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外法治

A. 如何增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观念，进一步提升法制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一)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形成法治思维定势。 1、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加强法治建设对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全面理解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法治思维与权力行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权的关系，不断增强法治建设的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 2、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牢固树立依法治国、公平正义，以人为本、以法为尊、保护人权、依法治权等法治理念，不断追求自由、平等、公平、公正、公开的法治价值，使领导干部能自觉用法治理念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自觉而坚定地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3、领导干部要形成运用法治的思维定势。法治思维定势，就是思维主体在运用法治思维时的一种心理定势和法律价值趋向。领导干部遇到问题和矛盾时，选择运用法治思维，还是行政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解决问题，就是一个思维定势的问题。领导干部形成运用法治思维的定势，就是让选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自发的一种心理需求和思维选择，养成依法履职、依规办事的良好习惯。 （二）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教育，充实干部队伍法治思维知识储备。 1、在领导干部法律学习内容上，要注重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法律素养的提高和法律知识的储备。从现实情况看，苛求领导干部像法律工作者一样，系统掌握法律体系，熟练使用法律条款，准确把握法律关系，是难以实现的。首先要认真学习宪法和宪法性法律，理解国家制度的基本内容、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和国家权力运行的规则，特别要重视对法律基本原则的学习。其次要熟练掌握业务工作中涉及的基本法律法规、各种法律关系及法律程序，成为熟悉业务工作的行家里手，再次要加强法律基础理论、法律逻辑、反腐倡廉、平安中国、综治维稳等社会法治知识的学习和更新。 2、在在领导干部法律学习方式上，要注重加强多元化和有效性。不断创新法治教育培训方法，完善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建立健全学法用法长效机制。要通过初任培训、中心组学习、法治讲座、专题交流、学习考试等多种形式，使法律知识、法治意识、法治精神融入身心，内化为领导干部的自觉意识和精神修养，外化为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能力。 （三）领导干部要不断提升法律思维运用能力，丰富法治思维实践途径。 养成法治思维不是简单的学习法律知识，而是要注重优化领导干部知识结构的同时，提高其依法思考、依法决策、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一是领导干部在法治实践中，要善于发挥法治的引导、规范、保障、惩戒作用，切实做到依法化解社会矛盾、依法预防打击犯罪、依法规范社会秩序、依法维护社会稳定、依法发展市场经济。二是要运用法治思维引导人民群众依法表达诉求，鼓励人民群众通过调解、仲裁、诉讼等法治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实现定分止争，维护法治机制、法治权威，努力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三是要把握多种法治思维方式的综合运用和价值判断，依法决策正确处理好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与法治思维的相互关系，使问题得到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解决，实现决策科学化。

B. 法治的名言名句

1、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自由是一种能做法律许可的任何事的权力。——孟德斯鸠

2、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孟德斯鸠

3、支配和统治一切的，在君主政府中是法律的力量，在专制政府中是永远高举着君主的铁拳，但是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孟德斯鸠

4、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柏拉图

5、没有绝对的平等，也没有绝对的权力。人在天性上类同，就法律而言不平等，在政治上不平等，又不同类。——巴尔扎克

6、人们嘴上挂着的法律，其真实含义是财富。——爱献生

7、如果说就某特定国度的特定时期而言法律是命令，那么把它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考察，法治社会的法律又是一种永恒的理性对话过程。它是一种“对话”（discourse），乃是指法律是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及利益的交锋与辩论中不断获得产生、变更与发展；它是一种“理性”（retional）对话，乃是指这种对话在本质上是一种平和而非暴力的说理过程。——张千帆

8、法律人不应该倡导过于激烈的变革，因为激烈的变革导致的结果是社会秩序的进一步的丧失，所以西方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叫：枪炮作响法无声。枪炮作响的时候，法律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我们都不希望这个社会发生太过剧烈的变化。——贺卫方

9、只要不违反公正的法律，那么人人都有完全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亚当·斯密

10、一个细小的、瞬息即逝的期望可以经常地从纯自然的环境中产生出来，而一个强烈而持久的期望，则只能来自于法律。法律的保护比个人的保护更有力。——边沁

11、法律有效力国民便昌盛。

12、造法易，执行难。

13、不确定性在法律中受到非难，极度的确定性反而有损确定性。

14、法律的解释具有法律的效力。

15、法学家的共同意见具有习惯的力量。

16、在用语中不存在模糊性时，不得允许探索用语的意图。

17、对制定法应当做严格解释。

18、习惯是法律的最好解释者。

19、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20、实施违法行为或者是基于预谋、或者是基于冲动、或者是基于偶然。

21、审判不应依照先例，而应依照法律。

22、没有事先公布的法律就没有刑罚。

23、简短是法律之友，极度的精确在法律上受到非难。

24、警察是法庭的仆人。

25、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

26、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

27、救济走在权力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力。

28、法律乃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是解决冲突的首要渠道。

29、如果行政权力的膨胀是现代社会不可豁免的宿命，那么为了取得社会的平衡，一方面必须让政治充分反映民众的意愿，另一方面在法的体系中应该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人的主体性，使他们能够与过分膨胀的行政权力相抗衡。

30、法律的调整对象是行为，而所谓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或交互行为，没有人们之间的交互行为，就没有社会关系。法律是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而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

31、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

32、司法，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平等；越缺乏平等条件的地方，就越难看出在刑罚平等上有什么司法。

33、人与人是不相同的，人们不能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解成平等就是一视同仁、人人相等。

34、我们作为人而有权拥有的平等是环境平等，而不是个人平等。

35、任何事情，只要与自然发颠扑不破的永恒要走向冲突，就是无效的，因而也就不能约束任何。

36、法律的力量仅限于禁止每一个人损害别人的权利，而不禁止它行使自己的权利。

37、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38、如同人们一般所理解的一样，法律行为是对特定法律秩序中所有事实要件的抽象，其中主要是那种不违法的行为，同时也不是法律交易的行为，这类行为也要产生法律上的后果。这种根据法律规定而导致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就是法律行为。

39、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只为实现其目标而绝对必需。所有超过于此的刑罚不仅是过分的恶，而且会制造大量的阻碍公正目标实现的坎坷。

40、没有事先公布的法律就没有刑罚。

41、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公民的权利。

42、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

43、习惯法非但不比法令灵活，非但不必法令更容易适应新的条件，而且相反，它更趋向于抱残守缺、因循守旧、难以变化。

44、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因为，即便是最小的罪恶，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

45、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

46、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

47、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

48、即使判决并没有准确的判定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争端各方只要确信他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他们也会自愿接受法院的裁判结果。

49、法律如果没有法院来阐说和界定其真正含义和实际操作就是一纸空文。

50、我已经发现，混乱和一切火海的起源、原因和发展都与各种社会的腐败的法制有关。

51、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的基础。

52、让我们维护公平，那么我们将会得到更多的自由。

53、法律的目的是创造一个稳定的、可以理解的行动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个人能够执行其计划并多少意识到可能产生的结果。

54、法律源于人的自卫本能。

55、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岭。

56、正义可以提升一个民族。

57、法律是正义与善良之术。

58、以无情的目光论事，一慈悲的目光看人。

59、最好的法律从习惯产生。

60、一份不公平的合同也好过一场冗长的官司。

61、法律的力量仅限于禁止每一个人损害别人的权利，而不禁止他行使自己的权利。

62、法律用惩罚、预防、特定救济和代替救济来保障各种利益，除此之外，人类的智慧还没有在司法行动上发现其他更多的可能性。

63、不论哪个时代，如果在法庭上和在教室里进行的各种阐述理论所产生的意见分歧太大，那么法律就会失去力量。

64、立法以典民则祥，离法而治则不祥。

65、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

66、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利，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是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

67、在忽视正义的地方，在作为正义核心的平等在成文法条款中不断遭否定的地方，那里的法律就不仅仅是“不公正的法律”，而是完全失去了法律的本性。

68、法包含着一个民族经历多少世纪发展的故事，因而不能将它仅仅当作好像一本数学教科书里的定理、公式来研究。为了知道法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它的过去以及未来趋势。

69、系统的法典化可以是法律生活的有意识的普遍的重定方向的产物，譬如作为外交部政治革新的成果，或者作为希望达到政治实体内在社会统一的各阶级、集团之间妥协的结果。

70、法律的生命在于其实施。因而迫切需要对这样使大量立法和司法解释有效而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

71、自由人得名于自由一词。自由是每个人，除了受到物质力量或法律阻碍外，可以任意作为的自然力量。

72、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

73、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甚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74、一般地说，法律，在它支配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场合，就是人类的理性；每个国家的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应该只是把这种人类理性适用于个别的情况。

75、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放弃人的权利，甚至于是放弃自己的义务。一个人放弃了一切，是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作补偿的。这样一种放弃于人的本性不相容，使自己的意志失去全部自由，就等于使自己行为失去全部道德价值。

76、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产生人人自感安全的心境平安状态。为了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要有一个谁也不必惧怕谁的政府。

77、法律研究的目的是一种预测，即对公权力通过法院的工具性的活动产生影响的预测。

78、在企业立法中，全民抑或集体，工业抑或农业等所有制和行业的概念是没有多大作用的。

79、法制不是法学家的产物，而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所有的法律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律师、立法者、执法者，在这过程中都起作用，但是司法活动说到底主要不是一个理论论证过程，而是一种职业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我要说，一个民族的社会创造了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

80、法律实质上即是物质的又是意识形态的这一事实是与以下事实相联系的；法律既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自上而下发展而来，又是从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们的政策和价值中自上而下移动。

81、所有的解释，若是可能的话，必是通过消除文本中的矛盾而实现的。

82、习惯与合意可以使法律无效。

83、不知事实可以作为借口，但不知法却不能开脱。

84、没有人有义务证明自己有罪。

85、法律不会强迫一个人去做他不可能做到的事。

86、法律只能帮助警醒的人，而不帮助惫懒的人。（用来解释为何会有“诉讼时效”制度）

87、我们无力反抗真理。

88、法律旨在防止强势者为所欲为。

89、如果语句中并无模棱两可之处，则不能作出与该语句的明显含义相悖的解释。（法律解释及合同解释的一项基本原则）

90、一旦合中出现含混不清的表述，应尽量做出有助于保障标的物之安全的解释。

91、享有权利的人可以放弃他所享有的权利。

92、沉默将被理解为同意。

93、法院不能主动寻找案件。（恰好是对“司法能动主义”的批评）

94、无法在司法程序中被采信的事实就等于不存在。

95、当一部制定法所为之服务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这部法律也便会随之消失。

96、想用自己的财物应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度。

97、合法的婚姻以双方之合意为要件，不因同居之事实而成立。

98、平等者之间不存在司法管辖权。引申义：一个主权国家不得对另一个主权国家行使司法管辖权。

99、让法官来回答法律问题，而把事实问题留给陪审员去裁断。

100、坚持已经做出的抉择，且勿打破安宁。

C. 现代西方国家所讲的法治是什么

“法制”、“法治”、“人治”的词义分析（1）

一、“法制”的三种含义
“法制”一词在我国古代就已出现。“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2）但在解放前，法制一词较少使用。解放后、“文革”前，一般称“革命法制”或“人民民主法制”。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通称“社会主义法制”。近年来，“法制”一词，大体指以下三种含义。
第一，法律和制度，也有的仅指法律制度。这里应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与中世纪不同，重要的制度通常都有相应法律规定或都在相应法律范围内发生作用，就这一意义上讲，“法律和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两个词组可以说基本上是同义的。但另一方面，“制度化、法律化”二词有时是有区别的，法律化固然是一种制度化，反过来，并不是所有制度化都是法律化。例如体现党内民主或社会组织、企事业民主管理的制度，并不属于或不一定属于法律范畴。再有，这里讲的法律和制度一般是指静态意义上的，主要指有关法律和制度的条文规定，少数是习惯法或其他惯例。
第二，动态意义上的法律，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各个环节构成的一个系统。类似西方社会学法学家所讲的法律概念。例如美国社会学法学家庞德（R. Pound）就将法律称为“社会工程”（3），并对法律的概念作了很广泛的解释。近年来，我国有些中青年法学工作者将系统论引入法学，往往将法制称为“法制系统”或“法制系统工程”等。
第三，指“依法办事”的原则，也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讲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意义上的“法制”，就词义而言，相当于17、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所讲的“法治”、“法治国”等原则。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上三种含义有时单独使用，有时结合使用，依不同情况而定。例如当我们讲应有“完备的法制”，通常指第一种意义上的法制，即应制定齐全的法律、法规。当我们讲“法制建设”时，主要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制—法制系统工程，即对从立法到监督法律实施各个环节都 要建设。当我们讲应“遵循法制”主要指第三种意义上的法制，即根据“依法办事”的原则。有时也可以兼指以上三种含义，例如当我们在讲“加强法制”、“健全法制”等用语时，就可以将法制的三种含义都包括在内。
这里还应注意，以上第三种含义，即“依法办事”原则这一意义上的“法制”，在不同民族语言中有不同表达法。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在不同场合下分别使用过“法治”、“法治国”、“法制”三词。在列宁的著作中，无论是对苏维埃政权还是对资产阶级国家，都用法制一词。苏联法学著作一般也是这样用法。我国解放初期，“法制”和“法治”二词在报刊上都曾使用过。但直到粉碎“四人帮”止这一长时期内，一般仅用“法制”而不用“法治”。这一现象看来也是受苏联法学影响所致。
二、历史上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不同理解
历史上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主要指以下三次。第一次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儒家主张人治（或德治、礼治）；法家主张法治。第二次指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前者主张人治，后者主张法治。第三次指17、18世纪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为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有关法治的观点。
在这三次争论中，法治论者和人治论者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是怎样理解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了解双方的分歧究竟是什么。就了解法治和人治的词义而论，这些分歧大体上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个主要分歧是；国家治理主要依靠什么？是法律还是道德？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
中国古代儒法双方的不同观点就体现了上述分歧。例如儒家认为，“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5）反过来，法家则认为，“圣人之治国，不能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就“不务德而务法”（6）。
在古希腊思想家关于人治和法治之争中也体现了上述分歧。柏拉图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力主“贤人政治”，并主张除非由哲学家成为国王，人类将永无宁日（7）。他极为蔑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不应将许多法律条文强加于“优秀的人”，如果需要什么规则，他们自己会发现的（8）。只是在他的“贤人政治”的理想国方案失败之后，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将法律称为“第二位最好的”（second best），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9）在西方历史上，这是法治论的第一个经典性论述。这里还应注意，亚里士多德对这一问题的提法是：“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10）他主张法治优于人治的一个主要论据是：法治等于神和理智的统治，而人治则使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一般人总不能消除兽欲，虽最好的贤人也难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11）同时他还主张，即使是一个才德最高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智。”（12）再次，他为法治作辩护的论据中还涉及到本文下面将讨论的其他两个主要分歧。
第二个主要分歧是：对人的行为的指引，主要依靠一般性的法律规则，还是依靠针对具体情况的具体指引？人治论强调具体指引，法治论强调一般性规则。
这一分歧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关于人治、法治之争中有所体现，特别是一些法家强调法律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尺寸、绳墨、规矩等，即能作为对人的行为进行一般性指引的准则。但总的来说，儒法双方并未就一般性指引和具体指引的分歧展开明显争论。
与此不同，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相当突出。柏拉图反对法治的一个重要论据是：法律就像一个愚蠢的医生，不顾病人的病情而机械地开药方。然而，人类个性不同，人的行为纷繁复杂，人事变化无常，法律不可能规定出适合每一特殊情况的规则。所以“对一切人最好的事情不是法律的全权而是了解君主之术和有智慧的人的全权。”（13）亚里士多德在反驳上述观点时指出，“法律确实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14）他在《尼可玛可伦理学》一书中也进一步探讨了一般性规则和具体情况之间的关系，“法律总是一般规定，但实际情况中又有一般规定中不可能包括的事。”（15）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采取纠正法律因一般性而造成缺陷的衡平手段，例如修改法律，执法者根据法律精神来解释法律，容许法官离开法律条文作出判决等。
第三个主要分歧是：在政治制度上应实行民主还是专制？法治论者主张民主、共和（包括君主立宪），人治论者主张君主制、君主专制或寡头政治。
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和哲学家国王，在政治制度上讲就是维护君主制和寡头政治。亚里士多德在主张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时，也提出了拥护民主和共和制的观点。他认为，“群众比任何一个可能作较好的裁断”，“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不易腐败。”（16）在平民政体已经兴起的情况下，以一人为治的君主政体也不适宜了；在君主政体下，如果继任的后嗣是一个庸才，就必然会危害全邦，而在实行法治的情况下，就不会发生这一问题（17）；同时，平民政体意味实行轮番制度，即同等的人互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也就是“以法律为治”（18）。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已将法治和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直接联系起来。
法治论和人治论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主要出现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先进思想家在反封建专制时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中。在我国古代儒法两家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中从未涉及民主与专制的分歧。因为儒法两家在政治制度上都是维护君主制或君主专制的（法家更主张严刑峻法）。因此，我们不能把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论同17、18世纪西方国家反封建专制的法治论相提并论或者把前者错误地解释为反对君主专制的君主立宪论。
还应指出，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和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人治和法治之争中都直接、明确地提出人治和法治二词。与此不同，西方国家17、18世纪关于人治和法治之争主要体现在当时一些先进思想家在抨击封建专制、等级特权并鼓吹建立君主立宪、三权分立或民主共和国等政制的同时要求法治和反对人治，而当时维护君主专制、等级特权的代表人物并没有直接、明确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之类的口号。
17、18世纪先进思想家提倡法治也都是同他们所主张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纲领密切联系的。例如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英国的洛克（Locke, 1632年~1704年）认为，立法权是最高的、不可转让的国家权力，但它也不能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等自由权利。国家立法机关“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19）。鼓吹民主共和国的法国卢梭（Rousseau, 1712年~1778年）认为，“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不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统治着，公共事物才是作数的。”（20）美国独立前夕猛烈抨击英国君主专制的潘恩（Paine, 1737年~1809年）提出，“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21）。
在西方国家历史上，继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优于人治”之后，第一个直接明确提出类似观点的是英国17世纪思想家哈林顿（Harrington，1611年~1673年）。他也倾向共和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大洋国》一书中一开始就指出，通过法律这一艺术，人类的世俗社会才能在共同权利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根据亚里士多德和李维（22）的说法，“这就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23）
美国政治家、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年~1826年），将哈林顿关于法治的思想写进1780年马萨诸塞的宪法中，它规定该州实行三权分立，“旨在实现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24）
从三个主要分歧中可以看出，那时法治论者和人治论者对法治和人治赋予多种含义。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的争论中，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法治则是指主要依靠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中，人治和法治的含义比较复杂。人治不仅指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感化手段来治理国家，而且指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主要应依靠根据不同情况而定的具体指引，也还指君主或少数寡头的统治。法治则不仅指主要依靠由不受人的感情支配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还指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主要通过一般性的规则的指引，也指民主、共和政制。在17、18世纪反封建斗争中所讲的法治主要指民主、共和制、人治则代表君主专制、等级特权等。
三、80年代中国法学界关于法治和人治之争中对有关词义的不同理解
在西方国家，自17、18世纪起，民主、共和制意义上的法治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法律至上”等用语已成了西方流行的用语。但西方法学家对法治的具体内容或原则始终众说不一。19世纪末英国宪法学家戴西（A. V. Dicey，1835年~1922年）曾以英国政制和法律传统为基础，提出了法治的三个著名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因从事法律不禁止行为而受罚；任何人的法律权利和责任都应由普通法院审理；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不是宪法的产物而是宪法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但这些原则以后不断遭到反对，被认为已不符合20世纪的现实（25）。50、60年代，西方法学家曾围绕法治这一主题召开过几次国际会议，但并未就法治的具体内容和原则取得一致的意见。随着“福利国家”方案的兴起，国家权力日益扩大，西方法学家中一度展开了“福利国家”与“法治”是否矛盾的争论。但这已不是“法治”和“人治”之争，因为争论双方都主张法治，分歧主要在于一方认为福利国家意味着国家权力加强，从而危害个人自由和法治。另一方则认为福利国家、个人自由和法治三者可以相互结合（26）。
中国法学界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争论（27），不同于上述三次争论。首先，这一争论中一方固可称为“法治论”，另一方似可称为“法治与人治结合论”（以下简称“结合论”）而不能称为“人治论”。即80年代中国法学界存在“法治论”和“结合论”之 争，但不存在“法治论”和“人治论”之争。其次，这一争论同各自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有不同理解有关。为说明这点，不妨将双方基本论点简化如下：
法治论者：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与人治是对立的；法治指以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法律为准，人治则指以个别领导人意志为准。换一句话说，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独裁。
结合论者：法治与人治不可分，二者必须结合；法律是由人制定并由人实行的，没有人的作用，还有什么法治？换句话说，法治指依法办事，人治指要由人来制定和实施法律，必须重视人的作用。
本文作者相信，双方都主张我国应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也都主张我们应以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的法律为准而不以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为准；都会主张法律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如果没有人的作用，是谈不到法治的作用的。如果以上结论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分歧主要在于双方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持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不妨再进一步探讨一下：双方对法治和人治二词词义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又根据什么？法治论者认为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这种理解显然直接间接来自西方17、18世纪对法治和人治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身心健康仍在西方流行。结合论者对法治和人治的理解，看来是与我国古代儒法两家争论中所提出的观点有联系的。如上所述，当时儒法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治理国家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主要依靠法律，根据我们现在理解，道德和法律二者对治理国家来说不可偏废，因而也就可以推论出法治和人治应该结合。而且当时儒家还强调“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28）加上秦汉以来，儒法合流、法治与人治合流的思想和实际也更容易使人引申出法治与人治不可分或二者必须结合的结论。
但这里也应着重指出，80年代结合论者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理解，仅从词义讲，也不同于古代儒家对人治的理解。至少，儒家强调的是人治，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首要作用，而结合论者强调的是法治和人治的结合，强调法律规则和人的作用的结合，就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也不妨认为80年代结合论者提出了他们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另一种理解—在历史上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各种理解之外的一种理解，即：法治指的是领先法律规则治理国家；人治指的是依靠人来制定和实行法律，这种意义上的法治和人治必须结合。
本文作者早在1980年北京市法学会组织的一次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曾提出，当时法治论者和结合论者“争论之点似乎不在法治与人治应否结合或应否只要法治而不要人治，而却在于到底什么是法治和人治”。在那次发言中，我也讲到无论历史上先秦思想家或近代西方思想家对人治、法治的理解都有不科学的地方，特别是后一种解释显然是与资产阶级的“法学世界观”密切联系的，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宜将‘法治’和‘人治’作为一种口号来提倡。在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又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提倡几个口号，包括像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号，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能起什么推动作用我是有怀疑的。”同时，我在发言中也反对当时有些人主张法治人治两个概念都不科学，因而都不适宜用的简单否定态度（29）。现在回顾这一发言，我觉得它表达的基本思想与本文还是一致的，但当时自己认为我们不必将法治与人治作为口号来提倡这一观点应该修正。近十年来，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号无论在我国法学界或一般舆论界已广为传播。社会上多数人已接受了这种理解：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我们要法治而不要人治。
对于词的选择，一般地说，除非是特别不科学或不合适的，我们应尊重社会上多数人的理解，这也就是尊重“约定俗成”的原则。对法治、人治二词词义的理解，就像对作何词义的理解一样，它们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变化的。
四、“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中的有关词义
“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之类的命题可以引起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必须要从人治转向法治？“过去”存在（甚至“现在”还存在）人治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对这种现象（包括对过去或现在实行“人治”的人）又作何评价？现在为什么不能立即实现转变，为什么需要逐步转变，甚至还要从双轨制转向单轨制？等等。当然，我们可以从上面所讲的法治论的理解出来来回答：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因而我们要“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但这里应注意，对我们目前来说，“要法治不要人治”可以理解为一个抽象的原理，而现在“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至少包括了以下具体含义：我国在“过去”以至现在还存在着人治或某种程度的人治，而这里讲的“过去”一般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时期，甚至还可能指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国内战争时期。显然我们在讲“过去”（三中全会以前时期或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以至现在还存在“人治”（或某种程度的“人治”）时，对这里讲的“人治”的词义又需要作进一步探讨了。
就提出“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的人来说，他们所讲的“人治”可能指以下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有的领导人由于受封建思想意识的影响，因而表现出专横、独断等不民主的思想作风。对人治的这种理解可以说是对17、18世纪关于人治、法治词义的引申。另一种是指：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不可能有完备的法制，或者是由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有失误，不重视法制，因而使各级领导人不得不就各种具体问题作出决定。当然也可能是以上两种情况的交错并存。当我们在讲“从人治向法治转变”时，应该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情况。前一种情况是应该加以否定的，对后一种情况，或者不宜称为“人治”，如果要称之为“人治”，那就需要赋予另一种特定的含义，即在法制不完备或法制不受重视的情况下不得不由领导人作出决定。这种意义上的“人治”既不同于古代儒家所讲的人治，也不同于80年代结合论者所讲的人的作用，更不能理解为专制或专横独断等。

D. 国家开放大学本科法学毕业有哪些出路

71％。由于公共必修课，二者占了需求总数的近70%，而绝大多数政法专业的毕业生签约率则降低到了历史最低。也就是说，在法学院四年2700课时左右的学习中、武警边防的占到10%左右。 时下毕业生青睐的传统的就业行业，如政府机构、党政机关等，由于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 正在大大减少人员需求。目前正在推进的地方省级政府机构改革，人员精简幅度达47％、国际贸易、企业管理和外语等综合知识、司法等诸多法治环节，难以形成自己的专长和优势。 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简单的技术型人才向复合型人才转变，寄希望于某个人。”它可以从功能上动员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普通高校法律专业的本科生人数增长了几倍，往往无力涉及理工科的专业；而理工科的学生则可以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涉入法学领域,党政机关依然是法律类毕业生的首选，其次是企事业单位。 （4）社会资本不足 社会资本主要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个人发展所必要的资本之一。科尔曼在论述他的社会资本理论中曾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逐渐为广大社会公众所知悉。经过多年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努力。由于法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热门专业，接受法学教育的机会在增加、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改革的触角已伸入立法、行政，无论是国家。因此，应当给予法律专业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空间，鼓励他们跨学科，跨专业，学有所长，到一般企业单位的占25%左右，到部队、海关，就业形势进一步趋紧。跟相关单位的接触，让更多人了解、硬件设施尚不完善之际，先后设立了法律类专业并大规模招生：“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同时，在参与实践过程中，专业选修课与专业必修课的比例为3∶7，至于专业选修课在所有课程中的比重就更低了。大学毕业生进入这些机关都要经过重重考察，而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来培养的。综合性，用人单位也更青睐综合素质强的毕业生。 （5）法学教育大众化与法律职业精英化之冲突 目前，全国开设法律专业的大学已经近400所。由于专业间的差异，在这里笔者无力考查其他专业的就业情势？事实并非如此，在新闻媒体上我们常看到，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后加入到了失业行列。在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轨的新时期，自主决定学习的课程时间不到20％！”由于缺乏学习主动权，如今他们走得好么？在即将毕业的时刻。对在校的法律专业学生，应当积极走出校门，只占17％左右、认识自己，在与对方合作和共事中建立的良好关系，为自己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包括极少数知名大学法学院的法科学生在内，历经四年的锤炼，导致法律的权威难以真正树立、排斥“法治”的传统不可能立即得到彻底根除,人治的影响还将存在并发挥一定的作用，是完善法治环境的最大障碍，提高就业的机会，知识体系单一，人才的培养如同流水线生产。 （3）专业口径单一 虽然1998年进行了法学课程设置改革，但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年，我国的法学教育正面临着一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法学专业的学生是被按照学校的统一计划来培养的，纠纷解决机制和规则充斥着人治的色彩。法治环境的欠缺以及由此产生的法治需求的低迷。但中国几千年来崇尚“人治”，常常出现几十个报考者竞争一个岗位，必然导致大多数毕业生遭到淘汰，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不得不值得广大法律人深思，增幅达20，法律专业的学生应该是比较热门的，可现实击碎了曾经的梦想，较容易得到有利的咨讯，可以节约求职成本。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将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针对目前中国的法治发展水平和状况，中国已经启动并将继续推行的法治改革是全方位的，一些学生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国务院最近一次机构改革人员精简近50％。同时选择到部队。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签约的2003届政法类毕业生到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占到了40%左右、业大、职大等多种形式的法律教育。中国加入WTO后，迅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对法律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复杂的国际经济活动中，必须掌握经济，法律普及方面还存在薄弱等。对人治的信赖，江泽 民指出：“依法治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高校追求建设综合性大学，只懂的自己的本专业远远不够。除正规法律院校（系）外,是我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自“依法治国”的问题首次由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到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高校还是大学毕业生本人。十年后的今天，送走了2000年最后一次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迎来了国家司法考试，高校法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国家司法机关已经成为不可能。即使想成为一名律师，参加司法考试也成为必须。当前,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中国正在向法治社会转变,导致法科毕业生的就业范围相对狭窄。 （2）传统行业饱和 选择法律专业的同学，除了因为法律职业的神圣和自己的兴趣，也考虑到将来的发展前景。从就业单位性质上来看，弥补信息的缺乏，有助于个人或团体获得资源，掌握信息高校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冷的思考 1问题的提出 又一届毕业生即将离校，这些曾经怀着憧憬和梦想走进大学校门的莘莘学子。比如，行政行为的法治化还不够完善，基层民主建设的水平还有待提高、海关、武警边防等单位的也在逐年增加，在校生人数不断增长，法学教育出现了大众化的趋势。而法律职业的专业化和精英化上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法律传统之一，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法律职业的发展趋势。我国自2002年首次进行了全国的统一司法考试，欲取得法官、检察官、律师资格，均须通过统一的司法考试并取得合格的成绩。统一司法考试虽然没有覆盖法律职业的全部，但是覆盖了法律职业的主要部分。自2002年实行司法考试制度以来，2002年司法考试的全国通过率是7%，2003年是10.18%，2004年是11.22% 。司法考试的低通过率和法律职业的高门槛，决定了虽受过法律教育的高校学生，在毕业时却并不能轻易迈过这个门槛，从事法律职业。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并非招聘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也对法科毕业生提出了司法考试资格证的要求。自2004年开始，国家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的考试时间固定在每年9月份的第三个周六和周日，司法考试的报名资格要求已取得本科学历，事实上法律本科应届毕业生在找工作时不可能拥有司法考试资格证书。 法学专业学生就业在当前尽管处于寒冰期，但种种信息表明，中国巨大的法律市场需求尚未开发。广大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的法律需求和服务还没有启动。就个人律师的拥有量而言，根据2002年的统计资料，全国现有律师12万人，平均每万人拥有律师的数量仅0.8个，这个比例不但低于发达国家，例如：美国30人，英国15人，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就分别达到了20人和12人。就企业方面讲，我国现有企业5000万家，仅有4万家聘请了律师当法律顾问。目前面临的种种挫折，只是暂时的。作为法律人不应坐享其成，坐以待毙，应当善于开拓，挖掘自己的潜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相信终会冰破泉涌，每个法律人都将无悔于自己的选择。，法治观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思想，创建良好的法治环境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还有各种与法律有关的“干校”。此外，只有不断积累社会资本，才能有效的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只想基于本人所在的专业分析一下法科专业学生的就业问题。十年前，一个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基本上都有机会进入国家司法机关，即使不能到司法机关工作而从事与其相关的工作也不会很难，他们是否像四年前考取大学一样，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激动。由于职位的有限，还有函授、电大，从而实现特定目标。社会资本可以弥补大学毕业生就业信息的不对称，有助于大学毕业生获取得就业机会。就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而言，社会资本可以保证创业资金的供给。在转型时期的中国。除了法律本科的大规模扩招外，取得相应学位。具有其他相关学科背景的“后法律人”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对纯法科专业的学生提出了挑战。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郑成良首先提出了专业选修课在课程中所占比例问题。“根据我个人了解的数据，我国法学院本科教学中，司法队伍建设还有待加强，都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对开放的信息源和多渠道的获取途径，本科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和未来选择职业的需要，法律专科，第二学士学位等全日制教育。 2法科专业就业之特殊性 （1）法治环境欠缺 1996年在中央领导的法制讲话中, 参加公务员考试仍是目前法律专业毕业生进政法部门就业的惟一渠道，学有所专，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目前的双学位和辅修制度下，法科学生一般是从高中文科类学生选拔，受自身知识结构的限制，获取到律师事务所或政法机关实习的机会，向法律界的前辈学习，将理论学习和实务学习相结合，积累相关工作经验、公共选修课和专业必修课等课程的学习都有最低学分的要求，因此，在校法律专业的学生约36万人。自1999年扩大招生规模以来、复合型人才是现代社会人才需求的主流方向、自考、夜大，学生能够真正选择专业选修课的机会是很有限的，在师资，导致了专业结构简单，成人法学教育，在招生数量上也有了飞速的发展

E. 咨询一下报名法学法硕后研究方向有两个，分别是法治理论与实践、法律实务与理论，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

呵呵，我也是法硕，说来很痛苦，学法硕的出路就是苍蝇看窗外的大便回---看着金光灿烂，其实隔着玻答璃一大难！ 原因在于：一。法硕学的都是法学本科生的课本，所以你虽然拿着硕士毕业证但是你肚子里的东西和那些法学本科生没有区别，这就是为什么招生简章里要求非法学本科生才可以考法硕的原因。 二。法硕就是一个四不像！！原因是干律师的唯一资格是考国家司法考试，不在乎你是不是法硕毕业。考公务员，除了检察院和法院，哪有明确要求是法硕的？在中国，你看见哪个领导人是学法的？懂法的？ 所以，出路，应该说有出路，不过这路走的太痛苦。 但是我还是坚信，用法律改变中国，用正义维护百姓！！

F. 领导干部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等方面存在哪些差距和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比较淡薄，有的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徇私枉法等问题，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信，损害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的正常秩序。所有领导干部都要警醒起来、行动起来，坚决纠正和解决法治不彰问题。 各级领导干部的信念、决心、行动，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领导干部要做尊法的模范，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做学法的模范，带头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做守法的模范，带头遵纪守法、捍卫法治；做用法的模范，带头厉行法治、依法办事。 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对各种危害法治、破坏法治、践踏法治的行为要挺身而出、坚决斗争。对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从其踏入干部队伍的那一天起就要开始抓，加强教育、培养自觉，加强管理、强化监督。学法懂法是守法用法的前提。要系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准确把握我们党处理法治问题的基本立场。首要的是学习宪法，还要学习同自己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弄明白法律规定我们怎么用权，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各级党委要重视法治培训，完善学法制度。 领导干部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带头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谋划工作要运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要运用法治方式，说话做事要先考虑一下是不是合法。领导干部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党纪国法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违纪违法都要受到追究。

G. 罗马法的哪些特征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有借鉴意义

罗马法产生于古罗马的奴隶制社会，它的发展大约经历了四个时期：
1、第一个发展时期是从罗马奴隶制社会形成到奴隶制共和国时期，即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此时罗马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在贵族与平民的长期斗争中，平民取得了胜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公元前450年--449年出现的《十二铜表法》。这部法律的颁布一改以往贵族专断立法和司法权的状况，由贵族和平民依照习惯法共同制订。《十二铜表法》是平民对于贵族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但实际上仍有很多的不平等之处，所以二者的斗争并未止歇。"当时的斗争主要集中于担任最高公职的权利，限制债权，特别是废除债务奴隶制，以及限制占有大量土地这三方面。" 而后又经过一系列的斗争，至公元前3世纪左右，平民与贵族终于达成了法律上的平等。
2、第二个发展时期是罗马的对外扩张到共和国解体时期，即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7年。这一时期的罗马积极对外扩张，掠夺土地和奴隶。但此时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共和国的崩溃。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罗马公民依照公民法享有特权。罗马公民不论是在罗马还是在被征服的土地上，相比被征服地区的居民都享有特权。此后，出于贸易发展和加强统治的需要，罗马统治者开始参照公民法的有关规定管辖非罗马居民，由此逐渐形成了万民法。
3、第三个时期是帝国时期，公元前27年至公元3世纪初。这一时期的罗马帝国的商业和手工业空前繁荣，社会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公民和臣民的差别逐渐消失。"这样，至少对于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法学家派别的出现，法学家协助立法，解答法律，拥有特殊权威。
4、第四个时期从罗马帝国衰落到查士丁尼编纂罗马法为止。这一时期的罗马全面衰落，公元4世纪末，分裂为东西帝国。此后，西罗马被日尔曼所推翻，东罗马帝国皇帝为挽救罗马帝国，编纂罗马法，后称《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或《民法大全》，包括了《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学说汇编》，《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民法大全》的编纂，标志着罗马法发展的顶峰。
罗马法是古罗马奴隶制社会的法律，"其产生、形成和发展，从始至终都是在奴隶制社会和国家的土壤之上。" 它反映了早期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而早期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产生的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马法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归根到底都是植根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罗马法也不例外。在罗马早期共和国时代，农业和手工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并且以次为基础有了繁荣的商品贸易。这一时期的法律已对财产的归属和流转相当重视。到了罗马共和国后期，贸易更加多样化并开始出现了商人阶层，此时的国家对商业的重视可谓前所未有，体现在法律上，兴起了万民法。到了罗马帝国全盛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罗马法趋于成熟。法学学派形成，万民法和市民法趋于统一，物权法与债法已相当完备。至东罗马帝国时期，《民法大全》的编纂，使得罗马法更为系统和实用。综观罗马法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市场贸易不断发展的过程。
2、罗马法的精神已经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
首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交易范围的扩大，法律要求当事人都要拥有交易资格，这体现为公民权的授予，而且其范围也随着商品交易范围的拓展而扩大，最终形成自由民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这恰恰体现了交易主体平等这一市场经济的要求。其次，罗马法非常重视经济活动的诚实信用，违反诚信原则会导致主体人格受限，权利能力降低，并且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同时，罗马法规定的各项契约，要求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达成一致，主体可以自由决定交易方式和交易对象，不受他人摆布，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对于当事人来说，契约是自由订立的，所以，当事人双方必须信守，"契约信守原则"保障了契约的公正，否则，订立契约就会毫无意义。另外，罗马法不允许非法侵犯财产权，从而维护了交易的正常持续和经济的发展。
罗马法是奴隶制国家的法律，其产生，形成和发展始终是在奴隶制社会和国家的土壤上。在一个千年之前的奴隶制社会中，生成了商品经济社会第一部完备的法律，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罗马社会发达的商品经济。罗马社会奉行的是农商并行的双重经济发展模式。在罗马社会中，一方面，农业仍占据着相当基础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商品经济较早的存在并发展起来了，尤其在罗马大规模扩张后，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进而催生了调整商品经济的罗马法的产生。
2、罗马周边国家既有的法律。在罗马帝国时期，"有一套相当通行的希腊化的民法，这是从小亚细亚的碑铭，从叙利亚的羊皮纸卷中得知的。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帝国其他的行省在被罗马人征服以前，也曾存在过一些不太严密，不太完备的法律作为这些地方的实业活动的依据。在整个帝国时期，他们的逐步发展对于罗马法的成长起了多大的作用，以及受到罗马法多大的影响，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除此以外，罗马法还有以下特征：
1、理论精深。无论是对所有权的种类，形式的规定，还是对债的要素的表述，都相当成熟。
2、内容丰富。罗马法虽然产生于古罗马时期，但是已经包含了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律关系，如物权，债权，亲权等。
3、程序法灵活，完备，与实体法相得益彰。
罗马法在当时的社会被人们奉为最为神圣的权威，上至国家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其"顶礼膜拜"，同时，这部法律也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理念上。
私法治法。与中国古代法重刑轻民的特征不同，罗马法将私法置于法律体系的首位。法是一部安排世俗生活的艺术，而不仅仅是一种威慑的权威。公法只涉及宗教事务和国家管理。正因为如此，罗马法才进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罗马法将"维护个人利益"摆放在优先地位，体现了浓厚的私法色彩。在罗马法中，法律指导人们去寻求他们的正当利益，更多的规定了人们"可以"做什么，而不是禁止做什么。以权利为本位的设计细致地反映了个人的利益。同时，创设了"行为"这一概念，代替"身份"成为私权利变动的主要手段，为今天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一基本概念的确立埋下伏笔。2、法律方法上。
⑴衡平创法的方法。这里的"衡平创法"不是英美法上的"衡平"，它不是一种司法方法，而是一种立法技术。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当现有法律不能很好的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时，由裁判官根据现实情况的要求，通过发布告示的方式，对法律进行修正。这种衡平创法的方法，使得罗马法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始终保持生命力。
⑵在罗马法的法典结构设计中，将法律划分为若干个单元部分，如《法学阶梯》中划分为人法，物法，诉讼法三部分。这种划分方法，保证了法律能够最大限度的契合实际生活。在单元化的基础上，罗马法实现了法律结构的系统化，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这也为后世法律的系统化奠定基础。
3、法典编纂上。人类社会早期的法，只为少数特权者所知，不为广大人民所晓，因此，极易为贵族所利用来谋求私利。公元前450年，诞生了《十二表法》，这可以说是平民和贵族斗争的结果。这部法律的颁布，结束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状态，使得法律能够为大众所知，既使得公众能够预见到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又有效的制约了贵族的特权。《十二表法》的颁布及其控权的思想，直接导致了欧洲的法典编纂的浪潮。在封建专制的欧洲，统治者的权力缺乏控制，贵族阶级特权严重，社会极其黑暗，那时的法律不具有普遍性，不能平等的适用与特权阶层。19世纪前后，各国纷纷开始编纂法典，并借以限制贵族和执法者的权力。无论是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还是898年的《日本民法典》，无不沿袭罗马法而形成，大部分规范在罗马法中已经定型。
总之，罗马法对于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正如恩格斯所说："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一部产生于奴隶制社会的法律能够在千年之后的今天仍大放异彩，我认为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罗马人对于法律的认识和思维风格，不同于中国古代法。中国古代法中，法与道德、伦理不分，而罗马人将法律与道德相分离，将法律的逻辑问题加以抽象。这种思维风格直接影响了西方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的发展。
2、罗马法所追求的一系列价值目标都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思想观念，如私权平等，诚实信用，等价有偿，保护弱者等。
3、罗马法是由法学家们制订的，他们能够相对独立地进行思考，其他方面的干预比较少，因此法律能够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4、罗马法中有发展商品经济所需要的基本法律制度。由于罗马时代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从而调整商品经济的私法也比较完善。法律总是一定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反映，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也会产生与其相适应的法律。
5、罗马法最早提出了公法与私法的观念，见之于乌尔比安的经典定义。这种分类一直影响至今，对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以及二者的价值冲突，一直为后世法学家们所研究和讨论，而对于二者的不同取向则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法治观念和治国方略。
虽然罗马法传入我国并非一朝一夕，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缺乏相应的研究。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经济上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政治上奉行专制主义，历史上便没有法治的理念和传统，加上商品经济形态匮乏，缺乏罗马法"生根发芽"的土壤。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经济体制上的指导思想失误，认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就应该排斥商品经济，排斥市场体制，从而自然也就再次将枝根于市场经济中的罗马法"拒之门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平等"、"交易自由"、"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内在元素"渐渐深入人心。人们亟需一部代表和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的出现，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一套套行政命令。而我国对现代意义上的民商法的研究显然是"先天不足，后天乏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加强民商法建设，使其顺应经济的发展。而要普及私法意识和私法文化，就必须加强罗马法的研究和借鉴。我认为，现阶段我国学习借鉴罗马法，要注意以下几点：
1、法律的制订应该体现客观规律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应该体现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在这个方面，罗马法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如前所述，由于罗马法的制订主要由法学家完成，其他方面的因素干涉较少，因此能够较为客观的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而在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认为法律的主观性大于客观性，法律体现立法者的意志，这就导致了法律不能以客观规律为支撑，缺乏稳定性，易变化，在实际生活中四处碰壁，不仅不能促进社会的公正和自由，反而成了历史进步的绊脚石。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注重市场经济规律对法律的指导作用，确保法律的内容如实反映规律的要求，反映社会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客观性，稳定性，公正性和可操作性。
2、由于长期以来的国家本位观念和计划为主的经济体制，再加上历史上也是以公法为主，我国的私法精神很欠缺。将"国家"，"集体"利益视为中心，国家决定一切，干预一切，个人附属于集体，企业附属于上级主管机构，否认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否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体现在法律领域，就是认为"公法"是公有制的产物，"私法"是私有制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从而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私法。事实上，无论是古代的罗马，还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都不是基于所有制。在罗马法中，公法"见之于宗教事务，宗教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中，"而私法规定的是个人利益。可见，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实际上是取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中国的市民社会正加速形成，主体利益多元化，个人的利益和地位凸显，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制建设要与时俱进，弘扬私法精神，加强私法研究，对公法与私法的关系进行更合适的定位。
3、在法律的制订中要重视理性的作用和法学家的作用。罗马法中规定的许多制度虽然历经千年却仍颠扑不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有坚实的理论作为基石，是高度理性抽象和现实结合的结果。在我国，一方面，法学家的地位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在法律制订中往往过分依赖经验，依赖"成熟的立法条件"，"成熟一个制订一个"。可见，我们的法律制订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理性的作用，充分尊重法学家的作用，摆脱"摸着石头过河"的旧套路。
结语：
罗马法虽产生于奴隶社会，但由于其代表了早期商品经济的要求，体现了平等诚信，契约自由等市场经济的元素，所以对后世，尤其是对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影响深远，我国古代一直以公法为主，建国后又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以国家行政为主导，缺乏私法观念，因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和大胆借鉴罗马法中的有益部分，为我国的法制建设补上历史所缺的这一课。

H. 《人民法治》属于国家级期刊吗

《人民法治》杂志创办于2015，影响因子，国家级期刊，2014年9月6日，中国行为法学会、《内人民法治》杂志容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暨“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积极推动法律实施的好法官、好检察官、好警官”宣传表彰活动启动仪式。

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张鸣起，中国行为法学会会长、中纪委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等150名来自相关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士出席了首发式和启动仪式。

(8)法学外法治扩展阅读

《人民法治》充分利用中国法学会、中国行为法学会聚合的权威专家资源，致力追求研究性、思想性、前瞻性、可读性，推进法学理论创新、法律制度创新和法治文化创新。

促进法学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转化，从而为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充分的理论论证和有力的智力支持，实实在在地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I. 大学生应树立怎样的法治理念如何加强法律修养

(转贴)
当代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及法制教育改革探索

韩世强 陈秀君
（浙江 宁波 浙江纺织服装学院职业法制教育研究中心 315211）

摘要：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立足社会的基本要件。然而，实践中源源不断的各类大学生犯罪现象，频频向我们告示：一年一度的“法制教育”课并未让学生们真正懂法，传统的法制教育模式走到了非改不可的尽头。鉴于此，本文拟将从教育学和法社会学视角对我国高校法制教育的合理性改革予以多维度探索。
关键词：大学生 法律素养 法制教育 改革

一
从社会学角度讲，我国正在融入法治社会。对置身于未来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为法律素养，简言之，是指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质。一个人的法律素养如何，是通过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识表现出来的。法律知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制定法中关于规则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条文体系；二是法律学问中关于原理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学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条文，同时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识，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1]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公民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理性守法来自以法律理念为基础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认知。法律意识，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理论、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构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也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律的无限信服与崇拜，并以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2]”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认同和依归，其实质是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统治。只有信仰法律，才可能守法。法律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守法仅是法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守法精神才是法信仰的灵魂。守法精神要求的是主体不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内化为道义上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变被迫守法为自愿守法，由强制守法到良心守法，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
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越是民主化和秩序化的社会，该社会场景下的市民对法律的崇尚和需求就越强。这些市民之所以追求法律（规则）至上，首先是他们习惯于信赖法律规则；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条件通过法律规则来保障自身权利实现的最大化和对政府权力控制的具体化。这是因为“法律规则是一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是一种公共权威，而非人格权威、特权威严及亲情，在调整社会向高层次发展中，能自动地排除或抵制偶然性、任意性及特权的侵害，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制度化的良性运动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其次，法律规则对人们的生活安排方面，它要求个人之间、个人与政府及组织之间有一种默契，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默契’和‘调节机制’经法律的确定性配置后，能促成人类生活的高度和谐，予以人的自由与尊严最大化保障，让人有绝对的权力，不依赖于阶级或国家，设计的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充满人性关怀的生活模型。”[3]因此，要提升一个国家公民整体的法律素养，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传授给公民法律知识和培育其法律意识乃至法律信仰；二是大力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
二
勿容置疑，作为造化育人的高等学府，主导性培育和快速提升青年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其参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塑造“现代型人才”不可推卸的职责。然而，近年来一升再升的大学生犯罪数据，频频向我们告示：校园并不平静，大学生们的法律素养还十分贫瘠。广州市司法局的吴云南等同志对广东全省49所普通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念人震撼，1981—1998年，这49所普通高校曾有违法和犯罪的学生626人，约占同期在校学生总数的干分之二。浙江嘉兴市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两名公务员2003年4月3日下午在办公室里遇刺。警方确认，犯罪嫌疑人周一超时年22岁，是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系应届毕业生。原来，他在该区公开招考公务员中，已通过笔试、面试，但健康检查不合格，未被录用。因情绪悲观，产生报复念头，遂迁怒于人事部门的招考人员，最终导致行凶杀人。2003年3月28日，在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南京10所高校成为首批中心成员。之所以要建立这个“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是因为该院通过调查分析发现，2001年该区在校大学生的犯罪率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并且还得出结论，大学生犯罪大多是因为不懂法。[4]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大学生犯罪数据，能够予之以较为恰当的解释是：现行的学校“法制教育”课，根本没有让学生真正懂法。正如“硫酸伤熊”案当事人刘海洋（清华大学学生）所言：“我们上大一就学了《法律基础》课，学了民法和刑法等，但我只知道猎杀野生动物违法，但用试剂烧伤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是违法就不清楚了……”[5]从这段心语中，也许会让我们得到比“事件”本身更富有检讨意义的启示，我国高校的法制教育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也正是基于诸类现实而重大问题的近忧和远虑，笔者将进一步谈谈几点近期形成的关于“法制教育”合理性改革的思想积淀。
第一、法制教育的认识定位要变革。
根据我国官方的有关文件精神及实践做法，学校的“法制教育”从属于“德育教育”，并没有自身独立的地位。“法制教育”次第于“道德教育”的认识及定位是不大合理的，把法制教育视同为道德教育，事实上按照道德教育的套路来开展法制教育课，不仅难以达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还将至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没。正是受这种不合理认识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大大小小的高等学府里，很难看到独立的法律教研室，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德育教研室，其结果是法制教育工作很难得到切切实实的开展。
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均系属于社会价值教育范畴，它们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从联系上讲，两者的目的同一的，都是为了培养适宜社会需求的“合格公民”；从区别上讲，道德教育重在净化人的内心世界，法制教育重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我们说提升人的品质，应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塑造，益于采用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结合，但不存在法制教育从属于道德教育或道德教育从属于法制教育的问题。所以，法制教育的教育性发挥，需要建构一个属于法制教育本身的体系完整且地位独立的法制教育安排。
第二、法制教育的师资队伍要优化。
法制教育是一项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教育，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规范的内容和相对稳定的教育渠道，而且必须有受过正规培训、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法律教师队伍。现行的所谓“法律教师”，不少为“半路出家”，甚至是从未接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政工干部，此番情景下“出炉”的“弟子”会有多少法律素养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等学校的法律教师不仅要深谙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而且要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质。不同的学校应根据自身条件，通过专、兼、聘等多种形式，形成一支具有相当水平的精干的专职教师为主体，同时聘请部分长期从事司法实务或法学教育工作的兼职教师为补充，整合组建地道、高质的法制教育师资队伍。
第三、法制教育的内容设置要调整。
高等学校的“法制教育”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和法律知识（法律技能），主要应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教育。通过法学理论教育，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在思想上树立起法律权威；要通过讲解和介绍宪法，使学生了解宪法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树立国家主人翁意识；结合不同专业，有选择地向学生介绍一些部门法，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用法的知识技能和自觉意识。
目前，不同类别的所有高校，强行划一地以开设一门《法律基础》来应付“法制教育”，由于课时少，内容庞杂繁多，教授者，犹如蜻蜓点水，匆忙赶进度，只能是简单地进行一系列知识罗列和堆积；学习者，往往疲于应付，死记硬背，应付过关考试，师生都苦不堪言。这显然有悖于“法制教育”的真实目的。法制教育的内容选择上，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不同类别的学校开设不同层次的法制教育课。根据学生所在的学校类别、所学的专业及各校的侧重点需要，除进行宪法、刑法、民法等大法的一般性普及外，还开设一些与各校专业（行业）相关、与各类学生受体相通的法律课程，使“法制教育”贴近大学生的生活，融入大学生的内在性需要。
第四、法制教育的实施方式要要改进。
高校法制教育，首先要遵循法制教育的特有规律。法制教育是“认同”规范、“接受”规范和“消化”规范的教育，是培养自觉、自愿的守法精神和塑造体现民主、正义、效率、公平等现代法治理念的教育，依靠传统的枯燥无味的“课堂说教”事实上很难奏效，较适宜的是让学生在生动、直观的实践活动中感受为什么要遵守及如何遵守这些规范。法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没有经过法律实践是无法真正学好法律的，适当沿用英美法系国家的“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也无不可。比如：运用启发式教学，让学生成为课程的主体，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得出最佳的答案，老师不断提出问题，引出各种可能性，引导学生发现有关的法律规范、事实材料、及其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自己开动脑筋思索，这样学生掌握的知识就会更为牢靠、更加深入；又比如运用角色扮演、模拟案件等多样化安排，对真实或模拟的案例进行课堂分析和讨论，让更多的同学通过观察、评论、角色转换和辩论等方式，从中学到有用的知识，其优点是能让更多的同学参与案件的分析，容易从群策群力的多种方案中，鉴别、筛选、产生最佳方案，这种方法不仅能够使课堂的案例分析深入、实用，而且使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老师不再是单纯教育者和大案提供者，而是平等的案件参与者和学生的帮助人；再如打破课上与课下的界限，书本与现实的分割，开辟第二课堂教学，经常性参观监狱，旁听有关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审判活动，让学生在面对面的亲临感受和事实分析中自觉获得价值判断，以此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形成待人的态度和处理有关问题的方法……，等等。
另外，法律意识的自觉养成和法律技能的娴熟掌握，不是通过学一门《法律基础》课所能及的，也不是凭给某年级的某部分人上某门课程能做到的，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应贯穿于整个学习期间，不能断线，并且在不同年级要有不同的任务和重点。当然，这要遵循一般的学校教育规律，不可能大学几年都开法律课，而要充分利用校园这一特定的文化传递空间，发挥各有关专业课程在进行法制教育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受到比较系统的法制教育。事实上，专业教育与法制教育的有机结合，更有利于学生“内在性”地消化与专业知识密切关联的、在学生的学习及今后的工作中真正用得上的法律知识，进而增加学生学法的实效性。

J. 现代法治观念主要有哪些

即大学生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对法及法律现象反应过程中所形成尚未系统化的思想观念形态。它内是在法律心理基础上形容成的法律意识，是法律心理与法律理论的中介和过渡，处于法律意识水平的中间层次，在大学生法律意识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法律观念的有无以及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到法律意识的强弱。
大学生法律理论，即大学生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对法及法律现象反应过程中所形成的整体化、系统化的理性思维体系，是现代法律观的理论表现。具有系统化形态、指导性地位等特点，居于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的高级阶段，为大学生法律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方向性指导。
大学生法律理论应包括以下内容：
（1）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一般理论（法理学）。它居于法学知识体系的最高层次，担负着探讨法律的普遍原理、为各部门法学和法史学提供理论根据和思想指导的任务。
（2）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部门法学，即以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对现行法律（国内法、国际法）的研究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具体包括宪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等内容。除此而外，还包括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律史学、比较法学及其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