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乱

㈠ 以法治军的好处是什么

汉末以来，豪强大族仗势不法，严重影响军队建设。要在竞争中崛起，建设有战斗力的军队，非有管用的思想武器不可。乱世建军，传统的经学不再管用，军事思想家纷纷把目光转向法家。法家讲富国强兵，以法治军，可以有效地使军队强大起来。汉末的战乱形势不允许发展生产以富国强兵，因此时人重点借用并发展了法家以法治军的思想。

三国人认为，以法治军的目的，是建立“有制之兵”（《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引诸葛亮语）。传统上一向重视将领的作用，三国人发现制度的作用比将领更重要。蜀国长水校尉廖立就批评关羽“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三国志》卷40《廖立传》）诸葛亮从理论上研究“将”与“制”的关系，指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认为军队的军令制度和作风纪律的养成，是比将领的个人才能更重要、更带根本性的因素。建立“有制之兵”，就要形成一套法令体系。从残存的曹操、诸葛亮军令看．内容涉及战斗与管理，范围广泛，诸如步战、骑战、船战、阵法、行军、移营、通信指挥、后勤、祭祀、刑罚等，都有详细具体的规定。颁布军令的目的，曹操认为在于“设而不犯”（《孙子略解·行军篇》），孙权认为在于“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三国志》卷47《吴主传》）

三国人认为，落实法令规章，必须“训章明法”（《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就是教训部队，让大家明白法令规章。诸葛亮把街亭之败的原因归结为不能训章明法，可见其分量之重。

落实法令规章，更重要的是坚持赏罚。曹操最看重赏赐。汉末乱世，君臣上下缺乏必要的信任，御军极难。曹操要求将士送家人在他身边留作人质。但扣留人质只能保证基本不叛变不逃亡，因此曹操强调以赏赐调动将士积极性。他说他羡慕名将赵奢、窦婴“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他深刻认识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孙子略解·作战篇》），凡“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他认为治理乱世与治理和平时期之军，赏赐规律不同。“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为了“立功兴国”，“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认为那些反对把郡国之任赏给有功能军吏的言论，不过是以管窥虎的陋见。在赏赐时，诸葛亮则强调无微不赏和赏不遗远。

但只用赏也不行。曹操比喻说，那样部队就像宠坏了的孩子，一点也不怕你，必须恩威并用，赏罚并举。他以为，罚要掌握时机。他出征在外时，曾经由于部下自疑而发生叛变，几乎使他丢了兖州根据地。总结教训，他认为，在天下土崩瓦解之时，上下相疑之秋，即使以信任对待部属，他们还会害怕，如果严格执法，则更会人人自危。从安定人心、稳定大局出发，这时只能赏功，不能罚罪，直到人心归顺，例如官渡之战胜利后，袁曹之争大局已定，曹操才强调，只赏功而不罚罪不符合国典。从今以后要改一改了。他下令说，众将出征，战败的应该抵罪，失利的应该免去官爵。三国人还强调，治国该宽该严主要看形势。如诸葛亮指出，益州牧刘璋治蜀，威刑不肃，失之于宽。刘备人蜀后，应纠之以猛。罚要有侧重点，对上层重在罚得坚决，对下层重在罚得慎重。曹操、诸葛亮执法时，都主张遵循“春秋责帅”（《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原则，坚持不应该把主帅排除在法规之外。诸葛亮在街亭战败后引咎自贸，自贬三等。曹操行军中马踏麦苗，违犯了自己制定的“士卒无败麦，犯者死”的禁令，认为不应该罚不加于尊，如果“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于是割发代首。死刑虽然免去，割发那时也是严重的刑罚。诸葛亮对大臣和亲信，也主张严格执法。对于掩盖失职、破坏北伐的军务大臣李严和街事失利但与自己思若父子的将领马谡，诸葛亮都主张执行纪律，强调“不可苞含（包涵），以危大业”（《三国志》卷40《李严传》注引亮公文上尚书），“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三国志》卷39《马谡传》注引《襄阳记》）。但对于普通没有权势的军人执法，他们却主张谨慎为之。曹操主张军中司法人员应选素质高的，因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三国志）卷1《武帝纪》）诸葛亮在伐魏前线，军中罚杖20以上，都亲自审批，都是担心出现冤情和滥刑，关心保护无辜。曹操、诸葛亮还主张赏罚公平。曹操说自己“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愿有所私”（《太平御览》卷429）。诸葛亮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由于曹操、诸葛亮亲自提倡，天下以法治军蔚然成风，一直到江东，无不如此。东吴治军，主张断斩示威，就是果断诛杀违犯军纪者，建立法令的权威。吕蒙征荆州，麾下士取民家一笠，覆盖官恺。官铝虽然是公物，吕蒙还认为违犯不得扰民的军令，不可由于同乡而废法，于是垂涕斩之。吕蒙量刑显然过重，但意在立威，结果军中震栗，道不拾遗。

孙权刑法虽然极其严峻，但那是对普通军人的，对代表大族利益的众大将则“爱人多容”（《三国志》卷引《孙皎传》）。将领潘漳杀军中富有的吏兵，劫其财物；吕范、贺齐、潘璋服饰僭拟王者，对这类违法行为，孙权都赦免不问，不再讲法治。

以法治军思潮有力地推动了军队建设。但东吴刑法过严，所以也受到时人的批评。如江东大族代表陆逊就反对孙权严刑峻法，建议多施恩惠，认为“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三国志》卷58《陆逊传》）大族反对严刑，有的是因自己的利益受到触犯，有的则是为了尊儒。例如陆逊，他重视礼治，反对魏国刘廙的先刑后礼论，认为“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同时，三国鼎立以后，社会相对过去安定一些。如果说，过去“治乱尚权谋”的话，那么这时更多地应该强调“治平尚德行”（《三国志》卷6《刘表传》注引《战略》）了。因此在三国鼎立中期，由于大族的反对和形势趋于安定，以法治军思想渐渐失去势头。魏明帝时，杨烈将军王昶攻击国典，要求大改现有法制，而效法先王之风。到了晋初，当权的士族打着纠偏的旗号，抑止了以法治军思潮。贾充一再阻止灭吴。晋武帝却令他总统灭吴大军。孙皓投降，贾充不知，以为吴不可灭，上表请班师，该表与告捷书同时到达，武帝不罪贾充。王洛攻人石头城灭吴，却受到诏书的诬罔责备，说他和阻挠他成功的上级王浑争功，武帝不辨是非，使立大功者蒙冤，以法治军精神荡然无存。晋灭吴作战上胜利了，治军上却是失败的。

㈡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是什么意思

韩非子作为一名有名的思想家，他曾经在《五蠧》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乱纪"。意思就是说读书人通常靠写文章靠散播思想去扰乱法纪，而习武之人通常用武力扰乱朝纲。韩非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古往今来，文人和武人若要反抗或者扰乱法纪，都是要利用自己擅长的事情去做的。

韩非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崇尚法治。所以他觉得任何事情都应该交给法律制裁，不能自己决定，不管你是否出于正义，你写文章表达不满，你靠武力反抗都是不对的，是扰乱了社会秩序的行为。那都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所以韩非子留下了"儒以文乱法，侠以武乱纪"。

㈢ “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治理国家如果没有法制，就会天下大乱，死守旧法而不变革，就必版然违反实际，没有法律或权死守旧法都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指法度也需要不断变革。

这句话出自《吕氏春秋•察今》，全句是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吕不韦是战国后期秦王赢政的国相。《吕氏春秋》是在他的主持下由门客编著的。其中的这段话的大前提是必须以法治国。同时又指出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与时俱进，使法适应社会实际。

㈣ 春秋战国时期以法治国的是谁

法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以法治为核心的思想学派.这个学派否定了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
这种流派主要盛行於战国时的韩、魏、赵三国,而早期的法家学派人物亦来自这三国,如商鞅来自魏国、申不害来自韩国、慎到来自赵国等.法家中有三个学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这些学派思想由韩国人韩非子集以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终极核心.
法家这种学说乃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这种思想在斗争中确是相当实用,如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於事情」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西汉後期,法家思想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裏」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掉.
有人认为法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意识形态.
代表人物
春秋时
管仲
子产
战国时
韩非
商鞅
李斯
申不害
吴起
李悝
代表著作
《商君书》
《韩非子》
管仲（?—前645年）,名夷吾,字敬仲,史称管子,出生于颍上（今安徽颍上县）,春秋时代的政治家,哲学家.《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左传》记载他的生活传记,《论语》（宪问第十四）也有关於孔子对他的评论,北宋蘇洵的《管仲传》也有一些分析.
年轻时家境贫困,鲍叔牙发现管仲有才能,交为好友,经常和管仲往来,管仲常占小便宜,鲍叔牙并不引以为意,反而处处为他设想,一直都善待管仲（蔚为美谈,史称「管鲍之交」）.后来,管仲辅佐齐国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其弟公子小白.
前686年,齐襄公逝世,他的侄子公孙无知篡位.
前685年春天,齐国大夫雍廪杀了公孙无知,公子小白即位,立为齐桓公,鲁国却支持其兄公子纠,因此齐国和鲁国之间发生战争,管仲射箭中了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装死,骗过了管仲.後来齐国战胜,鲍叔牙向鲁庄公要求处决公子纠,并把管仲交给齐国.
在鲍叔牙强烈推荐下,齐桓公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甚至尊为「仲父」.管仲在齐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倡「尊王攘夷」,终于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孔子曾言：「为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司马光说：“管仲镂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训俭示康〉）
子产(?～前522年),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称公孙.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被清朝的王源推许为“春秋第一人”.
据记载,子产出生于郑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子国是郑穆公的儿子.子产少时就很聪明,有很成熟的政治见解.郑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郑人立子产为卿.执政二十三年.郑定公八年（公元前522年）,子产卒.《贾氏说林》载：
子产死,家无余财,子不能葬,国人哀亡.丈夫舍玞佩,妇人舍珠玉以赙之,金银珍宝不可胜计.其子不受,自负土葬于邢山.
孔子听说后,曰：“古之遗爱也.”现有墓,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西南17公里陉山顶上,墓冢高约5米、周长约50米.据《新郑县志》载：“子产墓累石为方坟,东有庙”.1987年3月4日,郑州市政府公布为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子产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是：“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子产从政后,在郑国进行了内政改革,整理田制,整顿贵族田地和农户编制,承认土地私有,按田亩征税等等.接着,他又用200多斤铁铸造了一只鼎,把新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放置于王宫门口,让百姓都知道新刑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刑鼎.子产推行法治,宽猛相济,安抚百姓,抑制强宗,保持国内政局长期稳定.不毁乡校,以听取“国人”意见.对外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维护了郑国的利益,使郑国免遭兵革之祸.子产“知人善用,择其能者而使之”,为政数十年,政绩显赫.《左传》：
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长期不令而治.
子产的思想接近于孔子以前的儒家思想.子产具有人本主义的思想,强调人事,但也不否认鬼神.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在子产看来,人道先于天道,天道可以存而不论,人道则不能不察.
慎到（约前395--约前315） 赵国人.战国时道家、法家思想家.
早年学黄老道术,曾以齐国稷下讲学而负盛名,受上大夫之禄.齐湣王十七年（前284）离齐至韩,为韩大夫.《庄子·天下》把他与田骈同归一派,后成为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主张“尚法”和“重势”.由“弃知去己”观点,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子》）的法家政治主张,强调“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同时重视“势治”,以为“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蹳贤者”（《韩非子·难势》）,权势者应“抱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其著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42篇,列法家 ,现存残本仅7篇.
韩非为韩国的公子,与李斯一同拜荀子门下学习.
在韩非生长的年代,韩国为战国七雄当中最弱小的国家,但由於他患有口吃的毛病,所以多次上书韩王陈述他的思想,而不为所用.之後《韩非子》一书流传到秦国,书中《孤愤》、《五蠹》内容被秦王嬴政所赞叹,甚至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便以战争为要胁,逼韩非出使秦国.
韩非到秦国後,受到秦王政的欣赏,准备重用他,但招李斯忌妒,对秦王进谗言,陷害韩非入狱,最後在狱中服毒自尽.
韩非总结了商鞅、申不害、李悝的思想,主张君主应该用法、术、势结合起来治理国家.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後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後封於商,後人称之商鞅.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後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後,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宦官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後升大良造.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後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卬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梁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於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鑊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於鄙」、「不贪商、於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驷即位,太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後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於郑国黾池,死後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於彤,灭商君之族.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人,是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在诸子百家中,李斯是荀子的学生,後和韩非都成为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
秦王政四年（前237年）爆发韩国水工郑国为间谍案,在宗室大臣的鼓噪下,秦王下令驱逐一切客籍官员,李斯因此上〈谏逐客书〉於秦王,说明有容乃大的重要性,他认为「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齎盗粮者也.」於是秦王政下令取消逐客令,重用李斯,并加强对各国进攻.韩国恐惧,韩王派韩非至秦求和,秦王将韩非扣留在秦国,秦王政十四年（前227年）,他害死自已的同学韩非.他协助秦始皇一统天下,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全国币制.始皇三十四年（前207年）,李斯建议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等百家之学,又坑杀儒生,史所谓「焚书坑儒」.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7月秦始皇死於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李斯密不发丧,和赵高合谋矫诏扶立嬴胡亥即位,并赐死嬴扶蘇.秦二世元年（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不久赵高诬陷李斯想割地称王,又诬陷李斯子三川郡守李由与乱军私通,李斯上书申冤,却被赵高扣下,并投入监狱.後来李斯不堪酷刑,终於被迫认罪,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腰斩於咸阳,临死前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父子对泣,夷灭三族.
李斯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
申不害（?～前337年）,河南荥阳人.「史记」在「老子韩非列传」後面写他是「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脩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彊,无侵韩者」.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记有「著书两篇,号曰申子」的话,汉书有「申子六篇」的话,但全都亡轶了.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
「韩非子」有一段话,说到这点：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国?」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於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於官府,赏罚必於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於上,臣无法则乱於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吴起（前440年—前381年）,中国古代军事家和政治家.
吴起,战国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县西）人,曾经拜鲁国曾子为师,学习儒术.敢于改革,善于用兵.
早年得鲁国国君赏识,及后齐鲁交战,吴起因在鲁国娶了一位齐国宗室女子为妻,鲁国人对即将担任统帅的吴起表示怀疑,吴起为博得鲁国信任,竟将自己妻子杀死.鲁国虽然保住了,但是吴起以杀妻来求得将位,这种行径为鲁人所恶,因而最终还是被鲁国的国君所辞弃.
之后吴起到魏国,被魏文侯和李悝重用,任西河守,推行李悝的变法.后来又去楚国为宰相,同样推行变法,想要废掉疏远的公族、蓄养战士,但是做事过于急切严厉,被许多皇族所恨.
楚悼王死后,楚国贵族即向吴起展开围攻,必杀之而后快.吴起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便来一招借刀杀人,同归于尽.他逃跑至太庙,躲藏在楚悼王的尸体下.吴起虽然仍被乱箭射死,但也有不少箭射到楚悼王的尸体上.楚悼王的儿子即位后立即命人以楚悼王尸体上的箭捉拿在放箭的人,并以大不敬之罪诛灭了七十多家贵族,也算替吴起自己报了仇.
吴起的变法时间较短,基础不深,继任者楚肃王又对吴起的变法并不感兴趣,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收效甚微.吴起是与孙子齐名的伟大军事家,他治兵有术,在战略战术上留下许多佳话；但母丧不临、杀妻求将,在品德上沾上重大污点,向为儒家学派所诬.这种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格,虽然使他治兵有术名扬天下,却也注定了悲剧的宿命.
李悝（约前455年—前395年）,中国战国时代著名思想家,主持魏国变法,其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商鞅、韩非影响极大.故一般认为他是法家的始祖.
李悝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进行“尽地力之教”,其具体内容已不可知,但主要为鼓励农民精耕细作,推广成功的耕作经验,提高产量.并且实行“善平籴”的政策,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国家的人,按照功劳和能力提拔官吏,如任命吴起为西河守,用西门豹治邺.经过变法,魏国国力增强,成为战国初期强国之一.
他还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六篇《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法经》到秦国去.现仅存篇目,内容已失传.

㈤ 对待解决治理乱的问题，有几个建议：以乱治乱——把真老虎看成纸老虎，以乱智强——把纸老虎看成真老虎。

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 这叫做君主不讲仁爱，臣下不讲忠心，就可以因此统一天下了。 六反第四十六 原文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謟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夫弹痤者痛，饮药者苦，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不可以霸王矣。 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吏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中国。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美，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名！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于厚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踬于山，而踬于垤。”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赏罚，固已足之之后也；虽财用足而后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夫当家之爱子，财货足用，货财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亲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恣。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懦则肆于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则罢健效矣。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身不任者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贵之，是不须视而定明也，不待对而定辩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译文 害怕死亡，逃避危难，本是投降败逃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珍惜生命的雅士。学做神仙，设立方术，本是违反法治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大有学问的文士。游手好闲，给养丰厚，本是社会的寄生虫；世俗却称誉他们是有能耐的人。歪理诡辩，玩弄智巧，本是虚伪巧诈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辩士智士。行侠舞剑，喜斗好杀，本是凶暴而冒险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刚强威武的勇士。包庇大盗，隐藏坏人，本是该判死刑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仗义舍身的名士。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赞美的。奔赴国难，献身君主，本是舍生取义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失多得少的人。见闻很少，服从命令，本是保全法令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浅薄愚昧的人。尽心耕作，自食其力，本是创造财富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没有才能的人。品德优异，单纯朴实，本是正派善良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蠢笨呆板的人。重视命令，谨慎办事，本是尊重君主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胆小伯事的人。打击贼人，止住奸人，本是提醒君主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奉承讨好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诋毁的。奸诈虚伪而无益于国家的六种人，社会上是那样地赞美他们；努力耕战而有益于国家的六种人，社会上却这样地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反。平民从私利出发称赞前六种人，当代的君主听到虚名而尊重这些人，而得到尊重的，一定会得到好处。百姓从私害出发话毁后六种人，当代的君主受世俗蒙蔽而鄙视他们，而受到鄙视的，一定会受到迫害。结果声誉和赏赐归于私下干坏事、应当判罪的人，而诋毁和迫害却给了为国家做好事、应当奖赏的人。这样还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事。 古代有句谚语说：“执政好比洗头一样，即使会有一些头发掉落，仍是必须洗头的。”看重掉头发的损耗而忘记促使头发生长的好处，是不懂得权衡利弊的人。针刺痈疮是痛的，吃药是苦的；因为苦痛的缘故就不刺痈和吃药，就救不了命，治不了病。现在君臣相交，没有父子间的恩泽，却想用施行仁义去控制臣下，那么君臣之间的交往必定会出现裂痕。况且父母对于子女，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就把她杀了。子女都出自父母的怀抱，然而是男孩就受到祝贺，是女孩就杀了的原因，是考虑到今后的利益，从长远利益打算的。所以父母对于子女，尚且用计算利弊相对待，何况是对于没有父子间恩泽的人呢？现在学者游说君主，都要君主抛弃求利的打算，而采用相爱的原则，这是要求君主有超过父母对于子女的亲情，也就属于不善于谈论恩泽问题的谎言和欺诈了，所以明君是不接受的。圣人治理国家，一是能详细地考察法律禁令，法律禁令彰明了，官府事务就会得到妥善治理；二是能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不出偏差，民众就会听从使唤。民众听从使唤，官府事务得到妥善处理，国家就富强；国家富强，兵力就强盛。结果，统一天下的大业也就随之完成了。统一天下，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统一天下的目的来治理国家，所以他根据能力任用官员，实行赏罚没有私心。要让士人民众明白，为国家尽力拼死，功劳就可建立，爵禄就可获得；获得爵禄，富贵的事业就完成了。富贵是臣子最大的利益。臣子怀着取得富贵的目的来办事，所以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力、事，竭尽全力。死而无怨。这叫做君主不讲仁爱，臣下不讲忠心，就可以因此统一天下了。 奸人在一定能被察觉的情况下，才会戒惧；在一定要受惩罚的情况下，才不敢再犯。在不能被察觉的情况下，他就会放肆；在不会受惩罚的情况下，他就要横行。把廉价的东西放在冷僻之处，即使是曾参、史{鱼酋}这样有修养的人也有偷窃的嫌疑；把百金放置在闹市中，即使出名的盗贼也不敢取走。不被察觉，曾参、史绍就可能在暗处于坏事；一定察觉；大盗就不敢在闹市上取走放置的百金。所以明君治理国家，多设耳目，重罚罪犯，使民众由于法令而受到约束，不靠廉洁的品德而停止作恶。母亲爱护子女要倍于父亲，然而父亲严令子女的效果更十倍于母亲；官吏对于民众没有爱心，然而对于民众发号施令，其效果更要万倍于父亲。母亲过分宠爱子女，命令就行不通；官吏运用刑罚的威严，命令就能让人服从。采用威严的略好，还是仁爱的策略好，由此也就可以决断了。况且父母寄希望于子女的，行动上是想让他们安全有利，做人上是想他们不去犯罪。君主对于民众，危难时就要他们拼死作战，安定时就要他们尽力耕作。父母怀着深厚的爱，把子女安排在安全有利的环境中，但子女却不听父母的话；君主在不用爱与利的条件下要求民众为自己出死力，命令却能行得通。明君懂得这些，所以不培养仁爱之心而加强威严之势。所以母亲对子女厚爱，子女多数不好，是因为宠爱的结果；父亲不偏爱，常用体罚，子女多数，很好，是因为严厉的结果。 现在普通人家治理产业，用忍受饥寒来相互勉励，用吃苦耐劳来相互督促，即使遭到战争的灾难，荒年的祸患，仍然能吃饱穿暖的，一定是这种人家；用吃好穿好来相互爱怜，用安逸享乐来相互照顾，遇到灾荒年月，卖妻卖儿的，一定是这种人家。所以把法作为治国原则，虽在开始时艰苦，日后定得长远益处；把仁作为治国原则，虽有一时的快乐，日后必定困苦交迫。圣人权衡法和仁的轻重，选择利益最大的一方，所以用法来相互强制，而抛弃仁人的相互怜爱。学者的话都说要减轻刑罚，这是乱国亡身的方法。大凡赏罚坚决，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赏赐优厚，想要的东西就会迅速得到；刑罚重，厌恶的东西就能很快禁止。要想得到利益的人必然厌恶祸害，祸害是和利益相反的东西。违反自己的欲望，怎能不厌恶呢？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必然厌恶动乱，动乱是安定的反面。因此迫切希望治理好国家的人，赏赐一定优厚；非常厌恶动乱的人，刑罚一定很重。现在主张轻刑的人，不太厌恶动乱，也不太想治理好国家。这种人不但不懂策略，也不懂道理。因此判断一个人贤与不贤、笨与智的方法，在于他对赏罚轻重的看法。况且重刑，不单是为的惩罚人。明君的法度是供人度量行为的准则。惩治大盗，不只是惩治大盗本身；如果只是惩治大盗本身，那不过是惩治了一个死囚。对小偷用刑，不只是惩治小偷本身；如果只是惩治小偷本身，那不过是惩治了一个苦役犯。所以说：严惩一个坏人的罪行来禁止境内的奸邪，这才是惩治的目的。受到重罚的是盗贼，因而害怕犯罪的是良民。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对重刑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至于优厚的赏赐，不只是奖赏功劳，还可以勉励全国民众。受到赏赐的乐于得利，未得赏赐的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劳一个人的功业而勉励了国内民众。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对厚赏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现在不懂治国的人都说：“重刑会伤害民众，如果轻刑已能制止奸邪了，何苦定要实行重刑呢？”这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言论。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轻刑未必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一定能制止。因此君主设置重刑的条件下，奸邪全能得到制止；奸邪全能得到制止，这怎么会伤害民众呢？所谓重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小，而君主给予的惩罚重。人们不想因小利而蒙受大罪，所以奸邪必被制止。所谓轻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大，而君主给予的惩罚轻。人们向往大利而不怕犯罪，所以奸邪制止不了。所以先圣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高山绊倒，却会被小土堆绊倒。”山大，所以人们会小心遵循；土堆小，所以人们粗心大意。要是实行轻刑，民众一定忽视它。民众犯了罪而不处罚，等于驱使国人犯罪而抛弃他们；让人犯了罪再加以惩罚，等于给民众设置了陷阱。因此，轻刑正如会使民众不经意而摔跤的小土堆。因而把轻刑作为治理民众的原则，不是导致国家混乱，就是为民众设置陷阱，这才叫伤害民众啊！ 现在的学者都称引典籍中歌功颂德的话，而不考察当代的实际情况，说什么：“君主不爱民众，赋税总是很重，于是民众因用度不足而怨恨君主，所以导致天下大乱。”这是认为使百姓财用富足并施加仁受，即使减轻刑罚，国家也可以治理好。这话就不对了。大凡受到严惩的人，本来就是在财用富足后才犯罪的；即使 财用富足后君主加以厚爱，并进而使用轻刑，还 是会走向混乱的。母亲溺爱子女，提供的财货 足够他们花用了；财货足够花用，他们就会滥 用；一旦滥用，就会挥霍无度，溺爱子女，就 不能坚决加以约束；不能坚决加以约束，就会 使他们骄横放纵。挥霍无度，家境就会贫困；骄 横放纵，行为就会暴虐。这就是财用富足并加 以厚爱、使用轻刑造成的祸患。大凡人的本性， 财用富足了，就会懒于劳作；君主软弱了，就 会放肆地干坏事。财用富足还努力劳作的，只 有古代的神农；君主治国手段软弱而自己行为保持美好的，只有曾参、史{鱼酋}。民众比不上神农、曾参、史绍是很清楚的。老子有话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耻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因为危险和耻辱的缘故，在满足之后不再要求什么的人，只有老子。现在认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民众都看作老子了。所以夏桀贵为天子而不满足于自己的尊贵，富有四海而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宝。做君主的纵然使民众富足，但不能使他们富足得像天子一样，而夏桀也未必以天子为满足；那么纵然使民众富足，又怎么能用来作为治国的原则呢？所以，明君治理国家，顺应时务来获得财物，确定赋税来调节贫富；厚赏爵禄使人们竭尽才能，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使民众依靠出力得到富裕，依靠功业获得尊贵。因犯罪受到惩罚，因立功获得奖赏，而不考虑仁慈恩惠的赏赐，这是通往帝王大业的政治措施。 人都睡着了，就不知道谁是瞎子；都不说话，就不知道谁是哑巴。睡醒后让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让他们来回答，那么哑巴、瞎子就原形毕露了。不听他言语，没有本领的人就不能发现；不让他任职，没有德才的人就不能发现。听他说话而责求他有相应行动，让他任职而责求他能把事办成，那么没有本领、德才不好的人就原形毕露了。要想得到大力士，却光凭自己介绍，普通人和乌获就无法加以区别。把巨鼎大案交给他们举，是疲弱还是勇健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官职是试验人们才能的巨鼎大案，让他们办事，是愚蠢还是聪明就区别出来了。所以没有本领的人从君主不检查自己言论中取利，德才不好的人从君主不任用自己办事中取利。君主不检查他的言论，他就自吹善辩；君主不任用他办事，他就自命高明。当代君主迷惑于他的善辩，轻易相信他的高明，从而尊重他们；这是不等看东西就断定他眼明，不等说话就判定他口才好，这样，哑巴和瞎子就无从得知了。明君听取言论一定要责求实用，观察行为一定要责求功效，这样，虚伪陈腐的学说就没有人再谈了，虚妄自大的行为就掩饰不住了

㈥ 关于法治的经典事例

清朝末期，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臣民的义务和权力 中华民国建立时，颁专布了临时属约法，那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对袁世凯的权利进行了约束。还提出了五权分立，国民的权利等等。 在1922年，国民政府收回了部分关税自主权，在1943年完全...

㈦ 以法治国的重要性

已解决问题 收藏 转载到QQ空间 求教：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原则在现今生活的遗留 [ 标签：法律 思想,法律,生活 ] 如题。请注明出处，最好能详细一点。 Gunner鬼见愁 回答:2 人气:6 解决时间:2009-11-21 22:42 满意答案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 .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 ，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一。 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法家主张审时度势，“法后王”，“法今圣”，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确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坚信“当时而言法，因事而制礼”，从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①。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乱变化的人，反而竭力讴歌先王之法，颂扬先王之书，这只会加剧今世的动乱，绝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细分析研究当代面临的问题，根据现实来制定各项措施。 回答人的补充 2009-11-14 22:14 法家崛起于战国时代。这个时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西周分封制已经崩溃。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虚设，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维护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根本上说，乃是历史的倒退。法家顺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力主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商鞅说过：“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⑤众多的县，都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从，奸官就不敢饰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过而贬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饰其错误。推行县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员，把县变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不再是独立、半独立的王国，这样就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从劫乱走向安定，从割据走向统一。韩非又进一步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⑥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

法家主张“一断于法”，而不论亲疏、贵贱、上下、尊卑。《商君书。赏刑》说道：“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败于后，不为亏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张的“刑无等级”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废除贵族（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的赦免和赎刑特权。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而且为后来战胜山东六国，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作为主管吏民法律的顾问，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廉吏执法与法制建设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清明的吏治是实施法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认识到治吏对推行“法治”的重要意义。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荀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洁，带头守法分不开的。

法制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实现。因此，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设中，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根据社会要求，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生活，指导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只有依靠秉公执法的官员才能够使国家立法走向现实，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 回答人的补充 2009-11-14 22:23 四。 法治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秩序稳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为盛世最明显的标志。法盛则政兴，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法律的服务对象是地主阶级，其着力维护的是专制主义统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废法，权大于法。尽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现，内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许多内在规律成为法盛政兴的必要条件。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制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制建设的有益借鉴。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规范。汉文帝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才有了张释之的执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诏治罪之举。在保证法令顺利实施方面，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并且历史悠久，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纠举失职，监督司法，以使官吏执法不阿。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自成体系，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为充分发挥其职能，历代都由皇帝掌握监察御史的任用权。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权力却非常大。也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确实起到了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极大的保证作用。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显示借鉴意义。

依法约束权力，法制就能得以维持，盛世就有出现的可能；权力超越了法律，社会秩就会混乱，衰世就必然出现。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法制推动社会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历史证明，重视法制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昌盛富强；破坏或淡视法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导致政权的衰败。可以说，“法治”是盛世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到了法治对一个国家盛衰的作用，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就使得民主法制环境大有改观，司法执法队伍不断扩充，纠正了以往不讲法制，强调人治的作法，司法和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的司法执法状况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仍相距甚远，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仍很普遍。我们知道，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损害法制，影响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立法定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实施法律取决于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就是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与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

注释：

①《商君书。更法》

②《韩非子。五蠹》

③《韩非子。显学》

④《韩非子。五蠹》

⑤《商君书。垦令》

⑥《韩非子。扬权》

㈧ 急求以法治校诗歌朗诵词

给你一个，

仅供参考：

㈨ 以以法治国的作文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者，天下之程式
也，万事之仪表也。
2014年10月20日至日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总目标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之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依法治国。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者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这句话是2000多年前，我国伟大思想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光辉千年的论断
。
“无法就会无天”没有法律，天下就会大乱。“法制”相对于
“人治”，强调的是对规则的遵守，追求的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
罪”的公平公正。过去的几千年里，人们曾追求过“人治”的完善
，希望将万世的繁荣，社会的公正寄托在“圣人明君”或“青天大
老爷”身上，但兴之的车轮不仅一次次地碾碎了这一愿望，还将“
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刻在了旧社会的门楣上。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征程。1999年，
“依法治国”载入宪法；2013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
个字”公布，“法治”位列在其中，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这些都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高度。
目前，法律已成为人们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武器。据统计，从
2008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比前5年上升1
74％，全社会知法，懂法，守法的意识显著提高。
法律的重要性，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
铭刻在公民的心里。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
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我们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文动性
。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成功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视
崇拜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把法制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
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制知识课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
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
作用。
法律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取代。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已经
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需要，依法治国中我们有美好的生活。
法治护航中国，法治护航社会，法治护航我们。我们在法治的
保障下扬帆起航。
争做法治少年，我们正在路上。

㈩ 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的区别很大吗

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虽然一字之差，但是它们区别很大，具体区别如下。

一、两者概念不同

1、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的方略。

2、以法治国是韩非法律思想用语。指的是用法律治理国家。主体是人，根本上还是人治，法律是工具，可用则用，不可用则不用。不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因此与依法治国的法治根本性不同。

二、两者的历史背景不同

1、以法治国、以法为本是韩非法律思想用语，是秦朝法制的重要思想。法家奉行“以法治国”，主张“国不可一日无法”。即使在独尊儒术以后，其法治的精神也渗透到儒术之中。尤其是法家的君主独裁的主张，奠定了秦以后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

2、依法治国是对新中国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结果。建国以后，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一度有过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设的良好势头急转直下，最终酿成十年“文革”的历史性悲剧。“文革”的教训极为惨痛和深刻。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三、两者的意义不同

1、法家反对“礼治”，主张“法治”的重要观点，对秦朝法制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对中国封建法制的确立、巩固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2、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