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Ⅰ 辩论赛 法治重要还是德治重要

法治与德治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加强法治能赋予社会道德规范以权威性，促进社会道德法制化；另一方面，加强德治能有效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从而在根本上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现象的滋生。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在当代中国加强德治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把德治提到了更突出的地位。一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凸现出德治的重要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公共社会规范的内容和控制方式是不同的。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直接决定了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的控制方式。在结构简单的社会中，人们从事生产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空间极为有限，经济组织、家族组织、政治组织等往往合而为一。紧密的社会关系、巨大的共同利益和人们生存的彼此依赖性，迫使人们不得不自觉地遵守社会组织内部的各种规则。这时的公共社会行为规范是以习惯、族规和宗教体现的。在这种结构简单、规模狭小的社会里，社会成员道德自律的重要性还未充分凸现。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生产方式的变更以及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维持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的控制手段也随之改变。社会结构越复杂，社会活动的空间越广阔，个人行为所影响的直接对象就越少，行为后果的直接利益影响也越不明显；相反，在社会幅员广大、组织结构复杂、人口众多而且流动量大的社会背景下，个人的隐匿条件（如居住分散、固定交往率下降、网络交往的日益普遍化等）却不断增加。这时，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在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维护中的重要性就日益 凸现出来。二是科技的现代化呼唤着德治的强化。如生物学“克隆”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企业伦理、地球生态等问题的提出，都把科技道德问题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高科技的发展需要更加完善的德治。此外，人的现代化、政治的高度民主化也对德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的现代化首先是观念现代化，造就现代人，首要前提在于培育现代主体意识。现代主体意识具有广泛深刻性，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而崇高道德理想信念的确立、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尚道德品格的培养，是现代主体意识的核心。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正需要以大量具有高尚道德的现代人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的现代人才能具备现代的民主意识。 其次，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呼唤着德治的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极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增强了人们的改革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然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如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我的渗透将进一步加大；商品交换的法则一旦侵蚀到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势必引发见利忘义、权钱交易，导致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的减弱；经济转型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利益调整以及一些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难免会引发人们思想的波动。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价值观念也趋向多样化。面对新形势，如何在各种思想和文化相互激荡，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渗透的情况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广大社会成员中确立起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实现新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强化以德治国，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命运和前途的重要举措。再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把德治置于更重要的地位。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文化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社会发展中，文化始终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更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综合国力是包括自然资源、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外交、国民素质、民族意志力、凝聚力等各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文化是精神力量的代表，它以精神财富的形式及对别国的影响力、辐射力显示其综合国力。当今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知识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竞争。而道德信念、道德理想作为文化的核心，在综合国力中尤显其重要性。另外，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先进文化对于调节社会矛盾，整合民族力量，协调社会运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相应文化环境的形成、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必定是不完美的。
提倡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学者早就看出，这一机制下不会产生高尚的人格，他们甚至喊出了“不讲道德的经济学”这样的口号。在市场经济社会里，遵守承诺应该是基本的行为准则。但这里的守信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础上的。当遵守承诺将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时，市场主体宁愿作出违约的选择。这种利己的运行机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互助精神存在着天然的隔阂，于是人们越来越关注对市场的制约作用。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兴起，为市场中弱者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充足的理论，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出现则使文明社会的互助精神从法律上找到了依据。 然而，法律的实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的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的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的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的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的关照，我们缺少道德的支撑。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道德的力量，并且将以德治国作为治国的方略就很有必要了。因为这是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行校正，也是为法治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基础。在德治的光辉下，法治的阴影会消除，市场的局限会得到弥补，整个社会将和谐发展。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法律制度本身，都是建立在“性本恶”基础上的。市场运行机制就是利用人们原始的追求财富的本能推动资源的配置。在一个对财富无动于衷的人面前，市场经济无法发动起来；但在对财富充满占有欲望的人们面前，市场会自行运动。然而，由于市场上每个人都是利己的，所以，必须建立基本的运行规则，法律会在交易中内部生成。当国家顺应市场的需要，将市场规律法律化后，市场运行机制就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当国家不能顺应经济的要求，及时将市场的运行规律法律化，或者强行颁布扭曲市场运行机制的规则后，市场就会发生混乱。可以说，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包含着法律规则。然而，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场运行机制同样会面临衰亡，例如当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时，竞争的机制就不会发挥作用。这时，人们要么等待新的市场进入者，要么坐视垄断者独享高额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在等待的过程中，消费者和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利益必将遭受损害，法律在这里应该再次发挥作用。这就象是一个不停滚动的铁环，如果没有推动者必然会停止转动，自然倒下。然而，在需要法律的地方，我们往往看不到制度的倩影，法律总是在无休止的争论中，在各种利益的妥协中诞生。在这些滞后的法律面前，利益的最大受损者往往是弱势的群体。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中，承受动荡成本最多的往往是那些最弱的人群，而对弱者的保护规则总是在各种利益的较量中姗姗来迟。 既然我们不能依赖市场本身为我们提供社会文明发展的推动力量，我们也无法保证法律天然地保护社会弱者的利益，我们还能借助什么来实现社会的正义呢？ 道德，惟有道德！道德可以使市场主体有所顾忌，也会使法律的制定者和适用者拥有基本的准绳。所以，提倡以德治国，实际上是纠正市场的缺陷，也是弥补法律之不足。道德的时代意义不在于维护市场的尊严，而是对市场运行机制进行理性的批判。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我们应该更深刻地领会其中的意义。 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飞速的变化，处在市场经济的旋涡中，人们也会不由自主地接受市场的理念。如果缺乏批判意识，认为市场万能，甚至让市场的理念主宰社会的一切领域，其结果将会使一切不可以交易的东西成为交易的对象，一切不可以法治的行为法治化。人们将越来越屈从于自设的规则陷阱，而无法自拔。当年，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曾经从醉心研究的市场“看不见的手”中抽身，探究自己的本行——伦理问题，现代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经济学中真正的人。而我国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是不是也应该从制度的沉迷中醒过来，关注社会道德的作用？诚然，道德的观念是多元化的，道德的规则也是非强制的，但关注道德，实际上是关注人本身，它会使市场运行得更有理性，也会使法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Ⅱ 辩论：以德治国比以法治国重要

为什么说以德治国比以法治国更重要。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提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因为我们觉得发达国家都在实行法治，而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人家法律制度比较完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不重要，不应该实行以法治国，而是不能为了建立法制国家就把以德治国放在一边。一个国家能否发达，不在于法律制定了多少，而取决于这个国家公民的道德水平。因为一个浅显道理是“法靠官来行”，如果我们的法官业务能力不错，但道德水平不高，换句话说私心严重，那法律实行的结果可想而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便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法律越来越健全的今天，冤假错案反而越多了。回顾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最繁荣的要属唐朝了，而唐朝时期也正是儒家思想（儒教）的鼎盛时期。而儒教影响了周边的许多国家，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也就在于此。而现在我们却有被西方发达国家日趋同化的危险，一些传统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我们在儒教的继承上远不如我们邻居日本和韩国，而两个国家只所以有今天，是与国家推崇儒教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在学习别人长处的时候，而抛弃了自己的优良传统，马列主义不能使中国复兴，盲目学习西方会迷失自己，只有把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实行以儒教为核心的德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

Ⅲ 中国社会更需要法治还是德治的辩论赛的视频

最强效的道德教化莫过于监狱，然而根据统计罪犯回笼的再犯机率为23%，
恶意回犯罪的在押犯人，答有类似犯罪史的比例则高达41%，
足证明一个社会人格定型的人，其不当的社会行为的矫正是很难立竿见影的。

古人有云，上梁不正下梁歪，
社会道德沉沦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现像，不然不会有今天这场辩论题目的存在价值，
而在这样一个病态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学习适应这个社会，
这不是每一个人的“生存”问题，
让这些己经适应此种生存法则的人心里想一套，现实做一套，
再赖以这些人在下一代面前树立正确模范，这简直是椽木求鱼。

道德二字不能被拆开来，
行之以道方能有德，说的就是法治重于德治，道才能在前德在后。

Ⅳ 当今社会更需要德治还是法治辩论赛（我方法制）怎样提问对方

"德治来"的提法也就我国好意思自提出来,明显是为了执行法治不力而找借口,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由于执法相当不力,我国现在违法见怪不怪,及其普遍.也就是说很多人的行为乃至思想水平根本达不到道德层面,跟他们讲道德是不管用的.

即使道德对一部分人有用,它也无法有效的维持社会秩序.
1.道德尺度模糊,很多情况下没有统一标准.对同一事情是否道德人们就可能作出相反的判断.
首先,利益相关人会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这往往使道德发生了扭曲.
其次,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人们往往对同一事情作出不同的判断.
2.道德的约束力不够.不道德的行为最多遭到谴责,不能有效阻止当事人继续做坏事.
因此强调德治重于法治的结果只能使社会秩序更加混乱.

事实上,正是"德治"的缺陷太大,阻碍了社会发展,人们才发明了法律,社会逐步迈向法治.因此法治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强调德治重于法治明显是"开历史倒车",这种论调会很快淹没在历史洪流中.

Ⅳ 辩论赛 法治重要还是德治重要

法治离不开德治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已普遍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内性。容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但法治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有学者甚至论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是完全等同的两个范畴。2 事实上，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法治在中国的相对落后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国”与“法治国家”的理念成为宪法规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法治理念的提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其意义无庸本文赘述。

然而，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法治万能主义”，并导致对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学术界，法治概念的范围也因未受到准确的界定而具有无限扩大的倾向。“法治”成为一种包罗万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种超越民族传统和国情的追求目标，一种包医中国百病的万灵药。对于这种倾向，法学界已有学者提出了批评。

笔者认为，法治概念虽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5 毕竟，法治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备的。有两大类理由表明，法治离不开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选择，而且一旦离开了德治就不可能实现。

Ⅵ 急急急！！！！跪求中国社会更需要法治还是德治辩论赛论据观点，我们是法治（好的追加分）

中法治是根本，是根基，是对越过道德的最低表现形式的反制，换句话说，法治所针对的是一切越过道德的最低门槛的不轨行为。道德是不能脱离实际的社会生活而独存的，社会生活的顺利运转依赖于人们尊重遵守约定俗成的各种道德规范，各种道德规范其实就是法治的最初雏形，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提高，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就产生了对社会最低的道德规范明文界定的需求，即所谓的法律条文——越过道德规范的最低门槛即违法，而违法必被追究。

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兽类，是因为人类有思想，有情感，思想和情感产生道德观念，道德纯洁人的心灵，涤荡人的魂魄，但道德观念的形成和产生过程也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人类有“不道德”的另一面，而且从阴阳理论，辩证关系来说，有“好”，就有“不好”；有“高”，就必定有“不高”......与之对应，“不道德”与“道德”同样形影相随，“夫唱妇随”，单纯的相信道德“法力”如佛祖之手无边无界，其结果必然是无数人曾经幻想的乐土——乌托邦，不但不能乐在其中，到头来反而是满腹猛醒后的幻灭与酸楚。

所以，真到那时侯，真正乐在其中的，很可能就是“不道德”，因为，藩篱已被撤除，拳头总能胜过舌头....
摘自好水非坏水的博客

Ⅶ 辩论赛：国家需要德治还是法治 德治比法治更好的地方在哪里

作为一名法律人。我当然会说国家需要的是法治。
国家近年来的意图也很明显。
之前邓提出法制。江提出法治。胡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这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不过看问题，你是站在德治这一方。
那么德治的优点在于：
1、法治需要好的法律制度来支撑，法制不完善，法治也难以实现。而德治只需要一般的社会普遍伦理道德，无需强力的制度支撑，简单易行。
2、法治的缺点同时在于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发展的迅捷性的冲突。法律条文的更新往往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节奏，这导致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往往无法得到公平正义的解决。德治则可以审时度势，妥善解决。
3、法治需要的完善的法律体系条文繁杂，名目众多。不容易为普通民众所熟知、理解。事到临头，民众往往不知如何依法办事。德治依照社会基本道德处理事务，民众容易理解、接受。也易于施行。
4、法治的施行需要培养一大批法律精英，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严格按照程序办事，社会成本较高。德治简单易行，易变通。社会成本较低。
5、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义。但是在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中，偏重于程序正义。而且若果法律本身制定的不恰当，也会导致社会中不公平的产生。德治追求实质正义。
不过，法治优于德治在当今社会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作为反方，难度比较大。
所以，个人建议你，第一，研究法治优于德治的地方，寻找对方的破绽。
第二，论点可以采取迂回战术。不否定法治，也不必强调德治优于法治。但是一定要凸显德治的重要性。说明德治乃是社会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Ⅷ 辩论:中国社会发展是德治还是法治

（一）法治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先行 道德品格是法治的前提，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没有对道德理念的追求，法律可能成为专制与奴役的工具。法治的关键在于善法或良法的存在。法的正义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水准。不体现道德，甚至背叛道德的不义之法，也许可以称为法制，却永远无法纳入法治的范畴，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不同的经济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法律愿望，立法主体的道德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把什么样的法律愿望上升为国家法律，从而决定法律的品质。从我国来说，立法主体只有把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愿望上升为国家法律，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样，法律才具备了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因此，比起法治，德治更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 （二）法治的运行需要道德支撑 道德控制是法治的内在动力。法治的重点是人的外在行为，德治的重点是人的内心世界。法律不能自行，再好的法律也需要人来执行。法律的确立和实施，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过程，法治是靠人来实现的。见物不见人，法治也就无从谈起。法治的推行首先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没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有了好的法律也不易执行，再严密的法律也有空子可钻。不可能设想法律和制度一旦建立，社会秩序就井然有序，失范现象就不攻自破或荡然无存。现实要求我们必须从思想道德上保证切实遵纪守法，同一切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要看到，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低下，那么不论有多么苛刻严厉的法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秩序和管理问题，不能长治久安。法治是对全国人民最起码的要求，德治则是高层次的要求。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 （三）法治的完善离不开道德制约 法律在实践中是动态的开放的体系，需要在面对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延续、提升和发展。道德的自觉约束与法律的强行约束是互相制约的，也可以互相转化，某些道德规范需要适时提升为法律规范。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道德就在其中起到一个补漏的作用。厉行法治，必须辅以德治。某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可能束手无策，道德却可以有所作为，人们可以依据道德来评判、谴责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道德不仅可以弥补法律条文的某些空隙或薄弱环节，而且可以深入人的灵魂。以德治国并非是要以德治来代替法治，而是要真正强化和实现法治。只有在实行法治的同时实行德治，以道德教育、道德自律和道德建设作为法治的后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依法治国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社会发展才能进入较高层次。

Ⅸ 中国社会更需要法治抑或德治辩论赛，我方是法制，求犀利提问的素材

1.他原本无德，是胎里坏，你和他大讲理想道德责任使命光明愿景，你是不是单相思？你和孔庆东灌输“五讲四美”能拦住他和记者一妈二妈三妈？你是不是要喂肛门吃饭？
2. “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宋襄公是治国理真的明君吗？
3.毛 泽 东为什么说“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蒋委员长没试过道德感召日寇？最终得到了什么？
4.唐僧的紧箍咒是你的德治吗？
5.我同意你的观点，德治和法治必须并驾齐驱。但必须有一个有力的补充，德治的尽头，必须是法治的开头，对方辩友有怀疑吗？
6.德是自律，法是他律；只靠德治，苍白无力；没有法律，万事不立。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加深你的印象和理解？

Ⅹ 急求几个辩论会自由辩论阶段的问题 辩题 德治，法治哪一个对和谐社会更重要 我是德治，问题要犀利一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和重点举措,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检察机关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司法机关,是法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担负着重要使命。深入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是检察机关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确保全会精神落地生根结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检察工作全面上水平。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牢牢把握检察工作正确方向。《决定》规定,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为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提供了制度保障。检察机关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和落实到各项检察工作中,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确实施。
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全面深化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天津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市委“促发展、惠民生、上水平—推动万企转型升级”、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建设美丽天津等重大部署,开展一系列司法调研服务活动,制定实施了检察机关依法保障和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依法严厉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有关问题的意见等,充分发挥服务大局促发展、打击犯罪保稳定、惩治腐败促廉政、强化监督促公正、化解矛盾促和谐等职能作用,为经济发展、平安建设、民生改善、环境保护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天津自贸区方案正在等待国务院最后批准,我们要积极做好前期调研和准备工作,找准检察机关服务自贸区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要主动适应反腐败斗争的新常态,着力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能力。全会对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要求。日前,中央正式批准最高检成立新的反贪总局,着力打造中国特色反腐败专门机构。在此之前,天津市检察院已经进行了探索,撤销了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成立职务犯罪侦查局,增强查大案办要案的能力。下一步,我们要积极应对职务犯罪系统化、区域化、家族化、群体化等新趋势,统筹运用提办、交办、改变管辖和区域联动办案等方式,提升协同作战能力,打好反腐败整体战。
要深入推进检察改革,切实提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水平。《决定》强调,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四中全会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着眼于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进一步细化了三中全会提出的司法改革任务,部署了许多新的重大改革措施。天津已经被确定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第三批试点地区,我们要加强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扎实开展试点工作,确保各项检察改革稳步推进、取得实效。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坚持严格司法、深化检务公开、自觉接受监督的同时,要大力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切实维护司法公正、保障法律实施。
要建设高素质检察队伍,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决定》提出,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队伍建设始终是根本。近年来,天津市检察院紧紧抓住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突出政治标准,采取轮岗交流、三级院交叉任职等方式,把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安排到适合的岗位上去,院级和中层领导班子建设显著加强。我们改革人员招录制度,在全市率先实行全系统新进人员由市院统一招录,严把入口关。组织开展天津检察精神大讨论活动,提炼出以“忠诚为民、依法监督、务实创新、公正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天津检察精神。每年举办天津检察讲坛、天津检察论坛,不断创新教育培训模式,检察队伍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不断提升。我们要按照四中全会关于队伍建设的新要求,大力提高检察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信仰法治、坚守法治的高素质检察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