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法治贡献

1. 《ZT江平：三点水的“治”,非利刀“制”(梦践行者5)》最新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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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专家江平先生体态发福，行动也不是很利索，毕竟近80岁了，其法学思想在中国仍举足轻重。资历来讲，1949年北平解放，江先生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筹委会工作，一位老革命了。能称为老革命，又是被时代需求的专家可谓凤毛麟角了。 上讲台讲演不需搀扶，也不用讲稿，浓重北京腔的讲演扔地有声： 宪法开始到一般的法律都应该维护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尊重人的权利。中国当今要让世界各国人们佩服你的不仅是经济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文明的发展。 四五年以前，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友希望我题一个石碑,表明我的希望。我在这个石碑上题了四个字:法治天下。这也正是我的中国梦。法治天下是不是能够概括文明复兴的一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至少法治天下是文明复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为什么我们要用法“治”代替制度的“制”。我觉得有很深刻的含义,法律作为一个制度、规则来说,任何国家都有。古代也有,现代也有,专制的国家有,民主的国家也有,法西斯国家也有,都可以有法律。法律……
以上

2. 龙卫球的论文

《现今民商法的社会基础与趋势》（载《两岸民商法前沿》2014年总第3辑）；《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基础——以现代化转型为视角》(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侵权责任法的基础构建与主要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获得第三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大陆当代侵权法制的变迁与发展——以2010年重点解读为契机》，载王千维编《跨世纪民事法理之新思维（元照出版社2012年11月版）；《人格权的立法论思考：困惑与对策》(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当代债法改革：观察与解读》(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2年第2期转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9期转摘）；《人格权面面观：走出理念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6期）、《民法主体的观念演化、制度变迁与当下趋势》（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第11期转摘）、《中国航空立法的回顾与展望》（载《航空航天法律与管理专刊》2011年第1卷）、《民航机长权力的是非曲直——评南航机长逐客事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8日法学版）、《物权法定原则之辩：一种兼顾财产正义的自由论视角》（载《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6期）、《一个鼻孔出气的司法体制之争--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西北大学讲演评述》（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5期）、《超越现代国际法的盲点：寻求一种历史型解决——兽首拍卖事案评论》（载《中国法律》2009第2期）、《规则嬗变与市场经济——中国民商经济法治三十年》（载《私法研究》2009年第总第7卷）、《走出孤岛的比较法》（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2期）、《西游记中的救赎问题：猪八戒的法意识局限》（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1期）、《建立统一的中国航空法体系--理论初探与立法建议》（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法治进程中的中国民法：纪念施行20周年》（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1期）、《主合同变更而未取得保证人同意时的保证责任》（载《中国案例指导》2007年第1辑）、《编辑部的瓦尔登湖：生活散记》（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6期）、《中国物权法制的变迁与展望》（载《月旦民商法杂志》2007年第6期）、《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结构的人性基础--从林冲休妻说起》（载《人文论坛》2006年第2期）、《物权立法的合宪性问题》（载《中国法学文档》2006年总第4辑）、《物权法政策之辨：如何确立市场经济的法权基础》（载《中国法律》2005年第2期）、《债的本质研究-以债务人关系为起点》（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改进：‘董事会-监事会’二元结构模式的调整》（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6期）、《公法与私法的关系》（载全国人大常务会办公厅《研究资料》2004年第17期）、《让房屋拆迁走出以政促政的困境――从国办发[2004]46号文件谈起》（载《中国法律人》2004年11月号)、《规章专权，法治难行——从“浏览黄色网站案”的规章适用说起》（载《中国法律人》2004年10月号）、《中国宪法应如何设置人权》（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6期）、《自然人人格权及其当代进路：兼论宪法秩序与民法实证主义》（载《清华法学》2003年第2期）、《法家人物李斯评议》（载《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4期）、《国家论》（译文，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3年第5辑）、《民法典体系问题探讨》（载《法制日报》2002年6月30日理论版）、《法律主体》（译文，载《清华法学》2002年第1辑）、《法人的主体性质再探讨》（载《民商法论丛--江平教授70华诞祝贺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法律主体概念的基础性分析：兼论法律主体预定理论》（载《学术界》2000年第3、4期）、《评价法学的现代轨迹——评拉伦茨》（载《中国政法大学校刊》2001年11月20日版）、《习惯向学术权力挑战》（载《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10期，并收录《学术权力与民主》，鹭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学术公共人的公共意识》（收录《学术权力与民主》，鹭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31 St. Mary’s Law Journal，l999）、《法人本质及其构造研究：为拟制说辩护》（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法律实在性讨论：为概念法学辩护》（载《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3期）、《合伙的多种形式与合伙立法》（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上海手表厂钻石金表违约案判决评析》（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罗马法的传统性及其法律方法》（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罗马法的成就及对人类的基本贡献》（收录《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斯奇巴尼、杨振山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企业制度现代化问题：所有权实现第三种方式：》（载《研究生法学》1995年第1期）、《试论企业集团法律控制手段》（载《中国证券评估》1995年第9期）、《债务重组事关利害》（载《上海证券报》1995年11月20日专版）、《法人股出路探析》（连载《金融时报》1994年9月16日第4版、1994年10月15日第4版）、《国外企业兼并法律制度给我国的启示》（载《中国证券评估》1994年第5期）、《民事救济权简论》（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3期，司法部直属院校“八五”期间优秀论文）、《中国著作权目的及其均衡思想》（《载《研究生法学》1993年第3期）等。

3. 法大60 周年庆典江平讲话

今天我们纪念法大成立60周年。一个甲子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步入了老年的象征，一个人不可能生活两个甲子，但是对一个学校来说就不一样了：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有800(实为900—注)多年的历史，美国的哈佛大学也有将近400年的历史，中国现在有一些学校正在准备庆祝两个甲子。所以我们学校应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我们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按照前苏联的教育体制，经历了院系改革而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应该说，先天已经有一些不足，所以庆祝校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怎么样庆祝呢？我们历来都是歌颂成绩，吹嘘一番。
我觉得，纪念校庆应该更多地来反思自己的不足，来寻求来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耻而后勇”，就是这个道理；只有我们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找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才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中国政法大学是以“依法治国”、“法治天下”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实现这个目标，应该说人才是最关键的，而在培养人才中，培养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人才，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坚守自己的岗位，我们培养出来了许多为国家法治做出贡献的人才；我们可以说，无愧于历史，我们做到了自己对国家应该尽到的责任。
我是1956年进入北京政法学院的。60年的校庆中，我有56年是在这个学院。60年的校史，应该说是由三个部分来组成的：前14年是创业，后来中间的13年是停止招生和解散，后33年是复办、走入正轨。
一所大学应该说所要求的物质基础现在正在完备，我们的新校和老校也都初具了一些规模，但是一所大学应当具有的精神基础，我们还很欠缺：我们自己的校风还没有形成，我们自己的办学理念也没有成型，我们自己的传统精神更有待于完善。
物质基础可以在十几年、几十年内来完成，但是一个学校的精神、文化，则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形成，没有这种时间的沉淀和检验，是不可能形成的。
大学应当是独立的，自由的，就是人格的独立和学术上的自由。这是大学的灵魂所在。没有它，大学就没有灵魂；大学是学术机构，应当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应当首先解诀领导体制，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校长负责制？这是应当允许公开讨论的。20多年前，我们学校已经准备实行校长负责制，后来因为发生了那件政治风波，就改成了现在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我们今天应当认真来思考这个间题：究竟在现在的情况下，实行校长负责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应该允许来公开讨论的、公开来探讨的。
学校应当有自主权。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事业单位的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自主权。只有大学真正实现了去行政化，才能够迈向真正的大学的人格独立。
大学是学术机构，学术应当自由，自由必须有包容精神。现代学术的包容精神比以前要宽容得多了，但是在学术研究的课题上，仍然存在着包办过多、包容不足的现象，这也是需要我们来逐步完善的。只有打破了学术禁区，才能够实现学术自由，也只有打破学术垄断，才能够实现学术自由。
我认为，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这就是我们走向第二个甲子所奋斗的目标。我祝愿中国政法大学在未来的一个甲子里面，我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谢谢大家。

4. 《为“法治天下”理想之呐喊——江平》最新txt全集下载

为“法治天下抄”理想之呐喊——江平 txt全集小说附件已上传到网络网盘，点击免费下载：

内容预览：
江平与杨澜合影
导演：曲林
有一位老人，他有这样两句名言——“我只坐在真理的一边”，“我只向真理低头”。这两句话乍听起来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更像是一句漂亮的口号，但是这位老人却用他的一生的行动在实践着这份的信念。他就是被人们称为“法学界的泰斗”和“法学界的良心”的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江平。
如今81岁的江平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曾经在文革中因为事故失去一条腿，安装了假肢,他却开玩笑说自己是身体最好的残疾人士。从到达采访现场他走下车，到走进《杨澜访谈录》节目组的休息间，我们几次想要搀扶，但是江老却不需帮助，步伐坚定有力。如同这位“为私权呐喊了三十年”的法学大家一生所秉承的信念一样坚定。刚刚落座，江老环顾节目组的环境，在我们未开口之前，先“采访”起了我们，现在媒体生态环境中你们的现状如何？长年做人物访谈节目如今压力大不大？”一时间，我们竟反主为客，成为了江老的采访对象。
可见这位年轻时曾经将新闻……

5. 86岁高龄的江平教授给广大律师们说了啥

86岁高龄的江平教授给广大律师们说了啥？
2016年7月24日下午，现年86岁高龄的中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江平教授在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南区大礼堂为贵阳广大律师们作了一次专题讲座，本次讲座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笔者作为现场听课的一名普通律师学员，深受启发，现将江平教授讲座的部分内容进行梳理发布，与全国律师同行和法律人一起分享。
这次讲座，江平教授紧紧围绕他提出的“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深入诠释了律师的职业优势和作用，勉励广大律师积极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下是江教授授课的部分观点集锦：
一、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
二、律师作为一个职业来说，他的优势在哪里？只有弄清楚了职业的优势，才有权利说“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如果我说国家兴则律师兴，那绝对没有问题，也没有争议。那么为什么我说律师兴就国家兴呢，这说明律师有特殊的地位、特殊的作用，这是别的职业不能够代替的。
三、律师作为一个职业来说，他具有三大优势：一是律师是一个更具有权利意识的职业群体；二是律师是一个更具有社会意识的职业群体；三是律师是一个更具有法律意识的职业群体。
四、从职业的情况来看，律师和维权紧密联系，而且律师的维权和其他职业不一样，其他一些职业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律师的天职却是维护他人的利益。律师都是维权的，律师始终应将维权放在第一位。
五、律师本身自己的利益也需要维护，但是律师的职业并不是维护自己的利益，他的职业使命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六、警察和律师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可缺少的两股力量。维稳是公安的作用，维权是律师的作用。
七、律师的办案思维和法官、检察官、公安部门的同志的办案思维是不同的，律师的思维基本上是无罪思维，在法庭上更多的表现为对控方的对立，根本原因是思维的不同。
八、律师这种权利的观念是进步的观念，是一个值得提倡的观念，律师这种以权利为中心的思考，是为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来考虑，这应该是一种进步的思维。当然这样的思维也有一些片面，没有用全局的思维来衡量。
九、律师职业自身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律师是靠自力，靠服务，靠信誉赢得市场的尊敬和尊重。
十、律师本身服务的市场就是社会市场的一部分，市场的规律的适用于律师的规律，市场竞争的规律也适用于律师的规律，律师本身就是市场的一份子。
十一、律师本身更贴近民众，更了解民众的心声。律师是民众权利的维护者，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
十二、“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们都是学法律出身，我们的任务跟国家的治国之道完全一致。
十三、作为法律人要维护法律的精神。
十四、如何处理好治国之道和谋生之道，这个恐怕只有学习法律的人会遇到这个问题，学其他专业的恐怕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怎么处理好治国和谋生的矛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律的理念，法律的理念要牢牢在心中，这个天平的概念，公正、公平、正义要牢记。（江老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语重心长呀，他还用宋世杰帮打官司的案例指引法律人如何处理治国和谋生之道）。
十五、法律人的弱点是什么？江老借用马英九父亲的一句话:"守经有余，权变不足"。
十六、对于法律人来说，应该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看作最高理想。
十七、过去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有四个：一是先入为主，二是证据不足，三是无人辩护，四是缺乏监督。
十八、作为律师应该准确把握公权和私权的界限在哪里，超出哪个界限就是滥用。
十九、可以把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作为一项长期的目标。
二十、司法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法院法官裁判独立。

6. 江平：重庆应当反思的是什么

如何看待下一步改革大业？《财经》刊发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童之伟长文，并专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从法治的角度一一解答，以飨读者。江平：法治与透明是政改突破口 对于重庆近年来发生的事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给予了高度关注。尤其是重庆打黑中的李庄案第二季，他还以顾问团成员的身份挺身呼吁：警惕法治倒退。 过去30年，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政府在资源分配、市场秩序方面保留了很大的干预和控制能力，改革停滞不前。82岁的江平认为，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利益分配不公、腐败现象等问题，不能再回到搞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的老路，而要继续推进体制改革，从党政进一步分开、加强透明度开始。违反程序正义应纠正 把“打黑”作为一种运动形式来搞，作为一种社会管控的方式，这就是重庆应该反思的地方 《财经》：在重庆近年来的重大事件中，法律界最关心的是李庄案。您曾是李庄案第二季的顾问团成员。现在李庄正在申诉，其助手马晓军也在起诉重庆市公安局。您怎么看这一申诉？ 江平：我支持李庄平反。李庄来找过我，我同意做给他平反的顾问。我始终认为李庄案是冤案。李庄案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是由委托人、涉黑犯罪嫌疑人龚刚模揭发的。在审理律师伪造证据案中，由被告检举其代理律师伪造证据，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龚刚模作为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控制之下，他为了能够检举立功，愿意拿出这种律师涉嫌伪证的举报，作为自己减刑的根据。 第二，律师伪证罪，所谓伪造证据应该是书证一类的，比如说伪造身份证明、学历证明；如果仅仅伪造口供，有很大的疑点。在当时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和律师见面都有警察在场。在监视下，说李庄用眼神来暗示龚刚模，这不是一种确凿的证据。 第三，若以口供作为证据，应当当庭质证，单方面口供未经质证，显然不能够作为证据。 第四，现在有了进一步的影像证据显示，龚刚模在委托李庄做律师之前，行走存在不正常情况，这说明刑讯逼供是可能存在的。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李庄因伪证罪被判了一年六个月徒刑是没有道理的。更何况第二季——后来虽然重庆检方自己撤诉——那又是另从上海找了他的当事人来检举，这是很荒谬的。 《财经》：李庄案造成了什么影响？江平：在当时的情况下，重庆客观上是用李庄的案子震慑司法界，震慑律师。放出信号，重庆说龚刚模有罪，谁敢为他作无罪辩护，就有可能是李庄的下场。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在李庄案以后，代理重庆涉黑官司的律师都很少敢说话了。但问题在于，重庆方面没注意到，在律师界也好，在学术界也好，有很大的反弹的声音。在强调法治的今天，人们对于这种现象越来越反感，公然采取这样的办法践踏法律，是不对的。 《财经》：您怎么看重庆的“打黑”？“打黑”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江平：李庄案显然跟重庆“打黑”有直接关系。我们常常说“打黑”成了“黑打”，我觉得“黑打”倒不是一个很准确的用词，准确地说应该叫“运动式打黑”。“黑打”和“运动式打黑”还是要区分开的。 “打黑”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个社会对于黑社会势力的存在绝对不能容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把“打黑”作为一种运动形式来搞，作为一种社会管控的方式，这就是重庆应该反思的地方。 因为这样一来，“打黑”就可能成为当时的社会的中心政治运动。作为政治运动来“打黑”，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很容易泥沙俱下，搞得比较粗糙。为了实现目的，公安部门就可能不择手段，也不遵循程序正义，容易出现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 短短两年，重庆就打出了那么多个黑社会，几千个黑社会分子。现在看起来，显然出现了“运动式打黑”的情况。在这种运作方式之下，“打黑”成了管控社会的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公安部门变成了政法工作的中心，导致公检法之间的制约越来越放松，从制约变成了相互合作，这就是对法治的破坏。重庆实际上恢复了“三长”（即法院院长、检察长和公安局长）联合办案的形式。政体改革应自上而下对于利益分配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 《财经》：有人担心“文革”的历史悲剧可能重新发生，对此您怎么看？ 江平：“文革”是一个很独特的时期，总的来说是无法无天，不需要法律，公检法都被砸烂了。“文革”让我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在我思想里面的主要变化，就是转向从民主、自由、人权的角度看问题。 “唱红打黑”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文革”的遗风。“打黑”必须是在严格遵守法律的情况下进行，在脱离法律或者违背法治理念的情况下来“打黑”，早晚要出问题，得出来的结论就不扎实，也就破坏了法治，造成法治倒退。 《财经》：法治倒退现象具体指哪些？ 江平：从全国的法治状况来看，立法领域总的来说是在前进，中国的立法前进不能一下子跨很大一步。 但司法改革存在倒退现象。司法独立不提了，只提司法公正，这是个明显的倒退。一个国家真正法治化的标志应该是法院院长最高，因为它是作为最终的审判机关。现在公安局长往往是地方党委的常委，有的还兼任副市长或政法委书记，常委的席位也应该增加法院院长、检察长。从党内的地位来说，公安局长高于法院院长和检察长，这是个法治倒退的现象。有些地方政法委不仅协调公检法机构，还过度干涉个案，这方面应该有所限制。 特别明显的是律师的作用在倒退，律师目前的定位比2007年律师法出台时“律师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的提法有所退步。 律师权，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保障。1979年版《刑事诉讼法》时，还没有规定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介入，后来随着社会进步的趋势逐渐就允许了。这个趋势就是尊重基本人权，我虽然抓你，但是你依然有辩护的权利。 《财经》：目前社会上对贫富差距过大、利益分配不公、腐败现象等存在各种不满，如何从制度建设方面入手解决这些问题？ 江平：过去30年，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不相配套的。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从计划经济转型为了市场经济，市场产生出巨大的利益，但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有效启动，因此政府仍然在资源分配、市场秩序方面保留了很大的干预和控制能力，扩大了权钱交易的空间。 要根除腐败，我们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现有的体制下，必须做某种重大改变，否则不可能有突破。对于利益分配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 首先，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宪政体制，使得政府权力民主化，真正做到以民为本，落实选举权让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 其次，应当加强司法机关，包括检察院和法院的独立性。要保护私权，政府不能随意干预私权。一旦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应有运行良好的独立的司法机关为之提供救济渠道。 此外，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相互关系来看，我们缺乏舆论监督。这是中国腐败问题不能解决的关键所在。因此，让媒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保障中国老百姓的知情权，是下一步应该做的。 《财经》：几位领导人多次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今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您认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着重哪些内容？ 江平：两个问题要重视，稳定的社会环境的确给改革开放的事业奠定了基础，但是稳定与和谐需要顺应民众的合理意愿，尊重民众的正当权利，而不是堵压甚至操纵民意。另外一个是中国特殊国情论。每个国家制度上的差别是理所当然的，但过分强调特殊性，就忽略了人类的共同理念。共同的宪政、法制、人权的理念是最重要的。 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有两种，一个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说来，应当是自上而下的。它跟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的不同，经济体制改革是完全可以自下而上的，可以做增量改革。比如邓小平讲了农村的土地承包，那完全是自发的从下面上来的。但政治体制改革想从自下而上来推动就相当困难，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自上而下。 现在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党政进一步分开，党管党，政管政。宪法规定的权利是公权力，公权力只能够政府来行使。 此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透明非常重要，也就是，要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并在此基础上，让他们行使自己的权益。 在民主国家和地区，领导人之间的政见不同是透明的，党内有派，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跟总理的矛盾就表现为公开的形式，不同的观点在竞争的时候可以通过辩论表达。对谁都是“好好好”“对对对”，这是不符合事实情况的。人总是有不同看法的。 首先要政治透明，不仅是财产透明，政治状况也应该是透明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因为只有在政治透明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实现政府权力民主化。如果没有透明度，实际上就影响了民众的民主选举的可能性。我知道他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他身体状况的好坏，我才决定选举这个人；如果没有透明度，对于选举人来说不公平，因为即使你有选举的权利也不知道对方的情况。 我们还没有做到以民为本，让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老百姓的知情权还是

7. 好律师猎律网创始人赵宪明参与主编的《建设“法治中国”有突出贡献百名法学家》，都有哪些人专家委员

“好律师”作为编委会委员单位，好律师创始人：赵宪明先生为编委会委员；参与出版《建设“法治中国”有突出贡献百名法学家》一书《影响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百位法学家编委会》由法学泰斗李步云任主任，江平： 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张文显：中国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为顾问；委员为：
李林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王利明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
赵秉志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原则
卞建林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
马怀德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韩大元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莫纪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吴玉章 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
黄进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沈四宝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法学研究会会长
何勤华 中国外国法制史学会会长、前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
顾功耘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
卓则渊 中国法理学、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
赵宪明 好律师网（前身为猎律网，战略升级为好律师网）创始人

8. 江平的生平经历

一个为救国理想和言论自由而牺牲一条腿的青年；一个陋室中为孩子编织毛线衣的父亲；一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一个法律精神的诠释者布道者；一个为法治中国建设奔走呼号的社会实践者，这些符号和形象所代表的历史含义都很重要。
北京南四环一幢普通民居内，校长江平隐居彼处逾10年。
这里既远离昌平区的中国政法大学，也避开蓟门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江平选择了孤独但并不沉默的生活。
记者曾数次登门拜访江平，一条温顺大犬总陪伴身边，各异仙人掌装点着桌台。温和而又刚直，一代法学泰斗性格寓意其中。
满头白发稀疏、年到八旬的他精神矍铄，字正腔圆地向记者滔滔不绝，对法律强烈关注让这位老人眉宇时皱，他的声音依旧振聋发聩：“法治在中国的发展，是退一步进两步，还是在不断地前进。当然还要看到，现在有些地方是在倒退。”
江平虽只在1988到1990年间担任了两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但校长的称呼却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待遇”在法大历任校长中并不多见。有1990年法大毕业校友对记者感慨：“江平是永远的校长，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
几年前，江平题写的“法治天下”流畅大字矗立于蓟门桥校园内，这代表了江平终其一生的理想，更成为中国法学人的思想归宿。
江平凝重地说：“这也正是我的中国梦”。 江平对学生的爱护，让贺卫方至今念念不忘。
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庆祝成立一周年（1983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贺卫方等一批研究生对食堂伙食不满，在校庆时发动罢餐，贺和几个同学把食堂门口堵住，说服大家加入到罢餐者行列。年轻气盛的贺在人群中与学校官员辩论，人越聚越多，正口若悬河之际，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拽了出来，抬头一看，正是江老师。
“卫方，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以反对派领袖自居？”江平语气虽然不满，但眼神里还是一片温和，“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决。这样的方式又能起多少作用呢？”
一年后，贺卫方留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有机会听江平聊起过去：“在谈到自己经历的磨难时，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让他刻骨铭心，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是江老师品格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
回归北京政法学院讲坛上的江平，凭学识人品声誉鹊起，用他的话说“在历史的特殊点上被重用”。
复校的北京政法学院，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师资和教材缺乏。“文革”这一段，所有人都荒芜了。老一辈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年纪很大，不可能再发挥能力；而五六十年代留校学生虽“政治红”，教学方面却很差。
曾被钱端升先生誉为“政法二才子之一”的江平成为稀缺资源，“从苏联回来的没几个人了，而且我在燕京大学学习过，有一定英语基础，又有一定俄语基础，还有留学的经验，学习过比较系统的（法律）课程，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不错的。”
江平突破法律禁区，一上来就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把私权利的观念引入了国内，让禁锢多年思想和国际潮流接轨。
贺卫方回忆讲坛上的江平，“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
这期间，江平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则》，这部划时代意义法律首次肯定中国人的私权，被国外誉为“中国民事权利宣言”。一批民事经济类单行法陆续出台，市场经济法律“盲点”陆续补上。
1983年开始江平担任副院长，亲身经历让他对人才格外爱惜。文革后第一批学生被重点栽培，留校形成“第一批梯队”，法学人才在“断代”后喷涌。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贫穷的法学”，到九十年代“繁荣的法学”，江平视为“一生中在法学教育方面很有独创的、很蓬勃发展的一段时间”， “实际上我在学校的主要贡献也是在这一段时间。”
1990年，主政法大两年的江平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
那年年底，江平60周岁生日。政法毕业生们自发为其操办生日晚会，大家一致要求江老师表演一个节目。他装着假肢的一条腿不太灵便，却步履坚定地走上前，唱了一首美国工会运动的英文歌曲《我们决不动摇》。
去职法大校长整整二十年，一些细节让江平聊以自慰。
有一年纪念法大校庆时候，主持人念在座校长的名字，恰恰到念到江平的时候，台下开始掌声不断，“我非常理解学生对我的感情，我认为这是对一个有正义感校长的支持。”
“只向真理低头”，“法治天下”，“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呐喊”…… 江平80周岁生日现场，中国政法大学现任校长黄进，将老校长名言倒背如流。 2009年12月28日，江平80周岁生日。
不知是否为宽慰各地赶来的弟子们，江平很乐观地将活到90岁设定为“下一个目标”，他说：“虽然年轻时失去了22年光阴，如果按60岁退休的话，我再干22年，就可以补回我失去的光阴，我还有两年就全部补回来了。”
被江平“计较”的22年，凝聚了他刻骨铭心的悲情，也浓缩了中国法律的悲剧。
“从1957年到1978年，我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时，除了这条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
江平的最低谷，出现在1957年。
这一年，在“引蛇出洞”整风下，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任教刚一年的江平，因向北京政法学院坦呈看法，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从“人民的阵营”划入“敌人的阵营”，不准许再从事属于“国家专政工具”的法律专业。
放弃燕京大学新闻系投身革命、并第一批公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单纯的江平对国内政治情况一无所知。
如今，江平仍梦到被划为“右派”那惊心动魄场面，醒来后心有余悸。
“右派”帽子让时年27岁的江平厄运不断，在苏联相识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他分手。
在北京西山抬钢管过铁路，江平累到连火车声音都没有听到，整个人被卷到了火车下，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却永远失去了一条腿。
打成右派、离婚、断腿，接二连三的灾难，在江平看来“还是可以忍受”，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有了些变化，“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乐观的态度，多活一天是多美好的事情！”
那之后的岁月，江平在苦难中求生存：1963年开始教俄语，“文革”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正式宣布解散，分配到延庆中学当政治老师，一直呆到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
其间，江平再次组织了家庭，妻子的父亲是一样的右派身份。
江平学生曾听师母回忆当年艰难：在延庆改造劳动的江平单身带儿子，长城外冬天寒风刺骨，没钱给儿子买棉衣，他把自己旧大衣给儿子改棉袄，还亲手一针一线织毛衣。
江平也曾经对前途悲观过，“文革”后期，他把省吃俭用从苏联带回来的珍贵法律书籍，绝大部分当成废纸卖掉了，这令他遗憾至今。
1957年到1979年与法律隔绝，江平经历了知识分子最苦闷的22年，他视之为“人生最大的遗憾”：“我在能够为中国法治事业做贡献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人生最黄金的时代，恰恰应该是在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我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1979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政法学院时，白发已经爬上了江平的额头。 一年前，一次中风让79岁的江平倒下了。
因入院及时，手术最后比较成功。江平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其中半个月里，他虽然内心非常清楚但语言表达功能卡壳，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吓坏了众多学生。
从来没有服过老的他，身体虽恢复但大不如前。
“保命第一，真是老了”，江平鲜有的一声叹息，让很多人担心。
从《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到《合同法》、《公司法》、《信托法》，再到近年来《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与颁行，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的江平，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喊，扮演着法治“布道者”的角色。
自1991年招收第一届博士，迄今已经19年。在这19年的时间里，江平总计培养了近100名民商法博士。这些毕业生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颇具影响力的青年学者、法官、律师。“这都是我非常不错的学生，但我培养的学生，从事教学科研的比较多，当官的几乎没有，当大官的更没有。”
病愈初愈，江平执拗地起身，以更高频率现身说法，参与公共法律事件。
去年12月北大五教授上书要求修改《拆迁条例》引发轰动，江平先后在《财经》、《南方周末》等纸媒发表言论，又到凤凰卫视现身说法，力挺对拆迁条例的修改。
“江校长在与时间赛跑”，他的学生向本刊记者透露，江老对于时间的珍惜于渴望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他一直坚守“只向真理低头”，既不谀下，也不媚上。
2008年10月25日，一次报告会的提问环节，有听众问起他对杨佳案的态度，江平说：“我完全同意上海市高院的二审判决结果。”一位听众旋即抓起话筒：“您在杨佳案上的观点我不同意，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我一定会向您扔过去。”
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他认为吴苹一家拒绝拆迁的理由“不涉及公共利益”不能成立，遭致如潮的网络围攻。在许霆的案上，他也曾有过不顺应“民意”的表态。
不过，这丝毫无损江平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他一生捍卫自由民主，却不赞同民粹主义，“做法律的人要公正，应该关注群众的利益，但是不是一切都以群众的感觉作为最高的感受呢？恐怕不行。”
在江平看来，中国真正的复兴在于私权真正在人们头脑中扎根，但过程会遇到艰难险阻，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私权和公权的冲突，私权在公权中得到利益保护，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比如我们最近关于拆迁法的研究，如何保证私人财产权在拆迁中的利益。
对山西煤炭行业兼并重组一事，他依旧见解独立：政府部门用行政强制手段把民营企业并入到国有企业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有违《宪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中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规定。
“如果这种政策的多变性变成了一种先例的话，可能造成民营企业家人人自危的后果，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中风后遗症让江平语速变慢，“没有像过去那么敏锐”。但八旬翁仍不懈地为私权呐喊，与60年前在燕京大学“舆论报国”理想一致。
2012年12月11日江平教授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参加在台北举行的第一节“光华学者论坛”，受到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接见。

9. 杨在明和“法治三老”江平、郭道晖、李步云有什么关系呢

杨在明律师之前举办的研讨会等活动，法治三老也去了，他们共同探讨问题，场面很热烈，一看就是关系很好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