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对改革开放的影响
Ⅰ 从依法治国的角度如何正确的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内涵本质
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对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进行突破性的改革。
从理论上说，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无论哪个阶级行使统治，谁上台执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换言之，都希望自己执政的国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但是，归根到底，治理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更多体现工具理性。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更进一步说，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协调、动态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
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善治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对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个好的政府。善治则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不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还要有好的社会治理。简单地说，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权力主体中，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
要实现善治的理想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治理体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以下五个标准。首先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企业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学家通常也将现代国家治理称为民主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不过，影响国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体的素质，既包括官员的素质，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质。仅以官员的素质来看，纵使有最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官员素质低劣，国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强，社会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员的素质，要对官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选拔机制，将优秀的公民遴选出来，授予他们权力，并且以制度对官员的权力进行制约。
必然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对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仅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刻变革，也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那种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如果按照多党竞争、全民普选、三权分立的标准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确实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那么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35年中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例如，在依法治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府问责、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审批、地方分权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成功，或者说，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仅以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为例，我们就可以发现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还不健全，公共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公民参与的渠道还不畅通，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相当严重，官员的腐败和特权屡见不鲜，政府的公共服务还相当不足，动态稳定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政治透明程度相对较低，行政成本高而效率低下，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的程度相当低，主要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等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需求。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紧迫问题，那么我们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机有可能转变为全面的统治危机和执政危机。化解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必要举措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中全会《决定》就是总的指导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线图和重大的战略部署。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以下六点必要举措。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们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缚社会政治进步的体制机制都应当破除。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宏观指导，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按照《决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难免“人走政息”，成为短期行为。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我们从来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同志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现存的不少治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有些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有些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只有权力而几乎不承担责任，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等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两者都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许多重要的制度机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极不完善。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相关执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35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决定》指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换言之，要在二〇二〇年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七年内要完成这一任务，其艰巨性可想而知。实现这项艰巨的战略任务，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坚强的领导和果断的措施，同样也需要宽广的胸怀、高度的智慧和正确的道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超越任何组织和群体的局部利益，而以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眼点；不仅要集中全党的智慧，而且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不仅要有政治精英的参与，也要有普通民众的参与；不仅要依靠党组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更要严格遵循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的基本方略。
总而言之，只有沿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Ⅱ 如何理解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改革开放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
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改革开放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就是改革与法治互为动力、相辅相成。
全面深化改革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才能保证改革航船不会跑偏甚至倾覆；另一方面，法律必须与时俱进。法治领域也是改革的重要方面，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规必须废止和修订。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其要义是不仅改革需要法治保障，改革的成果也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2)依法治国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扩展阅读：
“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更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这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力保障。
全面深化改革，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也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全面依法治国，本身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法治保障，无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都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框架下来进行。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Ⅲ 实行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何在
实行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是：让国家有发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秩序！
Ⅳ 依法治国会给中国带来哪些新气象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是“依法治国”，公报对“依法治国”的性质、制度基础、总体目标、主要任务作出了详尽的阐述，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建设目标，极大地丰富了“依法治国”的理论内涵，也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在中国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实践空间，必将对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的转变、政治运行过程、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司法制度等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中国文明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治理模式。庙堂内的皇帝---官僚士大夫与庙堂之外的乡绅—儒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联盟关系。作为社会的治理主体，他们以儒教意识形态为主要的知识背景、思维方式和价值准则，在处理各种政治、行政和司法事务中，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行为模式。虽然当时的法律在社会治理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治理者不能随意违背的重要准则，但是因为法律难以规范千差万别的具体事务，在实践中，往往需要治理者根据儒教意识形态的原则做出临机决断和自由裁量，各层级、各部门主官的主观意志往往成为行政和司法决策中的决定性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各级党政机关都是依靠“红头文件”来指导和规范自身的工作。因为这些“红头文件”，给予各级党政机关的只能是对某些问题的原则性指示，其规范类型与法律原则相近，远不能具备法律规则所特有的具体而微的规范效力，因此，事实上，仍是赋予各级党政机关较为宽泛的自由裁量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立法进程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包括行政法规在内的各种法律规范逐步地建立健全起来，但是由于改革本身所必然具有的创新性和革命性本质，突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本身，在许多时候，就难免会有超越现行法律规范界限的可能。再加上各级党政机关在推动地方经济建设过程中，每遇社会矛盾，在解决中，为节省成本、提高效率，很少考虑现行法律规定，往往选择法律以外的解决途径，有时甚至不惜通过法外交易来化解矛盾，实现廉价的稳定目的。
以上之治理方式，在本质讲，仍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的儒家式人治特征。虽然在某些时候或某些具体的个案中，可能达到节省行政成本、提高决策和执行效率的效果，但总体上却是导致全国范围内政出多门、政令不一、司法不公、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矛盾集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症结之所在。因此，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最终必将完成对上述人治主义的治理模式的革命，构建起以法律为基本准则的现代治理模式，极大的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效率。
依法治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模式的构建，需要有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不是以“统治”或“维稳”为目的，而是以彰显“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旨，以“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为目的。它必须凸显全国人大作为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主导地位，杜绝政府及其部门越权立法的现象，建立起行政机关在人大指导下起草行政法规的运作机制，完善有广大公民参与的相关立法程序，实现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
客观地说，经过30多年的立法工作，当今中国，依法治国的最大障碍已经不是法律制度的缺失，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进而导致执法环境的不断恶化。当然，某些地方党政机关在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近年来，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维稳的压力越来越重，为快速推进本地经济发展、提升各项经济指标，地方政府在很多项目开发中往往采取先建设、后报送审批的做法，明显违反国务院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不仅造成很多项目在建设初期缺乏合法性依据，处于非法状态，也导致这些项目一旦引起纠纷，地方政府很难挺直腰杆严格执法，依法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不得不对闹事群众姑息迁就，最终导致恶性事件的爆发。近期云南晋宁县晋城镇富有村发生的血腥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公报中要求各级党政机关都必须对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建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过、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这意味着各级党政机关在行政决策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还必须注重其合法性，不能再以时间紧、任务急等理由为各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工程、项目、任务擅自打开方便之门，也意味着在任何行政工作中，国家的法律法规都必须首先得到维护和遵守。通过政府的守法、保证决策的合法性，以确保执行的严格性和有效性。
不论是确保行政决策的合法性，还是确保行政决策的执行力，都必须以厘清各级党政机关、特别是各个职能部门、乃至相关岗位的职责边界为前提。长期以来，我国党政机关存在机构设置随意性较大、科学性不足，各个职能部门之间权责界限模糊，岗位职责含混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造成决策合法性不足、执行中潜规则盛行、乃至相互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现象。公报要求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其中权责法定、诚信守法，不仅提法甚为新颖，更是落实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
司法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而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公报将司法公正作为法治社会的“生命线”，是基于对社会公正实现途径的深刻理解。在当今中国，司法不公导致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已渐成威胁社会稳定最重要的诱因之一。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是领导干部以权代法，越权干预司法，地方司法机关出于地方利益考量违法裁判，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政府，以及司法工作人员政治素质、专业质素不高等等，都是造成冤假错案频现的重要原因。公报要求建立和确保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推进审判和执行权分离试点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建立跨行政区的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等等，毫无疑问，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举措。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培育出深厚法治文化。由于长期的人治主义传统的影响，我国法治文化根基薄弱，这表现为宪法和法律在社会中很难得到应有的尊重，绝大多数人都习惯于按照习俗或潜规则处理各种事务。建设法治文化，就是要让宪法和法律规范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信仰，成为调节大多数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成为裁量是非功过的基本价值维度，成为指导执政党、各级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行为的共同的“文化指令”。公报特别强调了社会自治，建立社会和公民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建立司法救济制度，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对养成公民普遍遵法、守法的法治文化的重要意义。
结合近年来司法系统正在推进的去行政化改革，公报对提高司法从业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相关制度保障也做出了重要规定。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可以想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次全会所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种种构想，将会逐步落实为渐进式的制度创新，引发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浪潮，而我国距离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将渐行渐近。
Ⅳ 试述全面改革开放与全面依法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
“四个全面”从目标任务、重点要求的统一上对治国理政方略予以更为明确的展示。“四个全面”不仅存在有相互联系、互为促进的内在关系，同时也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在发展目标、任务、重点要求等方面具体推进的路线图。要如期实现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有6年时间。在6年发展中，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的总量目标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发展任务来衡量，除了GDP和人均收入都需要有年均7%左右的增速外，处于经济社会新常态发展下的各区域、各领域和各部门，都存在有完成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的重大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发展要求的重点，在发展进程上，“十二五”剩余时间和整个“十三五”时期就成为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能不能抓住机遇、战胜各种困难与风险，这一时期将成为至关紧要的发展节点；在突出任务上，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反映了破解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深层次矛盾与风险的最为突出与最为现实的要求，能不能按照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推进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实践的全面发展，就成为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能否实现的症结性问题；在根本要求上，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的我们党，肩负着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也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这种挑战和风险，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国内，但最根本的来自党内。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党能否不辱使命、战胜挑战，带领广大群众完成既定的目标。从这样几方面的意义上看，“四个全面”从目标要求、任务要求和实践发展重点要求的统一上，对治国理政方略以予更为明确的展示。
参考资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970b1cad0102v7f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