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立法

⑴ 怎样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一根本准则，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形成了以党章为核心，以健全党的组织、调整党的活动、规范党员行为、保障党员权利、维护党的纪律、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等方面的法规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但是，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与国家立法不协调的情况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党内法规工作部门与国家立法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调的工作机制和制度，导致有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不够，在党内规范与法律规范之间出现调整断层和空档。比如，纪检机关办案中调取的证据，因其法律效力未得到刑事诉讼法的确认，往往需要司法机关重新调查取证，进行所谓的“证据转换”，导致有些案件在移交司法机关过程中，当事人乘机翻供，给案件查处工作造成很大干扰。（二）有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抵触，不符合法制统一的要求，不利于维护党内法规的严肃性。（三）为了效率和便捷，对于一些本应由国家法律进行调整和规范的关系、行为和事项，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进行调整和规范，以致未能实现当初的制定目的。比如，领导干部财产申报问题，目前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作出规定，但是，财产申报的核实涉及对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的查询，对申报不实的财产党内法规又无法作出具有法律意义的处理，导致这一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对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情况的监督作用。 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立法相协调，笔者认为，当前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党内法规工作部门与国家立法部门之间沟通协调的工作机制和制度。通过建立党内法规工作部门与人大法规部门、政府法制部门之间定期沟通协调的工作机制和制度，共同研究需要双方互相协作配合解决的重要问题，共同开展对需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双重调整的重大问题的立法调研和论证，交流和借鉴各自在立法工作中的技术和经验，保证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与国家立法工作之间的衔接与照应。当前，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党的大政方针的制定、立法建议的提出、重要干部的推荐等方面的程序制度，依法规范党的执政行为，进一步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进一步巩固和确认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规范党委与同级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将中央确定的反腐败工作方针、领导体制、工作格局以及政策措施法定化、程序化。 （二）健全完善党内法规的制定程序。适应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发展的需要，及时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完善党内法规制定权限制度，明确有关党组织制定党内法规的权限范围，明确规定涉及党的性质和任务、组织和职权、团结和统一、建设和发展等党内重大问题的，必须由中央作出规定；明确党内惩戒性规定的制定主体，规定省级以上党组织和中央才有权制定关于党员和党组织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惩戒性规定，严格规范党内惩戒行为，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建立党内法规法核制度，对出台的每一项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合法性、规范性进行严格审查和把关；完善党内法规起草过程中的征求意见工作，对于涉及党的重大政策、党内重大决策、党员重大权益等事项的，要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必要时向全党征求意见，以保证党内法规充分反映和体现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意志。 （三）进一步加强党内法规的实施评价、备案审查和法规清理工作。近年来，党中央在印发重要党内法规的通知中，大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于贯彻实施党内法规过程中的问题和建议，要及时向党中央报告。这实际上属于党内法规的实施评价问题。一部党内法规内容是否完备、措施是否可行、程序是否严密、能否实现制定的目的、能否与国家立法互相补充和促进，最终要通过付诸实施来检验。为此，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实施评价工作，组织专门力量定期对党内法规实施成效和存在问题进行检查和调研，考察和评价党内法规核心条款的遵守情况和执行效果，及时发现党内法规在制度设计、规范内容、制定技术以及与国家立法配合衔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党内法规出台的质量。

⑵ 我国法律要适应时代要求改革什么使立法的质量与水平不断提高

以依法治国作议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开拓

⑶ 我国公司法立法之改革拜托了各位 谢谢

一、强化公司社会责任，完善保护公司利益的司法救济机制 公司的社会责任意味着重新定义公司的目标，除了利润最大化外还要加入社会价值，即公司还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传统公司自治的实质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基础上的形式上的股东自治。现代公司自治的实质是以社会责任为基础，建立在法律合理干预股东自治的法人自治。”中国加入WTO后，作为采取积极应对态度的公司立法，不应单纯追求对WTO的回应，它也应是经济发展中商主体权利丰富和发展的自然反映。中国经济要保证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环境利益以及本土相关利益予以相应的关注和保护。在公司法中设立公司社会责任的一般性条款，对适应公司作为社会组织的特点和平衡竞争与发展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不仅要在宏观上致力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而且微观上也需努力培养公司的竞争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不仅能为公司建立良好的治理机制提供帮助、指导，同时也有利于股东、证券市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评价公司业绩，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投资公信力。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团体，包括投资者、经营者、监督者、职工，并从这种制度安排中实现。 三、注重公司法与相关法的协调配合，建立公司法与相关法的互动机制 我国公司法的修改不能简单地把思路局限于公司具体制度的完善上，而应该把公司法的修改放在现有公司法制资源的大环境下进行配套性回应。比如，公司薪酬制度中股票期权制度。合理的股票期权制度要以健全的证券市场的存在为前提。股票期权是由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经理人员业绩的度量作用引申出来的。他们的实际业绩即使运用一套繁琐的指标也难以准确地加以度量。然而一个有效的股票市场，却可以通过能够反映公司基本面状况的股票价格的升降折射出经理人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及其成效。由此可见，尽管目前我国公司法修改中所讨论的股票期权制以及上文提及的独立董事制都是一种有效制度，但是它们的应用是有条件的。

⑷ 请谈一谈你对我国公司法立法之改革

公司法修改中的几个问题：

一、进一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

我国公司法在起草时，借鉴了国外许多经验或国际通例。但是，当时对国外许多作法未来得及全面、认真地研究和考虑，一些好的经验未能吸取。经过六年多的研究和实践中的比较，人们对有些经验的认识明朗化了，因而现在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借鉴国外成功的作法。

1、降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现行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普遍高于其他国家，不利于吸引国外的投资。现在，我国尚保留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一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行“国民待遇”，实行企业法律制度一元化，过高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将意味着过高的投资“门槛”，影响国外投资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调动国内投资者的积极性。

2、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 现行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规定，还存在着忽视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的问题。换言之，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法定资本制，使有些公司在募足资本后，不能将资金充分利用起来，导致部分资金闲置或者用于非经营活动。有鉴于此，有必要仿效国外普遍的作法，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即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注册资本总额和第一次应募足的资本额。只要第一次应募足的资本额募足了，公司即可合法成立。注册资本总额和第一次募足的资本额之间的差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一定期间内募足。该期间的长短，由公司法明确作出规定。

3、公司设立实行准则主义。为简化投资手续， 应在公司法修改中确认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即公司依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而成立。当然，在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之后，特殊行业的营业许可仍可存在，这是符合国际通例的。

4、结合我国公司运营中已经出现的问题， 借鉴国外行之多年的作法，应对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原则采取相应对策，即规定“股东违反诚实信用和权利滥用禁止原则，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简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则，突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形式，其用意是让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对两者作出选择。但是，现行公司法的规定，没有突出两者的差别。为了突出有限责任公司简便易行的特点，可否在公司法修改中作如下改革：

1、仿效国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作法， 总结外商投资有限公司的经验，不再设置股东会。同时，组织机构的职权作相应调整。

2、限定设董事会、监事会的范围， 扩大现行公司法中只设执行董事和一两个监事的作法。

3、明确允许设立一人公司， 取消有限责任公司至少有两个股东的规定和有关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实行投资主体平等待遇的原则。

三、公司立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立法宜分别进行

制定公司法时，恰逢在我国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而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公司制作为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又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因此，公司法容纳了不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容。由于公司立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立法的混同进行，使公司法中出现了不少仅为国有企业改革或国有投资主体规定的规则，导致规则之间的不协调，不利于公司法的实施。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自身特点很突出的问题，将其与其他立法（包括公司立法）一起进行，不利于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单独立法则有利于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问题。依此思路，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问题，诸如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财产保护、国有职工的安置、土地使用处置、国有资产的运营体制、国有股股权的行使等等，可以单独制定为一个立法文件，譬如命名为“国有企业改制法”。而公司法修改则不必再与国有企业改革扭在一起，只需完善公司应遵循的共同规则，包括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后遵循的规则。

四、公司法的修改应充分体现公司法的精神

公司法的基本精神是以法律的形式塑造公司法律人格，并在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分离的前提下，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其法律人格。与此相比，现行公司法中尚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甚至有个别明显违背之处，要作相应的调整。

1、现行公司法第4条第三款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显然，这与同一条中第一、二款规定的精神冲突。因为，所有股东出资后仅有股权，而不再对其作为出资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和直接控制权。同时，公司则享有对所有股东出资形成的公司财产的全部法人财产权（首先是法人财产所有权）。为此，应删除第三款的规定或修改为“公司中的国有股股份属于国有出资人”。

2、借鉴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 规定出席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表决权法定数额，以避免在实践中代表表决权过少比例的股东主宰股东大会现象的屡屡出现。

3、纠正现行公司法第35条第二款规定和第38 条第（十）项规定之间的冲突。前者，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后者，作为股东会会议决议事项通过，须依“资本多数决定原则”。为求其贯彻公司法精神的一致性，应统一为后者。

4、实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 强化公司的监督机制。现行公司法中已确认股东大会对董事、监事的监督，董事会对董事长、经理的监督，监事会对董事、经理的监督。但是，监督流于形式的问题比较突出。所以，可考虑引进国外的经验，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部分成员中，依照法定程序，由既非股东代表又非员工代表，与公司没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外部人士充任，专司公司监督职能。当然，鉴于公司组织机构引入外部成员仅是为了实现监督，结合到我国公司组织体制中已专设监事会负责监督，也可考虑仅设“外部监事”。

还应注意到，现行公司法中有许多关于由国务院作出规定的授权，而国务院在公司法实施多年后仍未作出规定。这表明，一方面，涉及公民、法人投资权利和相关民事、商事权利的行使，应由立法机关直接作出规定；另一方面，国务院无力对此作出规定。在这次公司法修改中，应由立法机关统一完善。

⑸ 如何改革与完善我国当前立法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复（一）抓紧制定《制立法法》。使宪法等所规定的立法权限得以进一步明确、具体。界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范围，国务院的立法范围、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范围。对有关授权立法的问题也作出规定，如作出授权立法的机关、授权立法的内容限制以及授权立法的时限等。
（二）加强立法监督。我国立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大都与缺乏监督或监督不力相关联。各有关机关应充分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改变或撤销”之权，以保证法制协调发展。一方面，完善相关制度，健全有关机构；另一方面，加强监督力量，增加必要的人员，可考虑聘请一些专家学者作顾问，或直接参与审查，提供专家意见。
（三）加强法律、法规的审查清理。
（四）转变立法观念，完善立法技术。立法机关，尤其是法律、法规的起草者应下大力气调查研究，不能借口不了解情况，不熟悉业务而草率立法。应使立的法能够有效实施。

⑹ 你对我国公司法立法之改革的看法

一、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 1、降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的资本最低限额普遍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过高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不利于调动出资人的积极性,并且有可能在一定程度是不利于外资的进入。因此,注册资本最低额的限制应根据公司的经营方式的不同而灵活的掌握。 2、减少制度规则为公司设立增加的成本。为了简化投资设立的手续,我国公司法的改革应确认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即公司依公司法所规定的条件在工商行政机关注册登记而成立。以前公司的设立方式有特许主义,行政许可主义,通过这两种方式设立的公司都需要政府的审查。公司设立依准则主义并不是排斥政府的一切审查,它只是要废除政府主管部门对公司法人成立的审批,而不是废除公司登记机关的审查。公司实行准则主义设立的方式是在纠正市场准入的限制的竞争中向前迈进了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 二、不断改进和完善公司治理,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 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和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其主要特点是对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 1、健全股东大会制度,落实股东大会作为权力机构的法律地位。股东大会是股东行使监督权、表决权和知情权等一系列权利的重要平台。在中国,股东大会只是具有形式上的权利并无实际上的权利,有些公司的股东大会被大股东操纵控制,而有些股东大会议事程序不规范。因此,在公司法的改革中,应在健全股东会的具体规则上加以详细的规定,确保股东大会及时、顺利地召开,使有表决权的股东能够按自己的内心真意行使表决权,保护股东合法的权益,推进股东大会运转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2、完善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是一个通过召开会议集体行使表决职权的机关。一般情况下,董事会是由若干董事组成,通过董事行使表决权来做出决定。不同的董事会制度对董事会的独立性及科学的决策的公正性、合理性的影响很大。因此构建一套合理的董事制度对完善公司治理至关重要。 其一,设立专门委员会。完善董事会制度应从董事会的组织机构入手,保证董事会有一定的独立性,避免董事会成为大股东操纵公司的工具。目前,外国公司董事会制度就是在董事会下设立各专门委员会,以保证董事会能做出独立、合理公正的决议。 其二,完善董事会的动作机制。健全的公司组织机构是完善董事会制度的前提,但是公司机构的有效运作是实现组织机构设置的目的,保障董事会能够对公司的经营、市场的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并且能迅速化解经营中出现的风险。它主要包括董事会权力的完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的完善及对董事会会议瑕疵救济的完善。首先,董事会的权力是私法上权力,不同于公法上的行政权力,它是一种私法自治的扩张和补充。董事会实际上代行着公司的权力。其次,从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是上看,董事会的会议频率应合理化,而不用强制的法律条文加以规定。同时,为了避免董事会成为某些人争权夺利的工具,董事会必须牢牢掌握会议议程,如明确会议前的准备工作,完善并严格遵守董事会会议召集程序,而不能任凭经营者操纵董事会会。 3、有效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是保证公司治理中权力制衡机制的重要方面。在我国,监事会职能虚化的现象十分严重,上市公司出现了内部人控制,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利用职权进行违规的关联交易或对披露的财务报表造假等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不力,也因此引发了社会经济问题。首先,法律规则没有完全体现监事会制度的本意,权限不完备、手段缺乏、义务不充分。其次,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监事会无法监督。公司的信息最容易被接近信息的执行业务的董事,经理层独占,监事会完全依靠经理层提供的信息进行监督,或根本得不到应有的信息而无法行使监督权。因此,保持独立性是监事会有效履行监督权的根本前提,而且监事会要形成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监督会的责任,保障监事会责、权、利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充分发挥监事的积极性,确保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三、不与WTO 规则相悖。 为更好地与国际上各国及WTO规则的顺利接轨,我国应在公司法改革中实现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法的并轨,赋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我国从1979年陆续制定了三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这三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对于吸引和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三部法律已不在符合国际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大大落后于中国现行公司立法。为了鼓励外商投资,应尽快废止这三部外资企业立法,实现外资立法与公司法的并轨。

⑺ 公司法立法之改革

从资本信用到资产抄信用的转袭变，将意味着整个公司立法、司法和理论的战略性调整，将使我们的注意力从静态不变的资本转向动态变化的资产；
从资本的确定、维持、不变转向现有资产的结构分析、流向监控和合理性认定；
从固化的原始财产金额转向现实的债务清偿能力或支付能力。

⑻ 为何说教育改革需要立法的保障

据报道，日前有专家表示，从国际科学教育改革的历程来看，其共同特征都回是，科学教育答改革依据相关的法律进行的，相比较而言，我国科学教育改革虽然也受到政府和学校的重视，但缺少相应的科学教育法律支持。

此外中小学科学教学必备的实验仪器和材料得不到保障，影响科学教育质量的提高，许多科学教师和科技辅导员本身的科学素养普遍不高，其科学教育的专业水平有待通过研修来提升，只有通过立法才可以保证教育改革的科学进行。

希望教育改革可以早日得到立法的保障！

⑼ 医疗体制改革立法的意义

自从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被公布之后，人们开始了深入的反思。有观点认为，目前医院面临生存和尽责的两难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一部法律对此作出规范和界定，因此建议，要尽快制定统一的《卫生法》，从法律上解决当前医疗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思路反映了我国持续推进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已经开始深入人心，人们已经有了对法律更多的信赖，并因此对法律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很好的事情。然而，具体到医疗体制改革，特别是基本不成功的现状，尽快出台一部《卫生法》这样的法律就能解决问题吗？笔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并不能急于立法。

首先，当前医改基本不成功的现状并非是立法缺失导致的。应当说，在此前的医疗体制改革中，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比如：执业医师法规范了医疗从业者的资质和责任，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更加明确了医疗机构从事药品经营时的义务，“三级十等”的医院分级管理办法确立了不同层次医疗机构的行为规则及管理标准与目标等等。然而，这些法律与政策的先后出台并没有防止和控制医疗行为失范、药价虚高、看病难、看病贵等等引起社会公众强烈不满情形的产生和发展。所有这些问题的产生，可以说与淡化医疗卫生服务公益性的价值取向有关。

其次，此前偏重于“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忽视了“疾病”的基本特性，但法律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怎能无病，也就是说，疾病的产生一般与患者的贫困和富裕没有必然的关系。而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必然导致医疗机构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推动下，追求医疗资源收益的最大化，这些年的医疗费用不断上涨就能证明这一点。与此相对应，经济并不宽裕的人就不可能真正关注疾病预防和保健，甚至在有病时因经济困难可能就不去治疗，或是选择正规医疗机构以外的人员诊治。很自然，非法医疗机构和不具备执业资格的医务人员就获得了存在的可能，同时，贫者多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不正常状况就出现了。对此，有观点认为，用法律规范政府在公共卫生中的责任就可以解决问题。很显然，可能性不大，因为政府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如果一定要通过法律规定政府的投入义务，估计这样的法律根本没有出台的可能。

再者，立法前应当解决“立什么、怎么立”的问题，而在目前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从立法技术上说，创制法律的基础在于社会对该法律存在广泛需求，立法机关对该项立法的目的、原则、规范、执法和法律适用、违法责任等等都有了一定的基本准备，而完成这些准备首先要有相关的调研、分析。具体到医疗改革的立法，在完成前述基本准备的情况下，关键在于医疗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政府责任定位，以及政府责任定位的形成。很显然，这些问题并没解决，对医改基本不成功的反思还没有出现有立法意义的结论性意见。

总之，在当前，政府和社会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在反思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医疗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定位等问题。