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臣法学

『壹』 归化和转国籍有什么区别

归化和转国籍在概念、定义以及要求上各有不同，具体区别如下。

一、两者概念不同

1、归化，是指某个人在出生国以外自愿、主动取得其他国家国籍的行为。一般是居住在国外的人，依据所居国的法律规定取得新国籍。

2、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法律资格，表明一个人同一个特定国家间的固定的法律联系，是国家行使属人管辖权和外交保护权的法律依据。

二、两者定义不同

1、法律上的归化，是指某个人在出生国籍以外自愿、主动取得其他国家国籍的行为。一般是居住在国外的人，依据所居国的法律规定取得新国籍。归化的反义词是剥夺国籍。考据历史，“归化”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汉书》里。《汉书·匈奴传下》有云：“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

2、根据出生取得国籍（出生取得，又称原始取得），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国籍。根据出生取得国籍分为：出生地主义、血统主义、出生地与血统相结合主义。依出生地:无论父母是哪国人，只要出生在该国的领土内，即自动获得该国国籍，这种原则称为：出生地主义(jus soli)，又称为属地主义。

三、两者基本要求不同

1、在归化国合法居住规定的时间。申请人保证遵守国家法律。在有些国家，申请人要效忠宣誓。部分国家要求申请人通过语言（如法国）及本国文化、本国法律等项目的考试。有些国家的条件是归化者放弃其他国籍，以避免双重国籍现象的产生。但到底保留原来国籍与否，要依据原来国家和入籍国家双方的法律决定。

2、理论上双重国籍人在国际上会得到不仅一个国家的保护，但根据国际实践一，以及1930年海牙国籍法公约第五条规定：具有一个以上国籍的人，在第三国境内，应被视为只有一个国籍，第三国在不妨碍适用该国关于个人身分事件的法律以及任何有效条约的情况下，就该人所有的各国籍中，应在其领土内只承认该人经常及主要居所所在国家的国籍，或者只承认在各种情况下似与该人实际上关系最密切的国家的国籍。

『贰』 求一篇描写法律的文章，要求是通过中国由封建社会到现在的发展历史作出总结，内容是有关法律对国家的重要

三)中国法律史学科体系的时空框架
中国法律史学的时空框架是指中国法律史的纵向历史分期和横向地域范围。这是研究 中国法律史首先遇到并要解决的问题。
1.关于纵向分期
纵向研究中国法律史涉及中国法律史学的历史分期，以及这一历史发展变化过程的不 同时期或阶段之间质的差别。翻开中国法律史的各版本教材，大概有以下几种研究分期 法：
(1)按社会性质或社会形态，将中国法制史分为奴隶制法制、封建制法制、殖民地半殖 民地法制、农民政权的法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制等；有些教材虽 然没有分编，但在章节中没有摆脱四编制，形式上取消了编，实际上却将其落实在各章 节之中。还有以此为思路将其分为“四大类型和四小类型。”[4]这一划分体现了阶级 性，是按阶级分析法研究中国法律史，正如有的教材在序言中所说：“研究的是占统治 地位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露和意志的体现，它的制定和执行都是统治阶级有意识的活动 结果。”[5]以此为指导研究法律史无疑忽视了思想、制度与经济的互动，无视民间习 惯，更体现“一头沉”倾向，阶级分析法已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2)以中华法系的特征为标准，将中国法律史划分为中华法系的萌芽时期、中华法系的 发展(发达)时期、中华法系的成熟时期、中华法系的变革消亡时期。这一划分固可以突 出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律史上的地位、发展脉络、特点及演变规律，但却把近代资产阶级 的法律制度、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法律排除在外，除非我们重新论 证中华法系经久不衰，认为她并未在清末改制时已经解体。
(3)以法律的发展规律为标准，将中国法律史划分为形成时期的中国法律、发展时期的 中国法律、发达时期的中国法律、中国法律的近代化[6]，这显然弥补了按中华法系演 变规律来划分的不足，揭示了中国法律发展的脉络，但在各章节中仍未脱离以朝代更迭 为序编撰中国法律史。
(4)按统治政权或历史朝代的更迭顺序，将中国法律史划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 、秦汉直到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律。这一分期方法目前已被大多数学者所采用 ，尽管按不同标准将中国法律史划分为各种类

型，但在各章节中均体现了朝代分期法。
在纵向分期上采用朝代分期法，一是可以理顺中国法律史发展的脉络；二是可以兼顾 其他政权的法律史研究。中国历史上有大一统的时期，也有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情形。 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频繁，长则几百年，短则几十年，甚至十几年，还有功亏一篑未有 速成者如李自成、洪秀全等，正是“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乱世与治世，有 创业与守成，有打天下与生天下等，“中国法制史几千年一贯制，代代相传，陈陈相因 ，从未因王朝的垮台而中断，从未因新王朝的重建而另辟途径。”[7]
无论怎样划分都不能脱离中国法律史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史实，编纂研究中国法律史应 以发展为线索，以变化为主题，以探讨特征和客观评价为目的。
2.关于空间范围
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上，关于“中国”的内涵，学界有分歧，有人主张以目前中国版图 内的区域为中国界限；有人主张以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中国概念为界限；有人主张从政区 变迁和地域差别的角度，反思中国传统法[8]，还有人认为疆域问题是历史问题，与法 律史无大关系等等。中国法律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是笼统的界定中国，并以历史上各稳 定的中央政权作为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概念。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权形态， 中国有不同的称谓，如有的指京师为“中国”；有的指华夏族、汉族聚集区为“中国” ，初时华夏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称为“中国”、“中土”、“中原”、“中夏 ”、中华等，后来华夏族、汉族活动范围扩大，黄河中下游一带也被称中国，甚至把所 统辖的地区包括不属于黄河流域的地方，也全部称中国。现在“中国”的含义是领土的 专用语[9]。那么我们用“中国”来界定法律史研究的空间范围，不能仅限“帝王所都 ”，更不能仅限“中原”、“中土”之范围，还应包括中原之外的地区。
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权的领土疆域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且还存在几个政权同时并 存的情况，如北宋时期东南一隅是北宋汉民族活动区域，而在其他地域活动的还有契丹 族建立的大辽王朝、党项族于1032年建立的西夏王朝、女真族于1116年建立的金王朝， 我们不能只研究占据中原的北宋、南宋政权的法律制度且予以重墨，而对辽金西夏的法 律与风俗习惯一笔带过。事实上这一时期汉族相对处于劣势，一方面“隆兴和议”的签 订，北宋向辽、西夏、金国称臣纳贡，另一方面疆域也不及三国，且契丹族在辽圣宗耶 律隆绪时国富民强，铁骑四出，所向无敌，党项、女真也不例外，均有较大发展和进步 的优势，之所以能国富民强，具有进步态势与其法律制度不无关系，尽管少数民族相对 比较落后，很多方面学习中原汉族文化，但它们在促进民族融合与发展，弥补汉族法律 文化之不足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10]。这说明民族融合的总趋势，也表明风俗习惯的同 化，因而我们不能以为北宋人就是汉人而把契丹人、金人等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视为少 数民族而在中国法律史学研究上轻描淡写。这里既有地方性立法、执法、司法实践的差 异性，又有法律思想和律学研究的差异性，更有少数民族习惯和法制的特色，因而在研 究中国法律史时应做到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整体与层次的统一。
二、中国法律史微观结构的几个问题
中国法律史的微观结构是指中国法律史内容的构成，包括法律思想的论争、法(律)学 的研究状况，官方的立法活动与法律典籍的编纂，各个部门法的内容特点，还要研究法 律制度的经济适应性、社会调整性、民间接受力。
(一)法律思想的论争与“法(律)学”研究
大多数版本的中国法制史均在每朝的开篇讨论朝代初期的立法指导思想，且为统治者 或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这当然值得肯定，但初期的立法指导思想不能代表整个朝代， 每个朝代皇帝更迭、政策因革(尽管大部分都被继承了)，思想适应形势的发展在不断变 化，况且统治者的立法指导思想的形成并非凭空想象，也非天生固有，而是在诸多“法 (律)学家”阐发论证的基础上汲取并采纳的。如肉刑的存废问题，东汉的仲长统，三国 时期魏国的陈群、钟繇、傅干，西晋的刘颂都力主恢复肉刑，而一些人如王修、王朗、 夏侯玄等则主张废肉刑，他们的讨论直接影响统治者的立法，所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未能完全废除肉刑，且呈现又废又复的反复情形。再如清末的礼法之争正是因为法理派 与礼教派的反复较量，才有中国特色的《大清新刑律》出台——“一部分最落后的内容 与一部分最先进的理论的复杂而奇特的混合体”。[11]
以法律思想论争为内容既可涵盖统治者的法律思想，又可对当时政见不同的法律主张 予以展示，既可说明立法者(代表皇帝或代表国家)为何采取这样的主张而非采取其他主 张，又使所谓“正确的观点”与“反对的主张”达到整合，从而体现了法律思想与法律 制度的互动。
对每一时期的“法(律)学”研究予以介绍，可以理顺中国古代法发展的脉络，从中发 现或探究为何中国法律极易受政治左右，法学研究缓慢的原因，以期与西方法学研究相 比差距何在，为今天的法学研究提供教训。
(二)法律活动与法律典籍
中国古代没有严格的立法程序，更无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活动，一般都是皇帝下令，行 政官吏行使立法职能，因而我们称之为法律活动似更确切，因为历朝历代各政权既有皇 帝下令中央大臣编纂的法典，又有地方官吏编纂的法律集成，既有官方做出的法律解释 ，又有私人的著书立说，经皇帝批准下令颁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上奏文本，还有官方编 修的法律全书等，都构成了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内容。法律与典籍是有区别的，甚至我 们研究法律史的内容时很多要援用《史记》、《汉书》、《唐书》、《明史》、《清史 稿》等诸多历史文献，这些当然不能称作法典，因此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介绍 官方编纂的法典，还包括相关的法律典籍，这样才能与法律内容相吻合，以期我们熟知 法律内容的根源。
(三)法律内容的再现与按部门法分门别类
法律内容分类的问题学界观点不一，有人认为按现代部门法分类则不能再现法制历史 的真实原貌，有人认为若要真实地再现法制历史的原貌是不可能的。既然我们不可能回 归到历史的“真”，既然按现代部门法分类，那么就再划分得彻底些，如进一步划分为 基本法、实体法、程序法或公法、私法、习惯法等，中国古代的基本法当然不能指宪法 ，因为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宪政革命的产物，中国清末变法修律，才有了第一部宪法性 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那么中国古代的基本法是指稳定的、基本不变的律。自商鞅将 《法经》改编为秦律，从此中国自秦到清，历代法典均以律来命名，尽管各个朝代有诸 多法律形式，如汉朝的律、令、科、比等，唐朝的律、令、格、式等。律是经常适用的 基本法律形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广泛性、适用的普遍性。实体法包括刑事法律、民 事法律、行政法律、经济法律等各个部门法。程序法包括起诉、审理、判决、上诉、审 判监督、法庭、监狱等。中国古代的自告与官告、鞫狱、谳、乞鞫或复审相当于现在的 起诉、审理、判决、上诉等。
(四)法律的执行与民间接受程度
封建中国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司法与行政不分，立法是国家皇帝的事，守法是百姓的 事，执法是官吏的事。官吏是皇帝与百姓的桥梁，“徒法不足以自行”，官吏的执法状

况如何，直接反映法律的运作情况，间接反映国家政权的稳固。法律的执行必须有对象 ，而对象则是广大民众，那么民众对法律的认可程度如何，与习惯是否相悖，这种立法 行为、执法行为、守法行为即“行为法律文化”是法律史学研究的当然范畴。为了便于 这一方面的研究，应增加典型案例的分析介绍，如历代典型命案、出土的契约文书，包 括官方和私人间的侵权赔偿事例等[12]。

『叁』 为何说大宋的死刑犯永远得不到法律的制裁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可以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也可以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憋屈的时代。辉煌是因为宋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顶峰的经济繁茂时刻。憋屈是因为宋朝历史上一直不断的在对他国纳贡称臣，怂的一批。同时宋朝还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最频繁的朝代。在宋朝统治时期，宋朝大大小小爆发了数百次规模不一的农民起义运动。但最奇葩的还是宋朝的刑法，宋朝初期法制方面主要是抄袭唐朝，五代时期的律、令、格、式，而以作为随时损益的手段。宋太祖建隆四年，宋朝才颁布了宋代第一部法典《宋刑统》。而这而这部法典却并不完善。在之后的时间里宋刑还在不断完善之中。

宋朝对于官吏和百姓在刑罚方面强调谨慎、宽容，特别是对官吏的照顾尤为突出。小说《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囚犯在被发配到某地之后，到地方按例会打一顿杀威棒。但官员会询问犯人路上是否生病，能否接受行刑。如果犯人身体条件不允许，杀威棒可以延后再执行。宋朝刑律虽然十分严苛，但其也不乏人情味。据野史记载，宋朝时有一个人犯罪被判死刑。但其一直不服气，所以每当要被处斩的时候，该犯人就会大喊冤枉。据了解该犯人前前后后共伸冤十数次，本身这完全超过了翻异别勘的次数，按道理官府可以强行判决了。但当时正是宋孝宗时期，吏治清明，所以为了让犯人心服口服，该犯人一直没有死成，最后连审判官员都熬不住了。他们根本找不出犯人无罪的证明。但犯人依旧喊冤。最后无奈只能请示宋孝宗，后来宋孝宗御批其免于死罪，该犯人才算是逃过了一劫。虽然这个故事的真伪难辨，但也足以证明宋朝对于刑律公平性的注重。

『肆』 十七世纪时期的俄罗斯奉行“吸烟斩首”的法律，刑罚有多残酷呢

十七世纪，沙皇俄国的禁烟力度非常大，也相当残忍，当时的俄国仍遵守1698年编著的俄国《会典》这是俄国的一部法律，一直沿用至18世纪，其中对于禁烟的规定：私藏烟草者严刑拷打，私自贩卖烟草者，刺鼻孔，割鼻子，流放，私自吸烟被抓，死刑。

经过一番彻底的清洗，俄国的男士只有贵族才敢肆无忌惮吸烟，而城市街道的平民早已人心惶惶，大量的贩烟者和流浪汉逃回了农村，不得已成为了农奴。

『伍』 李白到底写了什么，让猖狂的番王称臣纳贡

历史中并没有具体记录李白当时到底写了什么，但唯一肯定的是李白当时写下的绝对是绝品文章，不然也不会让番王如此震惊且佩服了。我们都知道李白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因为他爱喝酒，再加上他的诗极其优雅，所以被后人称之为“诗仙”。李白的故事在《隋唐演义》中颇具传奇色彩，其实就有这样一则故事。据说，李白当时写了一篇文章，读完之后，番王就立即派使者去唐朝称臣纳贡，简直是太神了！

就这样，李白把自己写的回文去读给了使者听。谁知道这个番史听过之后，吓的不敢吭声了。走出大厅后，使者遇到了贺知章，赶忙问这个人到底是谁？怎么他写个文章，还能让杨国忠和高力士这两位官员为其研磨脱靴呢？贺知章就答道：这个人，是上天派来助我朝一臂之力的神仙！就这样，在使者把回文带回国后，番王读过之后，就赶紧派人去了唐国称臣纳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