对法国民法典的研究，应该着重于它的思想内容。以下分为4点说明：
（一）法国民法典规定了近代民族国家法律的几个基本原则，奠定了近代法律的基石。
法国民法典前面有一部分，标题为《前编•法律的公布、生效以及一般适用》，有6个条文。这6条规定的实际上不只是民法的问题，而是一切"法律"的几个基本原则。而且这个《前编》(Titre Preliminaire)没有与以下各编统一编号。据说，这6条在当时制定时不是只作为民法的前6条，而是作为当时计划中的包括几个法典(民法典、刑法典、商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法典)的一个总法典的《前编》的。[4]现在这6条只列于民法典之首(其他几个法典大多经过了很大的变动)，使人以为这只是民法典的前编了。
这6条的内容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一切法律的基本原则(除第3条是国际私法性质的规定外)，也是对"封建法"的改变。
1．法律统一原则。第1条规定："经国王(共和国总统)公布的法律，在法国全境内施行。"这个条文包含两点：(1)法律须经"公布"。公布是法律对外生效和施行的要件。(2)法律公布后，在全国施行。全国的法律是统一的，这与封建法律的地域性和分散性是正相反对的。
公布的作用在于使人民知悉法律，至少是可得知悉。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公开性"。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是深有体会的。在我国，不久前还有所谓"内部规定"，那就是不公布的规定，也就是不让人民知悉的规定。
一个统一的国家必须有统一的法律，这一点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在封建社会，情况不是这样。这就难怪凡是研究法国民法典的人，莫不首先把统一全国私法作为这部法典的伟大成就。例如澳大利亚法学家瑞安说："伏尔泰曾说，在法国旅行需要经常更换法律，就像经常更换马匹一样。他的俏皮话与事实相差并不远。法国直到1804年拿破仑法典颁布之后，才成为一个法律上的整体[5]。"又说"拿破仑法典的目标是要统一法国的私法，从这方面看，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6]。"这就是这个第1条的意义。
2．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第2条规定，"法律只对将来生效，没有溯及的效力。"封建社会的法律，由帝王制定，可以任意追究过去的事情，可以侵犯或剥夺人民的既得权利，可以肆意改变人民的已有的法律关系．近代法律以不溯既往为原则(当然有例外)，不仅民法如此，刑法也如此。这一原则的首要作用在于维护人民的既得权利与原有的法律地位，使人民在行为时只须注意并遵守当时有效的法律，不须顾虑行为后法律的变动(因为行为后法律的变动，只能影响以后的行为，对法律施行前的行为或事没有影响)，从而有安全感。
3．立法与司法分离的原则。第5条规定，"裁判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裁判。"确立行为的一般规则，是立法的范围。司法官只能对其审理的个别案件，进行个别的裁判，不得将其裁判作为一般的规则而当然适用于其他案件。这也就是立法权与司法权分离，亦即三权分立的原则。
法国在大革命之前，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各地区存在着分散的、彼此不一致的"习惯法"，于是法院就有对这些习惯进行解释，从而使之取得法律效力的权力。各地区的法院常常公布一些具有立法性质的判决，使司法判决成为"一般规则"[7]。法国民法典的第5条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定的。
司法权的作用既然是裁判个别案件，法官就不能拒绝裁判。第4条规定："法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裁判时，得依拒绝裁判罪而追诉之。"如果法官可以因法律之故而对人民间的纠纷不予裁判，必将使人民的纠纷无从得到解决，而陷社会于混乱与不安。
本条是原则规定。详细的处理办法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和刑法之中。
4．公私权(公私法)相互独立的原则。第7条(不属于"前编")原来的文字是，"(民事)权利的行使，与市民资格相互独立，后者依宪法取得并保有之。"1889年改成现在的条文[8]，即："民事权利的行使与依宪法和选举法取得并保有的政治上的权利的行使是相互独立的。"这一条规定民事权利与政治权利相互独立，二者不互相依赖，不互相影响，民事权利以民法(私法)为依据，政治权利(公民的资格、选举权)以宪法与选举法(公法)为依据。被剥夺公权(政治权利)的人仍可享有并行使其民事权利。
划分公私法，这是近代法律的原则。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主张，私权是天赋的人权，与政治权利不同，行使私权并不以享有公权为条件(前提)。
(二)一切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
法国大革命"解放"了在封建制度下被压迫、被奴役的一切人，把所有法国人置于同等(平等)的地位，这一点表现在民法上就是承认所有的法国人都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这就是第8条的内容。这一点的意义，今天已经不必多说了。从此以后，这一条已成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法的最根本的原则。当然，在各国民法典里，尽管所用的文字和词语有所不同，例如德国民法典第l条，苏俄民法典第9条等等，但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这种原则。
对法国民法典苛求的人可以说，法国民法典的这一条只说到"法国人"，与德国民法典第1条只说"人"相比似乎差了一点。但应该注意到，在那个时代，民族国家是人类最高的生活共同体，用"法国人"这个字眼是完全正当的。何况就是1964年(一个半世纪以后)的苏俄民法典也还是说"苏俄公民"呢?
法典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第13条规定："外国人经政府许可设立住所于法国者，在其继续居住期间，享有一切民事权利。"前者与第8条合起来奠定了近代民法自然人能力制度的基础。第13条奠定了近代民法与国际公法中外国人地位的制度的基础。
法典还就两项特别能力作了明文规定，第1123条规定："凡未被法律宣告为无能力之人均得订立契约。"第1594条规定："一切法律并未禁止其为买卖行为之人，均得买受或出卖。"订立契约和买卖物品。在封建社会是有严格限制的。法国民法典特别规定这两条，也是"解放"人的表现。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必要。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我国在解放后，在农村土地改革后，要特别申明农村借贷自由和买卖自由，就可以理解，法国民法典的这些规定，对刚从封建社会解放出来的人们是多么重要了。
(三)法国民法典奠定了近代民法中财产法的基础。
近代民法中财产法的基础，即所有权绝对和契约自由，在法国民法典得到完成。封建的财产制度和封建性的财产权利，在法国民法典中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在这一点，德国民法典也不如法国民法典做得好。
关于这一方面，只要举出几个原则性的条文就够了，用不着详加阐述。第537条第1款规定："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处分属于其所有的财产。"第545条规定："任何入不得被强判出让其所有权；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补偿时，不在此限。"我国近年来制定某些法律时，对于类似于第545条的规定，还要反复讨论。这时，不禁令人感到，200年前通过这样的条文，要有多大的勇气。
法典第967条规定："任何人均得或以指定继承人的方式、或以遗赠的方式、或以其他适于表示自己意志的方式，以遗嘱处分其遗产。"
其次关于契约自由。法典第1101条规定，"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第1119条规定，"任何人，原则上仅得为自己接受约束并以自己名义订立契约。"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
契约自由也扩及于夫妻之间。第1387条规定："夫妻间的财产关系，仅在无特别约定时，始适用法律的规定；夫与妻只须不违背善良风俗，并依后述各条规定的限制，得随意订立契约。"
法国民法典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法，贯穿了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包含有几层含意。第一，废除古代的形式主义。第二，不许国家干预个人的意思自由。第三，讲求个人的真实意思。法国民法典的意思主义（典型的规定是第1583条，买卖的合意成立后，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交付，合同即告成立，标的物所有权即移转)，是近代民法法律行为理论的核心。
总之，人们可以指出法国民法典在身份法方面和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甚至是缺点，但很少能在财产法方面指出什么大的问题。法国民法典在这方面，一方面继承了罗马法的一些优良的制度和规定，一方面贯彻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一些思想主张。为了说明这一点，还可以举出以下几条规定。第一，法国民法典把关于国有财产的规定纳入民法典(第538-542条)，具有特殊意义。在这种规定下，国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立于同等地位，受到同等对待。第二，法国民法典对契约的解释作了详细规定(共9条)。第三，在买卖中，法国民法典只保留了"买回"而废除了"先买"制度。对于买回，法国民法典对买回的期限规定不得超过5年，法院也不能将之延长(第1660条、第1661条)。与此不同，德国民法典规定了买回与先买两种，而且把土地的买回期定为30年(第503条)。两相比较，法国民法典的规定在当时更具有进步的意义。第四，法国民法典第1674条关于买卖有失公平时不动产出卖人可取消买卖的规定及其整个办法(第1675条以下)，为以后的各国民法典开启了先例。把法国民法典的规定与其他国家民法典的类似规定比较研究后，不能不承认法国民法典的规定仍有其独到之处。因为第一，限于不动产，第二，规定了严格的评估鉴定办法。
法国民法典财产法中的某些规定，因其为当然之理，以后各国民法典多不作规定。但正因如此，这种规定就成为对我国民法学生十分重要的知识。例如第2092条规定："负担债务的人，以其现在所有及将来取得的一切动产及不动产，负履行其债务的责任。"第2093条规定：“债务人的财产为其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因此其财产的价金应依债权人债权额分配之，但债权人中如基于合法原因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存在时，不在此限。”这种规定，特别是前一条的规定；由于在别的国家民法典中已经没有，因此，今天在对中国民法学生说明什么是债务人的无限责任时，仍要引用它。因为必须明白了无限责任后，才能明了有限责任。
(四)法国民法典在家庭法和继承法方面的成就
在家庭法和继承法方面，法国民法典的成就远较财产法方面逊色。大革命后在这方面的一些激进的、先进的法律——例如废除家父制度，准许协议的甚至单方面的离婚，长子继承制的废止，遗产的平均继承等——在法典中受到了限制或得到了缓和，有的甚至回复到"旧制度"的原样，以致有人说这是"对革命的反动的法典"[9]。所以会如此，当然有复杂的原因，对此，本文不去详论。
但是与革命前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法比起来，法国民法典并不是没有成就，它仍旧对"旧制度"(封建制度)作了极大的变革。首先是婚姻法的世俗化。中世纪末期，国王和教会争夺对婚姻家庭的司法管辖权的斗争，到法国民法典终于确定。民族国家对婚姻家庭取得了绝对的管辖权，教会完全失去了它在这方面的权力。法典第165条规定："婚姻仪式，于当事人一方的住所，在身份吏前公开举行之"。以国家的身份吏代替宗教的教士和神父，从此，婚姻世俗化的过程完成了[10]。法国民法典早于德国民法典100年，却不像德国民法典那样，仍然在法典中承认教会的地位[11]。这一点表明，法国民法典在婚姻世俗化这一点，比德国民法典还要先进。
法典也否定了在结婚方面的家父的绝对权力。法典规定了复杂的结婚同意制度，以缓和对家父权的冲击，但在经过了多次以“尊敬证书”请求同意后，法典于第152条、第153条规定，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再需要家父的同意而结婚，这样最终地击败了家父的同意权这个封建力量的强大堡垒。
法典第326条规定，"民事法院对于有关身份的诉讼，有专属管辖权。"这一条规定的意义，有的学者只解释说，它排除了刑事法院对身份问题的裁判[12]。但是不能否认，这一规定也同样排除了教会对身份问题的干预，因而也具有世俗化的意义。
法典保留了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规定，保留了不自由的离婚制度。这些都一直要到许多年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随西方国家的普遍的家庭法的改革而得到纠正。
在继承法方面，法国民法典也具有反封建的性质。首先，法典只承认财产继承，只承认继承是一种取得财产的方法，因而将之规定在第三编之首。法典完全不承认身份继承，也不承认特殊的贵族财产继承制度，实行不分男女的均分继承制度，否定了封建制度下的男性继承与长子继承。第732条规定：“法律之规定财产的继承，不考虑财产的性质与来源。”原来在封建时代，遗产区分为贵族财产、传来财产与取得财产。对贵族财产实行独占继承制度(长子继承，以后长子不独占继承，但享有较大份额)，对传来财产实行两系分别继承制度(父系和母系分别继承)，对取得财产实行两系均分继承。民法典废除了这种划分，只在第733条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分系继承。第745条规定："子女与其他直系卑亲属，不问性别与长幼，亦不问其是否出生于同一的婚姻，得继承其父母、祖父母或其他直系等血亲的遗产。如继承人均为被继承人的一亲等直系卑血亲，且以自己的名义继承时，应依人数平均继承；如继承人全部或一部代位继承时，应依房数继承。"这些规定，建立了近代法上的法定继承制度，开以后各国民法里的法定继承制度之先河。
(五)法国民法典树立了近代法中的个人责任原则
在封建法中，由于封建领主制与家长制的关系，民事责任与民事行为是分开的。有时，行为人不是责任人，而非行为人却要对他人的行为负责。刑事方面的株连制度在民事方面也有所表现。法国民法典既然承认每个成年人都有平等的能力和自主的意思，当然也就承认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以下各条又规定了侵权行为的各种情形。法典关于侵权行为的5条构成以后大陆法国家民法整个侵权法的基础。
上面列举的5个方面，当然不能说完全是法国民法典的创造，不是由法国民法典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它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文化积累的成果。但是法国民法典把这一些成果完全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下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个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法典的保护之下发展成长起来。人类文明也被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法国民法典的伟大的思想意义和光辉业绩。
三、法国民法典的编制、体例与语言
像法国民法典这样古老的法典，它的编制和体例自然带有时代的特点，不应该用后代的眼光去评论。所以指摘法国民法典结构不合理，说；"任何科学的安排方法都不会在一编之中把继承和赠与、契约和侵权行为、婚姻财产、抵押和时效等这些毫不相干的内容都放在'取得财产的不同方法'之下[13]。"甚至说法典的第三编完全是异类题材的大杂烩[14]。这都是不适当的。法国民法典承继了《法学阶梯》的编法而稍加调整，分为人法、物法和债法，今天看来，无可厚非。
相反地，法国民法典的教科书式的体例有独到之处。例如第二编第一章《财产分类》，第三编第三章第一节关于契约的《通则》，就可以当作财产和契约的教科书来读而得到应有的知识。
法国民法典的语言一直受后人的称赞。或说它浅显易懂、生动明朗，有人甚至说法典是一部"出色的法国文学著作"[15]。
据说，拿破仑希望这部法典能为全体法国人民读懂，法国人民能人手一册。这一点差不多做到了。而这应归功于法典的浅近的和优美的文字。
法国民法典在这方面与德国民法典完全相反。这是两种文化的产物，很难比较其优劣。但是这毕竟是后世制定法典的人所应注意的。
四 结论
法国民法典是影响及于全世界的一部大法典。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就产生在它的旁边，却相形见绌，不为后世所重。至今我们仍不能不研究它，仍从它那里得到启示。
法国民法典所表现的启蒙思想和解放精神，对于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寻求自由与解放的人民，都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人民，也具有极大的益处。
真难怪法国人民对这部法典充满着爱好和感情，几次想要改造它而又舍不得它，还是保留它的原貌。世界人民也把它作为一部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著作。我国商务印书馆将之与《法学阶梯》一并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完全是应该的。
在我国，研究法国民法典，深刻领会其革命的精神与思想史上的价值，用以促进我国自己的民法典的制定，是这一代法学者的任务。

㈦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是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是：《拿破仑法典》。

1789年法国大革命推版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权阶级共和回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答资产阶级着手制定统一的符合自己阶级意志的新民法来巩固胜利成果，并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草案四度拟定都未有成果。

帝国成立后，《法国民法典》于1804年3月21日在议会最后通过，1807年改称为《拿破仑法典》，1816年又改称为《民法典》，1852年再度改称为《拿破仑法典》。从1870年后，习惯上一直沿用《民法典》的名称。

(7)百名法学家讲民法典扩展阅读：

这部法典确认了资产阶级和农民占有贵族和教会土地财产的合法性，保证不受封建势力的侵犯；否定封建特权，确立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原则，规定每个公民具有同等的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法典对于家庭、婚姻、继承等社会生活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

这部法典是资本主义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法典，破除了封建的立法原则，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立法规范，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㈧ 开展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制宣传活动有什么重要意义

来组织推动百名法学家百自场报告会法制宣传活动，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就是要把“双百”活动放到全面依法治国大局中来谋划，努力使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成为联接 “四个全面”的纽带，助力“四个全面” 协调推进。
在各级宣讲对象中进一步掀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以法治精神凝心聚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不断见到新成效。

㈨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民法典是什么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是《法国民法典》，也称《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是1804年法国颁布的，破除了封建的立法原则，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立法规范。

《拿破仑法典》总共分为三大部分，2281条法律条文。第一部分是人法，其中都是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定；第二部分是物法，是有关各类财产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规定；第三部分是获取各类所有权的方法的规定，具体包括继承、遗嘱、还债、赠予、夫妻共同财产等相关法律条文。

(9)百名法学家讲民法典扩展阅读

历史背景

1799年11月9日，雾月政变爆发的当天晚上，拿破仑便下令起草民法典。1800年，雾月政变刚刚结束，拿破仑成了法国的最高统治者。随后，他正式命令大理院长特龙谢、罗马法学家马尔维尔、政府司法行政长官普雷阿梅纳和海军法院推事波塔这四位法律专家开始起草民法典。

拿破仑对这部民法典相当重视，曾多次亲自参与一些法律条文的讨论。在具体制定法典的过程中，几位法学家在他授意下，始终坚持资产阶级革命者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提出的相对理性的原则。

法典草案在一年之后完成，拿破仑命人将其送往枢密院和各个法院，这些政府部门为了审核、修改草案，总共召开了102次讨论会，其中有97次是由拿破仑亲自主持参与的。

经过三年半的修改、讨论，于1804年3月15日由立法院通过，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以《法国民法典》的名称正式颁布施行。1807年这部《民法典》被命名为《拿破仑法典》，包括总则、三编（35章），共2281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