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学的微书评
❶ 《朝花夕拾》的微书评。老师的要求：字数150左右。文章中，1提出你的观点。2阐述你的观点。3总结你
自行精简，望采纳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近期，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感触很深。读时的心情是随着保尔•柯察金的成长、命运而起伏。细细品味着这本书，品味着保尔的精神。越发觉得我们应从保尔精神中汲取营养，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记得书中有段名言脍炙人口：“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应该为碌碌无为而悔恨……
差不多没有一个人甘心平平庸庸的生活，因为即使是小草也在努力着为春天增添一丝绿色，希望在春回大地的彩卷上留下自己的身影 。但是却未必人人都会炼就一块好钢。
那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相信大家的脑海里一定会出现那烈焰熊熊的炼钢场面。其实，人生就如同炼钢！没有什么东西是与生俱来的，“铁”变成“钢”，只有一种途径——炼！有人说保尔是天生的英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天生的英雄的。保尔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完全是由于自身的努力——在战火纷飞的战场，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没有后退；在疾风暴雪的建设工地，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劳动强度和饥寒，他没有倒下；在双目失明、疾病缠身的情况下，面对书稿丢失、身体每况愈下的无情打击，他仍没有屈服，终于从一个出身贫苦的少年，成长为一名具有崇高理想、高尚品格和顽强作风的共产主义战士。
人生，可以说是一段曲折而坎坷不平的路。在人生的旅途中，你会遇到重重的困难，要去面对失败的打击和不被人理解的痛苦，等等。但是，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在突破障碍、战胜困难后，回顾走过的道路，我们就会领悟到，那是磨炼人生的火焰。多少英雄、伟人，都是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正如人们常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和保尔相比，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唉声叹气、裹足不前呢？
一个人只有树立崇高的理想，造就优良的素质，并有执着的追求，在正确的生活目标，他才不会被生活所拖累，不会被不幸所压倒，他才会在苦难的熊熊烈焰中坚强起来，成熟起来，去热爱生活，去充实自己，迎接美好的明天。
当今的社会是竞争激烈的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从国际社会来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国际围绕经济和科技展开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都着眼于抢占21世纪发展的制高点，这就使我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中国“赶上时代”的步伐正在加快，这就使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着走向全面振兴的机遇和挑战。国家需要学识渊博、意志坚强、处事果断、敢于创新的人才。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是跨越知识的坎坷，勇往直前！
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寻找往日的英雄情结，重塑“保尔精神”，意义非同小可。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让我们以保尔为榜样，去炼就人生，乐观地拥抱未来吧！
今天，我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书中的主人公——保尔使我油然而生敬意。
保尔被老师神甫赶出学校后，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他与冬妮亚结为朋友。他在装配工朱赫来的引导下，懂得了布尔什维克是为穷人争取解放的革命政党。他依依不舍得告别了冬妮亚，逃离了家乡，加入了红军，成为了一名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每况俞下，右腿变成残废，脊椎骨的暗伤也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瘫痪了。但他并没有不此而沮丧，而且开始了他的艰难的写作生涯，从此有新生活的良好开端。
我非常敬佩保尔不畏病魔侵扰和不怕命运挫折的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他时刻都在为革命事业而奋斗。他有一次不幸染上了伤寒，他凭他那坚强的毅力，奇迹般地从死亡线上走了回来了，重新义无反顾地走向火热的工作岗位。
最使我感动的是下面的故事。
索络面卡区的团组织几乎全部全上阵了。团省委去了三个人——杜巴瓦、潘克拉托夫和保尔。这三个人是朱赫来同志亲自选定的。铁路抢修工作开始了，谁也没想到条件会有那么艰苦，寒冷的秋雨浸透了人的衣衫，沉甸甸、冰凉凉的；四周荒凉一片，几百个人晚上只能睡在四间破房子里的水泥地板上，穿着淋湿了而又沾满泥浆的衣服，紧紧地挤在一起，尽量对方的体温取暖。早上，大家喝点茶就去干活，午饭天天是素扁汤和一只煤球一样的黑面包。但他们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坚强的革命毅力，出色完成了任务。
我想，我国的创业者和建设者与他们的情况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辛劳的劳动者和革命者用血汗换来的，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炼好本领，为将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努力奋斗。
骆驼祥子
内容梗概
作品描写了一个人力车夫的悲剧。
祥子是个破产农民，从农村流落到城市，做了人力车夫。他年轻力壮，自信好强，又正派勤奋，决心凭自己的力气攒钱买一辆车，做个自食其力，独立生活的劳动者。
整整三年，他不吸烟，不喝酒，不赌钱，没有任何嗜好，凑足了100块钱，买了一辆新车。自有了这辆，祥子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儿。拉“包月”也好，拉“散座”也好，挣多少钱全是自己的。
没想到好景不长，北平城外军阀开始了混战，大兵到处抓人抓车，祥子明知危险，但为了多挣两块钱，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拉客出城了。走到半路，连人带车就被十来个兵捉去了。祥子的衣服鞋帽甚至系腰和布袋，都被抢了去。他每天给大兵们扛行李、挑水烧饭喂牲口。后来大兵们吃了败仗，祥子乘天黑从兵营里偷跑回来，还顺手拉了三匹骆驼，卖了35块钱，从此他落下个“骆驼祥子”的外号。
祥子的铺盖一直在西安门大街头的人和车厂放着。车厂老板刘四爷，年轻时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高利贷、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是土混混出身，懂得怎样对付穷人。他开的车厂有60多辆车，女儿虎妞协助他管理。虎妞长得虎头虎脑，是个三十七八岁的老姑娘。她什么都和男人一样，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候更是些花样。刘四爷管外、虎妞管内，父女俩把人和车厂治理得铁桶一般。祥子人很勤快，不愿闲着，他擦车、打气、晒雨布、抹油……干得高高兴兴，仿佛是一种极好的娱乐。刘家父女很喜欢他一直住在厂里。祥子回到人和车厂，把卖骆驼的35块钱交给刘四爷存着，他要从头做起，再买一辆自己的车。即使今天买上，明天丢了，他也得去买。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祥子一天到晚思索着这回事，算计着他的钱。每天早出晚归、省吃俭用，为了多挣几个钱，他甚至和那些老弱的车夫抢生意。但祥子并非为了挣钱就丢失了所有的人格和尊严。在杨宅拉包月时，他不堪忍受对方牲口似的使唤，抓起赏钱摔在杨太太的胖脸上，他辞工了。从杨宅回到人和车厂时，已是深夜11点多。虎妞的屋里仍亮着灯，打扮得有些妖媚的虎妞把祥子叫进屋，强迫他喝酒，然后和祥子同居了一夜。
自从跟随虎妞发生关系后，祥子觉得自己的清爽已被毁尽，他开始千方百计躲避虎妞。恰好仁慈的老主顾曹先生请他拉包月，祥子如逢救星，欢天喜地住进了曹宅，满以为可以长期住在这儿，躲开虎妞的纠缠。
年关越来越近了，祥子对新年充满了新的希望。然而虎妞出现了，她挺着肚子说已怀上了祥子的孩子，威胁祥子和她结婚。祥子只好听从她的摆布。
婚后，祥子才明白，虎妞并没有怀孕。她在裤腰上塞了个枕头，故意诱祥子上圈套。祥子不愿陪虎妞玩乐，一心想去拉车。虎妞要他去向刘四服软服输，祥子不去，后来刘四卖掉了车厂，不知到哪里玩乐去了，虎妞打探不出消息，这才绝了回家的心。她用自己的私房钱给祥子买了一辆车。车是同院车夫二强子的，他酒后揍死了老婆二强嫂，二强嫂的娘家要打官司，二强子保好卖掉车，用钱私下了结这件事。祥子知道这车的历史，不很喜欢要它。他拉这车，总感觉像拉口棺材似的，可是虎妞图便宜，祥子也无法说什么。
不久，虎妞真的怀孕了。祥子拼命拉车、干活儿。累得病倒了。这场大病不仅使他体力消耗过大，而且把虎妞的积蓄也用光了。为了生活，祥子硬撑着去拉车，二强子的女儿小福子也帮忙买东西做饭。但虎妞还是因为难产死去了。为了置办虎妞的丧事，祥子卖掉了车。
过去那个要强、忠厚、努力的祥子不见了。他开始混日子。但祥子并没有完全堕落，他常想照旧去努力自强，小福子的存在也常给祥子某种希望。曹先生避难回来，要祥子再来拉包月，还答应他把小福子接来同住。祥子带着这个好消息去找小福子，却得知了小福子被卖进妓院后自尽的消息，祥子丧魂落魄，失望极了。
以后的祥子彻底堕落了。他没有回到曹先生那里，不再凭力气干活，而是变着法子骗钱花。为了一点赏钱，他还干起了告秘的勾当，出卖阮明给警方，最后，他的名声越来越臭，信用也越来越差，到了连车都租不出的地步，而他的病也日渐加重，再也拉不动车了。于是，他又靠给红白喜事做杂工来维持生命，成了个还有活气的死鬼。
勤劳、能干、健壮、朴实、善良的祥子完完全全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成了一个吃、喝、嫖、懒、狡猾等样样俱全的走兽。他只剩下一个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到乱坟岗子去。
鉴赏与评析
这是一部深刻的市民劳动者毁灭的悲剧。作家老舍以他精湛的现实主义笔法，从社会和性格两方面提示了祥子悲剧的发展演进过程，在现实社会的必然逻辑关系下，一个追求个人微小生活目的的劳动者，怎样被吞食、被毁灭。自然，祥子的性格悲剧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从自我追求到自我的毁灭，他都没有越出个体小私有者的境地。作家从透视市民社会性的真实状况的角度。写成祥子的结局。这个结局，把长久地压在人们心上的祥子精神毁灭的阴影掀掉了，可以使人们更深更久地思索，痛恨或摧毁造成祥子悲剧的那个社会，这正是读者从这个悲剧中可得到的激励。
另外，小说以较多的篇幅写虎妞和祥子的“爱情”纠葛，既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增加了故事情节的起伏。除塑造典型人物祥子外，其他人物如虎妞的泼辣，小福子的温顺，刘四的狠毒，二强子的刁懒都写得真实动人。作品的突出特点是运用生动的北京口语，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浓郁的地方我彩及写实手法，成功地描写和表现了北京市民的生活。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名作。
朝花夕拾
早上的花开了，到晚上，就凋零了。花的一生如此匆匆，你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亦舒的书，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此书更是我的至爱。记得初看此书，还是在读高中的时候，至今已隔着十来年的光阴。彼时书店很少，书店里的书，也以《字典》《大全》之类的居多，很少能寻到港台作家的新书。从初中开始接触金老先生的书籍开始，这类书好象多是流落在民间的手抄本，基本上在书店是买不到的。因此为了看一本这样的书，往往要在同学中排队等上好久，等得每日心都痒痒的。现在想来，我爱乱买书的习惯，估计便是在那时刺激出来的吧。
今天，我已经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看到的这本书，也想不起来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看的这本书。可是，我知道，第一次看这书的时候，我一定以为自己会一辈子记得当时的场景。但事实上呢，我如今已经想不起来了。
但是，这书在当时给我的震撼，确实至今仍然还记得。也或者，再走着走着，再隔上十来年的光阴，或者便又会忘记了。
书中的“我”叫陆宜，是一个生活在二0三五年的女子。经电脑安排，结了婚，并试管生养了两子，还有一关系很冷淡的母亲。一日在与爱人冷战过后，一个人外出飞车，然后误入了时光隧道，回到了一九八五年的地球。在那里，她偶遇了一个生产糖果的男子，该男子并无特别高贵的气质，但却是一个百折不挠的快乐的人。在认识了他以后，她发现了月亮原来是又圆又亮的，歌舞可以轻柔地在心中荡漾，他打开了一重重深锁的门，使她看到了整个美丽的新世界。两人相遇相知然后相爱。在此期间，她找到了自己幼年的母亲，当时恰逢她的外婆重病去世，于是她便把她的年幼的母亲接到家中抚养，并突然明白，原来自己就是母亲一生念念不忘的那个神仙阿姨。一度，他们非常快乐，享受着生命的灿烂。但是，她毕竟是属于五十年后的地球，五十年后的政府勒令她必须返回，否则就让她的大脑死亡。在卫斯理的帮助下，她与深爱的男子被迫分离，不得不重新回到五十年后。根据母亲提供的信息，她找到了他的墓地，在布满青苔的石碑上，她看到“宜，我永远爱你”……
他是个乐观的人，他对生命充满了感激，他说“生命只需好，不需长。”
“时间太短了。”
“园子里晨间灿烂的花，至傍晚已落满了一地。”
但他说“很多很多人，活了七十岁八十岁，快乐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数小时，比较起来，我实在幸运。”
生命中的快乐，原本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遇到了，不论多长或者多短，请你一定要珍惜，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原来生命其实真的不长，一辈子可以感念的，其实也就那么一点快乐的时光。但只为这一点感念，我们便该感谢上天了。因为有了这么一点快乐的时光，我们平凡而短暂的一生，才会圆满。
所以“相逢不必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
❷ 用法律的角度评论一部书
学习中国法律史的必读书——《中国法学史》书评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有律学而无法学,如梁治平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虽有过律学的兴盛,却自始便不曾产生何种法学。”[1]张中秋先生也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律学,而无法学。”[2]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于律学的研究大有人在,可以举出众多的名家和著作,如晋朝的张斐、杜预及其对晋律的注解;唐时的《唐律疏议》本身就是一部律学研究的结晶;明清之际也有大量律学作品,如沈之奇的《大清律辑注》,王肯堂《读律笺释》等。对于律学发展的历史,大都为人所知,但不可否认,如果从全面的角度去考查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是有法学的。既如此,对中国古代法学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无疑具有极大的开拓性的价值。《中国法学史》就是一部开法学学术史系统研究之先的作品,该书由华东政法学院院长何勤华教授撰写,已于2000年10月出版。
《中国法学史》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编排体例,整部书的架构恢宏,同时不失于严密细致。
作者首先以严密的逻辑和大量的资料进行举证、推理、类比,就“中国古代有无法学”这个论题进行阐述,论证了中国古代法学的存在,为本书的来由和著作的必要性奠定了基础。
全书将清朝末年公元1900年以前中国法学史的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为萌芽阶段;秦汉时期为诞生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发展阶段;隋唐时期为昌盛阶段;宋元时期为成熟阶段;明清时期为衰落阶段。之所以这样划分,与每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法学发展的程度不同有关。
对于每一个阶段法学发展的概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立法的发展。对各朝代立法的状况进行概括说明,为当时法学研究活动提供时代的背景。
第二,对法学教育的考察。在三代就有了系统的教育“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孟子·滕文公上》)秦时奉行法家学说,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时在中央地方设立多级教育机构,私学兴盛,法律教育活跃,出现许多律学世家。如东汉时颖川的郭氏,沛国的陈氏。魏晋南北朝设立律学博士,形成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法律教育更加专业化。隋唐也在中央设置了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宋元时代将法学教育与科举制度、官吏选拔制度结合起来,使得法律教育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发达起来。两宋时的法学教育具有历史上的最大规模和最高的水平。(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明清时期由于对文化教育的严格控制使得法学教育没有受到重视,但是明清幕学的发达,使得法律教育在官学之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第三,法学世界观的发展。春秋时期的法家法治理论开中国法律思想的先河,秦汉时期先是奉行法家学说,随后秦的灭亡使法家法学说为汉初统治者所废弃,而采纳以黄老思想为基础的法学指导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形态上的大分裂造成学术思想在相对自由的情况下获得发展的空间,多种学术思想都在影响着法学思想的内涵,法哲学呈现多元化的局面。隋唐安定的社会局面使法学观更加成熟、完善,儒学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宋元时理学的发展对法学观念有不小的影响。明清衰亡之际,思想受到禁锢,法学世界观基本保持在原来的状态,同时具有综合性、集大成的特点。
第四,律学的发展。秦汉时期律学诞生并受到官方的重视,是当时唯一的学术;汉朝时,由于引经注律的广泛盛行,律学作为经学的附庸也有一定的地位;隋唐《唐律疏议》的出现使得律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宋代由于出现大量私家法律著述,律学变为私学,开始走向民间;明清的法学研究在唐宋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出现更多的律学著作,内容最为丰富。
第五,重要著作的介绍。全书所选择的古代文献典籍主要有:春秋战国时期《法经》、《尚书》等8部重要文献中的法学思想;秦汉时期《汉书·刑法志》;魏晋南北朝时的《晋书·刑法志》;隋唐时期《唐律疏议》;宋元时期《宋刑统》、《洗冤集录》等13部书;明清时《读律琐言》、《驳案新编》等19部书。
第六,主要法学人物的生平、著作及法律思想的简介。这是全书与其他法律史著作不同的一点。该书详细列出对中国法学史的发展作出贡献的著名法学人物,为法学史的发展注出源头所在。春秋战国时期录入14人,秦汉时期录入36人,魏晋南北朝时期录入32人,隋唐时期录入37人,宋元时期录入52人,明清时期录入56人。从每一个阶段法学人物的人数就可以看出,随着历史的发展,法学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中国法学史》一书以丰富的资料、大量的引证充实了它的内容,使其不仅凸显本身的学术价值,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第一,大量引用中外法史界已有的法学成果和著作来阐述事实,说明观点。如在对先秦法家法治的理论进行评价时,从几个方面加以引证。首先,借助文献古籍中的原文,如《淮南子》、《晋书·刑法志》、、《韩非子》、《史记》、《管子》等书中的法家思想。其次,近现代对法家思想的评述,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法家。莫纪宏在《法家法律思想得失谈》中的分析。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韩非思想的分析,同时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再次,为对比中外法治理论的同异,也引用了西方的原始典籍如柏拉图的《法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
同时,鉴于日本法史学界对于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有相当的成就,作者也本着尊重学术的态度,将日本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作为资料加以引用,澄清了法史界的一些看法。如在对唐律进行说明之时,将日本学者利光三津夫在《律令及其令制研究》中的成果引用,增加了说服力和可信度。
第二,该书很大部分由作者自己的论文构成,体现了理论的深度,在全书整体上一气呵成,前后衔接,具有连贯性。如导语《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是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论文,以此为始,对中国法学史的研究逐渐展开,几乎每一个论题都是作者的一篇专论。对秦汉时期律学的诞生,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学世界观的变化,宋时法医学的发展等都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不像一般的介绍性的书籍只是泛泛而谈,只见表面,不见实质。
第三,大量引用古典文献中的案例、资料,以实证的态度加以考证。如为说明汉代决事比的内容,引用《太平御览》所引《风俗通》记载的《辞讼比》的三则佚文说明东汉决事比处理疑难案件的方式:“汝南张妙,酒后相戏,逐缚杜士,捶二十下,又悬足指,遂至死。鲍昱决事云:原其本意无贼心,宜减死;……”(程树德《九朝律考》)
❸ 谁能给我提供几篇合同法的书评
。《合同法研究》共分四卷，前两卷主要探讨总则问题。本卷作为《合同法研究》的第一卷，主要涉及合同和合同法的概念，合同的成立，合同的内容与形式以及合同的效力，至于总则部分的其他重要内容，则见诸于第二卷。
《合同法》的颁布使学术研究有了归依，而不至纠缠于一些抽象的他国法律问题之中，各说各话。法学作为与实践密切相连的科学，必须经历对法条的条分缕析，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严密的概念体系之后，才谈得上对其的批判。中国民法学起点较低，研究还很不深入，概念体系远未臻精致，因而建构重于解构。摒弃浮躁与好高骛远的心态，踏踏实实的做一些阐释、梳理的工作，是极为必要的，《合同法》的颁布为此提供了可能。但它也可能成为一种束缚，使学术研究变成法条释义，止于通说，浅尝辄止。所以如何在法条与理论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使学术研究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又有理论的开拓性，“虚实相间”，就变得极为重要。
本书就是二者完美结合的典范，它并非是不分重点的条文阐释，而是突出所分析问题的现实性、疑难性以及前沿性。如其对合同调整对象的分析，既将行政合同拒之于“合同法”的门外，保证了合同法的纯洁性，而不至成为大杂烩；又使合同的调整范围不限于债权合同，从而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不至人为的留下漏洞。针对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合同无效导致的无效率，倡导英美法的“合同法是创造财富的法律”的理念，提出了鼓励交易的原则。此外，诸如格式条款、合同形式的分析都是极具现实针对性。可以说，其分析的过程，既是批判的过程，又是建构的过程。与现实性密切相连的是疑难性。利他合同在当事人间的效力如何，它有没有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合同成立中的要约、承诺、合同形式实践中也是问题多多，对此，作者都从合同法基本原理的角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使人豁然开朗，如沐春分。本书还对合同法领域的前沿问题进行了分析，如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通讯以及电子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数据电文的合同形式甚至出现电子商务，对传统合同法理论构成一定的冲击；此外，合同义务的扩张，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交错及相互渗透，第三人侵害债权与缔约过失责任的发展，无不冲击着既有的合同法体系。这些问题一直萦绕于作者的心中，作者对其的思考也一直没有中断，本书可谓是此前思考成果的一次总结。而现实性、疑难性以及前沿性三者之间又是密切联系，密不可分的。
本书以《合同法》的体系框架为基础，深入细致的研究了合同法总则相关部分几乎所有的问题。合同法需要理论的抽象，但现阶段更需要细致的分析、梳理。本书不论整体结构还是基本制度都以《合同法》的规定为基础，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分析法学”的特征。而在我看来，“分析法学”是法学科学化的前提，也是法学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当然，本书对各种原理、概念的分析并非平行用力，详略不分，而是紧密关注现实中疑难问题、前沿问题进行细致的阐释，其“细致化”、“深入化”是与现实性、疑难性以及前沿性密不可分的，也因而使本书具有极强的实务性。但作者并没有将视野局限于现行法，而是从比较法的角度来批判的审视既有的制度，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作者有深厚的大陆法系的知识背景，对英美法也有着独到的体察，因而有着一般人所无可比拟的学术优势。正是凭借着对两大法系合同法的深入的了解，作者才能深刻把握合同法的发展趋势，大胆借鉴英美法合同法、侵权法并列的做法，提出合同法从债法中相对独立的主张，其观点甚至对于民法典体系的建构都有积极的影响。其对缔约过失责任、无权处分等问题的分析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当然，在深入化分析的同时始终贯彻体系化的思考，在两大法系以及法系内部均出现融合趋势时，尤为困难。大陆法系为体，英美法系为用，似乎是我国民法学界的通常指导方法，但体用能否截然分开？大陆法系内部又有不同的子法系，如法国法与德国法就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又该以何者为体，何者为用？合同法与物权法、侵权法以及其他法学部门都有密切的联系，如何使合同法具体制度能在体系化的考量中获得合理性论证，都是横亘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而缔约过失责任、无权处分、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第三人侵害债权等看似毫无关连的制度，也只有放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内才能获得理解。王老师对合同法、物权法以及侵权法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也只有这样才可能不至就事论事。但法学是一座恢宏的大厦，在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的今天，网络全书式的学者在现代社会已难寻觅。王老师作为国内民法的大家，虽集天赋与勤奋于一身，仍不敢有些许的骄傲与懈怠，因为他深知学海无涯。就像作者在前言里所说的，本书的出版意在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以期能借此与学界同仁与实务工作者进行交流探讨，因而，它仅是合同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而不是作者合同法研究的终结，我们有理由期待勤奋的王老师会在合同法领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❹ 求一篇5000字左右的法学专业毕业论文。
这篇文章还可以，对你应该有帮助，拿走不谢。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
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
（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
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
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
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
（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
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
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
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
（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
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
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2.“个人信息”的含义
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
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
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
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
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
《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
图表 2
《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
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
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
1.可识别性
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
2.客观真实性
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
3.价值性
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
（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
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
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
“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
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
（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类别
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
（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五十条以上
五百条以上
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其他信息
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
图表 3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
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
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
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
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
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
（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
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❺ 一篇关于法律的小论文
学习《未成年保护法》的一点体会
2007年6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将要实施，这次修订是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出发，针对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未成年人的权利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原则，凸显了政府执法主体的地位，全面充实了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四大保护的内容，强化了法律责任。
关注青少年儿童成长，维护青儿童少年的合法权益，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共识，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大量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现象，维护青少年儿童的合法权益还有许多需要我们的社会努力去做的事。
作为高中学生，一、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二、通过自己学习法律知识来影响带动家人，传播法律知识。三、通过学习法律知识，纠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和习惯。
我认为要从几个方面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
一是要提高学生自身的法律意识，使学生们自觉遵守法律规定。了解法律并遵守法律，应落实到在日常生活的具体行动中。
二是要教师了解并尊重未成年人的客观需要，不以教师的主观意愿去要求孩子。未成年人正处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有其自身的需要和特点。比如孩子好动，不可能像成年人那样长时间安静地坐着不动。
因此，教师应充分认识和理解未成年人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凭者自己的主观意愿去看待孩子、要求孩子。
三是要充分认识不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的危害性。不尊重为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会使学生未成熟的心灵受到残害，形成不健康的心理。如受侮辱的幼儿会形成懦弱或强烈逆反的性格，将来可能成为对自己和社会都不利的人；受体罚的孩子为了躲避受罚，可能会养成说谎的恶习。因此，教师对孩子人格尊严的侮辱，可以说是残害儿童幼小心灵的无形杀手，必须坚决予以杜绝。
四是教师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工作中，要讲求合理有效的方法，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教师既要严格管理，又要耐心教育，对学生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师生之间建立一种互相尊重、信任、平等的关系，以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五是对于存在缺点、错误的未成年人，教师更应对其进行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鼓励和帮助他们改进。
未成年人是中华民族未来的脊梁，教育培养好他们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针对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过程和思想行为特点，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有效的教育。未成年人保护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婚姻法等相关法律的实施，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实施这些法律，能够帮助未成年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文化发展，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有利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对于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认真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使我对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对未成年人有哪些权益受到国家的保护、当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该怎么办有了一定的了解。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育的特殊阶段，决定了其始终处于一种被抚养、被监护、被教育、被保护的地位。
在生活中，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常常受到监护人、及其他成年人的侵犯，严重伤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在此，我只想谈一谈关于学生考试自己的一点想法：应试教育下的学生们一心只为学习，一直以来，学生们考完试后的轻松完全被等待排名揭晓的紧张所代替。
因此，对于考试他们总有着本能的畏惧。考得好则万事大吉，考得不理想则像“过街老鼠”到处喊打。
长期以往下来，学生们饱受学习压力的折磨，无论从身心和心理健康方面受到了不良的影响，最近几年从媒体方面看到多起未成年学生因承受不了过重的压力而自杀的事件。由此充分体现了现行社会或多或少的忽视了对未成年学生的心理健康的保护。家长们在给孩子提供富裕的生活物质方面的前提下，一味的要求孩子在学业上出人头地，处处争优，对孩子的期望过高。而学校的老师也因为工作性质等因素对学生也采取的态度是喜优厌差。无形之中对一部分学生的心理造成了打击，其实这样后果很严重。
学习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后，我从思想上有了一定的改观，作为一名学生，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去发现和实践法律精神。社会复杂的，人总会受环境影响，因此我们要重视道德修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自觉遵守法律，谨慎交友，防微杜渐，防患与未然，即使如此，如果我们面对犯罪时，利用法律武器对付他们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了。法律具有保护作用，日常生活中里不开法律，法律是我们的“卫士”法律通过解决纠纷和制裁违法犯罪，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享受权益，需要法律的保护。
法律论文资料库
http://www.law-lib.com/
❻ 求2000字书评或影评一篇，要没在网络上发表过的。
谨以此文向伟大的《教父》三部曲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
很少有电影可以深刻的影响到一个常用词汇，如果真的存在这种现象，那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部电影影响之广、之深，很显然，《教父》三部曲就是这种电影，作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黑帮电影（没有之一），《教父》系列给黑帮片重新标注了定义，它成就了科波拉，成就了帕西诺，也成就了黑帮电影的巅峰。
世上为文歌颂《教父》的文章何其之多，它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也让大部分人对其敬而远之，但是作为一个死忠，我想我应该为它写点什么，不为任何功利。《教父》的原著小说是当年美国的重磅畅销书，作者马里奥普佐因此一炮成名，当年科波拉也算一文艺小青年，专注非主流小片创作，死磕着没去拍商业片，但是市场经济和电影公司的压力迫使他最终接下了《教父》的拍摄任务，没想当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教父》最终成就了科波拉，成为其扬名立万之作，或许这就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注定，有时候不是导演选择电影，而是电影选择导演，就像奥逊威尔逊和《公民凯恩》一样，科波拉的电影气质反过来也成就了《教父》，电影和人的缘分一直说不清道不明，导演的气质就是电影灵魂的一部分，而电影本身也创作者灵魂的体现，或许《教父》和科波拉的碰撞是一种万幸吧.
关于原著小说
《教父》的原著小说本身就非常有看头，文风硬派，可读性非常强，小说细部纹理既不繁杂也不简单，一切都是为更好的塑造人物服务，而马里奥对于人物内心爆发的控制也非常精准，不滥情，不反复，在合理之中爆发，在合理之中沉默，原著小说里对黑手党的描写非常之多，以至于人们回去怀疑作者是不是和黑手党有瓜葛，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小说内容的可读性很强，普佐说起故事来滔滔不绝，你不会觉得唠叨、厌倦，而是在环环相扣之中完全沉浸在故事之中。小说之中考利昂父子四人的性格都非常的鲜明，丝毫不吞吐，而电影也成功的塑造出了这父子四人的形象，相比其电影来，小说在叙事方面似乎更为的细致明确，而电影里的故事脉络的处理相比其小说里来会更乱很多，如果不读原著，在一些地方或许会摸不着头脑。原著小说里也丝毫不乏强烈的男性主义，女人在故事里完全是边缘的存在，而电影在着墨时非常注意提醒考利昂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儿女，而在小说之中，对于这点的着墨没有电影重，小说之中对于谋杀、死亡的描写非常的露骨，一些杀人的细节写的非常详细，以至于读完有一种犯罪的快感，或者男性身体里就是有那么一股强烈的破坏欲吧。
很多人把小说《教父》尊为男性的圣经，说白了就是一种男权主义的体现，男性体内的破坏欲、操控欲在书里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不论是深埋心底的阴谋、性欲扭曲的发泄、变态血腥的杀戮，对于男人们来说，都是潜意识里所憧憬的，手握乾坤、操纵势力、杀戮、铲除异己、复仇、性欲，男性体内的恶之花在此娇艳的绽放。考利昂老头子，一个打不倒的黑帮帝王，一个内心深不可测的男人，一被无数男人尊为神的男人，他总能用他独特的逻辑和道理来使得一切看上不不合理、不被社会法律接受的东西变得合理化，而且让读者产生认同感，西西里的恶劣生存状况使得男人们变得暴力，为了生计杀戮、争夺，考利昂老头子把这种生存状态带到了美国，在这座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里，脆弱的人之能成为狼群的口中之食，而考利昂，说是为家庭奋斗，还不如说是男性主义的完全爆发，变成狼，变成男人。
教父的哲学在文字的表现下变的合理或者是可以接受，美国资本社会下的复杂使得这个钢筋混凝土森林失去了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从根本上来说，这可以归结为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而这种不均之下就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没有绝对的公平就使得这个社会体现存在漏洞，而考利昂们，就是看到机遇主宰漏洞的人，教父的哲学在这种不公平之下变得合理，更可怕的是，很多人高度认同了这种哲学。这种存在变得合理而且有必要，有这种需求，就存在了提供服务的人。有个理念说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而对于黑手党家族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给一些人提供了公共服务，他们的运营也愈发的往企业靠拢，所以可以说考利昂家族就是一种小型的政府雏形，存在即是合理，这种存在就是因为有需要服务的需求，所以他们存在，而这种存在合理不合理是很难下定义的，你站在什么立场，它就是什么。考利昂们的合理是建立在非法活动上，而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是谁的法律？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制定的秩序就是法律，而教父的哲学在这个社会漏洞之中就是法律，也没有合法和非法之分了，一切都归结为利益之争和人趋利性，这两点是我们社会存在的根基，也是《教父》体制之中的支撑点。我们社会本来就是建立在杀戮和罪恶之上，杀戮的人多了，我们称之为国家，而杀戮少的，却被定义成了“犯罪分子”，占利益大头的人为了维护秩序，定义死了利益小头者，那些漏洞里的小头利益者被冠上了“非法”，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
《教父》的表达虽然没有在以上的论述之中体现过深，但是却实实在在的印证了上面的东西，只是《教父》在绝大层面上是停留在社会层面，而没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教父》三部曲已经覆盖性很强的展现出了当时的社会民情，马里奥普佐并没有提升整部小说的高度，也没有很精准的体现什么“现实主义”，但是却在另外一些方面达到了高峰，毕竟人家最初的定位就是为畅销。
女性在小说之中是边缘存在，女性只是性工具、男性的附属品，在这部雄性占绝对主导的小说里，四处可以嗅到男性的荷尔蒙气息，里面的女性角色大体上停留在不问世事的家庭主妇层面上，麦克考利昂可以眼睛都不眨就杀了自己的小舅子，丝毫不考虑妹妹的心情，而麦克妻子的设置也比较有意思，当麦克考利昂继承家里的事业以后，其身上的考利昂家族男性特征开始显现，妻子是可以欺骗的，女人只是自己伟大家族事业的边缘之物，蒙蔽了心的麦克走上了他父亲的路，而跳出小说之外的几部续集，麦克却逐渐开始回归，说实话第三部的确拍的有点失去前作的韵味。“永远不要让对方知道你在想什么”这话听起来很厚黑，但这种厚黑也是男性智慧的一部分吧，低语境文化之下，能有这种高语境的觉悟，实属不易，所以它能给美国社会惊讶。《教父》之中的组织经营管理和权谋斗争算是管理学中的经典教材，它比课本更生动、逼真、写实的体现了一种管理学思维，只是浓墨重彩的覆盖上了文学的外衣，对于人际的处理、组织的经营、如何做出决策，《教父》之中的管理思维还是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的，觉得滑稽者可以当看客，觉得深刻者自然会当教材用。
小说里着墨的第一代教父的发迹史在电影第二部中才出现，老教父的发迹史较为的传奇，而在对教父发迹史的描写之中，关于家庭对于老考利昂的影响有很多着墨，老考利昂当初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妻儿，老教父在言语之中经常提及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家庭儿女，家庭才是第一位之类的话，但是在实际之中，考利昂家族发迹以后支撑其的并不是家庭，而是男人膨胀的野心，小说之中老教父临死前说了句：生活如此的美好。这可以为维克多考利昂的人生哲学标上一个注点，而之后麦克的发迹史几乎是翻版了老头子，在电影的最后，麦克的心最后还是归附到家庭之爱，虽然孤寂而死，但是死之前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妻子、女儿，意大利男人们最后的乡愁还是家庭，这和老教父死时的叙述有异曲同工之妙，相比维克多考利昂死在天伦之乐时，麦克死的时候相对凄惨，因为麦克做的比他老爹更绝，麦克是生长在美国的，他并没有老爷子的西西里男人情怀，或者说是没有西西里人的乡愁，虽然麦克最后还是死在西西里。麦克对待家庭并没有他老爹精明，但是这也决定了麦克的事业会比老教父做的更好，三部曲最后还是画龙点睛，应了第一部的东西，关于家庭的归属放在这部完全男性主导的电影之中，并不显得突兀，反而使得电影更具韵味，马里奥普佐非常懂得把玩男性的智慧和情怀。
邪恶和正义本来就没有一条很明显的界限，如今社会冠之以的界限是根据法律和道德来评判的，而这些都是统治上层所主导的，如果按法律评判，《教父》之中没有一个好人，整个就是一群犯罪分子的内斗，犯罪分子的区别就是有些犯罪分子很坏，有些没那么坏，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开始崇尚“教父精神”呢，是现实社会的不公让人们开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地下复仇者？还是纯粹被教父中霸气外露的男性主义所吸引？这是个问题，这种反面英雄崇拜至少可以说明了一种隐微的诉求，不论是什么，它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并且深刻的影响到了电影、文学。
关于电影
科波拉在接手《教父》之前还是个名不经传的小导演，之前拍摄的电影都没有很好的反响，人们开始记住科波拉地确是源于《教父》，科波拉自身的编剧功力很强，他为《巴顿将军》写的剧本，赢得了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所以和马里奥普佐联手改编《教父》，自然是算强强联手，三部曲中，科波拉和马里奥普佐一直联合编剧，所以《教父》的剧本一直维持在一种比较稳定的风格上，三部曲中，第三部的剧本相对较弱，由于拍摄中间有几十年的跨度，所以这种小失水准还是可以理解的，三部曲的第一部是最为宏大的，为教父系列奠定了稳固的基础，第一部制定了规则，塑造了人物性格，这种规则、气质、性格在三部之中是贯穿的，第一部之中所出现的人物应该是三部之中最多的，故事情节也最为的复杂，第一部可以分为两个段落，其实就是两代教父的交割之分，由马龙白兰度主导的前半部分和由阿尔帕西诺主导的后半部分。对照原著小说和电影，笔者发现电影对于脉络的处理并没有小说清晰，有一些地方处理的很混乱，早期科波拉的镜头语言还是略有瑕疵的，但是到了电影的后半部分，整体的感觉就好起来了，最后大复仇的剧情爆发在小说之中并没有很强烈，而在电影之中，这段畅快淋漓的高潮成为了永恒的经典，而且结尾段落的处理余味无穷，深化了教父的艺术内核，而在小说之中，这点也是不存在的，《教父》第一部电影的表现力和深意超过了原著小说，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在前半部分脉络的处理上较为粗糙。
第二部开始于古巴战乱，主要叙述第一第二代教父的成长史，勾勒出麦克考利昂的内心蜕变过程，应该是三部曲之中故事最简单，脉络最清晰的一部，第二部是双线叙事，时空并不在一条线上，小说之中第一代教父的发迹史被安插在了第二部电影之中，穿插并叙，其实第二部电影的肌体主体应该是第二代教父的成长史，这两段交插是是父子俩在不同时期、同一个年龄的对照，这样安插、对比加强了电影的深意，这样的安排不得不说是非常精辟的，虽然剧情简单，但是却一点都不单薄。第二部没有第一部恢弘，时长也是三部之中最短的，但是却是三部之中最为余味无穷的一部，其寓味丝毫不逊于第一部，第二部末尾段落的留白也算的上是神来之笔，震撼无比。影史上同一系列电影两部连续占据奥斯卡最佳电影宝座的也只有《教父》了。两代教父的对比并叙使得人物性格更加的凸显，麦克并没有继承老教父的处事哲学，也没有很好的处理好家庭与事业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这主要是基于两代教父的成长经历差异，创业容易守业难，麦克承担的压力是甚于其父的，老教父的威严来至于他的“讲道理”、以心换心的处事哲学，而第二代教父的威严是建立于冷酷的手腕上的，这差异的来源还是要归于不同的经历，老教父发迹于上世纪初期美国移民潮时期，社会复杂、制度不健全、经济混乱萧条，可以说是身处乱世，老教父独特的处事哲学使其能在乱世之中大有作为，他的处事哲学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西西里的乡土家庭思想也使得老教父非常重视家庭关系，所以第一代教父能得心应手的经营家族事业。而麦克考利昂和其父亲的成长经历差别甚大，麦克是完全生长在美国，自幼受美式哲学的影响，希望当一个安分守法的模范公民，他的家庭思想观念也是美式的，与他父亲相处的乱世美国不同，麦克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太平盛世了，美国的发展蒸蒸日上，法律完善，政府壮大，这些挤压了家族事业的发展空间，麦克面临巨大的家族转型危机，而第二部之中对峙公堂也是为了使自己的家族事业合法化，麦克面临的困难和压力远远大于老教父，他的成长经历和思维模式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老式黑手党的思维模式，在夹缝中求生并不容易。而电影对此的勾画也在侧面宏伟的临摹出了那个时期美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发展史，以一个家族的转型展现出整个社会的宏大转型，这种转型过程极其尖锐犀利的描绘出了美式民主、美式制度的宏观大框架，这也是教父系列电影最为伟大的地方之一！特殊个人的奋斗史呈现出的是整个社会、国家的巨幅浮世绘。第二部电影胜在此。
《教父》系列的第三部相对来说较为失水准的，长达16年的时间跨度使得第三部教父没有很好的继承前两部的辉煌，科波拉拍摄第三部也是动机不纯，80年代是科波拉事业失意的十年，为了重振旗鼓，还清欠款，科波拉着手拍摄第三部教父，教父这个牌子太响亮了，不仅有深远的文化影响，也包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不论第三部的拍摄是不是自砸招牌的行为，都无法影响《教父》系列在影史中的地位，虽然第三部逊色于前两部，但是也算给教父划上了一个句号。基于前两部的优秀，第三部再努力也没有达到70年代科波拉创作黄金期的水准，第三部围绕一个融资阴谋展开，老年的教父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犀利，更多沉溺于家庭里短和自我利益的维护，第三部在一些方面丢失了前两部的精神气质，满脸皱纹的阿尔帕西诺并没有满脸皱纹的马龙白兰度充满威严，阴冷威严的教父转变成了一个畏首畏尾的资本家，诚然，这种转型是极其明智的，但是基于前两部的整体气质，这种转变不禁会让人失落，电影末尾教父最后的权谋施展的威严在阿尔帕西诺抱着死去女儿撕心裂肺的抽泣之中烟消云散，教父老了。想想第一部中马龙白兰度看着死去大儿子威严、收敛的悲恸，第二部中马克谋杀二哥时的沉默、阴冷。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不可战胜的Godfather，而是一个老年丧女老男人的无助。这也预示着教父时代的终结。
第三部里面塑造的教父仍旧是成功的，虽然没有前两部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对于教父这个人物的归属，第三部还是处理的非常好的，剧情方面虽然没有太大的新意，但却也有所指，老麦克的经历告诉我们，在美国不论黑道白道，生存规则是一样的，表面上合法的资本竞争并不比黑道运作更干净，本质上都是肮脏的利益斗争，西装革履之下，仍旧是弱肉强食的那一套，晚年的麦克沉浸在救赎之中，坐拥资本帝国，老麦克内心却被罪恶压垮了，数十年的血雨腥风，这位黑手党领袖双手沾满鲜血，有亲人的也有敌人的，忏悔和救赎基本上成了这部的主题，谁知道这个看上去不可战胜的灵魂有多么的脆弱，他的救赎之路也是他自我摧毁的道路，最终一代叱诧风云的枭雄在孤寂和忏悔之中死去。他没有死在为自己家族开疆扩土的战场上，而是像一盏孤寂的枯灯，在风中燃尽。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90年代的科波拉已经过了创作的巅峰，他也和教父一样老了，20年前锋芒毕露的科波拉在80年代一连串的失败之中丢失了往日的锋芒。但不论如何，第三部作为教父的收山之作，可圈可点的给教父史诗画上了一个终点。
《教父》系列成就了一群演员，或者说是他们成就了《教父》，马龙白兰度饰演的教父重新诠释了什么叫做黑帮领袖，几十年过去了，一提起教父，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脑海中会出现马龙白兰度的伟岸身影，他对教父的独特诠释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心，他让教父这个角色不朽于电影史册，他所饰演的教父成为电影界一个不老的神话！不可颠覆的神话！阿尔帕西诺虽然只有一米七的身高，但他却可以被称为电影演员之中的拿破仑，他赋予教父的精气神让他成为好莱坞的无冕之王，而他之后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更是证明了他的实力。沉默、冷血之中的运筹帷幄、永远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的幽暗内心使得第二代教父也充满了非凡的魅力，而第三部最后阿尔帕西诺无声的恸哭更是成为影史中经典的一幕。《教父》三部曲的辉煌和这些伟大演员的表演是密不可分的。
《教父》三部曲都有很浓重的基督色彩，第一部教堂受洗之时的经典暗杀串联，第二部弗雷德向圣母祈福之时的谋杀，第三部则整部和梵蒂冈教堂挂钩，教父三部曲里宗教的氛围是很浓的，基督的普世教义于黑手党放在一起的时候居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教父本身的含义在为婴儿洗礼的时候保证其宗教教义的人，而在《教父》之中，这种保证受教育的对象变成了整个地下社会，黑色的势力包裹着整个社会，这种“教父”与宗教教父的反差变得很有寓意，让人浮想联翩，每一次宗教仪式后就有一次谋杀，这种反差产生了非常有冲击力的艺术效果，而老麦克最后的忏悔和救赎也非常的符合基督教的宗旨，《教父》并不反宗教，相反，《教父》三部曲都深深的烙上了西方基督教义的精神。犯罪分子也是有上帝的。这也算教父的一个独有气质，另外《教父》三部曲都有很浓重的西西里风，片子里存在一股乡愁，或许这指西西里人的文化认同感吧。这些气质都影响到了电影的配乐和布景，教父的配乐较为的古典，有很浓郁的意大利西西里风格，尼诺·罗塔的神来之笔让《教父》在听觉上也魅力无穷，那一曲经典的speak softly love也成了《教父》灵魂的一部分。
不知道有多少人把《教父》深藏进了自己的内心，不知道有多人因为《教父》而爱上电影，而《教父》或许真会成为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诗，那一个个经典鲜活的人物将永远活跃你我心间，在那个在阴暗处把玩猫的教父、在落地窗前一语不发的教父、在剧院前恸哭无声的教父.....
当这一代的电影工作者逐渐退出电影舞台，回望他们留下的一路辉煌，笔者内心不禁情绪激荡，我们必须饱含深情的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每一个永恒瞬间，感谢他们给电影史铸造的神话。时过境迁，经典的东西永远不会被尘封，面对伟大的传世之作，我们需要思考，也需要缅怀。谨以此文向伟大的《教父》三部曲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
❼ 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的读后感 跪求！！！！
法律社会学，目前的译著并不多，只有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布律尔《法律社会学》，埃利希的《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作为法律社会学奠基者的韦伯，国内对其宗教社会学的重视远超过对其法律社会学的重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简惠美和康乐翻译的《法律社会学》则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本书是由韦伯《经济与社会》中的专门一章《法律社会学》，曾由美国两位学者将该章与《经济与社会》中其他与法律社会学相关的章节编成一集《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后由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出版，此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韦伯作品集之IX的《法律社会学》以德文原著为准，并结合英译本翻译而成，且将英文、日文译本添加的译注和中文译本的译注连同德文文本作者的原注一并收入。
法学中的法律观与法律社会学中的法律观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前者从参与者的内在视角考察法律中的正义问题，后者则从观察者的外在视角看法律。早期的社会学如孔德、斯宾塞只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直接引入社会科学，称为“社会物理学”。韦伯作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思想，试图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种研究方法，他最早将主观意图、行为动机引入社会学研究，强调社会科学也是一种经验事实，对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可以进行理解，并对其过程及结果可以进行因果解释。他采用的理念类型的方法，从杂多现实中抽离出某些特征组成一系列清楚定义的理念型概念，它们代表着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下，其行动中之“意义关联”的种种可能形式，从而对价值进行实证研究。
在《法律社会学》一书中，全书共分八章，韦伯的旁征博引，其中很多史实与术语对于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我们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但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法律的合理化。这是与他的中心论题即资本主义为何出现在西方相关联。从法律是如何在此种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角度出发将法律与统治、与政治(国家形式、行政层级)、法律与经济作了全面的考察。
法律的演进过程经历习惯、习俗、惯例到法四个阶段，首先是一种呆板的、机械式的重复，纯粹事实的习惯，经由心理对此习惯的“拟向”，让人感到具“拘束性的”，既而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即令人在有意无意之中越来越“期待”他人也做出意义相对应的行为，最后此种价值共识被赋予法规范的特征，由强制机构予以保障。也就是说秩序的合法性不仅建立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而且需要外在的保障。由此将法律的内在面向(理念和价值)和外在面向(利益、制裁等构成的整体)统一起来。
法律的合理化是三种合理化结合下实现的。一种是规则的合理化。市场的扩大，贸易的发展使个人从团体中分离，主观权利设定方式即授权规范不断增多，财产责任取代身体责任，个人责任取代团体责任。
在传统型社会和卡里斯玛型社会，主观的权利与客观的规范合二为一，即拥有特权的个人依据为他而设的客观规定来当作自己的主观权利。因此，特别法无非是支配者的主观权利，普遍有效的规范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形式上的法律平等以客观的形式规范予以保障，要求用“规则”取代“特权”，代议制国家于是形成，行政体制的“合理”构造，即行政事务的连续性和文牍性，以能力而不是以身份为标准的行政组织，严格的等级科层制结构，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的分离，形成一个官僚科层制的非人格化统治的社会。
二是社会行动的目的合理性，韦伯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基于情感的，导源于感情沉迷；基于价值合理的：取决于对秩序作为某种伦理、信念；基于传统性行动，源于传统；基于目的理性，由对特定外在后果的预期、即由利益情势所保障。商品经济的可计算性要求主体基于目的理性而行动。
三是科学合理性。贸易的发展，使得交易的复杂需要法律人士专业知识的帮助。新兴的市民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保障自己的权利，也需要借助法律专业人员来为他们提供咨询，充当他们与政府之间进行谈判的中介人，并在政治和司法程序中代表他们的利益。法律职业共同体运用从罗马法和教会法中传承而来的各种解释技术，通过对社会中现有的规范性因素进行收集、概括和总结，创造出一套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使每一具体案件都可以通过逻辑方法得出判决，从而形成是一个没有漏洞的、逻辑一致的体系。
三个面向“合理化”构成近代资本主义形式理性法律，其形成过程是教会法与世俗法、实质与形式分离的过程。道德等实质价值技术化进入法律，自主的道德中立的法律可以用于任何调整目的，法律合理化的过程也是现代化过程。韦伯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灵魂”信仰缺失的社会，形式与实质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形式重视个人能力，能排除绝对恣意和集体主义，但形式化之抽象性格在给予形式上合法之利益最大自由的同时，却处处伤害了“实质公道的理想”。
韦伯是现代文明之子，其创造的概念如理念型、形式理性等一直沿用至今，其意识到的形式与实质之矛盾我们仍无法超越，韦伯《法律社会学》中价值的实证研究进路对于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意义重大。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很多时候是日益分化的利益与价值之争，因此只有对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对法治的具体路径进行描述，法治目标才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❽ 柏拉图<<法律篇>>书评!
作为知识与德性的法律―――评柏拉图《法律篇》
一
《法律篇》1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生平所著《理想国》、《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三部曲中最后一部力作，可以说它集中反映了晚年柏拉图对其生平思想轨迹的反思成果。无疑，通过研读《法律篇》，挖掘其中所涵摄隐寓的各种法律思想，对于理解古希腊法哲学的基础范畴与基本走向，对于正确评价柏拉图在西方法哲学史中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对《法律篇》实质评价之前，有必要对该书的性质进行一番探讨。可以说，虽然《法律篇》是西方第一部以法律为名的著作，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很难将《法律篇》当做一部纯粹的法学著作来解读，主要原因在于，在柏拉图写作视野中，《法律篇》应当和《理想国》、《政治家篇》一样，是其关于理想国家政体模式探讨轨迹的最后一环。如果我们把《法律篇》放在古希腊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学术脉络之中去理解其中的许多论断，意义可能更加丰富，也似乎符合作为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的柏拉图的写作初衷。但是，《法律篇》对于什么是正义和关于立法、审判和惩罚等方面的细致探讨，无疑具有深刻的法学意味，甚至可能在政治哲学的探讨之中无意识地促进了古希腊法哲学的暗流涌动。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的哲学没有专门的法哲学的分支（这是我们现在的分类），因此，在古希腊，有意识的法哲学探讨是不存在的。而大量的以法为关键词的论题都是以正义的形式被探讨着，比如什么是合法的，在古希腊哲学家的论著之中，可能被转化成了“什么是正义”的命题的探讨。这大概是理解《法律篇》的一个基本立场，否则，你会觉得你的阅读陷入了一个极其丰富庞杂、范畴极广的空间里不能自拔。因此，如果了解了古希腊的道德、政治、教育、法律与哲学的同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之下评价《法律篇》的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古希腊思想史中的意义。下面主要结合《法律篇》的一些主要论述来展开评论。
《法律篇》主要围绕着三个人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一个夏日的讨论展开的。一共分为十二卷，对话内容极广，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如果稍微留心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在《法律篇》十二卷之间存在着一个论题上的递进关系。根据我的阅读，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制度的过程。非常精致或者巧妙的是，柏拉图的这个写作过程恰恰体现了他在书中对于一个良好立法的论述，就是每一法律的开头都应当要有一个序言，阐述立法的价值和宗旨（页132、页187、页281等），做到以理服人，从而使法律的遵守能够避免强制而得到自愿遵守。无疑，柏拉图的这个写作顺序客观上包有了他对于良好立法的见解，这是否巧合，我们不得而知。在《法律篇》的开头部分，辩论者们主要是围绕着关于立法的目的来展开辩论的。在论辩对手看来，一个国家立法的目的皆是围绕备战而来，法律和政治服务的目的在于战争的胜利，甚至各种美德的排列顺序也根据战争需要来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胜利即是正义。这种思想与斯巴达实际的政治、军事现状是相符合的。在他们看来，没有战争的胜利就没有财产和国家生存（页3）。对于这种观点，柏拉图通过一个精彩的法官的比喻对此进行了批驳（页5），他认为一个好的立法者应当保持国内的和平与善，战争不过是实现和平的工具，最大的善才是立法者立法的目的（页6）。同时，柏拉图在该卷其后的论述甚至其后的几卷中多次强调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即立法者立法的时国外学者著作候，除了受最高的美德指导以外，不应考虑其他意见。在许多古希腊哲学家的眼中，美德之间按照不同的标准也存在明显的秩序划分，这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着典型的论述。这种对于美德秩序的划分，导致许多城邦的立法往往偏居一隅，着重强调某种美德，导致许多国家立法目的的差异和对立。对于这个问题，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特别强调：立法者考虑的美德应当是美德的整体，而不是部分。如果转化成现代话语，就是立法应当关涉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到人民综合美德的培养。他非常详尽地列举了一个立法者应当关心的各种情形，面面俱到，无微不至，比如立法对于人民各个年龄段的具体情况都要具体考虑，要监督公民花钱的方法等等。（页11）在柏拉图看来，立法是一个极度需要理性的事业，一部法典的胜利应当是理性的胜利。（页15）需要指出的是，在理性问题上，柏拉图继承了乃师苏格拉底的观点，认为知识即美德以及专家治国，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理性、神性和德性三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相互印证的关系。柏拉图通过一个懂得航海知识但会晕船的人不适合做船长，以及一个有军事才能但临危而惧的人不适合指挥的例子，（页21）证明了仅仅具有专业知识而不具有德性和实践能力的人不适合做立法者。柏拉图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对苏格拉底的一个潜在批判或者纠正，因为苏格拉底的一生就是在为获得纯粹的知识而奋斗，不断与人辩论，念兹在兹，最后获罪。柏拉图通过乃师的教训认识到了，认识真理和德性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践德性。在第四卷，柏拉图谈到对立法的目的时就指出：“我们始终在寻找哪些立法有助于美德，哪些立法无助于美德”（页262），“我希望公民们非常乐意遵循美德的指引，显然这是立法者试图通过立法来取得的效果。”（页120）
二
如果我们理解了国家和法律的目的在于追寻美德，培育有德性的公民，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教育问题在《法律篇》中的重要性。在《法律篇》的前面几卷之中，甚至间接地在所有章节里，柏拉图都非常详细地关注了教育的问题。从这些关于教育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理想国》的熟悉的影子，因为理想的国家、理想的立法和理想的公民的产生与良好的教育密不可分。但是，在《法律篇》之中，柏拉图关于教育的各种安排同样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家深切指责的所谓极权主义路线。在柏拉图看来，教育就是公民从小接受的美德教育，这是一种与其他身体训练和技艺训练相区别的训练，目的在于培养在品德和气质上完善的公民。（页27）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就此提出过一个专门的概念，即训练美德。按照柏拉图的观点，教育的主要手段就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通过反复严格地训练让孩子体会快乐痛苦等各种情感，潜移默化，形成所谓正确的判断，最后达到“痛恨应当痛恨的东西，热爱应当热爱的东西”的道德直觉。（页38）《法律篇》中关于教育的问题主要是通过文艺教育的争论来展开的。柏拉图认为，在文艺教育中，需要有好的音乐和好的创作，但什么是好的必须由教育者来判断而不是由受教育者来判断，而不能屈从于大多数观众的举手表决。（页47）无疑这是一种与柏拉图在政治观点上相似的反民主的思想。而作为立法者，就应当通过立法来阐明各种正确的原则，说服创作者们创作体现各种美德的作品，来揭示创作原型的道德价值，（页61）“弘扬主旋律”，培养孩子们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形成“旋律”和“和声”，使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合唱队”。（页54）总之，在文艺教育方面柏拉图推行的是一种“音乐贤人政体”，主张由有鉴赏力的人来指定优良与低劣的艺术标准，绝不赞同体现自由主义色彩由观众决定的艺术标准，对此，柏拉图将之贬为“邪恶的剧场政府”。如果结合《理想国》的相关论述，我们就可以看到，柏拉图的教育思想表面上以真理为名，实质上是一个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规训过程，他假定了一些人在知识上和道德上高人一等，具有洞察绝对的真理和绝对的善的能力，从而天然地获得了教育者的地位和权力，对普通百姓实行强制教育，在观念和行动上使国家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缺乏自我，使整个国家像一个大学校或者军队，无疑，这是一些自由主义者批评柏拉图的重要原因。而《法律篇》在关于教育上的论述与《理想国》的论调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在《法律篇》里面谈教育问题主要是要突出立法的宗旨和目的，即以立法来实国外学者著作现教育的目的。《理想国》里的教育强调的是教育者本身来实施教育，两者的区别无疑体现了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三
《法律篇》的第三卷和第四卷在逻辑上可以说是继承关系。
主要探讨了政治制度的最初来源和政治体制的形态问题。在我阅读过程中，关注到了柏拉图论证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醒目的理论预设，（页70）即他不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探讨政治制度的起源的，而是假设了一场洪水过后，政治制度在空白之处如何产生与演变的，无疑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分析方法，虽然从方法论上，它可能是反历史的，至少是非历史的，但是它客观上为柏拉图的论证提供了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将自己的观察置于了一个理想的可以控制的背景之下，从而回避了对于历史与经验的琐碎与艰巨的考察，这种方法上的处理与西方政治哲学史中各种社会契约论中自然状态的处理是否具有源流关系，我们不得而知。客观上，柏拉图假定在洪水之中幸免于难的人的各种状态，由此来推理政治制度是如何缓慢而合理的产生的。柏拉图认为??“这个过程也许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渐进的，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页72）这句话非常有趣，因为他体现了柏拉图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一种矛盾，就是方法论上的非历史主义与世界观上的历史主义。这使我想到哲学家卡尔波谱等人在柏拉图是否是历史主义者问题上的论辩，其实如果我们通过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论题，得出的结论也许会不尽相同的。当然，问题也许还不是那么简单。但柏拉图客观上是基于这个起点来论证的：由于假定的原始人比较单纯善良，因此他们主要靠习惯和传统来保持秩序，立法的需要以及观念尚未产生。（页75）在随后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里面详细阐述的熟悉的历史情景，即，假定的未来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家庭到家庭联合到部落村落的组织演化过程（这显然是古希腊自然主义世界观的显著特征），其组织形式也走向了寡头制和君主制以及各种变体。由于社会各种部落的联合，各种宗教和法律也开始混杂，导致有意识的立法成为可能。在这个基础之上，柏拉图对于作为立法者的政治家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前面所讲的要注意到把美德看做一个整体，并且特别要牢记立法者的第一种美德：判断力和智慧以及控制欲望的精神力量。柏拉图认为，一个第一流的立法者的工作就是要有比例意识，他由此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超越了《理想国》观点，即权力的限制也应当保持在合理的比例之上（页92），这使某种程度上的权力分立思想也隐约可见。因此，在《法律篇》一书中，柏拉图认为政权形式应当是一种正确要素的混合物以保持国家的稳定。他以波斯和斯巴达（阿提卡）为例说明了单一的君主制和单一的民主制的各自缺点，从而提倡了一种中等程度的独裁和中等程度的自由，清晰地提出了一种建立混合政体的设想。
在《法律篇》关于理想国家的各种条件的设想之中，柏拉图体现了他在《理想国》中丰富的想像力，这些设计是否有现实模型，值得我们进一步参考。比如理想的国家应当离海80斯坦特，产生的谷物数量不要太大等等。但是，在这么一个国家中，重要的问题是由谁来管理才是最为妥当的？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这个国家要在一个独裁者的绝对控制下，这个独裁者要年轻、记忆力强，学得快、勇敢、具有天生的崇高品格，并且自制力强。（页116）重要的是，还要有运气，就是他必须是一个与出色的立法者同时代的人，并且有幸与这个立法者有接触。后面这个条件使我们可以松一口气，因为毕竟柏拉图已经考虑到他在《理想国》中经常受人质疑的“哲学王”如何找到的问题。在《法律篇》中通过一种较为可行的条件设定即运气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实现在权力与知识的现实结合。客观上来讲，柏拉图在假设上的进一步完善似乎使自己的“哲学王”具有了实践上的可行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可行性依旧只是理论上的，十分勉强。尽管如此，沿着这个思路，柏拉图继续设想了自己心目中的优良政体等级。（页116）他认为理想的政体是独裁制，次好的政体是立宪君主制，第三等好的政体是某种民主制，第四种是寡头政制。柏拉图强调道：不管政府的形式怎样，道理都是一样的：哪里掌握最高权力的一个人把明智的判断和自制力结合起来，哪里你就可以看到与法律相配合的最好的政治制国外学者著作度。（页117）这个论断具有特别的涵义，因为从这个论断之中，我们不难发现，柏拉图特别强调了统治者与法律的配合，突出了政治统治中的法治观念。这种思想在随后的论述中也体现出来了，如柏拉图认为，“为众神服务的最高职位必须授予最善于服从已制定的法律并在城邦中取得此种成就的人”。（页122）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在《理想国》还是在《法律篇》之中，柏拉图的观念之中都呈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在人与人之间划分不同的等级（金银铜铁），不同的等级之间在知识和德性上呈现差异，在政治上存在统治关系。（页122）这种等级关系在柏拉图的心目中应当是先在的、宿命的。而所谓正义就是各个等级“各尽其职，各守其位”，这个统治秩序的顶点就是知识与德性并重的“哲学王”。柏拉图正义观是和他的平等观紧密结合的，正如他曾经在《高尔吉利亚篇》里面提到的，“正义即平等”，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对平等做了一个细致的划分，区分了数字的平等和自然的平等。所谓数字上的平等，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就是简单地用抽签来分配的平等，是撞运气的平等或者绝对的平等。对于数字的平等，柏拉图是不赞成的，认为“对一切人的不加区别的平等就等于不平等”。（页168）而自然的平等也就是柏拉图所谓的政治正义，类似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自然的平等主张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对待，它考虑的标准是“每个人的真正品质”的高低和受教育的多少，如果结合柏拉图对人的等级的划分，那么自然的平等就是“给大人物多些，给小人物少些。”（页169）而这才是“最真正的平等，并且是最好的平等”。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在柏拉图等级森严的理想国之中，正义原来是一种维护等级的正义，他轻视数字的平等的后面，涌动的是一种反民主的情绪，其精英意识跃然纸上。
四
就《法律篇》与《理想国》的题旨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法律篇》中，晚年柏拉图对自己的理想国进行了一番重大的修正与改进，将法治引入了统治，从而至少在统治外观上将理想国转化成了法治国。在柏拉图与对手论辩的过程中，他鲜明地将统治者称为“法律的仆人”，认为法律应当是至高无上的，并指出，“在法律服从于其他某种权威，而他自己一无所有的地方，我看，这个国家的崩溃已为时不远了，但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并且政府是它的奴仆，那么形势就充满了希望”。（页123）无疑，《法律篇》的基本题旨在此一目了然了。但有一点值得指出，在《法律篇》的许多细微之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柏拉图的法律观充满着神学的色彩。正如前述，在柏拉图的视野中，甚至在当时的许多哲学家视野之中，理性、德性与神性是同构的，互相印证的，因此，作为促进国家与人民美德的法律，必然要体现出这种同构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种神学色彩的法律观也应当属于古希腊自然法思想的范畴，在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法哲学观念产生之前，在古希腊人心目中，“全面控制人类事务的是神”，（页114）法律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它应当是神圣的、普遍的、不变的。这导致在古希腊，有意识的立法和修改法律比较罕见或者是以后的事。据说在意大利半岛的洛克里斯人就有这么一种做法，任何提出修改法律的人必须在提议之时把绳子套上脖子，一旦提议被否决，绳子就要收紧。这反映了古希腊人对于修改法律的态度。但是，随着各种条件的变迁，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家里，法律的修改逐渐变得可能，但是修改的条件和程序极其严格。柏拉图指出，如果环境的压力已经变得不可抵抗，法律维护者应当与全体官员、全市市民和全部神进行协商，如果结论一致同意，才修改法律，而在其他任何情况下绝不可以。（页186）但即使是这艰难的修改，其合法性基础依旧是神学的，柏拉图对此一语道破：“既然人们对神的一般社会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法律也不得不作出相应的变革”。（页399）既然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强调了法律、德性、神性的协调与同构关系。那么，以法律的形式来实现这些神圣的目的，促进人民的福祉，显得特别重要。对此柏拉图作了阐述，认为，“我们的立法的全部要害，是让公民们在尽可能相互友好的环境中过最幸福的生活”。（页154）因此，国家的立法应当对于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作出详尽的制度安排，以实现这些目的。自然而然，国外学者著作在阅读《法律篇》的过程中，我们几乎要面对与《理想国》同样琐碎而又细致入微的种种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在今天的人看来简直向集中营一样令人窒息。在许多方面，柏拉图笔下的统治者像牧羊人与园丁一样，对于人民承担着全面教育和规训的任务，这种福柯意义上的知识／权力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渗透到社会和身体的各个部分，以微观的形式规训着人民。与《理想国》不同，《法律篇》的意义在于规训和教育是通过法律来实现的，是以法治国。但从这种具有高度弥漫性、渗透性、无微不至的国家治理里面，我们不难产生出一些关于法西斯法律的联想，两者可能的区别在于，柏拉图的法律是反映和遵从神性的法律，但什么是反映神性的法律，柏拉图认为只有专家才有资格判别，而专家从哪里来、怎么去认定，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关于法律品格的防线。这显示了柏拉图《法律篇》中的法治思想的粗糙和内在矛盾。总之，为了“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柏拉图设想了许多制度安排，是非常细致而有趣的。比如他在婚姻关系上，法律规定一个男子在30岁到35岁之间必须结婚（女从16岁到20岁），否则要处以罚金和不名誉罪，罚金按照等级不同而有区别；（页188）婚姻的目的应当有利于国家，而不是寻找个人认为最有魅力的；并且有效的订婚权首先属于新娘的父亲，其次祖父，再次同父诸兄弟等等。婚宴上，男女双方邀请的男女朋友不得超过5位。另外还从优生的角度出发，法律禁止婚礼酒宴上醉酒。而婚姻的目的在于把能生的最好的孩子献给国家，如果夫妻在十年内没有生育，他们必须离婚。（页201）另外，国家还规定了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每个人都必须申报自己的财产总额，如果有人的财产超过登记数目，超过部分由国家没收。（页166）为了维护法律的执行，国家还通过某种形式的民主方式选举出由37人组成的法律维护团体，他们的年龄必须在50岁与70岁之间。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柏拉图还对出国问题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页402）比如不满40岁的不管任何场合，都不允许出国；如果有必要出国从事调查活动的，必须年过五旬，而且二十年内必须回国，回国后必须向联合委员会汇报心得体会。如果从外国进入该国，也必须过50岁，并且目的均在于欣赏本国超过其他国家的优秀方面或将本国出色方面介绍给他国，等等。还有许多类似的琐碎的规定，这些规定展示柏拉图的丰富的想像力，具有某种社会学色彩，属于一种系统的社会工程。但在现代人看来，这种乌托邦的设计无疑是可笑的，按照哈耶克的说法，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另外，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法律篇》对社会生活的各种规制中发现，虽然在统治策略上从单纯的人治转向了法治，但是柏拉图对于法律的目的以及如何实施法律等方面的立场，内在继承了《理想国》的思想与方法。
一般认为，柏拉图的《法律篇》与《理想国》比较而言，在表达和行文上比较晦涩和枯燥。但是，由于译者的努力，我们依旧能够较为流畅地阅读到《法律篇》的精彩论述，并清晰把握其中的思想脉络。阅读就是阐释，《法律篇》论域极为广泛，蕴涵的阐释空间也极为丰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法律篇》作为一部文艺作品来加以细细揣摩，认真推敲，从中也许可以发掘出许多更为深刻的思想资源，这无疑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理解柏拉图的贡献
❾ 法律之门的博西格诺《法律之门》书评
法律是什么？千百年来，尽管人们在理论上为法律绘制了各种令人向往的图谱，然而实践中的法律却往往不以人的观念为转移。其实，法律生存于各种力量的撕扯之中，每一种力都承载着现实的社会要求，而每一种要求在不同的情景和观点下都有其应被满足的理由和价值。读美国学者博西格诺的著作《法律之门》，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领悟各种关于法律的困惑。
一
法律在理论和实践上矛盾重重。
“法律即是正义”是西方自然法学者的重要思想。那么，法律如何实现正义？概言之，制定法律要体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实施法律要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法律体系的存在将基于身份、财富、权力乃至性别差异造成的不平等现状固定化。立法无法做到“人民公意的表达”。在简单社会形态中，人们可以熟知社会中的大部分法律，但是在今天，人们实在不太可能知道大部分影响他们生活的法律，就更谈不上对它们的认同。正如哈特所言，“现代社会的实况无疑是：一般公民有很大一部分（或许是多数），对于法律的结构，或其效力判准，根本没有概念。他所遵守的许多特定、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而言，可能只是笼统的‘法律’一字而已。”（〔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第148页，许家馨、李冠宜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0年版）于是，立法成为实现少数社会精英分子意愿的过程。为了使法律对自己或其所属的集团有利，有权力的人会在立法过程中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例如，法律上的税收制度杠杆并没有使收入和财富趋于平等，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看到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呈现加剧趋势；像企业偷税、证券内幕交易、合同诈骗、贪污挪用等所谓的“绅士犯罪”，其待遇绝对不同于像盗窃、抢劫之类的穷人犯罪；而在强奸案中，通常是根据（男性）强奸者的心态而不是根据（女性）被害人的心态来确定犯罪，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暴露了法律中的性别偏见。
“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是法律实证主义者的典型话语。这意味着法的确定性，而不是正义，成为法的最高价值。法律实证主义认为：（一）法律由一系列已知的、确定无疑的规则构成。尽管法律体系中还包括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技术等要素，但是法律规则确实是法律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二）确定的规则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能够产生合理预期。（三）法官从确定的规则中能够推出具体的法律判决，由此可见，法官的判决是可预见的。然而，在日常的个案中，我们发现单从规则本身去精确预测判决结果的可能性很小；为了达成预测的目的，我们有必要学会审时度势、察言观色，因为法官对围绕事实的具体生活情境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案件的结果。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也是一种意义体系。法律规则不会等在那里自动地适用于案件，法之所以是“活法”，正是缘于其意义的释放。法律适用是一个“法之意义”释放和加工的过程。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意义的释放主体是法官，无怪乎霍姆斯说，法律是“对法官实际上将要做什么的预测”。如果我们承认个案对于规则的特殊性，那么我们也要承认法官的个人价值立场及见解在其判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那些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偏见”），是其判断的入门。可以说，法官的判决归根结底是他整个生活历程的产物。（《法律之门》，第33页。以下引自本书的内容只标明页码）我们还发现，法官们在向规则顶礼膜拜的同时，也将既定的规则开膛破肚。与普通人对规则的践踏相比，法官只不过是让规则在庄严的司法过程中“死”得更为尊严。于是，传统的司法裁量过程：“事实?规则）判决”，质变为“事实?态度）判决”。
二
孟德斯鸠说，法是一种理性存在。爱德华·科克说：理性是法律的生命。在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与法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正如《牛津法律大词典》中的描述：“由于长期的自然规律思维的延续，理性已成为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因素。尽管自然主义法学派仅将理性特征赋予人类理性的自然法，但自然法和实在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人们在进行现实立法的过程中，其立法原则也蕴涵着理性，并将它作为自己的评价和伦理基础。”（《牛津法学大词典》，中译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51页。）然而，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守法行为与其说来自于法律理性魅力的感召，倒不如说有赖于法律背后的暴力支撑；或者，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普通人对法律的认知中，暴力因素是一个值得人们高度警戒的“雷区”。尽管法律暴力一向遭受人们的质疑，但是没有暴力支撑的法律，就好像没有武装的战士一样，失去了胜利的保障。法律暴力即使在最常见的司法过程中也发挥着作用。审讯过程好像是一次次文明的对话，然而，这种“交谈”作为法律暴力实施的前提条件，本身即是暴力的运用，它为法律暴力的实施寻找正当合理的理由。我们可以对法律暴力的受害者表示某种同情，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恐怖的平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们所期望和渴求的那种公正。因此，法律暴力“不是对它力量的颂扬，而只是不得不予以容忍的一个因素，一个难以解说的因素。”（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1979?? p． 9．）
亚里士多德说，“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法律规则的普遍性、明确性、连续性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对抗着混乱和无序。“正如人们所知，社会生活中的秩序所关注的是建立人类行动或行为的模式，而且只有使今天的行为等同于昨天的行为，才能确立起这种模式。如果法律对频繁且杂乱的变化不能起制动作用的话，那么其结果便是混乱不堪，因为无人能够预知明天所将出现的信息与事件。”（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然而，在现实中，法律一般是指一种司法体系，而秩序是指一种行政体系、一种国家的特殊秩序，典型地被看作一种等级秩序。这种权威性等级秩序保障规则从权力的顶端逐级向下贯彻而得以实施。但是，在很多场合，法律的实施并非利用这种纵向权力模式，而是横向权力模式，它意味着：一个人不能在制度上控制其他人。比如，近期在全国各级法院中流行的“司法公正，一心为民”的口号，正是横向权力模式在法律实施中的表达。所以，米歇尔·福柯认为，“法律和秩序的调和，一直是那些人的构想，而现在必定还是一个梦想。法律与秩序是不可调和的，当你努力这样做的时候，它仅仅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将法律结合到国家的秩序之中。”（第274页）
法治常被理解为“法律的统治”，法治政府则是“规则的政府而非人的政府”。翻开法律思想史，关于法治的定义比比皆是。在对法治的通常理解中存在一个前提预设：法律是自然的。像其他自然规律一样，法律是社会中的固有部分，社会必须尊重法律的运行。然而，这一前提预设面临的难题是：法律不同于其他自然规律，它要求用人的努力来维持其存在，而其他自然规律则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法律，非人创造则不能诞生，非人实施则不能运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任何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然而，说“法律依赖于人”同样是有问题的。如果法律的存在和运行依赖于人，那么人应当具有创造和操作法律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要先于法律而存在。如果人的本性中具备这种能力，那么法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由此可见，法律与人的关系，就如同鸡与蛋的关系一样存在循环。
三
对司法过程的理论想象无法掩盖其所面临的困境。
司法过程在理论上是法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官所经历的步骤是：确定法律事实，寻找法律依据，最后通过三段论的推理得出结论。然而，心理学家所描述的常人的判断过程却并非如此。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判断的过程很少是从前提出发继而得出结论。判断的起点正与之相反——先形成一个不确定的结论；一个人通常是从这一结论开始，然后努力去发现能够得出该结论的前提。如果他不能如愿以偿的发现适当的论点用以衔接结论与他认为可接受的前提，那么，除非武断或愚蠢，他将会摒弃这一结论而去寻求另一结论。（第27页）由此可见，结论（或目标）在判断过程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一点在律师的思维方式中比较明显。结论对律师来说不再是一个选择性问题。律师为其委托人的利益工作，因而就必须从确保其委托人胜诉的结论（目标）出发来剪裁、组织案件事实，以便能够从他所渴求的结论（目标）倒推出他认为法庭乐于接受的某个大前提。既然法官是人，他的思维方式也应当不会违背这种常人的思维方式。哈奇逊法官以其切身体验告诉我们：“法官作出决定，的确是通过感觉而不是通过判断，通过预感而不是通过三段论推理，这种三段论推理只出现在法庭的意见中。”（第29页）“在感觉或‘预感’自己的判决时，法官的行为精确地与律师对案件的处理相一致，只有这样一个例外：律师已经在其观点中预设了目标——为委托人赢得诉讼——他仅搜寻和考虑那些确保他走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的预感，而法官仅负有漫游着去作出公正判决的使命，他将沿着预感引导的道路前行，无论到达哪里……”（第29页）法官在司法裁量过程中所运用的法律论证方法，也明显说明了“结论（目标）的统治地位”。法律论证的本质特征是：一方面，具体的判决发生在论证之前，另一方面，须对判决进行论证。由此可见，实际的判决过程似乎应当是：“确定问题→设定目标→寻找选择方案→评价选择方案→落实一个选择方案”。在整个过程中，法官的主要工作是：想象可能的案件判决方案，以便落实一个最佳的选择方案。
司法裁量过程在理论上是法官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形成案件判决的过程。本杰明·卡多佐在其《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中，从分析一个司法判决得以形成的方法入手，描述了法官在审理案件中选择、平衡与应用各种法律方法以得出判决的整个过程。在他看来，司法过程事实上就是法官运用各种方法对不同的考虑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酿造”一种奇怪的“化合物”的过程。为此，他详细阐释了案件的各种裁决方法：逻辑方法，历史、传统和社会学方法，以及遵循先例（司法过程中的下意识因素）。卡多佐的贡献在于，为现代法律的内在矛盾提供了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一位司法技艺娴熟的法官更容易切中法律问题的要害，然而，在司法过程中，一旦技艺和工艺占了统治地位，就会导致文牍主义的结果——对于所有遭遇这一结果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正如法国法理学家Jacques Ellul所言：司法要素（主要指组织机构）已不再承担寻求正义或者以任何方式创制法律的责任，它承担适用法律的责任。这种作用能够纯粹是机械的，它不需要哲人或者有正义感的人，它所要的是一位优秀的技师，他明了技术原理、揭示规则、法律术语，以及推演结论和发现答案的方法。但是法律人有着某种顾虑，他们无法做到从法律之中完全剔除正义而又不使良知感受痛楚。（第53页）正义感对法律人来说至关重要，“法官的良心是社会正义的最终保障”（西方法谚）。在司法裁量过程中，正义感促使法官对所有相关的材料都必须审慎地进行整理、筛选和检视，也许这一切不足以影响案件的最终判决，但却迫使法官必须使自己的判决免于任何可能的错误。所以，柏拉图主张，一个好的法官一定不是年轻人，而是年纪大的人。因为只有年纪大的人才懂得正义是怎么回事。（柏拉图：《理想国》，第11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抗辩式审判方式在理论上更符合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抗辩式过程的逻辑预设是，“真理越辩越明”，在案件双方都寻求胜利的“对抗”中，裁判机关能够发现更多的事实。然而，在充满火药味的庭审中，我们也许会离真相越来越远。法官所确定的法律事实是在法定范围内认可的并为一些证据所支持的事实，也就是说，“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载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那么，证人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可信？就证人而言，“陌生的环境及其伴随的焦虑和匆忙，证人可能受到的哄骗或威吓，缺乏足以唤起可以澄清每一难题的那些回忆的提问，以及交叉询问所造成的混淆……都可能引发重要的错误和忽略。”（第451页）就律师而言，法庭不是他的主人，他的忠诚只针对他的客户。尽管法律确实要求律师尽其官方职责，但这一职责就是将自己奉献于客户。在激烈的庭审对抗中，律师职业的道德观发生了质变：正义在于对你的友人为善而对你的敌人为恶（苏格拉底）。尽管法律不允许律师在法庭上编造谎言，但是不说不利于自己当事人的话却是他的义务；尽管律师明知自己的当事人有罪，但是他还是要挖地三尺般地去寻找辩护理由，事实上，为了实现每一个人的辩护权，为了使律师更愿意承接案件，法律不得不将案件是否有理的问题模糊化，也就是说，“不清楚案件是否在理的，不是律师，而是法律”（第444页）。英美法学家经常以一种类似市场竞争的方式来比喻庭审过程中的证据确认——“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听信谁的证据，听信多少，就如同是一位顾客，而诉讼双方或他们的律师就如同推销产品的厂家极力要在法庭这个‘市场’上向其预期的顾客（法官）推销他们的产品；这种竞争被假定为会产生最好的结果。”（苏力：《关于抗辩制改革》，载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庭审是令人反感的，因为它意味着对人、财、物等资源的实际占有将成为左右有利证据的重要因素。
现代高新技术正大踏步地向法庭走来，庭审过程因此而增加了许多高科技因素。科学必然使审判过程做到准确无误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实验室比法庭更适合于解决社会纠纷，科学人士所拥有的特殊技术使他们比法官更有资格评价事实、意图或动机之类的法律问题，由此证明自动售货机式的纠纷解决方法是可行的。然而，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废弃法官、法院，而代之以科学技术的诊断来处理社会问题？“公众本能地期待司法运作不仅仅是为了引出真相和适用法律，而且还要满足社会和共同体其他的价值。”（第505页）在接受科学技术的诊断时，人便失去了他的主体性，这意味着他不得不承受科学技术对其意志及其他隐秘的侵犯。“每一技术都磨蚀了人的尊严，它所导致的不尊严即使未成为流行病，至少也成为了传染病。”（第505页）尽管我们传统的司法模式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在其前行的每一步都没有将对人的尊严的忽视视为理所当然之事。然而，毕竟，尊严与真相的天平如何倾斜，终归要有赖于一个社会是选择效率还是选择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