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设刑

Ⅰ 法家，墨家，儒家，道家，兵家的创始人分别是谁

1、法家创始人：李悝。

李悝，魏国安邑人。中国战国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强产量。

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国家的人，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国。

他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现已失传。其“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商鞅、韩非影响极大

2、 墨家创始人：墨子。

墨子，名翟，东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墨子是宋国贵族目夷的后代，生前担任宋国大夫。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

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传世。

3、儒家创始人：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 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倡导仁、义、礼、智、信。

孔子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前后达十三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4、道家创始人：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或曰谥伯阳。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详（胡适曾推测老子生于周灵王初年，当公元前570年），出生于周朝春秋时期陈国苦县（苦县，古县名，史学界普遍认为在今河南省鹿邑县）。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老子被唐朝帝王追认为李姓始祖，乃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今存世有《道德经》（又称《老子》），其作品的核心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

老子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道德经》是全球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20世纪80年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经》。

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在权术上，老子讲究物极必反之理。在修身方面，老子是道家性命双修的始祖，讲究虚心实腹、不与人争的修持。

老子与后世的庄子并称老庄。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并称之为“太上老君”。

5、兵家创始人：孙武。

孙武（约公元前545年—约公元前470年），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北部）人。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或孙子（孙武子），又称“兵家至圣”，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孙武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伍子胥）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为将。他曾率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国军队，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

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他撰著的《孙子兵法》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军事学术史和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该书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1)立法设刑扩展阅读

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及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东方法家或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

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立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

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

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深受齐文化熏陶的荀子，还培养出韩非和李斯两位法家代表人物。

先秦法家主要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两大阵营。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教兼重；秦晋法家奉法、术、势为至尊与圭臬，齐法家既重术、势，又重法、教。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

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墨家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以下是墨家的观念。

伦理观∶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人不相爱。

政治观∶主张“尚贤”、“尚同”，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观念，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

经济观∶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

宇宙观∶提出“非命”，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他又主张“尊天”、“事鬼”。

由于墨家从创始人墨子到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社会中底层的学者，所以墨家更能体会到战乱时期社会中劳动人民的凄惨生活，所以相对于儒家的过分讲求“礼”，墨家更注重刻苦、节俭的生活习惯，而且不吝于做低层的劳动工作，被儒生辱为“淫巧之技”，生活上的偏差，立场上的对立，和思想上比“仁爱”更难遵从的“兼爱”，使得墨家并未得到统治者的支持，日后发展不大。

儒家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

道家

道家以“道”为核心理念而得名，最早见于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当初也叫道德家。从广义上来说，主要分为老庄派、黄老派、杨朱派三派，其中老庄派以大道为根、以自然为伍、以天地为师、以天性为尊，以无为为本，主张清虚自守、无为自化、万物齐同、道法自然、远离政治、逍遥自在。

政治理想是桃花源和至德之世，体现了“离用为体”的特点，因此成为了历代文人雅士远离残酷现实的精神家园。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列子等；黄老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主张因俗简礼、兼容并包、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依道生法，依法治国、删繁就简、休养生息，政治理想是大一统。

体现了“离体为用”的特点，成为了历次大乱之后政府治世的急救包。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田骈、环渊等；杨朱派主张全生避害、为我贵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属于道家的别支，代表人物杨朱、子华子。春秋战国后，因不容于世，后湮灭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教全盘继承。

道家哲学不同于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是解释此原理的内涵，从而得以提出一个活泼自在的世界空间。

透过对此一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着的认识，道家哲学发展出迥然不同于儒家的社会哲学，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们，应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所以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先存立场，而能有更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

由此道家黄老派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并提出了因循天性、顺势而为、宽刑简政、休养生息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主张，而老庄派认为现实中充满了束缚和限制，大至鲲鹏，小至蜩鸠，都需要凭借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活动，即它们都是“有所恃”的。

为了摆脱所有的束缚，达到完全“无所恃”的精神自由， 就需要“齐物”“逍遥”的生活态度。另外，老庄派还提出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认识原理，以实现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提出了“谦”、“弱”、“柔”、“心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来面对世界，以实现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

同时，老庄派还讲究“人天合一”、“人天相应”、“ 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虚心实腹”、“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法于阴阳，以朴应冗，以简应繁。” 等等；而杨朱派认为所有的人都一毛不拔，同时互不侵害，就可天下大治。

政治观∶老庄派追求桃花源和至德之世，主张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黄老道家追求大一统，主张因俗简礼、宽刑简政，依道生法，依法治国。两者都主张无为而治。

人生观∶黄老道家主张因循万物，身国同治，老庄派主张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兵家

兵家重点在于指导战争，在不得不运用武力达到目的时，怎么样去使用武力。创始人是孙武，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穣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尉缭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国自古以来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视的。 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关系到一国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将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书本。

Ⅱ 论述西周的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

即，“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主张刑罚的轻重要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各地的情形做相应的调整,区别对待。

其理论基础或者说指导思想是“明德慎罚”.

Ⅲ 法家思想包括哪些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依法治国，“以刑去刑”，不重视道德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以此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一个君王，如果他能给予官员及百姓利益，官员和百姓就会拥戴和支持他，同时这个君王还擅长“术”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很有可能能够强盛；但如果这个君王不具备以上的任何一条的话，这个国家就很可能走向衰落，甚至是灭亡。所以，法家理论的一个很大的不足在于过度依赖君王个人的能力。但秦能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还是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Ⅳ 求《汉书刑法志》原文及翻译

请问你是法几的同学 如果找到了 请贴出来 谢谢

我先给你原文嘛 你找翻译
汉书•刑法志
汉书 汉•班固 卷二十三

刑法志第三

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用仁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群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礼，“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也。《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来者上矣。

自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定水害。唐、虞之际，至治之极，犹流共工，放讠雚兜，窜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皆于农隙以讲事焉。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四为州，州有牧。连师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周道衰，法度堕，至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国富民安。公问行伯用师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国亦将修之，而小国设备，则难以速得志矣。”于是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军政成虖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祸福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日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齐桓既没，晋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庐之法，总帅诸侯，迭为盟主。然其礼已颇僭差，又随时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后，浸以陵夷，至鲁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赋，搜、狩、治兵、大阅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书而讥之，以存王道。于是师旅亟动，百姓罢敝，无伏节死难之谊。孔子伤焉，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称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国，摄虖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赋兵教以礼谊之谓也。

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时唯孙卿明于王道，而非之曰：“彼孙、吴者，上势利而贵变诈；施于暴乱昏嫚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诈也。夫仁人在上，为下所昂，犹子弟之卫父兄，若手足之扞头目，何可当也？邻国望我，欢若亲戚，芬若椒兰，顾视其上，犹焚灼仇雠。人情岂肯为其所恶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犹有巧拙；以桀诈尧，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诗》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言以仁谊绥民者，无敌于天下也。若齐之技击，得一首则受赐金。事小敌脆，则偷可用也；事巨敌坚，则焕然离矣。是亡国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嬴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如此，则其地虽广，其税必寡，其气力数年而衰。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有数，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然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故虽地广兵强，鳃鳃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轧己也。至乎齐桓、晋文之兵，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然犹未本仁义之统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

故曰：“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蛮夷猾夏，寇贼奸轨”，而刑无所用，所谓善师不陈者也。汤、武征伐，陈师誓众，而放擒桀、纣，所谓善陈不战者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存亡继绝，功为伯首，所谓善战不败者也。楚昭王遭阖庐之祸，国灭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或奔走赴秦，号哭请救，秦人为之出兵。二国并力，遂走吴师，昭王返国，所谓善败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胜，据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奋其爪牙，禽猎六国，以并天下。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仇，CA76起云合，果共轧之。斯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至于末世，苟任诈力，以快贪残，急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

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鞭扑不可弛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三代之盛，至于刑错兵寝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极功也。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杀人者踣诸市，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积。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舂槁。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B062者，皆不为奴。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黑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

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晋叔向非之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谊，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竦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货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虖！”子产报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材，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偷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伤之，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

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丞相张仓、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于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臣昧死请。”制曰：“可。”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狱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棰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棰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语在《温舒传》。上深愍焉，乃下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圣王置谏争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宣帝未及修正。

至元席初立，乃下诏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复下诏曰：“《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审核之，务准古法，朕将尽心览焉。”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议不立，遂以至今。议者或曰，法难数变，此庸人不达，疑塞治道，圣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举汉兴以来，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

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

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袄言令。

孝文二年，又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文帝复曰：“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夫见其便，宜熟计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其后，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由是言之，风俗移易，人性相近而习相远，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八议：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勤，八曰议宾。三刺：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三宥：一曰弗识，二曰过失，三曰遗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凡囚，“上罪梏BF25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BF25，有爵者桎，以待弊。”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上恩如此，吏犹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复下诏曰：“诸狱疑，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其后狱吏复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后元年，又下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令谳者已报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自此之后，狱刑益详，近于五听三宥之意。三年复下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乱之心，今或罗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近古而便民者也。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言圣王承衰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至于善人，不入于室，然犹百年胜残去杀矣。此为国者之程式也。今汉道至盛，历世二百余载，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古人有言：“满堂而饮酒，有一人乡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

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杰务私，奸不辄得，狱C224不平之所致也。《书》云“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言制礼以止刑，犹堤之防溢水也。今堤防凌迟，礼制未立；死刑过制，生刑易犯；饥寒并至，穷斯滥溢；豪杰擅私，为之囊橐，奸有所隐，则狃而浸广：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患害。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杀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凡此五疾，狱刑所以尤多者也。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可谓清矣。然而未能称意比隆于古者，以其疾未尽除，而刑本不正。

善乎！孙卿之论刑也，曰：“世俗之为说者，以为治古者无肉刑，有象刑、墨鲸之属，菲履赭衣而不纯，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邪，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未也。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故象刑非生于治古，方起于乱今也。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故重，犯乱之罪故轻也。《书》云‘刑罚世重世轻’，此之谓也。”所谓“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屦赭衣者哉？

孙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说而论之曰：“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汉承衰周暴秦极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鞿而御駻突，违救时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F1BE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臧，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名伤制，不可胜条。是以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胜残，诚以礼乐阙而刑不正也。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删定律、令，B064二百章，以应大辟。其余罪次，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伤人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为三千章。诋欺文致微细之法，悉蠲除。如此，则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专杀，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顺稽古之制，成时雍之化。成、康刑错，虽未可致，孝文断狱，庶几可及。《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书》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为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则受天禄而永年命，所谓“一人有庆，万民赖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