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冤案

⑴ 呼格吉勒十年冤案，根据依法治国为依据，对此有什么看法

依法治国纯粹扯淡。

⑵ 造成呼格吉勒冤案对建设法制中国有何现实意义么

十几年后，呼格吉勒图案终于迎来无罪的正义审判，呼格的父母也在有生之年看到正义的阳光。整个案件让人看着有一种烙着时代印记的痛惜，也深刻感觉到国家法治的进步。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严打运动，其大环境是国家法治的不健全以及充满人治气息的社会背景，出现呼格吉勒图案这样的事情想必也不是个案，刑讯逼供、不注重证据、程序意识缺乏、轻罪重判、快抓快审快判这样的执法司法方式，估计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普遍的做法。简单的将责任推到警方一家身上，不公平也不合理。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影响刑事诉讼的还有检方的案卷审核、提起公诉，以及法院审理查明以及最终判决。
我们在感叹一个生命在十几年前蒙冤抱恨而死的同时，更多应反思这样的悲剧会不会重复上演。这一切，就在于靠健全的法律体系、严格的执法司法办案程序、严密的法治监督制度等等。或许，这才是呼格吉勒图案带给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
首先，必须看到呼格吉勒图案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反映了当时社会法治的落后。历史总是在发展中进步的，中国的法治进程也不例外，必须看到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反思、完善的过程。呼格吉勒图蒙冤而死到十几年后获得清白，这一过程本身就说明了国家法治的不断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呼格吉勒图案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好比一个分水岭，荡涤了过去、铺就了未来，坚定了人们对法治、对公平正义的信心。
第二，呼格吉勒图案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当下的中国，没有什么价值观比“公平正义”几字更加富有感召力，历史上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这样的道理。当前，网络上对当年有关办案人员的追责声音此起彼伏，有关部门也启动了追责程序。但是应当看到，当时那个时代的办案人员以及办案条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时过境迁之后的追责虽无可厚非，但也理应考虑当年的大环境，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以理依法处理，如何避免类似的人间悲剧再次发生才是当下我们需要做的更重要的事情。呼格吉勒图案重审无罪让人看到了权力机关敢于正视自身问题、勇于承认错误的勇气和胆量，这无疑是一大进步，让人看到了法治中国前行的脚步。
第三，呼格吉勒图案进一步收紧了公检法人员头上的紧箍咒。中国的执法、司法机关存在的一些问题历来受人诟病，诸如执法不公、徇私枉法等等。近些年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国家层面规范和加强了对公检法的管理以及法律、纪律约束，这些变化相信每一个人都能看到。呼格吉勒图案广受社会关注，无形中也给当年的案件承办审判部门增加了很大压力，但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敢于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把陈年老账翻出，并不是要无事生非，而是体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进步，这样的做法与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依法治国的决定不谋而合，其深远意义在于警示和教育每一位办案人员：与你的职业一生相伴的是职业责任和终生追责制度，这无疑会成为办案人员头上的紧箍咒，有效避免下一个呼格吉勒图刺痛我们的内心。

⑶ 如何实现和保护依法治国结合念斌案

“念斌被判无罪，这个判决只表明，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杀人的是念斌。至于到底是不是他干的，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有媒体欢呼什么“迟到的正义”云云，这是已经事先假定就不是念斌干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疑罪从无”，那可太低级了。”

“好多人误解重申一下：1、疑罪从无不等于疑罪即无，此宣判只表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念斌是凶手；2、疑罪从无本身就是正义，不需要用疑罪即无，所谓“冤案昭雪”来论述；3、即便将来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念斌就是凶手，今日的宣判也是对的，而且念斌也不该再受到司法追诉。认识到这三点，才算理解了程序正义。”

再解释一下：

第一、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事实上，我们人类根本无法完全认知客观事实，尤其是涉及到刑事犯罪，我们只能通过证据和诉讼制度，在法律框架下，寻找或者确认法律事实，而非真的在客观事实层面确认是谁干的。所谓的判决，是指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换言之，法院宣判念斌无罪，只是在法律事实上确认了念斌无罪，而非在客观事实上确认了不是念斌投的毒。这就是疑罪从无不等于疑罪即无的含义。

念斌是公安部门走访排查之后确定的最大嫌疑人，许多网友有意无意无视了这个前提。本案的终审宣判意味着，现有的证据到这种程度，不管念斌是不是凶手，在法律层面上，只能认定为不是。“疑罪从无”，“超越合理怀疑”的刑事定案标准，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尽可能不受国家机关侵害。但“疑罪从无”只是指法律上无罪，而事实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第二、“疑罪从无”本身就蕴藏着独立的公正价值，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一般刑事犯罪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较之于国家司法机器对无辜者的侵害，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它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从而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念斌案宣判后，很多媒体人欢呼“冤案昭雪”，我认为这种表述是错误的。念斌案不是佘祥林案，也不是赵作海案，那两个案子都是因为死者死而复生，而确凿无疑地属于冤案。但念斌案，仅仅是“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判定的无罪案件，并不一定就是事实上的“冤案”。如果读过本案的终审判决书就知道，念斌案大量的证据存疑，很多是当年公安机关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存在瑕疵，有的是技术问题，有的是程序问题，导致这些证据的证明力不足，最终没有被法院采信。如果当初这些证据在取证过程中严格合规合法，本案的结论并不一定就是如此。

破破的桥说本案是“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因为此前念斌的供述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而非“疑罪从无”。这个说法不对。非法证据排除，只是审判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念斌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并未只有口供，物证也一大堆。法庭不可能仅仅根据“非法证据排除”就来定案，还是要根据检方提供的证据，究竟能否“超于合理怀疑”的标准来判决。

破破的桥还提供了另外一些“证据”，比如警方威胁念斌的妻子，还有念斌本人没有作案时间、和律师的之间的有罪供述有警察在场等等，自我看来，这些证据也并非拥有不证自明的权利，同样需要法庭的质证方能现实其证明力。不能凭借这些没有经过质证的单方“证据”，就简单认定警方在罗织证据有意“陷害”念斌。

第三条不太好理解，刑诉法上叫“禁止双重危险”。在刑诉法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参与修法的专家，权衡再三，这一条都没敢提出来，因为感觉太超越中国的国情了。从微博上的骂声上看，也差不多的确如此。但那些法学大家们都知道，这是争取的目标，没有这一条，刑诉法距离保障人权的目标就还有相当的距离。

禁止双重危险，“即指当一件事情已经完全地和公平地经过了诉讼,其决定应当是对该问题永久性的解决。”此亦提示我们，刑事审判的正义，体现在程序的正当和公平，而非结果。只要一个人经过了正当公平的审判，这个结果就该被尊重。而国家没有权利无休止地将个人置于追诉的危险之下。

所以，对于念斌案而言，有了今日之判决，即便明日就发现新证据，念斌也不该再受到追诉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理想，还不是中国的司法现实。中国的所谓错案追究制度本身很有问题，它将结果正义至于程序正义之上。用结果来评判法官的审判行为对错，将导致无人敢从事司法审判。同时也是违背“禁止双重危险”的人权保障原则。
最后，我想说说媒体该如何报道念斌案。不出意外，大量的报道都是从事实层面，采用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模式报道。我只能说，这种报道模式很业余。看过前面三点解释的，应该能部分理解我的观点了。需要补充的是，事实层面的叙述风险很高，因为法律并没有认定念斌在客观事实层面不是凶手，如果你言之凿凿确认这一点，万一将来有了新证据，你今日的报道如何回望？我一直认为，好的报道，即便将来事实大反转，都不影响别人对你报道的评价。新闻尽管是历史的草稿，但也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其次，媒体从法律层面上关注念斌案，才可能将本案的个案价值上升到整个司法制度以及人权保障层面的分析和反思，这比念斌个人到底是不是凶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