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我国法治发展

① 在当今继续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为什么要建设法治中国

正是因为深化改革才要加强对法治中国的建设。因为市场经济有其固有弊端，容易造成社会思潮的混乱，这个时候建设法治中国就尤为重要，改革开放并不意味着法治完善。而且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其实这都是套话，我们还是应该进一步强化文化的作用，一个没有先进文化做精神支撑的国家最终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② 请问如何成为当代中国法律人

写这样的文字，是出于一种情绪：很多大名鼎鼎的法律圈内人，他们徒有其表，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名声和多富的金钱，他们沽名钓誉，他们更巧取豪夺。这些人，我可以列出一个名单来。但情绪归情绪，仔细思量，我觉得我也有必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认识和思路，并同时表达自己的一些感受。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也有资格给好些人作导师了，给他们讲一讲如何作一个当代中国法律人。
做当代中国法律人，需要有坚实的知识基础。这里的知识不仅仅包括法学知识，还包括对传统文化，现代社会的知识，甚至包括对未来社会的一些预见和判断。这样讲也许是空洞，但从法学这一块知识出发来观察，也可以从中看出当代中国法律人的知识要求。
我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一些法律现象，但即使有历史上的法家学派，历朝也建立了各种各样法律制度，我国却应当被认为严重缺乏法治。中国历史上，法律只是统治的工具，而统治的依据是政治。政治其实是很肮脏很卑鄙的权力斗争和操弄，没有法治的政治更是如此。没有法治的开明政治也许会带来一时的社会进步，却最终会顺着政治的庸俗化腐败化而让社会整体丧失理性，最终导致朝代的更替和新朝代对以前法律制度的废除，又进入下一个恶性循环。于是就形成了我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奇怪现象：我国虽然有很多年的人类文明文化，却始终没有留下多少严格意义的法律制度，当然就没有了法治。没有体现人类理性的法律制度遗产，相关的社会人际关系只留给了道德标准，只留下了所谓的儒家文人范式。
道德标准和文人范式是很主观的东西，更是体现个性的东西，其中没有了法治彰显的理性标准下的对错。即使某人的行事已经偏离理性理解的边际，却可以以个性偏好而得到合理解释。即使已经侵害了他人权利，却从道德伦理的同情感性得到不应当的纵容。社会大众要谴责他，他却在自己的圈子里得到欣赏与同情，于是社会就在这样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没有了整体的进步。从这点看，我国没有从农业社会走出来进入到工业社会，没有法治应当是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以上对我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现象的认识，这些认识并不能够从中国文化本身出发就能够看个清楚，相反，是对照了现代西方法治知识，才得以进行合适的反思。于是就不得不转向深入到西方法治知识的研究。
中国传统法律现象虽然没有留下法治的根本性社会共识，但也有一些法律制度相当有价值，比如民事法律中的物的担保的典当制度，又比如刑事法律中的亲亲相隐制度。这些法律现象的存在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所在，这些法律现象的意义，可与信托法律制度之于英国法律传统的意义。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这些传统法律制度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和现代化改造，观念还在，但已经为立法忽视。
研究西方法治知识之前，还需要研究中国与西方法治的接触。从近代开端的施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为中用，到后来的体用之学，最终形成西法东渐的趋势，这是中国与西方法治交流的发展历程。
当代中国处于这个历程的什么阶段呢？我很高兴也很不幸地告诉大家：代表理性之治的法治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我国实现法治的趋势势不可挡！但是，在迈向光明前途的征程上，我们只是走过了第一个山头，到达了一个平台区，这时可以继续前进，也可能会后退，甚至可能因为出现政治丑恶与民众性不理性而又被打入下一个新的恶性循环。
这就是说，我国当代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走向法治更高阶段的进步，还是因为政治丑恶或民众性不理性而出现历史往复？那么接下来的结论就是：不进行向法治方向的改革努力，即使改良政治，或驯服民众，出现历史往复是必然。
由于我国传统的法律基本不适应具有后发优势迅速发展的中国现代社会，我国不能从传统中寻找发展现代法治的制度资源。前面说的，就是做当代中国法律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现实的相关知识。有了前述的知识基础，才会转向，转而研究西方法治。这就是我认为做当代法律人的第二个方面的要求：坚实的西方法治知识。西方法治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现代西方国家实行的法律制度各各不同，但并不因为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同而不能从中概括出法治的最基本知识。
法治首先是理性之治。理性应当是社会存在的最根本，任何东西，需要符合理性的要求。不符合理性的，那就是个人随意，个人任意，甚至暴力冲动，任何社会都应当尽力避免不理性。经济活动以营利为根本，但经济活动必须以理性认识市场的需求供给变化，甚至市场的需求供给变化也以个体的理性经济活动为前提基础。政治活动以胜利为目的，但政治活动必须接受理性为其设定的规则底线，政治活动的不理性最终导致更加不理性的反对或反抗。人的其他活动应当遵守自由与个性的原则，这是人及人类得以发展的根本，但人的自由与个性的活动也得有一个边际，而且这个边际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变化，一个明显的体现就是人的权利边际的变化。一个人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一个集团的人不得损害另一集团的人的利益，这里集团的人的说法虽然是相对于个体来说，但这里的集团的人的利益却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基本上是政治解决，但如前所讲。政治解决这些利益时也需要有理性，当一个集团过度损害了另一集团的利益，得一时之逞或可，得永久的逞却根本不可能。
法治以理性之治的名义，成为社会的最高准则。法律成为社会一切主体的一切活动的最高准则，根据法律对社会一切主体的一切活动进行评价，而且法律评价是最高和最终的评价。于是政党，政府，公司，社会团体，个体，他们的活动必须遵守法律，他们作出的活动一旦有人提出异议时，就需要接受法律的评价。政治人物，法官的行为也是如此。为了保障法律评价作为社会的最高准则的公信力，就需要司法独立并让法官作为有专业训练的人能够独立作出依法的判决。法治成为最高准则本身就包含了司法独立的内容，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法治是理性之治，这样深层的结论运用于相反方向就是：法治不能成为非理性的治，随意的或暴力的治。这里的治包括权力集团的治，也包括个人的行事或判断。那么也可知，法治在个体理性，社会理性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才能够实现。个体有理性也许并不难，便现实中国的个体理性已经存在很多障碍，社会有理性却相当困难。一个政权建立的基础是否符合理性的要求，比如财产所有制，比如权力代表者的产生基础和程序，比如权力者的管理，又比如个体的理性活动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中得到理性对待和评判，这些是体现和要求社会理性的地方。个体不能充分享有自由，不能行使权利的社会，权力者的产生并不遵循理性的社会，权力者的管理并不遵循分而治之相互制衡的社会，我们很难说这是一个理性社会。
法治有了理性的基础之后，还需要以理性建立符合理性要求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包括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概念这些元素。法治最终体现为建立在法律概念之上的法律规则。法律规则调整权利义务。这里讲一讲实体法律权利与形式法律权利。可以吹牛地说，这是我自己多年浸淫法学研习而产生总结一个法学知识认识。如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个权利应当普遍平等地为每一个人享有。言论自由是一个实体法律权利，这个实体法律权利在不同社会阶段有不同的边际范围，比如封建专制时期评论国王可能不是当时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现代社会也有法律认为在公众场合宣扬宗教不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再比如政治人物的私生活这个问题，美国和法国的言论标准就不同。但平等地、普遍地享有相同的言论自由的这类形式法律权利的要求，比如法律上的平等、公开的权利，就是我所说的形式法律权利。这类形式法律权利只有实施程度的不同，而且很容易就考查出是否达到相关形式法律权利的要求。考查一个社会是否是法治社会，只要考察一下这类形式法律权利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一些深入研究法律的人都明白，法治在很大程度上，也有些人说在根本层次上，法治是形式法治。其实除了实体法律权利与形式法律权利这类并不为很多人知晓的提法之外，法学知识中有很多关于权利研究的划分和提法。比如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实体法权利与程序法权利，个人法律权利与团体法律权利。
江平前几天在北大的讲演中提到公法与私法的问题，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就是建立在公法私法的划分之上。这就需要有关公法与私法的相关知识。公法与私法是罗马法的提法，当时及之后的相当历史时期，法律的对象是国家与个人，不包括公司及社会团体之类人的集合，涉及国家权力的法律就是公法，只涉及个人权利或个人之间关系的法律就是私法。公法私法的划分就形成了分别适用于公法与私法的不同规则，比如公法关注国家权力对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上的作用，强调公法权力的行使应当得到规范，符合目的和程序。私法则强调意思自治，当事人之间平等。公法私法理论发展成熟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德国与法国。但是英美的普通法系却没有公法私法的划分，他们没有这种理论上的划分，更强调法律的实证效用。现代社会，公法私法的理论划分又因为人与人之间更加紧密的社会化联系而出现了问题。比如关于某个行业规范管理的法律，特别是劳动关系，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这很难纳入公法私法的划分。这就是关于公法与私法的知识，需要系统学习研究，如果不用心，也许读到法学博士也不能完全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这几天贺卫方提出一个问题：逝者应不应当享有名誉权。那么按照贺卫方的提法，又可以分出逝者法律权利与活人法律权利。当然，如果逝者不享有法律权利，这个分类就不成立。有人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切社会活动都以活着的人为中心，逝者只能是活人的活动受体，即支配对象，难道死还可以起来相对活动或反对？其实这种看法把人类动物化了，人类是有理性的，有规则的，逝者却可能通过规则以及社会的理性继续产生主动性的活动。比如遗嘱的执行，又比如著作法中对人去世后若干内的著作权保护。
我给这个问题一个肯定的答案：逝者应当享有名誉权。首先需要解决主体问题，以及实现这个权利的法律主体。赋予逝者有这个民事权利，但逝者已逝，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他如何主张？他通过他的继承人主张。一个未成年人，他的民事权利可以通过他的监护人主张。一个逝者，他的名誉权利也可通过他的继承人主张。如果没有继承人，则可由相关的享有了继承权利人的主张。这里可看出，法律规定的继承人范围就很重要，几代人内可继承，继承人主张保护逝者名誉权，就需要证明这个继承关系。如果是法律规定的继承代数之外的人，我称为间接继承人，他们是否又可以主张保护逝者，这又是一个法律选择的问题。其次需要解决名誉权的范围问题，对于存续着的人来说，普通个人与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范围不同，自然人与法人的名誉权保护范围也不同。逝者的名誉权保护可能也需要为其确实不同的名誉权范围，以及区分逝者中公众人物与普通民众的不同名誉范围。
其实那些主张逝者应当没有名誉权的人，你只需要举示一个反证就可以说服他们：你们直接侮辱谩骂他等人离世的长辈大人即可验证出来，看他等人还能否坚持逝者没有名誉权。即使他等人无名誉至此，我想很多人也会出来路见不平。
当然，这里的应当享有名誉权利，与现实法律的权利保护是不同的。一个理论上的应当，一个就是现实的实际情况。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有些权利没有法律保护，或是法律保护不力。
前面这一段讲的法治本身的知识问题。只有通过广泛深入的学习研究，对一个西方国家的法治进行研究，还对多个西方国家的法治进行比较研究，才可能形成坚实的法治知识。这一眼望过去，可以用学海无涯来容易。但是也不要有畏难情绪，情绪都是不理性的，用心研究，成为某个法学部门的专家还是可行的。
具备这些知识之后，还要回过头来学习研究中国现行有行的法律。只有法学理论，没有对现行法律的研究，只能是空头高谈阔论。甚至有些所谓的法学理论家，他们的理论根本就没有结合任何一个相关的法律，他们的理论就更空头了。他们就只好说着一些原则性的套话，举一些隔空的孤例，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一番空洞的夸大和扭曲。这种夸大或扭曲很符合普通民众的口味和思维方式，赢得很多鼓掌当不奇怪。我国当代就有很多这两类的所谓法学家。
有了对我国传统法律知识的认识，有了我国西法东渐的知识，加上对西方主要法治国家的法律研究，加上对我国现行法律的研究，才可能具备了知识能力上的准备。当然，在有这些知识准备的同时，也应当养成了相关的法学研究和思考方法。形成这样的知识和方法，也许已经很不容易，出来挑一挑那些没有这样储备的人的错误，可以手到擒来。
但是要做一个当代中国法律人，更需要以下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是践行，一个提升。
践行一是以自己的知识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可以直接参与到具体事务的处理中。在践行中更需要尊重自己作为法律人的基本底线：自己懂法，遵守法律。懂法并不容易，需要动用法学理论，研究现行法律，知道其中的实体边际和形式程序。只有自己懂了，发出的声音才会不出错，并点出其中的具体关键。这里我特别强调具体关键，拒绝把一切问题都笼统地说成法律不健全，而应当指出在哪些地方如何不健全，又当如何健全。有一些人，自称为法律人，即使他自主认为具备了知识储备，却不知道自己不懂法律，或没有遵守法律。
那些不具备法律功底的人，即使他们成天讲依法办案，即使他们掌着权柄指示依法办理，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办理。于是依法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最流行的空头套话一个法律人，他的践行范围有大小，从参与案件到理论研究，从普法宣传到立法活动。在当代中国，法治还不完善，政治权力还没有纳入法律规则的理性，践行法治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政治斗争的方法。这是我个人认为的一种斗争方法了，但我认为采取政治斗争的方法也要遵守法治精神为这些手段设定的底线。无论在什么范围活动，都应当践行法治。否则，他不配成为法律人。比如抢夺同行业务的律师就不能算作法律人。
提升主要指理论方面的，比如针对理论上的完善，针对现实问题的法律分析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就更难了。但事因能而可贵，能够作出一点提升成效，当可称为法学家。也许有人在现实中推动了法治的发展，但如果他们并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他们的推动不是以法学知识的要求而进行，至少他们的立法就没有采用法学上的说服力。这是一个根本。其次也可以看到，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一时的推动可能会因为没有法学功底而错误，而成为将来的阻碍。
能够做出提升成果的人，当是法律人中的翘楚。讲正面人物，我列出三位我认为杰出的中国法律人，他们依次是史尚宽、王泽鉴、梁彗星。其他有几人可以归入下一个层次，有些人的层次就更低了，甚至有很大部分人应当被排除在法律人圈子之外，他们只是自己宣称为法律人而已！说了这么多的话，最后却是要告诫非法律人：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标志就是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技术的进步表现为专业的细分，不同专业的分工与合作。法治以理性的高度需要成为社会的最高准则，法治本身也是社会分工合作的一个范畴。如果你们不是法律人，虽然从法律上我不能要求你们KEEP

③ 当代中国法制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有相当多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具有法律 效力的政策，是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是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是在人 治因素非常浓的体制下形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法律和法规，由于他们是在 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制定的， 也带有计划经济的色 彩或痕迹。 这些法律和法规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需要，尤其是与中国已 经加入 WTO 因而在我国社会的许多领域和社会事务中必须充分地与 WTO 规则相衔 接的现实需求很不协调。对这样的法律体系，必须以改革的精神、用改革的方法 废旧立新，兴利除弊。
其次，全面改革的进行离不开法制改革。法律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其 他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形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其他社会生活和社 会关系是其内容。内容的变化要求形式的变化。但是，由于法律一旦形成体系就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滞后性，或者说僵化性与保守性。须知，建国以来曾经起到 积极作用， 而现在弊端丛生的各种体制都为与之相适应的旧法律所固定。从我国 已有的情况来看，对滞后于社会生活的法律仅仅通过常规的立、改、废进行更新 协调往往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法律应急”惯例，更容易造成法律 制度在整体的制度体系和结构上的更大的矛盾和冲突， 法律对于社会发展要求的 滞后性反而更严重。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解决法律制度滞后性的较好的方法可 能就是施行大胆的法制改革。 法制改革是使法律适应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发展 同步的必要的制度创新机制。这样我们的全面发展才能进行。
再次，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场深 刻的社会变革，与此相应，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相适应 的法律体系也就不是一般的法制建设，更不是简单的立法，而是具有变法意义的 一场深刻的法治变革。正如一些著名的法学家强调的“应该着重指出，今天正当 我国改革的宏伟事业进入关键时刻之际，随着我国改革宏伟事业的发展，只提健 全社会主义法制，不仅是适应中国改革实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 而且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走过恢复、 重建为主的阶段之后登上了一个更 高的阶梯，标志着我国实现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进程的加速。 ”
最后，法制改革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是改革最终胜利的保障。在当 代中国，法律演进、法律发展与法制现代化是等值的概念，法制现代化意味着法 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这样一个转型没有改革的推动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在 历史上，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不仅十分重视法律的常规性的立、改、 废活动，而且十分重视法制改革或“变法” 。我国战国时期的商鞅在秦国进行的 法制改革，汉初文、景二帝领导的法制改革，唐初李世民对法制的改革，王安石 变法，戊戌变法，都富有历史意义地推动了封建法律制度的发展，适应了当时的 社会状况和需要，在极大的程度上和广泛的范围内保证了封建法律制度的发展。 在外国历史上，30 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新政，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民主化，当今 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不也都是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法制改革吗？他们都加速 了各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从而适应了迅速变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需要。

④ 法家的法治与当今社会的法治是否相同为什么

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已步入正轨，并且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法家思想的法治理论，早在数千年前，法家思想的先驱们就树立起了“法任而国治矣”[1]“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3]诸多法治思想。可以说，法家思想，虽然内容及其丰富，但其中最精彩，最集中的就是法治理论了。从形式上看，法家的法治理论与中国当代的法治理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以法为本，强调立法和执法的重要性，强调法律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主张法的公开性、平等性、客观性和稳定性。对比古今法治，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法家所讲的法是君主立法，且强调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我国现代的法治观念是与公民的意志相联系，与民主相一致。法家认为：“法生于君”。[4]“法审则上尊而不侵。”所谓君主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所谓贤臣必须“无有二心”“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5]。“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则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6]。甚至提出：“法不信，则君行危矣”[7]，即即使他提倡法的平等适用，也还是为了保护君权。而我国的法治理论的首要内涵，即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说明我国的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的。而且在当代，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国的依法治国，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由此可见，我国法治社会的贯彻，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内涵是刑，“凡所治者，刑罚也。”而且这个“刑”还是“重刑”。重刑主义是秦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家认为，少数人的善良无补于整个社会之治，法家治国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治国不能以治良民的方法治奸民，而是要以治奸民的方法治良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商鞅主张治国莫若用重刑，对犯罪不管轻重，一律从重处罚，他说：“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10]，目的就是用重刑震慑住人们的犯罪行为，是“刑重者民不敢犯”[11]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12]。而且，但我国现代刑法，则坚持罪刑相当原则。罪行相当原则的含义是：凡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判处刑罚，相应的也要作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我国《刑法》第五条就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我国现代的法治观点，更多地倾向于“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这种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罗伯斯庇尔），而且，我们也逐渐认识到，“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与那些心灵僵硬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为了打倒一头狂暴的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使用闪击。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13]。我国现代法治已觉悟到，人们所苦的并不仅是重刑，轻刑亦为人们所苦，过重的刑罚指挥导致人们的厌恶和憎恨。切不可把刑罚的效力于过分的严厉性混淆起来，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反的，一切人们都赞助公正的温和的法律，一切人都反对残酷的法律。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小人”，严厉惩罚反抗专制君主统治的臣民。而我国现代的法治则更多的以保护公民之间的平等与自由，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主要目的。法家思想中，所谓“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14] “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15]。这些都非常蝼蛄的点明了法治的目标是使老百姓不敢有丝毫的反抗，所谓“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严刑者，民之所谓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陈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16]这些，一语道破了加重处罚，严厉镇压民众的反抗，人民就不敢触犯法律，结果也就达到了法治的目标。但是现代的中国法治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自我国走向真正的法治之后，国家十分重视用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国家除了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明确规定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各项权利外，还建立健全了权利救济制度。立法机关通过颁布《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而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从制度上较好的解决了防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滥用权力和对已发生的侵权损害给予赔偿的问题。

法家思想中，对于法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即它不追求法本身的良、恶，只要是君主的意志，就要严格执行。尽管法家也强调法必须顺乎自然，合乎民心，“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17]，但是就法是否合乎正义，法家始终站在君主一边，提君主利益辩护。但是我国的现代法治要求发必须是良法，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思想，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才能达到实施法治的目的。

法家思想的法治理念是“以法治国”，而我国现代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差别。在中文中，“以”和“依”的含义就不同，前者主要有“用”“拿”的意思；后者则主要是“依靠”“依从”“按照”的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法家所强调的法治，实际上是把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作为统治者的为政之具和统治策略，因此很明显的打上了人治的烙印，这样的法治，即成为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最终即归于人治主义一途。而我国的依法治国原则，则是把法作为一种文明价值的体现，作为一种文明理念的灌输，作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普遍观念和内在精神，它要求在法治状态下，通过对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的科学规划，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合理配置，在法律秩序的层面，人们普遍的依据法律规则，制度，原则去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形成一种严格有序，井井有条的状态，并使违法犯罪现象大为减少。在这种法治中，人们要树立的是法律至上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追求的是民主，平等，自由和正义的价值。

但是，我们要本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用现代法治的视角来看待法家理论时，自然不应忘记它的种种缺陷，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家思想中有些部分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价值和指导意义，能够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法家所借鉴利用。

1）“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反对特权

法家的刑无等级思想是基于当时领主贵族特权猖獗，守旧势力严重阻碍改革进行的社会状况下而产生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8]是对这种思想的最好总结，法家主张适用法律要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19]在守法上，强调平等性，君主，臣民都应守法。“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20]。商鞅说：“守法守职之吏又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21]，“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22]，“法之不行，自上犯之”[23]。这些反特权主张，在当时贵族特权登记制度的社会条件下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时代呐喊，当然，如前文所说，君主专制下的法治不可能真正实践到避免所有特权，但是不可否认的，在当代人有少数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总以为有特权在身，以权试法，而法家这些法特权的思想，无疑是具有先进教育意义的。

2）“明法去私，反对以私害法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24]。法家强调，法律是公正无私的，不能因亲近友好而随意赏赐。情感不能代替法，个人的好恶，恩怨情仇都必须服从法，天下为公则天下大治。法家强调法的公正性原则，主张行法，司法必须公正无私。商鞅认为，严格依法办事，这就是“公”，反之为了私利而损害法的施行，这就是“私”，法就是要奉公去私。他说：“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分明，而不以私害法则治。”[25]。君主和大臣都放松法度，依任私议，国家必定混乱。确定法律就是为了明确人们言行的当与不当，即“明分”，只有保证了法的公正性，不以私害法，国家才能走上有序的轨道。“夫信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类者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26]。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慎到对此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说：“法之功，莫大于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故有道之国，法立而私议不行。”[27]，慎到还认为，公正是立法，执法的第一要义，法律公正就要抛弃一切徇私和偏私的做法。“故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28]。应该说，法家的这种观点对现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以私害法的情况在我们当今社会仍是屡见不鲜。我们应借鉴法家“明法去私”的思想，执法必严，公正办案，铲除“人情官司”“权钱交易”等问题，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不徇私情，秉公执法，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和国家利益。

3）“法与时移”，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

法家主张“法与时移”，立法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要求。商鞅说：“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不宜于是则行之则不干。”[29]韩非子也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事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30]所谓“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而“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但时代却同样在不断变化，因此，作为现代法制运行首要环节的立法，也需要及时制定，修改和废除，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从数量上来看，我国制定的法律是比较齐全的，较建国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促进和保障了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如：现在我国行政权被滥用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而行政救济权利的途径却很有限；与市场经济主体有关的法律制度，如：债券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制度还不太完善，因此，我国应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对缺失的部分应当补充制定，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促进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新发展和新要求。

4）法要“布之于众”，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法家强调，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的形式出现，“使之明白易知”[31]，“布之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让“全民皆知其所避就”[32]，而今天，我们仍把普法，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广大领导干部应该带头懂法，守法，护法。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一些干部无视法的存在，认为权大于法，因此，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法制意识已经迫在眉睫。在一部分人民群众中间，同样存在着法律意识淡薄，遇到法律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托熟人，甚至进行钱色交易，而不根据法律寻求解决的途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办事成本的提高。因此，当务之急，党和国家应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载体，如：电视，报纸，网络来普及法律知识，并且坚持进行法制教育，使全民树立起法律至上的理论。

⑤ 如何理解西方及我国当代关于法治的认识

你的问题不妨理解为：我国在法治建设中的不足之处
中国对法治的重新认识起源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在这个过程中基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人们认识到市场经济就应该是法治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还证明市场经济和法治都没有唯一正确的、固定不变的模式。也就是说，不仅要重视法治对市场经济的影响，而且还要留意不同的法治模式对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的不同影响，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的类型作出取舍或者重组的判断。
1、迄今为止，中国式的法治在市场监督和管理方面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直截了当的方式，有关法规也往往呈现刚性结构，以令行禁止、严打重罚为基本特征。结果是放任自流与强制命令这两个极端的并存和交错，不断引起“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困境。因此，有必要使竞争的制度环境呈现更富于弹性的结构。这意味着一种多元化的、动态的、注重正当性论证的、通过反思而不断协调整合的、与社会对公平的诉求相对应的法治观。也就是说，要使与经济发展有关的规范体系从刚性结构转变为弹性结构，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第一组问题。
2、早在198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就指出了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越位悖理之处，主张促进政企分离、功能分化以及国家权力的中立化。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甚至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复杂化，呈现花样翻新的表现。目前政府强调报酬体系的合理化、分配公正、环境保护、能源调整以及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势必维护或者重新形成一种容许、加强国家干预的机会性结构。政府扮演双重角色，对市场的参加和干预相反相成，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第二组问题。
3、在现代法治秩序的深层结构里，区隔和对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合法与非法、胜诉方与败诉方、人格与财产、公共性与隐私性、主权与人权、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存在着明确的、严格的疆域分野以及持续不断的矛盾和对抗。但是，19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地方化这两股洪流的冲击下，原有的许多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了。人员、物质、资本以及信息的跨国自由流动导致解构与重构的同时进展、异质因素的混合以及法律体系各组成部分的交融和重新搭配。因而第三组问题涉及各种旧的制度性藩篱的拆除、风险性的增大以及变得非常相对化了的规范场域。
4、文化价值观以及权利意识的影响。中华帝国自古以来采取轻法、息讼的统治策略，更强调礼乐教化、贤人支配、乡规民约、调解妥协的作用，其结果，市场缺乏权利划界和重组所需要的制度条件，个人的正当利益也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造成法律体系本身不和谐，充满内在矛盾，缺乏实效。如何克服对法治的不信任，就是迄今为止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依然无从回避的第四组问题。

⑥ 当代中国法制改革 意义

当代中国法制改革的意义：

1、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有相当多法律、法规、规章和专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是与计属划经济相联系的，是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制定的，是在人治因素非常浓重的体制下形成的。

2、法律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形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是其内容，内容的变化要求形式的变化。

3、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此相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和民主政治法律体系也就不是一般的法制建设，更不是简单的立法，而是具有变法意义的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

4、在当代中国，法律发展与法制现代化是等值的概念，法制现代化意味着法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样一个转型没有改革的推动是绝不可能成功的。

⑦ 当今法治发展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存在的问题是全方位的.当然,就像楼上说的,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这其实只是单就法制本身去看问题,如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怎么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呢?并不在于法制的本身,而在法制运行的环境和条件.好了,就说这么多.

⑧ 当今中国是法治社会吗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嘻嘻，政治书上的，选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