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立法解释

⑴ 梭伦改革改革的原因背景和条件

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执政官梭伦（约前640～约前558
）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

1、背景：

由于奴隶占有制的发展，雅典许多平民因债务而受到氏族贵族的奴役，平民反对氏族贵族剥削
、
压迫和独揽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
。
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首席执政官
，
成为斗争双方的仲裁人
，并以立法者身分实行了广泛改革。

2、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①废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债，由国家出钱把因无力还债而被卖到异邦为奴的人赎回。这一措施史称解负令。②废除世袭贵族的垄断，不再以出身而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按一年农产品收入的总量把公民分为4个等级
，
各等级的政治权利依其财力之大小而定。第一、二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国家高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官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③设立四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作为最高行政和司法机关
，扩大公民大会权力，准许每个公民就自身利益攸关的问题向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提出申诉。④制定新法典取代格拉古的严酷法律，只保留了其中有关杀人罪的部分，使整个雅典法较有人道色彩。梭伦还奖励公民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禁止输出谷物，改革度量衡，铸造雅典新币，制定了一些有关财产继承、禁止厚葬、抚恤为国牺牲公民的亲属等法令。

3、意义：

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使自身从事劳动的中、小所有者公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得以保证。

⑵ 梭伦改革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1、梭伦改革的背景：

由于奴隶占有制的发展，雅典许多平民因债务而受到氏族贵族的奴役，平民反对氏族贵族剥削 、 压迫和独揽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首席执政官 ,成为斗争双方的仲裁人 ,并以立法者身分实行了广泛改革。

2、梭伦改革的内容：

经济

①废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债，禁止把欠债的平民变为奴隶。

②承认私有财产继承自由，消除了所有制上的氏族残余。

政治

①废除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利，不再以出身而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

②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作为最高行政机关。

3、梭伦改革的意义：

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有助于工商业发展，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使自身从事劳动的中、小所有者公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得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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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改革局限性：

梭伦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本身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立场的局限，没有满足下层平民对土地的要求，没有使他们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梭伦还期望一方面改善平民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保护贵族的政治特权。

但其结果是，下层人民的要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贵族也因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心生怨恨，于是梭伦对平民与贵族是两面不讨好。获利最多的是工商业奴隶主。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

梭伦经济改革稳定了雅典公民团体，促进了工商奴隶主阶层的崛起，使雅典阶级结构发展为贵族奴隶主、工商奴隶主、平民三足鼎立的多元社会格局，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社会基础；政治措施使下层平民得以参与国家政治，为雅典民主政治提供了制度保证，同时也开启了西方权力划分的先河。

渗透在改革中的“中庸”精神与东方“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雅典民主政治和西方民主政治提供了价值基础。

梭伦改革触及了当时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对旧生产关系的调整，所以恩格斯称它是一场“革命”，但这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旧势力没有被彻底清除，下层人民的要求也没有很好地满足。

梭伦推崇“中庸”，企图用妥协的办法来求得斗争双方的和解，一方面改善平民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保护贵族的政治特权，他形容自己“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但结果两面都不讨好，最后自己被迫远走埃及。

⑶ 古代希腊。梭伦的法律特点和作用

一、梭伦（Solon；前638年—前559年），生于雅典，古希腊时期雅典城邦著名的改革家、专政治家。梭伦在属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

二、梭伦改革的法律特点：

1.废除债务奴隶制；
2.废除德拉古制定的残酷法律，只保留关于谋杀的部分；
3.按财产的拥有量将公民分为4个等级，其政治权力按照财产来决定；
4.恢复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各等级公民均可参加；
5.在贵族会议之外设立四百人会议管理国家，前三等级公民均可入选；
6.建立公民陪审法庭，有无财产的公民都可参加。

三、作用：
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使自身从事劳动的中、小所有者公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得以保证。

摇了贵族专制统治，奠定了城邦民主政治的基础。为雅典城邦的振兴与富强开辟了道路。梭伦改革大大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雅典很快成为古代希腊最繁荣的工商业城市

⑷ 梭伦改革的内容是什么

经济上
①废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 梭伦改革
债，禁止把欠债的平民变为奴隶。由国家出钱把因无力还债而被卖到异邦为奴的人赎回，并废除了“六一汉”制度（平民无力还债，不得不为债主耕种土地，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作为地租交给债主，自己只能保留六分之一，所以被叫做“六一汉”），这一措施史称“解负令”。 ②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的措施，包括限制粮食出口，扩大橄榄油输出；实行货币改革，以利于商业贸易；奖励外地工匠移民雅典，提倡公民学习手工业技术；改革度量衡，铸造雅典新币，制定了一些有关财产继承、禁止厚葬、抚恤为国牺牲公民的亲属等法令。 ③承认私有财产继承自由，消除了所有制度上的氏族残余。
政治上
①废除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利，不再以出身而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按一年农产品收入的总量把公民分为4个等级（按年改入的的谷物等产品的数量分别列为500斗 古希腊贵族
、300斗、200斗和200斗以下四级）， 各等级的政治权利依其财力之大小而定。第一等级可担任一切官职；第二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除司库（即财政官）以外的高级官职；第三等级可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公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 同时，不同的等级所尽义务也有差别。例如，在军事义务方面，第一、第二等级提供骑兵，自备军械、军装和马匹。第三等级提供重装步兵，他们自备军械和军装，但不需提供马匹。他们是构成雅典军队的主要成分。第四等级主要是充当轻装步兵和一般水手，不用自带军备，只带棍棒。 ②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四百人会议由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了第四等级外，其他公民皆可当选。 ③设立陪审法庭（也译为民众法庭，相当于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有权上诉。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所有等级的公民经抽签方式选出。陪审法庭受理并裁决公民投诉或上诉的案件，扩大了公民的权力。 ④制定新法典取代德拉古的严酷法律，只保留了其中有关杀人罪的部分，使整个雅典法较有人道色彩。
编辑本段改革分析
梭伦当时担当了重任，无法守成而只能改革，在夹缝中的改革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但他成功了，不仅使雅典走出了困境，还奠定了此后雅典近两百年繁荣兴盛的根基。在此分析一下梭伦改革的两点启示。第一，梭伦始终恪守中道。 他没有满足平民的平分财产的要求，但下令取消当时所有的公私债务，这样，至少使当时的穷困者不再负担任何债务；同时不仅废除了“债务奴隶”，也禁止今后任何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这就防止了自由公民分化成主奴两个阶级。富人的借贷收不回来，财富当然要“缩水”，但他们已握在自己手中的财富却没有被剥夺，更无肉体被消灭之虞。这可以说是梭伦的“短办法”、“快办法”，是一种主要表现于经济上的断然措施，就如在沸汤上浇上一盆凉水。 对此开始穷富双方都不满意，但慢慢也体会到它的好处。当梭伦获得了双方信任，被赋予立法大权，他就考虑他的“长办法”了，这就是从宪法上规定，按公民的财产状况将他们分为四个等级，四个等级都有选举权，但只有前三个较富有的等级有担任官职的资格。初看起来穷人的权利有限，他们不能担任官职，只能作为公民大会的成员或作为陪审员来参与国政。但这两种权利，尤其是后一种权利，在开始时似无足轻重，到后来却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绝大多数的争执最后都要经过这些陪审员来解决，包括高级官吏判决的案件，他们就渐渐成为法律和城邦的真正主人，而随着经济发展加“通货膨胀”，实际上后来几乎所有人也都有了担任官员的准入资格。 梭伦坚守中道是因为他对人性有一种透彻的认识。他在改革中虽然帮助穷人，但并不赋予穷人和富人两方任何一方以道德上的优越性，他不讨好任何一方。他知道富人固然常常是“为富不仁”，但穷人占有了财富也会同样如此。过度积聚尤其僭取的财富像权力一样会腐蚀任何人。他在自己的诗中写道：“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富厚如属于没有教养的人们，厌足就要滋生不逊。”所以“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今天看来，他的那怕是暂时废除信贷的经济措施对现代市场社会来说可能会是过于激进乃至灾难性的，而他的人分四等的政治主张在现代人看来又会是过于保守乃至反动的，但它们在当时的情势下却不失为中道之举，因为重要的是其间所贯注的中道精神。 第二，梭伦将个人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而又使权力立足法律并重归法治。 梭伦一度取得了很大的、甚至是接近独裁者的权力，穷人和富人两方都曾力劝和想共拥他做大权独揽的“僭主”，但他拒绝了。这其中当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说，在那个位子上固然好，但很少有人从那里和平地走下来。更重要的是，他将城邦的福祉看得比个人的权力更要紧，他也有自己在权力以外的爱好和所珍视的价值。所以，为了城邦的长治久安，梭伦把他个人一度掌握的很大权力和权威用在了制订和落实法律制度上，他更注意的不是他在权位上会怎样，而是他不在会怎样。但梭伦并不是盲目地相信法律条文，他知道法律必须有各方利益和背后强力的支持。有人曾嘲笑他编订的法律好象蜘蛛网，只能缠住那些落在网里的弱者，遇到富人和权贵就会被扯得粉碎。梭伦对此的答复是：当破坏协定对双方都不利的时候，人们是会遵守相互间的协定的；而他正是要为公民们制订这样一种法律，使他们都明白，实行正义要比犯法有利得多。他不期望为雅典人制定“最好的法律”，而只是制定“他们愿意接受的最好的法律”。他也不主张数量和状态的平等，而主要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正如他所说的：“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法律不能自行，还是必须依靠人，甚至在初期要依靠大的权威来建立和巩固它，而拥有很大权威的权力者，是否能有长远眼光和公正精神将人治引向法治，并以身作则地自觉遵守法律，的确又相当依赖于这一权威者的自身素质。法须持人方能力行，而人又须持法方能久安，这可能正是人治和法治的一种持久张力，而其健全的解决之道可能要依赖于各方面的有利条件配合，有时甚至依赖于幸运。的确，梭伦指向法治的改革成功不仅与其个人政治素质和魅力有关，也还依靠了雅典人当时已经比较尊重法律的民情，而紧随其后的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又实际上执行了一条没有梭伦的“梭伦路线”，这就更是梭伦立法的一种幸运了。

⑸ 试评述梭伦立法

希腊城邦制中，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存在着鲜明的不同。斯巴达是陆地强国，仅仅拥有农业；而雅典则位于阿提卡半岛沿岸，不仅有强大的海军，而且商业也在希腊各城邦中居首位。斯巴达领袖们不愿送士兵远离家乡，因为他们奉行闭关自守政策，需要士兵来控制奴隶；大胆进攻的雅典人则相反，他们一心要扩大在希腊各城邦中的霸权势力。
最关键一点，对于希腊的两个发达而处于竞争关系的城邦来说，他们对自由的观念不同。对斯巴达人来说，自由意味着保持国家的独立，而要实现这一压倒一切的目标，就必须要求秩序、纪律和军事化；雅典人也要求保护城邦不受敌人侵略，但他们珍惜个人自由，同时追求个性的充分发挥和完善。
较为开放与自由的雅典社会渐渐成为希腊文明的中心与领导者。
但在开始阶段，雅典内部却出现了不稳定因素。从公元前8世纪起，雅典寡头政治形成，并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贵族改权经历了社会危机。首先，是在政府中居多数的拥有土地的贵族与要求参与管理的新富商之间关系极为紧张；其次，农民饱受苦难，法典惩罚严厉，贫穷者组织起来要与贵族斗争。
谁来设法避免内战消除危机?
公元前594年，有着贤哲声誉的大思想家梭伦，被选为首席执政官。两年后，他着手策划解决雅典问题。
梭伦改革是一次全面而系统性的策划，从思想基础、政治权力、经济改革等多方面综合改造了雅典社会。
在思想与社会哲学上，他认为正义准则奠定了人类社会的基础，希腊精神的显著特点是相信宇宙间一切井然有序，从而把正义从宗教范畴内抽象出来而赋予其世俗基础。他进而提倡以理性的方式去对待社会问题，这包括：把城邦弊政归咎于人们的具体行为；寻找治愈弊端的实用良方；主张所订法律与事物的自然规律协调一致。这里，已经初步显示出以理性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与城邦民主的萌芽。
梭伦改革的基点是从全社会的利益出发，力求稳健，避免激进的非常手段。梭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贵族的限制和改善贫困者的状况来恢复雅典社会的活力。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取消了债务，使那些因负债而沦为奴隶的雅典人获得自由；贵族将继续在政府中发挥作用，但不得滥用权力，允许各阶层的自由人，包括最贫穷者，旁听公民大会；并欢迎以前由于非贵族出身而被拒之门外的富有平民担任城邦最高职务。这样，他既瓦解了世袭贵族的过分势力，又拒绝了极端分子提出的没收并重新分配贵族土地的要求，解决了内乱的根源，开创了雅典社会向民主城邦过渡的局面。
与此同时，梭伦辅之以创造性的经济革新，使雅典富足起来。
最后，策划的点睛之笔，在于他拒绝因为自己的威望而成为独裁者。

综观梭伦的各项改革，可见它在解救人民疾苦、消除贵族特权方面迈了很大的一步，同时也为工商业奴隶主掌握政权准备了条件。总的说来，它是把雅典引上了建立奴隶制民主政治和发展奴隶制工商业的道路，这也是符合当时希腊城邦发展要求的康庄大道。亚里斯多德说梭伦“采取曾是最优秀的立法，拯救国家，”是很正确的评价。在梭伦改革后的百余年间，雅典始终遵循着他开辟的这条道路，继续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终于使雅典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政治民主、文化昌盛的居领导地位的希腊城邦。

⑹ 试评述梭伦立法

管仲相齐与梭伦立法

管仲相齐与梭伦立法 中国与西欧在环境、气候上有相当差异，而在这大的差异下，如果对某写较小的区域来进行探索、研
究，也会找到某些相近似的状况。然而，在相近的环境、历史状况下，所面临的问题即使有相似性，但人
们选择处理问题的方式却会有不同的模式，而在寻求有异又有相同的模式来解决具有相似性的问题时，所
得出的社会效果及历史影响也必然会既有相近又有相异的。
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之间，在东方东海之滨的中国和西方地中海沿岸的雅典相继出现了俩
个对各自国家的历史、法律都有深远影响的改革家------管仲、梭伦。它们通过改革立法使各自的邦国日渐
强盛，并为日后在各自地区成为盟主奠定基础。现在与全球化风潮之下，即各国面临的全球环境、政治秩
序、法律秩序趋于一致而又存相异的大前提下，对两位先贤在他们的时代所运用的模式进行一些比较，也
许对我们当今的改革做一番思索是有所裨益的。
个人经历之异同
管仲（？--BC645（643））又称夷吾、敬仲，字仲，颖上人。其出身在平民或者贵族之间，资料各说不
一。从史记的记载中可知 ，管仲年轻时曾与鲍叔牙一同经商。但在经商没多久后，俩人各事其主。在公子
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主之位的斗争中，小白胜而为君，管仲而受辱乃幽囚。后经鲍叔牙引荐而始辅齐，
此后主齐辅政四十余年，管仲采用一系列改革，促进齐国政治、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使齐国日益富强，终
助齐君桓公成就霸业，并使齐桓公成为春秋诸国之盟主多年，后于齐国之相位上辞世。
梭伦（约BC638---BC559）古代雅典著名的改革家、立法家和诗人。他作为古代希腊谦和美德的集中
体现者，被誉为古希腊颇有名望的七贤之一。梭伦是雅典萨拉米斯贵族后裔，但由于其父乐善好施，到梭
伦年轻时，家庭经济已不宽裕。故他就外出做生意，以养家需。同时体会外出经营商业的酸甜苦辣，并游
历地中海沿岸城邦。其足迹遍及希腊许多城邦及小亚细亚等地，他了解各地风土人情，考察各种社会制度，
结交各地名贤之人。后因萨拉米斯大捷而声震雅典，并因他的才华和人品使其声望和威信在雅典人心中逐
渐提高，在雅典各阶层都有一定的认可度。终于在BC594年成为九执政中的第一执政（首席执政官），此
后他开始立法变革。于执政二十二年之后，在雅典人发誓十年不改其法律的誓言的情况下而离开雅典，远
行至埃及等地进行游历，周游各地十年后梭伦返回雅典，又与僭主庇西特拉图做了抗争，最后终老雅典。
从两者的经历中能看出俩人都曾经作为商业从事者于所在地域游历，并获取了详实的资料，这为两人
在后来担任改革重任时（尽管一位是辅政者，一位是主政者），都能制定出切合他们所在时代和所在区域的
实际状况的策略打下坚实基础。用太史公之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来表述两
位先贤不畏艰难，四处经商寻求利益是有一定切合之语。
但是两位先贤由于诸多情况，各自的经历又是相当有差异的。首先，两者在经商的成绩上有所不同。
史记中虽未记载管仲经商成功与否，但从管仲言“吾始困时，尝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
贪，知我贫也。” 可知，至少在管仲和鲍叔之间，管仲的经营资力出于下位。“吾尝与鲍叔谋事以更穷困，
鲍叔不以我为愚，只时有利不利也。” 可推知其在商业经营中没有获得较大成功才谋事以更穷困。加之西
周商人的地位并不是较高，能否推算管仲在商业经营上虽然获得一定成绩，但很快就转入予他人谋其事的
方向，即成为谋划策事之人。而梭伦则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梭伦在出身与名望方面均属上等阶层，但在财
富与现实地位方面属于中等阶层。” ，可知其在家道渐微之时，含辛茹苦，励精图治，恢复其经济实力，
使他处于中上等的地位，但仍然不是大工商主的地位。其较管子的社会地位已经不同，这其中原因与希腊
原本就对商业不贬有关，商业的成功有益于社会综合地位的提升。这些使两人在后来的策事时所采取的方
略有所不同。
其次，两人改革的权力之获取方式不同。管子经过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之争，已处于幽囚，在鲍叔的举
荐下方为桓公（小白）所用，后渐握相权。而梭伦则是在萨拉米斯之战中获得威望，又因其原系雅典望族，
故在雅典各阶层获得认可，经公推而成为首席执政官。这样就必然形成两人在改革中寻求之目的有差异，
管子必须协调其上位之人的意志与社会现实，且以上位之人（君主）的意志为首位；而梭伦则以协调各阶
层的意志与社会现实，往往以社会现实为首位，寻求各阶层之共益。
再次，两者改革立法时所处之位置相异极大。管子是以辅政之位来推行其改革，而梭伦则以主执政之
职实现其立法改革。故而管子所推行之策略必须经君主的批准方可实行，这里就出现了君权不能触及之瑕，
而梭伦则以首席执政官来立法并通行雅典，限制其立法的因素甚少，主要为全雅典人所共识的正义与公平。
各自所面临的社会实况
从史籍记载中可知，春秋时齐国背河临海，土地贫瘠又非常少，形成齐国较其他诸侯国要重视商业和
手工业。根据有关资料可看出雅典（阿提卡）的地理状况与齐国的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 不同的是，古希
腊有众多岛屿城邦，而中国却是一个广域的陆地之邦。雅典有港口且是外向型的，而齐国有没有港口无资
料可查，即使有也无贸易之外在对象。
管子所处的实际环境是齐国经历了几代之后，至襄公时期，襄公弊政而使齐衰，乃至自己遭弑，终形
成诸子争君。贵族及士各有所投，齐国呈乱局，及桓公立乃使齐国复定，管子经举荐从囚徒变为相国。在
春秋之时由于周王室渐衰，而诸侯渐强，形成各诸侯逐渐作大而有争势之趋。梭伦所处的希腊则是由许多
大大小小的城邦组成，城邦之间相互独立，自身谋求发展，各城邦之间也有争强之纷纠，乃至战争（如萨
拉米斯之战）。雅典则处于如此状况：
但公元前7世纪将要结束的时期，无助的贫困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富有者在法律的保护下所积极的财
富尖锐对照，已将雅典带到了革命的边缘。平等并非自然的，如果能力和诡谲均可自由发展，不平等自将
成长，直到在社会战争无分轩轾的贫穷中自行毁灭为止。自由与平等并非伙伴，而系仇敌。财富的集中是
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它又是命定要失败的。普卢塔赫说“贫富不均的程度已甚为严重，这个城市已真正到
了危险的境地，……似乎除了一个高压力量外，并无其他方式可以解除这种困扰……”贫者发现他们的处
境每况愈下，政府和军队都在他们主人的手里，腐败的法院所裁决的案件总是与他们的利益相反，于是开
始讨论暴力反抗，将财富做一个彻底的重新分配。富人既不能合法的收回所贷出去的债务，同时忿怒对于
他们的积蓄和财产的挑战，于是即求助于古老的法律，并准备以武力对付似乎不仅威胁他们财产，同时也
威胁故有秩序、整个宗教及文明的暴民。
管仲所相的齐国与梭伦所执之雅典，在地理状况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他们所处的政局也颇有类同之处，
但其区别也是很显然的。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管子所处的是王室渐衰，诸侯渐大之春秋。各诸侯国基本上对王室指令不重
视，而更重视其自身的强弱。而梭伦所处的是希腊诸各城邦国家各兴其政，以图发展。但整个希腊当时以
寡国小民成实际状态，并不多见相互间的兼并。
其次，从自身来看，齐国当时为诸侯国中的大国，其所寻求的目标是维持强盛，并对其他之诸侯有兼
领之图。而雅典当时是希腊的二流城邦，并不是很有实力，其目标是不断发展自身以图强。
再次，齐国虽然有因无君而争君之乱，但其社会各阶层并没有出现相互间裂缝难合之态。而雅典之况，
则已是剑拔弩张，处于冰山崩溃的前夕。
因诸多相似及特异也必然使管仲和梭伦面临的问题有同有异，而他们在对问题之解决的策略上就必然
会各有韬略，而其中有异曲同工之作，也有同曲异效之策。
所采策略的比较
两位改革者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下，都从经济、政治及社会诸多方面对当时各自国家进行继承、革新，
以达到治国兴邦之效。两者相同之处就是都不约而同的以经济为首要方向，而且对原有法律在继承的基础
之上予以修订，在人们如何进行政治生活也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各自国家在以后的措施中奠定基石。
但因形势及各自传统等不同，必然是的它们在具体措施方面有相当不同。
首先，因管子以辅政来实现其改革，那么其必须依靠其上的君王（桓公）之令才能使其策略得以贯彻，
故他的法治思想必须与君王的意志寻求某种协调，因此没能形成系统的法典。而梭伦作为立法的首席执政
官，则可以完成其系统的思想而颁成法典。当然梭伦也是在其执政期间逐步完善其法律。
第二，从经济方面来看，管子采取“相地而衰征。” “陵、阜、陆、墐、井、田、畴均。” “与民分
货。” 等策略。并根据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而兴渔盐，设立盐、渔、铁官职加以管理，鼓励渔盐交易。
他主张的法令的制定必须适应民众好财争利的习性，将法规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以适应人们对物
质利益的追求。即“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 。而且管子还认为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性的追求，还
是人们遵守礼仪法度的前提。即著名的语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梭伦则基于经济考
虑，立法的第一步就是颁布“解负令”。将已沦为债务奴隶的雅典民众恢复自由，使雅典平民收回他们已失
的土地，即首先恢复雅典平民的经济地位。接着梭伦采取鼓励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措施，加强对外贸易。
禁止农产品出口以使雅典粮食供应充足。为促进雅典农业的发展，梭轮还就水井的公用、灌溉系统的整顿、
植物的栽植设立条例。尽管两位改革者所采用的方法各异，但从他们的方略中可探知他们都以极其敏锐的
观察力看到一个社会稳定的根源首先要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并且必须因势就利来发展各自的经济以达到
富强，这可谓是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从政治方面来看，他们都对已有的法规既有继承并有革新。春秋时期，三代以及西周所奉行的
人格政治暂失优势，但礼之遗风尤在。故管子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而业用之。” ，并主张以法理政，以法
统军，以法治民，并将三者在制度上结合起来。即“作内政而寄军令焉。” 其“旧法”是指西周的礼制和
刑罚，但范围较广。管子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强调“饰四维”、“张四维”，强调礼义的强
制作用 。同时对礼的一些方面有所突破，诸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尊尊” 、“刑不可知”
等，以达“礼以导民”， 任用贤能，及以法令作为人们言行之准则。官子在齐设立“三国五鄙制”， 将齐
人分成士、农、工、商四民，使四民分居定业。梭伦则继承德拉古之法律并有革新。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记
载那样：
在阿里斯泰喀摩斯执政期间，德拉科（德拉古---摘注）定立了他的法规：9位执政官从那些拥有不少
于10米那之自由财产的人中选出，其他诸种较低官职则选自得以具备武装的人。将军与骑兵将官从那些显
明其拥有不少于100米那自由财产并且其处于合法妻室的子女也已超过10岁人中选出。（官员必须为其官
职交保，且担保人资格严格限制。---摘注）……议事会由401人组成，从公民中通过抽签产生，这一官职
以及其他官职由年龄超过30岁的公民抽签决定；在所有人都轮到过之后，将重新开始抽签，在此之前同一
人不得任职两次。（对未到会（议事会、公民大会）有罚金制。---摘注）……战神山议事会（元老院---摘
注）为法律保护者，并且监督各类官员，以使其依照法律来统治。……这一政体中的组织形式就是这样一
种性质，大多数人为少数人所奴役，平民们起来反对显贵阶层，派别之争十分激烈，而且各派别长时间的
相互对峙。
他（梭伦---摘注）建立了一个政体，并另行制定了法律，人们停止使用德拉科除关于凶杀之外的各种
法令。他确立的法律延续上百年之久。根据财产把人划入四个阶层，与先前的划分一样，500麦第姆诺户、
马户（骑士）、有轭牲户、雇工；其各种官职分配给前三个阶层中的人担任，如9名执政官、财政官（司库）、
主买官（监契官）、“十一人（狱吏）”和掌俸官。各种官职按各阶层财产多寡进行分派，属雇工阶层者仅仅
得到参加公民大会和公审法庭的权利。……他组建了一个400人的议事会，每一部族出100人；但他指派
战神山议事会负责保卫法律，就像它先前作为政体的监督者而存在那样。（梭伦并对早先时候由战神山议事
会召集并自行决定适合于每种官职的人选，任期一年的制度进行了改革，由每一部族选出10位候选人以角
逐9名执政官之职位，再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而定。---摘注）
从外在表现来看，官子与梭伦都以全民皆兵的形式寄政于军，又都将辖下之人分为四等，但他们所取
得的功效却大相径庭，截然不同。管子在人格政治渐失效用之时，从社会现实中选择了“引荐”、“挑选”
制之来形成国家管理官员的构成方式。而梭伦则以“级级自选”并互有制约之制来形成其官员的构成方法。
管子将齐人四分并离居定业（以身份为基，但相互间存在一定的可变性）。梭伦则以财产为基将民四分，而
各自等级之间的流动性要较管子所设的要大。
分析其各自策略得源头，则可知华夏民族自原始之末，氏族向国家过渡的时候就是以各部落的自足为
先，部落间的互换为次。每每部落之间发生争端，往往会有一存一亡之果。故而渐次形成“以食为天”、“自
给自足”的主要发展模式，而此种模式下必然要形成一个群体中要有统一意志，综合成有序的规范。故三
代至周形成王为独尊，官员皆归属于王之下。尽管王的中央集权并不能全部贯彻于全部领地，但王在名义
上是独尊的。管子之改革自然不能完全脱离这一框架，也只能最大限度的突破，通过曲折的方向来对王的
独权作一番制约。其所用“引荐”、“挑选”都是上位者通过在下位者的推荐，然后根据其意志而选，甚至
于上位者可以不依引荐而自选。所以其构成之模式是以从上向下的。管子将人四分也是依据其治世之需。
士为谋治之主，故将士列在首位；农为人食的基础，故紧列其次；工商则在当时为主辅的行业，故列三四
之位。而管子之策更推进了此种模式的发展。管子对各民的自身权利未给予强调，而主要强调的是社会秩
序怎么稳定。而希腊民族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记述所示，希腊民族是众多的城邦构成的，以城邦立国，
并且大多数为小国寡民。而小国要自给自足则难度相当大，其生存之道就不能尽靠自产之食来维系，必须
通过各国之间的互换。而互换必然引起人们的流动，推进商业，进而要求行动之自由。故梭伦之改也必然
在其民族习俗的基础上来格制创新。所以他所采用的“级级自选”制度形成自下而上的官员构成模式，且
官职之间存在制约。依此形成的法就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意志，而是众意。而众意又需有机构来保护，于
是就有了元老院之制来保护法律。又因希腊民众的流动性较大，其政治之基为全民，物质基础是工商经济，
梭伦必然依据财力将民四分。这更能符合希腊当时之现实。梭伦的立法不仅根据希腊的民风，而且进一步
推动了希腊民族的社会意识的发展，为希腊的民主宪政奠定了基石。
第四，从社会改革方面来看，官子主张“礼以导民”、“伸张君主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使人服政、
循政”来概述。梭伦则主张国民参政，并创立陪审制度来赋予贫民司法权。服政、循政往往是人们处于被
动的地位，故对自身的权利的主张及义务的遵循始终不处于积极状态，而参政使人们能处于政治活动之中，
从而推动政治之演进，也使人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
所实现的成果的比较
齐桓公因用管子之谋而成春秋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此后又经李悝、申不害、商鞅各自发
展这样的理论，形成法家思想并应用于不同的诸侯国。到韩非乃集法家之大成，构建完整系统的法家理论。
李斯将这一理论实践于秦国终使赢政并六国成一统。梭伦执政雅典二十二载，使雅典的强国之基坚实。其
后，庇西特拉图僭主之政虽成专制，但在很大的范围上继承了梭伦所立之法。正因庇西特拉图用梭伦之法，
渐使雅典成为希腊的一流城邦。终于在两位贫民出身的执政官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先后进一步完成民主
宪政，使雅典登上希腊盟主之位。并号称“全希腊的学校”。管子和梭伦的改革所取的效果是人所共知的，
其对后世的影响也各有千秋。管子以辅政执齐，则他的策略之效用因主上采用必然能达到迅捷之效，快速
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但同时由于管子处于辅政，在桓公之后他的政略必受影响。齐国后来之亡于管子之
政的渐消不无关系。但是其理论又在其他君王诸侯中得以更新发展，使这些诸侯国交替强盛。梭伦因其是
雅典的首席执政，在立法的时候必须考虑雅典各阶层的利益，寻求在各阶层之间达到平衡与协调。故他的
立法的效果就不是能够立竿见影的，而是经庇西特拉图的继承并执行多年后才渐显良效。然而梭伦制定的
法的效力却是非常长久的，以致罗马的西塞罗时期，西塞罗仍说梭伦的法律在雅典仍有效。
管仲因其政绩之宏和思想之博，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后来既为法家所尊崇，有为儒家所称
道，还为道家所赞誉。甚至到中国近代化以后，还为精通西方法学的学者所高度评价：管子不独是中国最
伟大的政治家，而且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是一位见解超群，学识卓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政治
家。……管子是中国法治之祖，也是世界法治之祖。 梭伦由于他梭奠定的希腊民主宪政，也深受西方学者
的赞誉：说起来似乎很难使人相信，雅典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国在历史上也一再出现此一情形），能有一个
人，既不诉诸暴力，也不做慷慨激昂的演说，而能说服贫富双方达成折衷方案，不仅扭转社会的暴乱，也
为雅典独立发展的其余时期建立一个新颖而更宽宏的经济秩序。梭伦的和平革命实在是历史上一个令人兴
奋的奇迹。 而梭伦塑像上的铭文更能说明他在人们心里的地位：摧毁过无端骄傲的波斯侵略者的萨拉米斯
岛养育了梭伦，这位伟大的立法者。
结语
管子以“社会为本位”、“独尊君权”为核心建立起法律思想，在他首创的思想之基础上后来多位先贤
又作以阐发，终形成法家思想。这在后世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有着深远的影响作用。而作为华夏民族
两千余年帝制时代法律源头之一的法家思想的某些内容在民族的潜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甚至于顺着时间
的横轴沿入现在。我们没办法忽视它的存在，更不可漠视这一思想在人们行为中的潜在规则作用。梭伦以
希腊人特有的利己主义思想出发，主张保护个人权利，维护国人参政权，寻求公平与正义。他的法律不仅
在西方具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今天的社会中不乏借鉴意义。但当我们处于现在这一新世纪的界点回顾历
史，思问两位先贤的改革，做如此的假设：将管子之政换予当时之雅典，而将梭伦之法颁于春秋之齐国。
想必答案不问自知。在当今之世，各国面临难以回避的全球化风潮，而各民族的自身传统不可全然抛弃，
更不可不予重视。如何完善各国的自身之政，有能合于全球化之趋，是各民族各国家都必须审慎对待的问
题。
19世纪中叶，西学携着炮舰打开天国大门，曾经藐视西洋的华夏之民，仿佛一下子掉入万丈泥渊，不
知所措。紧接而来的是西学东渐，西法渐盛，对自己原有的一切给予全盘否定。在西法东来近一个多世纪
之后，华夏民族在经历了曲折的实践之后开始反思。虽然这反思来的较晚，但毕竟是有所深醒。纸上的法
能不能是实在的法？曾经抛弃的是不是一点不足取？吸收进来的是不是完全正确？对传统思想的评述已深
如瀚海，对外来思想的引荐更时广如繁星，此处无需再作赘述。对希腊文明尤其雅典之政的评述也有许多，
文章仅借引汤因比之述已期使读者深思。
我们已经看到，雅典如何因成功战胜了早期所面对的自然和人类的挑战，以及不断创造出超凡脱俗，
光辉灿烂的国内文化，从而赢得了暂时的荣耀----一个崇高的称号。他对希腊的贡献十分巨大，但它赖以
获得“全希腊的学校”这个头衔的理由，恐怕只是对它的子孙后代们是个提醒：他们的成就离完美还差得
很远。……这场致命的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雅典已证明他对下一个挑战，即来自它已取得的国内成就
的挑战，已没有战而胜之的能力。
阿提卡的利己主义给雅典带来一连串的灾难，……并引起希腊文明的衰落。……它的根深蒂固的利己
主义，在公元前4世纪毁掉了希腊世界与威胁性的马其顿统治相对抗的机会。……退缩到自私孤立的状态，
从此消极地目睹着罗马一个接一个收拾它的强大竞争对手，压垮了雅典周围的邻国。而它的邻国却一直在
缺乏雅典的援助下力求通过一个联盟来改变这场灾祸。雅典就是以这种极端不合理之态度静观其变，直到
罗马的世界霸权在粉粹了一切主要竞争对手后变得坚不可摧为止。
概而言之，文章的目的在于使读者理解到正如历史法学派所言：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在当今面临
法律得多层次改革之时，是否应深思曾经所作的许多法律革新；是否应该对民族精神的内涵予以发掘，并
培养新的民族精神。而不是仅仅制定纸上的法，全然不顾现实之情况---十三亿人民中，各类人口所占比率
如何？各生活在什么样的区域？等等。

*胡晓东 男，法学研究生E-mail:[email protected]

管仲夷吾者，颖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
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纠。---《史记.管晏列传》
《史记》
《史记.管晏列传》
《史记.管晏列传》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pa298
Attica之土壤甚为贫瘠，几乎所有地区的地下石均接近地表面，使生活所需的极简单之农作物亦甚困难，
令人极为沮丧。仅有冒险性之行业及需要耐心培植之橄榄与葡萄，始促成Attica之文明。……因为土地贫
瘠，接近海岸以及港口众多，遂诱使Attica人民从事贸易；因为人民坚定勇敢，富于发明创造遂使其赢得
爱琴海的市场。通过这个商业商国，雅典在伯利克利时期获的财富、权力并达到文化之巅峰。---《世界文
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1--143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6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60
《管子.乘马》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9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6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9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8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9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8
《礼记.曲礼上》转载于《中国法制史》pa28
《礼记.大传》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13
《管子.枢言》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8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7-58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pa296--298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pa298--302
《史记.管晏列传》
《先秦诸子法律思想》梅仲协 著 转载于《管子的法律思想》pa一四六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7
《改革精英》pa47
《历史研究》pa148

参考文献：
《国语·战国策》 左丘明/刘向 著 岳麓书社出版 1988年版
《管子的法律思想》 戴东雄 著 中央文物供应社
《中国法律思想史》 杨鹤皋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法制史》 张晋藩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中译本） 威尔·杜兰 著 译者：幼狮文化公司 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颜一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历史研究》 阿诺德·汤因比 著 刘北成 郭小凌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改革精英》 丁瑞忠 主编 群众出版社 1996年版

⑺ 雅典宪政制度史中，属于梭伦立法的内容有哪些

梭伦立法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1）颁布“解负令”。废除公民以人身作抵专押的一切债务，属禁止人身奴役。（2）颁布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经济的条例。如“土地最大限度法”、“高利贷限制法”、“禁止奢侈法”等，规定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禁止买卖婚姻，统一度量衡，允许土地分割和转让、扩展雅典对外贸易等。（3）颁布了一系列政治制度改革的法律。废除了世袭贵族的政治特权而代之以财产法定资格。把全体公民，按照财产法定资格划分为四个等级：富农、骑士、中农、贫民，分别规定与其等级相应的政治权利。（4）创立新的国家管理机构“四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以限制和削弱贵族会议权力。（5）废止德拉古“用血写成的”法律，仅保留了有关杀人罪的条款。宣布一切有关杀人的案件均由法院审理，禁止血亲复仇。
梭伦立法是雅典城邦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在古希腊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⑻ 梭伦的大盾(12分)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一书中对梭伦改革做了如下描述： 当梭伦完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