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谈依法治国
Ⅰ 如何评价北大教授强世功
强世功是一名真正关心中国问题并真正探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学者。从强世功书中，可以看到一条一以贯之的关怀:中国。强世功想要做的，借用横渠四句的话就是：
"为中央立心，为中共立命，为中国继绝学，为中华开太平"。基本信息：强世功，1967年11月11日出生，陕西榆林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法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著名民族问题专家、法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宪法学。著有《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的法律》、《法律人的城邦》、《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富勒论战研究》、《超越法学的视界》、《立法者的法理学》等，译著有《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等。
生平学习：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本科，1996年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1999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
生平工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01-2002);借调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研究部工作(2004-2007)。 2009年11月起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挂职)。2011年7 月1 日起被聘为重庆大学兼职教授。
著名观点：中共党章是宪法，10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邀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政府立法专家委员会委员强世功在线访谈， 以"依法治国 依规治党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题进行交流。强世功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毫无疑问也是一个'宪法"。
所授课程：法学原理、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学经典著作选读、宪法学
等
专著：《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富勒论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超越法学的视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立法者的法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中国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Ⅱ 你对依法治国的理解论文1500字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必须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使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
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
四、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五、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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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群文章《法律之我见》
近来，常能闻见一些似乎很怀了些怜悯之心的“有识之士”，脸上也很流露出了些不忍之色，然后，再用很带了些责备的口吻教导着那些已然在生活中很受了些委屈与伤害的人：“碰上诸如此类的事情，你决不可妥协、软弱！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与之坚决斗争到底！”
对于此类极富“打抱不平”精神的“有识之士”之善意，我向来是既深以为然，也颇以为许的。但是，无庸讳言，我却也始终认为这番循循善诱依稀与“你应该放弃仁慈、宽容，斤斤计较起来！”实有异曲同工之嫌。
当然，尽管如此，倘凭心而论，至刻下我也尚未丝毫怀疑过这类“有识之士”的其心可鉴，甚而至于，心下更是颇感其精神之难能可贵。因为，倘处身于一个谁都念着要占别人便宜的食亲财黑环境及氛围中，不容置疑，确实很有针锋相对且决不退让之必要，做人更是如之说的：绝不应该心慈手软而任人欺凌、摆布！
不过，理虽及此，我却依然顽固于发自内心之深以为：问题似乎都得从根本上去着手解决才更恰当稳妥，否则，贸然地截鹤续凫，实有引足救经适得其反之虑！而像现在这般纯粹靠着“你打我一拳，我必踢还你一脚！”的法子，就妄图解决人性及社会安定方面的系列问题，以我个人的看法，恐怕非仅不是一个什么长久之计，更实隐了得不偿失之后患。
也因而此，凭着自己的若般一得之见，我就更坚定了这样的一个早先还尚有些疑虑的信念：虽然法律应该建设也更有必要得到完善，但却实在不适宜把来作为人们日常行为的导向标志！原因在于：倘把法律姑且看作底线，那么，崇高的道德、思想则就远在之上遥遥相对了。而我的一己想法之延伸也就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蜂拥着那条作为底线的法律准绳，难免就会弄出些有意无意间或愿意不愿意间被挤过了法律准绳的状况，倒不如，引导大家都靠拢了道德、思想，或者景况就会有所改观了：绝大多数人远离了因为太过于拥挤而常常出事的底线附近危险区域，那么，视野宽阔了，也不再人多手杂了，若是谁胆敢在此时再于路断人稀处欲越过法律准绳的话，大抵也仅是个自讨苦吃之举了。
然而，道理固然简单，观点也够鲜明，但我却更深知，若是真想让如今的有些人也明白个中的道理，认同这个观点，事情却绝非那么简单。因为，问题就出在这个道理实在是太过于简单了，以致于反而会使得那些特擅长于化简为繁之人，更不可能会去关注、重视、思索，并由此而欣然接受了。
我们假设：有一个地方，因为那里人们的道德、思想水平普遍的都很高，因此那地方的犯罪现象就很少，而犯罪现象少也就从而使得正常生活着的人们很少能听闻到法律啊法制啦什么的；而另一个地方，因为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社会又动荡不安，迫于保护自己的无奈或者趋于贪婪的欲望，那里的人们因而无论是唬唬人的还是真干实做的，嘴里就不得不整天嚷嚷着法律、法制了，而这般“法律天、法制地”热闹的“盛况”，自然会令人倍感了法律、法制的“无处不在”与“不绝于耳”了。
倘若于此作个判断：这般的两个地方究竟是哪一个好？哪个地方更适宜人的生活？大概很有人会以为，这种问题岂能成为问题？这还用得着说吗？然而，实际上这问题却恰恰就是个连有些专家学者与教授们都至今糊涂着的“难题”。而其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更是，有一些专家学者与教授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或弄来弄去弄不懂倒也罢了，不懂就是不懂，就不要再去厚颜无耻装什么懂了，可这些家伙就是不缄其臭嘴，居然一边赞扬着混乱一边更去讥笑太平盛世的“少法律”“少法制”，似乎社会风雨飘摇人们被弄得焦头烂额，于他们来说，是件挺有进步意义的事情。
日前，着意之下，我就很见识了几个这样的无视道德、思想而单抱着法律、法制就认为已经找到了足以匡时济世良方的专家学者，其幼稚可笑的言论中居然还很夹杂了一些崇洋媚外的由头，不时扬眉提到了一个当今犯罪率举世无双的国家，并把之顶礼膜拜成了凡国家都很该认真学习且效仿的楷模榜样。
那么，这个被些许“国人”高度颂扬的而自己也经常自吹自擂所谓的老牌法律国的法律状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也许，我们也不妨实地去见识观摩一下，或者，我们也就能不只有个大体上的感性认识，更能大致的对之端倪可察了。
在一间搞得外表很“入眼”的大房子里，几十甚至上百个熟悉法律的人士静静地坐着，他们前面有几个仿佛对法律更加掌握得透彻之人在轮番慷慨激昂着法律，而再往前的高台后面还坐着一个对法律几乎是了如指掌的人。然而，尽管法律就一个，而大家也都似乎胸有成竹，但是，处身于这般浓厚法律氛围之中的被告席上的人，却依然瞪着茫然不知就里的眼睛。
那么，作为主角的被告，为何会是这么一副犹如置身云雾中的神态呢？因为，面前的那几个穿戴整齐的人尽管讲的都不外是些不知被讲了多少遍的同一法律，但是，被告却在他们未能停止“这么讲来讲去”时，其命运究竟如何竟然尚且是个充满了无穷变数的谜。而尤为重要的更是，被告的命运居然也恰恰正是由这几个人的“这么讲来讲去”所决定：被告可能会就因为“这么讲来讲去”而无罪，但也可能就因为“这么讲来讲去”而小罪，或者中罪、大罪甚至超级巨罪都“得当”成立。
一旦“这么讲来讲去”完了——通常时间都很长很长，那么，法庭就会让另一些始终在一旁呆听“这么讲来讲去”的人，根据这个听来的“这么讲来讲去”的自己听了多少与自己的理解能力再加上自己的想法，来得出一个结果——被告的结局——也就是法律的宣判。换言之，进了庄严肃穆的法庭，被告曾做过些什么，其实相对而言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了，反倒是最终在法庭上真正起了关键作用的，除了次之的在一旁呆听的都是些什么人之外，主要的却居然就正是那个“这么讲来讲去”。
而更令人匪夷所思也势必感叹其深不可测的是，无论是那些懂得法律的抑或不懂得法律的，却每个人心中都竟然雪亮着：钱多找个“好”律师与没钱只能靠“坏”律师，其间，虽然还是同一法律同一被告，其结果却往往会就因为“好”律师与“坏”律师间的“这么讲来讲去”之有所不同而差了天壤之别，有的时候，甚至更是生死之分！
法律，本该是用来伸张包含公平、公正在内的正义的，这一点大抵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然而，现在居然被搞得非只是模糊且具弹性，最后更使得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也反而受其拖累而成了贫富立判的待价而沽之商品，——在老实巴交的老百姓面前，堂而皇之地把至高无上的正义，通过所谓的“法律”“光明正大”地给彻底扭曲了，——使得法制也陡然变成了人制与钱制！或许，这听上去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更似乎像是个天大的笑话或者讽刺，但事实上这却正是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公认的治理社会之无上法宝了。
究其恶醉强酒之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与体制决定了其无可奈何只得紧抓着这根“救命稻草”，明知于事无补却也不得不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是以钱来说话，钱凌驾于正义、真理之上，人人都渴望着自己能够尽量剥削压迫别人，最终成为剥削阶级把正义、真理掌握在手里听凭自己玩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无法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对道德、思想的重视！
所以，清楚并明确了法律与道德、思想间的关系，也知道并肯定了本末位置的重要，更明白且确定了只有在道德、思想的引领下法律才能够真正成为正义的之一工具，我们就不难看出那些外表道貌岸然，刻意不谈道德、思想而大喊大叫唯法律、法制能救国、治国，实质却正是在企图败坏人们的道德、思想，使得社会礼坏乐崩人欲横流，导致法制成为人制与钱制，以便达到其彻底毁坏法律、法制目的之人的居心了。
也因此，倘若今后再有人摆出了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一看就知又来哄骗老百姓了，故意绕开或撇开道德、思想大谈法律、法制，那么，有了一份清醒认识与警惕的我们，或者就能即刻透过装模作样的外表，直视其心底之险恶了。
Ⅲ 如何理解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疆的关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于2014年10月日至23日在京举行。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中央全会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召开的会议。依法治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为更好的紧密结合新疆实际，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结合乌鲁木齐实际，在全社会形成法治氛围、提高法治意识、树立法治观念，激发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从今日起，本报特开设栏目“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五问”，邀请法学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从五方面以问答的形式,从不同角度深入阐释全会精神，帮助各族干部群众准确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观点、新思想、新举措。
受访嘉宾：自治区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陈奇彪
早在今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时就提出，要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如何理解“依法治疆”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陈奇彪：简单来讲，依法治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是后者的地域性体现。从哲学角度来说，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依法治疆不仅是依法治国的一个要求，也是落实依法治国重大方针的具体举措。新疆有着不同于其他省份的实际“区情”，因此，在具体践行依法治国理念时，要重点考虑到新疆的实际情况。新疆发展的总目标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所以我们在重点领域的立法等工作，就要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进行。简言之，就是要从新疆的实际来落实“依法治国”的理念。
1978年我国只有宪法和婚姻法等寥寥几部法律，截至今年3月，现行有效法律已达242部。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建设“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因为我们的法律数量不够吗？
陈奇彪：我所了解的数据可能比你掌握的还要多一些。从数量上讲，我们的法律法规制定不算少，但这绝不是一个单纯数量级的问题。应当说，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已基本完成。如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都比较健全，但有些不够完善。
其次，随着我国的经济形势、稳定形势、民生发展等方面的变化，一些潜在的问题和矛盾逐渐凸显，有些方面的问题上升为法治问题。比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到的环保问题。由此引申出来比如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问题、自然资源保护问题等等。还有反腐问题，都要通过形成一整套的法治体系来解决。可以这样理解，宪法是根基，法律是主干，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是对国家法律的细化和补充。
不是说简单的就事论事，遇到哪个问题就出台一部相应的法律法规而了之，而是依靠全面的法治体系建设来解决。这就更科学也更严谨。
结合新疆的具体实际来看，怎样依靠法治建设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
陈奇彪：自治区党委八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当前最突出的工作就是要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应当说，“去极端化”是自治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重点。
当下，我们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工作可以简单概况为“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扼制极端、打击犯罪”。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导致暴恐案件发生的重要根源，就是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这一点在以往的案件中都得到了证实。
宗教和宗教极端思想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无论是国家还是自治区层面，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正常的宗教事务活动。尤其是自治区层面，目前已有三个不同的条例，分别对宗教活动、宗教场地和宗教人员的管理进行规范和保护。但经过多年的实际适用，这些条例或规定，已明显暴露出不够完善的弊端。比如，现行条例中提到“非法宗教活动”，至于哪些具体行为属于“非法宗教活动”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这就使得具体的基层工作在认识上可能存在模糊。
再如，“宗教极端思想”的认定，在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具体的说明和解释。
因此，现在亟需制定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自治区级的宗教管理条例，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宗教管理事务需要。但做好“去极端化”工作，也是不能仅仅依靠某部法律法规就能实现的，仍需要一整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共同实现，比如就需要同时加强普法宣传和推进教育发展，以及改善民生等全方位的法律保障做支撑。
Ⅳ 思修 中国推行依法治国的难点是什么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
▶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
▶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还要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现实表明，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举，是法治一体建设的重中之重。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当前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诸多矛盾，并从对矛盾的分析入手，厘清法治社会建设的进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不满法律程序上的种种限制；一方面认为他人违法侵害其权益，另一方面自己却坦然违法、钻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为武器，另一方面却容易以极端方式维权。这些矛盾导致维权与违法往往交织难辨。
二是对公权力机关的诉求日益增长与对公权力机关的服从、配合与支持日益淡化之间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决的习惯，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其诉求愈加多元复杂。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对公权力机关必要的信任，对其服从、配合、支持的程度则日渐降低。这种下降状态又反过来削弱公权力机关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能力和资源。
三是对依法治国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则的抽象认同与人情、关系、私利、政绩大于“国法”的行动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厉行法治早已是共识，宪法法律至上也获得了最广泛的观念认同。但在具体的行动中，特别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务上，人情、关系、私利、政绩等不正当考虑迅速成为行动者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处于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权力机关的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仍不成熟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和归位，理性再定位的过程。但由于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社会组织仍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导致公权力的进退维谷。
五是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与法律质量整体上仍不理想之间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质量已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级的法律规范质量不高、类型化不够、科学性不足，将执法和司法带入或难以实施，或实施冲突，或实施背反的多难困境。
六是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和期待与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严厉制裁违法行为是保障法治权威和发挥法治威慑力的必要条件。但是现实中，在一些方面，由于责任设置过低，特别是查处率不高，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客观上造成“逆向选择”、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并导致普遍违法。
七是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与应对方式的简单化、低效化之间的矛盾。社会事务日新月异，纷繁复杂，情况和形势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社会矛盾进入漩涡期，治理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利益冲突在加剧；然而社会管理模式仍然滞后，不少应对方式过于简单、低效，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要应对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统治理。
第一、价值建设，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成为社会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引。当前人民群众已经有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确立。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力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理念引领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第二、基层调整，使治理畅达“末梢神经”。体制问题具有决定性。我国传统上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层级化管理体制倚重“生产经营单位”和“基层组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在“最后一公里”失灵的问题。建议以确立社区的法律地位为主要方式，重塑我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确保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传感”途径畅通。
第三、制度改进，使规范体系管用。高度重视法律规范质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视法律规范的针对性、系统性以及可实施性的问题。积极完善社会领域的法律体系，推动构建和完善社会自治规则，合理配置实施资源，努力创造实施条件，保证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则相互配合协调发挥作用。
第四、秩序建构，有效控制不当社会行为。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要强化对市场活动的监管和市场秩序的维护。在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外部行为的规范和内部治理的引导。要切实解决专业中介组织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场规则的问题，要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诚信和公信，透过秩序的建设和维护持续规范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负面清单：一种新的治国理政模式
王利明
▶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谓的负面清单，也称为“否定清单”、“负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现在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法的领域，后来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模式确定下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规列举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的事项，对于法律法规没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举事项之外的领域，可以由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入，法律不作干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决议里，已经把负面清单管理，作为一项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方法确立下来了。从管理模式上来说，为什么说它是我们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负面清单管理给予市场主体广泛的行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场主体的潜在活力。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所无法预见的，立法者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从而无法相应的强制性要求别人去做。市场主体能否进入这些领域，必然成为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大量的是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法律的沉默空间”。
在这样的一个空白地带，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全采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单管理这样的模式下，它实际上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对这样一个法律沉默的空间，并不允许市场主体就可以直接地进入，能否进入，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还是要由政府来决定，这样市场主体的行为的空间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限制。但是负面清单管理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或限制的领域，市场主体才无法进入，凡是清单没有列明的领域，市场主体均可以进入。因此，与正面清单相比，负面清单模式赋予了市场主体更充分的行为自由。凡是法无禁止的，即推定市场主体有行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间”，政府机关也不得设置额外的审批程序，实际上就给了市场主体非常大的行为自由，这种自由其实就是经济活力的保证。
第二，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新的治国理政的模式？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限制和规范公权，尤其是规范审批权。审批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权力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它直接决定了针对谁，能够干什么，其实也是对资源的一种分配。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政府依然还是在管理，政府实际上通过规章等各种规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着领域的进入，我们的许多规章其实都有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宣布这个事归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报批，三是不报批我就要处罚。
那么一旦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以后，凡是负面清单之外的，凡是法律没有限制，没有禁止的，所有这些部门领域，不得再进行审批。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所以它体现了法制的一个基本的精髓，这就是规范公权。
第三，这种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为更加公开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开的、透明的、可预期的效果。负面清单管理可以说在很大的层面上实现了这样的效果。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之下，负面清单的内容本身是公开的，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也是公开的，除负面清单明确列举的事项之外，市场主体原则上都可以自由进入，例如，在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下，一个企业要进行投资，应当首先去找一名律师咨询，看看现在要进入的投资领域，是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所限制禁止的领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规禁止限制之列，那么其就可以放心地进入。这样对于行为的结果，企业也能够产生一种合理的预期，所以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公开预期的效果。
第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能够真正使经济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到机场去坐飞机都要经过安检，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每次进入安检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这些东西列举出来，其实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明确列举法律法规要禁止携带的物品，如果我们不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正面清单管理方法，即明确列举哪些物品是可以携带的，则机场可能需要将所有可以携带的物品列出来，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个安检人员每天要检一个人，都要检几个小时。这必将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会给安检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利。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其也更有效率。规则和空白地带，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这就会非常有效率。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看，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职权法定原则相结合，这两项原则正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的内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院院长）
下一阶段法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吴志攀
▶改革进入深水区，就必须开大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
▶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国，首先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同步的。离开了法治，市场就会混乱，经济就不可能起飞，更不可能平稳、高速地发展。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条最基本、最核心的经验。今天，当改革开放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新的时期，就不得不更加强调法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已经有一代人的实践（中国的传统，三十年为一代），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在下一个阶段，我认为要通过加强法治来解决三个问题。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划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喷气式飞机，从海南岛坐飞机到乌鲁木齐，也要好几个小时，这么大一个国家，维护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同时照顾好各个地方的不同特点，调动各地的积极性，这是执政兴国的一个基础。分税制改革之前，我们的中央财政略显单薄，而一些地方财大气粗。那时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在“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实际上重新划分了财权，中央财政大大充实了，同时，城镇的房屋市场化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这些改革，影响深远。但任何一项改革，不可能只有好处，不可能没有一点消极面。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卖地，房地产成为主要支柱产业，但泡沫大了，有问题，老百姓也受不了，国务院三令五申平抑房价，先后出台《国十条》和《国五条》，但收效都不明显。还有地方债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复杂。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里面要算经济账，还要有法治。我们现在比过去更加强调依法治国，治国首先就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大的框架当然是宪法，是我们的根本政治体制所确定下来了的，但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在各个部门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轮的法治建设与改革，要在这方面下力气。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市场行为的“裁判员”，企业是市场的“运动员”，两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两者不能混同。还有，运动员也应该分分类，有的是跑长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里有便宜可占就到哪里去比赛。例如，很多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央企掌握国计民生的命脉，实力雄厚，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基础。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业，拼命往房地产市场里钻，到处拿地，而且把地价抬得很高。政府办企业，当然要实现保值增值，但办企业的目的不止是为盈利，还有承担很多社会责任，特别是央企，应该多花一些精力去发展那些中长期的、战略性的、风险大一些、利润可能不那么高的大项目，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长远发展。而不是房地产这样的，利润高，见效快的竞争性项目。地方政府当然特别欢迎央企去拿地，怎么拿他们都高兴，一切可以开绿灯，但这样一来，市场就可能有点乱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这样算法治吗？不好说了。未来着力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领域，加强法治建设。
其三，要更加强调，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中国社会对公平的敏感，超过了西方。对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应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维护公平不容易。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尽量多考虑弱势群体，不能被利益集团绑架了。现在对城镇低收入群体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工程，全民覆盖的医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等，都是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些方面还要加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经济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是成功的，但进入了深水区，有可能摸不到石头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开大船，要开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这样船才稳当，才能乘风破浪。
（作者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不断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李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
▶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顶层设计的立法模式转变
当前，我国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立法不当问题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后不能用、不管用、难执行、难适用、难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虚设。为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形势下，应进一步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完善我国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转变立法观念和立法模式。立法应当充分代表民意、体现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决社会问题、分配社会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权力滋生的腐败，从制度和规范的源头上维护人民利益。一是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法观，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立法观；从片面追求立法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和实效的立法观，转变为立法质量和实效第一的立法观；从重立法效率、轻立法民主的立法观，转变为民主优先兼顾效率的立法观；从只管法律制定不顾法律实施的立法观，转变为兼顾立法与法律实施并以法律实施为导向的立法观。二是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强领导、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变。从立法项目选择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转变，使立法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艺术。
第二，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职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转变被动立法局面，使立法与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积极主动地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一是推进人大常委会常委的年轻化、专职化、专业化，让人大常委会委员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履行职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期制度，适当延长每年的会期，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时间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听制度，让公民、媒体和社会组织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参与和监督立法过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弥补人大常委人数少、时间少、专业知识不足等欠缺。五是进一步扩大人大常委会委员、专门委员会、立法工作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比重，增强立法的全局性，从源头上预防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推进民主立法。扩大不同利益群体公开主张、表达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诉求，通过立法博弈实现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广泛的立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制度，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立法事项，原则上都应当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意见采纳情况的说明和反馈制度。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对影响重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的方式充分听取意见，确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全面参与立法、有效开展立法博弈，保证人民群众立法诉求的充分表达和宣泄。推行律师和法学专家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专业立法咨询、参与立法听证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进立法公开，建立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立法旁听制度，旁听代表有权发言，保证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知情权和监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