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法治

『壹』 举例说明如何用法治思维分析、处理现实问题

治思维是将法治的各种要求运用于认识事物、判断是非、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法治思维以严守规则为基本要求，强调法律的底线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不能触碰，凡事必须在既定程序及法定权限内运行。法治思维是建立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的，要求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有一种法律规则的意识，坚持法律至上，坚持法律规则的运用，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等法治精神和原则。在面临多种问题的解决方式、手段时，领导干部能够首先研判处理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法治精神等。 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领导干部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倡导者与宣传者，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组织者与实施者。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干部是关键因素。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归根结底要靠各级干部来完成。党员干部法律素质的高低与法治理念的强弱，直接决定着其依法管理、依法决策和依法办事的水平。只有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拥有法治思维，才能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化解矛盾用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现实工作中，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看问题、作决策、采取措施的时候，往往缺乏法治思维。他们认为，只要是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就可以成为各种施政行为的理由，不用过多考虑各种决策程序和操作程序，可以绕开各种法律的条条框框；认为依法办事条条框框多、束缚手脚，只要能办成事，什么办法都可以用。这种忽视各种法律规制而以发展的理由来衡量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以合理性来代替合法性，显然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思维方式指导下的施政行为，罔顾程序正义，丢弃规则规范，漠视权力边界，功利性地强调发展，可能会有一些短期效益，长期而言恰恰会严重损害发展、和谐、民生，与这些目标完全相悖。正因为如此，解决好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不强问题，已经成为推进法治建设必须抓好的紧迫任务。 加快推进依法治国，必须着力培养和强化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这种培养与强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领导干部的追求与修炼，也需要组织的教育和培养，还需要社会的监督与约束。重点是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强化法治思维规则至上，推进由合理向合法转变。一是要求党员干部有规则意识。想问题、办事情始终将合法性放在第一位，所有思考和决策都必须围绕合法性展开，无论任务多么紧急、事情多么重要，都不能偷换概念，以其合理性替代合法性。二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强化规则制定，在权责范围内，尽可能地完善法规规章配套、清理及解释制度。三是要求党员干部严格按规则办事，始终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工作中一切合理的行为都必须在合法的前提之下。 ——强化法治思维程序优先，推进由随意向严谨转变。法治思维强调程序优先，因为公正科学的程序是法治的基本构架，程序的完善程度是法治完善程度的基本标志。通过确立公正科学的法治程序，提升制度运行的规范化水平，消除制度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增强人们对未来的确定预期。在工作中，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必须始终坚持按照法律程序进行。遇到有争议或纠纷的问题，即使是非对错很清晰，也要善于考虑程序上的处理方式，让争议各方平等地发表意见，不能因为法律程序不到位，造成决定和行为的无效甚至违法。同时，要把程序作为一种良好的工作方法，在制定出台重大行政决策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法定程序，以“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强化法治思维权利本位，推进由人治向法治转变。保障权利是法治思维的灵魂。要把群众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始终站在群众的立场和角度思考问题，重视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群众的正当权利。工作中，既不能以发展为理由，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正当权利而侵犯少数人的正当权利，也不能滥用职权，超出政府权力法定的作用空间，涉入政府权力的禁地，损害群众的利益。要坚持积极依法履行政府职能，但不包办一切，有所为有所不为。 ——强化法治思维科学权威，推进由短期向长效转变。树立法治思维要与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结合在一起，看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依法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个别与一般以及合理与合法的关系，尽可能把事情考虑得更周全，把方案设计得更缜密，把措施行使得更规范，努力做到不留“后遗症”，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公众和社会的监督。

『贰』 法治原则的原则的适用

第一，合理借鉴人类在建构和发展法治文明中的优秀成果
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体现国别性、时代性和阶级性，但它更应体现人类在追求进步和发展过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对那些后法治化的国家来说，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比如，早期法治都重视法律与政治分离，实行分权；将程序视为法律的中心；强调法律的普遍性、一般性；强调对法律的严格服从与忠诚等。上述这些无疑对培养法律的自治性和独立性，建构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有极其重要意义，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1）它的法条主义趋向导致法律思维脱离社会现实；（2）规则的适用排除了对目的、需要、结果的考虑，规则模型带有现代官僚政治的理性气质；（3）程序中心主义加剧了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紧张，导致人们的公正预期受挫，从而使人们对程序正义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有鉴于此，后法治国家在追求法律发自治品格时，也应重视规则和政策的内涵价值，从而寻求法律制度自我矫正的机制，发挥法律、道德与政策的共同作用。
第二，重视习惯规则。
现代法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环境是：国家与社会日益混同，传统意义上的公法与私法界限
法治原则逐渐模糊，与条文法相对应的“活法”（living law）和内部规则（inner law）逐渐复活。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审视立法者的制法理性。马克思认为：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则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规则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发现，系统地创造一整套法律规则的任务超出了人类的理性能力。无论是职业法律家的法律还是代议机构的立法，都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新的规则，他们只能表述、阐释、澄清或修正既有的规则。12但在重视发现习惯规则的同时，我们也丝毫不可贬低法律制定的作用，毕竟立法不仅象征着人类为解决特定问题所作出的努力，同时立法对补救现有规则之不足，克服习惯规则的凌乱化，并改变或者变通“那些与目前秩序相抵触或经验表明不便利的规定”13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第三，正确处理民主和法治的关系。
现代国家在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这是因为民主在满足社会的合法性诉求，体现正义和公平，制约国家权力和促进公民参与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民主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种制度形态和政体形态，又可表征公民享受的权利和自由，还可指一种多数表决为基础的程序操作机制。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民主并不代表一种绝对的善，她既可发挥正向度的作用，也可发挥副向度的作用。从理论的逻辑而言，民主天然地有产生“多数专制”的倾向，从实证的角度而言，民主曾多次导演“集权专制”和“群众专政”的灾难。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扩展民主，并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建设法治与宪政，另一方面则要用法治的精神来质疑、否定和矫正民主的缺陷。

『叁』 如何理解程序在法治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限制程序义务人的主观随意性。由于程序的设置，当事人（程序义务人）没有选择行为手段的自由。当程序所预先确定的要件成就时，程序义务人必须按照程序的规定作出既定的行为，而无法利用手段选择的自由随意加速或者阻挠程序目标的实现。由于程序具有限制义务人主观随意性的特性，因而常被用于规范程序义务人的行为，防止程序义务人滥用或越出他所拥有的权力或权利。

第二，保证效率最高的手段。当事人为实现某种目的所选择的手段在效率上有高下优劣之分，这取决于当事人的知识、能力、经验等。如经过总结、比较和筛选，事先运用程序将最具效率的手段固定下来普遍推行，则即便当事人的知识、能力和经验有欠缺，也能保证选择效率最佳的方案，多快好省地达到程序目标。

第三，维护和促进手段的正当性。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遗害无穷，为此，程序的预定者需要综合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将体现了必要正当性的手段（在效率上可能并非最优）上升为程序，使之成为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手段，从而排斥其他正当性不充分或者不正当手段的适用，以期通过程序的正当性来保证结果的正当性。如禁止使用非法取得的证据即为通过程序规则维护调查手段的正当性而不惜牺牲调查效率的一个例子。

第四，运用程序阻碍实体目标的实现。程序是一把“双刃剑”，既可用来促进程序目标的实现，又可起到阻碍与特定程序相联系的实体目标实现的作用。程序的设计者如将成本高、难度大、耗时长的手段上升为规范化的程序即可为实体目标的实现设置一道“程序壁垒”，阻碍程序目标的实现。

『肆』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反映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核心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
胡锦涛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的经验，借鉴现代法治理论合理成份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理念。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的特点和要求。我们只有全面把握这一核心理念，才能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内涵。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
法治有两项最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二是这种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所谓“良好的法律”，就是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所谓“普遍的服从”，就是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得到全面的实现。现代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机制。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高度重视、科学分析、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减少社会风险和动荡，至关重要。解决公正问题要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坚持依法、及时、合理解决的原则，采用教育、协商、调解、司法等方法。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逐步建立并从法律上保障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社会主义立法要体现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使正义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使实现正义的途径程序化、公开化。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由于我国封建传统的影响，人们在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实体公正、轻程序公正的观念，特别是在执法环节，一些执法人员片面追求事实真相，重口供、轻证据，违反法定程序，甚至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提倡和强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全面的公正观念。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
人权是人之作为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确认。人权来源于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基本人权则是当代国际社会所确认的一切人所应当共同具备的权利。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确认为权利，不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面临着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险，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而且是因为人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和动力。现代法律就是保护人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强制力量。正是人权体现了现代法律的精神，正是人权保障奠定了现代法律的合理性基础。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就是为了争取和实现人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随着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社会利益多元化和社会矛盾复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突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视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困难问题，把工作重点从调整对立的阶级关系转移到承认和保护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等权利义务关系上来，转变重政权轻民权的观念，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和依法执政的能力。当前，在刑事司法领域，一些执法人员还存在着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观念，习惯于有罪推定，忽视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因此，我们必须着力提倡打击与保护并重的观念，增强以人为本、文明执法的意识。
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
任何社会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都要求有一定的权威，而法治社会的政府权威是置于法律权威之下的权威。宪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权威则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治的关键。在现代法治国家，有的宣布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的宣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都把树立法律权威作为实现法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立法建立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法律制度。如果法律可以随时随需而改，因人因地而异，那就根本没有法治可言。另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执法、司法和守法保证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特别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严格依法办事，违法必究，有效地防止任何人或组织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实质内涵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我国宪法第五条对法律权威的基本要求做了明确的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当前，树立法律权威的观念，要特别强调维护法制统一、反对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反对把个人或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律工具主义。
监督制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机制
法治的意义就在于，既能充分地利用国家权力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又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保证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法治防止权力滥用和保证权力正确行使的基本措施就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把决策、执行等环节的权力全部纳入监督制约机制之中，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运行。任何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实行法治就是要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在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我们还要努力拓宽民主监督的渠道，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把民主监督、党组织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方法和途径是多样的，最重要的是保证各个监督系统的整体协调和依法进行，必须实现监督工作的法制化，健全监督法制。要树立权力接受监督制约的观念，必须全面贯彻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反对重配合、轻制约的做法，反对排斥监督的司法专横主义。
自由平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和尺度
自由是人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人的内在尺度与客体的外在尺度相互转化、相互统一的进步状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创造实现和保障人类自由的社会前提。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创造和保障这种不断发展着的自由的社会控制系统。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才能保证人的尊严、价值和主体性得到尊重，保证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古代法治的根本缺陷在于，普通公民没有成为法治的主体，法治只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工具，“依法治国”演变为“依法治民”，难以跳出人治的范畴。现代法治的优势和成功之处在于，国家不仅要依靠法律的强制力、规定性来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用法律来限制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权力，以平等地保障公民的权利，使普通公民成为法治的主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必须把公民权利（个人自由的法律表达）作为构成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的本位性要素。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优越性的体现，而且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近二十多年来，每一项重大制度的改革实质上都可以归结为重新认识和调整权利义务关系、加大平等保护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力度。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的进程就是公民权利要求和权利意识不断增长的过程，是公民权利平等保护机制逐步健全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应当树立权利本位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增强平等地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意识，摆正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反对官本位和长官意志。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它既有包容一切先进的法治理念的进步性，又有立足现实、强调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性。忽略其进步性，容易导致迁就人治的现实倾向；忽略其具体性，则容易导致超越现实可能性的空想或思想混乱。
来源：学习时报

『伍』 法理论述（追加100）

1 （1）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实体正义是程序正义追求的结果，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必要保证（2）程序正义是双方当事人在合理的辩护条件下陈述自己的观点，被公正听审，是“看得见的正义”。以程序正义的方式化解矛盾，而不是用血亲复仇或同态复仇的暴力解决问题，在程序正义的条件下，即使得出的结果不是完全正义的，但当事人由于经过正当程序，心理上也会感到平衡，从而认为自己受到了正义的对待。（3）实体正义也同样重要，实体正义应是司法实践中的最高目标，也是促使社会和谐的实质条件。程序正义可以作为实现实体正义的手段。
2 （1）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突出体现在宪法中，宪法的实质就是对权力和权利进行分配。（2）每一个实行民主的国家都重视保障公民权利，即公民可以在某些方面自主选择作为或不作为。（3）同时，权力是相对于国家机关来说的，只有对国家机关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防止权力滥用，才能切实保障公民权利。
3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2）在一定程度上，程序正义就是为了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每个当事人平等的被告知和听证，平等的进行抗辩，平等的受到法律保护，同样，违法或犯罪也平等受到法律制裁。（3）自由，平等也是基本人权，在“权利本位”趋势化的今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立法，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因素。
4 （1）首先，法治是对于人治而言的，法治就是依法治理国家，一切事务按照法律进行，法律至上，权利和权力依法分配，保证事情不因某个人的改变而改变。
（2）其次，若要实行法治，先要完善立法，要做到有法可依，让人可以根据已有的法律规范预期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立法要紧跟时代发展，要保证稳定性同时保证灵活性。
（3）再次，要坚持法治的基本原则：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由人民依法行使；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等。（附：区分法制与法治，法制指法律制度，法制是法治的必要保证，法治是法制的目标）

『陆』 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哪些法治思维

一、规则性思维
法治是法律之治、规则之治，因此领导干部应当树立规则性思维。
(一)先立规矩后办事
法是效力最高的规矩，规则性思维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即“先立法，后行为”，依照普遍性的法律治理国家、推进改革。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有：一是法律体系的主体应当是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能由行政法规等长期“代行”法律职能。《立法法》规定的只能由法律规范的财产征收、财政、税收等基本事项必须通过人大立法规范，即使由于立法条件不成熟暂时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也应当尽早纳入法律范畴。二是法律没有规范或者规定不明的事项，尽可能通过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予以规范，尽量减少使用层次低的规章，增强法律的刚性和约束力。三是处理好法律和政策的关系，尽可能运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策去规范本属法律调整的事项，“政策定调—试点探索—总结推广—法律固定”的改革模式需要改变。
其次，规则性思维要求凡事要有规矩，“先立规矩后办事”。强调有法可依，并不是说法治社会的规则只有法律。在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也要建章立制，用制度管事、管人，不能依批示、指示办事，不能动辄特事特办。
(二)立好规矩再办事
治国理政，光有规矩是不够的。规则性思维不仅要求有法可依、先立规矩，更强调法律可依、规则可遵循，也就是说法律和规则要求人们做的必须是其能够做的，必须让人们对法律和规则先心“服”后行“从”。而要达此目的，法律和规则就应当满足好规则的基本品质。好法律的基本品质要求是公开、明确、稳定、可预期、无内在矛盾、可遵循、具有同一性，这些法律的品质性要求也基本适用于非法律的规则。
1.公开。法律应在其影响的范围内通过各种形式公布，从而对于受其影响之人来说，法律是可得的、易得的。公开是法律和内部规定、潜规则等的重要区别，可使法律融入人们的知识体系，进而可能有更多的人认同法律。2.明确。法治是规则之治而不是原则之治，抽象、原则、概括是立法之大忌，应当尽可能避免。只有明确，方可给立法、执法、守法以明确指引，既便于法律的贯彻执行，同时也可有效约束立法、执法行为。3.稳定。法律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惟有稳定，法律方可约束公权，保证法律不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有利于人们产生稳定的预期，树立法律的权威。4.可预期。可预期是法律发挥指引、规范功能的重要基础，惟有可预期，方能使人们有信心、有恒心，进而大胆交易、促进市场繁荣。5.无内在矛盾。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可给人们以明确指引、清晰预期，从而降低执法成本，减少执法偏差。6.可遵循。民主、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法律的可遵循度，是降低守法成本，增强守法意愿的关键。7.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指应该在公开、稳定、明确而又一般的规则的指导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惟有具有同一性，方可避免“自己立法、自己解释、自己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而最大限度实现法律的目的，毕竟绝大多数法律要通过政府来实施。[1]
二、合法性思维
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宪法至上，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接受、服从法律的统治。因此，领导干部应当具备合法性思维，无论是立法、还是执行，都应当事先问一下是否合法。
(一)合乎法律文本的具体规定
法律的制定要遵守《立法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同时，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级也不同，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解释以及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当法律文本规定不一致时，应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应当依据或适用的法律，也就是说都要找准、用准法律依据，既要杜绝“黑头的(法规)不如红头的(文件)、红头的不如白头的(领导批示)”现象，也要避免根据个人喜好或利益选择性适用法律，自觉维护法律的统一与尊严。
(二)合乎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
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社会实践的复杂多变，使得法律涵盖不全或者出现一些概括、模糊规定不可避免。因此，当某一领域没有法律具体规定时，应根据法律的原则、法治的精神去填补法律漏洞、适用法律，而不能为所欲为胡乱作为。同时，领导干部在面对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也要根据立法目的、法律原则、法治精神解释、适用法律，恣意解释、适用法律，“打擦边球”，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等心态都应当尽力克服和避免。
(三)正确对待“恶法”或者“坏法”
与自然法则、普遍道德、天理人性相背离的恶法是不是法?应不应当得到尊重和执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领导干部能不能以法律法规与行业、当地实际不符而作出不同规定或拒绝执行?与明目张胆违法违规不同，以法为“恶法”、不符合实际为由拒不遵守、执行的现象，在我国的实践中不仅比较常见，而且更容易为人们宽宥，因而值得深入探讨。
从历史来看，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以死捍卫了恶法的尊严，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大审判则宣告与人类基本道德和人性完全相悖的法西斯恶法非法，二者只不过分别是几千年“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之争的典型例子而已。“恶法亦法”所体现的是形式主义法治思维，强调规则的形式价值和普遍平等;“恶法非法”所体现的是实质主义法治思维，更多地强调规则内容和个案公正。
对领导干部来说，“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法治思维与中国传统的德治、人治思维更为接近，有时会更有利于眼前问题的解决，因此也更具诱惑力。但这种“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思维倾向恰恰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首先，在现代法治发展演变过程中，形式主义始终是现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也是现代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的理论基石。[2]哈耶克认为：“甚至可以说，要使法治生效，应当有一个常常毫无例外地适用的规则，这一点比这个规则的内容为何更为重要。……重要的是，规则使我们能够正确地预测别人的行动，而这就需要它应当适用一切情况——即使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我们觉得它是没有道理时。”[3]
其次，“恶法亦法”是法治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必经阶段。我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法律至上、规则至上这样一个形式法治的阶段，我们的国民规则意识非常欠缺，守法还没有成为惯行，法律还没有被信仰。实践中，法律不科学、不合理已经成为一些组织、公民甚至领导干部不遵守、不执行法律的惯常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思维，无疑是赋予了执法者、司法者更少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另类的人治。因此，只有强调“恶法亦法”，权大于法、情重于法的顽固结构才有可能被触动，法律至上、规则至上才会成为国民的共识。因此，在当今中国，即使“恶法”、“坏法”，也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在没有依法修改或废除之前，不能允许任意突破。因为，一旦允许随意突破一条“恶法”，在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就意味着成千上万条的“良法”将可能因此而受牵连，从而危及法律的权威和生命。对于一个法治社会而言，个案正义的失衡总是在所难免，法律的偶尔失当和沉默只能说是一种无奈，是人们选择法治这种社会生活方式必须付出的代价。领导干部应当力戒因看到法治的这种必要代价而丧失自己对于法治的信心，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攻击和否定法治。[4]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制定与上位法不一致的下位法，不能直接突破法律或者干脆否定法律，也不能绕开具体规定直接适用法律原则，或者以法律原则否定具体规定。在执法实践中，不能以公平执法替代严格执法，因为公平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对于严格依法办事确实可能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严重社会后果的，也应由有权机关通过法律解释等途径予以妥当处理。
三、程序性思维
公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因此，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程序性思维。
(一)公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需要程序
公权力需要程序。“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要遵守程序法，这已众所周知。立法也要遵守程序，《立法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的制定程序。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分、行政处罚，进行征收征用等，也须遵守一定的公开、公正、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权利，提高行政效能，增进人民对政府的信赖。
程序重于实体。实体相对于程序而言更具目的性，但法治强调程序正义甚于实体正义，因为法治的根本任务在于规范约束公权力，不借助于正当程序，公权力将很难被“关进笼子里”，实质正义也无从得以实现。
(二)程序不应等于“形式、过场”，程序要正当
近年来，在干部提拔、公务员招录等方面不断有负面新闻报道，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表态往往是“程序上没有问题”。对此种现象，有人认为“如果程序上没有问题，就是程序本身存在问题”。因此，不仅要有程序，程序还应正当，否则走程序将沦为“走形式、走过场”。程序的正当性来源于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参与、自治、及时终结和公开。
1.程序中立性要求程序参与各方不得因程序设计而受到不公正对待或享受特殊优待。“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所强调的就是程序的中立性，回避原则即是这一原则的体现。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应具有合理性，以有效防止武断、恣意、专横或反复无常。程序理性的核心在于权力应当以一种合理的、可以通过说明、论证以及逻辑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5] 3.程序排他性是指每一个程序独立、依法展开后，非经特定程序，不得更改，即排斥与其相同程序的再次重复与冲击。[6] 4.程序可操作要求程序明确、具体。5.程序平等参与要求接受程序法律后果的各方当事人在相同条件下，从程序主持者获得相关信息，并有相同的机会向程序主持者陈述自己的看法。[7]“任何裁决都要听取当事人的陈词”是平等参与的体现。6.程序自治要求程序的参与基于自愿，不得强迫。例如不得强制投票、听证等。7.程序及时终结要求程序符合效率原则，应有时限，要有终点，不能没完没了。8.程序公开要求程序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应当向程序参与人和社会公开。
四、权义性思维
法律通过权利和义务调整社会关系。因此，领导干部树立权义性思维。
(一)以权利、义务为线索去审视、调整社会关系
法治社会社会关系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通过权利义务建构起来的。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要求领导干部首先能够识别权利义务的基本类型和特点，从而以权利、义务为线索去审视、调整社会关系。以人为本本质上讲就应以权利为本，权利的本性是平等，因此要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平等配置、一体尊重、公平保护公民、法人的权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对于工作权、文化教育权等社会权，政府有积极作为的义务。因此，领导干部应从权利、义务两个纬度分析、认识社会关系，从调整、平衡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去制定法律、推进改革、执法司法。
(二)认真对待权利，切实履行义务
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他人权利。领导干部在行权履责过程中，几乎没有不影响他人权利的立法、决策和执法。一般情况下，他人的权利就是公权力的边界。因此，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当然，尊重权利并不意味着权利不可限制。但必须注意的是，对权利的限制是有条件的，即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征收就应当以公共利益为原则，程序正当、公正补偿。
领导干部应切实履行义务。不仅要尊重他人权利，还应当切实履行职责，严格市场监管，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竞争有序、自由安全。
(三)以权利、义务为基本分析工具，正确对待、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如果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去分析，就会清晰得多、简单得多，这也是正确对待矛盾纠纷及其当事人，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一种有效方法。比如，面对一起事件、一个矛盾纠纷，领导干部首先应当思考的是事件或矛盾纠纷的性质、权利义务关系，正常的法律途径，然后分析一下政府自身的权利、义务，并以此作出决策。既要避免该为的不为、不到位，同时也要防止大包大揽、乱作为。“花钱买平安”、“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等所体现的显然不是权义性思维。
五、权责性思维
权力是应当履行的职责，与权利具有选择性、可行使、可放弃、可转让相反，权力必须行使、不可放弃、不可转让。领导干部作为权力的行使者和责任的担当者，理应树立权责性思维。
(一)有权必有责
首先，制度设计上要做到有权必有责。法律法规在赋予行政机关权力的同时，应当规定相应的责任保障机制，既要避免有权无责，也要防止权责错位。也就是说，谁享有权力谁就应当负有责任，只规定权力不规定责任固然不好，但权力行使者和责任承担者不一致也需避免。
其次，实践中既要保证用权当负责，也要避免无权乱负责。责任不仅应落到纸上，更应落在实践中。要切实避免只有权力没有责任;上级享受权力，下级承担责任;一把手享受权力，二把手、副职或者其他人承担责任等权责脱离的现象。当然，没有权力却乱揽责的现象也应避免。
(二)权责要相当
越是权高位重，责任就应越大。有多大权力就应当承担多重责任。责任过轻既不能纠正滥用权力行为，也不足以威慑潜在违法行为。但责任也不是越重越好，过重的责任如同过轻的责任一样不会产生应有的约束力。
从理念上讲，全能政府就应当承担无限责任，而拥有有限权力的政府只能承担有限责任。因此，从责任的角度看，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也正是政府承担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转变的过程。
从制度设计讲，既要注意权力与责任在类型配置方面的相当，也要注意某一责任类型中责任程度的相当。立法中要实现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变重行政责任，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现象。同时，立法中要尽可能规定明确具体的责任，这样不仅可以使潜在的违法者提前防范、分散法律风险，而且可以有效约束执法者和司法人员，避免执法、司法不公。
从追责实践看，一要严格执法，任何人违法犯罪，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将法律文本规定的责任不折不扣地落实下去，避免“老实人吃亏”。二要防止不问青红皂白滥施责任。任何法律责任的承担都要符合一定的构成要件，不问原因、不问过错、不问真正的责任者的追责表面看来很严格，实际上往往是不妥当的。三要尊重责任追究机制。责任不同，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同，有权追责的机构也不同。对于没有追责权力的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来说，要尊重有关部门依法执法，不要动辄过问、插手，更不要接手、大包大揽责任追究过程。

『柒』 法律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

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实质正义是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是法律追求的最终目标；形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基本保障，是实现正义的前提和基础。

法官应当在尽力保持与往昔逻辑一致的形式下，实现法律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即透过形式正义追求实质正义，也即是透过冷冰冰的逻辑之幕。

法官对法律形式和实质的对称性的“智识性渴望”的知性背后，潜藏着的是力保法律对人类情感做出的真切的法律本身及其法律从业者的德性。实质正义固然是法治的最终目标，形式正义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7)程序正义法治扩展阅读：

当二者发生冲突之时应该谨慎衡量二者的关系，不要过分的追求所谓的正义而忽视形式正义，适得其反，阻碍法治进程的发展。在法治社会之下，追求实质正义时程序正义显得更为重要，程序正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程序保证正义，社会是多变和复杂的，要有规则来维持秩序保障正义，就如一场足球赛，要保证最后的结巧是公正，就必须有明确的规则。

球员需按照既定规则踢球，裁判需按照既定规则裁判，只有这样最后的结果才是被大家所认可的公正，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就如同赛规则在足球赛中的作用，都是用来保障最终公平正义的实现。

程序正义与法治密不可分，程序正义促进保证法治的实现。在法律工作中，无论是立法工作，还是司法和执法工作，都必须强调程序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程序正义的实现程度就是法治的实现程度。但是要注意到的是注重程序正义不意味着抛弃实质正义，实质正义也同样重要。

『捌』 公正的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区别

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美】伯尔曼 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

『玖』 如何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法治

“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们的法治社会建立起来了吗？”贺卫方用了近一个小时来集中分析了在当下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急剧转型过程中，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困境和前进路径。他从“孙志刚事件”说起，深入分析最近发生的重庆相关事件等等当前中国社会各类具体问题，诸如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相互打架、司法程序正义被严重轻视、司法权威相对卑微脆弱，民意舆论干扰司法等问题，表达了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法学家对建设法治国家的深深忧虑。“孙志刚因为收容遣送制度而死了这么多年，但我们国家至今还不能建立起审查违宪法律的制度。只有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才能让法律之间不出现相互打架。”
中国如何建设法治社会？贺卫方以轻松幽默的词语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如英国、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宪政制度。如英国首相的办公地点设在唐宁街10号这个不起眼的小门之内，英国和日本的君主均以不干涉政治而享受尊崇，美国最高法院一直由9位年老的男人控制……在形象生动地描述西方法治国家这些特殊法治建设的同时，贺卫方也阐述了这些特殊制度背后的法治国家理念。
贺卫方认为，法治建设的关键是，宪法是一个国家根本大法，任何其它法律法规都不能违反宪法；任何权力都应该纳入法律的管束之内，政府的所有权力都应该受到有效的限制；国家的公共权力应该是相互独立并相互制衡的，既要有横向的分权，也要有纵向的分权；法律的权威与民主紧密联系，法律没有权威正是因为没有民主。
他认为，尽管中国的法治道路艰难坎坷，但是他坚信，民主与法治的进程正在加快，法治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家一定要有耐性”。他呼吁广大学子和法律工作者应坚定法治信念，为推进中国法治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

『拾』 通过法律救济渠道用公证的程序理性的方式解决各种纠纷是什么法治社会的基本特

通过法律救济渠道用公证的程序理性的方式解决各种纠纷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点，也是在和谐社会的必要保障。

法治在政治上，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政治权力的规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律是否至上，特别是权力的运行有没有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是区分法治与非法治的主要标志。要实现法治，立法机关就要依法立法，行政机关就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就要依法审判，执政党就要依法执政。

(10)程序正义法治扩展阅读：

建设法治政府的意义：

1、有利于实现民主政治。

法治与民主具有天然的联系，法治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保证。建设法治政府可以调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冲突，从体制、机制、程序上规范民主、发展民主、保障民主，实现民主政治。

2、有利于促进法制完备。

建设法治政府要求必须建立完备的法律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制完备首先是形式意义上的完备，即法律制度的类别齐全、规范系统、内在统一；其次是实质意义上的完备，即法律制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需求。

3、有利于严格公正司法。

建设法治政府要求司法人员自觉用公正理念指导司法工作，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树立司法权威，发扬司法民主，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