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西周立法

❶ 西周初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什么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是西周时期的立法思想。
一、西周时期的理念与法律指导思想
（一）“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
1、产生的背景
西周统治者通过总结商纣王暴政亡国的教训，认识到“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并用“德治”的理念改造夏、商传统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建立起“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
2、“以德配天”的思想内容
（1）修养君主道德，适应天道要求
“以德配天”的天，指天命，天道。引伸为自然规律。在西周统治者看来，上天选择人间君主的标准，是“为政以德”。人间君主要想获得上天的支持，首要条件是修养道德，以道德约束统治者的私欲。唯有“敬德”，“明德”的君主，才符合天命与天道的要求，才能获得上天的保佑，求得王朝统治的长久。
（2）“以德配天”的三大要素
①敬天，指祭祀与尊崇上天，服从天命。
②敬宗，指祭祀与尊崇祖宗。
③保民，指在维护王朝统治的前提下，保护百姓最起码的生存条件。
3．“以德配天”思想是西周从神治到德治思想的重大转折
“以德配天”是西周统治者逐渐摆脱神权思想控制，实施“以德治国”统治模式的重大转折，是中国政治理念与政治法律思想的重大进步，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
1、“明德慎罚”思想的产生
西周初期统治者以殷纣滥施酷刑为鉴，确立了德治理念，并作为治国基本方针。进而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
2、“明德慎罚”思想的主要内容
（1）西周“明德慎罚”，是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与法律指导思想
明德，指倡导本阶级伦理道德并用“忠”、“孝”等道德观念教化灌输百姓，使社会成员的头脑中形成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遏制犯罪。慎罚指在适用法律与实施刑罚时，保持克制与审慎。除不得不杀的重大罪犯外，一般都可以宽缓处理。
（2）西周“明德慎罚”思想，奠定了中华法系治国的基本的理念

❷ 西周法律制度对后世立法的影响有哪些

西周开创的礼、刑结合的治国模式

A．礼、刑二种手段的共同性
从宏观上看，西周时期的礼、刑两种手段，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规则，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构筑了西周社会完整的法律体系。凡礼之所禁，必为刑所不容，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
B．礼居主导地位
在西周礼、刑二者的关系上，礼居于主导地位，刑要服从礼的指导。因为礼是积极的主动性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其功能在于全面地预防社会犯罪。
C．刑居辅助地位
在西周礼刑关系上，刑是居于辅导地位，在礼的指导下对已然发生的犯罪进行制裁，处于消极与被动的状态。刑是礼的必然补充，礼以刑的强制力为后盾，用刑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礼。
D．西周礼刑结合的治国模式，影响中华法系二千余年
（1）开创了一种新的治国模式
西周时期将礼、刑两种手段结合起来共同治理国家的方式，开创了世界上的一种独有治国模式，影响了中华法系二千余年。
（2）影响深远
西汉的“德主刑辅”，唐初的“德本刑用”，明朝的“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的治国模式，都渊源于西周的礼刑结合的方式，西周在治国模式上，作出的贡献是开创性的，至关重要的。

❸ 西周时期形成的立法原则有哪些

答1：西周时期形成的立法原则是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主张以德为据，达致敬天、敬祖、保民的立法目的。
答2：中国古代遵循的量刑标准一般由具体的法典或者根据古代刑官的自由心证确定。

❹ 西周时期的主要立法活动有哪些

西周时期，最经常的立法活动和最主要的法律形式，是传统的“诰”、“命”、“誓”等王命，当时周王颁布的王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誓：即誓词，是周王战前向臣下发布的军令性质的命令。

诰：是指诰诫，是周王对诸候和下级官吏的训示。例如《康诰》，是周公个定叛乱后，封康叔于殷地来统治当地的商朝遗民。在康叔就任时，周公发布大法，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刑法原则和政策，对西周的立法和司法起着指导作用，影响极为深远。

命：即周王告诫群臣，或针对某项具体事务而发布的命令。它是指导国家活动的重要根据，因此周王多次强调，“勿废联命”。诸侯的卿大夫在封邑内发布的命令，也是重要的法律渊源。

除此之外，西周主要的法律形式就是礼与刑。西周王朝幅员辽阔，一度出现过奴隶制社会的高度经济繁荣。体现在法律上，就是“周公制礼”和吕侯制刑两大立法事件的出现。

（一）周公制礼

“礼”，这个专有名词可能是由于周公制礼才确立的。所谓周公制礼，并非是周公个人意愿的立法活动，而是以奴隶制宗法等级作为依托，确立调整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相互关系，维护其特权的行为规范。

西周开国初期，针对统治形势的需要进行了制礼的工作。在周公的主持下，以周族以前的习惯法为基础，特别是关于精神和原则方面，同时吸收夏商两代礼仪制度中的有用部分，经过整理制定了有关国家制度，调整社会关系以及生活规范的礼典。包括政治、经济、伦理、婚姻、习俗等各个方面，涉及刑法、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多种法律内容。它的实质，既是确认周代国家政权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又是进一步运用法律手段巩固宗法制度和国家政权合二为一的具体保障，因此影响十分深远。

经过制礼，西周奴隶制国家的法律才逐渐趋向完备，周礼实际上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周礼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二）吕刑

西周到了穆王时，国家财政出现危机，周穆王命司寇吕候进行法律改革，制定吕刑，“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可见吕候受命制定的是赎刑，而不是一般的刑罚。吕侯制刑，是西周政权的一次法律改革，它通过制五刑进一步阐明了古代法学理论的渊源，使国法与宗法的统一达到理想的境界，为后来封建法典的制定作了先导。

吕候制刑的历史背景，除了为搜刮民财之外，当时狱政的腐败、也是促使制刑的中要原因。因为典狱官吏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不如干脆制定赎刑，还可以把收入归公。从《尚书·吕刑》的记载来看，吕刑所确定的照刑原则以及其他刑事政策，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也说明当时奴隶制立法趋于成熟。改革的基本精神，在于贯彻周初“明德慎罚”的指导思想，强调国家司法从选择司派官到具体执法各个环节都必须慎重、崇德。但是吕候制定的《吕刑》并不是成文法典，它只是一次法制改革。封建时代之所以对周公制礼和吕候制刑津津乐道，其价值就在于它为封建国家制定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确立了一个“千古遵循”的法则。

另外，与周朝法律不冲突的南朝习惯法，还在殷商人集中的地区准许适用，称之为“殷彝”。此外遗训作为先王遗留下来的遗制，必须遵循。

❺ 西周时期刑礼结合对现代立法的影响

西周法制指导思想：：继承神权，提出德治思想。
l、以德配天
2、明德慎罚：是西周时期提出的一种法制思想。内容简单说来即提倡德治，谨慎使用刑罚。
西周各代统治者把道德教化与刑罚镇压结合起来，形成了西周时期“礼”、“刑”结合的法制特色。“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法制观，被后世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的原则与标本。
3、刑法世轻世重：（西周）是指应根据时世的变化来确定用刑的宽与严、轻与重，具体内容是：“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西周立法概况：
1、周公制礼：西周时期周公将夏商时期的礼制加以整理编撰而成。
2、西周时期的礼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以及言行规范的总称，是一种综合性的行为规范。
礼的内容：“亲亲”与“尊尊”是礼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影响中国古代法律的两项重要制度。“亲亲”“尊尊”、维护的是以父权为主的家族关系和以君权为主的等级关系。
3、吕刑。西周时期周王朝司寇吕侯所作，又称甫刑，注意尚书中的吕刑篇不是成文法典，而是对此次法制改革的一次记录。
4、九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有两种含意：一是指周朝的刑书，另一种含义是西周的刑法。
5、遗训、段彝。“遗训”是指先王留下的遗制，“段彝”是指商朝的习惯法。
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政策的司法化，是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对于刑事司法政策的考察，离不开对刑事政策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刑事政策的不同，主要是对不同的刑事法制指导思想的具体反映，刑事政策的变化反映了刑事法制指导思想的发展变化。而中国刑事政策发展的历史无疑也蕴含在中国刑事法制指导思想的发展变化之中，体现在刑事司法过程的法律适用之中。自先秦中华法系初成直至晚清法制改革之前，中国历代的成文法典始终处于民刑不分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诸法合体”，但又以刑为主。中华法系的成文法典，大都以维护其封建统治政权为中心，将不利于其政权稳定、不利于其封建统治的行为统统禁止于法律之中，行为性质涉及民事、刑事、行政等各领域，国家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一律规定为犯罪，科以刑罚，国家司法机关也没有明确的民、刑划分。因此，对于中国历史上各朝代有关于刑事法制思想的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国刑事法律政策的变迁。

一、奴隶制时代的刑事政策

奴隶制法制时代，在时间上包括自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476年这一历史阶段，一般是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在中国奴隶制法制时期中，夏、商是奠基时期；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度崩溃、瓦解，封建制度萌芽、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而西周则是中国早期法制的鼎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代表了中国 奴隶制法制时期的最高成就。西周统治者修正了神权政治学说，并确定了周王朝新的统治策略，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刑罚世轻世重”等一系列的法制指导思想。西周像前代一样，坚持“王权神授”，但又提出了“天命有德”的思想。主张统治者要恭行天命，遵从天帝和祖宗的教诲，爱护天下百姓，才能达到“以德配天”。将“以德配天”落实到法制领域便是“明德慎罚”，“明德慎罚”要求统治者要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也就是要通过道德教化的手段使天下民众臣服，在制定法律、实施刑罚时应当宽缓、谨慎，而不应一味地用严刑重罚来迫使臣民服从。正是这种法制指导思想的确立，使西周各代统治者把道德教化和刑罚镇压结合起来，形成了西周“礼”、“刑”结合的法制特色。西周的统治者在总结前代的立法用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刑罚世轻世重”理论，也就是“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确立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认为应当根据时世的变化来确定用刑的“宽与严”、“轻与重”，并以此来指导周王朝的法律实践。在西周时期，就已经确定了一系列极为先进的刑事司法原则。确立了老、幼、智力障碍者犯罪免受刑罚处罚，即“三赦”之法；区分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即“三宥”之法；明确了“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赦原则；强调“中道”、“中罚”、“中正”宽严适中的刑罚适用原则，要求宽严适中，符合正道。《尚书·吕刑》说：“士制百姓于刑之中”。西周的刑事法制指导思想、刑事政策及刑罚适用原则，都达到了早期法制的顶峰，都是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对中国后世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春秋时期，政治保守派从社会混乱的现实出发，提出了新形势下的“礼治”路线，主张“为国以礼”，“以礼明是非”，要求保存礼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与此针锋相对，管仲、邓析等人为代表的政治革新派则极力倡导“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和“事断于法”，认为法是判别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试图创建新型法制来取代奴隶制社会的礼制。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郑国子产曾言“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 子产死后，子太叔执政，采取宽厚政策，以至使奴隶主势力抬头，激起人民不满，纷纷反抗。子太叔只得发兵镇压，杀了许多人，才制止了这种反抗运动。孔子听说此事后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后来，被用于形容宽松与严厉两种手段相互配合使用，汉代王粲在《儒吏论》说，“吏服雅训，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自克也。”“宽猛相济”主要用来指代以刑罚辅助德教的统治术。

二、封建制时代的刑事政策

封建法制时代的法制，一般是指战国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各主要封建王朝的法律制度，在时间上包括自公元475年至公元1840年这两千余年的法制历史。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的主体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发展和成熟的。战国时期在法律的适用上，法家学说反对“礼有差等”，而主张“刑无等级”，主张制定并执行相对公正、平等的法律，在保障国家和君主利益的基础上，平等地适用法律，即所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法律的制定上，法家主张“行刑重轻”、“不赦不宥”，即主张用严刑重罚的手段来达到以法治国的目的。“重刑主义”是法家思想的突出内容，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严厉的法律惩罚才能达到“禁奸止过”的目的，他们要求“轻罪重判”提高量刑幅度，最终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秦朝奉行法家学说，打击儒家思想，主张峻法严刑，推行“专任刑罚、躬操文墨”的政策，使“法令诛伐，日益深刻”，通过“深督轻罪”使“民不敢犯”，达到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并且确立了“累犯加重”、“教唆犯加重”、“自首减轻”、“诬告反坐”等刑罚适用原则。到汉朝统治初期，统治者深刻反思法家思想，严厉批判“专任刑罚”、“重刑轻罪”的主张，确立了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宽省刑法”的指导思想。汉初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封建统治已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汉武帝决心改“无为而治”为“有为而治”，采纳了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将“礼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法制指导思想。汉代的刑罚适用原则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确定了“上请”、“恤刑”、“亲亲得相首匿”等刑罚适用原则。隋唐时期是中国传统法治的成熟、定型阶段。这个时期的法律制度也是如此，以《唐律疏议》为标志，中国古代法律与道德的融合，也就是“立法结合”的过程也基本完成。唐朝统治者为了稳固封建统治，总结了隋朝迅速灭亡的历史经验，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法制指导思想，唐高祖李渊也提出了“立法务求宽简，取便于时”的思想。贞观修律后与前朝《开皇律》相比，大为宽简。唐朝的立法以科条简要、宽简适中、用刑持平为特点。隋、唐、宋时期，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确定了“公罪从轻、私罪从重”、在共同犯罪中“首犯从重，从犯减轻”、自首、类推、老幼废疾者减刑、累犯加重等刑罚适用原则。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极端专制的时期。宋朝于仁宗嘉佑年间、神宗熙宁年间分别专门创立了《窝藏重法》和《盗贼重法》，严厉重惩“重法之人”，即武装反抗封建国家的农民。元朝秉持“分而治之”的国策，按民族与地域的不同，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等级，实施不平等的差别待遇。明朝则以元朝的灭亡为鉴，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重典治国的基本策略，以“刑乱国用重典”作为指导思想，特别以“重典治吏”作为重典治国的着眼点，明太祖朱元璋更是掀起了肉刑复活的高潮。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推行礼法结合的统治术，沿袭了“德主刑辅”的理论，提出“尚德缓刑”的立法思想。虽然清朝不像明朝那样滥用肉刑，但是肉刑并未绝迹。明朝确立了“从重从新”、“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刑法适用原则，而清朝对于“重其所重”原则体现得更为充分，完全继承了传统封建法典中的“十恶”制度。

三、近现代的刑事政策

清朝末期，一般是指自鸦片战争至1911年清代灭亡的这段时间。在清朝末期，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清政府存在的最后十年中，清政府被迫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法律改革，大量引进了西方近、现代法律学说与法律制度，对清代原有法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清末法制变革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中国古代法律体制从这时起向近代法律体制过渡。《大清新刑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法典，抛弃了以往“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采用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刑法原则，如“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对幼年犯罪改用了惩治教育的办法。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袁世凯以《大清新刑律》为蓝本，略作修改，颁布了《暂行新刑律》以及一系列单行刑法，主要是补充了一些犯罪罪名，加重了量刑幅度，恢复了部分封建性条款，采用重刑方针，严厉镇压反抗军阀统治的活动。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刑法》（有新旧之分），新刑法由“客观主义”改为“侧重于主观主义”，强调犯罪性质，而非客观后果；由“报应主义”改为“侧重于防卫社会主义”，强调“保全与教育机能”，从而引进了保安处分制度。南京国民政府的新刑法，原则体例均效法西方刑法，把“罪刑法定”原则同封建刑法的落后与法西斯主义恐怖性融为一体，采取“从新从轻主义”，但保安处分取“从新主义”和裁判后的“附条件从新主义”。确定了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原则，严格限制自诉权，扩大检察官权限，确立保释制度，以及秘密侦查制度。在通常的中国法制史体系中，192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革命根据地所创建的法律制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制发展，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革命根据地时期，工农民主政权为了打击反革命活动，惩办其他犯罪分子，保卫工农民主政权，各地苏维埃政府颁行了许多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政治犯自首条例》等。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采用的刑事司法原则主要有：区分首要和次要，区别对待；对自首自新者实行减免刑罚；罪刑法定主义和类推相结合；废除肉刑，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按照阶级成分及功绩定罪量刑等等。抗日民主政权将运用刑罚手段，惩治汉奸反动派，作为保卫边区和抗战的一项重要任务。

1942年的《陕甘宁边区刑法总分则草案》，创造性地发展了新民主主义刑法原则，主要有三条，即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贯彻保障人权原则、实行感化教育原则。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刑事立法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反动阶级的破坏，为此，各边区、大行政区、各地军管会及人民政府先后制定了刑事法规。对刑法原则的重大发展是明确规定“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刑事立法原则。解放区民主政权总结经验，适应处理、改造大批反革命分子的需求，把某些反动或破坏分子交由群众监督改造，并将之制度化，创设了新刑种“管制”，并随着形势的发展，广泛应用缓刑、假释制度。建国初期，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进一步具体化。“镇反”运动中，党中央决定，对反革命分子，凡是应杀的，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罪行以及最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

在“五反”运动中规定了具体的宽严界限，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在《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这标志着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治斗争策略向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转化。同年9月19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中，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具体内容概括为：“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 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的刑事政策作为制定《刑法》的政策依据。至此，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中得到了贯彻，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为了适应国家发展与打击、预防犯罪的需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有了一种适合时代特点的新提法，这就是“宽严相济”。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职务犯罪确定了八项刑事政策，其中一项就是“有效运用区别对待、宽严相济政策”。2004年，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必须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对具有法定从宽条件的应依法从宽处理。”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四、小结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变迁，无论在什么样的法制指导思想下，无疑都蕴含着统治者对于刑事法律轻与重、宽与严的深刻思考。从西周的“明德慎罚”、“刑罚世轻世重”，到春秋时期郑国子产的“宽猛相济”；从战国时期法家的“行刑重轻”、“不赦不宥”，到汉朝的“宽省刑法”“德主刑辅”；从唐朝的“德本刑用”，到明朝的“刑乱国用重典”；从清初的“尚德缓刑”，到清末的“罪刑法定”；从抗日民主政权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新中国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如今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始终是与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连的。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着统治者刑事政策的制定；刑事政策决定着刑法的适用，决定着刑事司法政策；而刑事政策又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反作用。适宜的刑事政策能够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合时宜的刑事政策则会消极地阻碍社会的发展。宽严相济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其基本精神也一直为我国所倡导，如今为了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需要，对这种精神从更高的层次进行概括与总结，进而有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一提法，其本质上是对古今中外治国方略的重要总结；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具体体现。

❻ 西周的刑事立法指导思想是什么

明德慎罚是来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自之一。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它是慎罚的指导思想和保证。所谓慎罚，就是刑法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

解释：慎：谨慎。多行恩惠，少用刑罚。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它是慎罚的指导思想和保证。所谓慎罚，就是刑罚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

(6)是西周立法扩展阅读

殷商初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天命”、“天罚”思想，但随商王朝国力的强盛，商王朝统治者自命为天之子，由是“天罚”实质上演变天“帝罚”思想，忽视民的存在而为所欲为。西周的奠基者周文王极为重视道德，被孔子赞叹为“仁哉文王”。

周文王的继承者周武王在灭殷之后，更是从理论上总结了殷商兴亡的经验，指也从成汤到纣王的父亲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才保住了王权，后来纣王失了德才招致亡国之祸。

西周的建立，在周武王看来也是由于能够实行德治的结果：周文王“克明德慎罚”，所以“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

❼ 中国法制史 西周立法指导思想的发展变化及意义

总结西周的法律制度（包括法制指导思想、立法概况、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一) 法制指导思想 1． 以德配天2． 明德慎罚3． 刑罚世轻世重4．西周法制指导思想的影响：它不仅对西周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及其宏观法制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政治和法律理论中，被后世奉为法律制度的原则和标本，对于后世封建帝王的立法用刑有着深远的影响。(二) 立法概况1． 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誓；诰；命；不公开的刑书；以礼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周族习惯法2．礼：周礼是西周时期的法律规范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礼”是指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礼起源于夏朝，到西周时期已发展为法律形式，到春秋、战国时期又失去了其规范社会的作用。礼分为抽象的精神原则和具体的礼仪形式两个方面。其中，抽象的精神原则又分为亲亲和尊尊两个方面。亲亲是维护封建家族秩序的，而尊尊是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亲亲和尊尊下面又形成了“忠孝节义”等具体的精神规范。具体的礼仪形式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个方面。周礼已经具有法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具有法的三大特征：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强制性。周礼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起着广泛的调整作用。3． 吕刑（甫刑）：记载了穆王命周王朝司寇吕侯进行法律改革的大致情况。《尚书》中“吕刑”不是成文法，而是对这次法制改革的一次记录。4． 九刑：一是指周朝的刑书；二是指周朝的刑罚。5． 遗训、殷彝：遗训是指先王留下的遗制。殷彝是指商朝习惯法。(三) 刑事法律制度1． 罪名（1） 政治性犯罪：违抗王命罪；贼（破坏礼法）；芷（隐匿贼）；（2） 破坏社会秩序、侵犯人身、财产罪：冠攘奸尻罪（聚众抢劫罪）；盗（窃取财物）；奸（盗用国家宝器）（3） 渎职罪：惟官（畏权势）、惟反（徇私枉法）、惟内（为亲属徇私枉法）、惟货（贪赃枉法）、惟来（受人请托枉法——斡旋受贿罪）2． 刑罚（1） 五刑：墨、劓、非、宫、大辟。肇始于夏朝，发达于商、周，影响及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之久。（2） 其他刑罚：圜土之制——相当于后世的有期徒刑；嘉石之制——相当于后世的拘役；赊刑——始于夏朝。3． 刑罚适用原则（1） 老幼减免刑罚原则：三赦——老、幼、蠢（2） 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三宥——过失、不知、遗忘；过失——生；故意——非生；惯犯——惟终；偶犯——非终。（3） 罪疑从轻、罪疑从重原则（4） 宽严适中原则4． 礼刑关系（1） 礼与刑是西周法律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当时完整的法律体系。其中，礼是一种积极的规范，而刑则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二者相辅相成。（2）“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一法律原则始于西周。礼不下庶人是指庶人不可能按贵族的的礼仪行事。而“刑不上大夫”则指大夫以上贵族犯罪，可以获得某些宽宥，在适用刑罚时享有某些特权。但并不是说士大夫就可以不受刑罚制裁。(四) 民事法律制度1． 所有权与契约：西周时有专门的官职管理契约事宜，称“司约”，并设有“质人”作为具体的市场管理人员。质剂：适用于买卖关系的契约形式；傅别：借贷关系的契约形式。2． 婚姻：三大原则——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七出”——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盗窃；“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3． 宗法继承：嫡长子继承制。（商朝前期：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商朝后期：嫡长子继承制牢牢确立。）(五) 司法制度

❽ 西周立法的概况

西周的政治经济制度
文摘资料
文摘内容
西周统治的巩固，与其建立稳定的制度很有关系。支撑周朝天下的有四大制度：封建制、宗法制、礼乐制、井田制。封建制是西周的政治制度，也是其统治的核心。井田制是维持封建的经济制度。至于宗法、礼乐制，则是维持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

根据封建制度，西周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对域内实行有效的统治。制订的刑罚，比商代更系统。常备军的人数比商代还多，在宗周驻有六师，在成周驻有八师。全国的土地与臣民，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天子把爵位、土地连同居民分封给诸侯时；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所封的诸侯国，要定期朝见周天子，各诸侯要服从周天子的命令，要向天子贡献财物，要派兵随从天子作战。 有保卫王室的义务。如果不纳贡服役，就是侮慢王室，要受到惩处。同时诸侯可把土地及居民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之下又有士。这就构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金字塔形之贵族等级制。为了维系封建制度，西周还形成了按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宗法制，规定从天子到士各级贵族的名位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并建立以全国最高宗主——周天子为核心的层层藩屏。

此外，周公还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祭礼)、凶礼(丧礼)、军礼(行军，出征)、宾礼(朝觐，互聘)、嘉礼(婚宴，加冠)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在经济方面，西周实行的是"井田制"。在西周，全国土地均属周室所有。天子将王畿外的土地分给诸侯作封国，诸侯又分地给卿大夫称采邑，士则从卿大夫取得食田。但是各级贵族对于自己的土地(从王畿到封土、采邑、食田等)，只自留一部分，称公田，其余则交给庶民耕种，称私田。据《孟子》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其意思是说各级贵族以方里"九百亩"而划成井字形的田，中间一百亩为公田，四周是私田分给八户。农家要先合力耕好公田，然后才能回私田劳作，这实际上是一种劳役地租制度。在西周前期，井田制颇见成效。周人发祥于土壤肥沃的渭水流域，素以精于农耕见称，立国后农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当时不但有铜制农具，有种类众多的农产品，还注意农耕方法，普遍采用耦耕(二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并采用"休耕法"来保持地力。当时的休耕法是把土地分成三部分，每年保持一部分不耕，以后相互轮替。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受封者常常擅自割让或交换土地，渐渐将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同时，随着新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私田的数量也在增加。私田的出现，对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起到腐蚀和冲击的作用。

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比商代又有发展。青铜业生产进一步扩大，除王室控制的青铜作坊外，诸侯国也有自己的青铜作坊。在青铜冶铸方面，西周中期以后许多铜器上铸有长篇铭文。最多的一件铸有499个字，不亚于当时的一篇文献。农业、畜牧、纺织、冶金、建筑、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也有不少新进展。这些成就促使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有变化。考古学家在西周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人工冶制的铁器，说明至少在西周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

❾ 题目:评述中国古代立法指导思想的发展并列出历朝立法成果

中国历代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活动的演变

陈建华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权法思想。

神权法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阶级属性，成为神权法思想。

夏朝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对人间进行统治；把他们对奴隶和平民的镇压和惩罚说成是“恭行天罚”。从夏朝开始，奴隶主就利用“天命”、“天罚”的神法权思想对奴隶进行欺骗，给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继承了夏朝的神权法思想，并且较夏朝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

立法活动：

1、禹刑。《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总称，并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具体内容无可详考。

2、汤刑。《左传》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它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包括不成文的习惯法和国王发布的“誓”“诰”“命”等。誓侧重于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发布军事命令或宣布军事纪律，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军法。诰侧重于国王或者权臣对大臣、诸侯或者下属官吏发出的命令、指示或训诰。命是君主针对具体事情发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

是明德慎罚与以德配天以及亲亲与尊尊，具体到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就是“义行义杀”和“明德慎罚”。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统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与丰富，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所谓“义行义杀”，就是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刑杀的方法。

所谓“明德慎罚”，就是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倡德治，提倡伦理道德的强行灌输，以期在人们头脑中构筑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同时在镇压时，采取审慎的方针，即区分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界限，对一般犯罪采取宽缓的原则；对严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动

1、吕刑。周穆王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吕侯作“吕刑”。后因吕国改称甫，所以又称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内容不可考，《尚书•吕刑》有所记载。吕刑论证了敬德于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隶制法制的成熟状态，是在总结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设经验基础上的重大发展，影响深远。

2、九刑。两种含义，一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书；一为西周的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上赎、鞭、扑、流等刑罚，合起来称九刑。

3、周公制礼。将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系统化的周礼，即所谓礼典，规范调整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周礼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立了封建性的国家，为了巩固从奴隶主手中夺取的政权，封建地主阶级采用法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意思是说，取消按照血缘关系而规定的法律特权，取消按照爵位的有无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国君之外，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罪处罚。这样，开始打破奴隶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垒。

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要制定成文法，并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从而否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轻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这样，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了。

立法活动

1、郑国“制刑书于鼎”。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得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率先制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是打破奴隶主垄断法律的一种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局面。

2、邓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郑国大夫邓析自行修订郑国的法律，书于竹简之上，称为“竹刑”。它虽属私人作品，但是影响很大。邓析后因“私造刑法”有违“国家法制”，被执政驷歂处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郑国流传并为国家所承认，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

3、、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之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4、《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共有6篇，《盗法》、《贼法》、《囚法》（又称《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将《盗法》和《贼法》放于法典之首，体现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它是战国时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它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它的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

5、商鞅变法。战国时期一次最为重要的社会改革。，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史称“改法为律”。法是指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由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刑”发展而来。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改法为律即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观念的又一进步，对秦朝法制统一有重要的意义。此后，中国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导思想仍然采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现为：

1．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第二层含义就是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

2．事皆决于法。秦朝专任刑罚，规定了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3．以刑杀为威。这一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法网严密；第二，严刑重罚；第三，滥施刑罚。

立法活动

秦朝法律制度的许多内容直接来源于商鞅变法期间以及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所确立的制度。秦统一后主要是颁布各种单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动频繁，但没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统一法典。

（五）汉朝的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汉初到文景帝时期采用黄老的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思想，到了汉武帝之后确立了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后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1．汉初至文景时期

汉初至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治的指导思想。

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养，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刘邦手下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道莫大于无为”。当时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黄老思想。文景时期尤为显著。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荣景象。

2．汉武帝以后

汉武帝以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

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室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匈奴不断入侵，最高统治者就亟需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寻求新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招贤纳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思想应对。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首先要统一思想。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术，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结合起来，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万物都分为阴和阳，德为阳，刑为阴，德主则刑辅。这也是总结秦朝“转任刑罚”的教训，提倡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开端。

立法活动

1、“约法三章”与《九章律》。刘邦入咸阳后，宣布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朝建立后，高祖命萧何参照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法经》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它是汉朝的基本法律。

2、汉律60 篇。惠帝时，叔孙通为补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仪品之制，编订《傍章律》18篇；武帝时张汤制定《越宫律》27篇，规范宫廷警卫等事项；赵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贺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汉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导思想同当时“安民立策”的总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

1．德本刑用。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二者相辅而行。

2．法令简约。所谓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

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犯罪者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

立法活动

1、《武德律》。为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颁布，是唐朝立法的开始，以隋朝《开皇律》为基础，没有太多变化。

2、《贞观律》。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全面修订法律，经过11年的时间，完成并正式颁布，共12篇，500条。构筑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贞观律》为蓝本，制定颁布《永徽律》，共12篇，500条。后长孙无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对律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于律后合编一起，称为“永徽律疏”。它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后被称为《唐律疏议》，它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具社会影响的代表性法典，集中体现了唐朝法律空前发达的盛况。

（七）宋代立法指导思想

宋王朝统治时期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部曲转化为佃农，摆脱地主的私属地位，跻身为国家编户。宋初统治者为适应这一变化，总结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导致变乱的教训，确立中央集权的基本国策，加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统治。

宋代统治者针对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确立了重惩“贼盗”的法制指导思想。主张采用重法，使用酷刑严厉镇压“贼盗”犯罪，所谓“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就说明了这一点。

立法活动

1、《宋刑统》的制定。在内容上沿袭《唐律疏议》，但在各篇下分214们，并且律后附有唐中期以后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编敕活动。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编敕》后，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编敕。

3、编例活动。宋代也很重视编纂条例和断例工作，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神宗变法期间首颁《熙宁法寺断例》，南宋时期高宗颁布《绍兴刑名断例》等。北宋哲宗首颁“权宜指挥”，至南宋中期指挥已达数万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趋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导思想

一是“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二是沿用本民族习惯法。

立法活动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为元代立国后第一部成文法典汇编。

2、《风宪宏纲》与《元典章》。分别制定与元仁宗时期与元英宗时期。

3、《大元通制》。以《风宪宏纲》为基础，修订了元代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状况。

（九）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

1．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

2．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

3．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动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洪武30年完成并颁布于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条，一改传统的刑律体系，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仅本朝终世奉守不变，历代也无敢轻改。

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亲自督导编制了《大诰》四编。主要内容是为惩治臣民各种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发布的训词诫令，是明朝具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汇编，充分体现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问刑条例》。条例是明律以外的单行法规，一般简称“例”。通常来自于司法审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机关根据该案例拟定条文，经皇帝批准颁布，成为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间，刑部删订《问刑条例》，使之成为正式法律，还将律例合编，例为附注，称《大明律集解附例》，影响了清朝。

（十）清初“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统治者从关外时期起，就重视借鉴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极时，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则是有条件地援用女真族的习惯法。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开始将明律为代表的汉族封建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有关的法律、法令中。在汉官的建议下，清代法制建设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作为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

立法活动

1、《大清律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较为完整、严密的定型大法，它与《大明律》的体系结构基本相同。

2、则例。则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为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等。则例指清朝针对中央各部门的职责、办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是规范各部院政务活动、保障其正常运转的行政规则。可以视为清政府的行政法规，自康熙朝开始制定，分为一般则例和特别则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