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民事立法

㈠ 清末变法修律的背景

（一）清末变法修律的背景
所谓“清末变法”，主要是指在1901年以后，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被迫推行的法律变革活动。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统治集团，曾经以血腥手段镇压了戊戌变法运动。时隔不久，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爱国反帝的义和团运动，严重地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而八国联军的进入北京，更使清朝这个天朝大国的尊严扫地殆尽。仓皇出逃的慈禧太后，深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缓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挽救濒临崩溃的清朝统治，她捡起了戊戌变法的旗帜，以新政变法作为自救的一条出路。
光绪二十七年一月，流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下诏变法，提出“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罔变之治法。大抵法久则弊，法弊则更”，“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新”。光绪二十八年二月，清廷下诏：“中国律例，自汉唐以来，代有增改。我朝《大清律例》一书，折衷至当，备极精详。惟是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
根据这道谕旨，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举荐沈家本、伍廷芳主持修律馆“就目前新政宜改订者，择要译修”。清廷遂“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抑治理”。从此清末修律正式提上日程。清朝朝野上下，“争言变法”，包括“预备立宪”、修订新律、改革官制、司法革新等内容的“新政”也次第展开。
（二）清末变法修律的指导思想
“清末变法”是本世纪初清朝政府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推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重大法律变革。西方列强所施加的政治、军事压力，是迫使顽固保守的清朝政府推动法律变革的重要原因。“折冲樽趄，模范列强”，迎合和满足西方列强的政治需要，就成为变法修律的一个直接目标。但对清朝政府而言，其根本目的是借“变法”之名，敷衍国内的反对势力，缓和各种矛盾，进而挽救垂危的统治。因此在提出“折中世界大同各国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的同时，又为变法修律设置了不能逾越的一条底线“不戾乎中国数千年相传之教民情”。实质上仍然要维护“三纲五常”观念及其所体现的封建专制制度。所以清末变法修律的指导思想体现为“参考古今，博辑中外”“务期中外通行”为基本目标，并以“中国法律与各国参考互证”作为修订法律的基本方法。但在实际上，重心仍然落在“三纲五常”等伦理观念及相应的伦理秩序上。“模范列强”仅是形式与手段，“固守传统”才是变法修律核心。
对清末变法修律的指导思想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即：
1．西法与中法结合，务期中外通行。“务期中外通行”是晚清修律的宗旨和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它通过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人的论证和修律实践，得到了具体贯彻。
2．修律与研核法理结合。在沈家本主持修订法律馆期间，力求将修律与研核法理相结合。他提出：“法之修也不可不审，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审、法之明，不可不穷其理”。沈家本充分认识到法理学的昌明与法制建设的关系，并从变法修律的需要出发，探讨西方法理学，用以指导改革旧律，创建新章。
如根据西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资产阶级刑法原则，反对比附断案。根据西方的法律体系，改变旧律的结构。根据西方三权分立与司法独立的学说，制订《法院编制法》等等。
3．修律与促进法制文明结合。清朝法律源于明律，但较之明律尤为严酷。沈家本力图通过修律改变清朝法律落后与野蛮的现状，促进法制文明。具体表现在：
（1）奏请删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并得到清廷的允准。
（2）奏请减少死刑条款，改虚拟死罪为流徒。将虚拟死罪的戏杀、误杀、擅杀三者改为流徒。
（3）奏请禁止买卖人口和蓄养奴婢。
（4）奏请改良监狱等等。
（三）清末变法修律的主要内容
清末最后10年的变法修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进行以“预备立宪”为中心的宪政活动，炮制出《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等宪法文件；
2．初步改革法律旧制，如删除律内重法、取消满汉差别，颁行《大清现行刑律》等；
3．制定新律。从1902年沈家本受命主持修律工作以后，陆续修订或公布了包括《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大清刑事诉讼律》、《大清商律草案》、《公司律》等数目众多的法律。这些新的立法大部分虽然并未真正得到施行，但在客观上仍为中国法律体系的近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4．改革司法体制，初步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包括审判制度、警察制度及监狱管理制度等。

㈡ 民法的历史沿革

1、在悠久的中国古代文明史中，法律制度占有重要地位
自夏至周，调整奴隶社会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制度已逐渐完备，只是还没有形成有系统的法典，规范内容散见于《礼记》等文献之中。如“分争辩讼，非礼不决”（《礼记·曲礼》）,“土无二王”（《礼记·丧服四制》），“里田不鬻”（《礼记·王制》）等，说明当时土地属奴隶制国家所有和不得买卖的情况。“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买卖者质剂焉”（《周礼·地官·司徒》），说明当时重要的买卖合同必须有书面的契据文书。其他关于婚姻、家庭和继承的规定也多有记载。
2、中国封建的法律制度始于战国
当时李悝编成《法经》，商鞅又承袭《法经》制定秦律，其中关于土地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规定，已显示出封建主义性质。汉承秦制，制定《九章律》。以后随着朝代的更迭，律令典章的增删，至唐代《永徽律》，封建法制已臻完备；其中关于财产所有和财产流通关系，婚姻、家庭及继承关系，已有较详细的规定。唐代以后由宋代至清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律、例、法令中民事内容已有相应的发展，但立法体例、条目递相承袭，没有脱离唐代《永徽律》的模式。
3、中国近代的民事立法始于清末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传入，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西欧文化的影响，变法图强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变法”和实行“新政”。光绪三十年(1904)正式开馆修订《大清律例》，于宣统二年（1910）颁行。中华民国时期，参议院于1912年4月决议:“嗣后凡关于民事案件,仍依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办理”，其中处理民事案件的规范后来称为“大清现行律之民事有效部分”，包括：服制图、服制、名例、户役、田宅、婚姻、犯奸、斗殴、钱债，施行至1929年10月。清末在修订《大清律例》的同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制订《大清民律草案》，至宣统三年(1911)完稿，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律草案，其中包括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5编，大体仿效日本、德国民法，未及颁行，清廷已亡。中华民国时期于1918年二次设馆着手修订“民律”，至1925年脱稿，此稿除债编部分效法瑞士债务法外，其他各编与第一次民律草案相比变动很少，是为中国第二次民律草案。1927年国民党政府设立法制局，又着手修订民律，决定先行草拟亲属、继承两编，至1928年脱稿，是为中国第三次民律草案。同年12月国民党政府成立立法院，着手编订民法典，从1929年5月～1931年12月分编陆续公布，共分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5编，计1225条。这部法典承袭了德国、瑞士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立法原则和体系，但也保留了上述三次民律草案中的封建主义的内容。
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立法
4.1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发展时期的要求，逐步开展民事立法。《共同纲领》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为贯彻本条的原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制定了许多法律、法令，如《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这些法令的公布和实施,使官僚资产阶级财产归于国家所有，使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于农民所有，从而肃清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财产关系，而且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不到3年时间扭转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的局面，有效地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得到了供应，解放了生产力，为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和进一步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4.21953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工商业方面，国家公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以及《关于目前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等一系列法令和单行条例，并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合同形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农业方面，国家公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根据这些法令、规章，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了和平改造，并使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走上了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中国奠定了由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构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4.3为了调整企、事业单位间，企、事业单位与公民间，公民相互之间在经济协作方面的各种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陆续制定了调整物资的买卖和购销，加工订货，基本建设工程承揽，财产租赁和房屋租赁，银行信贷和储蓄，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货运和客运，仓库保管，信托行纪，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等经济关系的合同法律规范（见合同）；还制定了关于保护智力成果的著作权、发现权、发明权、专利权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保护工商企业商标权等单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制定和公布了许多关于不同经济成分的经济组织形式和法律地位、关于它们对于财产的所有和管理的权限、关于经济组织间开展多种形式互助协作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发展先进的科学管理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法学界也有人认为，这些法律、法规不完全属于民法，其中有的应属于经济法范畴。
4.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本质。它的指导原则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和巩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全面提高社会生产经济效益的原则；当事人权利义务一律平等的原则。

㈢ 大清民律草案前三后两

《大清民律草案》的制定过程中，前三编和后两编的立法思路截然不同。前三编主要以各国现代民法典和法学理论为基础，特别是受松冈义正的影响，借鉴了日、德、瑞士的民法典结构，德国民法典的私有财产所有权、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原则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债权编详细规定了债权的各个方面，而物权编则着重于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和财产使用规则，显示出明显的资产阶级民法特征，对中国传统习惯并未过多融合。

相比之下，后两编则更注重固守传统，以中国传统的礼教与民俗为依归。第四编“亲属”详细规定了亲属关系、家庭制度等内容，强调家族本位和家长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第五编“继承”则围绕遗嘱继承和家庭财产传承展开，传统家族观念占主导，个人利益在其中显得次要。这种对传统的坚持使得后两编在风格上与前三编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大清民律草案》的前后差异也导致了整部法典风格的不统一。法典在追求先进理论和立法成果的过程中，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存在较大差距。尽管如此，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它对后续民事立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自身尚有不成熟之处。

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对以后的民法立法有一定影响。草案由清政府修订法律馆主持起草，1911年完成，仿照德国式民法草拟，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前三编委托日本法学家松冈义正、志田钾太郎协助主编，后两编由法律馆会同礼学馆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